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形势与政策论文

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中国的形势与政策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在对当前世界经济现状作出基本判断的基础上，预判未来趋势以及主要经济政策走势和影响是我们分析和解决目前和未来经济问题的前提。因此，在分析2013年世界经济形势和主要经济体经济政策，进而对主要发达经济体业已或即将采取的政策进行研判后，中国应及早制定应对之策，以提高经济政策的前瞻性、灵活性和有效性。

第一篇：中国的形势与政策论文

疫情冲击下的2020年中国经济形势与政策选择

〔摘要〕 新冠肺炎疫情的出现是个“黑天鹅”事件。通过对疫情影响下的总供给、总需求及CPI的测算，并综合自然走势和政策效果分析，预计2020年的中国经济增速为5.5%-6.0%，CPI上涨率能够控制在4.0%以内。疫情对中国经济自然走势的负面影响很大，2020年增速目标的扩张性很强。为了实现目标，应采取扩张性需求管理为主、扩张性供给管理次之、扩张性市场环境管理为辅的政策组合。中国政府目前有足够的政策工具，如果坚持高目标，那么在相关的政策作用下，经济增速可能接近6.0%;超过6.0%的可能性不大，主要因为不需要那么高的增速;如果政府对其他政策目标考虑更多一些，则可能会容忍增速稍低，让政府有足够的余力应对其他问题，包括疫情处理、稳物价、稳杠杆等。

〔关键词〕 疫情冲击;2020年;经济增速;CPI上涨率;自然走势;宏观调控;扩张性;政策组合;政策结构

一、对2020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的回顾及问题的提出

关于2020年的中国经济走势，在2019年末和2020年初学术界有过大量的研判。刘伟、苏剑(2019)认为，未来中国经济仍将面临国内外诸多挑战。国内方面，从金融领域看，房地产价格、地方政府债务、外資撤离和国际金融传导等方面均存在风险;从实体经济领域看，人口峰值、外资结构变化、能源价格波动和环境保护等因素也从供求两端施压中国经济。①外部方面，全球经济增长低迷、中美贸易谈判的不确定性、地缘政治风险等问题也对中国经济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因此，在综合考虑中国经济的自然走势和可能采取的政策基础上，预计2020年的中国经济增长将延续下行趋势，经济增速预计回落至6.1%左右。②同时，刘伟、苏剑(2019)着重分析了影响2020年中国经济的几个主要因素：(1)人口峰值。中国的人口峰值可能已经或即将出现。人口峰值的到来、劳动力减少、人口老龄化无疑都将影响中国中长期的经济增长。(2)中美贸易摩擦。虽然中美双方已正式签署第一阶段协议，但由于下一步的协议内容涉及关键领域，中美贸易摩擦的未来走向仍充满着不确定性，所以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仍然很关键。(3)世界经济趋弱。2019年10月，IMF在年内第二次将全球2019年和2020年的经济增速预期分别下调了0.3和0.2个百分点至3%和3.4%③，预示着世界经济整体面临下行压力。④在此基础上还进一步分析了中国总需求和总供给的自然走势。所谓“自然走势”指没有政策干预情况下经济的走势。在总供给方面，技术进步、外资投资增加、能源成本可能下降等因素有扩张性作用，但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中国劳动力成本增加、中国采取反制措施提高了生产成本等因素对经济有紧缩性影响，其综合判断的结论是总供给应该是收缩的。在总需求方面，2020年中国的总需求大概率会收缩，扩张性因素主要是部分领域的投资增速可能会上升，但消费、总体投资和出口增速均有回落可能。⑤经过综合分析，在考虑总需求和总供给的自然走势基础上的预计是：在自然走势下，2020年的中国经济将出现供给和需求“双收缩”局面，自然走势下的2020年GDP增速可能为5.1%-5.5%，而总供给的收缩幅度应该小于总需求的收缩幅度，因此预计2020年自然走势下的CPI较2019年将有所下降。⑥

然而，2020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爆发了。随着疫情的扩散和感染人数的增加，引起社会各界和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中国政府随之采取了严厉的防控手段，区别情况，在全国范围内封城、封省直至封村、封社区。到2020年2月下旬，疫情已对中国经济产生巨大影响。随着全国范围内隔离措施的实施，每个行业都受到巨大的冲击，一些行业的生产甚至陷于停顿。疫情的传染性、持续性、烈度均远远超出人们的预料，而疫情究竟对2020年中国经济形势的影响如何成为目前各方非常关注且亟需回答的一个问题。

二、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

2020年春节前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从中国第九大城市、国内主要交通枢纽武汉爆发并迅速蔓延至全国。为避免疫情进一步扩张，各地采取了严格的居家隔离、延长春节假期、延迟企业开工等措施。处于疫情中心的武汉等地甚至采取了严厉的“封城”措施。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对中国经济的长短期发展造成巨大的冲击。对于中国而言，新冠肺炎疫情的出现是个“黑天鹅”事件。在2020年春节之前，没有人预计到这件事情的出现，当然也就没有人能预计到它对中国经济可能产生的巨大影响。就这一因素对中国经济产生的影响分析，我们拟从总供给和总需求两个方面展开。

1.新冠肺炎疫情的走势分析

准确把握疫情走势是经济分析的前提。依据现有公开信息，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张文宏医生对此次疫情走势大致做了三类判断：(1)防控措施得当，两个月内将使疫情得到全面控制。(2)疫情严重性超预期，需要半年以上、一年以内的时间才可以完全控制。(3)疫情完全失控，造成全球大流行。钟南山院士2月11日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增感染病例已经在一些地区出现下滑，疫情有望出现缓解，他预计峰值会在2月中下旬出现，4月前可能结束。综合多位流行病学专家的判断，预计疫情将会在二季度开始之前结束，至少二季度不会出现新增病例，确诊病例大部分得到救治，各地防控措施解除，基本实现全国复工，下半年经济状况逐渐回归正常。

基于以上对疫情走势的判断，本文就2020年四个季度中国企业界和居民户对疫情的自然应对方式(没有政策干预的情况下企业界和居民户的反应)分别提出如下假设：假设一：一季度完全处于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阶段，企业开工率较低，居民户被居家隔离或自愿选择居家隔离;假设二：二季度是肺炎疫情由尾声到彻底结束的过渡期，劳动力大军逐步返城，企业界逐步开始复工，居民生活逐步恢复正常;假设三：三季度疫情彻底结束，企业完全处于加班加点的高开工率状态，弥补前面季度损失的产出，居民生活恢复正常，且在非常时期过后，在消费方面出现弥补性消费;假设四：四季度企业生产恢复正常，并在某些领域继续处于加班加点状态，居民生活也完全恢复正常。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未考虑国际疫情传播对中国的反作用。接下来基于以上假设，我们进一步对每个季度、每个行业根据其特征先设定开工日期、开工率等，然后据此测算各季度的当季同比增长率和累计同比增长率。

2.总供给的自然走势测算

(1)测算方法介绍

由于疫情在2020年1月春节前爆发，为避免人口大规模流动和聚集，全国各地采取了延迟开工开学、假期延长等举措。严格的封闭措施对各行业的影响明显，尤其一季度受影响显著。为了较好地测算供给端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情况，我们先假定2020年若没有疫情，整体经济增长同2019年是一致的，然后根据工作日天数差异、开工推迟时间、开工率、行业特征等测算疫情对第二、三产业的影响，和第二、三产业的季度增长率以及全年增长率。第一产业因占GDP比重不大，受疫情影响后对中国GDP增速的影响应该更小，故未考虑。基于2019年相关行业的增速，我们构建了2020年各季度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当季同比增速和累计同比增速。其当季同比增速的测算公式为：

(2)测算结果分析⑦

第二产业方面，预计2020年四个季度的当季同比增速分别是-27.02%、6.82%、35.72%、5.03%，各季度累计同比增速分别为-27.02%、-8.63%、7.03%、6.46%，全年增速为6.46%。其中，由于一季度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严重，国内企业开工推迟，且初期开工率较低，导致2020年一季度第二产业的增速严重下滑。二季度是疫情结束的过渡期，企业开工率恢复到正常水平且多数企业可能开始采取加班加点措施，所以整体增速得以企稳。三季度企业全面恢复生产，并采取加班加点措施弥补一季度的产出损失，導致三季度当季的同比增速迅速上涨，累计同比增速达到正增长。四季度第二产业企业恢复至正常生产状态，最终达到2020年第二产业6.46%的增速。采取同一方法，我们测算了第二产业细分行业2020年的增速，其中，工业在2020年四个季度的当季同比增速分别是-27.42%、6.25%、34.76%、4.71%，累计同比增速分别是-27.42%、-9.61%、5.70%、5.43%;建筑业在2020年四个季度的当季同比增速分别是-24.41%、9.45%、39.99%、6.22%;而累计同比增速分别是-24.41%、-3.52%、13.52%、11.15%。

第三产业方面，预计2020年四个季度的当季同比增速分别是-30.9%、12.5%、5.7%、4.2%，累计同比增速分别为-30.9%、-5.1%、-2.2%、-4.0%，全年增速为-4.0%。总体上，因疫情传染性强、治疗难度高，各地采取了居家隔离、延长春节假期、延迟企业开工等措施，尤其处于春节假期，对第三产业的影响也尤为明显，导致全年增速承压，但具体到各细分行业层面，由于没有详细的数据，只能通过参考全国第三次经济普查数据、2019年统计年鉴等文献资料，再根据行业经营收入、资产状况等指标估计第三产业各细分行业的增加值占比，从而达到对每个细分行业进行分析的目的。具体测算方法是根据经营方式、工作方式、受疫情影响程度(假期推迟天数、行业复工率)等将所有行业分为三种类型，进而计算第三产业的季度增长率。

从第三产业细分行业同比增速可以看出，首先，受防控措施升级叠加假期延长的影响，住宿与餐饮业，批发与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房地产业，租赁与商务服务业受疫情影响较大，开工率较低，分别下跌48.5%、39.3%、30.4%、37.3%、33.6%。从细分行业看，住宿业、餐饮业受影响明显，分别下跌52.3%、44.8%;其中因受到与医疗医药批发零售相关的行业的支撑作用，批发业、零售业分别下跌41.2%、36.1%。而交通运输、邮政业受影响较明显，分别下跌34.2%、24.8%，仓储业下跌幅度较小，仅6.3%。基于行业特征、工作方式的分析显示，金融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的开工率保持高位运行，受疫情影响相对较小，其中金融业将下跌14.2%，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因线上办公、远程协助行业的推动作用，同比将上涨2.8%。根据对二、三、四季度分行业的分析，受防控措施解除、返程开学、上班等因素的影响，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与零售业，住宿与餐饮业等行业的复苏较快，会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一季度的损失，但全年仍保持低位运行，分别累计增长10.8%、1.7%、1.9%;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以及金融业受一季度影响连累，全年增速不及2019年，分别累计增长14.6%、2.7%;受下半年经济复苏的影响，租赁与商业服务业、房地产业全年将分别累计增长4.7%、6.3%。

此外值得说明的是，以上测算的前提是企业不存在倒闭。但根据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对995家中小企业的联合调查结果，超过1/3的企业(34%)回答只能撑一个月;回答能撑两个月的占33.1%;能撑三个月的占17.91%。这意味着，85%的企业账上现金只能撑最多三个月，即使二月份实现100%的开工率，也有34%的中小企业因资金流断裂而倒闭，由此进一步造成三月的产值下降。因此，考虑中小企业因资金流断裂引发的倒闭问题后，以上预测值可能会大于实际值，但政府采取的纾困措施应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这一问题。

3.总需求的自然走势估算

刘伟、苏剑(2019)的预计是2020年中国消费和投资的自然增速都将延续下滑走势，且总体看，中国总需求的自然增速是下滑的。⑧疫情暴发对总需求产生的冲击显然远远小于对总供给产生的冲击，原因在于总需求决定于消费者和投资者的意愿与购买力，而这两个因素是不会随着疫情的到来发生太大变化的。疫情对总需求的影响或将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疫情对总需求的总量有抑制作用，比如，隔离措施限制了人们的消费可能性，以及人们对聚集性消费的恐惧，导致餐饮、娱乐等行业的消费需求萎缩。其次，疫情可能导致重新调整消费和投资的季节配置，某些可延迟的消费和投资需求由于在疫情期间被抑制，待结束后则可能会释放，从而导致后续季节的需求增速大幅度上升。第三，由于疫情的影响，出口增速在疫情期间会下降，但后续季节应该可以回补，除非疫情导致国外客户永久性地转向其他国家的产品。本文认为，全年出口形势会因疫情变差，但差别应该不会太大。自然走势下2020年的GDP增速预计可能为5.1%-5.5%⑨，这个预计显然没有考虑疫情的影响。据估计，仅春节假期，全国旅游、餐饮、电影放映等行业的收入便减少1万亿元，这相当于2019年全年GDP的1%。虽然部分消费在疫情结束后会有所回补，但春节过后的二月和三月上旬各地实施的更加严格的隔离措施，继续抑制着旅游、餐饮等行业的消费。总体而言，我们预计疫情对全年总需求自然增速的影响应该在2-3个百分点，也就是在刘伟、苏剑(2019)预计的基础上下调2-3个百分点至2.1%-3.5%。分季度看，2020年一季度总需求的自然增速应该很低，可能会降至-10%，甚至更低。虽然消费者的消费意愿仍然在，只是隔离措施使其无法消费，企业的投资意愿可能也还在，但由于隔离措施导致无法复工，所以投资需求无法实现。况且仅春节期间餐饮、旅游等行业需求减少1万亿元已经大约是2019年一季度GDP的4%，如果再加上春节后二、三月份隔离措施造成的需求下降，一季度的总需求增长率大约为-10%。随着疫情减弱，2020年二季度的总需求应该会有所恢复，社会生活和生产逐步回归正常，但疫情的负面影响仍在。我们预计，二季度总需求的自然增速可由负转正;疫情结束后，2020年三季度和四季度，生活和生产将完全恢复正常;且随着前半年被抑制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被释放，总需求的自然增速将大幅度回升，最终导致全年总需求的自然增速达到3.1%-3.5%。

4.2020年中国经济自然走势预判

回顾2019年，中国经济增长延续下行趋势，其中GDP增速再创新低，人口峰值、中美贸易摩擦、世界经济形势趋弱等成为影响未来中国经济的重要因素，经济的自然走势则呈现供给与需求“双收缩”的局面。而2020年1月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更是对总需求与总供给形成负面冲击，预计疫情对经济增速的影响将高于2003年非典时期。

按照我们的预测，2020年总供给的自然增速为0.36%，总需求的自然增速为2.1%-3.5%，二者的增速都是正的，所以供求两方面都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但是，GDP的自然增速取决于总需求曲线和总供给曲线的弹性。如果总需求曲线的弹性为0(总需求曲线为竖直)，总供给曲线的弹性正常，则GDP自然增速为总需求的自然增速，即2.1%-3.5%;如果总供给的弹性为0(总供给曲线为竖直)，总需求曲线的弹性正常，则GDP的自然增速为总供给的自然增速，即0.36%;如果二者的弹性均不为0，那么GDP的自然增速最低为0.36%，与总供给的自然增速相当，而最高为总供给自然增速与总需求自然增速之和，即2.46%-3.86%，但一般情况下会远远低于这个最高值且远远高于这个最低值，我们假定为1.0%-2.5%，最后一种情形出现的概率应该更大一些。

5.CPI上涨率测算

上一部分测算了GDP的自然增速，但跟GDP相对应的物价上涨率为GDP平减指数的上涨率而不是CPI上涨率，由于两个指数的构造方法不同，其走势一般而言不会完全一致，今年的形势尤其如此。鉴于CPI上涨率的重要性，接下来将做单独测算。我们认为，疫情会从两方面影响2020年全国CPI的自然走势：疫情导致食品供给扰动，特别是打断猪肉扩产周期，CPI显著上升;疫情结束后，由于消费餐饮需求后置，CPI继续上扬。基于以上的影响机制，本文拟进一步建构计量模型进行定量预测。

(1)计量模型估计

我们将基于混频抽样模型(mixed-data sampling，简称MIDAS)构建CPI预测模型。MIDAS的预测思路是，运用时刻tm所有可得的混频大数据对变量进行预测。其一般表达式为：

①直到第tm周所有可得的Yt序列，用Ytq表示距离第tm周的最近一期数据，并采用滞后多项式βq(L)=∑pi=1biLqi对数据滞后值进行加权。

②直到第tm周的所有Xt序列。

在预测CPI中所收集使用的混频数据包括：用以刻画货币政策宽紧度的中国银行间7天内同业拆借加权平均利率;用以刻画能源价格的由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内贸信息中心发布的中国大宗商品价格周数据(能源、钢铁、矿产、有色金属、橡胶、食糖、油料油脂共7大类);由中国商务部发布的食用农产品价格周数据(食用油类，肉类，蔬菜类，水产品类，水果类等共22种);以及虚拟变量(用以刻画春节和假期因素)。所有数据范围从2009年1月1日到2020年3月。

在估计过程中，我们使用非线性最小二乘法对模型参数进行估计，在得到参数估计值后，将E[Ytm+hm|tm]=β0+βq(L)Ytq+∑Niγi，m(L，θ)Xi，tm作为在时刻tm对Ytm+hm的实时预测，再用模型动态预测的平均绝对值误差(Mean Absolute Error， MAE)刻畫模型的预测效果，并将大数据MIDAS模型的预测效果和传统的ADL、Garch模型进行比较。MIDAS模型对CPI的预测效果优于传统的GARCH和ADL模型，三个模型的平均绝对误差分别为0.15、0.40和0.38，表明我们的预测思路可行，可以将MIDAS模型的预测值E[Ytm+hm|tm]作为一个优质的CPI预测指数。

(2)不考虑疫情和宏观经济政策的CPI自然走势预测

在得到模型的参数估计后，我们需要将各个预测变量的数值带入模型以完成CPI走势预测。本文在预测CPI自然走势过程中首先着重考虑猪肉以及其他肉类的价格因素。一方面，根据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的研究，2019年全年非食品价格波动较小，猪肉价格走势主导了下半年的CPI走势;另一方面，由于运输受限和饲料供给不足，新冠肺炎疫情有可能打断猪肉正常的供给扩张过程，其对肉类价格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方面：第一，由于疫情引起运输成本短期提高，以及不得不推迟2月与3月出栏的家禽家畜，导致肉类价格在短期上涨，但疫情缓解后会小幅下降。第二，政府在疫情期间的储备肉投放政策取得了平抑肉类价格的作用。2月末至3月初，商务部猪肉平均价格观察发现有小幅度的震荡下调。根据商务部的介绍，后期还将视情开展投放，因而预计政府的储备肉投放政策将对稳定2020年肉类价格、避免重复出现2019年下半年开始的大幅涨价起到一定的作用。第三，由于疫情期间养殖户面临的市场不确定性提高，扩大生产的积极性降低，预期将对2020年猪肉的扩张产生负效应，且目前能繁母猪和仔猪价格持续创新高，因此，2020年猪肉大规模扩产和猪肉价格大幅下跌的可能性均不大。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的基本判断是，2020年CPI肉类食品价格将大概率保持高位震荡，由于2019年下半年CPI肉类食品价格的高基数效应，2020年下半年CPI肉类食品将对整体CPI起到一定的压低作用。为了给出定量预测，本文使用自回归模型拟合肉类价格长期走势。为了捕捉2019年开始的猪肉价格上涨周期，我们对2019年和2020年设置虚拟变量，由此得到2020年的肉类价格预测值。对于模型中的其他预测变量，则首先假设新冠肺炎疫情对其影响不大，这些商品的价格将服从自己长期以来的自然走势，对此我们使用自回归模型对这些商品的价格进行预测。然后将各个预测变量数值代入混频模型中，即可得出2020年CPI的自然走势，其中各季当期的同比增速分别为5.4%、4.5%、3.6%、2.2%，全年增长率达到3.9%。

(3)疫情对CPI的影响判断

上文主要考虑了疫情对肉类价格的影响，根据2003年非典时期的经验，疫情对非食品需求端的冲击也是不可忽略的。假设此次疫情期间非食品价格随着需求收缩，而在疫情解除之后，餐饮、零售信心恢复，需求扩张，届时二、三、四季度的非食品价格会反弹。因此，在模型预测的基础上，我们对CPI预测值进行了微调。预计，考虑疫情后，2020年CPI各季当期的同比增速分别为5.2%、4.3%、3.8%、2.4%，全年增长率达到3.9%。即前半年由于聚集性消费等下降导致CPI上涨率降低，下半年由于消费等需求恢复并出现补偿性消费，导致CPI上涨率上升，全年的CPI上涨率跟没有疫情时相差不多。

三、中国的应对措施

1.政策目标

根据刘伟、苏剑(2019)的预计，中国2020年的经济增速为6.0%左右。⑩他们选择这个目标，是基于中国政府需要兑现其GDP和人均收入较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但在疫情影响下，今年能否实现这一经济增长目标成了各界忧虑的问题。2020年2月3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要求在加强疫情防控的同时，努力保持生产生活平稳有序;同时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继续为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而努力。2020年2月23日，习近平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的讲话中进一步强调：“综合起来看，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疫情的冲击是短期的、总体上是可控的，只要我们变压力为动力、善于化危为机，有序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强化“六稳”举措，加大政策调节力度，把中国发展的巨大潜力和强大动能充分释放出来，就能够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习近平，2020)。B11所以中国2020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完全有可能维持在6.0%左右。

但是，若按本文结合疫情进行的测算，中国经济2020年的自然增速可能只有1 %-2.5%，最高在2.46%-3.86%，要实现6.0%的增速需要采取的扩张性政策力度应非常大，对经济的负面效应也会非常大，甚至有可能加剧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泡沫，提高经济的总体杠杆率。所以，我们建议政府调整2020年的经济增速目标波动区间，合理确定稳增长必保的下限和力争达到的上限，最好不设立固定的增长率，以稳就业、稳物价、防风险为主要目标。如果设置经济增长目标，则建议为5.5%-6.0%。这一增长区间既可实现2020年全面小康目标对经济增长的要求，也是在更加扩张性政策下可能实现的目标。而鉴于2020年的经济形势，继续维持3.0%以下的CPI上涨率已经不太现实，建议提高CPI上涨率目标至4.0%左右。

2.2020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选择

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体系包括需求管理、供给管理、市场环境管理三大类(刘伟、苏剑(2018)，苏剑(2017))。B12在三大政策管理中，市场环境管理是治理宏观经济问题的治本之策，主要目的在于消除各种形式的市场失灵，以及存在于转轨经济中的市场不完善、产权不清晰等问题，从而恢复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如果能够充分消除市场失灵，便无须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的政策;只有当市场失灵且在短期内无法被彻底消除时，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才有发挥作用的价值。

不管2020年的增速目标是6.0%还是5.5%，都是扩张性很强的目标，必须认真贯彻习近平关于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注重灵活适度的要求。从定性的角度，政策组合都是扩张性的，差别主要在于具体的政策结构，体现在政策回旋余地的大小、对长短期经濟形势的偏好、对其他政策目标的照顾程度、政策力度的大小、政策节奏的快慢以及政策支持点选择等方面。针对目前比较严峻的短期经济形势，尤其是在一季度、二季度受疫情冲击较大的情况下，依靠后半年的高增长实现全年5.5%-6.0%的经济增长目标需要强刺激且见效快的政策组合的配合。总体上应采取高强度的扩张性政策组合，以扩张性需求管理为主，扩张性供给管理次之，扩张性市场环境管理为辅。扩张性需求管理政策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刺激经济在后续季度中弥补一季度的经济损失，如消费、投资和企业产出等，以此达到维持经济增长6%的目标。

(1)扩张性需求管理政策为主。第一，货币政策应充实流动性，并采取较大幅度的降息。建议先降息0.25个百分点，以达到降低企业开工成本和政府负债成本的目的，同时通过降准、定向降准、MLF等手段实施精准滴灌，并引导资金“脱虚向实”，让资金回流到实体经济，进一步降低民营企业、小微企业的贷款成本，缓解民营企业、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增强企业的贷款意愿，继而再根据经济形势决定后续政策。在直接融资方面，建议进一步放松对直接融资的限制和对非法集资的认定，放松对企业在海外发行债券的限制。第二，财政政策应加大扩张力度，建议将财政赤字率由2019年的2.8%上调至3%或更高，用于基本建设、教育、研究开发、文化等领域。改革个人所得税，增强企业和个人的获得感，提高个人的消费能力;同时财政支出应向民生项目倾斜，增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第三，废除计划生育政策并鼓励生育。现在养孩子的成本很高，这本身就是消费需求，而且是优质消费需求，鼓励生育即扩大消费。第四，在坚持“房住不炒”原则下适度放松房地产行业的限购、限贷政策，激活房地产投资;刺激汽车消费，放松各城市对汽车购买的限制，取消限行措施，降低汽车消费相关的税收和燃油税等。

(2)扩张性供给管理政策次之。第一，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首先是减税，包括增值税、所得税、消费税等;其次是将社保费率减少1或2个百分点，降低企业负担;再次，住房公积金可从强制缴纳改为企业跟劳动者协商后自愿缴纳或不缴纳。另外，适当对受疫情影响严重的企业实施扶持，避免企业生产经营产生困难。第二，加快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的首要任务是明确国有企业的权责利三要素，使国有企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主体;同时打破财政兜底、刚性债务偿付制度，提高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独立自主性。第三，深化产业结构升级，提高科技在产业中的作用，扩大高质量供给。一方面，继续改造传统产业，促使高能耗、高污染的落后产业逐步退出;另一方面，进一步加强对新兴行业的支持，通过政策扶持和金融支持，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第四，加快高新技术的自主研发。主要应在政策和资金支持、科技基础设施完善、人力资本培养以及产学研一体化等方面继续发力。

(3)扩张性市场环境管理为辅。在市场环境管理方面，应进一步放松管制，激活市场活力，调动一切积极性发展经济。第一，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要以市场为导向，进一步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为了实现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目标，建议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这需要加快改革，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包括对行政体制、企业体制、创新体制以及财税金融体制等的改革，改善营商环境和消费环境。从营商环境看，首先应加强依法治国，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完善监督机制，减少人为干预;其次应保持政策的稳定性、连贯性，避免在短期内频繁地改变政策;再次，注意引导市场预期，防控好因扩内需引致的风险，重点防控资金流向房地产市场和资本市场，导致资产价格泡沫加剧。从消费环境看，首先应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稳定消费者的消费信心;其次应完善基础设施，鼓励消费，特别是鼓励旅游消费，增加消费供给，扩大消费者的选择范围;再次应完善消费者相关的法律法规，加强执法力度，依法保护消费者权益，整顿并规范市场秩序，对假冒伪劣和价格欺骗等行为零容忍。第二，改善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一方面，完善和规范用工的法律法规，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减轻就业市场对弱势劳动者的歧视;另一方面，继续改革户籍制度，加速城乡融合，为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就业和居住提供便利。第三，放松各行各业的市场准入限制，鼓励民营企业进入各行各业。加快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实行所有制中性，让各种所有制的市场主体享受平等待遇。第四，在农村实行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激活农村投资。第五，进一步加大对外开放。对外开放在增加需求的同时也能增加资本积累、管理经验和生产技术等方面的供给，要加快落实中美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综合以上各项政策组合，短期内虽然可以实现使宏观经济提升见效快的效应，但容易产生较强的副作用。根据我们对价格的预测，在强刺激的政策组合下，宏观经济很可能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现象，而且靠强刺激出来的经济是一种虚胖，不利于经济的长期发展。此外，基于当前政府和居民债务率已经处于高位，未来债务违约风险或将进一步提升，对经济发展构成风险的因素正在积累。

3.应对CPI上涨率过高的政策建议

在货币政策方面，由于疫情期间政府实施了纾困贷款政策，使货币供应量高于其自然走势。参考“非典”期间的M2环比增速变化后，我们发现：“非典”疫情公开防治期间(2003年4月—2003年6月)，货币流通量环比增速显著高于2002年同期，疫情结束后，为了避免信贷过热，货币管理当局对货币供应量有所收缩，个别月份的环比增速相对前一年同期出现了下滑。直观起见，我们将2003年4月后的M2增速相对2002年同期增速的偏离解读为货币政策对“非典”疫情的干预力度，并将货币政策对“非典”疫情的干预力度加入2020年2月后的M2增速的自然走势分析框架，从而得到2020年货币政策预测;再将2020年政策干预后的M2增速更新到CPI预测模型中，得到政策干预后的物价预测。经过测算，2020年各季当期的同比增速分别为5.3%、4.8%、4.2%和2.7%，全年增长率达到4.2%。

鉴于GDP平减指数跟CPI的构成不同，应对CPI上涨率过高的措施与应对宏观经济的措施也不完全一样，需要针对CPI的特点采取相应的政策。主要包括：第一，通过免除高速公路过路费等措施降低货物运输成本，保证疫情期间产品以及原料的正常流通。第二，确保禽肉类产品的正常生产乃至扩大生产。对于因运输受限导致的库存高企，政府应当给予积极采购，保障农户的利益不受损，疫情过后复工复产能够正常地开展生产活动。事实证明，政府在疫情期间采取的储备肉投放政策取得了有效平抑肉类价格的作用，后期仍应积极开展投放。第三，鼓励居民在疫情期间，采用电商平台等没有聚集效应的零售市场进行平滑消费，避免疫情结束后出现拥挤性消费，同时应保障厂商利益不因存货上升而受损，避免企业倒闭、供给收缩。第四，建议简化进口商品报关流程、加快进口商品的流通速度，通过鼓励进口弥补疫情期间国内产品供给的不足。第五，对于季节性较强的行业，如餐饮、服装等，政府应给予优惠税收以及贷款方面的政策支持，保障相关企业渡过难关，待疫情结束后仍有正常的生产能力。第六，有效利用国际原油价格下调机遇期，积极调整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时建议调整成品油调价机制，取消国际油价40美元以下中国成品油不降价的限制。

采取上述积极的平抑物价政策后，2020年CPI上涨率有望回落到4%以下。

四、中国2020年的经济形势展望

综合分析自然走势和政策效果，我们预计2020年中国经济增速为5.5%-6.0%，这一判断主要取决于政府的政策目标。应该承认，中国政府目前是有足够的政策工具的。如果坚持高目标，那么在相关的政策作用下，经济增速可能接近6.0%;超过6.0%的可能性不大，主要因为不需要那么高的增速;如果政府对其他政策目标考虑更多一些，则可能会容忍增速稍低，让政府有足够的余力应对其他问题，包括疫情处理、稳物价、稳杠杆等。

我们预计中国2020年的CPI自然上涨率会在3.9%左右，虽然扩张性供给管理政策和扩张性市场环境管理政策会压低CPI上涨率，但扩张性力度很大的需求管理政策会将CPI上涨率拉到4%以上。面对这种情况，可以采取一些专门针对CPI上涨率的政策，结合这些政策，我们认为全年的CPI上涨率应该能够控制在4%以内。

(本团队成员包括蔡含篇、纪尧、邵宇佳、翟乃森)

① ② ④ ⑤ ⑥ ⑧ ⑨ ⑩ 刘伟、苏剑：《2020年经济形势展望与政策建议》，《开发性金融研究》2019年第12期;苏剑：《基于总供求模型和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体系》，《经济学家》2017年第7期。

③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2019年10月15日。

⑦ 在论文即将正式出版前，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一季度经济增长率等数据，与本文测算的数据有差别，差别在于(1)我们测算的是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季度增长率，没有测算总产出的季度增速;(2)我们测算的是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季度自然增长率，也就是未考虑政策影响时的增长率，经济的最终增速(统计局公布的一季度经济增速)是经济的自然增速和政策效果的叠加，所以与本文测算的总供给和总需求增速不可能完全一致。

B11 习近平：《在统筹推進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的讲话》，中国共产党新闻网，http：//cpc.people.com.cn/n1/2020/0223/c64094-31600380.html ，2020年2月23日。

B12 刘伟、苏剑：《中国特色宏观调控体系与宏观调控政策——2018年中国宏观经济展望》，《经济学动态》2018年第3期;苏剑：《基于总供求模型和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体系》，《经济学家》2017年第7期。

(责任编辑：张 琦)

作者：刘伟 苏剑

第二篇：世界经济形势、政策走势与中国对策

在对当前世界经济现状作出基本判断的基础上，预判未来趋势以及主要经济政策走势和影响是我们分析和解决目前和未来经济问题的前提。因此，在分析2013年世界经济形势和主要经济体经济政策，进而对主要发达经济体业已或即将采取的政策进行研判后，中国应及早制定应对之策，以提高经济政策的前瞻性、灵活性和有效性。

2013年世界经济形势基本判断：总体向好

(一)2013年世界经济增速将略高于2012年，但复苏动力不足

联合国2012年12月份预测，按照汇率法GDP加权，2013年世界经济将增长2.4%，比2012年快0.2%。2013年1月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世界经济展望》(WorldEconomicOutlook)报告(更新内容)指出，2013年世界经济增速将有所加快，从2012年的3.2%上升至3.5%。但是，2013年世界经济复苏动力不足，尤其是消费者信心不足。2月份，美国尼尔森公布调查显示，受美国预算磋商及欧元区危机相关忧虑打压，2012年第四季度全球消费者信心下降，逾60%的受访者称未来12个月并不是消费的好时机。

(二)主要经济体经济缓慢回升，但走势继续分化

《世界经济展望》指出，预计欧元区2013年经济活动将萎缩0.2%。世界银行1月15日发布半年度《全球经济前景》(GlobalEconomicProspects)显示，由于受到支出削减、高失业率、消费者和企业信心低迷等主要因素影响，发达经济体今年经济增长率将降至非常疲弱的1.3%。报告还预计，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在2013年将如期升至5.5%，但不会回升到2010—2011年的高水平。同时，主要发达经济体继续缓慢复苏。其中，美国和欧元区经济增速将出现下降，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12年11月份预测美国和欧元区经济将分别同比下降0.2和0.1个百分点;而日本经济增速将上升，IMF预测日本经济将增长1.2%。

(三)贸易和投资保护升温，世界贸易和投资仍将低速增长

世界贸易组织(WTO)2012年9月份公布《全球贸易风险分析报告》显示，2012年世界贸易增速不及前20年平均值的一半。2013年各国将继续在国际市场上展开激烈争夺，贸易战和汇率战将越演越烈。其中，二十国集团(G20)成员国从2011年11月中旬至2012年6月份，颁布的贸易限制措施多达124项。WTO预测，2013年世界贸易增长率将为4.5%，仍低于过去20年5.4%的平均增长水平。

(四)大宗商品价格走低，通胀压力有所缓解

《全球经济前景》显示，由于经济以中速增长，原材料生产供过于求，预计2013年全球市场大宗商品价格将走低，而极端天气和经济不振可能导致大宗商品价格进一步下跌。英国共识公司2012年12月份预测，2013年世界CPI将上涨2.9%，比2012年回落0.1%。

(五)全球失业人口继续增加，主要经济体失业率居高不下，欧元区青年人失业问题尤为严重

全球失业人口2013年将触及纪录高位。国际劳工组织(ILO)1月22日在年度报告中称，2013年全球失业人口将增长510万人，增至逾2亿人。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莱德(GuyRyder)表示，国际劳工组织修正后的数据显示，全球失业人口自金融危机爆发前的2007年以来已增加2800万人，同期内还有3900万“受挫者”退出就业市场，金融危机导致全球范围内6700万人失业。1月8日，欧盟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经季节性因素调整后，欧元区11月份失业率为11.8%，10月份为10.6%，去年同期为11.7%;欧盟11月份失业率为10.7%，环比持平，去年同期为10.7%。其中失业率最高的国家主要是西班牙和希腊，西班牙11月份为26.6%，希腊9月份为26%;西班牙2012年第四季度失业率达26.02%的历史新高。2012年，25岁以下青年失业率，西班牙和希腊均超过50%，法国为25.2%，英国为21%，青年失业率高会对社会稳定造成巨大冲击。

主要发达经济体经济政策、特点和影响

无论从短期还是中长期看，如果不出现重大科技革命带动世界经济增长，世界经济不会重新回到危机之前的状态，发达经济体亦如此。在世界经济步入中速发展通道的背景下，总体上看，发达经济体出现“旧债未了、新债又来”的现象。为了扭转颓势，主要发达经济体将针对共同的风险和本国经济的特殊矛盾采取经济政策，此举将产生较大的外部效应。

(一)主要经济政策

为了应对世界经济失衡、促进本国经济复苏和提高就业率，一些发达经济体相继采取了应对结构性问题的短期政策和中长期改革措施。

1.刺激经济

为了促进经济复苏，发达经济体通过财政刺激、货币宽松和产业政策优惠等政策工具组合，给经济不断输入动力。美国出台了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优惠政策，比如小企业借贷基金、国家小企业信贷倡议，还出台《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以及实施无限量的量化宽松(QE)政策。欧盟2012年提前启动欧洲稳定机制(ESM)，达成《实现能够促进就业的经济增长》，并推出长期再融资操作。德法等一些欧盟核心国家也出台了促进经济复苏的政策，比如法国曾出台为期2年、总额260亿欧元的经济刺激计划。

2.促进就业

失业问题、尤其是青年人失业问题，已经引起发达经济体关注。为了提振经济，尤其是提高较长时期没有回归健康状态的就业率，一些发达经济体开始反思产业空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通过出台各种刺激政策促进本国企业回归母国，同时制定优惠政策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以提供更多就业岗位。美国实施了“选择美国”计划(SelectUSA)，欧盟实施了《实现能够促进就业的经济增长》、《青年人行动计划》、《青年在工作》等间接或直接促进就业的政策。

3.整顿财政

为了解决经济危机的结构性问题，主要发达经济体大都实施整顿财政纪律和消减财政支出政策，降低政府债务风险。欧盟主要国家都相继采取了力度不同的收缩公共领域支出、削减福利等政策，比如减少公务员、缩减医疗和养老支出，与此同时增加税收。欧盟还通过了约束成员国财政的“新财政协议”，要求成员国执行更严格的财政纪律，加强欧盟财政一体化。虽然最终被欧洲议会否决，但是欧盟成员国也首次就缩减欧盟跨年度中期预算达成一致。美国也启动“自动减赤”机制，缩减包括联邦政府支出、国内公共开支、国防支出等在内的政府开支。

(二)特点

导致主要发达经济体经济失衡的问题根源，既有周期性因素，也有结构性因素。受金融危机诱发，一些隐藏在主要发达经济体内部的问题逐渐凸现出来，其中一个重要的是所谓“日本化”：其中有两个问题虽然不在于政策本身，但是也与其紧密相关，间接体现政策特点，一个是经济长期低迷，较长时期陷入债务危机或市场信心不振;另一个是老龄社会即将或已经到来，劳动力可持续供给令人担忧，财政压力增大。另外，两个问题直接体现了政策特点，一个是货币政策陷入“流动性陷阱”难以自拔，即使采取接近零或零利率的利率政策，也对解决经济复苏、就业等相关问题帮助不大，只能“剑走偏锋”，采取非常规货币政策，比如无限量量化宽松政策;另一个是执政党与在野党分歧较大，政治严重对立，在关键问题上很难达成共识，决策效率低下。同时，主要发达经济体经济政策也凸现出一些新特点：

1.短期政策与长期政策之间的矛盾加剧

美、欧等发达经济体相继实施无规模和时间限制的宽松货币政策，对刺激经济的确是一针“兴奋剂”。但是，深层次矛盾不解决，经济很难健康复苏和可持续发展。欧盟债务国经济紧缩政策与经济增长之间会产生矛盾，美国“财政悬崖”也是如此。这种矛盾既体现在财政政策上，也体现在货币政策上。在商业银行上表现也尤为突出。为了满足资本监管要求并自保，欧洲商业银行必须“去杆杠化”、减少贷款，但是这将大大弱化银行信贷在促进经济复苏中的作用。

2.政策的短期内部效应和外部效应迥然不同

欧洲央行的直接货币交易(OMT)，美国的无限量QE政策，日本央行的资产购买计划，这些流动性政策能为国内经济复苏提供资金，但是也可能会引发“货币战争”，并形成热钱到经济增长快、投资回报率高和基础利率高的国家去套利，短期资本大进大出会扰乱这些国家的市场。美国所谓的“财政悬崖”以及债务上限，本质上是财政紧缩压力的释放，或者说是为了转移投资者，尤其是外国机构投资者视线，避免美国国债贬值，失去市场吸引力，而不是给其他国家和世界经济带去“福音”。

3.供给方与需求方结构性改革的“两难”

从需求方看，外需与内需要协调，同时投资、消费与进出口三轮应协同驱动;从供给方看，产业结构和要素结构需要改善，以实现供需平衡。但是，一方面，需求成为紧缺资源。为了应对危机，欧盟主要国家大都在实施紧缩政策，直接导致世界需求下降。而中国经济保持8%左右增长，为世界经济增长作出了巨大贡献，这种需求目前和未来一段时间都将成为稀缺资源。另一方面，供给却出现过剩。以劳动力市场为例，主要发达经济体试图改善劳动力市场，比如一些北欧国家正在考虑延长退休年龄，瑞典呼吁延长至75岁，鼓励雇佣55岁以上员工，而一些国家意欲延长退休年龄却遇到了阻力。在就业形势不乐观的情况下，这种矛盾尤为突出。在供、需两个方面同时作出调整将面临较大困难。

(三)影响

首先，无限量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负外部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实施的无限宽松货币政策以及巨额资产购买计划，会人为造成本币贬值、其他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货币升值，抬高大宗商品价格，新兴市场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增大。其次，美、欧等发达经济体“去杠杆化”的资金抽逃会提高新兴市场资本市场管理难度。国际资本进出是一个正常过程，然而，如果进出速度过快和规模过大，会对新兴市场经济造成大幅波动，并加大宏观调控的被动程度和监管难度。再次，财政整顿会造成全球需求复苏趋缓。美、欧等经济体相继实施的一系列紧缩财政政策，虽然能够降低财政赤字率和债务率，但是也会减少经济增长动力，进而减少全球需求，不利于出口导向型新兴市场的出口。最后，美国可能退出刺激政策，会对全球市场形成恐慌和信心下降。倘若美联储退出刺激政策，也会影响出口导向国家的出口，造成货币贬值，进而影响市场情绪。

中国应及早制定对策

只要外部环境不出现系统性风险，中国必须增强经济改革的“定力”，牢牢坚持改革开放，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也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改革，为经济社会发展谋求较长时期的优良环境。针对世界经济走势和主要发达经济体经济政策变化趋势，中国应提高政策主动性、前瞻性和灵活性，制定长短结合的对策。

(一)短期内：密切跟踪国际经济动向，提高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

由于今年世界经济形势并不是十分乐观，加上主要发达经济体政策的负外部效应，中国应提高短期宏调政策的有效性。一是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来稳定经济增长。“稳增长”是保证物价总水平稳定、粮食产量稳定、就业稳定和社会稳定的基础。财政政策要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以及促进科学发展，应继续实行结构性减税，并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货币政策要重在加强和改善流动性管理，引导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平稳适度增长，管理好通胀预期，应通过各种货币政策工具组合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二是加强短期跨境资本监控。由于中国的资本账户尚未完全放开，短期游资对中国市场影响不会很大。但是，中国仍需健全跨境资本的监控框架，密切掌控短期资本的流动规模、方向和频率。三是加强地方债务监管。应客观全面评估全国财政和债务状况，并区别债务类型，建立债务风险防控体系;同时，为地方政府找到风险可控的投融资渠道。四是防范短期金融风险。虽然中国的“影子银行”并不需要过虑，但是也需要对部分过度创新的金融产品加强监管，防范区域性金融风险。

(二)中长期：继续深入推进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相结合

1.继续加大改革力度，保持经济增长活力

从发达经济体在金融危机中的表现以及纾困措施看，我们必须找到国内经济的风险源，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为中长期经济发展营造和谐、宽松的环境：一是切实解决就业问题，尤其是青年人就业问题。应继续完善资本市场和现代金融体系，创新消费金融和科技金融模式，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尤其是为青年人提供创业环境;同时设计更加灵活的用工制度，提高就业弹性。二是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一直以来，银行信贷、尤其是大银行信贷主要服务大客户，中小银行和其他信贷工具主要服务中小客户。近期，较大比例的资金需求者尤其是中小客户开始青睐企业债、理财产品等非银行融资方式，更多地通过直接融资手段获得资金，不再主要依靠银行信贷等间接融资手段，说明由利率决定的银行信贷使用成本较高。从融资手段变化可以看出，资金使用价格亟需按市场机制形成，而不是政府定价。因此，要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提高融资效率、降低融资成本。三是加大科技创新。我们应继续通过财政政策创新鼓励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推广。有研究表明，退税额度和折旧免税额度的大小对激励创新具有较大影响。同时，应继续加大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投入，切实保护创新主体的合法权益和积极性。

2.继续扩大对外财经交流与合作步伐，更积极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改革

无论是环境保护、公共安全还是经济社会稳定，都是全球公共产品，需要全球齐心协力来维护和治理。应树立积极主动心态，创造更多有利时机制定对中国有利的规则。一方面，通过各种国际场合和对话机制表达共同维护全球经济稳定的诉求，争取国际规则制定的主动权。应广泛团结和联合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要求发达经济体正确对待宽松货币政策给其他国家造成的负外部影响，并承担起保持全球经济稳定的共同责任。同时，在加强调研的基础上，在G20峰会、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峰会等多种国际场合提出有效的全球治理规则，争取占领规则制定的制高点。另一方面，继续强化多边主渠道，同时加强区域和次区域经济合作。中国一直旗帜鲜明地将多边作为表达诉求的主渠道，推动构建有利于投资便利化的多边投资规则、减少跨国投资的政治障碍，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也是对全球负责任。与此同时，由于多哈回合谈判受阻，虽然贸易保护、贸易争端不断增多，但是作为制定多边贸易规则和解决贸易仲裁终端的WTO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日渐式微。美、日、欧在旧的区域和双边经济合作机制基础上，近些年又推出跨太平洋战略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议(TTIP)，一方面会制定超越中国发展阶段的国际经济规则，并拉拢中国周边国家，给中国对外经济合作造成不利影响;另一方面也会抢夺有限的国际需求资源。因此，中国应在努力加快推进完善多边机制的同时加强区域经济合作与次区域经济合作，充分利用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RCEP)、东盟与中日韩(10+3)、东盟与中国(10+1)等机制，并争取早日达成中日韩自贸区(FTA)协定，争取良好的外部经济环境。

作者：胡振虎

第三篇：国际产业转移新形势下中国引资政策的创新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扩大，国际产业转移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也进一步加深。面对国际产业转移的新形势，我国在引资政策上也要顺应变化，积极调整思路，重视服务业利用外资，促进地方产业集群的培育，改善外商投资软环境，提高我国企业的竞争力。

【关键词】国际产业转移 引资政策 创新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步伐的加快，国际直接投资(FDI)对东道国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已被各国普遍认同。吸引跨国公司及其国际直接投资，成为各国制定外资政策的主要目标。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目前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国际直接投资流入国之一，外商投资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事实证明，我国的引资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面对全球跨国投资的新趋势，我们的引资政策也应做相应的调整。

二、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为中国引资提供了新的机遇

1、制造业的国际转移仍在持续，重心向东半球转移。目前，发达国家制造业的产值与就业比重不断下降，跨国公司的对外转移加剧了这一进程。以美国为例，由于其跨国公司将生产环节分包出去甚至完全退出国内的生产，出现了“虚拟制造”现象，如阿迪达斯公司已将95%的制造环节转移至其他国家。据美商务部统计，约有2500家美国公司将生产转移海外，而东半球国家和地区因为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劳动力成本优势以及相对优惠的吸引外资政策，成为制造业国际产业转移最大承接地。

2、服务业外包成为产业转移的新兴主流方式。联合国贸发组织的2004-2007年全球投资前景预测显示，国际服务业通过项目外包、业务离岸化、外商直接投资等方式，向新兴市场国家转移的趋势渐趋明显。而且，除了传统服务行业中的金融服务业、贸易业等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以外，顺应国际制造业大规模转移趋势，生产性服务业转移成为新热点。

3、高技术产业链中高价值环节的技术转移加快。随着研发国际化和本地化的加速，高新技术产业转移大大提前和加快，其结果打破了传统的产品周期论，即高技术产业只有到成熟阶段、失去竞争优势时才向低成本国家转移。20世纪末以来，跨国公司纷纷在其他国家建立研发中心，利用当地资源直接为其全球战略服务。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也开始在中国设立研发基地。如在上海成立的惠普中国软件研发中心，直属美国总部，是惠普在全球的第四个研发中心;诺基亚在杭州设立了3G全球研发中心。

4、国际产业转移出现了产业链整体转移的新趋势。随着转移层次的不断高端化，由过去单纯的制造业转移扩展为产业链、供应链的区位中心转移，最后形成涵盖产供销等全部产业链的企业集群式、组团型转移。我国产业集群发达的地区如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地区可以充分发自身集群优势，承接国际组团式、产业链投资，为向国际产业集群发展奠定基础。

三、新形势下中国引资政策的突破与创新

面对国际产业转移的新形势，我国要积极调整引进外资政策的思路，建立有利于区域经济发展，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有利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有利于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吸引外资新机制。

1、要调整引进外资政策的思路。从世界范围而言，各国吸引外资的政策一般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代外资政策以激励为特征，主要包括财税激励和金融激励;第二代外资政策以规制框架为特征，规制框架有两个目的：一是投资保护，保护投资者不受东道国歧视性待遇，二是投资自由化;第三代外资政策则以加强关联为特征，所谓关联是指通过市场关系建立跨国公司与当地企业供给方面的契约，增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竞争力。

2、提高本土企业研发创新能力，搭建本土企业与跨国公司的合作平台。政府应通过加大研发、金融支持力度，鼓励并引导企业建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而构建合作平台的主要任务是加强沟通和交流，强调与跨国公司合作，更要注重企业本身的准确定位。每个企业必须正确衡量与跨国公司之间存在的“能力缺口”的大小，找准自身在价值链中的位置，围绕自己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选择与跨国公司之间的合作形式，循序渐进提升自己的能力水平。

3、促进地方产业集群的培育。一国想要获得竞争优势，不能只靠本国的全球性大企业，更重要的是靠那些扎根于本土的中小企业集群。产业集群在所有行业都可以发展，但关键是发展那些具有竞争优势的特色产业。我国加入WTO之后，不仅高新技术产业，而且服装业、制鞋业、织袜业、玩具业等很多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都将遇到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产业集群战略向我国揭示了发展产业集群，提高集群内企业的创新能力，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4、加快建立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大力改善外商投资软环境。在我国吸引外资的各要素中，廉价生产要素和巨大市场潜力居于前两位，投资环境综合竞争力较弱。近几年，外商对中国投资环境的关注重点已逐步从优惠政策转到法律环境、产业导向、技术标准等方面，对中国进一步健全各项法律制度，增强执法能力和水平，提高监管的透明度，改革行政管理体制，加快各项体制创新和机制创新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参考文献】

[1] 袁永友：《面对FDI新形势中国引资政策何去何从》，《中国外资》，2005(12)

[2] 胡小娟：《提高外向型产业集群吸收国际产业转移质量的思考》，《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4)

[3] 金学凌：《国际产业转移与环保的冲突》，《世界环境》，2006(3)

作者：曹爱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