室内设计的内容研究论文

室内设计的内容研究论文 篇1：

经济型的设计原则是中国环境艺术的设计与发展方向

任文东

任文东，大连工业大学副校长，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辽宁特聘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哲学博士。美国密歇根大学高级访问学者，中国艺术研究院访问学者。英国皇家艺术研究会RSA会员，英国南普顿大学客座教授，英国伯明翰城市大学外审官。教育部高等学校设计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全国艺术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专业分委会委员，中国室内装饰协会副会长，第六届中国建筑学会室内设计分会副理事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曾担任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评估专家、教育部长江学者评审专家。

任文东教授认为，环境设计更加注重以人为中心的行为研究，更多地考虑使用者的使用要求，在提高人们的工作效率和生活舒适度的同时，更注重传达对环境空间设计的美学信息研究。在设计学教育中，个性化学习过程的实践和理论应该大力加强，应借鉴美术学的教学与创作模式，并应用到所有艺术设计教育中，其中教学和学习以学生的个人才能、兴趣和个性为基础。教育学生学会综合学科专业知识的基本能力并能够实现全面发展学科的交叉性研究，在当下设计教育中应该大力予以倡导。

《设计》任文东

《设计》：请您介绍—下学科特色。

任文东：环境艺术设计在修改后的目录里称为“环境设计”，属于艺术学学科门类的设计学类，是以设计的手法进行空间创造的一种实用性艺术。它是一门新兴的设计门类，也包含非常丰富的学科构成，如建筑学、城市规划学、环境心理学、设计美学、社会学等重要学科。主要是由建筑设计、室内设计、公共艺术设计、景观设计等主干内容组成。

通过学科的广泛构成我们可以看出，环境设计这一专业具有相当规模的跨学科包容性。另外，它具有十分严谨的学科系统性，包括人机工学、材料学以及声光电等。从专业涉及的广度来说，环境设计应该是设计学学科里涉及面最广、系统性要求最强的一个专业。与此同时，虽然环境设计在城市规划建筑设计中自古即有，但是室内设计从建筑设计中脱离出来，对室内外空间结构布局、景观系统、饰面材料、采光照明、织物纺织品等设计因素进行独立的综合思考与科学合理设计，是后来的分类了。所以环境设计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相对于城市规划建筑设计等侧重从社会学习心理学角度出发宏观地解决土地及建筑空间的问题不同，室内设计更多地涉及细节及微观的功能与美学因素研究，所以在尺度、比例、形式美、美感因素等方面更加被具体空间的消费使用者重视。故而，环境设计更加注重以人为中心的行为研究，更多地考虑使用者的使用要求，在提高人们的工作效率和生活舒适度的同时，更注重传达对环境空间设计的美学信息研究。

《设计》：在校间注重培养学生的哪些技能和素养？

任文东：我认为除了系统的专业技能和完整的人格及全面的职业素养之外，当下差异化个性化的设计能力养成显得尤其重要。

如今，数字革命、全球化和加速的技术发展正在改变着我们周围的世界。创造力是这一惊人变化的核心，它推动着创新，开辟了无尽的机会，并在教育和研究领域呈现了新的视野。设计教育在产生这些创新背后的新思想和创造性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只有认识到创造力在所有学科中的核心作用，设计教育才能做到这一点。差异化个性化的学习模式在这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被视为创意教育的未来方向。在设计学教育中，个性化学习过程的实践和理论应该大力加强，应借鉴美术学的教学与创作模式，并应用到所有艺术设计教育中，其中教学和学习以学生的个人才能、兴趣和个性为基础。他们的主观经验和审美优势应该受到鼓励并得到发展，这不能通过主要以传授知识和技能为基础的传统的教育规范性系统方法实现。我们应该倡导以创造性的学生为学习过程的中心，发展广泛的知识和技能。鼓励他们挑战和测试他们遇到的知识、技术和想法。我们受到创造和发现不可抑制的需要的驱使，所谓典型的、传统的、集中的、统一的和在某种程度上规范性的教育系统，对创造性和创新型毕业生的发展完全适得其反。

另外，教育学生学会综合学科专业知识的基本能力并能够实现全面发展学科的交叉性研究，在当下设计教育中应该大力予以倡导。

《设计》：如何促进教师自身的自我更新，以保持师资队伍建设的与时俱进？

任文东：首先是教师队伍观念的转变。传统的教育手段是寻求标准，现今的教育目标必须是寻找差异。我们必须改变传统的教与学的经验传授，面对新的问题，新的挑战要与时代共同发展。转变观念往往是最难的，但是又是必须的。其次是教学方式的改变。设计教育已经大不是课堂的专业知识传授，而是使设计走向市场的项目性综合训练，教师也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专业知识传授者，而是激发广大同学不断发现设计问题、形成综合解决方案、服务于设计市场的复合型设计人才的担当者。

第三是必须具有国际化视野。因为设计学本身是从西方学习引进的—项具有现代科学理念的外来学科，所以开展各类各种方式的国际化交流与合作，不断地学习与引进外来的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设计理念、教育机制与知识传授方式，对全面建立我们自己的环境设计教育系统体系、培养真正的中国设计师也是我们需要最终的重大任务。

还有一个对于环境设计专业的教师来说十分重要的认识，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再认识。

《设计》：对信息时代的变革专业应该在哪些教学方向上做以调整。

任文東：首先，因为大数据、信息化、智能化时代的到来，简单的传播知识已经不再是设计教育的核心任务。设计教育的重要任务应该是对学生综合能力的大力培养。其次，教育的形式与空间正在由物理上的面对面交流逐渐转变为线上教育，特别是在如今新冠疫情影响下的设计教育，我们正在，也不得不采取线上教学的全新的手段方式，更改、转变、修正并创新我们的教育方式与手段。对知识的传授也由以前注重专业化系统性转变为现今的全方位与扁平化。再次，寻求教育教学内容的转型，是当今设计教育面临的重大挑战。比如说以实际项目为导向作为授课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实际设计项目中学会并培养发现设计问题，分析设计问题，最终解决所发现的设计问题的能力。

《设计》：在环境设计中需要具备怎样的创新思维？

任文东：首先，设计学本身就是跨学科的。设计学是一门理、工、文相结合，融机电工程、艺术学、人机工效学和计算机辅助设计于一体的科技与艺术相融合的新型交叉学科。当今社会设计问题的产生，往往不是孤立地针对某一学科或专业出现的。环境设计学科的许多重大挑战，都需要协同多学科的深度协作，跨越传统知识结构的歌和运用前所未有的新知识才能加以应对的。所以创新求变，特别是创新思维的养成在环境设计中，无论是设计教学还是设计实践都应该得到高度重视。

从某种程度上说，环境设计是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涌现量最大、换代最频繁、更替频次最高的专业之一。特别是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建筑与装饰材料在技术革新的不断进步中被持续研发出来，具有多功能、外观视觉冲击力强烈的众多科技材料。与此同时，材料的不断更替，使相关的施工工艺以及施工组织设计也随之发生革命性的转变。而转变的基本动力就是创新的思维能力，总之，虽然创新在现今各行业领域都成为发展的主要动力，但创意创新意识在环境设计这一特殊行业显得尤其重要。

应该尽可能地激发学生的原创能力，改变学生的思维方式，增加学生的思维角度，完善学生的设计视域。设计创新思维可以进一步改变学生思考问题的单—方法与模式，从而培养学生掌握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多种能力，对其今后的设计工作产生良好的指导作用。

认识与发挥自己的创意能力，是能否成为一个成功设计师的重要条件。只有在理念上有新的创新，在方法上有新的突破，在成效上有新的提高才能真正实现创新思维。

《设计》：您主持了众多国内外的国际设计论坛、展览和赛事，对学生的能力提升有哪些帮助？

任文东：近年来，随着一流大学建设和国际化战略的全面推进，国际设计论坛、展览和赛事日益成为高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合作交流的重要平台。通过举办专业性强、学术价值高的国际学术会议、展览和赛事，密切了学生与全球一流学者、顶尖研究机构和国际知名企业的联系，将有力促进学科建设和发展，同时为学生在学科领域的全方位发展助力。

首先，将会大力提升设计学类学生设计创意思维的格局。国际学术会议、展览和赛事是学生获取国际前沿设计信息、研究方向、研究方法的重要渠道，通过这些活动内容补充了学生国际化学习资源，使学生们学会在更大的格局中思考专业设计问题。

其次，拓展设计视野。通过参与系列活动，拓展了学生们的国际化文化视野，通过深度解读中西文化的融合与差异，进一步提升专业创新与设计反思能力。

另外，增强文化交流能力。学生通系列活动搭建的交流平台，在学术互动交流中广交志同道合的中外朋友，进一步提升了文化交流能力。

2019年4月，我们成功举办201 9创新设计与教育国际学术研讨会（2019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novation Design andEducation）。本次会议由教育部高等学校设计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指导，来自英国、法国、荷兰、日本、比利时、韩国等8个国家15所高校及机构的20余位设计领域专家学者集聚我校，围绕“创新设计”主题，带来系列精彩报告。

会议通过校园网直播平台向全球同步在线呈现了会议盛况。央广网、新浪网、搜狐网、大连电视台等媒体对本次会议进行了报道。

另外，成功举办“Unusual Message”国际设计交流项目作品展。来自中国、比利时、法国、意大利等12个国家的艺术家和设计师围绕设计主题展示了矛盾和超现实主义图像在创造性意向呈现上的可能性。

《设计》：请您与我们分享三个设计项目。

任文东：1.大连星海广场（景观绿化设计）

大连星海广场是亚洲最大的城市广场，为大连市的地标性建筑。

广场总占地面积为176万平方米，重要草坪占地面积为85万平方米，占广场总面积77.3%。星海广场景观绿化设计以古典卷草纹饰为造型元素，不仅提升了城市景观文化品质，也体现了大连浪漫之都的城市魅力。

2.大连地铁站厅设计

大连市地铁一、二号线是大连首期地铁线。主笔设计的地铁中山广场、海湾广场等站厅，地处大连金融和商务中心，为大连地铁重要站点。设计通过对大连城市文化的理解与重构把大连地域历史符号运到地铁的公共空间设计中，其中许多形式符号采用大连日俄殖民地时期的古典建筑风格符号。整体设计力求彰显大连城市建筑文化的独特异域风情和深厚的文化积淀。

3.大连市城市规划展示中心

大连市城市规划展示中心是向国内外宣传展示大连城市形象的重要载体，是展示大连城市建设、历史变迁、城市现状以及城市未来发展的重要视觉窗口。

《设计》：请您与我们分享几个设计观点。

任文东：1.停一停，让设计的灵魂跟上来

能够进行有目的的逻辑性思考是人类区别于其他种群动物智力情形的重要标志。设计的出现是人类文明从无序走向有序的重要特征，是人类善于深入思考的结果。人类在生产活动中的设计制作过程不但改变了自己的视觉审美习惯，而且影响和改变了思维的逻辑与方式。设计是有目的地理性的创造活动，它的本意是“设想”与“计划”，故而设计是一种需要深于思考的高級活动。

由于设计这种智力行为的特殊性，勤于认真思考便显得十分的重要。如果设计者整日疲于应对工作而无暇静心思考，那设计的品质一定会降低的，因为频繁重复的低层次工作是产生不出新颖的创意来的。

不注重思考会使得人们匆匆行进而忽略了前行的目标，甚至误驱了方向。事业有成者大都十分注重用心地深入思考，他们的成功之举也均为深思熟虑的结果。据说比尔.盖兹（ Bill Gates）有每年定期花费相当的时间进行独立思索，而后进行研发设计的习惯。日本著名建筑师安滕忠雄（Tadao Ando）在他的几部著作中多次提到独自旅行中的最重要的益处就是可以独立地进行深入思考与反省。

作为设计师，我们似乎已把静心思考逐渐淡忘在一堆堆的图纸当中了，在我们的服务对象与受众艺术素质相对有待提高的今天，对设计的深入思考似乎也有“多余”的嫌疑，所以设计逐渐平庸，较少深思、缺乏反省，甚至从不总结成了這个行业从业者的通病。我们也似乎都忽视了这样一个原则，即当我们的行动过于快速或者说过于匆忙时，应暂时停顿下来，总结或反思—下自己的行为，纠正偏差、肯定优势，以便更好地前进。

中国人讲求做事要“三思而后行”，可见思考对指导行为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思考是一种过程性行为，作为从事实用艺术设计的设计师只有不断反复实践这种有益的过程，才能使得我们的专业水准有所提高。所以我们不但要懂得认真思考，还应善于多思考、常思考，哪怕是对旧的事物的重新思考，也会给我们带来全新的感受。思考的方式是多样的，譬如梳理式思考、集中式思考、单向深入思考与多向广泛思考、针对性思考与联想性思考等，方式因人而异、因事而异、因时而异。

制定前瞻性的工作计划也需要进行深入思考。通过思考进行规划是确定高质量、可实施的工作方案极其重要的过程。

实践证明，成功的设计师一般都具有超人的深入思考的能力与习惯，他们及时总结经验，积极思考未来，对每一项具体的设计案例都会倾心深思，寻找所有的可能，求得最佳的创意，与此同时，不惜推翻与否定，以追求更加完美的设计解决方案。安滕忠雄（Tadao Ando）曾经说过：“在大量信息泛滥的现代社会，人们在无意识的过程中，‘思考的自由’被剥夺掉了。”日本著名设计师深泽直人（Naoto Fukasawa）认为：为了制作出优秀的产品，设计者需要进一步去思考，自己设计的东西是不是真的好，真的可行，还是说，要停下来？这里的判断也是设计者的思考所在。

贝聿铭（1.M-Pei）先生在谈对卢浮宫新入口的设计构思时，曾经感叹道：“在卢浮宫我想设计玻璃金字塔时，第一次非常强烈地意识到了历史。当时一边思考历史一边思考建筑。说真的，我有一种思考历史太晚的感觉。”

美国时代周刊发布的2010年度全球最具影响力人物百人榜分作领导者、艺术家、思想家和偶像四个组别，其中每组25人。而英国建筑师扎哈.哈迪德（Zaha Hadid）被列为思想家的第一名。这一耐人寻味的结果足以让我们再度反思：对于一名设计师而言，学会思考、勤于思考、深入思考是何等之重要。

2.经济型的设计原则是中国环境艺术的设计与发展方向

“经济型的设计原则”，一是符合中国国情。虽然近年来我国经济有了快速发展，但我们的基本国情体现出的现象是不容乐观的。我们没有理由，更没有财力，从某种角度上说也没有必要去倡导“浪费型”的设计理念，从而误导消费者的消费心理，造成消费偏差，所以经济型的设计符合中国的实际国情，从某种特定意义上说这一理念应成为中国环境设计的出发点，也是我们进行一切环境设计工作的前提与设定条件。

二是符合建筑装饰设计的本质原则。环境设计的本质要求应该为：通过合理的设计，为人们提供舒适、耐用、愉悦心境的室内外空间环境。所以，我们的设计不能一味追求炫耀型的消费与设计，而应强调其实用性与美学原则。我们不应该因为一味追求“好看”而忘记或者远离基本的实用功能。实践证明：一项优秀的设计并非使用昂贵高级材料的成果。

三是适度设计。设计师所做的一切工作，均是在为某种“场合”创作一个实用的“背景”。无论在文化的、商业的还是居住的、公共的等形形色色的场合中，人们需要使用的主体不是（或不仅仅是）设计而是空间，所以我们不能一味地强化背景，从而忽视了以人为本、为人设计的基本设计理念，进而使得空间的使用者感觉四壁拥挤，甚至“无地自容”了。设计的适度和适度的设计以及对“度”的把握是当今设计的重要原则之一。同时，也是一个设计师专业设计水平与职业道德水准的体现。

四是环保的观念要求实行“经济型的设计原则”。越来越多的事实已证明：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切不能以牺牲环境及过度地开发与使用资源来换取暂时的经济繁荣，而应该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合理地使用资源，以便使有限的资源得到长期持久的利用。在环境设计领域，应以“绿色”作为选用材料的理念。例如，更多地使用可回收、可降解的建材，尽可能地大规模使用天然材料的无污染替代品，而减少对天然材料的消耗与依赖;再如，通过设计合理的施工工艺，形成无污染的施工过程，等等。

五是“经济型的设计原则”要求最合理地使用装饰材料。控制、高效地使用天然材料;大力倡导环保型复合材料;最大限度地使用本地（国）材料;恰当地使用“贵重”建材。“Less is more”更要求我们在设计中运用“减法”来营造合理的空间与环境。

另外，通用环境设计也契合“经济型的设计原则”。通用环境设计应该是适用范围较广的、可更换或重叠其使用功能的空间场所设计。由于其强调的是使用的通用性，所以，设计作品达到相对广泛的功能效用，且尽可能地顾及不同的功能场所及使用目的。对于环境设计来说，通用性设计是可以实现室内设计多功能的一种手法，它能使相同的空间承载不同的作用，并可变化使用。

当然，我们提倡通用设计，并不是强调设计的模糊与相似，根据不同建筑物的性质与具体场合来确定基本的空间设计风格，仍是我们基本而且有效的设计方法，但如果我们在日常的设计工作中多一点通用设计的考虑，我们的设计行为就会更科学合理一些。通用设计有益于构建节约型社会。设计要满足大众而非小众，“Design for all”是设计的真正价值追求。找出最大的包容点，正是通用设计之所求。.

室内设计的内容研究论文 篇2：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清明上河图》研究综述

摘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清明上河图》的研究呈现出不断深化、拓展与创新的趋势，其中争论较大的包括对“清明”内涵的不同解释，对该图所绘为“汴京风物说”的否定与反否定以及“解”字含义的争论；建构“清明上河学”新学术思想的提出，提升了研究的学术品位；对该图所反映的北宋东京风貌、地理位置、建筑特色和汴河航运以及绘画艺术、医药店铺、广告传播、民风民俗、市井家具、建筑特色、社会生活等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学术研究新成果。其研究过程中既有共识也有争论，在共识中的某些问题上也还存在着一些学术分歧，这在一定程度上开拓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形成了与该图相互补充并具有争鸣特色的学术文化传播现象。

关键词：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汴京

新中国建立以来，对于《清明上河图》的研究从总体上看，大致经历了两次高潮，第一次是在20世纪的50年代到60年代，第二次是在80年代至90年代（也可延至2008年），第二次研究高潮是在继承第一次研究高潮成果的基础上，不断深化、拓展和创新的过程。从刊发的论文看，可谓学术成果不少，但问题也不小，既有共识也有争论，在共识中的某些问题上也还存在着一些学术分歧。正因为研究中的许多问题尚不能定论，存在着较大的学术研究空间，因此各种观点的争鸣实质上也在推进着对该图创新研究的进程。下文对一些主要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有关研究《清明上河图》的代表性文章的研究成果进行分类综述和学术梳理，这对于推进该图的研究和宋都东京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和价值。

关于《清明上河图》命名的争论对于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命名的争论焦点，主要集中在“清明”二字。传统观点认为“描绘了当时汴京城（今开封市）清明时节人们前往汴河沿岸种种活动的热闹场面”；今人孔宪易否定传统说法，认为“清明是汴京坊名，季候是秋天，所绘为从清明坊到虹桥汴河（上河）两岸人们的活动情景”。①在这两种观点争论的过程中又产生了第三种新看法，认为清明是指太平盛世，“清明上河”就是人们在升平清明盛世上河市赶集的盛况。

邹身城认为该图的“清明”一词并不是地名和节令，而是封建社会中表达政治上治平和常用的作为“太平盛世”的称颂之词。北宋徽宗宣和年间虽然社会危机四伏，但表面上依然是歌舞升平，京城繁华，郊市晏如，宫廷上下称颂“清明”。张择端描绘太平盛世汴河繁盛图景，称颂“政治清明”也有取悦于徽宗之意，因此徽宗亲笔题签并珍藏秘府。靖康之变造成繁华的汴京毁于战火，张择端目睹了汴河两岸尸横遍野的惨景，并随逃难的人群流落到南方，在南宋的行在临安（今浙江杭州）重新作画，并在杭州重新绘制了《清明上河图》神品。在南宋绍兴年间，张择端重绘此图并仍以“清明”来命名，其新的含义一是能够激发人们保家卫国的爱国情绪，比“还我河山”、“靖康雪耻”等口号更具有号召力；二是南宋时期爱国主义的主题以思念汴京、收复失地为主要内容，该图自然就成为了表现这一主题的重要艺术作品和最佳的传播载体。张择端在杭州重新绘制的《清明上河图》皆南宋时期追摹汴京景物，也寄托了他深沉的情感因素。②予嵩对于“清明”是指东京新城外东南部的“清明坊”或者是“太平盛世”、“政治清明”颂词的观点，提出不同的意见并认为这两种看法虽有分歧，但都认为该图所绘的是秋景而不是春色，“秋景说”者主要是对该图某部分的误解或者对图中所反映的宋代节令风俗没有弄清楚，该图所绘的春色展图即可看到，最能反映春色的就是图中所绘的100多棵树木，柳树刚吐嫩丝，其他树木则未发芽或萌芽待出，这正是东京开封的清明时节。清明坊是东京130多个坊中的一个，在东水门外，这里是汴河城外的仓区，并不是一个繁盛的商业区，张择端以此命名的可能性不大。至于“清明”是否就是张择端取意于“政治上的治平”和“政治清明”，予嵩结合历史事实予以了否定，并对张择端在开封和杭州各绘一幅《清明上河图》的看法，认为故宫珍藏的《清明上河图》有金人张著的题跋，清楚说明它不是作于南宋时期的杭州，不然为什么会落到金人手里？所谓政治清明说、秋景说、杭州绘画说都是不能成立的。③孔庆赞也对邹身城文中有关论点质疑，认为有些地方与史实不相符合，比如宋徽宗题签说早已被人批驳，代替它的是金章宗题签说；北宋东京并没有什么“汴京八景”之说；张择端到杭州并无历史记载，尤其南宋公私记载中见不到张择端生活在杭州的材料，“张择端到杭州说”是难以成立的；该图不见于两宋人的著录，自金大定年间才有张著的题跋和张公药等四位金人的诗与跋，元代有杨淮、郑元祐等人的题跋，而题跋和介绍最多的是明人，刻本和摹本亦多为明人所为。④

孔宪易针对予嵩和邹身城对他1981年发表在《美术》上的《清明上河图的“清明”质疑》的指正，撰文反驳指出他在文章中所说从清明坊到虹桥这一段上河的景色，并没有说清明坊紧靠虹桥，并认为沿清明坊一带不但是东京附郭一个繁盛的商业区，也是东京附郭水、陆粮运与货运的集中地之一和胜友如云的游览区，当时该坊是汴水流出东京城的起点和汴河出入东京城的一个主要孔道，在这里经年累月往来着不能胜计的运粮、运货的船只、牲畜和客商、达官贵人以及各色游人，所以清明坊一带形成了一个具有“瓦肆型”的市场。当时的清明坊绝不会太小，地面相当广阔，不但东京人知晓，来过东京的外地人也知晓，清明坊既是地当汴河之要冲，又是京东附郭的圣地，画家怎么不能选作题材呢？⑤孔庆赞考证认为，该图所绘为清明节的说法并非历来就有，它产生于明代《清明上河图》造假活动发生之后。⑥予嵩针对孔宪易文章的反驳和所提出的“清明”是指清明坊的说法，认为从该图来看，虹桥两边画面各占一半左右，如果清明坊与虹桥还有一段距离，那么清明坊在图中所占的位置当会更小，以这样小的比例而又用它命名并不合适；北宋在东京城外的坊厢建制中，本是将城外附郭之市区坊厢划归京府直接管辖，而该图的虹桥两边各有市区存在，与孔文所说清明坊连在一起，那么京东第一厢只设一个清明坊，这又作何理解？⑦申自强针对这种争论，主张对该图的研究方法和模式要多样化，不能一成不变地死搬硬套考据之法，否则不仅会造成学术视野的狭窄和理解的片而化，而且会对诸如“图中的城门楼是不是北宋东京上善门”，“图中的虹桥是对当时汴河上、下桥与虹桥的艺术概括呢，还是只是对虹桥的摹拟”等问题，特别是春景和秋景之争，将无穷期地争论下去。这样究竟有多大意义呢?历史学家从该图中考证出一些历史事实，或许可以补正某些史学见解，但也自觉不自觉地贬低了该图的真正价值，因为他们是把一幅伟大的艺术珍品只当做一堆史料对待的。而科学意义上的艺术研究，最终目的是要揭示和探索审美创造的客观规律，以便吸取优秀作品的创作经验，因此必须在研究方法上大胆革新，才能科学地开拓该图研究的新局面，于是他运用心理学的方法对该图所画景色的复杂性做了初步分析。⑧

学术争鸣推进了该图命名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创新意义，对“清明”一词的解释至今虽然尚无定论，但对该图是反映北宋东京社会生活的一幅画卷，多数学者似无分歧。

关于《清明上河图》所反映的北宋东京风貌、地理位置、建筑特色和汴河航运

新中国以来，我国的绘画家、工艺美术家、文物鉴赏家、历史学家等对该图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不少的研究成果，但在共识中对于该图的解释仍有许多疑难和争论。周宝珠对该图的市郊菜园、汴河景象、店铺字号等方面所反映的北宋东京风貌和经济特色进行了探讨，认为该图用绘画艺术的形式再现了北宋东京城的社会风貌和经济特征，说明当时东京城是一座典型的消费性城市。该图比宋代留下来的有关东京的文字资料要生动、鲜明，具有强烈的感人力量，正因为内容丰富，许多问题不是一下子就能解释清楚的，一系列争论文章也就说明了这一点。⑨

该图描绘的景物具体到北宋东京城市的结构上的地理位置在何处，有多种看法。有的认为自东京城外七里之虹桥以东，经虹桥而止于东京外城东壁东水门内；有的认为自东京外城里下土桥北，经上土桥而止于东京内城东壁角子门内；也有的认为是从清明坊到虹桥这一段上河的景色。杨立武对该图划分为三段进行考察，认为首段起于卷首止于大河前端，所绘为一派农村景像，针对有的认为此处农村景象是东京外城内东南部地域的看法，作者认为此说与北宋东京外城内东南部的状况，舛违甚多，首段所描绘的地理环境应为北宋东京城外东南至农村。该图的中段起于大河前端止于木制单孔桥，汴河上有外城外东南七里的虹桥和里城外东南的上、下土桥三座桥，张择端描绘的单孔木桥是虹桥，或上土桥，或下土桥，历来说法不一，结合北宋东京城市的结构应是上土桥，桥的附近为汴阳坊所辖区。该图所绘汴河流向及木制单孔桥与汴河在上、下土桥之间的实际流向和汴阳坊地理位置相吻合，该图中段在东京的地理位置应为下土桥至上土桥西汴阳坊一带地域。该图的末段起于上土桥西止于卷尾，此段的地理位置是东京内城东壁角子门内外，结合《东京梦华录》的材料此段所绘的各种名物与东京里城东墙相符。该图反映的北宋东京城内外的地理位置可分为两大段，首段是东京城外东南部之乡村，中段与末段是下土桥以北经上土桥，穿内城东墙角子门入内城。内城为汴阳坊所辖地域，里城内系保康门北、相国寺桥南、保康门大街以东一带地域。中段与末段的地理位置是连续的，而首段与中末段则作跳跃式的连接，是不连续的，这是出于艺术手法的需要，以乡村突出城市，以静穆渲染繁盛，使整个平卷式的《清明上河图》对比鲜明，中心突出，有张有弛，有简有繁，以取得强烈的艺术效果，尤其是大手笔的描绘一气呵成，不留痕迹，致使人们长期误解该图所反映的地理位置与北宋东京城市结构上是连续的，因而引起了众多争论。⑩

韩顺发对该图所反映的北宋东京城市的建筑特色以及等级制度进行分析，认为图中描绘的房屋建筑有农村宅院、城楼寺院、官僚宅第、城市民居、酒肆店铺五种形式。图中的农村宅园反映了小农经济的特点，城内的建筑等级制度十分严格，城门、城楼、寺院在等级上是全图中所有建筑最高的，在画法的处理上也与其他地方截然不同，宋代在重要的建筑物上使用琉璃瓦不仅显示出与众不同的等级，而且也起到了庄严华贵的艺术效果。房屋建筑是否采用斗拱也是区分宋代“公宇”与“民宅”、“官僚”与“庶民”不同等级和不同身份的重要标识，图中除了城楼和寺院外，使用斗拱形式的只有赵太丞家、赵家左邻居和赵家对门一户，说明赵太丞家附近是一个较为集中的六品以上官员聚居的小区。该图中的临街店铺和城市民房的屋顶多为悬山式和歇山式，上铺以青瓦，呈鱼鳞状。该图凡是能够看到内部梁架结构的房屋大多为五架梁，都没有超过“庶人舍屋，许五架，门一间两厦而已”的规定。谭刚毅对该图的民居和商业建筑研究，分别从城市民居、乡村民居、室内陈设与构造技术、城市的坊里制度、商铺与市招几个方面进行了分析，认为该图取景于东京汴河并描绘当时各阶层人物的各种活动，把这一时期的社会动态和人民生活状况具体地展示出来，其所表现的民俗活动氛围也与民族文化、地方文化相一致。

周梦江认为该图以三分之一的篇幅精心描绘汴河紧张、繁忙的航运景象，是由于汴河是汴京（开封）的生命线。宋代京城内的消费品必须依靠汴河运来东南地区和南方的物资，汴河连接东南财富之区，汴淮运道成为了南北交通线的中枢，该图重点描绘汴河航运，生动而具体地表现了“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的景象，所以汴河店铺林立，市场繁荣，百物庶盛。该图着重描写汴河的航运，亦意在反映这一社会现实。

对《清明上河图》所绘为北宋汴京风物说的否定与反否定

古今学者对该图进行的大量探索研究虽众说纷纭，但都认为是北宋汴京的真实写照。刘益安针对这一传统的说法，认为该图所绘的河、桥、城、市，均难合汴京的经度体制和它们之间固定的方位关系，否定该图所绘为北宋东京的景观。文章认为该图中的“门楼”并不是汴京外城的东水门和内城的角子门。图中所绘的“城墙”，比如门楼上边模糊不清的短垣和门楼下边的土堆，牧童樵子随意可登并攀援而上，其低矮松散之状不堪一击，这些土围子式的残存也并不是北宋京师的城墙。图中的所谓“汴河”，河水与两岸齐平且无堤防痕迹，这只有在河床深而水位又稳的地下河才是这种形式，汴京附近的汴河涨落无常又水行地上，根本不可能没有河堤，也不可能如图中所绘的形状，显然所画的并不是汴京附近的汴河，北宋汴京与汴河之间的关系及位置也与该图所描绘大相径庭，图中的河流不是汴京东水门外或汴京附近的汴河。该图所绘的所谓“虹桥”，上土桥和下土桥就和它一模一样，而且在水流较急又运输繁忙的河道上也建有这种形式的桥，有的还直接叫做虹桥，因此桥梁结构及其形式，均不能作为该图上的桥就是东京虹桥的直接证据。假定图上的楼门为汴京的东水门，考察它与虹桥的位置关系也与历史真实情况不相符合。汴京的街道正直，排列整齐划一，两街之间多作垂直形，故多十字形，而该图中所绘的街道盘曲迂回，屋宇铺面也参差错落，且有突出侵街部分，街道旁树木排列不成行，呈自然生长状态，这与《东京梦华录》记载的“城内牙道，各植榆柳成荫”，按统一规划种植树木大异其趣。图中的人物衣服、太平车、药店、酒楼、花棚、望子等，在北宋其他城镇同样具有，若用这些来证明就是汴京的城市和街道，在逻辑上也不能成立。明弘治四年，李东阳在一首题跋诗中把汴都、清明节风俗与《清明上河图》联系在了一起，这一观点为明清以来世俗普遍接受和崇尚，遂成为不刊之定论，但此论之出距离宣和近四百年，为缺乏根据之附会臆说。细读李氏诗文二跋，有许多牵强附会和矛盾之处，再详审该图的内容，李氏之说更不能成立。在近人研究中，对“清明节说”的矛盾已有所揭示和突破，但对“汴京说”却无人触及，仍沿袭前人错误，用工虽勤却收效不大，或顾此失彼而前后矛盾，或不能自圆其说，似均未能突破前人窠臼，常有削足适履、刻舟求剑之失。张择端选择新型的农村集镇——河市场景作为其巨制的主题，因此“清明上河”中的“河”即指河市（河边的草市称河市，等同于村落之草市称墟市），“上河”二字与上街、上集、赶会、趁墟同义，不仅今语如此，古人也有此用法。

予嵩针对刘益安否定该图所绘为北宋汴京景物，提出了所绘为宋代农村临河集镇的观点进行商榷，从该图的跋文看，在元大德二年戴表元跋文之前的金人五篇跋语中，有四篇均指明该图与汴京之关系，自金至元明的题跋者所谓“汴京说”是一个线索下来的，决不是金人未说而元代才有。把汴都、清明上河习俗、清明上河图连在一起，是后人研究深入的表现，是从该图反映的实际内容出发的，历代研究者认为该图所绘为清明时节景物，是从图的总体和大批树木展现的面貌而言的，树木反映的季节性最为鲜明，这一点展图即见。该图所反映的汴京风貌，除了前人题跋外主要取决于画面反映的实际内容，同时又根据历史的记载加以佐证，因此该图景物决非农村临河集市而是汴京。画家创作某一题材的作品尤其是大型的《清明上河图》，不熟悉生活是不行的，张择端生活在开封也熟悉开封，以开封为背景进行创作也顺理成章。该图所绘为汴京的一部分，即上河部分，不能把局部的画图与东京整个繁荣程度相比。刘文提到上河即上河市，此点有积极意义，但所引“商品经济相当活跃”一段史料，明看是说“沿汴”，其实主要指汴京，如果说上集镇之河市，还不如说上汴京之河市。周宝珠对该图与汴京城图的一些问题与台湾学者刘渊临商榷，指出张择端是北宋人而不是金人，《清明易简图》实非张择端手笔真迹。

关于《清明上河图》中“解”字的争论

该图中绘有一个挂着“解”字招牌的店铺，对于“解”字如何解释，徐邦达认为“解”与“廨”同，大概是官吏办公的地方，朱家溍认为不是官府而是一座解库，张安治认为是代办运输的店栈。在此基础上，刘坤太撰文认为该图“解”字招牌下应是一个“解库”，即当时遍布东京市廛的当铺，“解”是宋代民间对当铺的俗称，在宋人留下的笔记小说中是很常见的词汇，从史籍和画面来看此处应属当铺。汴京市人在清明时节出外游春，若非万不得已谁会在这个时候光顾当铺，因此张择端对“解库”所绘为一张长案横堵在敞开的门里面，既无人物也无货物，这正符合长卷的时间和主题。孔庆赞考证认为该图中的解字牌是宋代茶坊的告示牌，它是举行秋季解制日“解会”的标志，门口的大桶为茶坊的幌子。李合群对上述观点逐一质疑，提出了“解”应为具有公证性质的书铺，是为应试举子参加礼部试的举人办理应考手续及检查有关文书而设置的。为举人办理应考手续，是指赴开封礼部应试举人须先向书铺投纳文卷试纸，书铺收接后加以审核并书押盖印，再送交贡院，目的在于防止考试舞弊和审查考生的资格。宋代诸州、府、军的考试称为“解试”或“发解式”，录取的指标称“解额”，解试合格称为“得解”，第一名称为“解元”。州、府、军或国子监将“得解者”的文卷、诸科举人墨义卷与贴由随解碟上送礼部，称为“发解”或“解送”。可见科举考试与“解”字密切相关。

关于“清明上河学”的创立

周宝珠通过对宋都东京与该图的创作、该图的绘画热与研究热的探讨，指出从宋至清，各种《清明上河图》本子的不断涌现，说明这一题材的绘画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始自宋都东京开封，渐及江南诸城，再波及北京，都以此题来反映某一历史时期的城市风貌。图本不论多少、真伪如何，都起到了宣传《清明上河图》的作用，如果说没有那股绘画热所产生的众多本子，没有那么多本子的广为传播，该图的影响是不会有如此巨大的魅力。由绘画热而带来的研究热，除几种专著之外，公开发表的文章有近百篇左右，参加研究的人员有文物、历史、绘画、文学、建造技术、医药卫生，饮食服务、民俗与服饰等方面的专家学者，以及社会各界诸多爱好者，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研究，提出了许多新课题，这是需要许多专门知识才能解决的。在这个研究热潮中，实质上形成了一个专门的学问，应该称之为“清明上河学”。从《清明上河图》的创作到“清明上河学”的形成，其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目前对这门学问的研究越来越细，范围也越来越广，需要许多不同学科的专门知识互相贯通，才能去解释它、理解它，原来单凭直观感觉而欣赏那种繁荣热闹场面的观察已远远不够了。这幅画图的内容实在太丰富了，使许多文字记载性的书籍所不及，不经过长时间的继续研究，是无法全部弄懂画面内容及作者深邃用意的。因此，为了发展这门学问，需要社会各界通力合作。作者的专著《〈清明上河图〉与清明上河学》，已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在1997年出版。

关于《清明上河图》的其他研究

对于该图所继承的绘画传统，郑振铎认为该图继承了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是中国绘画史上最杰出的现实主义的伟大创举之一，周宝珠认为这一论点是完全正确的，但对张择端影响最大最直接的，应是宋代市肆风俗画的兴起及其有关的作品，只有了解这一点，才能真正理解张择端从当时的现实主义传统中吸收了哪些有益的东西，才能真正明白到北宋末年出现《清明上河图》这一艺术珍品绝非偶然。

宋政府对于酒的管理很严，韩顺发认为酒税在财政收入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该图中酒店建筑和市人饮酒场面较为突出，张择端浓墨重彩地刻画了这一现实。柯宏伟也认为在该图所描绘的各种店铺之中，酒店最为突出，形象地反映了东京开封饮食业的繁荣发达状况，这与史料记载是相一致的。研究该图的大多讨论艺术效果和市井民风，李春则从交通文化视角分析该图，对宋代漕运“以人为本”的思想及运河与丝绸之路的关联进行了分析。袁武认为对画作本身的艺术表现及语言特色，特别是其对中国人物画家影响深远的表现手法，向来被历代评画者、研究者所忽视，该图的艺术表现对现代人物画家的影响是直接的，无论是观念性的“美”，还是技艺性的“术”，此画的艺术价值都会在中国人物画作品的群峰中久远地熠熠生辉。韩顺发、刘颖林认为该图也是重要的历史人文画卷，从建筑、服饰、人物、动物、植被、交通、风俗、河流、科技方面考察，每一个细节都十分重要，从文物考古学的角度考证该图的水井、侵街、刀镊工、栀子灯也是具有意义的。

图中描绘的医药店铺是对东京城著名药铺的具体再现，刘顺安结合该图对北宋东京城药铺的种类（宫廷药房、官办药店、私人药铺）、药铺的作用和特点（药物种类多、剂型齐全，汇集了当时全国所有的品种；药铺门类齐全，技术精湛，代表了当时全国医术的最高水平）进行了分析。靳士英、靳朴就该图中有关宋代医药文化结合文献认为，该图中的药铺与药摊、医铺与走方郎中描绘了北宋医药业的兴旺，香药店铺众多反映了北宋香药交易的盛况和应用的泛滥，描绘的卫生民俗表现在踏青扫墓、插柳栽树和水源卫生方面，这些都体现了北宋时代的特色。

彭景荣、肖红认为从该图可以看到宋代的广告，无论从形式还是从内容方面都呈现出了繁荣景观，这是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体现，宋代广告业的发展也反映了宋代商业语言学、心理学、美学、艺术学、传播学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从而反映了宋代商业文化的发达。王肖生认为该图是研究宋代广告传播的珍贵形象史料，如今所见到的酒店、茶坊、中药店等商店的招牌、市招、幌子之类的POP广告及广告传播方式，在该图中都能找到它的雏形与缩影，对我国历代的广告艺术风格与传播影响深远。

图中的家具是北宋末年市井家具的荟萃，反映了市井高坐家具的进步发展，邵晓峰认为图中的桌、凳、椅、轿等家具出现最多，图中桌子和条凳在市井中已成为常见事物，而高坐家具的典型代表——椅子的数量屈指可数，说明当时民间的椅子还不是很普及。张健认为该图提供了一个能够对北宋东京寺院、官宅的建筑构成了解的平台，有助于对北宋官方的佛教政策、尤其是东京城市空间及生活的部分内容有深层的了解。王洁、龚敏为了系统地解读该图描绘的街路景观，曾从表层定量解读描绘的街路景观视角对该图进行量化研究，并通过应用现代记号论中成分分析的方法阐明表层的形态要素所起的作用，通过对共通成分和示差成分的分析，得出了该图所绘表层的一般型和示差成分的结构，以此解释该图所绘表层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的并存。

孔庆赞结合该图和有关史料认为，宋代东京社会生活中的凉水、饮子大略相当于今天的冷饮、饮料，麻谷窠儿与报秋成则是用麻、谷农作物的棵子祭祀祖先，表示丰收之意。

总括全文，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该图的研究在重大问题的讨论和激烈的争鸣方面，都有一定程度的深化和拓展，其他方面比如绘画艺术、医药店铺、广告传播、民风民俗、市井家具、建筑特色、社会生活等领域都有不同程度的探究，研究的角度和方法也有可取之处，并取得了一些显著的学术成就，这不仅丰富了该图的研究内容，形成了一种富有特色的学术文化传播现象，及时梳理该图已有的研究成果，对于推进深入研究和不断提高学术创新的自觉性，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对该图研究的论文数量较多，限于篇幅对没有综述到的也望作者谅解。

注释

①邓广铭、程应鏐：《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第436页。②邹身城：《〈清明上河图〉的命名》，《河南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③予嵩《〈清明上河图〉的命名问题》，《河南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④孔庆赞：《对邹身城的〈清明上河图〉论点质疑》，《河南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⑤孔宪易：《再谈〈清明上河图〉的命名——与予嵩先生商榷》，《河南大学学报》1987第4期。⑥孔庆赞：《〈清明上河图〉题名质疑》，《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00第3期。⑦予嵩：《〈清明上河图〉的“清明”是清明坊吗——与孔宪易先生之再商榷》，《河南大学学报》1988第4期。⑧申自强：《超越考据：关于〈清明上河图〉研究方法的美学思考》，《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⑨周宝珠：《试论〈清明上河图〉所反映的北宋东京风貌与经济特色》，《河南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⑩杨立武：《〈清明上河图〉所反映的东京地理位置》，《河南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韩顺发：《〈清明上河图〉所反映的北宋东京城的建筑与等级制度》，《河南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谭刚毅：《〈清明上河图〉中的民居和商业建筑研究》，《古建园林技术》2003年第4期。周梦江：《〈清明上河图〉所反映的汴河航运》，《河南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刘益安：《〈清明上河图〉旧说疏证》，《河南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予嵩：《〈清明上河图〉所绘为汴京风物说——与刘益安先生的几点商榷》，《河南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周宝珠：《关于〈清明上河图〉与汴京城图的若干问题——与刘渊临先生的几点商榷》，《河南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刘坤太：《〈清明上河图〉中的“解”》，《河南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孔庆赞：《释〈清明上河图〉中的“解”字场景》，《开封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李合群：《再释〈清明上河图〉中的“解”字招牌》，《中州学刊》2007年第2期。周宝珠：《〈清明上河图〉与清明上河学》，《河南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周宝珠：《〈清明上河图〉所继承的绘画传统》，《河南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韩顺发：《〈清明上河图〉中的酒店》，《河南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柯宏伟：《从〈清明上河图〉看北宋东京酒店的建筑特色》，《河南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李春：《〈清明上河图〉的交通价值》，《北京交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袁武：《〈清明上河图〉的艺术意蕴》，《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韩顺发、刘颖林：《〈清明上河图〉事物考》，《中国历史文物》2005年第2期。刘顺安：《从〈清明上河图〉谈北宋东京的药铺》，《河南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靳士英、靳朴：《〈清明上河图〉与北宋医药文化》，《中华医史杂志》2003年第4期。彭景荣、肖红：《从〈清明上河图〉看宋代的商业广告》，《史学月刊》1996年第4期。王肖生：《〈清明上河图〉与广告传播》，《同济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邵晓峰：《〈清明上河图〉与宋代市井家具研究》，《室内设计与装修》2005年第7期。张健：《北宋东京寺院与官宅》，《同济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王洁、龚敏：《从表层定量解读描绘的街路景观——〈清明上河图〉的成分分析》，《建筑历史》2007年第8期。孔庆赞：《北宋东京社会生活二题》，《河南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

责任编辑：王轲

作者：阎现章

室内设计的内容研究论文 篇3：

“十一五”期间中国美术研究现状基本分析

摘 要：我国在“十一五”期间美术研究的整体趋势十分明显，本文针对当代中国美术史论及相关类型的研究现状，包括已出版的研究成果及已立项的国家课题，分析其特点及其原因，结合学科的发展提出应注意调整“体系化”建设与“课题性”研究的关系并关注边缘性的文化研究。

关键词:“十一五”；当代中国；美术研究；学术成果；现状；分析

“十一五”期间，美术学与设计艺术学研究领域的发展变化较大，随着高等美术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研究生教育日益普及，高等院校逐步向研究性大学转换，高校教师的研究性成果成倍增长，研究机构纷纷成立，课题申报数飞速上涨，立项数不断上升①，但高品质的学术成果却并不多见，反而在总量扩大的情况下，质的相对比率反而下降。这种情况在“十五”期间已经出现，国家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如控制博士生的招生规模，对学术期刊进行学术评估，对核心期刊进行动态评估，加强对课题项目后期资助的审核及资助力度，出台各种对优秀著作及科研成果的奖励措施，各家出版社对优秀科研成果也在每年的出版计划中留有一定的比例，但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不良的学术风气依然存在，量与质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

全国美术学与设计艺术学学科研究的整体态势是个体性的研究增加而集体性的研究减少，专门领域内的研究向纵深发展，个案研究比较多，边缘性研究比较多，地域性美术研究亦逐渐增多，一些新兴学科的概论性著作也逐渐增加。整体上说明了学科研究领域的面在不断扩大，基础研究也在不断深入，处于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这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是国家项目的推动及省（市）、部门各级项目的立项与资助力度不断增强，大多数有研究前景的个人与集体项目都能获得各种不同的支持；二是研究生的学位论文成倍增加，尽管存在种种问题，但在总体上还是推动了学科研究的发展，因为其中的开题、评审、答辩等种种环节，在掌控论文的学术质量上还是发挥了作用，还有一些学生在认真地钻研学问。

与美术史论的传统学术研究相比，创作实践方面的研究更为活跃。美术市场空前繁荣，展览不断，当代艺术的浪潮一浪又一浪，画册、期刊及各种出版物让人目不暇接，对现状的研究也随之展开，美术批评理论也随着批评实践活动而有所发展，推动了各种创作理念；尤其是设计艺术理论研究，虽然还处于初创时期，亦初具规模，这与设计艺术教育的普及有关，与学科的基本教育规模与实践性有关，其研究成果大多还体现在教材与基础理论问题上。

现依据“十一五”期间美术与设计艺术学科研究的主要情况与基本特点，分述如下。

一、基础理论研究

“十一五”期间的美术基础理论比较薄弱。与“十五”期间相比，在研究范围上无突破，在数量上基本持平，基本上一年出版一本，还是以高等院校教材或辅助教材为主，如“美术概论”一类，有邓福星的《美术概论》（2009年版）、赵一丹的《美术概论》（2008年版）、陈美渝的《美术概论》（2007年版）及高国良的《影视美术概论》（2008年版）、肖清风的《设计艺术概论》（2007年版）、朱彧主编的《设计艺术概论》（2006年版），其特点是强调了个体性的研究，突出一家之言，走出了集体编著的大一统模式，展开了多元论述。在门类美术的基本理论研究方面，近十年来还是局限在影视美术，未见其他门类美术的著述。在博士论文方面，则有些专题性的理论研究，如王云亮的《话语的转型：以宗白华的中国画理论为解析案例》（2008年版），就在探讨20世纪中国美术理论话语的现代问题。

在“十一五”国家课题立项中，基础理论方面的选题比例也小，占美术类课题总量约17%，其中包括对西方艺术理论的研究，设计艺术理论、批评理论及各项专题理论研究，未见原理论研究，而且有些选题重复立项。

与美术基本理论研究现状相比，设计艺术理论的研究成果略为突出，且作者队伍也趋向年轻化，其成果形式还是以教材为主。如余强主编了一套设计艺术基础理论丛书（2006年版），以及邵宏编著的《设计学概论》（2009年修订版）、胡守海的《设计概论》（2006年版）、张焘的《室内设计原理》（2007年版）、焦健等主编的《空间设计原理》（2007年版）、清华大学课题组编的《设计艺术的环境生态学》（2007年版，“十五”规划题）、何灿群主编的《人体工学与艺术设计》（2007年版）、陆小彪等的《设计思维》（2006年版）等等。专题性研究则有桂宇辉的博士论文《包豪斯与中国设计艺术的关系研究》（2009年版），以及熊嫕的博士学位论文《器以藏礼：中国设计制度研究》（2007年）。

二、美术史研究

“十一五”期间的美术史研究依然是重头戏，成果数量不少，但值得称道的却不多。其间以教材为多，特别是中外美术通史写作，虽然看似以个人撰著为主，体现研究主体的学术立场及其观点，实际上还是取通用的体例及通常的史学观，无甚建树。五年间，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美术史出版有13本，外国（西方）美术史出版也有13本，基本上都属于简编。②其中，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工艺美术史就出版6部，有5部是个人专著。应该说，这与“十一五”期间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大力展开有关，与设计艺术学科的兴起与普及有关，与文化研究及新美术史学观的兴起也有关系。外国美术史写作中比较值得关注的是陈平的《西方美术史学史》（2008年版），特别是他又主编了一套“美术史里程碑”丛书，包括《罗马艺术》、《作为精神史的美术史》及《罗马晚期的工艺美术》。

美术史的研究方法是这一时期倍受关注的问题。图像学、艺术形态学、艺术社会学及艺术心理学等研究方法，甚至包括政治学、经济学、意识形态研究、比较研究等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也不断地渗入中国美术史学界，挑战传统的历史文献学及风格样式研究。其间，较有影响的是美籍华人学者巫鸿的著作被介绍到大陆，如《礼仪中的美术》（2005年版）与《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中的思想性》（2006年版）。2007年4月，首届高等艺术院校美术史学教育年会在中央美术学院召开，会议主要着眼于青年一代的美术史学者，而来自各艺术院校及科研机构的青年学者所提交的论文，引起与会者的极大兴趣。两天会议不时掀起讨论的热点，如华南师范大学颜勇的论文《西学语境中的传统画论：以“墨分五色”的二三种现代诠释为例》，又如中央民族大学吴雪杉的论文《清初“四僧”与历史书写——民国时期美术史的一个考察》，还有中央美术学院张鹏有关寺观庙堂绘画、雕塑的研究，都具有各自不同的角度及独到之处。2008年4月第二届年会在四川美术学院召开，其研讨的主题是“美术的地缘性”，并设六个分论题，即（1）差异与融合；美术考古的视角；（2）地域性母题的图像呈现；（3）美术及其理论中的地方观念；（4）地缘性与风格流派；（5）文化地域性的价值限度；（6）地缘性理论的回顾和反思。显然，年会的学术议题已转向有关方法论的专题研究，“研究视角”比“学术立场”更受人关注。2009年10月第三届美术史学教育年会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召开，主题是“边界与范式”，曹意强与潘耀昌均关注到越界问题，即在全球化视野下的“世界艺术研究”；而在“中国古代美术研究新视野”的专场讨论中，郑岩、张鹏等人所提交的论文依然注重图像分析，注意讨论具体的问题，由此及彼，由小见大。这样的研究方法正被越来越多的青年学者所接受。

中国美术史专题研究的主要成果来自于之前的一些研究项目。如属于“十五”国家重点项目之一的“中国道教美术史”（2003年立项），其课题成果之一《论〈八十七神仙卷〉与〈朝元仙仗图〉之原位》（李淞著）获首届中国美术奖理论评论奖（2009年），与其同时获奖的还有李超的《中国早期油画史》（2001年立项的国家年度课题）及裔萼的专著《二十世纪中国人物画史》（2001年立项的文化部青年项目）。

中国近现代美术研究在“十一五”期间依然是一热点③。已出版的专著有吕澎的《20世纪中国艺术史》（2006年版）、张晓凌主编的《中国现代美术史文献集》第一辑（2007年版）、陈瑞林的《中国现代美术史教程》（2009年版）；再版的有阮荣春的《中国近现代美术史》（原名为“中华民国美术史”，2005年版）、潘耀昌的《中国近现代美术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潘公凯负责的“中国现代美术之路”的课题组（北京市教委共建项目）于2006年相继在香港、上海组织召开学术研讨会，会议邀请海内外学者就20世纪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问题展开讨论。张晓凌负责的“中国现代美术史”课题组（“十五”国家重点）也相继在北京、杭州组织召开编委会，其项目将在2010年下半年结题。郑工的《民国时期美术思潮》（2001年文化部项目，原题为“20世纪中国美术大论辩”）已于2006年结题（将在2011年出版）。而在博士学位论文选题方面，数量更多，出版的也不少。如顾丞峰的《现代化与中国百年美术》（2007年版）、薛娟《中国近现代设计艺术史论》（2009年版）、马琳的《周湘与上海早期美术教育》（2007年版）、华天雪的《徐悲鸿的中国画改良》（2007年版）等等。相比“十五”期间，研究范围扩大了，研究深度也加强了，其特点是以现代化理论为核心，注重社会文化的整体转型，同时也在进一步整理资料，敞开学术视野，消除偏见。

中国书法史论研究在“十一五”期异军突起。说“异军”则是因为在20世纪书法渐次游离出了中国美术圈，而在21世纪，在学科整合的过程中开始有所沟通，学科建设迅速发展，“十一五”期间推出了一批成果。如丛文俊等人合著的《中国书法史》丛书（2007年版），欧阳中石主编的《中国书法艺术》（2007年版）；专题研究成果可见之南方出版社的“书法研究博士文库”（第1辑，2009年版），王元军的博士后出站报告《汉代书刻文化研究》（2007年版），获第三届中国书法兰亭奖理论奖一等奖。

三、区域美术（含民族美术）研究

“十一五”期间区域美术研究比较活跃，正因为这一时期通史性的写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而地域性的美术研究又受到地方政府及有关文化教育单位的重视，作为地方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或有地方特色的研究项目进行扶持。区域美术研究的特点，一是文化中心区域，二是文化边缘区域。如北京的地区性美术研究就有两项成果，即邵大箴、李松主编的《20世纪北京绘画史》(2007年版)与李福顺主编的《北京美术史》（2008年版，北京市“十一五”社科规划项目）。前者聚集了国内颇有建树的美术史论家，如李树声、薛永年、水天中、单国强等人；后者主要是一批青年学者。二者体例不同，水平各异。相比“十五”期间出版的《上海美术志》（2004年版）和《20世纪上海美术年表》（2005年版），在研究思路及具体做法上已不相同。澳门文化局近年也资助一批有关澳门美术与设计方面的研究项目，已结题并待出版的成果有胡光华的《澳门绘画史》、刘佳的《澳门设计艺术》。由澳门基金会编辑出版一套《澳门史新编》（2008年版），收录了莫小也的《澳门早期美术史：远古至1850年》与郑工的《澳门美术史的分期与分类》。莫小也的研究课题“澳门美术史”（2003年立项的国家年度题）也基本完稿。

相关的研究成果还有李伟卿主编的《云南民族美术史》（2006年版）、张亚莎的《西藏美术史》（2006年版）、范晓杰等人合著的《山西美术史》（2009年版）、朱琦的《香港美术史》（2007年版）、徐文琴的《台湾美术史》（2007年版）。还有一些民族美术史的研究课题在“十一五”期间陆续立项，如彭林绪的《土家族工艺美术史》（2007年度）、张景明的《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造型艺术与文化表意》（2007年度）、李青的《丝绸之路与西北民族美术史研究》（2007年度）、李宏复的《中国少数民族刺绣工艺文化研究》（2008年度）及姜钟浩的《中国朝鲜族百年美术发展历程与特性研究》（2009年度）。

区域研究的性质应属于文化研究，或者说是有关地方知识及在特定空间区域内文化关系的总体叙述，故在文化边界、共时性关系、差异性论述等问题上容易形成关注的焦点。只是目前美术学界对文化研究的方法及意义认识还不明确，故在写作时容易出现视野不清。其中最大的认识误区，就是将区域美术研究作为局部范围内的一般美术史写作，即被缩小了空间范围的通史性写作。实际上，这是两种不同类型的研究，其目的不一，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都不一样，要解决的问题更不相同。这一问题在2010年4月的“中国地域性美术史研究暨《北京美术史》学术研讨会”上已被提出，但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四、边缘性的文化研究

边缘性的文化研究主要指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十一五”期间，美术学及设计艺术学处于学科的基本建设阶段，新的边缘类型学科出现不多，其队伍基本是由民间美术、工艺美术及设计艺术等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构成，理论基础较为薄弱。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兴起后，带动了民间美术与民间工艺美术的文化研究热潮，但真正理论上的带动却是文化人类学及民俗学。如乔晓光的《本土精神：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间美术研究文集》（2008年版）、吴志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新视野下的福建民间美术》（2008年版）、沈泓的《节庆狂欢：民间美术中的节俗文化》（2009年版）等。还有一些研究课题在“十一五”期间陆续立项，绝大部分都属于调查报告④，其立项在美术及设计艺术类中每年的比例数高低不等，如2007年有五项（其中两项为国家重点），2008年有四项，2009年有六项（其中两项为国家重点），分别为当年美术及设计艺术类总立项数（含文化部项目）的19%、10%、17%（不含工艺史研究），但重点题所占比例很大，2007年为50%，而2009年则为100%。⑤

随着2007年当代艺术市场的火爆，艺术市场学也为人们所关注。有些学者开始研究艺术市场的运作规律，涉及种种与艺术品交易有关的经济现象，思考其中的理论问题，并涉及当代艺术的存在意义及其评价体系，重新判定艺术与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重新判定艺术与经济社会之间的关系，重新面对艺术的公共性，面对在新的城市天空中艺术的存在方式及交流方式。艺术社会学的内容必须置换，重新书写，其研究方式也不是传统的历史学所能胜任的。应该说，这方面的研究正处于开始阶段，研究成果多是调研报告，以及建立在宏观基础上的分析判断。中国艺术市场的不规范，许多统计数字不可靠，资料来源也很复杂，给深入而客观的研究带来很大困难。有些学位论文涉及到艺术市场机制、艺术市场语境下的当代艺术发展问题，关于中国艺术市场史的研究也已起步。

2006年，中央美术学院成立了艺术市场分析研究中心，由赵力主持，并主编了一套《艺术财富》丛书，如《艺术财富》（一）（2006年版）、《艺术财富：全球艺术市场新格局》（2007年版）、《艺术财富：全球化与中国艺术市场》（2008年版）、《艺术财富：金融危机下的艺术市场》（2009年版）；同时艺术市场分析研究中心还陆续出版了2006年至2010年的中国艺术品市场的研究报告。自2009年起，国家文化部艺术市场研究中心也连续发布了2008年与2009年的《中国艺术品市场年度研究报告》。2010年4月，由北京市中关村科技园区雍和园管理委员会、艺术北京当代艺术博览会主办了“2010艺术经济论坛——后金融危机时代的艺术市场与艺术收藏”，其议题有宏观经济背景与目前艺术市场、中国经济发展和艺术市场复苏、亚洲当代艺术市场是否能够走出危机以及亚洲艺术市场的前景。

五、创作理论与实践研究

美术创作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历来是美术学研究最为薄弱的环节。大多数著述都停留在基础性技法理论教材的编撰，也有结合自身的艺术创作实践总结一些经验，提出一些看法，有的也试图建构一个系统的创作理论框架，实现自己的艺术主张。

与原理论研究不同，创作理论的研究正在于实践性及可操作性，其中技术性的成分比重较大，或者说，其解决的主要就是技术理论问题。特别是在新媒介、新材料不断出现的当代社会，艺术的创新性不断为人所重视，而创作理论与实践研究却有所不足。研究比较活跃的应属设计艺术学科，如新媒体艺术、图形创意研究、传统文化元素在现代设计中运用等，论文数量较多，也有一定的见地，而那些传统的绘画与雕塑领域，创新性研究不多。但在“十一五”期间立项的一些国家课题，有望在这一方面取得发展。如2007年度的“中国画写意传统中的世界性研究”（国家重点）、“中西绘画图式与时空观念比较”（国家一般）；2008年度的“书法创作理论研究”（文化部项目）；2009年度的“当代中国水墨语言体系研究”（国家一般）、“中国北派山水画的自然形态与笔墨形态研究”（国家一般）、“基于工作过程的服装设计理论与方法论研究”（国家一般）、“数字传媒设计中中国元素的融入及其应用研究”（国家一般）等。

六、问题及反思

问题一：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选题规划上最突出的问题是美术学与设计艺术学依然混合在一起，既不利于设计艺术学的项目规划与立项，也在挤压美术学的项目资源。在国家学科分类目录上，美术学与设计艺术学都是二级学科；同样，在国家学科分类及代码表上，美术与工艺美术、书法也是并置的。

因为多项学科均囊括在“美术学”内，造成每年“美术学”类的项目申报数居高不下，从而引起项目资源配置上的问题，导致“美术学”类的申报项目被大量削减，影响了学科的健康发展。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一些新兴学科的研究出现不少学术泡沫，与规划项目扶持不当也有关系。我们往往看到社会的需求，却没有注意到项目承担者的实际学术水平与科研能力。

问题二：学术创新最重要的就是要有独到的见解，这一点在集体编撰的项目中最容易被中和，最终使研究成果流于平庸。这并不意味着否定集体的智慧，否定研究课题的集体行为，否认学科带头人的积极意义，而在于我们如何正确处理科研立项中学科的“体系化”建设与“课题性”研究的关系。所谓“体系化”建设，即指那些学科的系统性理论建构；而“课题性”研究，则是针对某一具体项目的深入研究。从目前的学科发展情况分析，恰恰需要的不是这些“通史”或“通论”，而更需要在某一课题上深入发掘研究，得出新的研究成果，拓宽研究领域。如果没有基础性的“课题”研究先行，那么，“通史”和“通论”只能停留在编撰的水平，不断重复地拼凑组合，在所谓的“框架结构”上做文章。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不需要学科的体系化建设，学科的体系化建设不能只停留在“通史”、“通论”上，而应该形成各自不同的理论派别，从基础理论开始，形成“一家之言”，才能构成“百家争鸣”的大局，促进学术繁荣。

现阶段我们更需要独辟蹊径式的研究，从而加强某一选题的研究力度，以点带面，拓宽研究的领域。特别在传统的中国美术史学领域，鼓励那些最适合个体性研究的选题系列，形成几项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成果。如中国的宗教美术就是一个极有学术发展前景的研究领域，尚且不论四大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及敦煌莫高窟）美术，论敦煌学的影响及其在国际学术上的地位，就算那些零星散布在全国各地的佛、道美术作品，数量也极其庞大。中国古代美术遗品中，半数以上应与佛、道有关。这是其它国家和地区难以具备的文化遗产与学术资源。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一样，古代美术遗址及遗迹的保护与研究也迫在眉睫。过去，我们已经整理出版了大量的图录与图册，相关的文献资料也陆续加以整理，但深入细致的高品质论文却难得一见，相关的研究选题也很少。

另外，继续鼓励少数民族美术研究，以边缘性的文化研究排解单一性的主体叙述，建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新格局。同时，由少数民族美术及边远地区的美术研究拓展至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美术研究，提升区域美术研究的学术水平，既看到历史文化在不同区域间的交流与互动，也揭示美术在地区性政治生活与文化生活中的作用及意义。

问题三：美术基础理论研究贫弱。基础理论需要较长时间的学术准备，尤其需要由创作理论沉积一段时间后再行引发新的突破。目前，艺术创作空前活跃，艺术家的创作自由度也大，但却匮乏新的理论思考及相关艺术实验的研究报告。

我们不能说美术创作中没有学术问题。过去美术家总期待着理论家帮他们解决理论问题，而理论家往往又帮不了这个忙，因为那些理论问题都与创作实践密不可分。与其他的人文学者一样，美术创作者总为范式问题所困扰，而突破范式的束缚则被认为是天才的创造力的体现。但范式的成形及传播需要知识的帮助，一个成系统的新知识才能支撑艺术的新范式。当代艺术鼓励创新，也为新的艺术理论出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而这种理论又会支持新的艺术批评，促进艺术创作的实践，沟通艺术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审美联系。（责任编辑：楚小庆）

① 仅就“十一五”期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立项情况统计，2007年度为18项，2008年度快速递增为29项，2009年度为30项，分别占当年立项课题总量的21%、30%及29%，连续三年居各学科之冠。“十一五”期间，美术与设计艺术部分的结题数量也高居各学科之首，2007年度为18项，2008年度为9项，2009年度为12项，分别占当年结项课题的53%、50%与40%。

② 统计资料来源于国家图书馆馆藏书目。

③ “十一五”期间，中国近现代美术研究的课题立项数占当年美术学及设计艺术学项目总数的比例约为23%（2007年）、25%（2008年）、31%（2009年）。

④ 如“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与传统手工艺的保护、发展”（2007年度国家重点）、“中国民间工艺美术传承人口述史数据库”（2007年度国家重点）、“闽台民间美术渊源与流变”（2007年度国家一般）、“珠江流域少数民族铜鼓艺术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2007年度国家一般）、“毛南族传统织锦技艺的抢救与研究”（2007年度文化部课题）、“安徽省徽州雕刻艺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研究”（2008年度国家一般）、“现代社会湘西南少数民族民间美术生态与保护研究”（2008年度国家西部）、“赣闽粤边区客家服饰的艺术人类学研究”（2008年度国家青年）、“中国苗族刺绣艺术数据库”（2008年度国家数据库）、“中国现代手工艺术的发展研究”（2009年度国家重点）、“中国少数民族剪纸艺术传统调查与研究”（2009年度国家重点），“全球化背景下的岭南莨纱绸服饰文化资源保护与复现对策研究”（2009年国家一般）、“布依族摩教艺术调查研究”（2009年度国家西部），“西藏民间美术资源的调查研究”（2009年度国家西部），“撒拉族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以青海河湟地区撒拉族民间艺术为例”（2009年度国家西部）。

⑤ 据《全国艺术科学规划历年立项课题汇编（1983-2009）》统计。

Primary Analysis on Research State for Chinese Fine Art in the 11th Five-Year Period

ZHENG Gong

(Institute of Fine Art, Chinese Academy of Arts, Beijing 100029)

作者：郑 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