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务局最多跑一次制度

2023-03-01

在当今社会生活中,制度的使用越来越多,制度是一种需要共同遵守的规章制度。如何制定一个合适的制度?以下是小编为您收集的《税务局最多跑一次制度》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第一篇:税务局最多跑一次制度

最多跑一次

最多跑一次,告别“人在证途”

跑断腿、磨破嘴、打不完的电话,盖不完的公章;办事跑十几个部门,盖几十个公章……群众去政府机构办事情“一直在路上”曾是很多人的共同记忆。为了告别“人在证途”,今年初,永嘉积极响应浙江省提出的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以“加减乘除”法,树立了服务政府的形象。

服务“加法”,跑出便民新方式。

以往“如何证明我妈是我妈”奇葩问题,成为群众不合理证明过多过滥的典型例子,而如今,无论是“12345”电话预约服务,还是实行干部轮流坐班一线窗口、一次告知上门服务、“1+3”模式等便捷措施,无不体现着政府想尽办法不让百姓办事多跑路,办事程序公开透明的服务“加法”。截止七月,全县占审批事项92%以上业务得到一次性办结,政府一时的“痛”换取人民长远的“利”,简政放权的决心换来了为民服务的贴心。

人不率则不从,身不先则不信。为更好服务群众,永嘉县各相关单位的一把手亲自体验“最多跑一次”,以更主动的姿态躬身窗口,畅通和规范群众的诉求表达、利益协调和权益保障。此外,今年五月,永嘉县各部门还现场办理了有关浙江巧巧实业有限公司的新厂房验收行政审批事项,“企业跑”变为“部门跑”,服务“加法”在永嘉正逐渐变为常态,群众满意度大幅提升。

权力“减法”,跑出发展新动力。

“最多跑一次”,实际上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具体行动,不仅体现在审批项目的收放,更在于行政权力的增减,权力牢牢锁定在“清单”上,“家底”暴晒,让全社会监督,权力空间清晰可见。今年,永嘉县先后亮出“最多跑一次”行政审批事项,从第一批518项,到第二批512项,再到第三批137项,1167项清单,明确地量化了“最多跑一次”向权力开刀的力度,保障了政府治理发展动力。

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通过亮家底、定边界,“最多跑一次”让权力瘦身成功,减出冗余负累,跑出发展活力。

市场“乘法”,跑出改革新路子。

改革,要带着割掉痼疾的疼痛感,而“最多跑一次”呈现的效果,便是痼疾的止痛药。“最多跑一次”进一步加大了“放管服”改革力度,通过政府“有形的手”,放活市场“无形的手”,理清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最大可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乘法”效率般大大激发市场活力。截至3月底,永嘉县新增市场主体2636户,其中个体户1968户,企业668户,同比分别增长36.86%、26.28%,企业成本降低,市场主体创业激情高涨。

推进改革锐不可当,激发市场活力四射。宽松的市场环境,不仅减少审批环节,降低各类交易成本,也引来永商回归筑巢,“最多跑一次”倒逼政府自身改革,打破壁垒为企业群众松绑减负,促进创业创新,让市场更有效,政府更有为。

管理“除法”,跑出简政新速度。

让数据多跑“部”,让百姓少跑腿,“最多跑一次”以简政新速度展现了“智跑”时代。今年2月起,永嘉组建“不动产登记综合窗口”, 通过“前台综合受理、后台分类审批、统一窗口出件”的模式,让住建、国土、地税三部门后台并联审核,提高政府办事效能。

从“三张清单一张网”到“四张清单一张网”,在到现在“最多跑一次”的管理形式,政府职责、组织体系日渐运转高效。“最多跑一次”织网迅速,“互联网+”做起“除法”运算,信息共享加快,再增新速度,政府“店小二”形象与民距离更近。

利民之事,丝发必兴,为民之举需掷地有声。从“一直在路上”到“最多跑一次”,一个窗口,代表着政府形象,也展现了“以民为本”的政治理念,敬民之心转变实干兴邦,告别“人在征途”,政府改革一直在路上。

第二篇:如何看待最多跑一次

跑断腿、磨破嘴、打不完电话,盖不完公章......为了破解这一难题,浙江省委经济工作会议上给了明确答案--最多跑一次。本次改革通俗易懂、掷地有声,能真正为为企业松绑,为市场腾位。浙江省政府将加快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全面开展“四张清单一张网”建设,继续深化简政放权,进一步加大“放管服”改革力度,以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加法,全力打造“审批事项少、办事效率高、投资环境优”的政治环境。

首先最多跑一次可以倒逼政府减权、放权、治权。形成覆盖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裁决、行政服务等领域的一次办结机制。

再次可以杜绝多头执法、重复检查,形成“部门联合、随机抽查、按标检查,一次到位”的监管机制。

最后全面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形成各项便民服务“在线咨询、网上办理、证件快递送达”的运行机制。

如果政府通过改革降低上述成本,实际上就是为企业减负。政府提高效率,必然激发企业活力,提高税收,这是改革创造的制度红利。

第三篇:税务筹划第一次作业

如何理解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现实意义?并联系实际予以阐述。

从2012年1月1日起,以上海作为示范地区,开展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试点改革,而后分批扩大至北京市、天津市、江苏省等8个省(直辖市),目前已初见成效。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是一次重要的结构性减税措施,意义重大,有利于建立健全符合科学发展的税收制度,有利于支持现代服务业发展,有利于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及国家综合实力的提高。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情况

(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范围逐步扩大

2011年11月16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了《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方案》 (财税[2011]110号)(下面简称为《试点方案》),以及根据《试点方案》制定的《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有关事项的规定》、《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过渡政策的规定》(财税[2011]111号),规定从2012年1月1日起,以上海作为示范地区, 开展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试点改革。 2012年7月31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根据国务院第212次常务会议决定精神印发了《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在北京等8省市开展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 〔2012〕71号),明确将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范围,由上海市分批扩大至北京市、天津市、江苏省、浙江省(含宁波市)、安徽省、福建省(含厦门市) 、湖北省、广东省(含深圳市)等8个省(直辖市)。各地新旧税制转换的时间不同,北京市为2012年9月1日,江苏省、安徽省为2012年10月1日,福建省、广东省为2012年11月1日,天津市、浙江省、湖北省为2012年12月1日。

(二)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初见成效

据统计,截至今年3月底,上海市共有12.9万户企业经审核确认后纳入了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改革试点范围。从企业类型看,一般纳税人为4.1万户,占31.8%;小规模纳税人为8.8万户,占68.2%。截至4月份申报期结束,上述12.9万户试点企业的应纳增值税税款累计为49.3亿元。与原实行营业税税制相比,实施改革后,今年一季度上海市试点企业和原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整体减轻税收负担超过20亿元,中央和地方两级财政相应减少税收收入、增加财政支出。其中,小规模纳税人的税负明显下降,降幅为40%左右;大部分一般纳税人的税负略有下降;原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税负因进项税额抵扣范围增加而普遍下降

结合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实践分析我国的税收公平面临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现行个人所得税法并没有对税制模式进行改革,这不仅与我国经济的发展现状和居民收入多样化不相符,而且也抑制了我国个人所得税法的发展和税收公平原则的实现。我国个人所得税法在费用扣除方面的缺陷,从我国个人所得税法的修改历程可以看出,我国个人所得税中工资、薪金扣除额正在逐步提高,尤其是刚修订的个人所得税法,是历次改革费用扣除额变动幅度最大的一次,工资、薪金的费用扣除额提高到3500元。这次费用扣除额的提高符合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水平,在客观上削减了纳税人的纳税负担,具有进步性。但这次改革仅仅是费用扣除制度一个方面,是我国个税法改革的冰山一角。费用扣除制度设置之目的就是为了针对纳税人负担能力的不同情况而加以区别对待,以体现量能课税原则。但我国现行个税法关于费用扣除制度的规定并未综合考量纳税人的实际负担能力,而是仍以所得作为衡量纳税人纳税能力的单一标准,仅仅扣除纳税人的个人生计费用,违背了税收公平原则。主

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个人所得税是对纳税人的净收入征税,即应当是对必要费用扣除后的余额征税,也就是说,衡量个人税负能力的标准只能是纳税人的纯所得。因此,费用扣除额应当首先包括纳税人的成本费用和基本的生计费用。但是我国个人所得税法在费用扣除方面规定的过于简陋,仅规定了按所得性质的不同,采用定额扣除或定率扣除两种方法,并规定了一些与纳税人基本生计费用无关的减税或者免税的税收优惠项目。纵观世界上发达国家的税收体制,在费用扣除方面大都考虑纳税人赡养义务、婚姻家庭等情况,并以家庭作为课税单位的基础,以更好的体现纳税人的纳税能力。然而,我国个税法关于费用扣除制度仅仅规定了一个扣除标准,既没有区分成本费用和生计费用,也没有考虑到通货膨胀对费用扣除标准的影响。而美国对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的规定,不仅规定了纳税人的家庭生计费用扣除,而且其费用扣除额中的个人宽免部分每年都会根据通货膨胀率进行相应的调整。在我国现实生活中,不仅存在着相同所得的纳税人税负不同,也存在着大量的收入水平相同、家庭负担不同,但却承担同等税负的纳税人,这与我国的个人所得税法的相关规定不完善有很大关系,这不仅使得个人所得税没有发挥收入再分配作用,反而会扩大纳税人之间的收入差距,与税收公平原则背道而驰。其次,基于分类所得税制,我国在个人所得税法的费用扣除方面采用分项扣除方法,或采用累进税率或适用比例税率。因采用不同的计算方法,有可能导致收入来源多元化的纳税人不交税,而收入来源相对集中的纳税人却承担较多的税额。也可能导致性质相同,所得相同的纳税人承担不相同的税负。最后,虽然我国个税法也规定了许多税收优惠政策,以及减税、免税项目,但这些优惠政策并非从纳税人基本生计费用考虑,且适用于特殊领域和群体。比如对省级政府颁发的奖金、军人转业费,抚恤金等免征税;对于在我国无住所而从我取得工资的人适用附加减除费用。另外,这些优惠政策纷繁复杂,多散见于一些国务院发布的规范性文件中,比如国务院在1999年发布的《对储蓄存款利息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的实施办法》中取消了对储蓄存款利息的规定;在1994年发布的《关于印发征收个人所得税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通知》等等文件。这些规定没有上升到法律的高度,缺乏系统性,一方面造成计征上的困难,另一方面导致了纳税人之间税负不公。特别是针对外籍人员规定,虽然新修订的个税法实施条例规定了外籍人员费用扣除标准为3500元,但因其享受附加减除的优惠政策,还应在减除3500元的基础上,再减除费用标准1300元,所以综合起来,外籍人员的个人所得税工资薪金所得费用扣除标准仍为4800元。在以税收公平原则为税制改革目标的大背景下,对外籍人员实行实行内外有别的费用扣除税收优惠政策, 虽是为了吸引先进的人才,但已明显不合时宜,这不仅有悖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原则,也违背税收的公平性原则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平竞争原则。

第四篇:谁的红星最多 教案

文档仅供参考

谁的红星最多(体育)

到了大班末期,随着幼儿活动量的增加,个个精力旺盛,争强好胜,常常为了争第一,发生违规现象。如爬图快不遵守规则而摔跤等。为了帮助幼儿培养良好的规则意识,为入小学做准备。我们试图以体育活动的形式培养幼儿的规则意识,以达到促进幼儿全面发展的目的。

材料准备:

设置运动障碍:小河(宽30-40厘米的平行线),海绵垫,小屏风,小猴、小兔头饰若干,桃子,蘑菇若干;红五角星若干。

一、准备活动:活动身体的各个部分

1、幼儿玩机器人的游戏:分别做上肢、下肢腰腹及全身的准备活动。

2、追逐跑(听音乐,教师追,幼儿躲闪跑)

二、幼儿第一遍游戏

1、 教师介绍游戏规则:第一跑到小河边,双脚并拢立定跳远跳过小河;第二爬过草地;第三绕过树林原路返回;第四回到队伍时拍一下第一个小朋友的手接着玩;完全按老师规则做的幼儿能得到一颗红星。

2、 幼儿按规则游戏,教师记录结果。

3、 给完全遵守规则的幼儿得红星。

4、 集合提问:为什么他们得到了红星?为什么老师要制定规则?规则有什么好处?

文档仅供参考

文档仅供参考

三、第二遍游戏:

1、交代新规则:第一先跑到篓子处,男孩子取小猴头饰,女孩子取小兔头饰并戴好;第二双脚并拢立定跳远跳过小河;第三爬过草地;第四小兔采2只蘑菇,小猴采了3只桃子返回;第五拍下位小朋友的手继续玩。

2、幼儿按新规则游戏,教师记录情况。

3、给遵守规则的幼儿得红星。

4、小结后再次游戏,鼓励没得红星的幼儿要遵守规则。

四、评价小结活动的情况:

1、提问讨论:除了在体育活动中有规则,什么时候我们还要遵守规则?规则有什么好处?

2、教师小结:在日常生活中时时处处都有规则,有了规则我们可以有秩序、安全、愉快地活动,小朋友们就要上小学了,更要懂得遵守规则。

3、表扬三次都得红星的小朋友,教育大家向他们学习。活动中教师记录结果如下第一次游戏(人) 第二次游戏(人) 第三次游戏(人) 遵守规则的幼儿数 3 12 17 不遵守规则的幼儿数 17 8 3

由上表可以看出,通过教师一次次发红星进行鼓励,并采用游戏形式不断强化,遵守规则的幼儿越来越多。既培养了幼儿良好的规则意识,又发展了幼儿跑、跳、爬等体育技能。幼儿懂得了不仅在竞赛中速度要快,更重要的是不能违反规则。在日常生活中,教师应采用多种鼓励方式强化幼儿执行规则的能力,及时地对幼儿遵守规则的行为给予鼓励和肯定,树立幼儿目标的信心。

文档仅供参考

文档仅供参考

活动延伸

1、在日常的教育活动中,我们还可以开展类似的活动:制定活动区游戏规则,制定午睡,午餐的规则。

2、表扬在集体活动中遵守规则的幼儿,并给予奖励,为其它幼儿树立榜样。

文档仅供参考

文档仅供参考

编花篮(单脚跳)

活动目标:

1、学习两人用脚编花篮,练习单角跳,发展平衡、协调能力。

2、探索与同伴用身体各部分编花篮的方法,交流、迁移自己的经验。

3、努力完成游戏圈过程,克服困难,坚持到最后,体验合作成功带来的愉悦。 活动准备:

1、编制的花篮一个,红花、黄花、兰花若干。

2、音乐磁带或CD,CD机一台

活动过程:

1、队列练习。

引导幼儿练习开花走、左右分队走,在队列变化中听口令或哨声提示走、跑交替。

2、探索用身体编花篮的方法。

——出示花篮,启发幼儿与同伴结伴,鼓励幼儿用我们的小手或小脚编花篮。 ——请幼儿交流编花篮的不同的方法。

3、游戏:编花篮

——两名教师示范用脚编花篮,观察将两只脚钩在一起编成花篮的动作以及单脚跳的方法。

——幼儿尝试双人钩脚编花篮,教师进行个别指导。

——教师出示花篮念儿歌,最后将红色的花朵放在花篮里,变成一个红花篮。 ——两名教师边拍手念儿歌边表演单脚跳编花篮,然后带领幼儿一起玩编花篮,练习有节奏地单脚跳。

——两人一组编花篮比赛,比一比哪一组小朋友能坚持单脚跳玩游戏。 ——出示黄花,引导幼儿仿编儿歌,玩编花篮的游戏。

4、音乐舞蹈:

师生随着音乐表演快乐的圆圈舞。 活动反思:

编花篮这个游戏,我小时侯也很喜欢玩,我想幼儿也一定会喜欢的。于是在教师的示范后,大家都很感兴趣,很想学这个游戏。我先请幼儿两人为一组,自由探文档仅供参考

文档仅供参考

索,但我发现,孩子们都没有掌握其中的“窍门”:可能是衣服穿的太多了,前一个小朋友脚放好后,后一个小朋友的脚根本不能再弯下来,游戏没有成功。我想起小时侯玩的时候,人比较多,脚就好搭一些。于是,我再次示范了玩法后,请幼儿六个人一组,以小组为单位,进行编花篮游戏。本以为这样问题就能解决了,但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由于幼儿没有按次序一个接一个把脚搁在前一个小朋友的脚上,最后一个小朋友也没有把脚放下来,大家都倒在地上了,游戏再次失败了。最后,我只好采取最原始的办法,一组一组教,终于大家都掌握了这个方法,但玩起来还有的小朋友单脚的平衡能力有限,还没等编好花篮就倒下来了。虽然如此,孩子们还是玩得很开心,下课后还是一直在玩,看来这个传统游戏还是很吸引孩子们的。

课后,我也及时做了反思:如果课前我能充分考虑到幼儿的这些生理特点,更科学地安排活动,这种失误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所以说,一线教师更需要理论知识的积累,怎样把所学的知识应用到我们的教学实践中,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文档仅供参考

第五篇:武汉水务局原副局长受审 曾一次性收300万元(共)

武汉水务局原副局长受审 曾一次性收300万元 违规发包4.4亿工程,单笔一次性受贿300万元;儿子接工程后做不了,局长父亲出面摆平后向承建方索贿120万元。昨日上午,现年63岁的武汉市水务局原副局长刘东才因涉嫌受贿567万元,在武汉中院受审。和刘东才一并站在被告席上受审的还有行贿人——无业人员孙玉华,刘东才最大的那笔单笔受贿300万元,就是孙玉华所为。

发包4.4亿工程受贿300万

据检方指控,2005年1月,武汉市长江支流府澴河出口综合整治工程正式立项后,孙玉华通过他人介绍认识了时任武汉市水务局副局长的刘东才。二人在商谈工程事宜时,刘东才提出急需300万元用于个人投资。为此,孙玉华推荐了武汉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王某(另案处理)。王某表示愿意以湖北某建设有限公司名义承接该工程。

2005年12月19日,孙玉华及王某等人到刘东才的办公室,将一张300万元的空白转账支票交给刘东才。后刘东才将该300万元以自己名义转入湖北某房地产开发公司从事营利活动。

因府澴河工程系武汉市重点防汛工程,如果进行投标程序,依照湖北某建设有限公司的资质及技术力量难以中标。刘东才牵头并带领孙玉华,找到武汉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谢某。谢某同意承接工程后分包部分工程给孙玉华。2007年1月,武汉市水利堤防工程建设管理中心将该工程发包给武汉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工程造价为4.4亿余元。该公司又将其中的2.7亿元工程安排给孙玉华施工。而孙玉华并未将工程交给王某,而是自己控制从中获利。孙玉华向刘东才表示,王某所送的300万元由自己代为偿还。

为儿子转手工程索贿120万

检方指控称,刘东才的儿子小刘见父亲权力大,也起了承接堤防工程的念头。2009年6月,在刘东才的帮助下,小刘以一家建设公司的名义,中标武昌临江

四期A1标段防水墙工程。可工程承接后,因小刘等人不具备施工能力,导致工程无法正常进行。刘东才只好将工程交与武汉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承建。

工程完工后,刘东才以需要支付工程投标前期费用为由,向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索要了120万元。

为项目经理多次揽活获108万

检方还指控,2001年,武汉某建筑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刘某(另案处理)向刘东才提出,希望能承接一些堤防工程,刘东才答应帮忙。2002年至2011年期间,在刘东才的帮助下,刘某分别以多家建筑公司的名义,承接本市汉南至白庙草皮护坡及上堤道路工程、武汉市江堤整险加固工程、汉口江滩二期零星项目工程、汉口江滩防洪及环境综合整治三期A片等工程。

为了表示感谢,并能继续得到刘东才的支持和帮助,刘某分四次送给刘东才共计108万元。其中,最大一笔款项达100万元。

起诉书称,刘东才在2001年至2012年期间,利用担任武汉市水务局副局长、巡视员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先后收受孙玉华等八家单位及个人贿赂的567万元。

副局长称被抓才知是犯罪

昨日庭审现场,刘东才面容憔悴,声音嘶哑。他及辩护律师辩称,上述300万元不是受贿款,是借款;108万元是正常的亲友往来,不是受贿;120万元不是索贿行为。公诉人通过证人证词等证据驳斥了这一说法——行贿人均称,给刘东才钱财是为了感谢其在工程上的帮助。

最后陈述时,刘东才哽咽地称:“首先我认罪,作为一名公职人员,发生这样的事情我非常后悔。在我工作过程中,我曾兢兢业业,赢得了肯定。被抓进来之后,我才知道自己犯了罪。”

“经过这个煎熬,我才知道我对社会的危害。”刘东才说,他患有结肠肿瘤、急性肝炎等多种疾病,关押期间胃大出血,经抢救才恢复过来。他希望法庭鉴于其身体状况等予以从轻处罚。而行贿人孙玉华,同样声称自己法律意识淡薄,不知道那是行贿,说自己只是一个“跟班”的,希望能宽大处理。

公诉人建议法庭以受贿罪,对刘东才判处10年以上至无期徒刑之间刑罚,以行贿罪对孙玉华判处5年至7年有期徒刑。法院将择日宣判。

上一篇:商务英语专业评估报告下一篇:水务民主生活会发言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