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的日语爱情诗

第一篇：浪漫的日语爱情诗

西方爱情诗与中国爱情诗的比较

西方愛情詩與中國愛情詩的比較

中國詩歌源遠流長，最早的詩歌總集《詩經》記錄了中國遠古時代的詩歌特點;古詩十九首開文人詩歌的先河;魏晉六朝詩歌奠定了中國是個的基礎，唐詩集集大成而放義彩;現代詩另闢蹊徑，開新詩之先河。中國詩歌在長久的流傳中不但數量眾多而且大放異彩，成為中國文化的寶藏。西方詩歌也有著長久的歷史，追溯到《荷馬史詩》應算是西方最早的詩歌了吧;中世紀英雄史詩為西方詩歌描上來玩濃墨重彩的一筆，至

18、19世紀浪漫主義、現實主義的興起，更是為西方詩歌帶來了一次繁盛。朱光潛先生認為，中西方詩歌在情趣方面有些多異同，比如人倫，自然，宗教哲學等。現在就從人倫方面略談一二。

朱光潛先生在《試論》中認為“西方關於人倫的詩中大多以愛情為中心，而中國愛情雖多，但並未讓愛情將其他人倫抹去。朋友的交情和君臣的恩惠在西方詩歌中不甚重要，而在中國詩中則幾乎與愛情詩占同等位置。”那麼就拿中西方都和多數量的愛情詩來說吧。中西方愛情詩的源頭都是很長遠的，如中國早在《詩經》中便有許多關於愛情的作品，如《關雎》、《子矜》等篇章;而在西方，騎士制度中騎士對貴婦追求的典雅愛情，而反應這些愛情的如“小夜曲”“破曉歌”等騎士抒情詩是近代歐洲愛情詩的先驅。同樣多的愛情詩中中西雙方所表達的方式卻是不盡相同的。

首先是在內容方面，西方愛情詩多寫戀愛追求心儀之人的心情，如裴多菲的詩“我願意是樹，如果你是樹上的花;我願意是花如果你是露水······”這些詩直接表達男子的女子的追求面對她們的愛。而中國詩歌中卻較少這方面的作品，雖然也有《關雎》、《靜女》等表達了男子對戀人的追求和等待的焦急心情，但中國愛情詩中較為有名的多是反映夫妻生活的或是悼亡詩。如《詩經·衛風·氓。》而最為出名的就是悼亡詩，如潘嶽的《悼亡詩》如蘇軾的《江城子》等，所以西方的愛情詩多明快清朗而中國的愛情詩卻多幽怨苦痛。

其次由於內容的不同，中西方愛情詩的語言也有各自的特點。西方愛情詩血多熱烈而富有激情，如普希金的《願望之火》中寫道“愿望之火在血液中燃燒/我的灵魂已为你刺伤/吻我吧/你的亲吻比美酒和香脂更甜更香/当欢乐的一天逝去/走来了夜晚的暗影/把你温柔的头靠在我的怀里吧/让我也能够睡得安静。”直白顯露，直接表達自己的心情和願望感情，應該屬於王國維《人間詞話》中“隔”與“不隔”中“不隔”的範疇。而中國的愛情詩在語言上卻是有著朦朧而隱晦的特點，多善用比喻、象徵都手法，如《詩經》中的《木瓜》一章就通過贈送貴重的禮物來表達“永以為好也”的願望，就算是現代詩也多如此，如舒婷的《致橡樹》也是用橡樹為象徵，總是旁敲側擊，為從正面入手，及至l李商隱的《無題》就更是意象眾多，朦朧的如霧裡看花了。所以中國愛情詩很少有像西方愛情詩那種用呐喊的方式表達感情的。

中西方愛情詩的不同多是由其歷史淵源的，西方的騎士制度抬升的女子的地位，西方的文化制度下頁較注重個人感情的抒發;而中國儒家制度下，女子的地位及其低下，只作為男人的附屬品出現，而于愛情方面多是內斂的。總之，中西方愛情詩雖多有不同之處，但也各有千秋，是值得互相借鑒的。

第二篇：浅析《诗经》爱情诗的主要内容

浅析《诗经》中爱情诗的思想内容

《诗经》中的婚恋诗是我国爱情文学的滥觞，对人类最为普遍的情感的描述与抒发触及人类灵魂的深处，为后人展现出古代人民多姿多彩的爱情婚姻生活。《诗经》中写爱情婚姻问题的诗，主要表现出以下几点内容：歌唱男女的相悦之情;抒发男女的漫漫相思;描述幽会的动人情景;体现追求爱情的反抗精神;以及嗟叹弃妇的不幸遭遇。简要概括为：爱河初涉;漫漫相思;甜蜜约会;为爱反抗;悲伤怨歌。

恋爱时期是一个集人生中所有疯狂、浪漫为一体的时期，这个过程充满了酸甜苦辣各种滋味，而无论如何人们都乐于沉浸于这种美妙的心灵体验之中，这种心灵体验在《诗经》中表现为三种不同的类型：爱情的微酸;爱情的甜蜜;爱情的苦涩。其实就是“爱河初涉;漫漫相思;甜蜜约会;为爱反抗;悲伤怨歌。”的诠释。

一、 爱情的微酸

(一)漫漫相思

《诗经》中有各式各样的单相思，如《汉广》、《简兮》、《干旄》、《有狐》、《丘中有麻》、《有女同车》、《东门之墠》、《风雨》、《蒹葭》、《汾沮洳》、《东门之池》、《月出》、《隰桑》等。在这些诗中，有表现女子单相思的，也有表现男子单相思的，相思者都对对方有着美好的期待、崇高的评价和热烈的赞美，同时在这美好的憧憬中也夹杂着淡淡的哀愁。如《邶风•简兮》全诗从女子对男子的敏捷身手和英勇雄健的赞叹中传达出深深的爱慕、浓浓的相思，既甜美，又忧伤。又如《汉广》，男子在“想求”和“不可求”的矛盾中徘徊、挣扎，最后以忧伤的心情真诚的祝福女子能够幸福，这是一种真爱。第二种描写暂别的想念，表现了恋爱中人渴望融为一体和“一日不见，如三秋兮”的想念，如《采葛》、《大车》、《子衿》、《甫田》等。第三种写婚后久别的想念，如《卷耳》、《汝坟》、《草虫》、《殷其靁》，《击鼓》、《伯兮》、《君子于役》、《王•扬之水》、《小戎》、《晨风》、《杕杜》、《小

明》等都反映了夫妻情深似海。

经典的如《邶风·击鼓》：“击鼓其镗，踊跃用兵。土国城漕，我独南行。从孙子仲，平陈与宋。不我以归，忧心有忡。爰居爰处?爰丧其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于嗟阔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是以战争作为背景，实际上是战争与爱情的相互衬托，一位出征在外的男子对自己心上人的日夜思念，他想起他们花前月下“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誓言，想起如今生离死别、天涯孤苦，岂能不泪眼朦胧、肝肠寸断?战争的惨烈与对爱人的思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使人们更加向往和平与爱情的所带来的浪漫与温馨。“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句话堪称是最古老与最经典的爱情誓言，千百年了它不知经历了多少次的通俗演变，但无论是汉乐府里的《上邪》还是流行歌曲中的《牵手》，都不如它显得典雅朴实，隽永深刻。

再如《卫风·伯兮》中“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其雨其雨，杲杲出日。愿言思伯，甘心首疾。焉得谖草?言树之背。愿言思伯，使我心痗。”写了一位女子自从爱人离别后，无心梳洗，思念之心日日萦绕期间，苦不堪言。也许丈夫为国征战是英勇豪迈的，可是人生的天涯孤苦和生离死别，总是让有情的人们感到撕心裂肺的痛。

二、 爱情的甜蜜

(一)爱河初涉

如《诗经〃郑风〃野有蔓草》中描述到“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 邂逅相遇，适我愿兮。 野有蔓草，零露瀼瀼。 有美一人，婉如清扬。 邂逅相遇，与子偕臧。”这是一首求爱的情歌。写一个男青年在露珠晶莹的田野，偶然遇见了一位漂亮的姑娘，她有着一对水汪汪的眼睛，小伙子为她的美丽着了迷，高兴得了不得，马上向她倾吐了爱慕之情。这首诗所反映的男女结合，是非常直率朴实

的。这种求爱方式的原始、直接和大胆，反映了当时的婚姻习俗。

再如《郑风·溱洧》为我们展现了一幅仲春三月，青年男女在大自然中无拘无束地互相调笑、谈情说爱的美好情景。

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阑兮。女曰：“观手”;士曰：“既且”。“且往观手”!洧之外。洵且乐。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芍药。

溱与洧，浏其清矣。士与女，殷其盈矣。女曰：“观手”，士曰：“既且”。“且往观手”!洧之外，洵且乐。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芍药。

三月三上已展出郊外踏青，清澈的春水欢快地流淌着。姑娘与小伙子手持驱邪的兰草，在河边相遇。姑娘热情地邀请小伙子一同去游玩，憨厚的小伙子说：“我已经去过了呀!姑娘爽快大胆地再次相邀：何妨陪我再玩一趟!小伙子高兴地答应了。于是二人双双携手畅游于大自然的美景中，互赠芍药表达爱慕之情。爱情在这首诗星呈现出的自由与欢畅情态。实令后世倍受礼教束缚的青年男女羡慕不已，也是后世文学的爱情作品难以企及的境地。

(二)幸福婚恋诗。

《郑女•女曰鸡鸣》

女曰鸡鸣，士曰昧旦。子兴视夜，明星有烂。将翱将翔，弋凫与雁。弋言加之，与子宜之。宜言饮酒，与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静好。知子之来之，杂佩以赠之。知子之顺之，杂佩以问之。

《齐风•鸡鸣》

鸡既鸣矣，朝既盈矣。匪鸡则鸣，苍蝇之声。 东方明矣，朝既昌矣。匪东方则明，月出之光。虫飞薨薨，甘与子同梦。会且归矣，无庶予子憎。

《诗经·国风·郑风》和《诗经〃齐风〃鸡鸣》是两篇表现家庭和美生活的诗，全用两口儿晨起的软言温语写成，前者谱写了一幅琴

瑟和谐、莫不静好的夫妻和乐图， 表现了夫妻之间的相敬如宾和恩爱的情感，后者写一对夫妇床第间的私房话，表现了一个幽默的、温情的丈夫。

三、 爱情的苦涩

(一)大胆反抗

爱情的路上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男女双方要受到“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的阻碍，于是便有了反抗。如《东方之日》中的女子主动来与男子幽会，便是将这种反抗情感发展到了极致，这种举动不仅在过去的很多年代，就是在现代，也算是比较开放的了。《风·柏舟》也是一首率真的诗。诗中女主人公自己选择了配偶，当父母出面干涉时。她说：额前垂发的那个美少年，是我理想中的佳偶。我誓死不改变心意，叫声天呀叫声娘，你们为何不能体谅我呢!少女表示了她誓死悍卫爱情的决心。

(二)闺怨弃妇诗

在《诗经》中，有一些弃妇诗，他们以女性自诉的口吻，叙述了她们在家庭生活中被抛弃的悲惨遭遇，从侧面塑造了很多负心男子的形象，其中最为普遍的是男子在家道好转，女子年老色衰之后将其抛弃，表现了男子重色不重德的花心和残忍形象。《卫风•氓》中女子年轻时，“桑之未落，其叶沃若”，《毛诗序》认为：“桑之未落之时，其叶则沃沃然盛，以兴己色未衰之时，其貌亦灼灼美”。那时，男主人公对她情深意笃，在“三岁为妇”，多年的操劳之后，“桑之落矣，

其黄而陨。”这时，氓对她失去了兴趣，——“至于暴矣”。活画出了氓的负心形象;《邶风•谷风》中的男子也如此。《日月》则写女子无处倾诉自己的痛苦，只有向日月倾诉，道出了不被人关心的苦闷。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诗经》中爱情诗展现出了丰富的思想内容，记录了古代人们美好的爱情婚姻生活的酸甜苦，表现了一种精神之恋的诗意美感，让人产生精神上的归宿。

总之，《诗经》婚姻爱情诗内容多样，蕴涵丰富，形式多样，具有广阔性和差异性，奠定了我国的诗歌基础，是我国诗歌的典范之作，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

第三篇：写给菊花的爱情诗[推荐]

写给菊花的爱情诗

深秋的村庄

有一些菊花灿烂开放 

彩霞般柔和的花香里 聚集着阳光和诗人的想象 一只鸟在天空上盘旋 牵动着花朵的向往 

所有的日子

所有的风雨

所有关于花朵的诗句里 都隐现着那只孤鸟的翅膀 

那些花香环绕着村庄 那些诗句环绕着花香 那些鸟影环绕着诗句 那些日子

环绕着灿烂的阳光 

从此

在每一个深沉的夜里 总有一朵菊花

在思念一个寂寞的诗人

第四篇：《诗经》中的奇葩——《诗经》的爱情诗

古代文学的奇葩

——《诗经》中的爱情诗

郑珩 2007101220 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开辟了中国文学抒情诗的先河，爱情诗在《诗经》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诗经》中热烈而浪漫，清新而纯净的爱情诗，礼赞了纯洁自由的爱情，写出了礼制完善之初时周代社会男女交往的清纯本色，表现出对人生命本体的尊崇和对人的个体价值的强烈追求，为中国古代文化留下了情感的光辉。

爱情是人类特有的感情，是一种自发的不由自主的情感冲动，同时也是个体的一种自我选择。《诗经》中的爱情诗的类型多种多样，广泛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男女爱情生活的幸福快乐与挫折痛哭，从中我们能够体会出诗歌中充满坦诚、真挚的感情。

1、描写男女互相倾慕的爱情诗

相恋首先是男女之间从心底对对方的悦慕，因此，表现男女间的相恋和相思，是《诗经》爱情是中非常突出的方面。这里有男子对女子的悦慕，如《郑风·出其东门》：

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虽则如云。匪我思存。缟衣綦巾，聊乐我员。 出其闉阇，有女如荼。虽则如荼，匪我思且。缟衣茹藘，聊可与娱。

在众多的美女之中，他只喜欢那个穿白色素绢衣服，戴绛色佩巾的女子，并说只有同她在一起才会感到幸福与快乐。诗中男子那忠贞专一的感情以及其真率大胆的表白，让人读来感动。

《诗经》中的爱情诗真实地再现了周代男女之间相恋相爱的世俗生活，其内容丰富而多彩。悦慕、爱恋不仅只是男子，同样也有女子对男子的倾慕。如《郑风•叔于田》：

叔于田，巷无居人。岂无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 叔于狩，巷无饮酒。岂无饮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 叔适野，巷无服马。岂无服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诗中所写的是一位女子对她所爱之人的歌颂。这位女子的恋人“叔”出去打猎，在整个里巷之中就再也没有她看得上的人。在她的心目中，“叔”是最杰出的男子，举世无双，无人能及。这种夸张的写法，最真切地表现了相恋中的女子坚贞于所爱之人的强烈心理。

2、描写男女欢会的爱情诗

《诗经》中的爱情诗，热烈而浪漫，清新而纯净，是心与心的交流，是情与情的碰撞。《郑风·溱洧》便是极具代表性的一篇：

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蕑兮。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洵訏且乐!”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

溱与洧，浏其清矣。士与女，殷其盈矣。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洵訏且乐!”维士与女，伊其将谑，赠之以勺药。

诗写的是郑国阴历三月上旬己日男女聚会之事。这首诗如一首欢畅流动的乐曲，天真纯朴，烂漫自由。这种未经礼教桎梏的、道学家口中的所谓“淫”，恰恰是自然的人性，是一种活泼生命的体现，是真正意义上的对天地精神的遵从。

3、描写在城边相约和郊外幽会的爱情诗

这一类诗中最熟悉的莫过于《邶风·静女》： 静女其姝，俟我於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 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彤管有炜，说怿女美。 自牧归荑，洵美且异。匪女以为美，美人之贻。 它把当时青年男女在一起时的那种天真活泼、相互逗趣的情景写得活龙活现。一个故意逗惹，一个语带双关的凑趣，其开朗的性格，深厚的感情，愉快的情绪，跃然纸上。

4、描写相思之苦的情诗

古代青年男女的爱情大都是十分真挚、坚贞的，因此往往会造成相思之苦，《诗经》中有一部分爱情诗即是抒写热恋男女的相思之情，这类诗写得真挚而情意绵绵。如《郑风•子衿》：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纵我不往，子宁不来? 挑兮达兮，在城阙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

女主人公以女子特有的矜持，埋怨情人为什么不主动地前来，为什么连个信也没有。她想起两人当初在城阙幽会是的情景，更有“一日不见，如三月兮“的感受，抒情真是细致入微。

5、反抗礼教压迫的情诗

爱情的航船，很少一帆风顺，往往遇到漩涡和暗礁、惊涛与骇浪，原因是多方面的，在当时封建礼教控制的社会，家庭的反对与社会舆论的压力是主要的阻碍。如《郑风•将仲子》：

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岂敢爱之?畏我父母。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将仲子兮，无逾我墙，无折我树桑。岂敢爱之?畏我诸兄。仲可怀也，诸兄之言，亦可畏也。

将仲子兮，无逾我园，无折我树檀。岂敢爱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怀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这是一篇抒写一个女子由于受到家长的阻挠，人言的摧残，不敢表露爱情，害怕情人到来的诗歌，揭示了一个少女在爱情上内心的痛苦、矛盾及冲突。反映了自由恋爱受到礼教限制的痛苦。女主人公由于怕“父母”之言而不敢与情人幽会，说明“父母之命”的包办婚姻对青年男女的阻力很大。第

二、三章诗句里，提到“畏我诸兄”、“畏人之多言”，说明当时已存在一种反对恋爱自由的社会舆论。这个女子的痛苦歌声，实际上是对封建礼教的控诉。

《诗经》作为民族青春时代生活经历的真实记录，其中的恋爱诗更是给我们展示了人类美好、纯真的情感世界，折射出了上古时代那纯正、健康的爱情观。这里没有世俗的偏见，有的只是个体生命本能的自然露.这些诗歌不仅表现出了对人生命本体的尊崇和对人的个体价值的强烈求，而且还表现出了当时人们对爱情的高尚理解和对爱情的热烈健康的求，所有这一切都为中国古代文化留下了情感的光辉.由于这些恋爱诗篇在感情上都是率真、诚挚、热烈、淳朴、健康的，都是真情实感流露，因而显得篇篇精彩，字字珠玑，令人爱不释手，百读不厌。爱情是圣洁的是人类真实情感的自然流露。然而，在这一切物质化的时代里，在这日趋失去感动的时代里，我们所缺少的也正是那处于生命本原状态的情.许多现代人的爱情观上似乎已不在那么纯洁，那么执着，所谓的爱情也只是满足物质需求，想散就散，想离就离的虚言。

《诗经》是中国唯一一部脱去了脂粉与俗气的情爱文学圣典。作为民族青春时代的自由生活经历的真实记录，《诗经》爱情诗昭示后人，要摆脱“非人”的镣铐，回到人之所以为人的真实境界，就必须赢得主体精神的自由，而这也正是《诗经》这部古老经典具有不朽文化价值的根源所在。泰戈尔说“爱情就是在平凡的事物中发现不平凡。”希望每个人能在这平凡的世界里摆脱“非人”的镣铐，回到人之所以为人的真实境界，保持一种纯正健康的爱情观。

第五篇：爱情诗的古典形态与现代分野

爱情诗的古典形态与现代分野——从《诗经》到《湖畔》

【内容提要】中国爱情诗源远流长，历史上先后出现3次高潮：《诗经》时期、汉魏6朝时期、唐代中晚期。进入20世纪，在“54”启蒙思潮的影响下，爱情诗经“湖畔派”诗人的倡导与实践，取得了显著成绩，走了1条不同于古典形态的开放、自觉道路。 【摘 要 题】思潮与流派

【关 键 词】爱情诗/古典形态/现代分野/《诗经》/《湖畔》 【正 文】

中国爱情诗源远流长，历史上先后出现3次高潮：《诗经》、汉魏6朝、唐代中晚期。长期以来，诗歌界之所以有“中国无情诗”这1说法，主要原因在于中西诗观的不同以及文化传统的差异。进入20世纪，在“54”启蒙思潮的影响下，爱情诗经“湖畔派”诗人的倡导与实践，取得了显著成绩。本文从文学史的角度对中国爱情诗的古典形态与现代存在进行梳理、评析，寻绎其诗学传统的衍变和爱情观念的差异。

1、爱情诗的古典形态分析

中国爱情诗源远流长，《诗经》的开头篇《关雎》就是1首地道的爱情诗。“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从比翼双飞的鸟儿很自然地联想到人间的男女婚嫁，这种表面看来的比兴手法，显然是源于人类的生命本能，即异性之间的吸引与追求。“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从简单的生理联想上升为男子对女子复杂的心灵倾慕，淑女“窈窕”，不仅赞美女性体态，而且也是男子对女子“审美”的结果。以《关雎》为先导，《诗经》时代的民间诗人从各个方面表现爱情的人生体验：男女相恋、夫妇相思、婚姻破裂、妇女遭弃……。“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君子于役》)简单之极的叙述与描写，却表达了刻骨铭心的相思之情。1副夕阳近山羊牛归圈的晚照图，1幕天人合1的人生爱情剧。这种“情以物迁”、“感由时兴”的心灵效应被钱钟书先生非常精彩地概括为“暝色起愁”，所谓“日夕添相思”，“盖死别生离，伤逝怀远，皆于黄昏时分触绪纷来”[1]。

《诗经》之后，儒家思想正统地位的确立与巩固，使得“诗言志”、“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观念流布深远，“诗经体”的质朴率真不复存在，爱情在文学中的地盘日渐缩小。到了汉末，战乱频仍、朝代更迭的社会时局动摇了儒家思想正统地位，崇尚老庄的玄学在文人中开始流行，道教佛学在社会上的传播也极为迅速和普遍，这种礼崩乐坏的社会格局，大大促使了人的觉醒和文学的自觉，爱情意识再次在文学中复苏，“诗缘情”观念逐渐为文人们接受。这1时间爱情诗的中兴主要表现在乐府民歌的创作上，即汉乐府、南北朝民歌。这些民歌中，爱情诗占了很大比重，南朝乐府干脆全是情歌。在继承《诗经》质朴、率真传统基础上，乐府民歌丰富扩大了爱情诗的表现领域。比如，同是表现爱情的忠贞不渝，《诗经·柏舟》“之死矢靡它”1句未免简单，而《上邪》却连用正常情况下自然界不可能发生的5种现象来表示自己的坚定态度，已让人觉察其热烈奔放。《有所思》中那位女子因恋人变心竟然把礼物焚烧成灰的行为更让人感受到爱情的力量。《上山采蘼芜》中人物关系的复杂也是前所未有的，那位男子在“新人”与“旧人”的对比中颇为矛盾，那位女子在质问前夫时，既委屈又不甘心，这种微妙的3角关系在《诗经》弃妇诗中是难以见到的。与之相对应，从汉末到南北朝，爱情诗的写作手法也越来越多样化，从赋比兴兼用到侧重比兴，从单纯的抒情到抒情与叙事的相互结合。《孔雀东南飞》采用叙事体讲述了1个至今仍荡气回肠的爱情悲剧，尖锐的矛盾冲突、错综的人际关系以及复杂的人物心理都是前所未有的，它既得益于长篇叙事诗这1体裁，同时也显示出文学作品表现爱情能力的增强，这些都是《诗经》时代不曾有的。抒情佳作《西洲曲》，更是调动谐音、双关、暗示、象征等修辞手法，将抒情、叙事融合起来，在时序的转换中，塑造了1个忧伤缠绵的女子形象。其衣着之艳丽(单衫杏子红)、容貌之娇美(双鬓鸦雏色)、柔情之痴迷(莲心彻底红)均有1种使人心醉神迷的魅力。当然，这些艺术手法在丰富爱情诗容量与内涵的同时，也导致爱情诗表现风格的变化——从质朴热烈转变为含蓄浮艳，并最终走上“诗缘情而绮靡”的道路。

“诗缘情而绮靡”，的确是陆机不小的发现。从“诗言志”到“诗缘情”，不仅标示了文学观念的演进与深化，而且也为爱情诗的存在正了名——感情是艺术的生命，爱情诗“缘情”但不“绮靡”，它是情之所系，爱之所结，是“婉转附物，惆怅切情”。《诗经》、《楚辞》中爱的对象多“既含睇兮又宜笑”、“美要渺兮宜修”，很难1睹女性芳容，但在南北朝民歌中，我们随处可见女性的情与爱，她们的爱热烈而大胆，“宿昔不梳头，丝发披双肩。婉伸郎膝上，何处不可怜。”(南朝乐府《子夜歌》)“罗裳系红袖，玉钗明月夜。冶游步春露，艳觅同心郎。”(乐府民歌《子夜4时歌》)……这些诗歌既是爱的宣言书，又是时人审美趣味趋向丰富与爱情心理趋向细腻的形象注解。

唐代是我国诗歌发展的高峰，也是爱情诗创作的1个重要阶段，张若虚的1首《春江花月夜》，抒尽人间相思离别之情，诗作1改齐梁华靡浮艳的宫体“情色”之风，赋予爱情诗深远的人生慨叹与哲思。“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之相似。不知江月照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白云1片去悠悠，青枫浦上不胜愁。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在诗人笔下，宇宙、自然、人类、生命、青春、爱情，这1切构成1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它们的美妙奇幻令诗人无限向往，它们的遗憾缺失让诗人感慨万千。诗歌摆脱了千百年来痴男怨女只会卿卿我我的“小家子气”，而具有了“大家风范”。它的似水柔情，它的逸怀浩气，它对自然美的赞叹，对宇宙奥秘的追寻，对青春爱情的渴求，……使得诗作在讴歌男女爱情的同时，也洗尽铅华，创造了1个景、情、理水乳交融的高远境界，在历代爱情诗中显得如此超凡脱俗，说它是“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闻1多)，是1点不为过的。

初唐到中唐，唐诗呈现万千景象。与其它题材所取得的辉煌成就相比，爱情诗并不那么耀眼，诗人们对爱情创作偶有涉足，他们的兴趣在军旅、在边塞、在静谧的山水田园、在雄奇的大漠风光。只有到了中晚唐，爱情诗创作才赢来又1个高潮。安史之乱以后，唐帝国开始走向衰落，社会危机4伏，大1统的儒家思想出现许多裂隙，爱情意识再度泛起。以“唯歌生民病”为己任的白居易，不仅在许多诗中代妇人立言，写闺怨离情，而且对唐明皇、杨玉环的爱情故事有着特殊的兴趣，以至应朋友之邀写下千古名篇《长恨歌》。诗中尽管他对李杨爱情颇有微词，但当写到杨玉环赐死马嵬驿，唐明皇“上穷碧落下黄泉”地追寻杨玉环时，自己也控制不住悲伤的眼泪，把李的思念描绘得绵长悠远，把杨的形象刻画得楚楚动人，把爱情的美丽与力量写得神奇无比。晚唐承盛唐遗风，城市经济大为繁荣，人们的交往空间增大：秦楼宴饮、楚馆密约、游春踏青、听歌观舞，男女交往频繁，文人更是置身其间与之唱和，加上社会动荡给人们心理造成巨大压力，许多文人到山林隐逸和酒色之乡中去寻求解脱，这1切均成为“爱情意识”的催化剂。白居易在《与元9书》中曾说：“自长安抵江西，34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此雕虫之技，不足为多，然今时俗所重，正在此耳。”这里，白居易所说的雕虫小技之作，正是以《长恨歌》为代表的爱情诗。万口传诵，如此庞大的读者群，空前激发的爱情意识，为爱情诗创作营造了良好的接受环境。于是，我们看到晚唐诗坛爱情诗又闪现出耀眼的光芒，元稹、白居易、刘禹锡、杜牧、李商隐等人都有许多爱情杰作传世，而最有代表性的当属李商隐。

李商隐不但创作了许多以“无题”为题的爱情诗，而且在诗歌理论上公开为其张目：“人禀5行之秀，备7情之动，必有咏叹，以通性灵”。传统思想视为洪水猛兽的7情6欲，在李商隐看来却是极为正常的人类情感，应该在文学中去表现。不过，李商隐的爱情诗所写的几乎都是柏拉图式的、可望而不可及的爱情，“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1点通”，这些爱情心理抛弃“欲念”成分，完全是1种精神上交流与沟通。与元稹、白居易诗歌叙事成分多、情节性强、人物场景描写细腻的写法不同，李商隐的诗歌略去了许多具体的人事，生活的原料被提炼浓缩到只剩下1杯浓郁的感情琼浆。这恐怕既与其身世感慨有关，也与他对理想爱情的向往有关。

正如任何事物的发展总有个限度，否则便会走向极端。如果说李商隐感受着“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迟暮之情，歌唱他那没有结果的“柏拉图式”的爱情，到了唐末5代，诗人们便只能以放纵酒色来逃避王朝末日的来临，爱情诗重回宫体诗的老路——爱情褪色，****上升。至此，爱情写作开始进入词曲、小说领域，成为它们歌咏不尽的母题，涌现了宋词、《西厢记》、《桃化扇》、《红楼梦》等多部经典篇章。

2、湖畔社：爱情诗的现代分野

20世纪20年代，中国爱情诗创作又1次进入了1个繁荣期。“54”前后，在民主、科学观念的影响下，沉睡的国人开始醒来，追求个体解放、婚姻自由。《伤逝》主人公子君喊出“我是我自己的，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的吼声。《沉沦》主人公大胆宣称，“知识我不要，名誉我不要，我所要的就是爱情，我所要求的就是异性的爱情”。以周作人《小河》、康白情的《窗外》为肇始，爱情诗的大幕徐徐拉开。1922年4月，湖畔社在杭州成立，潘漠华、冯雪峰、应修人、汪静之4诗人，专事爱情诗写作，相继推出诗歌合集《湖畔诗集》、《春的歌集》，掀起了“54”爱情诗创作的1个新高潮。

湖畔派诗人初生牛犊不怕虎，敢于打破封建礼教和传统习俗，写出了“54”青年对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向往与追求。汪静之写道：“梅花姊妹们呵，怎还不开放**?懦怯怕谁呢?”(《西湖小诗·7》)封建礼教讲“非礼勿视”，它无视这个“礼”，偏要反其道而行之，“我冒犯了人们的指摘，/1步1回头地瞟我意中人，/我怎样欣慰而胆寒呵”。(《1步1回头》)湖畔诗人的爱情诗，大都具有此等挑战姿态，他们直接抒写对异性的渴求和陶醉，其大胆直率足以使封建道学家们瞠目结舌。《不能从命》中，汪静之这样写道：“我没有崇拜，我没有信仰，但我拜服妍丽的你!我把你当作神圣1样，求你允我向你归依。”对女性的爱慕达到如此顶礼膜拜的程度，1反男尊女卑的封建信条。应修人的《妹妹你是水》也具有同样的反叛精神，“妹妹你是水——/你是清溪里的水。/无愁地整日流，/率真地长是笑，/自然地引我忘了归路。”不独年轻人渴望追逐爱情，就连和尚也按捺不住“生命的躁动”、“异性的爱情”，“娇艳的春色映进灵隐寺，/和尚们压死了的爱情，/于今压不住而沸腾了，/悔煞不该出家呵!”(汪静之《西湖杂诗·101》)不只男性，女性也春心萌动，“姊妹都嫁了，/嫂嫂常怨我。/我已恨煞这凄清的家了。/攀——藤，披——荆，/你这样爱惜我，我要和你1起儿归去了!/这1颗紧锁的芳心呀，/要为你，要为你展开了。”(应修人《花蕾》)湖畔诗人的爱情觉醒和自我表现，堪与郁达夫小说的性爱描写比肩，“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1种暴风骤雨似的闪击，把1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发狂了。”[2] 对于虚伪的封建礼教而言，他们浓墨重彩抒写情爱，不啻是1种有力的反叛，难怪他们的作品刚1发表，就引起保守派人们的1片骇然。

湖畔诗人的爱情诗刚1问世，就受到传统势力的攻击，胡梦华首先发难，著文《读了〈蕙的风〉以后》，指责湖畔派的爱情诗“不道德”、“轻薄”、“堕落”，“是有意挑拨人们的肉欲”，“是兽性的冲动之表现”，“是淫业的广告”。针对胡梦华的责难，鲁迅、周作人、章洪熙等人纷纷发表文章，声援湖畔诗人，肯定他们的爱情诗创作。鲁迅在《反对“含泪”的批评家》1文中，狠狠讽刺胡梦华等顽固保守派的假正经面孔：“我以为中国之所谓道德家的神经，自古以来，未免过敏而又过敏了，看见1句„意中人‟，便即想到《金瓶梅》，看见1个„瞟‟字，便即穿凿到别的事情上去”。《诗歌之敌》中，鲁迅斥责那些反对爱情诗的“老先生”、“小先生”们是“诗歌之敌”，要求青年诗人“对于老先生的1颦蹙，殊无所用起惭愧。纵是稍稍带些杂念，即所谓意在撩拨爱人或是„出风头‟之类，也并非大悖人情。”周作人专门做《情诗》，指出汪静之《蕙的风》倘若由传统的权威看去，不但有不道德的嫌疑，而且确实是不道德的了，但是这旧道德上的不道德，正是情诗的精神，“所以见了《蕙的风》里„放情的唱‟，我们应该认为这是诗坛解放的1种呼声。”[3]

湖畔诗人的爱情诗创作得到了新文学阵营的支持，鲁迅、周作人、胡适、朱自清、刘延陵等人都曾正面肯定过爱情诗的社会价值与开创意义，但是，新文学的发展也给爱情诗创作带来不小的压力。文学研究会致力于“文学与革命”关系探讨，提倡“血与泪”的文学，而爱情诗就与此格格不入。应修人曾致信周作人说，“《小说月报》、《文学旬刊》乱闹血与泪的文学，闹得我们胆子小了许多。”文学研究会成员之1的朱自清，在首肯“血与泪”文学乃“当务之急”的同时，也说“并非„只此1家‟”，“因为人生要求血与泪，也要求爱与美，要求呼吁与诅咒，也要求赞叹与咏歌，2者原不可偏废”[4]3。从创作实绩来看，湖畔派没有囿于“血与泪”的框范，表现出题材选择的多样性和诗人创作的自主性，不仅突破了传统诗学礼教的束缚，而且也突破了早期新诗的题材范围，别创新格，为中国新诗领域的拓展做出了其他诗派不可替代的贡献。

众所周知，“54”时期最响亮的口号是反对封建礼教，争取个性解放;作为个性解放之1部分，恋爱自由、婚姻自主不仅大受青年人的欢迎，而且也引起作家们的广泛关注。在封建社会里，“存天理，灭人欲”就像有形和无形的锁链，紧紧束缚着人们的身心;爱以及对爱的歌唱，也被认为是有罪和可耻的。传统诗学强调“思无邪”，就是要求诗人写诗不萌生邪思，即不悖于封建礼教的规范。“54”时期强调爱与美，即是针对封建礼教而发。《热风·随感录410》中，鲁迅在照录1个不相识的少年写的1首题为《爱情》的诗后指出，“这是血的蒸气，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从前没有听到苦闷的叫声。即使苦闷，1叫便错;少的老的，1齐摇头，1齐痛骂……我们还要叫出没有爱的悲哀，叫出无所可爱的悲哀。”从这里，我们可以领会到，关于美和爱的讴歌，不管作者主观动机是多么不同，客观上都具有反封建的意义。对于湖畔派诗人写于“54”期间的爱情诗章也应作如是观。

关于“湖畔社”的爱情诗意义，龙泉明先生指出：“1方面要充分看到它在中国爱情诗发展中的地位，及其在艺术上的独创性，另1方面要看到它所表现的追求恋爱自由、个性解放的思想感情，在客观上所具有的反封建的历史意义”[5]。从《诗经》、汉乐府到后来的子夜歌、竹枝词，虽然爱情诗创作不绝如缕，但受封建思想束缚，不仅数量有限，而且抒情方式含蓄、委婉，少有大胆直白袒露心曲之作。“54”时期，写男女爱情的小说很多，据茅盾统计，占了全部小说的“百分之910”[6]，而爱情诗却不多见，只有胡适的《应该》、郭沫若的《Venus》、鲁迅的《爱之神》、刘半农的《教我如何不想她》、康白情的《窗外》等0星之作点缀其间，不能形成规模。“真正专心致志做情诗的，是„湖畔‟的4个年轻人”[7]。如果说胡适、康白情们的爱情诗受传统诗风影响，尚心有疑虑，不能率性而为，那么湖畔诗派4个年轻人正是在“54”新思潮的影响下，挣脱了封建羁绊，“才敢坦率的告白恋爱，才敢堂而皇之，正大光明地写情诗”[8]。他们歌唱自由爱情的诗作，不仅大大超越了传统情诗的审美尺度，而且突破了前辈诗人的心理障碍。他们正值青春时期，活泼开放，敢于破坏陈规，敢于标新立异，不像他们的师长，心灵还下意识受到束缚，他们“那时真是可爱，字里行间没有染1点习气，这是最难得的。他们的幼稚便是纯洁。”他们的诗是“没有沾染旧文章习气老老实实的少年白话新诗”[9]。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湖畔派诗人的崛起，新诗坛才有了现代意义上的爱情诗。

湖畔诗人那真诚坦率的情爱描写与表现象吹来1股春风，立即唤醒了当时的无数青年的心。他们跟随诗人想哭就哭，想笑就笑，带着从世俗和封建思想规范中解放出来的直率和天真，汪静之在《蕙的风》自序中说：“被封建道德礼教压迫了几千年的青年的心，被54运动唤醒了，我就象被捆绑的人初解放出来1样，毫无拘束地，自由放肆地唱起来了”，因而“没有顾忌，有话就瞎说。”鲁迅评价汪静之的诗时说：“情感自然流露，天真的清新，是天籁，不是硬作出来的。”[10] 他们以青春的敏锐、青春的真诚和青春的好奇心来理解人生，看待爱情，因而他们的创作充满了青春活力。

湖畔诗人的爱情诗在拓宽了新诗的取材领域的同时，也触及了“文艺与人生”这1复杂问题。虽然在“血与泪”文学之外，“爱与美”亦为人生所需要。“文人创作，固受时代和周围的影响，他的年龄也不免为1个重要关系。静之是个孩子，美与爱是他生活底核心;赞叹与咏叹，在他正是极自然而适当的事。他似乎不曾经历着那些呼吁与诅咒的情景，所以写不出血与泪的作品。若教他勉强效颦，结果必是虚浮与矫饰，在他们是无所得，在他却已有所失，那又何取呢![4]4 的确， 在他们还涉世未深，未曾经受时代的风雨锤打，硬要他们去创作“血与泪”的文学，必然是1种“苛求”。新文学阵营代表人物的辩解虽然卫护了湖畔诗人按照自己的心灵要求去创作的“自由”，但时代对文学的选择与限制却是1股强大的力量，它迫使1些作家不得不向“现在需要的最切的”方面靠拢。这就注定湖畔诗人不可能长久的沉醉在“爱与美”的歌咏中。他们毕竟都是热血男儿，都期望在时代生活中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而当他们意识到自己做的并非是时代最需要的工作时，对自己过去的“美梦”就自然地产生根本的怀疑，他们不得不去面对现实的世界，寻求新的生活道路。于是，湖畔诗歌中的爱、美、梦的东西愈来愈少。汪静之在写作《寂寞的国》之后，“决定不再写爱情诗，不再歌唱个人的悲欢，准备写革命诗”(《蕙的风·自序》)。1927年冯雪峰参加共产当，真正投身血与火的斗争中去，潘漠华、应修人不久投身革命斗争，在残酷的战争年代中，为正义的革命事业先后献身。 【参考文献】

[1] 钱钟书.管锥编(第1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9:156. [2] 郭沫若.论郁达夫[A].沫若文集(第7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172. [3] 周作人.自己的园地·情诗[M].上海：北新书局，1923:58. [4] 朱自清.蕙的风·序[M].上海：上海书店，1984. [5] 龙泉明.中国新诗流变论[N].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313. [6] 茅盾.评45月的创作[J].小说月报，第12卷第8期，1921—12—25. [7] 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M].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7. [8] 汪静之.爱情诗集〈蕙的风〉的由来[N].文汇报，1984—5—14. [9] 冯文炳.谈新诗〈湖畔〉[A].冯文炳文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210. [10] 汪静之.回忆湖畔诗社[J].诗刊，197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