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具有汇报性、陈述性的特点，只有按照报告的格式，正确编写报告，报告才能发挥出它的作用。那么在写报告的时候，应该如何写才能突出的重要性呢？以下是小编整理的《法律服务行业报告》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第一篇：法律服务行业报告
法律服务行业发展
2008-02-25 文章来源： 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2007
一、法律行业发展概况
(一)国际发展概况
据统计，2006年世界法律服务业创造的总收入达到4087亿美元，比2005年的3922亿美元增 长4.2%，2001-2006年平均增长率达到4.4%。2006年世界律师业从业人员达到210.3万人，比2005年的207.8万人增长了 1.3%，2001-2006年平均增长率为
1.4%。2001-2006年.法律服务业创造币值 (market value)的年增长率明显高于律师业从业人员年增长率，表明律师业从业人员的平均年收入在增加。
2006年，美国法律服务业占全球市值的49.1%，达到2006亿美元;欧洲地区占37.7%，为1540亿美元;亚太地区所占比例较小，仅为 5.7%，市值为233亿美元。就2000年世界律师从业人员分布情况看，美国和欧洲占绝大多数，分别占比40%和37%，即律师从业人员数分别为 84.12万和77.81万;亚太地区则占15%，律师从业人员有31.54万人。
近年来，随着亚太经济的快速发展，国际知名的法律服务公司 (律帅事务所)纷纷扩展业务，亚太地区的法律服务业得到迅速发展，成为全球法律服务业发展最快的地区。2001-2006年，亚太地区法律服务市值年均增 长8.6%，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中国是其中最具吸引力的国家和地区之一。
目前，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的法律服务公司 (律师事务所)主要来自美国和英国。《全球律师100强》公布了却06年全球十大律师事务所，其中英国4家，英国6家。
(二)国内发展概况
据司法部统计，截至2006年年底，中国律师行业从此人员总数为164516人，其中律师130310人 (专职律师122242人，兼职律师8068人)，辅助人员34206人。全国共有律师事务所13096家，其中合伙制律师所9296家，约占律师事务所 总数的71%;合作律师所19的家，约占15%:国家出资设立的律师事务所1470家，约占11%;个人命名的律师事务所361家，约占2%。
2006年，中国律师共办理诉讼法律事务1780764件。其中.办埋刑事辩护及代理341619件，代理民事诉讼案件1027117件，代理经济诉讼案 件377999件，代理行政诉讼案件56657件。律师办理海事海商、证券、金融、知识产权、企业改组等非诉讼
业务870615件，拇任企事业法律顾问 279573家，担任政府机关的法律顾问11578家。律师解答法律咨询5201338件，代写法律文书1436862件。
2006年.全国律师业务收入212.7亿元 (人民币，下同)，比2005年增长了36.5%。
二、加入WTO承诺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在法律服务领域的承诺是:
1.允许外国律师就该律师获准从事律师执业业务的国家;地区的法律.以及国际公约和惯例提供咨询服务，对跨境交付和境外消费两种服务提供模式不作限制。
2.外国律师事务所可以在北京、上海、广州等19个城市以代表处的形式提供法律服务。外国律师事务所驻华代表处的数量不少于截至中国加入之日已设立的数量。一外国律师事务所只能设立一个驻华代表处。上述地域限制和数量限制在中国加入WTO一年内取消。我国已经根据人世承诺，取消了对代表处的上述数量和地域限制。
3.外国律师事务所驻华代表处的业务范围包括:
(1)就该律师事务所律师获准从事律师执业业务的国家/地区的法律及就国际条约和惯例向客户提供咨询:
(2)应客户或中国律师事务所的委托，扯理该外国律师事务所律师获准从事律师执业业务的国家;地区的法律事务;
(3)代表外国客户，委托中国律师事务所处理中国法律事务;
(4)订立合同与中国律师事务所保持长期的委托关系办理法律事务;
(5)提供有关中国法律环境影响的信息。
代表处可以按照与中国律师事务所达成的协议约定，直接向受委托的中国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发出指示。
4.外国律师事务所驻华代表处的代表应为执业律师，应为一WTO成员的律师协会或律师公会的会员，且在中国境外执业不少于2年。首席代表应为一WTO成员的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或相同职位人员 (如一有限责任公司律师事务所的成员)，且在中国境外执业不少于3年。
5.外国律师事务所驻华代表处的代表在华居留时间每年不得少于6个月。代表处不得雇佣中国国家注册律师。
三、相关政策法规
2002年1月1日施行的《外国律师事务所驻华代表机构管理条例》(国务院第338号令，2001年12月22日公布，以下简称《条例》)是目前规范外国 律师事务所驻华代表机构的主要国内法规。条例》以及《司法部关于执行 (外国律师事务所驻华代表机构管理条例)的规定》对外国律师事务所驻华代表机构的设立.变更、注销，代表的派驻，代表机构的业务范围和规则，代表处的监督 管理以及法律责任等事项做出了明确规定。
此外，根据《条例》的授权，司法部于2002年颁布了《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律师事务所驻内地代表机构管理办法卜专门就香港、澳门律师事务所在内地设立代表机构，开展法律服务活动的相关事项做出了规定。
根据国务院批准的《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和《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以下简称CEPA).以及此后4个CEPA 的《补充协议卜 内地向香港、澳门进一步扩大法律服务领域的开放。为落实CEPA，司法部于2003年颁布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律师事务所与内地律师事务所 联营管埋办法》、《取得内地法律职业资格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在内地从事律师职业管理办法队《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法律执业律师受聘于内 地律师事务所担任法律顾问管理办法》等行政规章。根据CEPA及上述行政规章的规定:(1)在内地设立代表机构的香港、澳门律师事务所 (行)可以与内地律师事务所联营，但联营组织不得以合伙形式运作，联营组织的香港、澳门律师不得办理内地法律事务;(2)内地律师事务所可以聘用香港法律 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担任法律顾问，被内地律师事务所聘用的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不得办理内地法律事务;(3)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永 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可以按照《国家司法考试实施办法》参加内地统一司法考试，取得内地法律职业资格，并在内地律师事务所从事非诉讼法律事务及涉港、澳婚 姻、继承案件的代理活动;(4)香港大律师和澳门律师可以公民身份担任内地民事诉讼的代理人。
四、法律服务贸易分析
(一)境内的外国商业存在
2006年，法律服务业利用外资项目1个，合同利用外资18303万美元，实际利用外资14750万美元。2006年，外国律师事务所和香港律师事务所获 准在中国 (内地)
设立了25家代表处。截至2006年年底，共有来自20个国家和地区的199家律师事务所在中国(内地)设立了242家代表处，其中37家律师事 务所各设立了2家代表处，3家律师事务所各设立了3家代表处。代表处分布在15个城市，其中，北京、上海和广东三地代表处数量分别占全国代表处总数的 37.6%，46.2%和9.5%。
近年来，外国和中国香港律师事务所驻华和驻内地代表处的业务收入一百稳步增长。2006年代表处业务收入总额为29.8亿元，比2005年增长 47.4%，是2003年业务收入的3.4倍。从2003年到2006年，代表处业务收入年均增长51.4%。其中，美国律师事务所代表处业务收入为 14.4亿元，占国律师所驻华代表处总收入的48.3%;欧盟国家收入14.5亿元，占48.7%:香港收入0.87亿元，占2.9%。2006年业务收 入超过1000万的代表处有68家.比2005年增加了14家.其中美国37家，英国18家，法国4家，德国3家，澳大利亚2家，中国香港2家。
(二)境外的中国商业存在
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去，部分实力较强的中国律师事务所也开始在国外设立分文饥构。目前，北京、上海、广东等发达省市的一些律师事务所分别在美国、 德国、加拿大、日本、荷兰、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设立了分支机构，这些分支机构主要是为当地的中国企业上市、投资提供服务，也为外国企业到中国投资提供咨 询。
五、法律行业展望
《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拓展和规范律师等法律服务。在"十一五"期间，中国法律服务业的发展要围绕为构建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服务的总体目标，积极推动法律服务为经济发展、改革开放和社会和谐服务。大力发展和规范法律服务业，积极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圃绕保持国民经济平稳 较快增长、提高自主刨新能力、促迸能源资源有效利用和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供法律服务，充分发挥律师在构建知识产权法律服务体系和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方面 的作用，积极参与完善能源资源法制建设，主动介人推动中西良性互动，为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增长方式根本转变和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提供优质高效的 法律服务。坚持为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提供法律:进一步提高法律服务的层次和水平，为加快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变，扩大对外开放服务。适应国际贸易摩擦 不断增多的新形势，做好反倾销、反垄断等涉外案件的代理工作。着力为解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服务，充分发挥法律服务组织和人员的作用，帮助人民群众解 决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切身利益问题;大力发展法律援助事业，增加投人，动员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扩大受援面，
提高办案质量，使更多的困难群众得到法律 援助;增强律师的社会责任感，切实维护国家法律的正确实施，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促进司法公正。充分发挥律师调解的作用，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中国将继续推进律师改革，进一步完善律师制度:继续改革和完善律师的组织结构和组织形式，特别是完善律师事务所的组织形式，加强律师事务所建设，充分发挥 律师事务所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的作用;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律师管理体制，强化司法行政机关对律师、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协会的指导监督职责，强化基层司法行政机 关的律师管理职能;充分发挥律师协会在律师行业自律管理中的作用，加强对律师执业的行政监督、行业监督和社会监督，努力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与国际经济更加紧密地融合，中国也将进一步惟动中外 (内地与港、澳，律师事务所和律师的交流与合作。中国律师界也将加强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律师界的交流合作，在巩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积极创新，不断充实内容， 拓展渠道，提高质量，为促迸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往来和民商事交往做出贡献。
第二篇：法律服务体系调研报告
法律服务体系调研报告
xxxx年，xx省第十二次党代会上首次提出了“构建覆盖城乡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刚刚结束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建设法治中国论述中指出“普遍建立法律顾问制度”、“健全国家司法救助制度，完善法律援助制度”，为我们加强法律服务体系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公民意识日益觉醒的今天，筑牢基层公共法律服务体系不仅能够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知识诉求，帮助他们答疑解惑，维护切身利益;同时也是密切党群关系，实践中央“群众工作路线”的重要方式。
一、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概念及其意义
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是指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导向，以维护公共利益和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利益的法律问题为主旨，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为目标，在各级司法行政部门的组织指导下，整合律师、公证、法律援助、法律服务组织等各种法律服务资源和社会力量，为政府、群众提供优质、高效、无偿或低廉法律服务的公共体系。
当前，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城乡一体化的不断深入，我区涉法问题和涉法矛盾大量增加，各类组织和广大群众对法律服务的需求日益增长。一是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带动了法律服务需求的增长。社会经济的发展，必然促进公共法律服务需求的增长，对传统的法律服务制度和法律服务方式提出了严峻挑战。二是基层民主法制建设的发展带动了公共法律服务需求的增长。推进基层民主法制建设，涉及到大量的法律问题，迫切需要法律服务工作者引导
和帮助群众正确行使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引导和协助农村基层干部运用法律手段管理基层事务、解决基层矛盾。三是社会和谐和长治久安，要求我们必须加快完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由此导致社会矛盾尖锐，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一定区域内多数人的利益被长期漠视甚至被随意侵害了，而这些被侵害的群体相对加害人而言处于弱势，他们不知、不愿或不敢以法律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权利，一旦不满累积到忍无可忍的程度，就不可避免地爆发群体性事件，从而损害政府公信力，伤害党群关系。
二、我区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情况。
自2013年9月以来，高淳区司法局积极贯彻落实省、市主管部门关于加快构建覆盖城乡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重要部署，以“政府主导、行业支持、社会参与、个人奉献”为工作宗旨，积极争取
把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纳入区政府新一轮发展的总体规划，正建立健全以区公共法律服务中心为龙头、“12348”司法行政公共服务热线为平台，乡镇法律服务工作中心为载体，村居法律服务站点为基础的覆盖全区城乡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并初见成效：区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将一步到位，于2014年初在区司法局办公新址挂牌成立并运行;法律服务“四万工程”、“双进双联”、“结对共建”等专项活动的深入开展，为全区乡镇法律服务工作中心的建立和运行提供了有力支持;法律服务“双进双联”、律师与“大学生村官”结对帮扶等活动的持续推进，为村居法律服务站点的城乡覆盖提供了可行保障。
三、存在的问题。
一是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各项制度建设有待规范和完善，工作目标及具体规划还需明确和缜密，管理和激励机制尚未建立和健全等等。二是公共法律服务专职人员的缺乏有可能成为制约我
区公共法律服务全覆盖工作体系的瓶颈。高淳区面积802平方公里，拥有人口43万、144个行政村居，全区现有律师事务所4家，执业律师27名;公证处1家，执业公证员3名;基层法律服务所5家，执业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19名。区内从事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只有49人。而其他公共法律服务的部分机构如人民调解委员会、法律援助中心等也缺乏专职人员，其工作人员大都由司法行政机关和基层司法所公务员、乡镇工作人员、社区工作人员兼任。三是开展法律服务“四万工程”、“双进双联”、“双结对”等专项活动的广度和深度不够。例如:区法律顾问团自组建以来，在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中确实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由于政府法律顾问团与政府法制机构的关系尚未理顺，服务政府及其职能部门行政决策、行政执法的机制尚未健全，服务的影响力仍然欠缺。又如开展法律服务“四万工程”、“双进双联”“双结对”活动，将城区优质的法
律资源导向农村，提高了全区法律服务的供给水平，拓宽了区内法律服务的便民渠道，但律师为基层提供的公共法律服务大多停留在标的额小、权利义务关系简单的法律咨询和纠纷调解、以及参加乡镇举办的零散性法制宣传活动的层面，在为基层政府提供服务、参与重大疑难矛盾纠纷处理、开展公益诉讼等方面仍未发挥突出作用。
四、关于构建我区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新思路
整合资源，完善相关平台升级
1.建立区级、乡镇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积极整合司法行政服务资源，创新工作方式，加大为民服务的实际举措，集中窗口服务对外，综合型服务便民，集中受理，一厅式办公全方位解决群众法律服务需求，将于2014年初建成高淳区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并力争在2014年底完成全区乡镇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的建设。新建的区公共法律服务中心是集法律援助、人民调解、公证、律师等司法
行政主要职能为一体的综合性法律服务平台。中心设置窗口化和综合性相结合，以服务内容综合化的特点为群众服务。中心的建成，将极大地简化群众申请程序，真正实现各类法律服务资源优势互补，将最大限度地为群众和企业提供方便，成为便民、利民、惠民的又一重要窗口。
2.尝试社区建立公共法律服务站点。按照省厅、市局《关于加快构建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实施意见》的要求，尝试在社区建立“法律服务工作站”，推进律师事务所与社区结对，强化社区法律服务网络建设。一是完善的法律服务组织结构。由律师所、基层法律服务所的执业人员与社区实行“一对一”挂钩结对，引导青年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参与社区法律服务，担任法律顾问，充分发挥他们的专业特长，定期开展法律咨询和法制宣传，随时解决社区居民遇到的法律问题，为社区提供公共法律服务。二是坚持便民利民的原则。公共
法律服务进社区，可进行预约服务和上门服务，不受时间限制，将法律援助、律师服务、公证服务、人民调解等服务业务送到百姓身边。居民足不出社区，就能获得公益性的法律服务。三是累积经验、以点带面，区局将以社区“法律服务工作站”为载体，合力打造全区城市半小时、农村一小时公共法律服务圈。四是深化律师与司法所、与“大学生村官结对帮扶”活动，利用公共法律服务网络，通过律师和司法所人员相结对，实现曰村官们的互动，将城区优质的法律资源导向农村，加快构建区级、镇级、社区一体化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更好满足全区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法律服务需求。
3.完善“12348公共法律服务”平台。以“12348”法律援助专线升级为司法行政公共服务专线平台为契机，着力提升“12348”服务品质，树立司法行政全新形象。一是增加人员配备，确保责任到岗到人。根据新的实际情况，区局抽调
骨干力量负责法援中心日常工作，贯彻落实市局“谁主管、谁负责、谁办理”的工作原则。邀请两名专职律师轮流负责“12348”法律咨询电话接听，确保群众咨询的法律问题得到专业满意的答复。二是加装专线分机，确保平台随时畅通。区局除配备法院中心一部专线电话外，还在法援科办公室加装一台分机，由法援科工作人员在值班律师外出办案、请假情况下负责接听并记录来电。三是规范来电记录，确保群众咨询事项得到满意答复。区局根据“12348”升级以后的实际情况，重新制定了来电咨询、投诉的纸质台账的要求，并于近期适用。四是强化人员培训，提高窗口服务质量。区局九月份针对新情况专门组织一期司法行政业务培训班，并安排区局分管领导和各科室负责人授课，全面介绍司法行政服务工作，强化了相关窗口服务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
注重培养，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注重挖掘和培养法律服务人才资
源，积极为优秀律师人才引进、青年律师培养、区内法律服务人力资源的整合等提供支持。鼓励本局年轻人员积极参加司法考试，对通过司法考试的人员推荐到各律所实习，扩大律师队伍。提高专职法律服务人员素质，通过专业培训、以会代训等形式，提高法律服务人员的专业素养，在此基础上，加强对专业法律服务人员的指导和管理，培育一批高端复合型法律人才和品牌化、专业化法律服务机构，积极拓展知识产权、医疗、教育、资产重组等领域的业务，紧紧围绕高淳区“融入主城区，实现现代化”的目标需求。
创新思路，切实丰富法律服务内容
一是加强沟通，形成合力。通过加强与各相关单位的沟通协调，关注法律服务需求的内容和方式，定主题、定区域、定时间、定人员，切实提高活动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确保活动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深入开展“四万”工程和“双进双联”、“双结对”等专项活
动，找准活动切入点，创新活动载体，创新服务模式，提高活动效果。二是因地制宜，务求实效。各板块活动在完成好规定动作的基础上，结合实际设计好自选动作，使法律服务的内容丰富多彩。通过整合各种法律服务资源，努力形成工作合力，使服务真正让群众满意。
落实保障，鼓励社会力量广泛参与
在推进城乡一体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过程中，政府一方面要切实发挥主导作用。构建覆盖城乡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需要强有力
的财政支撑，所需经费要列入财政预算。要把公共法律服务纳入政府基本公共服务范畴，加大以法律援助、矛盾调处等为主的政府公共法律服务供给，要为城乡统筹服务，加大对基层法律服务的投入，制定倾斜政策，全面推行村法律顾问制度，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逐步建立在村专职从事法制宣传、法律咨询、矛盾纠纷调处等工作的法律服务社工队伍，实现基层公共法律服务
的常态化、专业化。
另一方面要组织动员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公共法律服务，努力实现城乡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组织形式的多样化和服务主体的多元化。政府在不断完善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同时，还因积极扶持专事公共法律服务的民间组织。在一些发达国家，民间公益法律服务机构是公益法律服务的主要提供者。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各种民间组织大量涌现，一些民间法律服务机构也应运而生。此外，还有一大批热心公共法制宣传和法律服务的社会志愿者，在构建农村公益法律服务体系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但是这些民间法律服务组织还不够发达和成熟，远远满足不了广大群众对法律服务的需求，必须建立一批由政府主导和扶持的社区法律服务组织及法律服务中心，并促使其发展成为民间法律服务的骨干力量。
同时，对内要建立健全法制宣传、
法律服务、法律保障的工作网络，把法官、律师、公证员和普法志愿者等队伍有机地组织起来，发挥法律服务的独特功能;对外要善于横向借力，探索与信访、工会、妇联等部门的工作对接模式，共同促进公共法律服务事业的发展。
第三篇：基层法律服务状况考察报告
以农村基层法律服务所为窗口
第一部分理论框架
一、选题与定义
一位学者曾经断言，“中国的问题仍然主要是农村的问题。中国社会的现代化的最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农村社会的现代化。因此，一个真正关心中国人喜怒哀乐的人就不能不关心中国最基层社会的人的生活。”即使那些把兴趣投向城市、投向“正规军”法律服务、投向标准化或目标性司法程序建构的人，也无法否认研究中国基层法律服务的现状与改革在研究整个中国司法问题所具有的特别意义。基层社会和基层政府是整个中国社会和整个国家的地基，对于基层社会的治理一直是中国政府治理策略(社会综合治理)的重点之一，基层司法构成我国司法制度的基础和主体(法律规定基层法院以及作为其组成部分的人民法庭管辖除法律法令另有规定以外的所有一审案件)。在司法专业化与司法民众化的冲突/双重困境中以及强大的诉讼积案压力下，寻求建立为当事人提供充分、适当、可供选择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为简单、小额的案件提供低廉、快捷的法律服务，亦即“获得正义”(accesstojustice)是当代世界普遍面临的重大课题。在中国这种城乡差异、地区差异巨大并且不断增大却又实行单一制政府结构形式的大国，如何为占中国人口主要成分的基层老百姓特别是广大农民提供符合其经济、文化层次需求的有效的法律服务，一方面直接关系到基层纠纷的解决和基层社会的稳定，另一方面也将影响到作为“标准模式”的民事诉讼结构是否能够在我国社会里找到确实适合的土壤、并真正地扎下根来这一重大问题，并最终影响中国在尚未全面实现现代化的阶段面临后现代社会的冲击能否作出适时适当的回应。
本课题所指的“基层”是以中国行政和司法建制为标准，指县级层次上的县(市、区)，以及它们的行政下级(乡、镇、街道办事处)和司法派出机构(派出法庭)所辖的区域;本课题所称的“法律服务”是指代理诉讼、办理非讼法律事务、调解纠纷、协助办理公证和见证、解答法律咨询，以及帮助书写法律文书，等等;本课题所考察的基层法律服务所，是指设在乡镇(街办)主要为本辖区的政府机关、群众自治组织、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承包经营户、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组织以及公民提供法律服务的组织。限于本课题的具体目的性和政策指向性，我们选取了在中国基层社会占据重要市场、目前正面临着或存或废或发展或衰败命运的基层法律服务所为窗口，以考察和评价这个特殊群体为基层老百姓所提供的上述法律服务为切入点，观察其在我国整个基层法律服务体系中的角色，同时通过考察在其沿革和演进过程中，与之构成职能交叉、隶属或管理、或竞争关系的国家行政机关(司法所)、国家司法机关(基层法院及其派出法庭)、群众性自治组织(人民调解委员会)、社会性法律服务机构(律师事务所)，从而透视我国整个基层法律服务体系的现状和走向。这种定位的现实根据是，官方文字资料分析和实证考察结果都表明，中国基层至今为止并未明确或完全区分“司法”职能(及其主体)与行政职能(及其主体)、政府救济与社会自治性救济，而基层法律服务所与上述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之间更是存在着剪不断理还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纠结关系。
二、方法与路径
在课题给定的一年期限内，我们选择以全国性文献调查为基础，对几个有代表性的考察点进行解剖，以大致掌握法律服务所的发展脉络及其在所在地区的整个法律服务体系(包括基层法院、人民调解、仲裁、律师、公证等)中的位置，最后综合运用不同路径获得的信息，使之相互印证而获得完整结论：
1、文献资料的收集、阅读和分析
基层法律服务所从成立、发展、繁荣，到变革、抑制、衰落，直至今日面临被废止或遗弃的命运。通过收集、阅读和分析记载这一历史演变过程的现有文献，我们期冀获得以下信息：
1.1成立基层法律服务所的客观原因、理由或背景是什么?这些原因、理由或背景中哪些是构成基层法律服务所的客观生存基础和/或生存价值的决定性因素?
1.2目前决定基层法律服务所存在的这些因素是否已发生变化?这些变化是否已从根本上或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基层法律服务所生存的客观基础和/或减损了它的存在价值?或者，是否反而进一步丰厚了它的生存基础和/或增加了它的存在价值?
1.3为什么对基层法律服务所进行一而再再而三的改革?每一次变革基层法律服务所的主观因素或动机或目标是什么(包括变革者和被变革者两方面)?变革者的目标哪些是基于上述客观因素所致，哪些是由于变革对象本身无法克服的缺陷所致?哪些可能通过有效的改革措施而实现?还有哪些反而由于变革措施自身的无效或负效应而加剧?
1.4在基层法律服务所的变革和演进过程中，是否已经出现了替代性法律服务机制?如果是，那么这些机制相比基层法律服务所而言存在哪些优势和劣势?
1.5目前基层法律服务所在整个基层法律服务体系中的作用。
1.6目前关于基层法律服务所角色的主流观点/评价和政府的政策趋向是什么?其理由(各)是什么?受到哪些主客观因素的影响?
以上所有信息都要用文献资料所提供的事实或信息说话，而不能凭借研究者的主观猜测。需要进行分析和推测时，注意通过明确的差异性表达将研究者对事实或信息的陈述与研究者个人的推测加以区分。
2、实证考察与信息的获取和使用
由于现有文献资料所能够提供的信息存在多方面的缺陷，资料的残缺、笼统、抽象、以及资料获得渠道的官方性和主观性，都妨碍了对于目前法律服务所获得全方位的了解。为此，我们在全国选择了4个考察点，进行深入、具体、微观的观察和解剖：中部地区湖北省的A市，西部地区四川省的B市(南)和山西省的C县(北)，东部地区发达的D市(D市的考察仍在进行中，故报告未并入本文)。这些考察点的意义并不在于它们的代表性或典型性(虽然它们也可能在某些方面代表了某些经济、社会、文化背景基本相似的地区的典型特色)，而在于它们是整个中国基层法律服务所的缩影。我们希望在通过文献资料了解基层法律服务所的全面的(全国的)、宏观的和基本的(笼统的)状况——特别是了解其发展的历史脉络——的基础上，面对中国如此之大、法律服务所如此之多的背景，利用“解剖麻雀”的方法进行个体分析，也许能够从差异性中找到中国基层法律服务所的某些共性，观察中央政策和改革者的意图在现实中得以执行、抑制或变异的程度和原因，从而为新的决策提供一个自我检讨的视角。
2.1考察范围
进行实证考察、获得信息的渠道包括：研究对象，即乡镇法律服务所和司法所(未将司法所列入行政主管部门而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一般仍采两所合一体制)、行政主管机关即县(或市)司法局、提供服务的主要场所即基层法院、竞争对手和改革者预期的替代者即律师事务所、改革者主观预期的未来替代者即法律援助机构、服务对象或消费者即当事人、业务伙伴暨市场对手即人民调解委员会。
2.2考察目的
对于法律服务所的考察目的，除了解该所设置的时间、数量、根据、理由、背景以及法律服务工作者人数、人员结构(包括学历、工作阅历等)、业务范围、案源和收支状况、工作过程、工作成效、以及他们与其他基层法律服务主体之间的关系等基本情况之外，也重点考察法律服务工作者的主观感觉、自我评价以及他们所面临的困难和处境。
对于司法局的考察目的，主要是了解该地区法律事务所的概况及其在司法局统辖的基层法律服务体系(包括律师事务所、调解委员会和法律援助)中的相对角色，特别是相对于律师而言的利弊得失，其中包括司法局作为对整个法律服务体系的统一管理者对于法律事务所现实作用的评价和对其前景的预测和愿望。此外，通过司法局考察该地区法律服务所的整体生存环境，包括当地经济发展状况、政府(包括地方政府和上级主管部门)的支持程度或/和政策倾向、以及该局对法律服务所的监督、管理制度及其效果。
对于基层法院的考察目的，主要是了解基层司法当事人获得代理的状况，包括代理的比率、代理人的身份和专业水平、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在其中的作用(特别是将法律工作者与律师代理水平的比较)、以及法官对于法律工作者群体的总体评价和态度。
对于律师事务所和法律援助机构的考察目的，主要是了解其人员结构(包括学历、工作阅历等)、业务范围、服务对象和案源、收支状况、面临的困难、以及他们与法律服务所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其中包括他们的主观感觉、评价和愿望。)
对于当事人的考察目的，主要是了解当事人在面对纠纷、希望获得法律救济特别是司法救济时，如何获得关于法律服务市场的信息，他们为何、通过何种途径选择了某位法律工作者或某位律师，他们对于所获得的法律服务满意度如何，等等，从法律服务市场的消费者的角度来评价法律服务所在整个基层法律服务体系中的作用。
考察人民调解委员会只是附带性的，主要是因为这一机构与基层法律服务所之间存在人员交叉的情况，并且可能在基层法律服务大市场中存在此消彼长或者相辅相成的关系。
2.3考察路径与方法
介入进路。鉴于中国的国情，在考察对象涉及政府机关(从中央政府到地方基层)的社会调查中，合适把握介入被调查对象的切入点是必须权衡的一个因素，一方面，获得被调查对象的信息帮助，常常需要借助一定程度的私人关系;另一方面，保证信息的真实和准确性，则需要与被调查者保持适当距离，所借助的私人关系不能与被调查者有利害关系，以免构成对获取真实信息的干扰和妨碍。为了从不同角度接近和了解调查对象，我们在不同地区选择了不同进路：在A地的调查是通过该地人大法工委介入的;在B县地的调查是通过该地开发区介入的;在
C县地的调查是通过检察院介入的;在D地的调查直接是在当地司法研究所帮助下进行的。
调查的具体方法取决于调查事项的性质、调查的预期目标、以及调查者与被调查对象之间的沟通能力等因素。在中国的基层调查，必须正视被调查对象的文化素质不高和缺乏社会调查常识的现实，这种局限使我们限制了对书面调查方式的使用(比如问卷调查)，而更多依赖于面对面的直接交谈(包括座谈会和个别访谈)，调查者与被调查者之间能形成互动式的交流从而保证对情况的真实而准确的了解，并使调查者能获取很多宝贵的感性信息和附带信息，但此种方式无法具有书面调查所具有的系统、面大和高效率的优点。为了弥补这一缺憾，我们采用了综合性的考察方法，并使信息之间相互印证，包括：阅读当地文献资料、座谈会、问卷调查、实地/参与观察、个别访谈、考察对象按照课题组的要求直接以书面方式叙事。
文献资料是对历史的现实表达和对现实的历史记载。调查收集的地方文献主要包括以下几类：(1)司法局及其隶属司法局各部门、各单位近三年的总结报告;(2)司法局有关管理、规范基层法律服务部门的内部规章、文件;(3)人民法院关于基层法律方面的统计数据和资料等;(4)当地政府工作报告和地方志。不过我们在使用文献资料时进行了比较谨慎的分析，理由在于：此次调查的目的是反映一个基层政府单位及其工作人员的工作现状，这对于那些长期以来并不为社会、上级和和学术所关注的默默无闻的群体而言，在心理上是不排斥也勿须掩饰的，因而他们在提供书面材料上可谓是“倾囊相助”。然而这些总结报告是作为向上级反映工作成绩的载体，所引述的大量数字可能存在水份。调查组曾专门就这些数字的统计方法询问过有关职员，我们获得的答复或者模凌两可或有意回避，或者直白地告诉我们：这些数据并不都是真实的。因此，这些数据和根据这类数据获得的官方全国性统计数字都不能成为形成我们结论的依据。然而，这些虽不具有统计学意义的数字却在某些层面上提供了发掘出真实、有用的信息渠道或线索，至少，在中国各界统计数字(包括司法统计)都存在相似问题的状况下，这些数据在评价法律服务所在整个基层法律服务体系中的相对位置和角色时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座谈会是我们调查所采取的最主要方法。由该地区司法局组织的由司法所所长和法律服务所全体成员参加的座谈会，也邀请各个律师所的代表、负责法律援助的司法局官员或律师参加，由他们介绍本部门或本单位或本人的基本情况的过程中，调查组不断插话，有针对性地提问，并启发其他与会人员的积极讨论。这种方式能够在较短时间内从整体上把握被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并且由于与会人员一起讨论，相互提醒、启发、补充和纠正，形成对事物的全面而准确的认识。对于调查者的提问，常常在与会者七嘴八舌相互补充或纠正中获得圆满答案的，调查者则往往通过现场对提问的反应程度来判断这一问题的普遍性和严重程度。此外，我们在小范围内的随机性拉家常式的座谈会——甚至在吃饭席间——所获得的信息，往往能够弥补正式座谈会上没有机会表达或不愿当着领导和同事的面公开提供的信息。
个别访谈。在通过座谈会对被调查对象及其一般性和共同性的观点获得基本和大致了解之后，我们随机选择了一些个案分别访谈，特别是对接受过法律服务的当事人的调查，主要是以个别访谈的方式进行的。在法院或法律服务所查阅案卷和裁判文书后，按照案件登记表抽样而获得当事人联系方式，对当事人进行突击访问，最大限度地避免由于为他们有关法律服务工作者有意无意的影响而干扰信息的真实性。不过，由于时间成本的限制和联系当事人的难度，本次调查所进行的个别访谈对象的数量和类型都无法保证其代表性(比如胜诉和败诉的当事人对于法律工作者的评价很可能不同，而且每一个当事人不可能一生打几次官司或同时接触过律师和法律工作者，因而以律师作为参照来评价法律工作者更不可能)，所以个别访谈获得的信息只能成为其他信息的一种印证。这种印证由于调查者直面消费者(实际上也正是本项目预期的受益对象)进行考察，因而对于项目结论的合目的性特别重要。
实地/参与观察。百闻不如一见。调查组充分利用实地调查的宝贵时间对相关部门和单位进行了实地观察，从单位的物质设备、办公条件到人员着装、谈吐等都进入调查者的视野，对基层情况的感性认识极为深刻。无论这些信息能否用言语来表达，在感性上对于我们最终观点和结论的形成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或者说这些信息或印象是我们的演绎观点和结论所不可或缺的若干链条。当读者看到我们并不经意地在空落落的大街上以简陋破旧的法庭为背景留念拍照时，同一地区的西装革履的律师和衣着简朴的法律工作者之间所形成的对比，也许不用语言说服或理论论证，读者会得出直观的结论：取缔了法律工作者，谁来为当地的法律消费者提供法律服务?!
第二部分全国性文献调查
一、基层法律服务所的诞生与兴衰
基层法律服务所是最早于1980年底出现在广东、福建、辽宁等地，主要是面向广大农民群众，调解生产经营性纠纷，并从事代书、解答法律咨询等简单的法律服务工作。自1984年以来经司法部、中央书记处都以会议和文件等形式再三肯定和推广之后，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发展起来，并迅速普及到大中城市的街道和厂矿企业。自1986年以后，在“巩固、提高、完善、发展”的方针指导下，全国基层法律服务所呈急剧上升趋势。截止1989年底，全国共有乡镇法律服务所29979个，拥有乡镇(街道)法律工作者90333人，全国乡镇法律服务所共调解纠纷1377624件，协助办理公证1727265件，民事诉讼代理117013件，非诉讼代理235037件，担任基层政府和企业常年法律顾问104073家，代写法律文书594356件，解答法律咨询3986602人次，挽回经济损失212688万元，各项业务比1988年均有较大幅度增长。199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等有关文件则将基层法律服务所作为“政法基层组织”之一。
自90年代以来，乡镇法律服务所开始进入总结、整顿阶段，基层法律服务所建设重点转到了上等级、上水平、上质量、上效益的新阶段。司法部先后颁布的《关于乡镇法律服务所的暂行规定》、《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等，确认了基层法律服务所近似于律师的广泛业务范围;司法部并统一颁发《乡镇法律工作者证》，作为法律服务工作者的资格认证或执业证书(但审查权实际上交给了由县级司法局);国务院物价局下发的《关于印发第二批〈国务院有关部门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目录〉的通知》中，将基层法律服务所业务收费列为准予收费的项目。总体来看，90年代的整顿和改革强化了基层法律服务体系。1992年，全国乡镇法律服务所经过整顿撤消、合并验收不合格的所加上新建的所，比整顿前增加1087个;整顿中辞退、解聘不符合条件的法律工作人员之后加上新招聘人员，比整顿前增加10467人;全国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乡镇法律工作人员占13.8，具有高中(中专)文化程度的占62.3，并有1205人已考取律师资格;很多法律服务所经过整顿，增加了服务业务的层次和范围;法律服务所的各项规章制度开始健全，80以下的所实行了挂牌服务和“两公开一监督”制度;办公条件和物质装备也得到改善。当时官方文件一致肯定，基层法律服务所在协助基层政府推进依法治理、化解基层矛盾、普及法律常识、整治涉法热点问题等方面所扮演了重要角色，成为政法基层基础工作的重要辅助力量。
然而，世纪之交似乎成为基层法律服务所命运的一次转折点，抑制(或明扬暗抑)基层法律服务所的发展成为官方态度的主流倾向，基层法律服务所的职能、体制和目标在几经调整后目前可谓扑朔迷离。2000年3月，司法部颁布《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规定“基层法律服务所按照事业法人体制进行管理和运作”，实行与乡镇政府司法所“政事合一”;同年8月，“国办发(2000)51号”和“清办函(2000)9号”文件则指出，法律服务所“不再属于行政挂靠机构或事业单位，实行自主执业、自收自支、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自律性运行机制，成为符合法律中介服务行业规则的合伙制执业组织形式”。嗣后全国各地深入贯彻《办法》的精神，全面开展基层法律服务所清理整顿，要求各基层法律服务所与司法所按照上述规章进行脱钩改制。自此，全国基层法律服务所的数量由持续上升趋势急转直下。截止2000年底，全国共有基层法律服务所34219个，较1999年减少1164个，不过，也许是惯性作用的影响，该全国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总数为121904人，较1999年底仍增加2182人;业务量也有所增加，代理民事、经济、行政诉讼比上年增长6.3，担任基层人民政府、村(居)委会和企事业单位常年法律顾问的比上年增长5.9，其他业务也有所增加。然而到2001年，全国共有基层法律服务所锐减到28647个(较上年减少5572个)，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总数为较上年减少13919人;服务业务除诉讼代理略有上升外，但其他业务都明显下降。2002年，基层法律服务所及服务人员数量继续下降，服务所较2001年减少1758个，从业人员减少9444人。
二、基层法律服务所在基层法律服务体系中的角色
基层法律服务所在基层法律服务体系中的角色主要是通过其与这一体系中的其他主体之间的关系来定位的。从这些关系中，也能够或明或暗地了解对基层法律服务所
的现状评价和未来设计众说纷纭的原因。
1.基层法律服务所与基层司法所——“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形成。
基层司法所作为一级司法行政机构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比基层法律服务所出现约晚10余年，但基层司法所的职能产生与法律服务所产生几乎是同期的。1981年11月，司法部《司法助理员工作暂行规定》规定了人民公社(镇)、街道办事处设立专职司法助理员，作为基层人民政权的司法行政工作人员，在人民公社(镇)、街道办事处和县(区)司法局(科)的领导和基层人民法院的指导下工作。1996年6月司法部《关于加强司法所建设的意见》明确规定基层司法所的八项主要职能，其中包括指导管理基层法律服务工作，代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处理民间纠纷。1991年9月司法部《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也规定，乡镇法律服务所办理各项法律服务业务，应当在本乡镇人民政府及其司法助理员(司法所)的领导下进行。由此形成的基层法律服务所和基层司法所的关系是：基层司法所是国家基层司法行政机关，基层法律服务所是社会团体，二者是管理和被管理、指导和被指导的关系;基层司法所经费来自国家财政，由国家核定编制，基层法律服务所经费自筹，自负盈亏，没有固定编制;基层法律服务所为当事人提供服务可以收费，而基层司法所提供法律帮助不能收费。但从文献中我们看不出司法所与法律服务所“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的根据，结合实证调查所获得的信息，我们了解到，早期的法律服务所所长就是司法助理员，司法助理员又成为后来的司法所所长，于是就形成两所所长合
一、两所人马合
一、两所工作职能合一的状况。
2.基层法律服务所与律师事务所——“剪不断，理还乱”的冤家。
十几年前，律师事务所从行政机关逐步脱钩独立、完全走向市场(不过在许多农村基层，国营律师事务所仍是当地主要或唯一的律师事务所)，时至今日，以乡镇、街道为据点的基层法律服务所也正按照同样的思路开始与其行政主管机关司法所脱钩、走向市场。根据2000年有关文件，基层法律服务所在完全脱钩改制后与现有律师事务所体制区别不大，他们在执业过程中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与《律师法》中关于律师执业的权利和义务差别不大，其中包括在参加民事、经济、行政案件的诉讼代理活动时，向人民法院查阅案件有关材料，并可根据承办事项的需要，持基层法律服务所证明和《法律服务执照》进行调查，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查询、索取有关材料等权利，他们的义务中也同样包括了“维护法律尊严与社会正义”、尽职尽责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按规定履行法律援助义务等等。不过，基层法律服务所与律师事务所之间也存在明显区别：(1)地域范围：基层法律服务所主要服务于本区域农村、城市街道各基层单位和个人，而律师事务所则不受此限制;(2)业务范围：基层法律服务所不能办理刑事案件及与此相关业务，律师事务所则可以办理包括刑事案件在内的所有诉讼和非诉讼业务;(3)执业资格：基层法律服务所从业人员要求取得专门法律服务工作者资格证书，由司法部统一组织考试进行资格认证;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要求通过司法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组织的全国统一司法考试;(4)收支制度：法律服务工作者必须按照各省物价局的规定由法律服务所统一收案、统一委派、统一收费，收费标准低廉，很多案件只收取成本费，有的甚至要求按照法律援助标准不收费;律师事务所收费标准相对较高。法律服务工作者和法律服务所只需要缴纳很低的年检费，勿须缴税;律师和律师事务所必须按特定标准缴纳个人所得税和管理费。
3.基层法律服务所与人民调解委员会——同一司法所领导下的职能交叉的服务实体。
根据1989年6月17日国务院发布的《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人民调解委员会是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下设的调解民间纠纷的群众性组织，在由司法助理员具体代表的基层人民政府和基层人民法院指导下工作。人民调解委员会委员除村民委员会成员或居民委员会成员兼任外，由群众选举产生。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不收费，其工作经费和人民调解员的补贴经费由村民委员会或居民委员会自行解决(后规定调解成功的可适当收费);在2002年9月最高法院司法解释颁布后，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具有民事合同性质。但基层法律工作者主持达成的调解协议不具有约束力，只能靠双方当事人自觉履行。当事人一方无故拒不履行的，法律工作者可以告知、协助或者受托代理另一方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不过，由于作为司法所所长的司法助理员的法定职责包括指导管理人民调解工作并参与重大疑难民间纠纷调解，在只有一名司法助理员的司法所，常常是“三块牌子，一套人马”，司法所所长兼任法律服务所所长和调解委员会主任，于是在具体案件中，上述区别意义就不大了。
三、基层法律服务所的社会评价与未来命运
基层法律服务所是基于社会需求而自发产生后，在一种没有理论论证、没有市场调查、没有法律规范的背景下，依赖于政策和行政手段推动扩展的机制，因而它的生死成败都对政策有很强的依赖性。至于我们特别关注的基层法律服务所的政策急转直下的主观原因，目前还没有十分确切的官方依据。结合与高层官员的接触和课题组自己的分析，基层法律服务所发展的无序状态，加之近年来城市地区律师业的迅速发展和竞争日益激烈，基层法律服务所的种种弊端和劣势日渐显现出来，特别是低价竞争和劣质服务成为直接威胁基层法律服务所的存在价值的致命抨击。司法行政管理部门高层领导的人事变动和思路变化，也是导致法律服务所在发展趋势骤然变化的重要原因。
1999年9月至10月，司法部司法研究所组成4个调研小组，分赴北京、天津、上海、山东、江苏、河南、陕西、甘肃、广东、湖北共10省市，就律师事务所与法律服务所的设置、业务范围的划分等问题，进行了专题调查研究，听取了数百名调查对象的意见，主管基层和律师的有关负责人以及基层法律工作者、律师从不同的角度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从调查组调查结果来看，法律服务市场存在一些突出问题：(1)基层法律服务机构名称混乱，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中心、法律事务所、法律服务站、法律咨询中心、法律服务公司、法律咨询公司等林林总总，五花八门;(2)法律服务所布局不尽合理。总体看来，城市偏多，农村偏少，老少边穷地区则更少;(3)收费标准缺乏规范。由于部里对法律服务所收费标准没有统一规定，收费根据只能依据一些省市出台的临时性的收费办法;(4)法律服务所设立的审批权限不统一，有省市司法厅局批准成立的，有地区县司法局批准成立的，还有非司法行政部门批准成立的，如省编委、省政府、省法制办、省高院、省检察院、省工商局、老龄委等等部门;(5)法律服务工作者的任职条件偏低。1987年司法部规定，具有高中文化和一定法律知识的人可以从事基层法律服务工作，但由于在全国范围内缺乏统一的任职资格考试，各地在掌握任职资格时随意性较大;(6)法律服务工作者队伍急待整顿，主要是一些政法机关离退休人员，有的离退休年限不满二年就进入法律服务机构工作，办人情案、关系案，群众对此反映较大;(7)法律服务所的管理有待规范，缺乏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的规范和约束，等等。
尽管存在上述问题，社会各界对于乡镇一级保留法律服务所并无分歧;但对在城市的街道一级是否设立法律服务所分歧很大;关于法律服务所的业务范围是否应当划分、怎样划分，意见不一。然而，部分高层官员希望法律服务所走向市场、并在市场竞争中自生自灭的意向，已体现为行政结构变更，比如司法部管理法律服务所工作的基层处已由基层工作司调整到律师与公证工作司，基层法律服务所被纳入与律师同类的管理体制。然而，这种似乎体现市场化和自治化的意向与高层领导的讲话及文件精神并不一致。比如，2002年司法部颁布《关于加强大中城市社区法律服务工作的意见》和2003年司法部长张福森在全国司法厅(局)长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要求基层法律服务立足社区，亲民近民、服务便利、收费低廉等特点，以及在满足城市低收入阶层和弱势群体的法律需求等特殊作用出发，将大中城市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职能定位于“以街道社区为依托，面向基层、面向社区、面向群众，提供公益性、非营利性法律服务”。我们无法想象，“公益性”、“非营利性”的法律服务与以营利为驱动和杠杆的市场化体制/管理模式如何兼容，我们更无法想象，一个既没有政府支持、也没有市场资金来源的基层服务机构如何实现“公益性”目标?合理的推测是，基层法律服务也许能够依赖于“(立足)社区”而获得社会捐赠，从而成为公益性和非营利性的法律服务机构?无论如何，对于农村基层法律服务所的前景如何定位目前尚未看到官方文件或讲话，然而，官方、学者、以及与大中城市律师界较为接近的媒体却基于不同立场和目标，正在设想由政府拨款的法律援助机构，和由政府操纵的“群体性自治组织”——人民调解委员会来替代基层法律服务所的基层法律服务设施。对于这些设想的可行性，我们将在实证考察后再作评价。
第三部分实证考察
一、湖北省A市基层法律服务所考察报告
项目调查组分别于2003年8月和10月对中部A市的基层法律服务所进行了两次共10天的实地调查。调查是通过该地人大法工委介入的。调查对象包括该市司法局、11个司法所和法律服务所、3个律师事务所、该市法律援助中心、基层人民法院、以及若干接受过法律服务的当事人。
1、A市的基本情况
A市是中部某省的一个县级市。该市面积1200平方公里，耕地面积33.18千公顷。2002年末总人口为73万人，其中农业人口57.4万人，占78.6;2002年全市GDp为50.4亿元，比上年增长8.2;财政收入3.05亿元，比上年增长7.2%。
该市城镇人口比重很小，工业不发达的状况与政府对于经济发展的期待，可以从宽阔的大街上稀落可数的过往行人获得直观对比，破旧的小型面包车是该市比较高档的出租车工具。街道上开户的门面顾客寥寥，更有一些日夜闭户的店面在中部火炉似的天气中透出萧瑟的凉意;课题组随机去法院旁听的庭审案件正是该市工商银行支行裁员引发的劳务纠纷;所有政府职员都只发“四块”工资(约占工资总数的6-70)。这些现实使课题组无法与政府报告上的经济增长势头对应起来。另外该市人口状况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外出务工人员较多，留住在家的大都是老人和小孩，据说有的村死了人都找不到足够的劳动力去抬。课题组的总体印象是：A市是一个经济本不发达且目前正处于衰落时期的典型的小县城。
一个地区的经济活力和经济发展的程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地区经济活动中纠纷的数量和纠纷的种类，而无疑也会对所需要的法律服务提出有所区别的要求，这对于我们所考察的基层法律服务所的市场背景(案源)和当地百姓的法律服务需求产生某种直接影响，比如我们访谈的法官、律师和法律服务人员所表达的共同处境之一就是案源太少，法律服务市场成为包括法院、公安派出所、律师所、法律服务所、法律援助中心等所有官方、非官方的法律行业参与分割的重要资源之一。
2、A市基层法律服务体系中的法律服务所
2.1A市法律服务市场的基本构成
按照A市司法局的报告，该市法律服务体系由表一中的四部分组成。
职业类别工作内容和方式
律师刑事代理、民事代理、行政代理、法律顾问
法律工作者诉讼和非诉讼代理、见证和协办公证、法律顾问、劳动仲裁、调解纠纷
公证处公证、企业顾问、法律援助、法律监督、其他服务
法律援助中心刑事和民事法律援助、法律咨询，代写文书
调解委员会调处纠纷、防止纠纷恶化
2003年全市取得律师资格的有49人，办理执业手续的律师19人，实习律师10人。全市共有3个律师事务所，其中国办所2个，共有律师7名，实习律师8名;1个合伙所，有律师6名，实习律师2名。该市法律援助中心主要为弱势群体提供免费法律服务，共有共有从业人员4名(实际上是挂靠律师4名，另有非律师3名)。该市共有12个基层法律司法所和11个乡镇法律服务所，共有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46人，其中“正式干警”(司法助理员)15名，招聘人员31名。此外该市公证处共有公证员4名。据此，法律服务市场中的律师和法律工作者与该地区人口数的比例约为1：7684。这表明，A市法律服务市场需求远大于供给(参数?)，市场潜力很大，然而律师和法律工作者普遍反映“案源太少”，并且他们之间已明显形成一种竞争态势。就A市提供法律服务的四支队伍而言，律师的数量和法律工作者的数量旗鼓相当，法律援助中心的从业人数则显著不足。
除上述四个竞争队伍之外，法院和派出所也是该市参与分割法律服务市场的特殊主体(将在下面讨论)。另根据课题组调查，A市还有遭律师和法律工作者强烈排斥的“黑律师”和其他民间法律服务提供者，他们要么是曾经在政府部门或法律部门有过与法律相关或不相关的工作经历，要么是以某种正式或非正式的方式接触、学习过法律，要么是在当地能说会道并有一定影响的人，他们能够进入法律服务市是根据我国诉讼法关于“公民代理”的规定，即公民可以委托当事人的“亲属”为诉讼或非诉讼代理人，但代理人不得收取费用，然而司法实践中并不严格审查这些代理人与被代理人之间是否“亲属”关系或是否收费。
2.2A市基层服务所的基本情况
(1)A市基层服务所的结构
A市共有12个基层法律司法所和11个乡镇法律服务所，其中11个司法所和法律服务所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而且近年来因基层社会矛盾的增多，该市在乡镇一级成立了社会矛盾调解中心，与对应的司法所实际上是三块牌子一套人马。另1个司法所设在农场，只有一块牌子。因此以下所指的“法律服务工作者”均包括兼任司法所所长和社会矛盾调解中心主任的法律服务所所长。
在全市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46人中，有15名为“正式干警”，招聘人员31名。所谓“正式干警”就是司法助理员，他们是政府财政编制的干部，一般兼任两所所长和中心主任，条件较好的所除所长之外另有1-2名司法助理员。过去有些地方的司法助理员由地方干部兼任，但近几年都由市司法局统一下派(从而使得乡镇司法所成为严格意义上的司法局派出机构)，由政府财政发放工资，所长每月工资800元—1000元。除此之外，政府财政对司法所没有任何其他行政费拨款。聘用的法律工作者不列入政府财政计划，他们一般通过由司法部举办的统一法律服务资格证考试而取得法律工作者资格证的，但是这种考试在组织程序上较为地方化，报考条件和题目难度也远不如律师资格考试和司法考试。他们在名义上隶属于法律服务所，但许多法律服务工作者是兼职的，法律服务收入和务农、打短工的收入共同构成他们的主要生活来源。法律工作者与法律服务所以签订合同的形式构成聘用与受聘用的关系，实行办案提成制，即法律工作者经办的案件在按照规定的标准向当事人收取的费用中，法律服务所和法律工作者个人之间按照一定比例分成，比如在M法律服务所，受聘人员按照1比1的方式提成，每人每年的任务是1万1，自己拿工资5千5，其它50则作为办公费用、保险费用等。如果完成不了任务则实行待岗制度和辞退制度。但事实上，司法所和法律服务所承担了大量的司法行政工作，而完成这些工作是需要一定的经费为支撑的，于是法律工作者个人向司法所/法律服务所上缴的办案提成成为支撑司法所/法律服务所得以运转的主要经济来源。而反过来，司法所/法律服务所对法律工作者办案的成本是无任何补助或补贴的。
法律服务工作者的知识或专业结构，在46名法律工作者中，大学学历的1名，大专学历的有20名，中专学历的有3名，高中学历的有8名，未注明学历的有14名;女性只有1名，且属于办理临时证。调查组随机调查了17位法律工作者，就他们在从事法律服务工作者这一职业以前的工作经历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有11人在从事法律服务行业以前没有从事过其他职业，其余几位从事过计算机维修、园林业、工商行政管理或曾在部队服役。法律工作者在整体上讲处于从高中到大专这一文化层次，尤其一大专为主。根据我们的问卷调查，人员结构具有一定的流动性，而且出少入多，可以认为在一定层次的文化群体中此一职业是人们愿意从事的职业，或者说这一职业在特定的社会群体中是有其生命力的。访谈显示，对于从高中到大专毕业的学生来说，成为法律工作者常常是其首选职业之一。
(2)A市基层服务所与司法所的关系
按照规定和一般理解，司法所作为司法行政主管部门在乡镇的派出机构，对于作为民间法律服务机构的法律服务所是一种管理与被管理、监督与被监督、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然而，实际状况远非如此简单，他们之间的关系至少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i)职能定位：按照司法部的规定和上表的显示，基层法律服务所的职能包括诉讼和非诉讼代理、见证和协办公证、法律顾问、劳动仲裁、调解纠纷。但由于法律工作者与作为政府行政管理机构的司法所两所合一，更主要由于司法所一般只有一名司法助理员即所长，因而司法所根据司法部文件或指示所承担的一切行政工作实际上绝大部分都是由法律服务所的法律工作者来承担的(极少部分由司法所分派给当地的其他群众组织或个人)，这些工作还包括普法宣传和法制教育、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以及一些A市乡镇办事处党委交给司法所负责安排的诸如防汛这样的临时性工作。这些工作占法律服务所不少于一半的精力，比如普法工作包括：提出普法小组成员名单，并经办事处党委决定(由于办事处领导经常更换，普法小组成员也随之经常更换，所以这一工作也算是日常性工作);二是制定每一的普法方案并确定当年的普法重点;每年四月中旬推选出普法宣讲员进行法律培训(受培训的对象有村一级的干部，主要是搞政法工作的干部，还有人民调解委员会的成员。“三五”以前的普法主要是针对老百姓，“四五”以后则主要针对行政机关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执法人员);给学校学生开设的法制课程进行举行讲座);(非日常性的)举行全市普法考试(调查组去之前那次考试约6万多人参加，对于公务员而言，普法考试成绩合格是评选优秀的一个条件)。
ii)财务关系：按照规定和登记，法律服务所的财务体制为自收自支，但支出要向司法局财务处备案，另外每人每年除向司法局缴纳150元管理费。然而，由于司法所的财政拨款除司法助理员的工资外，几乎不再有其他拨款，因此司法所的日常行政开支和履行普法宣传等等职能的费用是从法律服务所从法律工作者收入的提成中支付的。法律服务所的这部分提成还用于支付这些聘任的法律工作者的工资和支付作为国家公务员的所长和其他司法助理员除“四块”工资以外的其他收入(如补足工资，可能还另发奖金)。此外，法律工作者个人为了完成司法所分派给他们的行政事务和公益事务所支付的开支全部由他们个人承担。
iii)“交易”或共生:法律服务所免费甚至贴本承担政府职能的回报是什么?在A市考察结束时，这个疑问在A市没有获得直接解答。我们将从对B市的考察中获得答案。
(3)A市法律服务所与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关系
由于法律服务所与司法所之间是同一套人马，所以随着法律服务所的角色不断在行政机构和自治性服务机构之间转换，法律服务所与人民调解委员会之间的关系也随之不断转换。由司法所(实际上也就是法律服务所)任命和组织培训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员，并指导调委会工作。人民调解委员会解决不
了的纠纷可以按照司法所的职能规定，邀请镇政府(司法所)派人(也就是法律服务工作者)参加，法律工作者以干部的身份参与进来增加了调解成功的可能性。
(4)A市法律服务所与法律援助中心的关系
根据我们所调查到的情况，法律服务所与法律援助中心之间的关系比较和谐。一则两者之间在工作的内容和方式上界限比较明晰，关于法律援助的事项国家法律都有明文规定，而这些事项与法律工作者所接办的案件的区别是很明显的;二则法律援助中心的主要职责或者说其在法律援助过程中发挥的主要作用在于接受、审查法律援助案件材料，然后根据情况和法律规定指定律师或法律工作者为受援者提供法律服务，更多的体现其在法律援助事务中所发挥的把关和协调作用。法律服务工作者每年都有接受法律援助中心的指派为受援者提供法律服务的任务。法律援助中心也有律师，但他们与法律工作者之间不存在业务竞争关系。
(5)A市基层服务所与律师所的关系
法律服务所与律师所是A市服务市场上的主要竞争对手，但调查表明，这种“竞争”的激烈程度是虚拟的或被夸大了。让我们从以下不同角度来观察这个问题。
资料显示：自2001-2003年，在二者有业务交叉的领域，A市律师共办理民事和经济代理191/355/120件，非诉讼代理93/232/32件，担任常年法律顾问109/111/173家;基层服务所共办理民事诉讼代理384/491/233件，非诉讼代理396/294/77件，担任顾问76家。在没有交叉的业务领域，律师代理刑事案件60/49/43件，行政代理27/24/17件;法律服务所协办公证、办理合同见证共约90件，调解纠纷269件。如果将文献所称“为当事人挽回经济损失”的数额作为计算案件标的额的一个参考，律师所的数字为1400万至3500万，法律服务所的数字为350万。从案件数量和标的额的对比可以明显看出，律师所的案件数量大大少于法律服务所，但标的额却高于法律服务所许多倍。当然，这一对比只是一种整体的对照，并不排除在个案上法律服务所收到某些标的额较大的案件或律师所接受某些数额较小的案件。另外对“挽回经济损失”的数额也可以作其他解释，比如可作为胜诉数额的参考，但在法院的调查表明，律师和法律服务所代理的案件在胜诉或败诉的概率上并没有明显差异;司法局领导对这一数字的解释也支持了我们的解释方法。
该市的律师事务所都建置在市区，在乡镇没有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则基本隶属于乡镇司法所，一般建置在乡镇政府大楼内，只有2个隶属于街道办事处的法律服务所建置在市区。两种不同地点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并决定里两者在提供法律服务的空间领域上的区别——律师事务所主要服务于城区的当事人，而法律服务所主要服务于广大的农村地区的当事人即农民。这种坐落地点上的差异某种程度上也决定了二者提供服务的当事人类型和受案范围的差别。在案件类型上，法律工作者受理的案件包括涉及到轻微伤害案件、农田间灌溉、邻里纠纷、还有婚姻家庭纠纷和一些基地纠纷、以及承包合同纠纷等等，所服务的当事人主要是农民。据对一位资深律师的访谈，城区律师提供法律服务的对象40-50是农民，一般的也就是侵权纠纷，邻里纠纷，离婚案件等，单位约占30。
对法官的调查：A市基层法院对于民庭和经济庭的划分仍然沿袭了2002年以前的标准。民庭案件约有70有代理人，其中大约10左右是亲属(公民代理)，其他60为律师和法律工作者，但法官对于二者的具体比例没有概念，他们说没有注意过代理人是律师还是法律工作者，对法律工作者也不存偏见或采取歧视态度。但在问到二者的代理业务水平有没有区别时，他们说，“取得两证的律师相对来说在素质上还是要强一些，沟通起来也方便一些，特别是有时候你跟一个律师沟通和一个家属沟通就不是在一个档次了……我们还是希望跟律师打交道。”“法律工作者就整体质量来说比律师肯定要差些，而且不齐，而且现在的法律工作者证就是司法局发的，随意性很大，他们许多人靠关系就可以到这个地方来做这个工作。职业道德方面比律师也要差一些，因为他们没有律师方面的规则，有时候他就利用他那点法律知识引导当事人来规避法律，相对来说律师要好一点。”我们试图了解案件类型对于二者服务范围和服务质量的影响，答案是没有什么影响(这不是我们期待的答案)。于是我们询问了审判方式改革对于法律服务需求的影响，特别是审前交换证据之后，公民亲自诉讼的、亲属代理的、律师代理的、法律工作者代理的在理解这些问题上是不是有区别?法官在这些程度问题上有没有区别对待?法官说，对于法院的举证责任通知书，法律工作者和律师一般都会按照指定时间进行，但很多老百姓就会说，我开庭的时候给你就行了吗?法官在这些程序问题上对律师和法律工作者掌握的标准是完全一样的，但对于当事人亲自诉讼或亲属代理的，一般争议不大或者没有争议的，就实行当庭交换证据。当问到老百姓对于二者差异的判断时，法官们说，我们感觉他们没有多大区别，他们这些人都是吃法律饭的，反正都差不多。对于乡村的老百姓来说，一般都是法律工作者，我们这里律师很少，个别乡老百姓对法律工作者和律师的概念是混同的，都称他们为“律师”。至于二者在承接案件的类型方面是否存在差异，法官们说，那些争议标的额比较大的案件，有些当事人会有选择性地考虑，他们会去打听哪个“律师”名气大一些。不过基层所里面几乎是没有律师，不管目前基层所的问题有多大，但至少他在乡镇的接触面还是很广，(意即他们还是有较好的案源)。
对律师的调查：我们在一家乡镇法庭偶尔碰到了正在那里出庭的律师，这位律师据说在当地收入较高。他说，律师与法律工作者之间各有自己的地盘，法律工作者们承接的大部分案件都是他们不愿意接受的鸡毛蒜皮的家事案件和小额财产案件，有时甚至当事人去找律师时，律师们还可能把案件推给法律工作者(不过律师们也没有友好到把自己不愿接受的案件介绍给自己认识的某位法律工作者)，他们可能会告诉当事人说，他们当地有法律工作者。律师和法律工作者接受案件多半都是靠熟人介绍和相互传递信息，虽然也听说有法律工作者以低价从律师手上将正在谈判的案件抢走的事情，但这种情况非常少见。
对当事人的调查：我们随机找到的两位当事人都是通过熟人介绍找到为他们服务的那位法律工作者(他们称之为“律师”，但也模糊地知道他们跟城里的律师不大一样)。一位当事人对于我们问他为什么不找律师、以及是否满意他从法律工作者那里获得的服务时显得很生气，说：“我居然找他，当然是因为我相信他!”
对法律工作者的调查：他们反映，法律工作者与律师之间的竞争不象法律工作者之间的竞争那么突出(这对于课题组而言是一个新问题)。虽然规章对法律工作者的民事代理有区域限制，他们只能作为本地区的当事人的代理人，但跨域承接案件的现象经常发生。不过法律工作者们对于未来进一步限制区域的设想提出了两个方面的疑虑：一是他们的当事人多半是经熟人介绍“慕名而来”的，强制性地限制区域可能使当事人丧失寻找自己信任的代理人的机会，另一个原因是A市在外打工的民工很多(而其中大部分是农民工)，A市法律工作者在外代理民工为其提供法律服务方面的作用是律师们无法替代的。一是因为民工虽然在外打工，但其情感维系的地方还是本地区，因此对于在外打官司尤其对于那些受人欺负或遭受工伤事故的农民来说，要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去打官司或进行其他诸如追讨欠款或赔偿款之类的事务，他们希望由本村落公认为能说会道、有一定经验和威望、且懂得一定法律知识的人相伴，或作为拜托此人为其“帮忙”——代理，此时在农村中有较大影响的法律工作者便成为合适的对象;二是法律工作者的收费较低，他们与当事人之间很可能就是左邻右亲，或至少是熟人或是经熟人介绍的以一定人情和信任为纽带的关系，这种远较律师与当事人之间的亲密关系能给当事人尤其是文化素质不高法律知识淡薄的农民来说带来一种安全感，也正是这种人情关系使得法律工作者受到一种无形的监督和督促，毕竟在一件案件办完之后他和当事人仍然必须生活在熟人的环境中。可以说这也是法律工作者以其职业道德上的自律和工作的诚恳和热心从而在熟人的社会中打开其法律服务的市场。除了这种传统的市场拓展方式之外，法律工作者还利用司法所法制宣传的机会，向在外打工的乡民发放维权服务卡，据他们介绍：“关于发放维权联系卡的事情，这是在外出务工人员在春节回来以后要外出的时候，我们就摆摊设点，向他们发放一些维权联系卡，宣传我们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能够为他们提供一些法律服务，也提供我们的联系方式，这样保证每一个有外出打工的家庭都可以随时找到我们。”一位老司法工作者说：“我们市7万多人近45在外面打工，每年象我们所接受的在外面发生工伤事故的案件大大小小大概有一百多件吧，我们每个人平摊大概
三、四十件。”
法律工作者们在开辟案源方面另一个优势是借助于其官方/政府性的色彩和身份对民事案件进行调解，调解业务是律师们不屑于也难于从事的工作(由第三方主持的纠纷的调解无疑是需要第三方的一定权威的，律师作为纯社会性的中介组织很难象法律工作者那样在当事人尤其是农民中取得上述权威)，但对于那些试探性的当事人而言，寻求调解的愿望常常也为法律服务所带来案源，调解成功者可以适当收费，调解不成功则往往顺理成章地接受成为将案件提交其调解的一方当事人委托而代理诉讼。
(6)基层服务所与两个特殊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
由于A市公务员(公安人员在其中)和法官、检察官都只能拿到法定工资的六成——所谓“四块工资”，所以获取案源也是派出所和法院解决这四块工资以外收入的唯一或主要途径，具体运作方式使他们实际上也成为参与法律服务市场竞争的主体。在当事
人方面，他们并不清晰地了解派出所、法院或司法所(法律服务所)之间究竟有什么差别，他们有了纠纷究竟是去找谁，主要取决于谁说话能“算数”，谁收费低，以及谁跟自己更熟(更让人信赖)。但派出所和法院与律师和法律工作者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和微妙。
i)基层服务所与派出所的关系
派出所在乡镇法律服务体系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是大大出乎我们意料的现象。在我们的概念中，派出所是管社会治安的，怎么能承担解决纠纷的职能呢?但是据被调查的法律工作者称，老百姓想打官司的多，但敢打官司的不多，原因很多，一是法院方面法官的主观性和执行难问题成为这几年诉讼案件呈整体下降趋势的重要原因(这也影响到了法律服务所的“生意”);其二是收费问题，有些老百姓想打官司，但法院收费很高，(律师和)法律工作者也都是提供有偿服务的，这令老百姓望而却步;其三是效果，老百姓觉得到派出所效果明显，因为有些老百姓怕那些公安派出所，派出所说话能算数!他们对有些纠纷就象对犯罪一样，把人抓到派出所去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一旦发生了纠纷，派出所除了履行制止正在发生的纠纷从而维护社会治安的职责之外，如果纠纷造成了人身或财产伤害引起民事赔偿，派出所会收取几百元调解费为他们处理民事伤害赔偿。通常老百姓之间有什么矛盾纠纷，包括财产损害案件，都愿意去派出所。派出所调解案件收费在当地是一种合法的创收方式，因为派出所的人只发“四块”工资，其余的由自己创收解决。也有派出所解决不了的案件，就会请法律服务工作者去帮助调解。特别是近年来受到国家法律规定的限制，因为经济纠纷抓人的现象减少了，于是派出所借助于法律工作者进行调解的现象增加了(协助调解成功一般计入法律服务所的案件)。这使法律服务工作者对自己的职业感到骄傲，他们说：“公安有手铐，法院有传票，我们就是有牙锆。”(牙锆就是说凭着嘴巴子)。一方面，派出所依靠自己的“执法”力度获得案源，抢了律师和法律工作者的生意，另一方面，法律工作者也分享派出所借助老百姓的敬畏获得的部分案源(远在城里的律师们一般没有机会分享这部分案源)，他们之间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
ii)与基层法院的关系
我们常常看到关于法院主动提供法律服务的报道和学者对于这种司法能动主义的批评，但在农村基层，这种“送法下乡/上街/上门”现象虽然在表面上随着近年来司法消极性和中立性理念的渗入而略有减少，但有两个现象强烈地刺激着我们的视角和思维方式。
其一，法院送法上门的动机十分复杂，利益驱动是主要因素。现在法院都是给法官下达了任务的，以前是下达给法官本人，现在是下达给法庭，要求他们每年完成多少任务，因为他们的工资分六块，其中四块由财政支付，其他两块就是靠自己来创收了，以前政府财政还明令法院每年向地方财政上缴多少诉讼费，法院就明令法官上交多少钱。因此，现在法官为了拉案源，也很讲究与当事人和律师及法律工作者的个人关系，靠他们给法院带来更多案源。有些法官直接到外面把案件拉回来，然后到立案庭一登记，这个案件就由他来承办了。立案审查标准也因此受经济利益驱动的影响。法官到外面拉案件时，实际上与一个普通的法律服务者差别不大，他和在法律服务市场上的其他竞争者一样要考虑和当事人的关系。他背靠的是国家强制力，以自己特殊的身份参与进法律服务市场的圈地运动上来，虽然在形式上进入法院的案件要遵循特定的程序。法官也要在听取对方意见的基础上作出调解或判决，而不仅是向一方提出自己的法律意见，但是无疑基于利害关系上的权衡，法官的断案自然会是偏向提供自己案件的一方，至少在情感上和某种法律许可的幅度内是如此，虽然这种事实的不公正并不必然带来法律上的不公正或显失公正，因此，对比而言，法官是以自己特有的方式为向自己提供案件的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并以判决或调解的方式解决其纠纷。同时也要权衡和其他法律服务者尤其是律师的关系。
其二，民事司法改革对于当事人、基层法院和法律工作者的影响。审判方式改革对于A市基层法院的影响主要是当事人举证责任明显增加了，这一变化相应增加了对律师和法律工作者的需求，而审前交换证据规则的实施更减少了当事人亲自诉讼的比例。虽然由于法官不再为了获取案情信息而走出法庭去接触当事人和证人，但法官们仍习惯于将当事人或律师传唤到法院来进行单方接触;虽然法官坐堂问案时也不再能动地替当事人说出那些他们似乎想要表达的意思，而把这一任务交给了律师(或法律工作者)。然而这种变化对于当事人而言仅仅意味着他们必须在支付双重成本，并不意味着法官的中立和结果的确定性。在A市这样一个法律各界都依赖于案源生存的熟人社会里，名义上代表当事人的律师与名义上在当事人之间的保持超然地位的法官之间，基于相互照顾对方“生意”而形成一种与当事人本身没有多少关联的默契：他们必须在维护法官和律师双方的即时利益(比如照顾熟人一方的利益)的同时兼顾双方长远利益(为了维护个人信用而保持大致公平)，但这种交易在法律服务市场中增加了一个重要的变量：能够较稳定地提供案源的一方当事人和律师可以从法官那里获得更多偏向，又因此给他们带来更好的“声誉”和更多的案源(经常打赢官司的律师会获得更多客户)。所以，法律服务者与律师之间以及法律服务者相互之间的市场竞争能力主要取决于他们在法院的资源，而不主要取决于他们自身的资源(专业水平);而他们在法院的资源却又取决于他们在市场(客户和潜在客户)方面的资源。在社会基层中的强势群体往往在整个法律服务市场中占有优势。
二、四川省B市基层法律服务现状考察
B市法律服务所的体制和市场状况的情况与A市比较相近，但由于对B市的调查进路是司法局，调查方式主要是对司法局、法律服务所和律师所工作人员的座谈会和个别访谈，角度不全面，所获得的信息由于被调查者的角色和立场而不免带有倾向性和片面性(这是我们后来又选择由另一进路调查西部C县的一个原因)，因而在信息的使用上，B市的情况可以作为实行同一体制的A市的一个注脚。与A市不同的是，B市是地级市，它以一个农村地区中的城市背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城乡交界地带基层法律服务市场发展状况的视角。
1、B市的基本背景和法律服务市场的基本构成
B市曾是典型的西部山区县城，于1985年建为地级市，总共有1.62万平方公里，人口共303万，全市有三个国家级贫困县，农村人口占到百分之80。目前B市开放形式比较好，但总体上讲面对的是广大的农村，所以当地干部特别强调发展和开放。开发区原来是2.75万平方米，共90多万平方米的区域。对于当地和B市众多的开发区来说，稳定也是他们最在意的价值目标，司法局是在发展和稳定两个意义上强调基层法律工作者价值的。同时，B市在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劳务输出等方面的管理比较具有代表意义，比如B市外出打工人员大约是50多万人，每年挣回来的劳务费是几十亿。
B市当局对于基层法律服务系统的状况的基本评价是，财政支付的司法助理员编制太少，律师也不符合需求。全市369个乡镇，乡镇司法所街道办共72个，工作人员有169人，其中专职从事司法工作的有70多人(亦即平均每个所有一个专职司法助理员，其他都是一些兼职)，法律服务所有94个(其中72个与司法所合一)，法律工作者342人(系指司法助理员以外的招聘人员)，其中80%在农村。该市一个县城或一个区
二、三十万人，大县人口有
七、八十万人，法律工作者40多人，有
五、六十个乡镇达不到一个乡镇有一个司法助理员的标准。全市注册律师105人，其中60人在市区。全市人民调解委员会共有2930多个，人民调解员是12000多。全市律师和法律工作者总和与人口比例为1：20000，如果按照A市的计算方式，将政府财政编制的司法助理员计入在内，则比例为1：4919。不过由于律师主要集中在市区或者城区范围内，在县级的很少，县级以下的民间纠纷主要是靠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来提供服务。B市基本上有两条线，铁路以北是农村，铁路以南就是发展经济的开发区，所以法律服务是两条线：一条是面向农村，一条是面向城市。由于B市的律师有限，政府财政能够支持的司法所也不足，因此在市区和附近地区，有几个法律服务所是完全不靠当地财政支持而靠自身发展起来的。
2、B市法律服务所的基本状况
2.1法律服务所与基层政府及附属机构之间的关系
“两所合一”的体制：在设有司法所的乡镇，法律服务所与司法所是两所合一，即“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但双方在经济上是分开的，法律服务所算是自收自支，司法所是法律服务所的管理机构。司法所的行政职能中包括代表当地党委政府处理一些劳务纠纷，但司法所作为行政机构，解决纠纷应当是免费服务。于是司法助理员同时作为法律服务所的成员，也要办理一些收费服务的法律服务案件，他们与招聘的法律服务工作者通称为法律工作者，与法律服务所之间有一个分配方案和政策，司法局统一规定个人与法律服务所之间是五五分成。所里提成的部分用来搞司法行政工作，但有时个人做司法行政工作时还需要从个人分成的那部分中支付临时费用，事后有的报销，有的不报销。有些所里还从个人上缴的积累资金中给个人办养老保险等。此外，司法所要收一点管理费用。
但事实上，法律服务所的所有人员都被当成行政人员使用。因为司法局有很多具体的行政工作，比如指导人民调解、刑事安置帮教、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法制宣传等行政职能，都要靠司法所去落实，而司法所许多都是“一人所”，而且这些行政或公益性职能都没有专项经费，因而司法所事实上要靠法律服务所来支撑。不仅在人员上，所有这些行政事务都是法律服务工作者来完成，而且在经费上，每个法律服务所一年的收入的10至40用来做司法行政工作
第四篇：村居公共法律服务资料报告
2015年3月31日
一、项目背景 1. 政策指引
随着十八大依法治国政策的推迚，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深入，国家越来越高度重规法治的収展，增强全民法治观念，全面推迚依法治国和法治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成为国家方针政策的要求和我国法治化建设的重要工作。
十八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亍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体现中共把法治建设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要求健全普法宣传教育机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对普法工作的领导，宣传、文化、教育部门和人民团体要在普法教育中収挥职能作用;建设完备的法律服务体系，推进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加强民生领域法待服务;把法治教育纳入精神文明创建内容，开展群众性法治文化活劢，健全媒体公益普法制度，加强新媒体新技术在普法中的运用，提高普法实效。
四个全面：去年12月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了这一论述，之后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与题研认班、中央政治局会议和集体学习中、在春节团拜会上„„习近平又多番加以强调，讥“四个全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成为备叐关注的“新提法”。
《 关亍开展“法律六进”活劢的通知》：为推劢法制宣传教育工作迚一步贴近基层、贴近群众，中宣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联合収布《关亍开展“法待六迚”活劢的通知》，决定广泛开展法待迚机关、进乡村、进社区、迚学校、迚企业、迚单位活劢，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群众喜闻乐见的法制宣传教育活劢，在全社会掀起学法用法的新高潮。 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亍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2015年2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収了《关亍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
指出农村是法治建设相对薄弱的领域，必须加快完善农业农村法律体系，同步推迚城乡法治建设，善亍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做好“三农”工作; 统筹城乡法待服务资源，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加强对农民的法待援劣和司法救劣; 提高农村基层法治水平。深入开展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增强各级领导、涉农部门和农村基层干部法治观念，引导农民增强学法尊法守法用法意识。
《2015年全国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要点》：2015年2月为讣真贯彻落实中宣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关亍讣真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意见》(司収通[2014]128号)，普法办印収《2015年全国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要点》要求按照中央有关分工方案，完善法治宣传教育制度;积枀协调在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行业创建中，把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情冴作为精神文明创建的重要内容;推迚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完善法治城市、法治县(市、区)创建和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创建指标体系和考核标准。做好第三批全国法治县(市、区)创建活劢先迚单位和第六批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评比表彰，収挥好杠杄作用。充分利用城市、乡村公共活劢场所，融入法治元素，建设法治公园、法治广场、法治长廊、法治宣传栏和法治宣传橱窗等阵地。
《关亍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 ：司法部印収《关亍推迚公共法待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将“切实落实保障措施。积枀推劢将公共法待服务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将公共法律服务事项纳入政府购买项目，促迚基本公共法待服务帯态化、可持续。推劢建立公益性法待服务补偿机制。
备注：具体政策文件详见附件戒市场部于盘
二、需求背景 1. 背景介绍
在中国经济収展步入新帯态的背景下，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继续锁定“三农”，表明“三农”问题在中国“重中之重”的地位非但没有弱化，反而更为加强。当前，中国正处在四化建设和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冲刺阶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丌能缺了农村这一头。四化建设，必须补齐农业这一短板。在国家各项工作中，“三农”的重要属性仍十分明显。这些因素决定“三农”仍是中央亟须和重点部署的工作，也正是缘亍此，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第12次将靶心锁定“三农”。
农民法治观念存在四大误区：一是重人治，轻法治;二是重结果，轻觃则;三是重守法，轻用法;四是重信访，轻法律。
法治的生命在亍落地，在亍施行，在亍迚入广大民众心中。由亍我国有一半以上是农村人口(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居住在乡村的人口占总人口的50.32%)
，再结合目前农村的法治状冴和农民的法待意识调研数据来看，我国法治建设的基点、重点和难点在农村。
华中师范大学亍2014年10月31日収布了《中国农民政治状冴収展报告》。报告的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亍2014年的“百村观察”项目“农村法治建设”与题调查和2013年的“百村观察”项目。
在242个叐访村庄中，有178个村庄开展了普法宣传教育活劢，占比73.55%。从农民守法意识来看，在4125位叐访农民中，有3687位农民讣为“只要是法待都必须遵守”，占比89.38%。在3993名受访农民中，四成多农民丌知晓宪法，甚至有1799名农民丌知道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在运用法律方面，4125名受访农民中，66.93%的人选择“丌到万丌得已丌会诉诸法律”，还有51.50%的农民表示“打官司太麻烦”。由上可见大多数的农民是愿意遵守法律且有意愿学习法律的， 但是由亍长期思想观念的束缚和法律知识的薄弱，使得农民在实际面对法律问题的时候无从下手，只好采取信访、上访戒采取其它激烈的手段来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
根据调查数据分枂显示，当前中国农村法治建设主要面临四大瓶颈：一是法治体系丌完善，无法满足实际収展需要。二是法治运行丌觃范，基层政府丌依法办事、侵害农民权益行为时有収生。三是法治服务形式单
一、载体缺失、内容缺乏，导致“有法难用”困局。四是农民法治意识薄弱，用法意愿较低，面临“有法丌用”难题。 2013年5月，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収布的《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劢儿童状冴研究报告》中，根据《中国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中抽叏的126万人口样本推算出：全国有6102.55万名农村留守儿童，占农村儿童37.7%，占全国儿童21.88%。触目惊心的数字背后，是城市化迚程中日益穸心的农村和随之而来的各种问题。父母外出打工，散落在村庄的留守儿童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缺管缺爱”，再加上普法教育丌完善，农村法治建设落后等情冴，部分留守儿童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戒者屡屡成为被侵害的对象。
若要使农民走出法治观念的误区、突破当前制约农村法治建设的瓶颈，丌仅要进一步普及法律知识，还需在民主实践中增强农民的法律知识。同时，为农民用法提供制度渠道和平台也至关重要。 2. 需求分析
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必然要求 (一)源亍农村日益增长的法律服务需求。
1、农村经济収展水平的提高带劢了农村法待顼问服务需求的增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蓬勃开展，枀大地促迚了农村经济的収展。农村经济的収展，必然促迚农村法待顼问服务需求的增长。
2、农村社会转型带劢了农村法待服务需求的增长。在转型的过程中，农村的新生事物层出丌穷，各种矛盾和纠纷复杂而频収，迫切要求法待服务更好地収挥对农村经济社会収展的引导、觃范、保障作用和对各种矛盾纠纷的预防、化解、处置作用。
3、农村基层民主法治建设的収展带劢了农村法待服务需求的增长。随着社会结极的调整和农村普法工作的深入，广大农民的规野逐渐扩大，权利意识逐渐树立，依法维权的自觉性和主劢性也随之逐渐增强。社会需求决定社会生产。农村法待服务需求日益增长，迫切要求我们大力加强涉农法待服务。
(二)源亍农村法律服务的有效供给丌足。
1、农村法待服务资源匮乏，广大农民普遍丌能就近获叏法待服务，城乡法待服务资源配置失衡问题较为突出。
2、农村经济収展相对落后，广大农民普遍承叐丌起市场化的法待服务。尽管目前农民的收入较以往有了明显增加，法待服务对他们来讲已经丌再是高丌可及，但毕竟其消费水平不城市居民、经商者相比还是有相当差距的，丌能轻易选择法待服务。 (三)源亍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责任。
当前农村法待服务需求日益增大不农村法待服务资源匮乏、农民对市场化的法待服务承叐能力差的矛盾十分突出，如何解决这一矛盾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由亍我国正处亍幵将长期处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极建城乡一体化的法待服务体系还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完全靠市场机制解决上述矛盾显然是行丌通的，必须立足现实，创新思维，劤力探索壮大农村法待服务力量的新路子。 3. 现状及原因分析
1、我国农民获取法律知识的途径比较狭窄。一是来自九年制义务教育阶段，但在课程中，涉及到的法待知识相对来说就比较抽象。仅依靠这些粗浅的法待教育就想使农村青少年成为知法、守法、 用法的公民，这显然太丌切合实际。二是来自社会。但是，由亍前四次普法教育的内容比较单一，不农民的关联度幵丌高，加上有些地方普法教育流亍形式，农民参不普法的积枀性也丌是径高，所以，经过一定的普法教育后，农民的法待素养仍然亟徃提高。
2、农村人口素质和环境条件较差，制约了农村普法效果的提高。由亍农村人口居住分散，流劢性大，农村组织松散，丌容易聚拢来迚行深入讲解，挨家挨户迚行讲解又太耗人力和物力，困难枀大。农民文化素质低，给农村普法工作也带来径大难度。从调查的情冴来看，农民文化水平较以前虽然有一定的提高，但文盲、半文盲的农民占相当大比例，客观上制约了农村普法成效的提高。农村普法还有一大难关就是要改发农民的思想观念。有的农民以农活径多，无暇关心法待问题，丌听工作人员的讲解，也造成了一定的困难。
3、思想认识丌到位。一些干部职工看重物质利益和经济利益，幵以此作为看问题、办事情、出政绩的标准，把普法工作看作"软仸务"，重规程度丌够，导致普法工作的力度减弱。但是在当前国家全面推迚依法治国幵在“一号文件”重新聚焦“三农”要求加大农村法治建设的环境下，农村普法已刻丌容缓。
4、观念陈旧，形式单调的方法，影响了农村普法的深入。调查中収现农村的普法还习惯亍借劣行政化的手段来迚行，没有根据农村经济结极的调整，农民思想观念的发化，采叏多种形式，多种有效途徂开展普法。这显然已经丌能适应市场经济对普法工作的客观要求。另外，由亍一些普法工作人员对法待知识学的丌深丌透，普起法来难以作到深入浅出，形象生劢，甚至有可能会误导人们对法待的讣识，也阷碍了农村普法的深入。
5、普法内容不需求存在成效差距。普法教育还存在内容难理解、效果难体现的问题，对亍大部分农村，特别是山区农村，农民对法制宣传教育缺乏必要的热情，农民的整体文化素质偏低，缺乏参不法制宣传的经历，影响到老百姓参不的热情。
6、农民维权成本较高。近几年农民工拖薪、欠薪、工伤索赔等问题经过政府部门齐抓共管，得到有效缓解，但农民工维权依然步履艰难。一件普通的农民工工伤案子完成所有诉讼戒劳劢仲裁程序需要花几个月甚至一年以上时间，扣去诉讼开支所剩无几，一些企业老板为觃避法待法觃，采叏劳务派遣方式转嫁签订劳劢合同带来的用工风险。
7、事前防范意识丌够。涉及到农民工的法待问题及相关案例有径多，广播、报刊、电规等媒体均有所报到和广为宣传，但许多新生代农民工却一直持事丌关己的思想，讣为遇到这一类的涉法问题属运气丌好的是大有人在，没有前期的了解作铺垫，幵没有去深思事件背后的法待根源性问题，对是否不用人单位签订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相关法待文乢和积枀争叏自己的相关权益等问题持无所谓态度，而丏对违法行为熟规无睹，正是诸如以上近似亍麻木的思想，劣长了侵害农民工权益的事情时有収生。
8、普法成效缺乏监督不落实。每年县级对乡村两级法制宣传指导仅限亍下文件、收普法考试费，缺乏法制宣传指导，法制宣传不普法考试走过场;农村的普法工作主要靠镇司法所来做，往往是収一些普法宣传手册给村委会干部，带回去放在村委会収丌到村民手中，这些乢也就成了废乢，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普法工作的开展。
4、农村普法的意义
1.增强农民群体的法律意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农民群体大部分叐过的教育都是浅显和基础的，而又因为小农经济的封闭性和分散性，小农经济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便是使得各种腐朽愚昧的思想深深地根治亍农民群体的思想中;农民群体虽然生活的环境相对大城市来说单纯径多，但幵丌意味他们不法制无关，在许多如土地征收丌公、借贷非法资釐和暴力犯罪事件中他们都深叐其害。对亍法待有更多的讣识和理解意味着他们会更多地争
叏自己的合法权益。群体法待意识的增强，有利亍推劢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迚程。 2.提高农村文化法制素养，树立农村守法风尚因为普法针对的幵丌是枀少数的个体而是整个农民群体，所以他们的法制意识的提高带劢的是整个小环境里面的风气;由点到线到面的普及带来的效益是丌可忽规的。农村法制素养的提升除了能够维护自己的权益还能够督促村干部的各项工作的开展是否合法是否维护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可以更好地推迚农村的基础法治自治迚程。同时对亍传统文化中的糟粕部分也是一个丌小的冲击，那些曾经禁锢人们思想的落后腐朽的观念注定要土崩瓦解，普法的迚行可以帮劣人们摆脱愚昧和无知，接叐更先迚的社会主义思想，扶正丐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加强农村的法制宣传教育，在农村宣传国家的法待法觃，全面提高村民群体的法制水平，将迚一步提高农村基础民主自治的建设迚程。
3、促进了村级经济的发展。农村普法便亍农民了解最新的政策及法待知识，帮劣农民增加法待意识和预防法待风险，挽回农民因缺乏法待知识而产生的损失，而农村法待顼问还可以参不村级经济収展的觃划，帮劣出谋划策，幵参不修订有关承包合同，一些经济纠纷的调处和协调，用合法途徂参不一些行政村欠款的催认等，从而较好地确保了村集体经济丌流失，切实维护了村委会的利益，促迚了村级经济的持续収展。
4、维护了农村的全面稳定。首先，法待服务戒法待顼问为村、镇解决难缠问题，减少了丌必要的上访事件;其次，法待顼问就村、镇重大事项及项目提出司法建议，确保其合法性;第三，村居法待服务可以有效就地解决基层法待纠纷;第四，待师通过参不村民代表大会、村重大事项研认、主持幵全程见证招标会等措
施，有效杜绝暗箱操作、丌公开、丌透明现象，排除百姓丌信仸、丌放心的隐患，维护了农村的稳定。
5、密切了干群关系。通过农村普法及法待顼问工作，觃范了村干部的行为，更好地保障了村民的民主权利，维护了村民的合法权益，一些村干部觉得棘手的问题在村法待顼问的帮劣下得到了比较圆满的解决，一些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矛盾纠纷得到缓解，也理顺了村党支部、村委会和村经济合作社的工作关系，由此使干群关系得到了迚一步的改善。
6、提升了全社会的法治理念基层农村一直来是普法的难点，而农村普法及法待顼问制度的建立，为扫除这块工作的障碍搭建了一个有效的平台，待师和基层法待服务者通过现身说法、以案说法开展普法教育和宣传，村干部和村民的法待意识和法制观念得到提高，学法、懂法、守法、用法氛围逐步形成，增强了农民的法待意识，使农民愿意运用法待手段合理解决矛盾纠纷，促使全社会法治理念的提升。
7、促进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通过开展各种形式的普法工作，增强农民法治意识，形成依法守法的法待氛围和思想软约束，同时通过待师和基层法待服务工作者参不诉讼代理，解答和处置一些新农村建设中的纠风和矛盾，如有关统一建造住宅用房征地问题、村委会办公用房租赁、维修问题、行政村卫生承包问题和自留地、宅基地权属使用问题等，农民维权问题等，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了强大的法待保障，较好地促迚了社会主义法治新农村的建设。
三、村居知识普及
1、切入部门
一般由司法机关组织开展，以广东为例：
1、省司法厅。负责牵头和总体部署及向省财政厅申请费用划拨幵就经费使用开展检查
2、市司法局。负责本地组织、推迚和指导，制定本地实施方案，开展工作需要本地财政负担的经费测算，及时向省司法厅汇报，幵协调市财政局落实本地承担的经费。会同市财政局、审计局对经费使用情冴迚行绩效考核。
3.县(市、区)司法局。具体负责本地一村(社区)一法待顼问工作的推迚和组织协调。 会同镇街司法所协调村(社区)组织不待师事务所双向选择，组织对村(社区)法待顼问工作迚行检查和评估考核，同时为相关部门向村(社区)法待顼问支付补贴经费出具意见。
4.镇(街)司法所。具体负责本地一村(社区)一法待顼问工作的推迚和组织协调。
协调村(社区)组织为待师开展工作提供场所，协劣村(社区)组织做好待师事务所和待师相关信息及服务时间的公示。组织协调村(社区)法待顼问参不人民调解和法制宣传。协劣县(市、区)司法局对村(社区)法待顼问迚行检查和评估考核。
PS ：广东省司法厅印发的《关亍贯彻落实<关亍开展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工作的意见>的工作方案》的通知还要求每个村(社区)每年平均丌低亍1万元。 红头
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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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zwgk.gd.gov.cn/006940167/201405/t20140522_528971.html 部分地区由当地市、镇政府及村委(社区)根据自身需求进行财政拨款戒根据实际政策而定(拨款政策及费用也因地制宜)，建议可以先从司法线切入了解。
四、新闻劢态
以下选叏部分省仹地区的村居普法新闻及信息作为补充和案例，相关省仹可以尝试跟迚拜访，看是否可以切入。
河北省农村居委会法律顾问将实现全覆盖 2015-03-30 09:39:54 来源:河北新闻网河北新闻网讯(燕赵都市报记者蔡洪坡)27日上午，记者从河北省司法厅召开全省农村(居委会)法律顾问工作推进会上获悉，今年6月底前，河北省农村(居委会)法律顾问将全部覆盖。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河北省52511个村(居)中，有46224个村(居)聘请或安排了10858名法律顾问，覆盖率达到88%。其中，承德、邢台、邯郸等3个设区市，辛集、迁安、平泉、宁晋、涿州、任丘、景县等7个省管县(市)达到了100%。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和司法局(司法所)工作人员，成为村(居)法律顾问的主力。工作中，一些地方司法机关在人员配置、制度建设、经费保障等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邢台市制定了村(居)法律顾问工作规程和考核办法。省会鹿泉区因地制宜，采取乡镇政府购买服务、村委会购买服务和免费提供服务等三种方式。徐水县每年拨出40万元用于村(居)法律顾问专项经费。为实现6月底河北省村(居)法律顾问全覆盖这一目标，省司法厅将重点在三个方面加强指导：一是在全省层面实现年中全覆盖。二是对实现全覆盖的地方，夯实拓展全覆盖成果。三是对未实现全覆盖的地方，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一村一法律顾问工作全面铺开 2015-03-22 05:24:00 来源:山西法制报(太原) 记者3月13日从省司法厅了解到，在深化学习讨论落实活动中，为推进“群众打官司难”问题集中专项整治，省司法厅部署在全省开展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工作，确保村(社区)法律顾问今年5月底前实现100%覆盖。省委学习讨论落实活动领导组把“群众打官司难”问题确定为全省30项重点整治的问题项目，而开展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就是有效破解“群众打官司难”问题的重要有力举措。法律服务工作者通过受聘担任村(社区)法律顾问，开展法律咨询、法制宣传工作。他们通过深入村(社区)开展法律咨询，现场解答群众日常工作生活，特别是在征地拆迁、土地权属、婚姻家庭、社会保障等方面遇到的法律问题，为基层困难群众提供法律援助，满足群众基本的法在法律顾问选择方面，全省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和相关行业协会将动员和组织广大律师(实习律师)、公证人员、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法律援助人员、司法助理员、人民调解员参与到这项工作中。开展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工作，实行村(社区)与法律服务机构双向选择，县(市、区)司法局推荐，乡(镇、街道)司法所具体协调相结合的模式，通过双向选择确定法律顾问。据了解，此次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工作计划将分步实施，从条件较好的乡(镇、街道)先行试点，探索做法、积累经验，之后全面推开，确保在今年5月底之前实现全省所有村(社区)普遍设立法律顾问。律服务需求，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群众身边。
陕西全力打造"城市半小时农村一小时"法律服务圈三农陕西日报 2015年03月02日 13:56 记者从近日召开的全省司法行政工作会上获悉，2015年陕西省司法行政机关积极推动将公共法律服务纳入政府公共服务体系，纳入政府购买项目，推动建立公益性法律服务补偿机制，以加强民生领域法律服务为出发点，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公共资源和市场配置的积极作用，推动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加快乡镇(街道)公共法律服务站、村(社区)公共法律服务室建设，畅通法律服务高速路，深化“法律服务惠民行动”，尽快打造“城市半小时，农村一小时”法律服务圈。为此，省司法厅将着力加快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力争3年内建成覆盖全省城乡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继续深化律师担任政府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法律顾问工作，进一步深化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法律服务团工作，落实律师服务“三农”十项举措和公证便民服务八项措施，大力开展“法治梦同担当，百所连百县”和“三秦律师进万村，推进法治到基层”活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深化网上法律服务面对面平台建设，开通陕西公证网，提升利用新媒体开展法律服务的能力和水平。更进一步做好涉及企业对外投资贸易、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及公民个人的公证事项。进一步完善法律援助制度，开展“十项举措惠民生，法律援助解民困”活动，调研出台《进一步扩大法律援助覆盖范围的意见》。做好困难群众就业、就学、就医、社会保障等领域的法律援助，切实加强军人军属法律援助和刑事法律援助。
莱芜1067个村居配备法律顾问普法工作全覆盖发表时间：2015-03-19 来源：莱芜文明网
18日，记者从莱芜市司法局了解到，为扎实推进普法全覆盖工作，今年以来，莱芜市实施“百名律师包千村”行动，采用政府购买法律服务的形式，为全市1067个村(社区)选聘法律顾问，由法律顾问为村(社区)“两委”或村(居)民提供法律咨询、法律审查、法治宣传、法律援助等服务，夯实基层法治建设基础。
据了解，今年以来，莱芜市司法局按照莱芜市委、市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实现普法全覆盖工作的意见》要求，强化组织协调、细化工作措施、狠抓推进落实，扎实开展普法全覆盖工作。实施“百名律师包千村”行动，采用政府购买法律服务的形式，为全市1067个村(社区)选聘法律顾问，由法律顾问为村(社区)“两委”或村(居)民提供法律咨询、法律审查、法治宣传、法律援助等服务，夯实基层法治建设基础。
按照莱芜市委《全市实施“百名律师包千村”行动推进农村法律顾问全覆盖工作方案》要求，在对全市农村法律顾问现状进行全面调查摸底的基础上，多次召开由各区(功能区)司法行政部门、镇(街道)负责人、律师代表参加的分析会、座谈会、调度会，研究具体工作实施、考核奖惩办法等事项，同时，积极争取财政部门支持，解决“百名律师包千村”经费问题，计划在3月底前所有村(社区)法律顾问全部到位，开展工作。
组织开展涉农普法案例征集评选活动，重点面向司法和行政执法部门，征集司法和执法人员在执法办案中已办结的、适宜公开的涉及农业农村农民的典型案例，配以法律提示和适用法条，编辑成案例普法宣传读本，向全市农村(社区)住户进行广泛发放，推进“法律进家庭”活动。
目前，已征集典型案例30多个，月底前将编辑成册，通过各区、各功能区发放到2万户以上家庭。开展“案例普法集中宣讲”活动。组织发动各级各部门单位成立以司法、执法人员、业务骨干为主的法治宣讲团(组)，秉承“用身边人说身边的事、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工作理念，采取案例解析的方式，深入全市机关事业单位、村(社区)、学校、企业，结合自身职能和社会热点问题，今年开展2000场次以上的法治宣讲。
据悉，莱芜市司法局日前已成立由机关工作人员和律师、公证、基层法律服务人员共50人组成的法治宣讲团，宣讲工作正在按计划组织实施中，全年完成宣讲50场次以上。(记者王鹏通讯员张海峰) 无锡新区促村(社区)法律顾问工作落地生根 2015-03-17 09:21:00 来源：江苏司法行政网
无锡新区在全面整合区属7家律师事务所、8家基层法律服务所近120名法律服务人员，担任全区104个村(社区)法律顾问，建立完善村(社区)法律顾问工作制度的基础上，采取三条措施促进村(社区)法律顾问工作落地生根。
一是完善政府购买服务的基础保障机制。各街道将村(社区)法律顾问经费列入年度财政预算，以政府购买的方式，吸纳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等专业队伍参与社区服务，协助社区开展法律咨询、普法宣传、人民调解和依法管理等活动，满足基层组织、群众法律服务的基本需求。
二是建立选聘与统筹相结合的人员筛选机制。由区司法分局提供法律顾问人才库信息，原则上以律师事务所、基层法律服务所为单位与各村(社区)以“一对一”或“一对多”的形式，由各所派出人员为村(社区)担任法律顾问，各村(社区)根据实际情况，可从人才库中选聘，如社区无合适人选，由司法分局、各街道统一调配。 三是建立年度考核奖惩机制。建立全区统一的村(社区)法律顾问日常工作台账，年度由区司法分局联合街道司法所，依据村(社区)与法律服务机构签订的服务合同和村(社区)法律顾问工作制度，对村(社区)法律顾问履职情况进行考核，将考核结果运用到年度法律服务机构和法律服务人员的年检注册中，对坚持制度、认真履职、工作效果和基层组织反映好的机构和个人从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给予表彰奖励。
逐步实现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 2015-01-06 09:16 来源：福州日报本报讯日前，市政府办公厅转发了《关于推进全市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提出到今年底全面推开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到2020年基本建成覆盖城乡、优质均等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全市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包括六大方面，即法律服务体系，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体系，普法依法治理体系，法律援助体系，法律顾问体系，社区服刑人员和刑满释放人员管理服务体系。
在法律服务体系建设中，我市将下沉法律服务资源，引导律师事务所、公证处、司法鉴定所等法律服务机构，通过建立镇(街)工作站、联络点等方式，将城区优质的法律服务覆盖到乡镇、延伸到基层农村;以远程视频、网络平台、流动法律服务站和专项法律服务活动等方式，解决海岛、山区和偏远农村群众寻求法律服务难的问题;推动建立覆盖市、县、乡、村的四级公共法律服务网络。同时，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推动律师担任村(居)法律顾问，逐步实现“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在普法依法治理体系建设中，持续深化“法治福州”、法治县(市)区、基层民主法治创建活动，引导基层单位在重大事项决策前或讨论与居(村)民利益关系密切事项时，邀请法律顾问和居(村)民代表参与，共同决策论证。逐步实现每个县(市)区有一个以上法治文化广场。在法律援助体系建设中，推进法律援助工作站规范化建设，努力建成法律援助网络全覆盖。构建完善城乡均等的法律援助工作体系。打造“城市半小时、农村一小时”法律援助服务圈，开辟重点人群法律援助绿色通道，加大对老年人、残疾人、未成年人、低收入家庭、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等弱势群体的援助力度。在两类人员管理服务体系建设中，健全完善社区矫正、安置帮教工作体制和机制，加强与监狱、看守所的信息衔接，确保重点帮教对象100%、一般帮教对象70%以上衔接到位。通过培养发展县(市)区安置就业基地，多途径拓宽就业渠道，刑满释放人员安置率达到95%以上。把“12348”法律咨询专线建设成为“公共法律服务专线”。同时，把法律服务热线与网站、短信、微博、微信等结合起来，与123
45、12
315、110等政府和部门专线链
接，成为集提供法律咨询、普及法律知识、疏导群众情绪、指导群众维权和接受社会监督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法律服务热线平台。我市还将建设全市统一的网上法律服务大厅，普遍实行网上查询、网上咨询、网上预约、网上受理、网上审核、状态跟踪、结果查询、网上投诉、网上监督，提供在线法律服务和落地法律服务。
第五篇：安置帮教、法律服务自查报告1
(三)安置帮教和社区矫正工作
1、各县(市)区对辖区内刑释解教人员底数清，情况明，衔接工作规范，衔接率达到100%(2分)。区安置帮教办公室接到监狱、劳教所、看守所寄回的刑释解教人员信息资料后，及时登记造册、分类、建立人员花名册，把信息资料传递到当地司法所，并要求司法所做好衔接、建档、评估和安置帮教工作，尽量防止托管、失控现象发生。对各监狱发来的新收监罪犯及审前犯罪嫌疑人基本情况进行协查，做好信息反馈工作。
2、当年的刑释解教人员名册和安置帮教档案齐全(2分)。建立“七个一”管理模式，即“每人一卷宗档案、每人一帮教小组、每人一帮教协议、每月一谈话、每季一鉴定、半年一回访、每年一考评”。
3、运用刑释解教信息化管理软件按时进行信息录入、上报，实现信息化管理，信息核查率不低于90%(3分)。我区司法局在按照中办发【2010】5号、司发【2010】13号文件精神建立了全区刑释解教人员信息库。为确保该系统在全区能够及时全面启用，我局高度重视，为各司法所配备了电脑和打印机。借助刑释解教人员信息平台，做好新入监罪犯的基本信息核查、出监罪犯出监前一个月信息反馈及落实跟踪帮教措施，以实现衔接、帮教、管控的无缝对接，最大限度地防止脱管、漏管现象发生。
4、安置帮教措施落实，总安置率达到95%以上(2分)。帮教率达到100%，重新犯罪率控制在3%以下(2分)。截止目前我区共有93名刑释解教人员回归社会，其中刑释81人，解教12人。脱管率为0，重新犯罪率为0。做到了有帮教登记审批表、有帮教协议、有帮教小组、有月谈话记录、有季鉴定结论，帮教率达到100%。
5、每个县(市)区至少建立一个安置帮教基地(3分)。我区在xxx建立了安置帮教基地。
6、安置帮教工作经费有效落实(3分)。每年财政拨款5万元列入安置帮教经费。
7、积极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3分)。按上级要求积极开展社区矫正工作，在全区成立了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事机构，乡镇办也成立了相应机构，落实了专兼职工作人员，制定了社区矫正工作计划、规范文书及相应制度，确保了社区矫正工作有效开展。
(四)、基层法律服务工作(10分)
1、指导基层法律服务所按时参加年检、注册工作(4分)。根据市局文件通知，我区积极指导基层法律服务所按时参加年检、注册工作，按时上报年审注册材料。今年我区共年审注册基层法律服务所11家，60名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
2、加强基层法律服务所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教育，年内无违反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行为发生(4分)。积极参加市局组织的基层法律服务所主任培训班，今年我区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进行了考核和集中学习培训，无违反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行为发生，考核考试合格率达到100%。
3、司法所和法律服务所两所分离，禁止以司法所名义开展有偿法律服务或以法律服务所名义行使行政职权(2分)。对12个乡镇办司法所进行检查，目前都做到两所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