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

第一篇：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

政府向社会购买公共服务的意义

政府向社会购买公共服务，既是政府职能转变的应有之义，又是现代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必有环节。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是指将原来由政府直接提供的、为社会公共服务的事项交给有资质的社会组织或市场机构来完成，并根据社会组织或市场机构提供服务的数量和质量，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评估后支付服务费用，即“政府承担、定项委托、合同管理、评估兑现”，是一种新型的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

材料二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推广政府购买服务，凡属事务性管理服务，原别上都要引入竞争机制，通过合同、委托等方式向社会购买”。正确认识、积极稳妥地推进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工作，不断创新和完善服务提供方式，是我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必然要求。 (1)结合材料，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相关知识，说明政府在购买公共服务过程中，应如何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2)结合材料二，运用政党的有关知识，分析中国共产党作出推广政府购买服务相关决议的依据。

答案(1)①市场和计划是资源配置的两种基本手段。②政府将适合市场提供的公共服务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或市场机构承担，遵循价值规律，引入竞争机制，通过供求、价格机制，充分发挥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促进了资源的有效利用。③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注重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定项委托、合同管理、评估兑现，综合运用了经济手段、法律等手段加强宏观调控，要更好地满足市场需求。④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将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有机结合起来，促进了资源的优化配置。

(2)①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我国的执政党，对国家和社会生活实行政治领导。②党提出推广政府购买服务，体现了党的性质和宗旨。中国共产党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积极稳妥地推进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工作，不断创新和完善服务提供方式，把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③中国共产党坚持科学执政，引入竞争机制，通过合同、委托等方式向社会购买，遵循了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

解析试题分析：(1)本题要求学生结合材料，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相关知识说明政府在购买公共服务过程中，应如何实现资源优化配置。解答本题首先需要学生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角度包括的具体知识点;其次，需要学生分析设问及材料以从中找寻答题的突破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经济体制。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既需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即充分发挥价格、供求、竞争三个机制的作用;又要实行宏观调控来弥补单纯市场调节的不足;自觉将市场调节与政府宏观调控有机结合起来以促进了资源的优化配置。

(2)本题要求学生结合材料二，运用政党的有关知识，分析中国共产党作出推广政府购买服务相关决议的依据。本题材料中中国共产党根据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规律，作出要“推广政府购买服务，凡属事务性管理服务，原别上都要引入竞争机制，通过合同、委托等方式向社会购买”的决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坚持科学执政的表现，因此，学生可从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及执政方式的角度去分析说明;推动政府向社会购买服务用以满足社会的公共服务需求，涉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切实利益，因此，学生可从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和民主执政的方式等角度去分析说明。

考点：本题考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相关知识、中国共产党的地位、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式。

充分认识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重要性 发布人： 许晓环

发布时间： 2014/1/29 9:19:00 阅读次数：1442 次

充分认识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重要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共服务体系和制度建设不断推进，公共服务提供主体和提供方式逐步多样化，初步形成了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公办民办并举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同时，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相比，不少领域的公共服务存在质量效率不高、规模不足和发展不平衡等突出问题，迫切需要政府进一步强化公共服务职能，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模式，有效动员社会力量，构建多层次、多方式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提供更加方便、快捷、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就是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把政府直接向社会公众提供的一部分公共服务事项，按照一定的方式和程序，交由具备条件的社会力量承担，并由政府根据服务数量和质量向其支付费用。近年来，一些地方立足实际，积极开展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探索，取得了良好效果，在政策指导、经费保障、工作机制等方面积累了不少好的做法和经验。

实践证明，推行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是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方式、加快服务业发展、引导有效需求的重要途径，对于深化社会领域改革，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整合利用社会资源，增强公众参与意识，激发经济社会活力，增加公共服务供给，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和效率，都具有重要意义。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结合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人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因地制宜、积极稳妥地推进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工作，不断创新和完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加快建设服务型政府。

通讯员：许晓环/本溪桓仁县民政局

第二篇：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第三方评估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明确指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需要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关系，加快实施政社分开，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不难看出，随着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进一步调整，我国社会组织将更广泛地参与社会体制改革进程之中，成为社会治理的核心主体，积极发挥提供社会服务、反映社会诉求、规范社会行为、追寻社会公正等功能，逐步实现政社分工与协作，与政府、市场等主体协同推进和谐社会建设①。但是，实践中，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体制机制并不健全、社会组织参与政府购买服务的绩效并不明显、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实践中的政社关系依然存在控制与依附的现况，社会组织如何更好地胜任政府转移的职能?政府如何加深对社会组织的信任?社会组织的公信力如何提升，以扩大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建设的社会认可和社会承认?这些问题都是当前政府购买社会服务中未被有效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文将系统检视当前我国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第三方评估”方式中蕴含的理论逻辑和现实必要性，揭示其实践中存在的多元化困境，并尝试寻求超越这些困境的可能路径。

一、问题提出

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在政府职能转移和政府购买社会服务方面做出了积极的探索，逐渐迈向政社合作的政府购买社会服务模式与实践②。2012年中央财政首次向社会组织拨款2亿元，用于支持社会组织开展各类社会服务，且已持续三年③。不少地方政府也在购买服务方面迈出了大步伐。例如，广州市2012年投入了2.6亿元在全市132个街镇开展社会工作服务，每个投入200万元④。另据相关数据显示，近5年来，广东全省累计投入到社会工作服务的财政资金达19.17亿元⑤。全国很多省市，如北京、上海、江苏等地的政府购买社会服务亦日益受到重视，以社会工作人才队伍为主体、以专业社会组织为载体的专业服务力量成为当前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重要实践主体。上述举措，一方面体现了我国长期以来“政社不分”的结构性体制的演变，已经开始向“政社分工与合作”的治理格局转变;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政府在职能转移、管理创新方面的突破与创新。

但是，这种改变在很多情境下并不是彻底的，政社分工与合作治理的成熟格局也远未实现。我们需要从一个更为直观的视角去分析一系列问题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即，如何衡量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经费是否物有所值?如何评价绩效?很多地方政府还未真正购买社会服务，除了因资金限制，更重要的原因是不是源于对社会力量的不信任?事实上，确有不少基层政府官员对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经费的使用效益表示质疑：“政府投数百万去购买社工组织的服务，究竟值不值?”⑥换句话说，政府部门作为购买方，对于其花钱购买的社会服务项目，其效果如何，心里是没有明确答案的。这表明，当前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桥梁和疏通机制仍然缺乏，而这种机制恰是造成目前政社关系仍不顺畅、信任程度不高的重要原因。本文认为，“第三方评估”有助于对上述疑问回应和解决。也就是说，“第三方评估”机制的建立与有效实践，是考察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绩效的重要抓手，是加强社会组织公信力的重要手段，也是创建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相互信任关系的重要条件。那么，“第三方评估”的这种制度化作用是如何可能的呢?这就需要从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第三方评估”的社会动因出发，对其进行发生学的机制阐释;同时，要对其实践逻辑及其困境进行反思，并寻求可能的破解之道。

二、寻根问底：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第三方评估”的社会动因

从传统上看，评估是政府部门的重要行政工作之一。随着政府购买服务(Purchase of Services)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在西方世界的兴起，“第三方评估”逐渐走向前台。由于“第三方”与其他两方(第一方即被评对象;第二方即服务使用者)既不具有隶属关系，也不产生利益关系，所以也可称“独立第三方”。就国际视野来看，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第三方评估”具有较为成熟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诉求。第三方评估成为政府购买社会服务中“约定俗成”的一个“广为接受的事实”，以至于受到政府、社会力量、社会公众等多元主体的高度重视。可以说，第三方评估已成为一种“制度化的事实”成为现代社会服务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⑦。“第三方”的评估方式常被认为是保证评估结果公正的起点，而“第三方”的专业性则被认为是保证评估结果具有公正性的基础⑧。可见，“第三方”因不受相关主体的意志约束而具有独立性、因具有专门的“专家系统”属性而体现出权威性和可信赖性。这种“第三方评估”的上述特性(公正性、专业性、权威性和可信赖性)是如何获得的呢?这需要对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第三方评估”的社会动因进行理论阐释。

(一)专家系统：“第三方评估”之于现代社会服务体制创新的理论内核

“专家系统”是指“有技术成就和专业队伍所组成的体系，是现代社会重要的治理技术手段。正是这些体系编制着我们生活与其中的物质和社会环境……融专业知识于其中的这些体系却以连续不断的方式影响着我们行动的方方面面……从而，人们信赖专家所使用的专门知识的可靠性，这是某种我们通常不可能去详尽验证的专业知识。”⑨这也就是说，对于社会公众(非专业人士)来说，他们既不依赖于完全参与其中，也不依赖于精通专家们所拥有的专业知识，他们通过对专家系统的信任基础上，认为相关经验通常都会像专家系统所预期的那样运行。这为现代社会的人们对专家系统的诉求提供了依据⑩。

我们将“专家系统”思维用于分析现代性中的个人与社会关系，具有宏观性、抽象性和概括性等特征。但是，其体现的核心理论元素对我们分析现实问题具有重要启发。如果我们将“专家系统”思想引入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第三方评估”之中，“专家系统”可以作为“第三方评估”之于现代社会服务体制创新的理论内核，它为“第三方评估”彰显其专业性、独特性、权威性或可信赖性、公正性、客观性等特征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元素和理论依据。也就是说，“专家系统”的思想首先体现了专业性特征，这符合“第三方评估”在社会服务评估中的专业性要求。具有专业评估资质的人员共同组建评估团队，评估主体中的专家构成是保证评估专业性的核心。“专家系统”体现的“信赖”特征为“第三方评估”实践赢得了可信赖性和权威性，进而保证评估过程的公正性，以及评估结果的客观性和有效性。

(二)协同治理：“第三方评估”之于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重要治理功能

国内外政府将“第三方评估”机制引入政府绩效评估之中，其前提逻辑在于：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是政府管理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现代社会治理的特征和构架(11)。同时，第三方评估又是一种有效的对非营利组织的考核工具，它对社会组织发展具有多重治理功能，因而保证其公共责任的落实(12)。实践中，“第三方评估”参与到政府购买社会服务体系中来，独立于政府、基金会等资助主体，独立于NPO等社会服务提供主体，以及独立于社会大众等社会服务使用主体。这种独立性体现了第三方评估作为一种重要主体，协同参与到政府社会服务治理体制中来。目前，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实践体现了政府职能的转移，将原本属于“社会”的职能交给社会组织来承担，通过扮演资金支持、制度保障、服务监督等角色创新政府治理模式;同时，这种实践是对原有社会服务领域政府“大一统”体制的变革和创新，是当前服务型政府转型和建构过程中，政社分离、政社分工与合作机制的重要实践。而“第三方评估”机制的引入，是落实政府购买社会服务政策的重要抓手，是评价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转移职能的外部制衡力量，是促成政府与社会组织在社会服务领域相互信任、科学分工、有效合作的桥梁和纽带。

“第三方评估”何以具有协同治理的功能?原因在于，第三方评估在理念、主体、方法、功能和机制等方面，与当前社会治理创新决策具有显著的同构性。在理念上，第三方评估坚持客观、公正的原则，既不偏赖于政府，也不倾向于社会组织一方，通过中立的态度检视政府购买社会服务中的实践及其成效;在主体上，第三方评估通常坚持多主体参与评估的原则，形成政府、社会组织、服务对象、专业督导等多主体协同参与的格局;在方法上，第三方评估借助专业化评估理论、技术和工具，对社会服务进行科学的评估;在功能上，第三方评估发挥着重要的“以评促建”功能，通过评估实践，发现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及时提出改进思路和对策，并协调政府和社会组织各方就相关问题的改善达成进一步共识，促进政社合作基础上政府购买社会服务质量的提升;在机制上，第三方评估倡导建立由购买主体、服务提供主体、服务对象等多主体共同组成的综合性评估机制，对政府购买社会服务资金使用效果、社会服务绩效、服务对象满意度、社会影响力等多重维度进行考评，通过过程评估与结果评估向相关主体反馈评估结果，并确保评估结果的有效应用。总之，“第三方评估”在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实践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治理功能，成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协同力量，既有助于促进政府职能转移的有效实施，又有助于提升社会组织“在做中”不断提升能力以胜任政府转移的职能，更是加快推进“政社分工与合作”治理体制的外在驱力。

三、经验反思：我国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第三方评估”的多元困境

近年来，我国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实践越来越受到重视，各地争相开展政府购买社会服务，也相应地引入了相关评估主体开展评估工作，在实践中形成了由四种主体为核心的“第三方评估”模式，即专家评估模式、专业公司评估模式、社会代表评估模式、民众参与评估模式(13)。这几种模式各有利弊，本文所指的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第三方评估”，主要是指专家、社会代表以及相关利益方(资方、服务主体、服务对象)组成的综合性评估模式，这种评估模式在上海和珠三角地区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实践中逐渐受到重视，并取得一些积极成效。但是，深入分析不难发现，当前我国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第三方评估”实践中仍然存在多元化困境，导致“第三方评估”未能真正发挥“如其所是”的治理功能。

(一)合法性困境：“第三方评估”参与社会治理创新的身份限制

伴随着社会组织日益参与到社会建设之中，社会组织的合法性也相应地成为学术界关注的核心议题。在这里，合法性是指某一事物具有被承认、被认可、被接受的基础，这种基础可以是法律程序，也可以是特定的社会价值或共同体所沿袭的各种惯例。一个组织是否具有合法性，取决于它能否经受某种合法秩序所包含的有效规制的检验。当前第三方评估在参与社会治理体制创新中存在合法性困境，即是指这种第三方评估在政府购买社会服务领域还未得到有效的承认、认可或被接受，或者说，缺乏合法性基础。在现实中，第三方评估合法性基础的缺失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第一，法律缺失导致其法律合法性困境。当前我国第三方专业评估组织常被纳入民办非企业单位的范畴，以《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为依据进行登记运营，缺乏与其他民办非企业单位相区别的专门法律法规，虽然具有法人地位，但在整个社会组织领域的身份仍然不清晰。第二，缺乏相应的文化传统、社会习惯、行业规范等社会性基础而存在社会合法性困境。长期以来我国社会组织处于被抑制状态，而难以发展壮大，相应地缺乏社会组织的传统;第三方评估作为现代社会制度体系的组成部分，更是缺乏相应的文化基础和社会规范，社会上对第三方评估的认知程度较低，行业内对第三方评估的规范性要素仍然缺位。这种法律合法性与社会合法性的缺失，是当前我国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第三方评估”合法性困境的重要体现(14)，也是造成第三方评估身份困境的主要因素。第三方评估在当前社会治理体制创新实践中，仍然缺乏明确的主体资质和身份象征。

(二)制度化困境：“第三方评估”参与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法制依据

根据新制度主义的理论观点，制度化是指组织作为社会环境和历史脉络中的一个有机体，其发展演变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是与周围环境不断作用、不断变化并适应周围环境下的产物;同时，它既是某一社会关系和行动被视为理所当然而逐渐被接受的过程，又是某一事件的状态，这种状态确定了什么是有意义的、什么行动是可能的。组织的制度环境和技术环境显著影响着组织的行为与结构，技术环境要求组织有效率，按照最大化原则组织生产;制度环境是指组织所处社会中的文化期待、法律制度、社会规范、观念制度等作为人们“广为接受”的社会事实(15)。这种制度化观点用于分析当前我国第三方评估组织现状尤为恰切。目前，国家层面缺乏对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第三方评估”的专门法律依据，其中，《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指出，要“建立健全由购买主体、服务对象和第三方组成的综合性评审机制”，缺乏对具体评估原则、程序、方法、指标等的规定。《民政部财政部关于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指导意见》指出，“积极推进第三方评估，发挥专业评估机构、行业组织管理、专家等方面作用，对服务机构承担的项目管理、服务成效、经费使用等内容进行综合考评”，仍然是较为宽泛的规定。部分地方在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第三方评估”制度建设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如《东莞市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考核评估实施办法》、《广州市政府购买社会服务考核评估办法(试行)》、《珠海市关于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考核评估实施办法(试行)》、《铜陵市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绩效评估实施办法(试行)》等，都对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第三方评估”的原则、考核指标、考核方式、考核结果应用等方面进行了规定。但是，这些规定在目前的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第三方评估”实践中还不能有效发挥制度约制和保障作用，第三方评估机构在实践中仍然难以成为“广为接受的社会事实”。笔者调研时也发现，很多地方政府在关于其购买的社会服务是否每年进行连续评估方面，也是一个不确定的事情;每年的评估标准有较大调整，使得被评机构难以适应;评估通知下发后很快就要接受评估，没有充分的时间进行准备等问题。这些问题无不说明第三方评估在实践中仍然缺乏强有力的制度和法制保障。

(三)专业化困境：“第三方评估”实践中因其能力受限而作用不明显

“第三方评估”因其具有独特的专业性、权威性、可信赖性等属性，才可以成为一种“专家系统”，这就要求第三方评估组织及人员在实践中具备强烈的专业化特质。但是，实践中我们看到，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第三方评估”组织存在着专业性程度不高、组织能力不强、行业规范缺乏等专业化困境。表现在如下方面：第一，由于政府购买社会服务是近几年兴起的政府管理创新实践，与之相适应的“第三方评估”组织和人员未能做好充分准备，现有的第三方评估组织存在着数量少、规模小、人员队伍素质参差不齐等问题。第二，由于缺乏相应的实践，第三方评估缺乏系统的理论依据和方法论体系，现有的评估理论和指标体系多是对国外经验的复制和借鉴，尚缺乏对本土评估理论和评估体系的探索。这容易导致如下问题：即现有评估指标多为西方国家和地区社会服务实践较为成熟后发展起来的，这些考核标准对于中国本土的社会服务实践和评估经常存在“水土不服”的现象，精细化、文本化成为当前第三方评估实践中面临的重要困境。第三，部分第三方评估由行业协会，甚至由一些本身就作为专业服务机构的组织来执行，这在实践中难以真正秉持“客观、公正、独立”等原则。行业协会更多地应从专业发展、组织能力建设、人才队伍培养、行业规范设置等方面为专业社会服务组织提供行业自律机制;专业社会服务组织一方面承接政府购买的社会服务项目，另一方面又对相关社会服务项目进行评估，这容易导致评估的公正性和客观性缺乏，难以体现评估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因此，现有第三方评估组织自身能力不足、专业化水平不高、评估主体秩序混乱等困境，限制了其相关功能的有效发挥。

(四)社会化困境：“第三方评估”中公众参与形式化导致可信度下降

现有的官方文件和评估实践中，都强调“第三方评估”主体的多元化，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综合性评估机制。其中，除了对服务承担主体(社会组织及其工作人员)进行系统评估外，目前的第三方评估对服务购买主体(政府)、服务适用对象(社会大众)的评估基本上流于形式，没有实质性开展。在笔者参与的具体评估实践和相关调研中，不少被评组织及其工作人员表示：“政府出台的相关政策在实践中很难落实，应该加强对政府的评估”，“由于中国人具有的特定文化特征，其接受过社工的帮助之后，一般都会心存感激，哪怕问题没有解决也不会表现出不满意”。这些现象表明，一方面，政府购买社会服务政策在实践中存在许多困境，但很难通过政府部门的切实参与而得以改进，社会工作也缺乏有效途径来进行政策倡导、促进政策创新;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特有的“求—助”模式(16)，服务对象很少对社会服务表示不满。在评估实践中，第三方评估一般都会对部分服务对象进行满意度评估，但限于专业服务机构对于服务对象信息的保密性等原则，不可能将服务对象信息直接交由评估组织来进行服务对象抽选，更多地是让服务机构选出部分服务对象参与评估，其结果是，所挑选出来的服务对象大多对专业服务认知度高、评价积极，这就很难真正测量出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有效性与问题所在，进而会导致社会公众对政府购买服务的信任度和认同度降低，也会导致文章开头所述的难题，即政府是否能够真正信任社会组织，并感受到购买服务所用经费花有所值?因此，第三方评估在政社关系互动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调节和纽带作用。

四、超越困境：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第三方评估”的路径选择

基于前文已经分析的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第三方评估”存在的理论基础和现实动因，以及第三方评估实践中存在的多元化困境，本文尝试从以下相互关联的四个维度，提出破解当前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第三方评估”所遇困境的可行路径。

(一)合法性机制：形成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第三方评估”的前提要件

合法性缺失意味着第三方评估不被承认、认可或接受，合法性困境是阻碍当前第三方评估得以有效推进的根本前提。在当前急剧加快的社会转型背景下，政府职能转移已成为大势所趋，政府购买社会服务也构成新时期政府治理创新的重要构成。如何评价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绩效和资金使用效率?这就为“第三方评估”参与政府购买社会服务体系提供了现实依据。基于目前第三方评估存在的法律合法性和社会合法性困境，本文认为，第三方评估在当前的法律体系和社会规范中还没有正当的名分或身份。要破除这种合法性困境，就需要建构第三方评估的合法性机制，使第三方评估参与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得以正身。第一，要明确第三方评估的法律主体地位，在现有的《社会组织评估管理办法》等法规体系中增设有关第三方评估的专门内容，或者制定专门的《第三方评估法》，以确定第三方评估的法律合法性。以美国为例，政府为第三方评估制定了《政府绩效与结果法》，以及《以绩效为基础的组织典范法》，使第三方评估主体地位的确立在法律上得到了明确和保障。第二，要不断挖掘第三方评估的文化传统和社会习惯，加强行业规范建设，逐渐形成具有特色的第三方评估文化与社会氛围，使之与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理念相适应;同时，要在社会组织行业内加强规范性要素设置，加强对第三方评估的宣传与推广，为第三方评估实践奠定社会合法性基础。

(二)制度化依据：完善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第三方评估”的保障措施

当前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第三方评估”实践中存在的制度化困境，反映了第三方评估参与政府购买服务体系的制度化程度较低，购买主体、服务提供主体和服务对象(社会大众)对第三方评估的重要性、必要性和专业性认知还不够，因而，未成为“广泛接受”的制度化事实。这种制度化困境在实践中主要源于第三方评估的制度环境与技术环境之间的不协调。即技术环境要求第三方评估进行有效的评估，以检验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成效和资金使用效率，但是制度环境方面对第三方评估的文化期待、社会规范、法律政策等却未能有效对其技术环境进行支撑。也就是说，当前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第三方评估”实践中，还缺乏明确有效的制度保障体系。这些制度体系应该包括：第一，结合目前政府购买服务的制度性实践，形成稳定的第三方评估机制，包括基本稳定的评估标准、明确的评估原则和程序、多元综合的评估主体参与，以及清晰的评估结果应用等内容;第二，建立专门的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第三方评估”专项财政体系，避免因相关部门领导变更以及相关的不可抗拒因素造成评估的不确定、延迟，甚至取缔，以保证第三方评估具有稳定的资金保障而得以可持续运作。当前我国尚不具备成立独立评估公益基金，并向社会筹集资金的条件，因此，目前的评估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或相关资助主体的委托或公开招投标，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第三方评估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因此，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性要件，以保障第三方评估顺利有效实施。

(三)专业化水准：提升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第三方评估”的组织能力

专业性应成为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第三方评估”的核心要素，与之相关形成的“专家系统”应成为第三方评估有效实施的理论内核。基于目前我国第三方评估实践中存在的专业化困境，应着力从以下方面寻求突破，以提升第三方评估专业水平、组织能力和行业自律。第一，优化第三方评估组织的准入机制。政府应进一步鼓励具有资质的专家带头建立专业性第三方评估机构，在登记注册管理方面减少过多的行政层级，在税收方面尽可能实现减免政策。现有的第三方评估组织和人员对于目前如火如荼的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实践而言，显得捉襟见肘，远不能满足其需求。因此，优化第三方评估组织的准入机制并给予一定扶持尤其重要。第二，加强第三方评估专业性能力建设。第三方评估具有自身专业的理论和方法论工具，但又不能全部模仿其他国家或地区所使用的理论和指标体系，而应该探索符合各地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实际的第三方评估理论和指标体系，才能有效促进本土社会服务体制和社会服务模式创新。同时，要加强第三方评估专业人员使用、考核、晋升、激励等机制，确保第三方评估人员能够胜任其所承担的政府购买社会服务评估职责。

(四)社会化参与：搭建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第三方评估”的现实基础

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第三方评估”的实施，主要目的就在于确保政府资金使用有效性、合理性，以及服务是否产生预期的社会效益。要测量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社会效益，主要取决于对服务对象改变程度的考评。由于对服务对象是否发生改变，以及改变程度较难通过量化指标来考虑，因而在以往的评估中对服务对象改变程度的关注较少;取而代之的往往是使用所谓服务对象满意度来考察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效果。但是如前所述，这种考察服务对象满意度的方式因受中国特定人情、文化等因素的影响，而难以真正体现服务水平和效果。因此，寻求一种适合中国本土特定情境下的社会化参与机制尤为必要。本文认为，可以通过如下方式解决上述难题：第一，将目前以“一次性”末期评估为主的方式，改为由多次参与式评估、中期评估和末期评估相结合的方式。这样，评估人员可以就每一个项目开展情况有清晰把握。同时，通过参与式评估进入服务开展的实务场域，直接观察服务实施情况，并现场对服务对象认知、感受和行为变化等进行观察和访谈。这种方式虽然评估人力成本较大，但对于正在实践中的政府购买社会服务而言，尤为需要进行精细化、过程化、跟踪化的评估。第二，进行服务对象满意度扩展评价，即根据原有的服务对象满意度评估方式，将评估对象范围辐射到与服务对象相关的亲属、朋友和同事等人群中。这样，可以通过“第三者”的眼光来看待服务绩效及其对服务对象产生的改变程度。虽然同样面临人力、时间等成本的限制，但这种方法确实能够解决文章开头的难题，真正能够让政府放心交由社会组织去做，并能够看到服务开展所带来的社会效益。这就需要连同上面的相关对策同时开展，才能改变现有实践中的诸多困境。

从社会治理的意义上讲，“第三方评估”可以被视为国家与社会关系从管控型迈向合作治理型的重要标志，是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实践中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有机构成(17)，其在理念、主体、机制和行动逻辑等方面体现了与社会治理创新相契合的内在优势。作为一种重要的治理手段，“第三方评估”在当前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实践中日益受到重视和应用，但是，当前第三方评估所具有的治理功能还远未得到挖掘和发挥，尤其是在深化政府职能转移、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加强政社分工与合作等方面的优势还未得到充分体现。本文从“专家系统”和“协同治理”理论视角阐释了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第三方评估”具有的理论依据与现实动因，强调了加快推进“第三方评估”机制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然而，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当前我国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第三方评估”实践中还存在诸多困境，包括身份模糊的合法化困境、缺乏保障的制度化困境、自身能力不足的专业化困境，以及公众参与不足情形下的社会化困境。为有效促进第三方评估的治理功能，完善第三方评估参与社会建设的协同治理机制，从合法性机制、制度化依据、专业化水准和社会化参与四个相互关联的维度寻求对“第三方评估”实践困境的破解之道。

近年来，不少学者在分析中央与地方关系、国家与社会关系方面，越来越将“项目制理论”视为一种解读上述相关主体之间关系的新视角和新机制(18)。但是，上述研究着重强调两个主体(中央与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而对直接相关关系的主体之外的“第三方主体”缺乏应有的关注。例如，有的研究侧重对中央和地方关系的项目制逻辑进行分析，却忽视了社会组织在承接政府惠民政策中的作用和策略行动;尽管有学者已经将项目制引入当前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实践之中加以分析，但由于该领域的制度尚不健全、实践经验尚处于碎片化状态，因而，已有研究同样忽视了“第三方评估”在政府购买社会服务中的实践逻辑和作用机制。可见，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和实践机制，“第三方评估”的相关思想可以进一步丰富和完善现有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解释限度及其意义。此外，需要强调的是，“第三方评估”作为一项新兴的事业，其自身因应社会发展需求而生，但因各项制度性要素还不具备，因而限制了“第三方评估”力量的发展壮大。现有的“第三方评估”实践中已逐步取得一些积极成效和经验，今后应加强对已有经验的提炼和反思，以形成符合本土实际的评估理论和“第三方评估”实践模式。

注释：

①赵环等：《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逻辑起点与第三方评估机制创新》，《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②彭少峰、张昱：《迈向“契约化”的政社合作——中国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之研究》，《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4年第1期。

③卫敏丽：《2012年中央财政安排2亿元专项资金支持社会组织》，新华网，2013年2月12日;王浩成：《中央财政2014年下拨2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中国新闻网，2013年11月26日。

④李拉：《广州：投2.6亿购买社工服务 社工月薪最低3000元》，《社会与公益》2012年第3期。

⑤李强、周潺：《广东省近5年政府购买社工服务资金近20亿元》，《南方日报》2014年1月15日。

⑥万玲：《广州市政府购买社工服务的运行困境与对策》，《天水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

⑦段红梅：《我国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的研究》，《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

⑧程样国、李志：《独立的第三方进行政策评估的特征、动因及其对策》，《行政论坛》2006年第2期。

⑨[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24页。

⑩沈湘平：《现代性视野中的专家系统》，《学习与探索》2007年第2期。

(11)徐双敏、翟珗：《国外地方政府委托评估模式比较研究》，《学习与实践》2012年第8期。

(12)李丹萍、张玲：《境外非政府组织评估：功能、定位与评估体系》，《行政论坛》2014年第4期。

(13)徐双敏：《政府绩效管理中的“第三方评估”模式及其完善》，《中国行政管理》2011年第1期。

(14)徐选国、杨君、徐永祥：《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理论谱系及其超越——以新制度主义为分析视角》，《学习与实践》2014年第10期。

(15)周雪光：《组织社会学十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65页。

(16)王思斌：《中国社会的求—助关系——制度与文化的视角》，《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4期。

(17)杨君、徐永祥、徐选国：《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设何以可能?——迈向经验解释的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0期。

(18)渠敬东：《项目制：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陈家建：《项目制与基层政府动员——对社会管理项目化运作的社会学考察》，《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2期;黄宗智、龚为纲、高原：《“项目制”的运作机制和效果是“合理化”吗?》，《开放时代》2014年第5期;周雪光：《项目制：一个“控制权”理论视角》，《开放时代》2015年第2期;付伟、焦长权：《“协调型”政权：项目制运作下的乡镇政府》，《社会学研究》2015年第2期。

第三篇：国外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经验与启示

摘 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出台一年来，全国各地政府纷纷加快推进和规范购买公共服务的过程，一方面公众可以享受到更优质更便捷的公共服务，另一方面社会组织迎来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国外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起步早，实践丰富，在扶持引导社会组织发展、规范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等方面有一些通行做法和经验，对推进我国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

关键词：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02-0040-03

社会组织通常指政府组织和市场组织之外的一切志愿团体、社会中介组织和民间协会的集合，有时被称为非营利组织、第三部门等。如今，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的模式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公共管理创新的趋势，并成为发达国家向公众提供公共服务的主要方式之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建设服务型政府和法治政府。通过加快推进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让社会组织壮大起来，对政府形成倒逼作用，理顺政社关系，推动政府向社会还权，更有利于集中精力做好政府应做的事

情。因此，分析发达国家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的基本做法和经验，为进一步推进和完善我国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提供有价值借鉴和启示，具有重要意义。

一、发达国家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基本做法

(一)美国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基本做法

1.制定健全的法律体系。美国是最早实行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国家之一，关于政府采购的法律体系相当完善。美国国会以《联邦政府采办法案》和《联邦政府采购条例》作为政府采购的核心，其所规定的采购政策和标准都非常严格。

2.出台多种优惠、激励政策。实施报酬与绩效紧密挂钩的激励机制以鼓励社会组织踊跃参与提供公共服务，并且不断提高服务质量。另外，政府在采购时会优先照顾少数民族、妇女等设立的组织，通过优惠政策吸引他们参与到采购中来。

3.在多个领域开展购买。美国地方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领域非常广泛。除基础建设领域外，还包括养老、就业、教育等民生方面的公共服务，数据处理、咨询服务等信息服务业，垃圾收集、路灯维修、街道维护等各个方面。

4.以合同出租为主要形式。合同出租是政府制定要购买公共服务的标准，由社会组织负责提供，政府与其签订供给合同并依据合同内容对其活动进行监管。美国联邦政府的办公设施、城市道路、学校等大都是以合同出租的方式购买的。

美国政府还通过特许、招标等公私合作的方式，让私营部门参与或提供公共服务。

5.坚持透明公平的商业化运作模式。美国政府购买服务过程中始终坚持商业化的运作模式，特别重视透明和公平。美国政府可以与不同的社会组织签订不同内容的合约，促使签约的各个社会组织进行激烈但公平的竞争，最后政府从中选出最适合的组织。

6.实施严格的政府财政预算。美国政府对购买公共服务进行严格的财政预算，每笔经费都有详细的预算。一般情况下，如果采购部门没有预算就不允许进行采购，并且严禁挪用采购预算金。

7.购买过程进行信息化管理。美国总务管理局为政府购买提供良好的信息平台。美国总务管理局在采购信息系统发布有关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公告，社会组织和企业则将自己的信息输入数据库并注册会员，这样政府和社会组织能够随时了解到相关信息。

(二)英国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基本做法

1.重视立法和政策制定。英国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过程中，一直重视相关法律和政策的制定，出台了很多规范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以便更好地发挥政府和社会组织在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的作用。

2.通过竞争确保服务质量。英国政府在购买公共服务过

程中引入竞争机制，强制实行非垄断化，并极力推动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之间以及公共部门之间的竞争。对于像基础设施建设这样成本高、风险大的领域，英国政府通过立法的形式要求在指定的领域必须实行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的公开竞标或合同出租。

3.根据购买内容制定不同合同。英国政府部门采购都是采用合同制。由于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具有不同性质，所以购买合同会存在很多样式。在签订合同时，政府会根据社会组织所提供的服务内容，制定与之相匹配的合同。

4.建立完善的绩效评估机制。英国政府在购买社会组织服务过程中建立了完善的绩效评估机制。英国政府在各部门开展能力建设，确保每个部门的人员都能明确自己在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中所应承担的责任。中央和地方政府每年都要发布“公共服务协议”，明确政府部门自身的服务目的及对象，增强政府的责任感和服务能力。

5.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建议。英国政府推行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过程中，非常重视调动社会各界的积极性，鼓励各方参与其中。在购买过程中，不断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对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中所存在的问题加以修订和改正。

(三)日本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基本做法

1.坚持立法为先的原则。日本政府开展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时间虽短，但取得了显著成效，关键在于始终坚持立法

为先的原则。日本政府在推行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之前，就已经把可能出现的情况和问题进行了归纳总结，制定了相对完善的法律体系，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提供了法律保障。

2.注重政策的连续性。20 世纪 90 年代，日本政府在规制改革的基础上开始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日本政府内阁虽然几经更换，但每届政府都会在总结上届的问题和经验后，进一步完善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各项政策制度，保证其持续顺利的推进。

3.遵循公平、公开、透明的原则。日本是签订 WTO《政府采购协议》的国家之一。日本政府一直以来都是采用招标模式来进行购买服务。在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过程中必须遵守公平、公开、透明等原则，任何社会组织不享有特权。

4.灵活运用三种招标形式。日本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时有三种招标形式。一是公开招标，适用于高于十万日元的服务购买。二是选择招标，购买部门公告说明要求投标人的条件，筛选后符合条件的一部分社会组织进入到竞标中。三是单独招标，就是政府直接指定社会组织。原则上，社会组织要想参加公开性或选择性投标，必须要有当地政府购买服务部门的资格认证。

5.发挥政府与社会的合力。日本在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过程中非常重视发挥政府与社会的合力。一方面，日本对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指导机关是官民竞争监理委员会。其

主要成员是来自民间的私营企业家和经济学家等。另一方面，在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时，要在相应的地方进行公告，方便公开收集群众意见并根据意见及时调整购买活动。

二、国外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主要经验

(一)根据市场和社会的成熟度确定购买模式

根据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等特点，国外发达国家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模式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以英、美为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倡导市场竞争和坚持公共服务的市场化导向，鼓励社会参与公共服务提供，使公共服务供给更高效灵活。二是以法、德为代表的大陆欧洲模式，坚持有限市场化导向，只在部分公共服务领域引入市场竞争，采取购买的方式提供。由此可以看出，国外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不同模式本质上取决于市场和社会的成熟度。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是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直接产物，其核心就是把市场竞争机制引入政府实践，以达到提高服务质量和降低服务成本的预期。市场越开放，市场机制越完善，社会组织越成熟，且基本独立于政府，社会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参与度越高，提供公共服务的范围和质量越高，政府购买过程的竞争性和市场化就越充分。反之亦然。

(二)以价值判断和服务特性来划分购买范围

对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范围，学术界看法各异。最极端的观点是所有公共服务都可以外包。但更普遍的观念是，能

否外包应该有一定的判断标准，并非所有的服务都适合外包。比如：相对于政府核心职能，一般性公共服务职能更适合购买;以公共服务的可描述性、监督的难易度、服务质量的量化衡量度及竞争程度等为标准判断是否适合购买等等。纵观各国实践，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的范围通常可以从价值判断和服务特性这个方面来界定。通常，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的公共服务主要是那些需要更多的责任感、需要更多个性化和志愿服务、无利可图或只产生微利的服务，大多集中于环保、卫生、教育、扶贫助弱及社区服务建设等公益领域。

(三)灵活运用多种购买方式

根据竞争程度的不同，合同制可以分为竞争式招标购买、有限竞争协商购买和定向购买等几种的情形。发达国家倡导社会组织参与提供公共服务，鼓励其与公共部门之间的竞争，因而普遍采用竞争式招标购买，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对于一些特定的公共服务项目，政府则向指定的供应机构进行定向购买。补助制是由政府拿出财政资金补贴给服务提供者，以税收优惠、低息贷款、租借场地等方式资助社会组织提供服务。凭单制是政府将财政资金直接补贴给消费者，围绕特定公共物品或服务发放消费券、食品券等，由消费者自主选择可以接收凭单的服务提供者。社会效益债券，也称作基于绩效给付的债券，是指向外部投资者筹资，资助社会项

目，项目成功后投资人可获得回报。社会效益债券首次推行是在英国。发达国家政府运用多种政策工具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有效降低了服务供给的成本，提高了服务效率，改善了服务质量。当然，取得这样的效果，也离不开对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有效监管。从实际情况来看，各国通过登记、税收、预算、审计、绩效评估、司法等多种方式形成依法监管的合力。

三、国外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启示

发达国家公共服务改革的成果为世界各国政府改革和创新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与启示。对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进程的中国政府来说，借鉴西方国家成功经验，有效改善和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和效率，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建设服务型政府，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健全法律制度体系

当前，我国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呈现零星推进状态，大多数服务领域和地区进程缓慢，并且存在诸多不规范现象或隐患。另外，我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活动的主要依据是《政府采购法》，然而该法侧重规范政府购买货物、工程项目等内容。只有加强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的法制保障，才能提高购买服务的规范化程度并确保购买服务的效果。健全完备的法律制度，是推进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坚实保障。随着购买公共服务的日益推进，政府须尽快出台全面、

系统的法律法规，或者在现有基础上完善制度规范，明确规定购买主体与客体及二者关系、购买内容与范围、购买方式及限定条件、购买效果评价标准以及购买行为发生后的救济途径等，方能保证购买过程的规范与结果的良好。

(二)培育引导社会组织

2013 年 5 月 13 日，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机构职能转变动员电视电话会议上指出：凡适合市场、社会组织承担的，都可以通过委托、承包、采购等方式交给市场和社会组织承担，政府办事不养人、不养机构。这样既能加快解决公共服务产品短缺问题，又能形成公共服务发展新机制，对企业、老百姓和政府，都是“惠而不费”的好事。社会组织发展成熟与否直接关系到公共服务质量和效率的高低。我国的社会组织存在数量较少、专业化程度不高的现状，尚难以承接更多的公共服务。为改变这种状况，政府一方面加快减少对社会组织的行政性干预，增强其独立性，逐步让渡一些公共服务职能由社会组织承担;另一方面通过贷款、税收、人才、场地等多种优惠措施大力扶持社会组织发展，不断壮大社会组织的数量和质量。同时，政府要继续保持对社会组织的规范和引导，促进其健康发展，对公共服务供给的合法性、有效性等进行监管，使社会组织演变成政府的“另一只手”。

(三)建立规范的购买程序

首先，必须确定目前公共服务的供需情况。公众所需要

的公共服务与政府所购买的服务内容之间存在认识上的模糊与执行中的偏差，这将是影响我国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发展的重要因素。政府应广开渠道，全方位、多方面收集社会和群众关于公共服务需求的信息，切实了解社会需求，明确公共服务的范围和水平，从而确定需要向社会组织购买的公共服务项目、数量和质量。

其次，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的过程必须严格规范。政府应当遵循公开、公平、竞争、择优的原则，通过多种渠道向社会公开进行招标，严格审查，平等竞争，择优购买。制定购买的价格标准时，除考虑当地的财政能力、物价水平、居民收入水平等因素外，还应适当维护公共服务供给者的利益。必须提高采购资金预算透明度，并制定相关的管理办法，规范政府购买行为，避免暗箱操作或权力寻租。

(四)提高数字化水平

对于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的过程进行数字化管理，追求高效优质的服务。首先，从市场信息库、用户信息库、合同数据库等逐步建立起政府购买的相关数据库，提高信息化水平。科学、权威的数据库，能够及时、全面、准确地反映各方面的变化情况，为政府购买服务提供科学依据。其次，提高政府购买服务的电子化水平。有步骤地推行网上招标、投标、评标、竞价等电子化购买方式，积极探索预算、购买、支付、统计等系统的有机整合，构建便捷、高效、优

质的数字化政府购买公共服务。

(五)完善评估监督机制

在经济利益驱使、制度存在漏洞等情形下，购买过程很容易出现权力寻租甚至腐败问题。因此，建立全方位、全过程的评估监督机制，杜绝监管空白和例外，意义重大。

首先，建立从政府部门、服务对象、社会公众角度建立全方位监督评价机制，使整个购买过程都处在监督范围之内，力争做到公正、公开、透明。其次，建立从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各个环节以及社会组织提供服务的每个环节进行全过程的审计、监察和绩效评估，并及时向社会公布结果。再次，重视第三方监督。由信誉度高、专业性强的第三方独立评审机构或者专家学者对购买程序、资金使用情况以及服务提供质量等进行监督和评审。在评估这一环节主要是对非营利组织提供的产品进行整体性评估，这项工作贯穿于整个购买过程的后半段，可以随时针对发现的问题进行修改和调适，保证购买更加公平公正，使群众享受到丰富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

参考文献：

[1]齐海丽.我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研究综述[J].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12(1).

[2]陈霞.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国际经验借鉴与思考[J].中国政府采购，2013(9).

第四篇：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问题及对策研究

来源： 民政论坛

时间： 2010-11-19 14:41

深圳市民政局 马宏

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政府不再大包大揽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通过建立健全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机制，将越来越多的社会事务交由社会组织承担，让社会组织成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主要载体。这是政府管理体制创新的发展方向。从深圳的实施情况来看，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推动了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增加了社会福利供给，提高了市民生活质量和水平，促进了社会组织的发展，为公民社会的成长创造优良的政策环境和支持。

本课题主要以深圳为样本，对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政策进行梳理分析、总结提炼，试图从政策制订、政策实施和政策环境等方面发现政府购买服务政策中的一些普遍性问题，并从政府购买服务政策的整体设计和具体措施角度，提出购买服务的政策取向、购买范围、购买方式、监管评估、配套改革等方面的政策建议。

一、主要模式 1.政府转移和委托

深圳的社会组织特别是行业协会比较活跃，在很早以前就开始较为规范地承担了政府赋予的部分微观和行业协调管理的职能和事项。但是，社会组织真正大规模、规范化地承接政府职能和转移事项是在2009年深圳大部制改革之后。此次改革，有31个政府部门共取消、调整、转移284项职责及行政审批事项。具体可分为两类：一是政府部门不再承担，转由社会和市场自行办理的职能和工作事项;二是政府部门继续提供，但委托社会和市场办理的职能和工作事项。对第一类职能和事项，政府部门主动退出，社会组织可以自行决定参与和提供服务，政府各部门按各自职能依据法律、法规、规章进行监管;对第二类职能和事项，由政府各相关部门通过转变工作方式，以政府购买服务和政府资助的方式委托社会组织办理。目前，第一批核定的从17个局委办削减出的政府工作事项共有87项，其中，60项进行了转移委托，占69%，有27项还没有转移委托，占31%。 各部门正在对转移的政府相关职能和工作事项进行有序的委托及承接。

2.政府采购

公共服务难于量化和用准确的价格来衡量，是其始终未能纳入政府采购系列的主要因素。深圳在这方面做了探索，并在社工岗位招投标上取得突破，为在其他公共服务领域推广积累了经验。“社会工作服务纳入政府采购”亦被评为“2009中国社会政策十大创新”。深圳社工服务招投标有以下特点：(1)引入竞争性谈判的方式，由市政府采购中心统一组织实施，方案由市社工主管部门与财政部门、政府采购部门协同制定;(2)社工岗位按照所属领域及数量划分为若干大项目和标段，由全市具备资质的注册社工机构选择竞标;(3)由采购人代表与专家库中随机抽选的社工、财务、法律等方面专家一同组成评标委员会;(4)评标采用综合评分法，按照各机构上评估结果占70%、机构标书及答辩情况占30%的比例评分，根据最终得分高低选择中标机构。深圳政府购买社工服务的方式完全参照政府招投标的程序，体现了一定的公平性和规范性。

3.政府资助 在政府不足以包揽供给的现实面前，深圳借鉴香港等地的经验和做法，探索了补贴制、服务券制、项目制等多种资助模式，逐步形成“补对象、补服务、补项目”的公共财政供给方式。

(1)补贴制。按照“公办民营、民办公助、政府出钱购买服务”的思路，大力扶持发展社会组织，扩大供给，提升水平。如对老年床位补贴等。

(2)服务券制。政府通过服务券直接将资助额转到服务机构，而不是补贴现金给服务对象家庭，确保资助款用于专项服务，同时扶持服务机构发展。如居家养老。

(3)项目制。政府直接资助服务项目。通过举办“公益创意项目电视选拔大赛”等形式，面向全社会征集、评选优秀公益服务项目，改变了传统被动的公益慈善理念和模式，为深圳发掘了一批优秀的公益慈善项目，初步构建起政府与民间互动、社会广泛参与和监督的公益发展机制，提升了深圳公益机构的专业水准，推动了公益金项目管理社会化。

二、主要做法

1.建立较为规范的民间运作机制

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运作主体民间化。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关系是平等的合同伙伴关系，双方按照购买协议享有权利履行义务，政府根据购买协议实施契约化管理，尊重社会组织的专业理念和价值观，社会组织根据协议提供服务，接受政府监管。二是运作方式市场化。引入市场竞争机制，让服务对象享有获取公共服务的主动权，可以在多元的供给者之间进行选择，有助于获得更多个性化和多样化的服务。

2.建立较为完善的管理、评估、监督机制

主要从四个方面入手：一是加强社会组织内部治理。先后出台《行业协会法人治理指引》等文件，完善以章程为核心的法人治理结构，提高社会组织的自我治理能力，强化社会组织标准化建设、资质审查和跟踪指导，保障社会组织能够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二是建立外部监管机制。通过业务主管部门和登记管理部门分工协作，加强对社会组织的监管，形成部门监管合力。三是建立综合评估机制。制定评估办法，所有参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社会组织都必须接受评估，评估结果对社会公开，并作为下一年采购评标的重要依据。四是建立规范的操作流程。如获得资助项目需要经过“项目初步筛选——专家评审——民政局局长办公会讨论——社会公示”四个环节产生，建立各领域人士组成的项目评审成员库，市社会组织总会作为独立第三方负责项目的评审工作。

3.创新以公益金为种子基金的资金保障机制

在目前财政体系下，财政预算资金向民间机构拨付尚存一定障碍，相关的资金管理经验也是一片空白。在这种情况下，深圳将福利彩票公益金作为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的“种子基金”，探索购买的服务领域、投入方式和价格标准等，同时建立公益金和公共财政资金的对接机制，待项目运作成熟之后，再将公益金项目转为财政预算项目。此项机制的积极意义在于：一是积极稳妥，减少改革成本;二是便于快速启动试点，加快通过政府购买服务转变政府职能的进程;三是有助于积累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经验，为将来庞大的购买公共服务资金安排奠定基础。

4.创造社会组织发挥作用的良好环境

主要采取如下措施：一是从制度上解决了社会组织发展的老大难问题。通过推动登记管理制度改革，降低准入门槛，简化登记手续，使大量民间发起的社会组织得以获得合法身份，促进了社会组织大发展。二是拓展社会组织发展空间。深圳在改革中明确，凡是社会组织能够有效提供的公共服务，原则上不再设立新的事业单位，不再增加新的事业编制，以此来“倒逼”政府各部门转变职能，向社会购买服务。随着公共服务增量的不断增加，以及公共服务存量逐步向社会组织转移，政府让渡的空间将越来越大，社会组织的舞台也将越来越宽广。三是建立扶持发展机制。启动“社会组织孵化实验基地”，为初创期的社会组织提供免费的办公场地、办公设施、小额补助、能力建设、组织架构、战略规划等服务。此外，深圳还将培育一批支持型社会组织，为社会组织提供能力、资源和智力支持。最近，深圳拟出台《深圳市扶持社会组织发展实施方案》，把政府购买服务、政府资助和政府奖励等扶持措施纳入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轨道。

三、完善政府购买服务的建议思路

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作为一种公共服务供给的新方式，在实践探索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和改进之处。如购买服务的事项范围缺乏明确界定，社会组织资质标准缺乏统一规范，监管评估体制机制有待完善，评估指标和具体标准还比较粗糙，社会组织能力有待提高，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理论准备不足，理论研究上的粗放式，导致制定的相关政策的粗放式等。通过总结分析问题，提出如下完善意见：

(一)政策取向

1.政府购买服务是政府管理体制创新的发展方向。政府不可能大包大揽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必须改革政府投入方式，推行多元化的公共产品供给模式。这既是政府职能转变的需要，也是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要求。

2.明确政府的角色职责。政府要从公共服务直接生产者向间接提供者的角色转换，工作重心转移到了解公民公共服务需求、制定公共服务发展规划、确定公共服务标准、加强监督管理等方面。

3.确立政府与社会组织平等合作、相互尊重、优势互补的多元共治模式。社会组织是政府的合作伙伴，必须保证社会组织的高度民间化，切忌变相成为政府隶属机构。

(二)购买范围和事项

可以界定为：除政府根本性职能以及法律、法规、规章规定不得以政府购买方式履行外，其他职能均可以向社会组织购买。其范围包括：

一是行业管理与协调职能。包括行业标准和行规行约的制定，行业准入资质资格、行业领域学术和科技成果评审等。

二是社会事务管理与服务职能。包括法律服务、宣传教育、专业培训、社区事务、公益服务等。

三是技术服务与市场监督职能。包括统计分析、资产项目评估，行业内重大投资论证以及项目的责任监督等。

(三)购买方式

在选择具体的购买方式时，应当考量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政府的管理目标、法律法规所允许的程度、资金供需、公共服务的特征、消费者群体的素质等。当通过市场化模式更有利于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则可以考虑采用合同外包方式。对于合同外包方式，由政府部门会同财政部门，将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事项及具体要求通过公共信息平台发布，以招标方式确定服务供应方。对市场条件不充分的事项，也可采用除招标形式以外政府采购法允许的其他方式购买。当政府需要鼓励社会组织从事特定类型公共服务，吸引更多社会组织从事该项服务，以保证服务项目能够可持续高效运转，可以考虑采取补贴制。当某项服务的个性化需求较强，需要满足不同服务消费者的个性化服务需求，可以考虑采用凭单制。对于一个项目，购买时并非只能选择一种方式，也可以通过同时采用多种方式来购买，如对居家养老就可以采取合同外包、补助、凭单相结合的模式进行购买。

(四)公共财政预算

1.设立公共财政支持社会组织的专项财政预算。政府对购买服务的随机性财政划拨转变为制度性的支出，由财政部门编制预算，将公共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发展列入财政预算。也可由预算单位在预算中申报购买服务的项目预算，财政部门审核安排。明确市区事权，建立市区两级财政对社会组织的支持体系。

2.完善使用公益金和财政资金的使用界限及衔接机制。将用于购买服务的公益金定位于“种子基金”，主要用于新的社会福利项目的培育和扶持，项目一旦成熟则应当纳入财政预算支付体系。健全和完善公益金和财政资金衔接的程序机制，明确衔接的具体程序和责任划分。使用公益金购买公共服务的政府部门应当向有关机关提交项目成熟需纳入财政预算支付的论证报告，经审核批准后正式纳入公共财政预算。

(五)受托组织资格条件

接受政府委托提供公共服务的社会组织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1.具有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能力;

2.具备提供政府购买所必需设备和专业技术人员，行业管理部门有具体专业资质要求的，应具备相应的资质要求;

3.具有相应的社会组织评估等级; 4.具有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5.参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项目前三年内无重大违法违纪行为，社会信誉良好; 6.市政府确定的其他条件。

(六)监管评估 1.建立多元、公正、科学的评估制度体系

评估主体。评估主体包括政府主管部门，社会组织，第三方评估组织。

评估内容。评估的基本内容包括社会组织资质、服务需求、服务过程、服务质量、服务效果。建立各项服务的细致的、合理的评估指标体系。

评估标准。评估标准主要包括服务供应方的资质标准、服务质量标准、服务计量标准、服务成果评价标准等。具体内容由政府主管部门根据服务领域特点分别确定。

评估方式。事前，采用需求及组织资质评估的办法，确定购买项目及服务提供者;事中，采用政府部门抽查、服务消费者反馈意见、社会公众监督、服务组织自律性评估相结合的方式评估，以保证组织自身按照协议规定及行业规章制度进行运作;事后，依照合同要求和评估标准对购买的服务事项实施情况评估。

评估结果使用。应建立基于评估效果的约束激励机制，对于评估结果优秀的社会组织，可以给予一定形式的经费资助或者其他奖励形式，如放宽社会捐赠条件，给予提高社会组织等级等;对于评估结果差的社会组织，有权要求其限期改善服务，或者中止其承担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任务，严重的取消其从事公共服务的资格。

2.建立财务监管制度

社会组织提供服务的资金来源于公共财政，必须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必要的监督管理。在财务管理方面，应为受资助组织订立明确的会计账目及记录、财务申报及内部控制的基本要求。社会组织必须具备符合规定的财务内部监督机制，必须由具有合法资质的会计师或者审计师机构做出独立的财务报告。

3.建立信息公开制度 应当根据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法律关系特点，制定相应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信息公开制度。一是扩大信息公开范围。不仅要公开购买服务的项目、标准、预算等信息，还要公开服务质量、服务内容、资金使用、人员配置等信息，使公众更充分的行使知情权、选择权。二是扩大信息公开主体。明确将受政府资助提供公共服务的社会组织列为信息公开主体，社会组织应当公开其提供公共服务情况、资金使用情况等信息。三是改革信息公开方式。建立信息公开形式多样化体系，采取灵活多样的公开形式，搭建网络平台，举办听证会、论证会、交流会、信息发布会等多种形式。

(七)配套改革

1.深化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制度改革。除法律法规、政策文件规定外，工商经济、公益慈善、社会福利类社会组织和社区社会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改为业务指导单位。实施社区社会组织备案制度，对于未达到登记条件的各类社区社会组织纳入备案范围，经备案即合法成立，不具有法人资格。

2.深化社会福利管理体制改革。打破过去单一的社会部门或个别主体来承担、推行的零散格局，对不同组织机构、不同类型的资源进行整合，通过政策和行政对社会福利进行统筹安排和管理，共同构成一个社会福利的大系统。首先可以考虑建立跨部门的福利政策协调机制，建立统一的社会福利管理平台，加强部门间的沟通和协作，使其日常化、规范化、制度化。

3.深化行政指导管理制度。尽可能采用非强制性的行政指导来引导社会组织重视内部制度建设，制订社会组织自律与诚信建设评估指标体系和建立诚信档案，将社会组织的治理、财务等各项制度建设作为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的一个资格条件和评价指标，通过激励性手段引导其内部制度建设逐步走向规范。

第五篇：关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工作的调查报告

----以宜昌市夷陵区为例

政府购公共服务是政府利用财政资金，采取市场化、契约化方式，面向具有专业资质的社会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购买公共服务的一项重要制度创新。建立健全政府购买服务制度，深入推进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工作，对创新公共财政投入形式、改进现代社会管理和服务方式、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提高行政效率、增进社会公共福利、有效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具有特别重要意义。宜昌市目前正建设现代化特大城市，城市规模不断扩张，所需要的公共服务也必然随之迅速增加。在目前全国机构编制增长受到严格控制情况下，要想通过增加编制人员来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肯定很难，也跟不上公共服务需求量增长的速度。因此，现实有效的方法除了提高机关事业单位办事效率，用等量的编制人员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以外，就是积极探索实践县市区政府向社会购买公共服务。

目前，学术界对基本公共服务的研究也有不同认识，如何有效推进政府购买服务工作的深入探索和推进。宜昌市夷陵区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和实践，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效，对宜昌市今后开展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实践积累了经验。通过调查研究笔者认为，总体来说，目前我市政府购买服务的质量不高、规模有限，该项工作仍然处于探索试点阶段。

一、夷陵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基本做法

夷陵区政府作为全市的试点县市区，区委区政府对购买公共服务工作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和扶持。2013年，区民政局、财

政局印发了《政府购买社会公共服务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办法》围绕政府购买社会公共作服务的定义、指导思想、原则、主体、条件、范围、形式、程序、部门职责、监督管理等方面作了系统要求，明确了培育发展民办公共服务机构、稳步推进政府购买社会公共服务的政策性意见。《办法》对政府购买社会公共服务的程序作了细化，具体分为设计项目、测算费用、审核项目、组织购买、签订合同、验收项目等六个步骤，并对民政部门、财政部门、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的职责作了明确要求。《办法》要求，将社会公共服务人才队伍建设试点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并按福彩公益金10%的比例提取社工项目经费，以支持社工项目的实施。

夷陵区的社会公共服务工作探索是全区整体推进，城市和农村社区一起推的，八九个行业和部门之间实现联动。为便于整体推进，夷陵区建立了五级组织网络，分别成立了区社会工作者协会、区社会工作者人才服务中心，各乡还成立了社会工作服务站及工作室。此外，民政、教育、卫生等相关单位专门设立社会工作岗位，当前全区共设立50多个社会工作岗位。在推进试点工作的过程中，不断拓展经费来源，区民政局、残联、妇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政法委等成员单位在开发村(社区)社会工作岗位的实践过程中，探索出由就业基金和财政资金共同投入的经费保障机制，丰富了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内涵。另外，社会资金开始通过公益慈善渠道流向疾病救助、关爱儿童、心理辅导、养老等领域。未来将努力建立起以公共财政支持为主、社会资金支持为辅的经费保障体系，并逐步扩大社会资金支持社会工作公共服务的比重。2013年，夷陵区政府购买社工岗位经费45万元，

购买公共服务经费90万元，无论是规模和数量都比较小。

二、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宜昌市夷陵区实践的情况来看，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工作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和挑战。

1、社会各界对政府购公共服务认识不高。目前，对政府购公共服务还是一项新生事物，虽然在推动和发展，但由于并没有在全社会推广普及，社会认知度、认可度都不高，群众习惯于向政府群求公共服务，对社会组织还不信任。同时，不少地方党委政府领导干部习惯于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形成的政府直接承担责任的传统思维，以及政府购公共服务制度本身还不完善等，都形成了推行政府购买服务的阻力。

2、具体操作制度规定不健全。《政府采购法》对政府购公共服务无限制性规定，政府购买服务可在《政府采购法》制度框架下进行。与货物采购相比，服务作为一种特殊商品，大多具有无形、成本不确定、周期长、专业性较强等特点，特别是公共服务项目，不仅要考虑服务项目本身的管理和操作特点，还要涉及社会评价、社会效益，复杂程度较高，需要专门配套政策制度及时跟进，才能保证政府购公共服务工作顺利进行。目前出台的文件多为原则性、指导性意见，缺乏针对性和操作性，实际操作机制还在探索实践和完善之中。

3、社会公共组织发展还不够成熟。客观地说，为政府提供服务的社会组织数量比较少，提供的服务种类比较单一，还不足以提供大量的服务供政府来进行选择，需要政府提供政策支持和加以引导。社会组织自身也还在处在建设发展当中，规模小、承受风险能力差、制度不健全，而且由于提供的待遇有限，不足以

吸引高素质的专业人才，现有人员又缺乏培训渠道，使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项目的能力不足，还需要大力的培育。

4、社会公共服务试点进展不太均衡。由于政府职能转变还不到位，服务型政府尚未根本形成，财政体制对政府服务的支持力度仍显不足，政府对购买公共服务工作的重视程度也不尽一致。在目前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工作仍处于起步发展阶段，且政府处于购买方的角色的情况下，各地的进展水平就与政府的重视程度和推动力度有着直接关系。总体来看，发达地区政府购买服务工作进展快于经济落后地区，城市快于农村，全面深入推进政府购公共服务的格局还没有形成，我市目前仍处于起步试验阶段。

三、对推进全市政府购买服务工作的几点思考及认识

今后，我市全面推进政府购公共服务工作的实践应着力建立一个完善的工作体系，着重在制度设计、体制机制、监管监督等方面下功夫，保障政府购公共服务工作制度化、规范化运行，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好、更优质公共服务。

1、加大政府支持力度。推进政府购公共服务工作离不开政府的强力主导和全面支持。我市目前正在建设特大城市，城市规模的扩大必然伴随社会服务需求的急剧增加，如何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服务需求，政府应该摒弃过去那种大包大揽的做法，有所为有所不为，积极推进政府购公共服务工作,大力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提供社会服务。这就要求政府既要转变本身的观念，也要转变普通群众的观念，通过宣传推广使普通群众接受政府购买提公共服务的模式。

2、健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法律法规。相对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既能明确各方应履行的责任，也能保障参与各方的合法

权利，为政府购公共服务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我市推动政府购公共服务要特别注重履行好制度设计职责，研究制订有关法规、政策、规章、标准和规划等制度规章，完善具体购买程序、工作流程、资金管理、项目实施、质量标准等机制，履行购买监管职责和绩效评价职责。同时，还要督导社会组织加强自身建设，健全内部规章制度，完善内部治理结构，提高专业人员素质，切实增强承公共服务项目的能力。

3、加强监管监督，确保资金使用效益。一是建立科学的预算及评估机制。严格财政资金支出标准和范围，同时引入绩效审核机制，分类别、分层次地评估不同服务所需的财政投入比例、规模和水平，以保证资金投入公平，免受社会质疑，实现产出效用最优化。二是创新监督机制。明确政府购公共服务事物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协调、需求和投诉受理、行业管理等。依托第三方对政府购公共服务承接主体的工作进行评估，并及时公开政府购买服务信息，接受群众监督。三是适度建立公开竞争机制。在突出和保障社会组织公益性质的基础上，适当引入竞争机制，通过公开透明、竞争择优方式选择服务提供机构，促进社会组织自我完善和发展从而不断提升服务水平，给予公共服务对象更多自主选择权，提升政府公信力。

4、量力而为，突出公益，鼓励创新。从广大人民群众最基本、最紧迫、最急需、最广泛公共社会服务需求出发，以城乡困难和特殊群体为重点，设计、实施社会工作服务项目，逐步拓展政府购公共服务范围和领域。注重公益导向，实施税费政策优惠，加强对政府购公共服务的组织领导、政策支持、财政投入和监督管理，引导服务提供机构按照公益导向原则组织实施社会工作服

务项目。立足本地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充分借鉴国内外有益经验，创新政府购公共服务体制机制，不断改进方式方法，切实加强绩效管理，提公共服务质量和专业水平。

5、充分发挥社会力量，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提供多元供给主体。积极鼓励市场组织、民间社会组织和社会企事业单位成为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充分利用事业单位改革机会，鼓励改企事业单位向公共服务供给主体转变。促进供给主体间达成价值共识，建立互利互惠的合作关系，取长补短，共同促进公共需求和公共利益的实现。政府重点加强对合作激励、利益制衡、信息沟通、行政指导、服务委托、群众参与等方面的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推进形成统一的、多层次的、多渠道的、社会化的公共服务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