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伙伴们反映都在为论文烦恼，小编为大家精选了《教育前沿论文范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摘要：职业教育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战略之一，吸引了国内外学者的眼球。本研究以中国知网为平台，对其1998—2019年所收录的篇名包含“职业教育”或“职业技术教育”检索词的3290篇CSSCI期刊论文进行可视化分析。
第一篇：教育前沿论文范文
音乐教育质量监测国际前沿概述
摘 要：本文旨在通过对美国、新西兰、日本等国家的音乐教育质量监测工作进行比较分析，为我国中小学音乐教育监测指标体系的研制和监测工具的研发等工作提供参考。 关键词：音乐教育 教育质量 监测 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改进美育教学，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教育部2014年工作要点提出：“研究制订学生艺术素养标准、测评指标和操作办法，建立完善艺术教育工作评价制度。”我国即将开展艺术教育质量评价工作，其中包括对音乐教育质量的监测。 目前，世界上已有不少国家开展了基础音乐教育质量的监测工作。例如美国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展了艺术学科(包括音乐、视觉艺术、舞蹈和戏剧)全国性的监测，并在1997年、2008年对艺术学科进行了全国性的监测。新西兰的教育质量监测四年一轮，从1996年开始每四年监测一次音乐，至今已测了5次。日本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开展了全国学生音乐学力调查。英国在其学校督导工作中利用学历和课程大纲局(QCA)的统考成绩对基础教育质量进行监测，其中包含了对音乐学科的监测。 除了各国自行开展的监测工作以外，近年来也有国际大型的基础教育质量研究比较项目。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项目包括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起的“国际学生评价项目(PISA)”和由国际教育成就评价协会组织的“数学与科学学习国际比较研究(TIMSS)”。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些项目还没有对音乐学科进行教育质量监测。PISA项目在背景信息中测查了跟艺术有关的两个指标：一是学生参观艺术馆活动状况，作为学生文化活动指标之一;二是测查学生家庭中的艺术品拥有量，作为社会经济地位指标之一。 一、美国NAEP的监测与评价 (一)监测机构及组织形式 在各国已有的教育教学质量监测与评价方案中，美国NAEP的历史最为悠久。它是1969年美国国会委托美国教育部全国教育统计服务中心执行的项目。1988年，美国国会又成立了国家评估管理委员会，专门为NAEP制定政策、编订框架和测试规范，并直接向国会负责①。目前，NAEP是美国唯一对学生在各个学科领域的成就进行评估的机构，周期性地对四年级、八年级和十二年级学生进行阅读、数学、科学、写作、历史、地理、艺术和其他领域的评估，为国家、州和地方的政策制定服务。 四十年来，NAEP在美国教育质量评价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整个评价体系尝试着在当前教学努力、课程改革、研究结果与所期待的成就水平之间建立平衡，并通过探求学业表现与教学、家庭背景变量间的关系，引导整个教育体系向着提高教育质量的方向迈进。自从1969年NAFP开始实施以来，艺术(包括音乐)评估和监测一直是该项目的组成部分。 (二)音乐监测框架 到目前为止，美国NAEP的音乐教育监测工作已经完成了四次(见表1)。NAEP目前的计划是八年测一次艺术。2016年计划进行艺术监测，其中包括音乐和视觉艺术。 表1 美国音乐监测的历史 年 份 监测内容 1971—1972年 音乐表演、读谱、音乐常识、音乐欣赏、音乐判断 1978—1979年 音乐史、音乐判断能力 1997年 音乐创作、音乐表演、音乐反应、音乐知识和技能 2008年 音乐创作、音乐表演、音乐反应、音乐知识和技能 二、新西兰NEMP的监测与评价 (一)监测机构及组织形式 1993年，新西兰启动由国家教育部委托奥塔戈大学(University of Otago)的教育评估研究单位执行全国教育监测项目NEMP(National Education Monitoring Project)，任务是对新西兰小学儿童在学校课程所涉及的各领域达到的成就水平进行评估和报告②。项目以四年为一个周期，每年分别对四年级和八年级的不同课程领域和技能进行评估。其主要目标是提供有关学生能做什么的详细信息，以便能够识别出成绩模式，决定并实施对于教育实践和资源的有利改变。1996年、2000年、2004年、2008年和2012年新西兰均对音乐教育进行了监测。 (二)音乐监测依据和监测框架 新西兰监测的主要依据是《艺术教育国家标准》和音乐监测方案，测试题目包含了现行课程中的大部分内容。标准提出了艺术在四个方面的成就水平，分别是：学习和积累艺术的实际知识，发展艺术意识，学会用艺术交流和解释，理解各种文化中的艺术。NEMP音乐测评框架有一个核心的组织主题，支撑这个主题的是三个相互联系的方面。主题是“制造、理解音乐和对音乐做反应”，为任务开发设定了一个广阔背景。三个方面分别是内容维度、过程维度、动机和卷入维度。内容维度强调了有关音乐的四大方面：创作、表演、理解音乐和对音乐做反应。过程维度列出了学生在处理内容的同时理应表现出来的技能、知识和理解。技能、知识和理解之间的高度联结，既存在于过程维度内部，也贯穿了整个框架。动机和卷入维度强调了搜集学生音乐方面的兴趣、态度、信心和卷入等信息的重要性。 三、日本的监测与评价 (一)监测机构及组织形式 1958年和1966年，日本分别进行了两次较大规模的音乐学力调查。但由于这一考试导致当时各个地区和学校对名次的争夺，因此1965年起被中止，而抽样考试也在1966年之后停止。最近日本文部科学省为提高学力，又恢复中止了四十多年的全国指定年级全体学生参加的学力调查，其根本目的在于掌握各地区学生的学力和学习状况，分析存在的问题，从而调整教育政策，提高教学质量。从2007年开始每年都在新学期开学后进行全国统一学力调查考试。 目前，日本全国学力调查由文部科学省下辖的国立教育政策研究所实施，在全国举行针对小学六年级和初中三年级全体学生的学力考试。它包含两大部分的内容，即学力考试部分和学习状况调查部分，学力考试部分只调查语文和数学，目前还没有测查音乐学科。 (二)音乐监测框架 1. 1958年日本全国音乐学力调查 1958年日本全国学力调查学科涉及音乐、图画、劳作、家庭、课外活动、保健体育、英语等，其中只有小学调查了音乐和图画。音乐测验包括实音测验和纸笔测试，试卷共8道题，包括听音、音乐记号的理解及乐谱的组合等内容，用时25分钟。③ 2. 1966年日本全国音乐学力调查 在1966年全国音乐学力调查中，调查对象为小学五年级学生。音乐测验包括实音测验和纸笔测试，测试内容包括对演奏形式的认识和理解问题、节奏、速度、调式、和声辨听等十个项目，时间仍然是25分钟。 四、英国的监测与评价 (一)监测机构及组织形式 英国的教育质量评估由英格兰教育标准局负责。评估体系包括学校效能、学业成绩等方面，核心是学生的学业成绩。学业成绩采用英国学历和课程管理局(QCA)的统考考试结果。 英国把5—16岁的义务教育阶段分为四个学习阶段：第一个阶段是5—7岁，1—2年级;第二个阶段是7—11岁，3—6年级;第三个阶段是11—14岁，7—9年级;第四个阶段是14—16岁，10—11年级。第一阶段，学生只需要接受QCA组织的英语(阅读、写作)和数学的国家课程统考;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学生则增加科学的国家课程统考。在这三个阶段中，除了国家统考成绩，还要求教师上报平时的教师评估结果。第一阶段要求上报科学课教师平时的评估成绩，第三阶段要求上报历史、地理、外语、艺术和设计、音乐等多个方面教师的评估成绩。④ (二)音乐监测框架 英国对音乐的监测评估是在第三阶段结束时，评估数据来自教师，这种评估是音乐教师平时对学生的形成性评价结果。教师进行形成性评价的内容要求与课程标准要求的内容一致，并设有专门的音乐监测指标体系指导。 五、我国的监测与评价 (一)监测机构与组织形式 我国教育部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中心于2007年9月成立，是在教育部的直接领导下依托北京师范大学而建立的专业机构。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坚持依法监测、服务决策，科学评价、重在导向，准确诊断、探求规律的原则，对基础教育阶段学生的学习质量和身心健康状况以及影响学生发展的相关因素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监测，准确地向国家报告基础教育质量的现状，为教育决策提供信息、依据和建议。 2007年11月，教育部成立“教育部基础教育质量监测指导委员会”，用以加强对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工作的宏观指导与管理，确保教育部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中心权威性和科学性。 (二)我国音乐教育质量监测现状 我国政府非常重视儿童青少年音乐素养的培养。但是现实的状况是我国音乐教育还很薄弱，目前还没有开展音乐教育质量监测工作。我国现有音乐教育的研究内容主要局限在课程设置和课堂教学方面的研究，近几年来在部分地区开展了地区范围内的教育监控调查。可以说，我国还缺乏对学生的音乐素养进行全面而科学的评价与监测，跟其他一些国家存在很大的差距。我国教育部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中心监测工作内容规划中已经包含了艺术素养，音乐等艺术学科的监测已纳入该中心的工作规划中。 六、各国音乐教育监测与评价比较 从目前来看，已经开展音乐教育质量监测的国家在音乐监测的目标、内容上既有相似之处，又各具特色，值得我们借鉴。 (一)音乐教育监测目的 各个国家在测查目的上非常相似，都是想通过提供音乐教育详细的数据和信息，对本国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的学生群体的学业成绩进行纵向和横向比较，全面了解国家音乐教育质量的变化情况。在设计调查工具数据时，都会采集音乐教育相关因素的数据，将学生音乐素养或学校音乐教育质量水平与相关因素结合起来分析，为相关决策部门提供决策依据。 (二)音乐教育监测对象 各国测查对象的选择，集中测查某些年级或年龄段。如美国NAEP在《艺术教育监测方案》中，测查四、八和十二年级，由于经费限制，实际只测查了八年级。新西兰NEMP也是测查四年级和八年级。 (三)音乐教育监测框架 各国在音乐教育质量的内涵界定、指标体系设计等方面可以说都有自己的特点，但是都公认学生音乐学习质量是音乐教育质量的核心成分，且从多个层面来界定音乐学习质量。各国音乐监测有一个共同的思路，即学生音乐学习质量表现为音乐素养的提高，音乐素养的测评重点是学生的音乐能力。 美国NAEP和新西兰NEMP都是与本国音乐课程标准相结合，在测查框架上也非常相似，都包含过程和内容两个方面，整个指标体系有不少一致的内容，强调音乐表现力、创造力等能力测查。英国直接采用音乐成绩作为监测数据。日本早年的音乐监测是自行开发监测框架和体系，注重音乐听辨能力和音乐知识能力测查。 (四)音乐教育测试方式 美国NAEP和新西兰NEMP强调在真实情境中测查学生音乐素养。不过新西兰基本上采用的都是表现型测试，而美国为了减少预算，纸笔测试成分较高，真实情景测评太少，受到了较多的批评。日本早年的音乐监测采用的是纸笔测试，其中有一部分是实音测验，使用广播提供音乐刺激。 七、结 语 我国的音乐教育质量测评工作与其他一些国家还存在很大的差距，还有较长的路要走。首先我们应树立正确的音乐教育评价思想和原则，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以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促进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为目标，通过对全国音乐教育质量的监测，准确把握音乐教育质量的现状，科学分析音乐教育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便为音乐教育管理和教育决策提供准确、有效的依据。其次，要逐步形成国家、省、地市、县四级音乐教育监测网络，建立起覆盖全国的音乐教育质量监测系统，形成由国家提供监测的标准和技术、省市负责本地区的规划、县区具体负责监测实施的格局，以便为国家制定和调整政策提供更加及时、科学、准确的依据，为地方的教育行政和教育管理提供支持。同时，还要加强与音乐教育质量监测相关的专业人员的培养和专业队伍的建设。音乐教育质量监测工作是一个多领域专家共同参与、具有很高技术含量的工作，涉及音乐教育学、音乐教育心理学、教育测量学、教育统计学以及教育管理与政策分析等多个领域。因此开展专业领域人员的培养、加强与相关专业研究者的交流与沟通就显得十分必要⑤。 注 释： ①National Assessment Governing Board. 2008 Arts Education Assessment Framework. 2008. Pi. ②New Zealand's National Education Monitoring Project. Music Report. 2004. P1. ③缪裴言、缪力、林能杰《日本音乐教育概况》，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④刘辉《英国国家课程测验框架述评》，《全球教育展望》2008年第6期，第63-68页。 ⑤董奇《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体系》，《人民教育》，2007(13-14)第2-3页。 (作者附言：本研究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李红菊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 吴 斌 《中国音乐教育》杂志社
作者：李红菊 吴斌
第二篇：职业教育研究热点与前沿分析
摘 要：职业教育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战略之一，吸引了国内外学者的眼球。本研究以中国知网为平台，对其1998—2019年所收录的篇名包含“职业教育”或“职业技术教育”检索词的3 290篇CSSCI期刊论文进行可视化分析。研究结果发现：我国职业教育研究的研究人员和研究机构较多，但还没有形成具有高影响力的关联性研究团体;目前虽已形成高等职业教育、中等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农村职业教育、职业教育发展、人才培养等36个研究热点，但主要集中于高等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和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研究三个方面;最新的研究前沿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构和职业院校发展，这两个前沿点也是我国职业教育亟待突破的方面。
关键词：职业教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高等职业教育;科教融合;可视化分析
文献标识码：A
DOI：10.15958/j.cnki.jywhlt.2021.01.014
Key words： Vocational education;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Integration of science and education; Visual analysis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业教育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职业教育一方面促进了我国教育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是通过职业教育精准扶贫消除社会不公平[1]、培养高水平人力资源、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战略之一[2] 。随着全球经济化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我国顺应时代发展需求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相应地，与社会生产劳动联系最为密切的职业教育也面临着一些问题。进入21世纪以后，我国研究者对职业教育研究的关注点在哪里?对现有职业教育高质量文献的梳理将有助于更好地规划、引导职业教育研究，为职业教育的健康发展提供科学的理论基础。因此，本研究借助Citespace、Excel、Ucient和COOC软件，对1998—2019年间的职业教育研究领域的样本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对文献计量、作者合作分析、机構合作分析、高频关键词分析、共现分析、聚类分析和最新前沿分析等七个方面进行研究，以归纳总结中国职业教育领域所聚焦的研究热点和研究前沿，并对该领域的研究时空分布情况作出科学评价，以促进中国职业教育研究更加科学合理地发展。
一、文献来源与分析方法
1.数据来源
为了更好地把握职业教育研究现状、研究热点和前沿、趋势，本研究以中国基础知识网络数据库(以下简称“CNKI”)下的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CAJD)为数据统计源。检索条件是篇名检索法，设定篇名为“职业教育”或含“职业技术教育”，检索的时间段选择在1998—2019年(起点年份为CSSCI数据的起始年份)，以CSSCI作为文献来源类别，检索时间节点是2020年6月8日。初步检索到样本文献为3 390篇(覆盖了22年间的文献研究)，为了保证研究内容的严谨性，采用人工筛除法，去除非研究性文献，可用于分析研究的期刊论文共计3 290篇。
2.研究方法和工具
本研究主要以研究主题中的关键词为主要研究对象，综合运用了词频分析法、关键词共现聚类法、文献计量法和社会网络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并在分析过程中综合运用了Citespace 5.6、Ucient、COOC和Excel等信息技术软件的文本识别与文本可视化呈现功能，对中国职业教育研究的3 290篇CSSCI期刊文献中的作者、机构、关键词等进行可视化分析和计量分析，进而探讨中国职业教育研究的热点和前沿。
3.数据处理和研究过程
首先，进入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CAJD)，对检索条件进行设置，将检索到的职业教育样本文献数据导出为Citespace和Ucient能够识别的TXT编码文件文本和xls文件;其次，将TXT文件中的文本数据导入Citespace 5.6.R3之中，对研究样本文献进行多次运行来绘制可视化网络图谱;再次，将导出的xls文件合并为一个文件，借助COOC软件对职业教育研究数据中的关键词进行提取，同时对该领域所有关键词进行共词矩阵分析，并利用高低频关键词界定理论绘制出1998—2019年职业教育研究高频关键词词频分析图和高频关键词共词矩阵图谱，以分析高頻关键词之间的内在联系;最后，利用COOC软件分析出来的高频关键词共现矩阵表对职业教育研究领域高频关键词进行共现网络可视化结构图绘制。
二、职业教育文献的可视化分析
1.文献年度分布情况分析
发文量的高低表示该领域在某一时期受研究者的关注度和理论水准。1998—2019年收录职业教育研究年度文献分布情况，如图1。职业教育研究相关文献分布情况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98—2007年，年均发文量为76篇。1996年《职业教育法》的颁布，使得职业教育的发展得到了法律的保障，这一时期职业教育才缓慢地发展起来，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无论是理论水平还是实践探索都不够成熟。第二个阶段是2008—2015年。这一时期，发文量在急剧增长后发展较为平缓，波浪式前进。第三个阶段是2016—2019年。2016年发文量达到顶峰，此后几年发文量逐年下滑，预计2020年发文量将与2019年持平或者超过2019年(依据研究者对CSSCI职业教育类文章发表难度增加的了解，这种发文量减少的现象并非因为研究队伍的减少，更多的原因在于论文发表难度的增加)。
2.作者合作网络分析
在Citespace 5.6运行界面中，Node types区域选择“author”来绘制作者合作网络图谱，图谱中展示了职业教育相关主题的作者发文量、共线等情况，如图2。在作者合作网络图中，发文量大于等于10篇的作者有11人：发文量最高的是石伟平，高达47篇，其后依次是朱德全(31篇)、肖凤翔(26篇)、吴雪萍(26篇)、徐国庆(25篇)、周建松(24篇)、和震(19篇)、陈鹏(17篇)、马树超(15篇)、庞雪光(14篇)、陈衍(10篇)，他们合计发文量为254篇，占样本总文献数的7.82%。以上11位作者在该领域发文量较多，有一定影响力。其中，最具有影响力的是石伟平，且中心性为0.01。该作者又与11位作者(徐国庆、郝天聪、匡瑛、李鹏、刘晓、任聪敏、何欣哲、王亚楠、周加仙、王启龙、瞿连贵)合作发表过期刊论文;另外，陈国良、董业军、杨志平等15位作者共现关系较强，发文量人均2篇，但是还没有较强的影响力。无论是形成影响力的石伟平作者合作团体，还是贡献较大的陈国良15人团体，作者合作都有待进一步加强。
3.研究机构合作分析
运行Citespace中“institution”绘制机构合作网络分析发现，发文量大于等于10篇的机构有19所，如图3所示。天津大学教育学院97篇，前身天津大学职业技术教育学院10篇，共发文107篇，位居榜首。其余依次为华东师范大学94篇(含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47篇)、西南大学教育学部(34篇)、浙江金融职业学院(30篇)、浙江大学教育学院27篇(含该机构前身浙江大学教育学系)、同济大学职业技术教育学院(23篇)、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18篇)、浙江工业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17篇)、温州职业技术学院(16篇)、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15篇)、浙江金融职业学院党委(14篇)、江苏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12篇)、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10篇)、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10篇)。由研究机构发文量可知：第一，职业教育研究领域的引领者和主力军是以上高等教育院校和相关学术机构;第二，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研究机构有天津大学教育学院、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及其他校内相关机构、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西南大学教育学部、浙江金融职业学院、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浙江工业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温州职业技术学院、浙江金融职业学院党委、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第三，有9所研究机构的中心性≥0.01，表明研究机构合作关系较为薄弱且合作力低。
三、职业教育研究词频分析
1.高频关键词识别与分析
使用COOC 1.9软件对研究样本3 290篇文献的关键词进行提取，并计算词频。关键词的频次是指研究者借助统计分析软件对样本文献的同一关键词进行次数统计，关键词的词频越高，则表示该关键词受学者们关注度越高。1973年，多诺霍(Donohue J. C.)提出的高频词与低频词临界值计算公式，对高低频词的研究有一个划分依据。1992年，我国学者孙清兰进一步将这一公式进行简化和验证，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高频词与低频词的估算法，发现与多诺霍 (Donohue J. C.)公式的效果一致[3]。本文运用多诺霍提出的高频低频词临界值计算公式，得到的结果为21.75，即职业教育研究领域高频词与低频关键词的阈值为22次，统计职业教育研究中文献中频次大于等于22的关键词，共得到37个高频关键词，如表1。除去职业教育这一关键词，剩余的36个高频关键词基本上覆盖了职业教育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
由表1可知，职业教育研究领域的37个高频关键词的总频次为3 285次，占据该领域所出现关键词总频次的24%。前20个高频关键词的频次均大于等于34，依次为职业教育(1 031)、高等职业教育(453)、高职教育(269)、高等职业技术教育(132)、中等职业教育(113)、校企合作(110)、职业技术教育(83)、高职院校(66)、德国(66)、美国(63)、职业教育发展(60)、农村职业教育(51)、现代职业教育体系(48)、现代职业教育(47)、发展(41)、企业(40)、学校(37)、产教融合(35)、人才培养(35)、就业(34)。
在此基础上，利用Citespace软件关键词可视化分析界面中的Node Details功能，分析频次大于等于34的高频关键词年度发文量趋势，并合并同义词，如将高等职业技术教育、高职教育合并到高等职业教育之中等，得到15个高频关键词(除职业教育外)词频年度变化趋势，如图4。
在此基础上，利用Citespace软件关键词可视化分析界面中的Node Details功能分析频次大于等于34的高频关键词年度发文量趋势，并合并同义词，如将高等职业技术教育、高职教育合并到高等职业教育之中，得到15个高频关键词(除职业教育外)词频年度变化趋势。
立足职业教育领域的高频关键词视角来看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发现，在频次大于等于34的15个关键词中，有关教育方面的关键词有4个，分别为高等职业教育、中等职业教育、农村职业教育、现代职业教育，这说明该领域更多的是涉及各级各类职业教育相关研究。因此，研究较多较频繁。其中，职业教育研究领域关注最多的是高等职业教育，其年度变化趋势也较为显著，总频次高达854(合并同义词)。职业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年度发展趋势为：1998至2014年二者总体上保持一致，呈螺旋式上升，但在2014年以后，二者则呈现相反的趋势，且职业教育在2017年和2018年出现一个小高峰，而高等职业教育呈低峰时期。除此之外，校企合作、德国、美国、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等关键词也相对较多，因西方职业教育起步早发展快，拥有优质的资源。近年来，我国借鉴西方先进经验使得我国职业教育得到快速发展，且逐渐与国际职业教育接轨。
2.高频关键词共现矩阵分析
以上37个高频关键词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我国职业教育领域的研究热点主题和研究重点，但只是依靠词频的高低来分析其热点，不能够分析出其关键词之间隐形的联系，要探索它们之间的更多内部联系，还需对此进行矩阵分析。基于此，借助COOC软件对职业教育研究的高频关键词的词频进行共词矩阵分析，生成职业教育研究高频关键词共词矩阵37*37，如表2。利用共词矩阵表来分析我国职业教育研究的高频关键词之间的两两共现情况，以便更加直观地反映高频关键词之间的亲疏关系，进而探寻职业教育研究领域所关注的研究主题和转移趋势。
共词矩阵表中，主对角线数值是职业教育研究高频关键词的总频次，非对角线上的数值表示的是横轴关键词与纵轴关键词在同一篇文章出现的次数[4]。其中，非对角线上关键词之间的次数越多，说明这两个关键词的内部联系越密切，越受研究者们关注。如关键词“职业教育”和“校企合作”的共现次数是42，表示这两个关键词在42篇文献中同时出现，是关键词的共现次数直接受关键词总词频数大小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不能够准确反映关键词共现情况，还需绘制关键词网络可视化结构图谱来反映关键词之间的内在联系。借助UCIENT软件，将37*37的高频关键词共词矩阵转化为“##h”文件，并用Netdraw程序绘制出职业教育研究高频关键词的可视化结构图，如图4所示。
图4显示的结构图是指高频关键词之间的密切联系程度，共有648条连线，一个节点即为一个关键词，节点之间的连线则表示这两个关键词在同一篇期刊论文中共同出现过，连线的粗细则表示它们在不同文献中同时出现的次数的多少，线越粗共现的次数越多;节点的大小则表示关键词的中间中心度，节点越大则显示关键词的中心度越高，影响力越大。由图4可知：第一，职业教育、高等职业教育、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位于可视化结构图的核心部位，且与其他关键词有着紧密的连线，表示以上这几个关键词是该领域研究的重点和主体;第二，职业教育发展、企业管理、企业、高职院校、中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等关键词处在结构图的中间位置，是链接结构图中主体关键词与边缘关键词的桥梁;第三，职业教育体系、职业学校、农村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职业培训、现代职业教育等关键词是可视化结构图的边缘节点，表明这些边缘关键词是我国职业教育研究的当前热点和前沿趋势。
四、关键词聚类分析
首先利用Citespace信息统计软件在生成职业教育研究关键词共现图谱的基础上进行聚类分析，时间范围为1998—2019年，时间间隔为1年，Selection Criteria设置为TopN%=10%，得到图5所示的关键词聚类图谱。
1.聚类分析
为了科学地将该领域相类似的关键词聚集在一起分析，利用Citespace 5.6.R3软件对职业教育研究的所有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全面探究职业教育研究的分布情况和覆盖面，进一步验证该领域研究热点主题，形成职业教育关键词，如图5。
由表3共得到12个聚类标签。聚类标签值越小，则包含的该领域的关键词越多，且每一个小聚类图谱的S值都大于0.8，说明每一小类的聚类具有很强的合理性。
图谱中有527个关键词节点，1406条线段，网络密度值为0.010 1。聚类图谱Modularity Q值为0.492 1>0.3，说明划分出来的聚类结构是显著的;平均轮廓Mean Silhouette值为0.5002>0.5，说明该图的聚类是合理的。在聚类图谱中，相近关键词呈聚集分布，每一个聚类标签名通过关键词的LLR算法得到。聚类标签值越小所包含的关键词越多，聚类标签值越大所包含的关键词越少。
由图5可见，职业教育研究聚类图谱被划分为13个小聚类视图，以及对21世纪以来学术界关于职业教育研究热点分布情况进行系统研究发现：第一，受研究主题的影响，职业教育处于核心地位，且中心性和词频值都是最高的，其他聚类标签都是围绕其展开研究，与职业教育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今后的研究中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第二，高等职业教育研究已经形成独立的研究体系，且中心性和词频仅次于职业教育，说明高等职业教育研究倍受研究者的关注，但是受我国新时代国情的影响，高等职业教育必然走向国际化，因此，还需与国际职业教育接轨。第三，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研究主要是借鑒德国、美国等国家优质的教育资源，形成了本土化的职业教育特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研究的聚类标签值较小，且最早是在2006年提出，与其共现的关键词较少，研究不成熟;农村职业教育和其他研究主题之间的联系较为松散，但因教育扶贫的发展，成了农村职业教育强有力的助推器。
2.职业教育研究热点剖析
根据对我国职业教育研究的关键词词频和聚类的可视化分析，我们捕捉到了一些职业教育研究领域直观的信息，但是这种直观图谱信息不能全然代替我们对研究问题本身的思考。借助软件分析出来的知识网络图谱与对文献分析的思考相结合，才能最大地发挥图谱的作用。因此，我们将中国22年职业教育研究的热点主题概括为三大类：高等职业教育研究，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研究，终身学习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研究。
第一，高等职业教育研究
通过词频分析和聚类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研究者十分注重对高等职业教育的研究。高等职业教育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本土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兴教育类型，也是我国职业教育旗帜下发展起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高层次教育，即通过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嫁接，培养新时代所需要的高素质技术人才[5] 。2015年，姜大源先生在其论文《中国高等职业教育对世界教育的独特贡献》中论述说，中国教育走向世界，能够对世界做出贡献的，极有可能是我国的职业教育，尤其是我国的高等职业教育，因为高等职业教育不仅具有职业特色，还具有中国特色和原创特色[6]。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已有40多年的发展历程，为我国社会经济提供了大量的技术型人才。对文献二次分析发现：目前，有关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研究主要是基础理论研究、政策研究、教育教学研究、发展历史研究和国际比较研究等，都有许多著作和文献报告进行充分论述，为高等职业教育的改革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2015年5月国务院印发的《中国制造2025》是我国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的第一个十年行动纲领，其强调我国正在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7]，需要大量的高素质技术人才来支持，而职业教育是与社会经济接触最为密切的教育类型，尤其是高素质更是对高等职业教育培养质量提出的新诉求。目前，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研究与国外优质的高等职业教育研究相比存在一定差异，国外的高等职业教育研究不但涉及专科层次，对本科、硕士、博士层次的高等职业教育研究也比较完善，其中最为突出的是高等职业教育的人本教育和能力本位[8]。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在实践发展中存在诸多问题，尤其是当下我国正在向制造强国的转变过程之中，高等职业教育的改革发展更加需要审视当下国内外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企业、行业管理之间的衔接状况，提高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专业性、适切性和工匠精神，并增强学校自身的创新力与行业特色[9]，为打造制造强国提供高素质技术人才做好人才支撑。
第二，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研究
职业教育作为一种跨界教育，校企合作是其发展的基本规律和根本道路[10]，在中国知网收录的以职业教育为篇名的3 290篇CSSCI样本文献中，校企合作出现频次为110次，且校企合作的中心性为0.13，大于0.1，表明在职业教育研究中形成了较强的影响力。校企合作一词最先是在20世纪初美国出现的，直到90年代我国才开始学习国外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成功的经验。研究也发现，关于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正式起步是在21世纪初期。2014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强调，加快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11]。校企合作成为该领域的研究热点，众多学者对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理论基础、人才培养模式、办学模式等多方面进行理论研究。石伟平和郝天聪在其文章《从校企合作到产教融合——我国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改革的思维转向》中，探究了校企合作和产教融合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分析了现阶段我国职业教育办学改革所需模式是校企合作向产教融合发展，认为校企合作和产教融合的本质区别在于产教融合更加注重经济模式，而校企合作更加注重人才培养模式[12]。产教融合作为实现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突破点和重要手段，也成为我国职业教育研究的核心关注领域和焦点[13]。王卓和沈小碚从校企合作的形态出发，分析了目前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陷入的“囚徒困境”，目前针对此困境探寻出通过搭建信息平台、绩效补贴和零学费订单人才培养模式来打造校企合作命运共同体[14]。近年来，关于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理论研究日益增多，但缺乏实证研究，在未来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研究中更应加强实证研究。
第三，终身学习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研究
自2012年“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这一概念被提出来之后，国务院于2014年印发了《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同年6月教育部等六部门印发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学者们也从多角度对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基本框架进行了构建和总体布局，对我国现代职业教育各个层次的结构进行全面规划，进一步推动了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15]。目前，关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顶层设计已初步完成，但是从设计走向现实是一个颇为复杂的过程，其作用能否真正发挥还需进一步实证研究[16]。在关键词共线知识图谱中，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共线的关键词有终身教育理念(2014)、职业院校(2014)、教育治理(2016)、协调发展(2012)、发展模式(2017)等。除了以上列举的关键术语外，还有高等职业技术教育、高等职业院校、高职院校和中等职业教育等高频关键词。由此可知，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是由国家顶层设计、区域统筹和企业深度参与的，体现终身学习理念的自下而上有效衔接的基本框架。2019年，《职业教育法修订草案》更是从法律的角度明确指出，以终身学习为理念来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从顶层设计的角度出发来有效地完善职业教育各个层次的结构和衔接，从而奠定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制度雏形，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发展提供法律保障。可以看出，现代职业教育的改革发展越来越注重终身学习的教育理念和人本教育，在现代经济社会的需求下，构建符合时代要求的现代化、国际化、信息化的职业教育体系，将是我国现代职业教育的发展战略目标。
五、1998—2020年职业教育研究的前沿
为了进一步探索1998—2019年职业教育研究的发展趋势，我们借助Citespace的Burstness的功能，对我国职业教育研究领域发展过程中的重大转折点通过突现词来分析，共探索出13个突现词，如图6所示。1998—2003年出现的突现关键词有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学校、非学历教育、上海市，2004—2008年出现的突现关键词有企业管理、企业、发展、就业，2009—2014年出现的突現关键词有启示、课程体系、现代职业教育，2014—2019年出现的突现关键词有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和职业院校。由陈超美对最新研究前沿理论概述可知，目前我国职业教育研究领域的最新研究前沿包括“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和“职业院校”。由此可见，近年来职业教育领域呈现现代化和内涵式发展特征。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突现开始时间是在2012年，一直持续到2019年。2014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更是对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提出了明确的目标要求：到2020年，形成适应发展需求、产教深度融合、中职高职衔接、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体现终身教育理念，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不仅属于高频关键词，其突现值也较高，为10.941 4，必然成为职业教育研究领域的最新研究前沿。“职业院校”的突现开始时间是在2012年，至2019年结束，突现值为4.28，较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突现值较低，但也是近年来该领域的最新研究前沿。
六、研究结论
通过对1998—2019年中国知网收录的职业教育研究领域CSSCI期刊文献进行计量统计、高频关键词分析以及关键词突现的信息可视化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职业教育领域的发文量整体上呈螺旋式增长，但2016年发文量达到顶峰之后的几年发文量有所下降，2020年的发文量将与2019年的发文量持平或者超过2019年。该领域的发文量与国家的顶层设计密切相关。
第二，职业教育领域的研究作者群和研究机构较多，他们引领着职业教育领域的研究方向，对该领域的最新研究热点具有敏锐的分析能力，但是还没有形成具有影响力的关联研究团体，只有建立核心团体才能深化职业教育领域的发展。
第三，高等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等倍受研究者的关注，一度成為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和重点。其中，高等职业教育相关主题的研究成果逐年上升，研究者们从多角度出发探究了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情况。自21世纪以来，高等职业教育和校企合作是该领域研究者聚焦的热点话题，而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受国家顶层设计的影响和职业教育内涵式发展的需要，成为近年来该领域新的研究热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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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印发《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的通知[EB/OL].(2014—06-23)[2020-09-16].http：//www.moe.gov.cn/srcsite/A03/moe_1892/moe_630/201406/t20140623_170737.html.
[16]郝天聪.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运行的国际经验与启示——教育转换的视角[J].教育科学，2018，34(2)：67-73.
(责任编辑：蒲应秋)
作者：孙刚成 吴锐
第三篇：“探路”在开放教育前沿的深圳电大
深圳,从边陲小镇蜕变成国际化现代城市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经济特区”的帽子创造了一个城市发展的奇迹。
深圳电大,植根于这片热土上、与这座城市同龄的开放教育学府,历经20世纪80年代的艰苦创业、90年代的稳步推进,进入新世纪后的规模发展,走上了一条“优质发展”的路子,同样创造了中国开放教育的奇迹。
深圳的重要经验是创新。深圳电大的发展,得益于创新。深圳开放教育“探路”者邓孟忠对记者说:“唯有创新,才有出路,才能发展!”
“优质发展”的足迹
广播电视大学是创新思维的产物。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针对我国“文革”后教育断层、人才奇缺的情况,亲自批示创办广播电视大学。这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历史上的一次伟大创新,是与恢复高考、派遣出国留学生同时作出的高瞻远瞩的战略抉择。经济特区成立之前,深圳的教育基础薄弱。和经济特区同年创办的深圳电大,是深圳的第一所高等学校。从同年创办这个意义上说,是改革开放催生了经济特区,也是改革开放造就了深圳电大。从创办之日起,如何利用广播电视大学的特点,为深圳的经济和社会建设培养高级应用型人才,就成为深圳电大的不懈追求。在这种追求中,深圳电大获得了跨越式的发展,成为深圳的一个重要的教育资源。
30年来,深圳电大紧密结合深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先后开设专业80多个,为地方、为企业、为社区累计培养11万余名高等专门人才。目前,深圳电大开放教育在校生42000多人,占全市高等教育学生规模的25%。和其他学校相比,深圳电大以最有限的资源办起了深圳市规模最大的成人高等学校。
作为招收社会在职人员为主的高校,电大的创办是对终身学习理念的成功实践。深圳市场经济发展较早也较快,广大市民较早接受和认同终身学习的理念。深圳特殊的人口结构,对终身教育的要求尤为迫切。深圳电大正是终身教育的一个大平台。开放教育的理念与教学模式,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支持服务,远程、灵活的学习方式,是成人业余学习的有效途径,因而成为广大市民进修学习的优先选择。为了满足社会的需求,深圳电大在积极发展学历教育的同时,大力加强非学历教育,为企事业单位、政府部门开展各种技能培训和教育服务,30年来,共培训非学历教育学员100多万人次。同时,学校还充分发挥优势,积极探索社区教育,成立了深圳市第一家高校和社区主办的“社区教育中心”、第一家“社区人口文化学院”,为社区居民提供教育培训、文化服务,2009年10月,深圳电大成为全国电大系统首批“社区教育实验中心”。
促进中职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融合、构建人才成长的“立交桥”是国家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方向。深圳电大根据深圳教育发展的总体要求,在继续做大作强开放教育的同时,发挥开放教育的优势,启动了“中职—电大直通车”试点工作,在中职与电大相近或相似的专业中确定试点专业,对中职阶段的专业教学计划进行修改,强调中职阶段和大专阶段课程的有效衔接,注重课程设置的科学合理化,实现了专业对接。
公平和效率是社会发展中不可回避的问题。教育公平是一个目标,也是一个过程。教育公平,不仅要体现在努力实现教育服务均等化、努力提供良好教育机会上,同时还应当关注特殊群体,保障其受教育的权利。作为一所高校,在努力为教育对象提供优质教育的同时,应尽可能利用其教育资源,为实现教育公平提供应有的服务,这更是一种社会责任。深圳电大在这方面做了积极的探索。2000年初,深圳电大与深圳市残联一起合办残疾人教育大专班,为深圳的残疾人创造了高等教育的机会。几年来,先后有380多名深圳残疾人参加学习,完成了高等教育学业。2004年,由深圳电大承办的中央电大残疾人教育学院成立,通过网络技术为全国30多个残疾人学院提供教学支持服务,对残疾人高等教育的探索,为推进教育公平,建设和谐社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被教育部和中国残联有关领导誉为“利国利民,功德无量”。
创新模式的探索和实践
30年,在历史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间。然而,对于深圳广播电视大学而言却是一页又一页厚重的历史,有创业的艰辛与苦涩,也有成功的喜悦与欢乐。深圳电大校长邓孟忠说:“深圳的重要经验是创新。深圳电大的发展,得益于创新。深圳的经济总量在全国中心城市排名前列,但深圳的面积不大,不足两千平方公里;深圳的人口达1400万,但非户籍人口居多,其中高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了多数;深圳各级各类学校在读学生有100多万,但高等教育规模偏小,高校偏少,与其他中心城市相比,这方面的差距较大。在这样的条件下办学,唯有创新,才有出路,才能发展。”
质量是学校生存发展的生命线,关系着学校的定位、品牌和发展规模。深圳电大30年发展之所以成绩显著,在于它对于质量的重视和质量保障措施的具体可行。该校以“优质发展”为办学理念,通过优质的教学、优质的服务、优质的办学系统和优质的管理来促进发展,从深化教学模式改革、推进教学创新、提升专业和教学资源的建设水平、着力加强检查、评价和督导工作、大力推进学生支持服务工作、进一步提高信息化建设水平、大力推进教师队伍建设、强化科研和对外交流、继续推进和完善系统建设、努力构建开放教育特色的和谐校园等方面构筑质量保障体系,教学、服务和管理水平整体提升。
深圳电大的办学模式,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系统办学。建校30年来,深圳电大以多种形式加强系统建设,形成了由校本部和7所分校、12个教学点(学习点)、一所二级学院构成的覆盖全市、辐射各区的现代远程开放教育办学系统,将优质的教育资源输送到社区、企业,为广大市民随时随地学习提供了支持服务。二是信息技术的运用。从广播电视到多媒体技术再到计算机互联网,30年来,信息技术一直是广播电视大学教学、服务和管理的重要手段。2004年,学校参与的教育部“现代远程教育教学及管理服务系统的开发研究”课题,经中央广播电视大学评审,获二等奖,该课题并获深圳市科学技术研究成果三等奖。
面授辅导与网上教学相结合的教学模式,是深圳电大经过多年探索和实践的创新之举。与传统的普通高校过于注重面授教学相比,深圳电大在保证面授辅导课质量的同时,充分发挥计算机网络优势,积极开展网上教学活动,为学生提供随时随地可以学习、个别化学习的环境;与网络学院单纯的网上学习相比,深圳电大重视面授辅导课的教学设计,突出面授辅导的精讲导学,由教师对学生面对面地释疑解难,以此缓解学习者的心理压力,增强学习的信心和兴趣,提高学习效率。该校运用信息技术,采用整合开发的办法,创设了融合计算机、互联网技术和传统教学手段为一体的开放学习环境。近几年全国电大网上教学检查,深圳电大成绩位居前列。2007年,经教育部专家组评估,深圳电大获“教学管理模式改革专项成就奖”。
教学资源是创新教学模式的一个重要保障。深圳电大高度重视教学资源建设,制定规划,加大投入,建成了一批满足教学需求、水平较高的教学资源。该校开发的《经济数学基础》、《物流管理定量分析方法》两门课程的网络课程,荣获2008年度国家精品课程,全国44所省级电大,唯有深圳电大获此殊荣。
为创新专业建设模式,培养社会急需人才,深圳不断适应社会发展需要来设置专业。不同时期,求学者的需求呈现不同的特点,专业设置也随之调整。20世纪80年代,深圳电大侧重学历补偿教育,中文、管理等专业受青睐。90年代,满足企事业管理人员的文秘、财会专业学习者众多。进入新世纪,随着深圳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与高新技术、金融、物流和文化产业相关的专业,如金融、会计、计算机、物流、物业管理、外语、法学等专业,受到了广大求学者和用人单位的欢迎。
另一方面,他们注重建设全国共享专业。共享专业是指地方电大已开设的有较好基础和发展前景,经过评估、论证,纳入中央电大开放教育统设专业管理,面向全国电大系统开设的特色专业。深圳电大先后开发了物流管理、数字媒体设计与制作、社会工作、计算机软件测试、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与管理等5个全国共享专业,占全国电大共享专业总数的三分之一强,在全国招生达6万多人,显示了较强的专业开发创新能力。
深圳电大在创新服务方面也做了有益的探索:一是创新服务理念,提出“以学生满意为第一目标”,坚持以学生为本,转变以教师为中心的观念,围绕学生的学业和发展进行教学设计、组织教学活动和服务管理工作。二是突出成人、业余、远程等特点,通过面授辅导课、集体活动、网络活动、邮件和短信服务等方式,把服务覆盖到教育教学活动的全过程,帮助学生实现自主学习、个性化学习。三是实行奖学金制度,设立了优秀学生奖学金、励志奖学金、阳光奖学金等,以激励求学者勤奋学习,积极进取。
教师是立校之本,发展之源。专兼职相结合是电大队伍的显著特色。30年来,深圳电大十分重视教师队伍的建设与培养。近年来,随着办学规模的迅速扩大,人员编制明显不足,该校创新用人方式,采用合同管理、年薪制的方式聘用了一批素质较高的编外专职教师,成为编内教师的重要补充,两者一起承担各专业的教学、资源建设和学生支持服务的主要工作。学校通过提高待遇、委以重任、与编内人员享受同等评优考核、培训进修、职称申报等措施,稳定了这支编外专职教师队伍,提高了他们对学校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此外,学校还充分利用社会资源,一直坚持从普通高校和相关研究单位聘请专业知识处于学科前沿、专业实践经验丰富的专家、教授担任兼职教师,来自不同领域和行业的专家、教授的授课,风格迥异,给学校教学带来一股清新之气,与学校专职教师的教学相得益彰,深受学生的欢迎。
30年后的再出发
三十而立。深圳电大建校30年,成绩显著,值得称道。然而,深圳电大人在看到成绩的时候,清醒地认识到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在对发展前景充满信心的时候,意识到潜在的危机。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要求:“发展远程教育和继续教育,建设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健全宽进严出的学习制度,办好开放大学。”面对历史赋予的新的使命和任务,深圳电大能否有新的作为?能否在下一个30年创造新的辉煌?
深圳电大人说,答案是肯定的。这里的关键,是要准确定位,坚持创新。一是在做大做强开放教育上创新。要以世界一流的开放大学为标杆,抓住“聚焦内涵、提高质量”的主线,深化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资源建设和支持服务能力,进一步加强信息化建设,增强办学实力,强化特色,办成国内一流的开放大学。二是在构建教育立交桥上创新。认真总结“中职—电大直通车”试点工作的经验,搭建开放教育和其他教育形式的立交桥,建设“学分银行”,实现不同学习成果的认定转化。三是在推进校企合作上创新。利用系统办学的优势,积极主动延伸到企业办学,为企业定向培养,开展订单式服务。在为企业员工提供教育培训服务的同时,学习借鉴先进企业的发展理念和管理经验,完善自身的办学系统,提升服务能力。四是在搭建学习型城市服务平台上创新。
创新是时代的主旋律。前30年,深圳电大依靠创新,增强了办学实力,扩大了办学规模,发展了办学系统,提高了学校的办学声誉。有理由相信,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新的形势,继续坚持创新发展理念、创新思路、创新举措,深圳电大的发展一定会实现新的突破,取得新的成绩。
校长是学校的灵魂,校长的办学思路、教育行为、管理行为和风格等对学校工作产生直接的全局性影响。“让学生成才、让人民满意。”这是邓孟忠在接受采访时说得最多的话。一所大学能否成为百姓认可、社会公认的“人民满意的学校”,它的核心是要看学校优质的教育资源、创新的教育模式、教育特色、教育品牌、教育机制等等,有了这些才能确保学校快速发展和高速运转,也才能最终办出“人民满意的教育”。深圳电大的发展正是如此。
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经说过: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走近邓孟忠,走近深圳电大,记者对“好校长”和“好学校”的理解不再抽象。邓孟忠用“勤奋、敬业、责任和奉献”不仅对“好校长”的概念作了很好的定义和诠释,而也正是用这种精神和追求成就了深圳电大现在辉煌的业绩。
作者：余 玮 田秀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