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建模获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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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数学建模获奖论文

莫言获奖演说与企业危机管理

莫言在瑞典学院的诺贝尔文学奖(以下简称诺奖)领奖演说是以一个悲剧故事结尾的，联系企业危机管理来看，这一故事有着相当深刻的人生寓意，值得我们在反复咀嚼中获得启示，并自我反省。

莫言诺奖演说最后一个故事是这样的：

有八个外出打工的泥瓦匠，为避一场暴风雨，躲进了一座破庙。外边的雷声一阵紧似一阵，一个个的火球在庙门外滚来滚去，空中似乎还有吱吱的龙叫声。众人都胆战心惊，面如土色。有个人说道：“我们八个人中，必定有一人干过伤天害理之事，谁干过坏事，就自己走出庙接受惩罚吧，免得让好人受到牵连。”自然没有人愿意出去。又有人提议道：“既然大家都不想出去，那我们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外抛吧，谁的草帽被刮出庙门，就说明谁干了坏事，那就请他出去接受惩罚。”于是大家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庙门外抛，七个人的草帽被刮回了庙内，只有一个人的草帽被卷了出去。大家就催促这个人出去受罚，他自然不愿出去，众人便将他抬起来扔出了庙门。故事的结局我估计大家都猜到了——那个人刚被扔出庙门，破庙轰然坍塌。

从做人的伦理角度看，该故事可说是以传统文化因果报应的形式揭露出人性的自私、丑陋和愚蠢，这反映在：

不愿反省，不肯认错，不敢担责。在象征正义审判的暴风雨和雷电来临之际，众人都害怕遭到上天的惩罚，但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忏悔自己曾做过的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坏事，其原因有多种：或是胆小怕事;或是从来没有认错忏悔的习惯;或是希望别人能出头揽过;或是想到有人做的坏事比我还多，为何我要出头替他们受罚呢……

只求自保，不顾他人，找替罪羊。在无人认罪的情况下，就采用“抛草帽”的方法来给他人“定罪”，让其接受上天的惩罚，也不考量是否冤枉了好人，只要能确保自身平安就万事大吉了。

弄虚作假，嫁祸于人，欺瞒上天。以“抛草帽”的规则来决定谁是罪人，就像法官通过抓阄来判定嫌犯是否有罪一样，毫无科学性、公正性可言。而且抛草帽的过程也有漏洞可钻，如：真有前科者，他会真心把草帽用力向庙外抛吗?即便是无罪者，也可能因为害怕惩罚而不会用力抛。而那个真正用力把草帽抛出去的人，则很可能是一个遵守规则、诚实的上当者。

但在慧眼如炬、洞若观火的上天面前，上述行径又岂能蒙混过关?不仅是有错不知反省，而且又犯下了欺下瞒上、陷害他人的新罪过。因此，上天给予了庙塌人埋的惩罚，以示不知悔过、反而变本加厉的恶人终将遭到灭顶之灾。

从企业管理角度看，上述故事也有着深刻寓意，因为做人与做企业在道理上是相通的。其实我们可以将其作为一个企业事件来理解，其中：八个泥瓦匠可看做一个企业团队，暴风雨可理解为企业正在遭受信誉危机，空中的雷声、火球、龙叫等可视为来自社会大众和舆论的谴责及声讨，而作为导致破庙倒塌的审判者和惩罚者的上天，则是代表社会正义和良心的国家法律制度。如此来看，上述故事实际上是描述了一个处理失败的危机管理事件，暗示一些企业如果缺乏社会责任意识和做人的基本道德，那么在信誉危机来临时，必然会出乖露丑，难逃灭顶之灾。

而前文所述的故事反映出人性的自私、丑陋和愚蠢的一面，在现实的企业危机管理中也同样存在。事实上，在信誉危机出现时，一些企业不是去承认事实、坦诚认错、公开道歉、主动担责、积极补偿，而是去歪曲事实、混淆视听、推卸责任、欺瞒公众，以求瞒天过海、逃避法律制裁，其结局自然是事与愿违。南京冠生园月饼事件就是一个典型例子。2001年9月在央视揭露了其用“陈馅做月饼”的事实后，当地媒体与公众予以暴风雨般的批评，但作为一个有着88年历史的老字号企业，南京冠生园却选择了一种自作聪明的做法：它不是主动认错、表示道歉，而是否认指控，公开指责央视报道歪曲事实、毁其声誉;视消费者为弱智，说陈年馅月饼的做法不违反有关规定，并表示“生产日期对老百姓来说只是看看而已”;公司老总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还声称是遭到了“知情的同行暗算”，“使用陈陷做月饼是行业普遍的做法”，甚至提及一些厂家的名字。如此抹杀事实、嫁祸他人的做法，在本应视为上帝的消费者、同行和媒体面前，无异是欲盖弥彰，自然招致四面楚歌般的谴责、控告和愤慨，企业信誉因此一落千丈，产品纷纷被退回，企业在巨大亏损中迅速走向破产。

像南京冠生园那样面对危机出乖露丑的极端例子或许并不多见，但程度不同的否认事实、狡辩抵赖、推卸责任，仍是一些企业在面临危机时的惯常表现。对有的企业来说，除非造假黑幕曝光，否则绝不主动认错，更不用说道歉赔偿了;只要能渡过难关，哪怕是天价公关甚至重金行贿，也在所不惜;即便要承担责任，也要拉同行下水……然而，背离社会责任的危机处理，不论高招如何，其结局就像以上案例那样，难逃可悲的下场。

从危机管理角度看，莫言所讲的泥瓦匠故事无疑有着深刻的启示，这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做经营必须先学做人。企业在社会活动中的作用就像一个“人”一样，正如松下所说“企业即人”，因而做人构成做好经营管理的基础。学习做人，就是要学习如何与人做好沟通、善解人意、尊重有礼、关心帮助，就要具备诚信敬业、尽职尽责、顾客至上、有仁有义等基本美德，能够坚守道德底线，这是以人为本价值观的必然要求，也是做好经营管理不可或缺的无形资产。不会做人，凡事以自我为中心、唯利是图、不顾他人感受，就不可能真正服务好顾客，不可能令消费者及利益相关者满意。

企业必须树立社会责任意识。这是企业体现人性的核心理念，是企业在社会上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宗旨所在。缺乏人性、不会做人的企业，其实早已处在潜在的危机中了，将来信誉受损、走上穷途末路，可谓意料中的事。缺乏或丧失了社会责任的企业，血管里流淌的是损人利己的黑血，将来迟早会因造假售假等恶行遭受灭顶之灾，而且更可怕的是，其嫁祸于人的行径会冤枉同行，其丑闻劣迹会严重毁掉该行业的信誉，如三鹿集团的毒奶粉事件，不仅葬送了一个有50多年历史的中国顶尖企业，而且彻底毁掉了国产奶粉产业的信誉，导致大陆奶粉市场为国外品牌高价垄断，国产奶粉至今都走不出低谷。

企业要常做反省，及时改过。要防范危机，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企业都应保持高度的忧患意识，要像西方人拥有“原罪”意识那样经常对企业的社会影响进行反省。要防微杜渐，善于发现隐患并及时清除，不要等到危机发生了才发现问题所在，那样为弥补过错所付出的代价未免过高，处理不当甚至会错上加错。

在危机来临时一定要诚信、尽责。要态度诚恳，实事求是，主动表态，迅速反应，把消费者利益放在第一位，并真诚利用各种公关手段尽显同情心和责任心，让危机成为展现企业社会责任感和品牌形象的契机，在危机中发现并克服经营管理和企业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隐患、弊病和不妥之处，从而赢得广大顾客和社会舆论的信任、同情和支持，为企业下一步腾飞做好准备。

作者：毛世英

第二篇：女儿的获奖证书

有了小孩以后，我自然特别关心小孩的教育问题。女儿还很小的时候，每次听到其他家长自豪地谈到自己的孩子在幼儿园获得什么绘画奖、体操奖，钢琴通过几级考试等等，心中便羡慕不已。想着自己的女儿长大了，要是能获什么奖，那该多好呀!

女儿从小就喜欢乱涂乱画。大概从半岁起，我就陆续给她铅笔、圆珠笔、水彩笔，家里的床单、墙壁、家具，无一不成了她的画纸。开始是随心所欲、乱涂乱画，大约2岁时，她的画开始初步成形了。一天晚上，她画了一张小鸡和鸡蛋的画，虽然画得很不像，但那纯真、质朴的童趣，让我们夫妻都感动不已。以后我们继续鼓励女儿画画，不管她画得像不像，我们都认可。

女儿3岁半去幼儿园，老师很快就发现她的绘画天赋。有时幼儿园放学后，老师会给她一幅示范画，要求家长在晚上指导临摹，第二天交给老师，园里统一寄去参赛。就这样，女儿的作品参加了国内外的少儿绘画作品比赛。上了1年半的幼儿园，女儿获得4个奖项，有国际的、国内的，其中最高奖是“双龙杯全国少年儿童书画竞赛”银奖。老师对她的绘画大加赞赏，朋友也开玩笑地对我说：“你女儿以后评职称不愁没成果。”

正当我为女儿的获奖证书而自豪时，却担忧地发现女儿的绘画兴趣一天淡似一天，更可怕的是画面的童趣不见了，画面方是方、圆是圆，非常规范，排列整齐、有序。女儿在家里，若不经提醒，再也不肯主动画画了。即使画，也只是幼儿园里教的花草、动物，而且画法都一样。看着女儿程式化、呆板的绘画作品，我非常痛心。女儿在幼儿园虽然获得了绘画的技法和证书，但丧失了对绘画的兴趣、想象力和创造力，更不能把绘画和认识事物有机、生动地结合起来。

我不禁深思：这种获得和那种丧失，孰重孰轻?这种获得让许多家长、教师沾沾自喜，可有谁考虑这获得背后的丧失呢?我想到林语堂在谈论艺术、游戏的关系时说：“只有在许多一般的人民都欢喜以艺术为消遣，而不一定希望有不朽的成就时，真正艺术精神方能成为普遍而弥散于社会之中。”他谈到学校的艺术教育时认为“儿童或成人，也重在能创作一些事物以为消遣，而不必定求其能产生一个洛定(Rodin 19世纪法国雕刻家)。”由此看来，幼儿的艺术教育更应该把它看成是一种游戏。任何带有功利目的的艺术教育，都可能违背我们的初衷，甚至走向教育的反面。

作者：林安芹

第三篇：获奖是过年，写作是过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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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文学经历中，一九九六年及随后的一段时间里，无论从何种角度去看，都是文学意义上“正面强攻”的重要节点。这年夏天，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的一个长篇小说策划活动安排在青岛。在此之前，以中短篇小说名义举办的活动我涉足较多，以长篇小说为主旨的活动则是头一次参加。这也为自己两三年后，开始专注于长篇小说创作埋下了伏笔。此外，整个九十年代最大规模的一次文学风潮，正是这个时候显示出不将我卷入其中决不罢休的锐利锋芒。

第一次去青岛时，我已经很“恐高”了。由于年轻，还可以咬着牙在飞机上坚持一两个小时，落地后一两个小时，就能完全恢复。那时，从武汉到青岛有三十小时左右直达的火车，但是卧铺票难买的程度与机巧，与某些人削尖脑袋跑官买官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飞机飞临青岛上空，在海上略一盘旋，还没有来得及看清舷窗外的鸥鸟船舶，机头突然往下一扎，像是要直接栽人大海，有超过半数的乘客惊叫起来。一九九五年底，我到克罗地亚访问时，受东道主安排去地中海上的赫瓦尔岛。当时巴尔干半岛上炮火纷飞，克塞两国正以举国之力打得不可开交，我们乘坐的客机以强击机的猛烈姿态，由浪尖上直挺挺地跌落机场。相比之下，青岛上空的飞机，由海空降至陆地的驾驶动作，有点老练过头而显出几分油滑，不够格形容为跌落。只不过由于是在国内，乘客们心理要求更严格一些，才有惊呼之声爆发。这一点用在文学的各个方面也颇为相像，生长于本土的，各种偏好也来自本土的，总是要经过更加严格的考验。这样的生长与偏好，在本土人看来，不仅是太熟悉了，还会受到千丝万缕的个人因素牵扯，谁都有可能用自身的东西来说事，进而生发出貌似客观，实质上是以一己之主观，与这个文学时代过不去。

在青岛，我们策划了一套名为“新支点”的长篇小说丛书。回到武汉，正赶上商店推销一款由青岛出产的可移动式水冷空调，我花了四千多元稿费买回去，装在办公楼内自己的写作间兼卧室里。整个办公楼，那时只有小会议室装有一台窗式空调，却不是随便就能使用的。我的这台可以随便使用，别人也可以随便蹭凉的空调，成了整个楼的宝物。来的人并不说是蹭凉，而是借口看看从未见过的新式空调。自己趴在写字台上写作，背后的床铺和椅子上，常常坐满了人。所幸单位后来非正式宣布了不是纪律的纪律，来蹭凉的人才急剧减少。前后四十多天中，白天给这空调加一桶水，晚上再加一桶水，硬是让武汉的火炉变清凉了，也将一向歇息的夏季，变成了新的写作季。按期写完交稿的长篇小说《寂寞歌唱》，在天津一家工厂印刷时，车间里的拣字工、印刷工和装订工，迫不及待地将油墨未干的一个个印张，订成比毛边书还要毛边的书，在厂内厂外传看，还请出版社的人带话给作者。引起工人们心中共鸣的是，在社会舆论普遍认为只要来了一位能挽狂澜于既倒的改革家，陷入困境的企业就会起死回生。而我的小说却写了一个所谓的改革家，如何将一家不错的工厂弄垮掉。那个时期的印刷工人，都是十分可靠的读者。他们热爱这部小说还有一个原因，在小说后记中，我明确地表示，这是“写给我的工人兄弟”。但纯粹是因为某种令人啼笑皆非的原因，这部还未印行就被先期接触过的读者普遍看好的作品，最终尘封在出版社的仓库里。

记忆这东西，如果是她不肯要的，想千方，用百计，也无法使她留住。反过来，记忆执意要留下的，就是将脑海开一百个天窗，该留下来的还会摆在明目张胆的位置。摈弃只会拖文学下水的恩恩怨怨，让那些所谓绕不过去的坎，只在一个人心中“寂寞歌唱”，则是文学的宏阔天地。重要的是文学还在，作品还在。假如过程中有伤口与伤疤，最简单的方法是不使其直接裸露，想也不用想随手贴上一片创可贴即可。

正如人们回忆在山里长大的情景，总爱用孤陋寡闻这类浅俗套路来形容，却往往词不达意，无法抵达真实状态。红卫兵运动那些年，除了一两样出版物可以公开流通，其余本该烧了毁了却没被烧掉毁掉的，在避过最猛烈的风头后，又慢慢地半公开地出现了。这种半公开，不是在教室里，也不是在会场上，而是放学之后，任我们漫山遍野撒欢的荒草地和小树林。有一阵，我们几个年岁相仿的少年，趴在山沟的岩石上，头挨头凑在一起，反复读一本残破不全的小说。小说结尾中写道，美国军舰开进胶东湾，送美军登陆后，山东解放区的中国军队派出代表到青岛与美军方面谈判。几个最远只到过县城的少年，在对青岛是不是岛的争论中，慢慢形成共识，这个叫青岛的地方，应当与上海滩一样洋气。上海滩地方太大，一般人不敢胡思乱想。青岛这样的“小地方”，正好让混沌少年浮想联翩。不可否认，能得到这个名叫洋气的理念，表明其内心与世界各地相同，并且可以通达世界各地。

洋气作为一种理念，在小说这种相对通俗的文学样式中，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某些后来评说文学价值不高的作品，在一九五0至一九六0年代的风行，正是由于有着无可替代的洋气。然而洋气不只是一种理念，更是一种方法，一种态度，一种胸怀，但就是不可以当成一种理想。在文学中，洋气是打破乡愁陈旧面具的天边陨石，是打通乡愁去路与出路的高速铁路。福克纳只用一枚邮票来比喻故乡的大小，道理也在于此。邮票是见过世面的，可以走到全世界，而不仅仅是对屁股那么大，脚掌那么大，碗口那么大的乡愁的沉溺。在中国文学阔大的乡愁传统中，洋气是神一样的存在。

红卫兵运动后期，为了铺设给县城送电的两万五千伏高压线路，在大部分干部还在继续改造时，我父亲和少数几个人提前由五七干校解脱出来，派到全国各地采购相关材料。父亲都去了哪些地方，与我们无关，只知道他出门几十天，最后是从青岛返回的。父亲回家时，手里提着一只硕大的提包，打开来，里面装着的全是苹果。父亲后来经常提起这件事。每一次，他都会开心地说，在青岛时，因为风灾，苹果堆在地上卖，花五角钱就买了一堆。也就是这一次，我从父亲那里得知，世界著名的青岛啤酒，别处都买不到，青岛街上却是用大碗装着卖，一角钱一碗，随随便便就能喝到。日后，啤酒这东西也卖到山里了，偶尔在哪家供销社见到青岛啤酒，我就忍不住多看几眼。终于喝上青岛啤酒是进厂当工人之后，不曾料到一直以来作为美好想念的物什，只喝一口，就被我一点不剩地吐了出来。这还不算，还找来清水，狠狠漱了几遍口。虽然后来弄明白，不是青岛啤酒不好，也不是自己口味不适，而是啤酒要新鲜才好喝。那个时期，食品类的东西从不讲什么保质期，是不是坏了、变质了、无法食用，全靠用鼻子嗅闻，用舌尖品尝。像青岛啤酒这类尤物，少说也要周转一年，才能到达本地。若是今日，敢卖变质啤酒的，肯定会被罚得血本无归。五角钱一堆的青岛苹果，变了质也不影响著名的青岛啤酒，本质上，已经在向山里少年暗示一條不同的文学之路。想来也很有趣，那时，一群少年在一起说这事，最后定性时，用的也是洋气二字。

二00六年五月底再到青岛，自己也领到生平第一个有大额奖金、配得上那个阶段消费时尚的中国小说学会第二届长篇小说大奖。才过一年，我再到青岛，在一处隐秘的军港，听着基地指挥员指着一道长长的海堤一样的建筑，自信加自豪地说，这就是咱们中国的航母码头。这时候，离中国第一艘航母正式入列的二0一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尚有六年，而那时，巨大的航母码头就静静地舒展在渤海边。这些依然可以用得上简简单单的洋气理念，不同时间，不同地方，不同的人，在各种各样条件下，对洋气一说的认可，绝对不是又一种崇洋，而是借了洋的概念，释放不愿憋在某个角落里的情怀。崂山上，那道士玩穿越时的一堵墙，显得不那么可笑;那株白天是花，夜里是娇妻美人的白牡丹，其美妙能够渗入骨子里，比小憩时倚着一旁的千年古柏还要坚挺，也是洋气在推波助澜。

一九九四年初，从家乡黄州调入武汉当专业作家。我不善饮，更不多饮，却是武汉文学圈公认的酒桌上的开先河者。别人喝啤酒可以喝上半箱一箱时，我在一旁独自饮着干白葡萄酒。好不容易让别人也开始爱上干白葡萄酒时，我又一个人喝上了干红葡萄酒。等到别人也将干红葡萄酒往天上吹，我又转头去喝那只需两杯下肚准保额头出汗的真正酱香型白酒。说到底，这并不是什么真本事，无非是那一阵子，在全国各地跑得比别人多，先一步接触到一些事物。一九九五年七月三十日完稿的长篇小说《生命是劳动与仁慈》，整整隔了一年，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收入“探索者丛书”出版。在青岛时，有人免不了要议论这书。这种议论从武汉到全国各地都有，最主要的有两点：一是说，都什么时代了，還在描写劳动;二是不认同书中人物离开乡村后，出于对乡村的怀念，有意将自己开的酒店打造成田园牧歌风格。后一点不仅遭到同行诟病，就连读者都说，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天方夜谭。事实上，小说出版的第二年，武汉当地就出现这类风格的酒店。至于劳动问题，更不用说了。一群普通少年在红卫兵运动时期，还能惦念洋气，作家在文学上的构想更需要超前一点点了。

一九九六年夏天在青岛那一次，我们去到附近的一家酒庄。他们用自家葡萄园里的葡萄酿造一种名叫华东薏丝琳干白葡萄酒。一行人全都端着酒杯喝得依依不舍，那种醇厚与绵长，回甘与浓香，只此一次，便长时间收藏在心里。几年后，有一次陪夫人逛商场，意外发现两瓶仅存的一九九七年产的薏丝琳干白葡萄酒，我便毫不犹豫地买了下来。回家后，与夫人共饮了一瓶。在家中酒柜里一直存放至今的这一瓶，就是那次留下来的。时过境迁，回看当年随意之举，想不感慨也难。

经历了明处的，再了解暗处的;经历了正面的，再了解负面的。凡事知道得多一些，才能体会，何苦总是醉打山门。更能明白，人生过往，还是以微醺为最佳。假如心里总记着一些可以不必记着的不悦之事，又何必寄希望于青史!明明那块石头可以扔在路边，却硬要捡起来，抱在怀里不松手，是没办法走得更远，走得更久的。别人的手，别人的嘴，要写什么，要说什么，没办法控制，也不可以控制。自己的手和自己的嘴，一切责任指令全在一念之间。记忆再多能，不抵一瓶美酒。文学之事，标准高的与圣贤差不多，标准低的也要求做到与圣贤为邻。当初与自己在青岛和赫瓦尔岛乘同一架飞机的另一半人，对飞机的着陆方式不惊不乍，一脸淡然。那般若无其事，肯定是对机翼掠过浪尖的情形见惯了。就像五角钱一堆的苹果，一角一碗的啤酒，说一说就好，不可以真正当成与当前日子比较的要素。人吃五谷杂粮，谁不曾患过疥癣之疾。人走四面八方，哪能不走错路和不弄错方向。人著书立说，也不可能不写错字和说错话。既然蒙尘岁月已经不再打扰今天，就尽管让岁月灰头土脸好了。俗话说，当父亲的要有当父亲的样子，当儿子的也要有儿子的样子。推广开来，开飞机的要有开飞机的样子，坐飞机的也要有坐飞机的样子。苹果、啤酒和葡萄酒也要有属于各自的样子。归结到最后，文学就该有文学的样子，作家就该有作家的样子。

第一次来青岛又离开青岛后，我顺路去了济南。在那里，与当地文学界贤兄雅弟小聚时，拜将军作家李存葆所赐，指我的小说是正面强攻。我也喜欢英雄好汉，对真正的军人也有着天生的信任。那些在战场上应用的简明军事术语，被用作诠释艺术真谛和万物真理时，表现力更加了得。我一时间被触动心绪，就着当地中了广告状元的好酒，作了平生唯一一次豪饮。一醉方休后，昏昏沉沉地听他们说，我喝了不少于一斤，也有说我至少喝了一斤二两。第二天中午临去机场时，还被送到附近医院打点滴。多年之后，再次面对来自那个年代的美酒，回忆起旧时美妙，分明只是到访的客人，偏要以一己之醉而醉山水，以一杯之雄而雄南北。那一次，我刚回到武汉，就接到济南作家朋友的问候电话，听他说了在济南与各位见面背后的秘闻，不仅暗自惊叹。文学之事，与用兵之道异曲同工。真正踏实可靠，有胆有识加上有实力，品格坚韧的作家才能悟出，并且卓有成效地实践“正面强攻”的文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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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不算太长的写作日子里，与《天行者》相关的文学元素总是如影相随。从一九九二年的情结，到二00九年的情怀，感谢稍纵即逝的时光，让我独享十七年的沉静与深思。感谢牵挂不舍的读者，在日新月异的时尚风潮里，始终关注那些在乡野中卑微生活的知识分子。感谢本届评奖的组织者和评委们，用公开公正的方式，将当代中国文学的莫大荣誉授予我和我的《天行者》。

所有这些让人心存感动的因素证明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家对本土文学特质需要有坚守和坚持。文学不是自生自灭的野火，而是世代相传的薪火。在写作中遵守天赋原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我们还要记住在有限的天赋之上还有无限的天职。当天职被忽略和遗忘时，最终的受害者将是我们自己。

今天是老父亲八十六岁生日。二十天前，我回到离古城黄州只有二十公里，那个名叫张家寨的小地方，在爷爷长眠的小秦岭上，为年迈的父亲寻找最后的安身之地。在爷爷的坟头前我长跪不起，并用乳名自称，让老人家认识这个最爱听他讲故事的长孙。那一刻我丝毫不曾记起文学，直到一步一步离开茅草与水稻，十里百里地朝着城市远去，我才惊奇地发现，天地上下全被文学情愫所缭绕。

一个人的灵魂品格既是血脉风骨的根底，也是心性情怀之本源。天下的读书人都有某种无法摆脱的情结，对我而言此情此结名为田野。无论心之田野是辉煌还是寂寞，都将殊途同归，以诗意作为共同归宿。

此时此刻，让我们铭记生命之上，诗意漫天!

这篇短文，是二0一一年九月十九日，在国家大剧院受颁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时的感言。

从北京参加完颁奖活动回来，在武汉举行的相关活动上，我说了一句话：获奖是过年，写作是过日子。相比过年，过日子更加重要。但是，人平平淡淡过日子久了，需要有过年这种方式，让大家找个机会到一起欢乐一下，也是必要的。

平常日子里，我最喜欢回到家里，站在灶台边，将母亲刚刚煎好的巴掌那么大的一块豆腐拈着吃。现在，母亲年迈了，不大能做饭了，而我体内尿酸也超过临界点，也就懒得吃别人做的豆制品了。我还爱吃山溪里那种长不大的马口鱼，只可惜因为田野里有太多的农药和化肥，小鱼儿们经受不起，都快灭绝了。二。一七年冬天，大姐好不容易弄到几斤马口鱼送来，我简直比小时候盼到过年了还高兴。前不久，侄子到安徽霍山的漫水河镇，请人留意收购，几天下来，也才收了不到一斤这种小鱼儿，冰冻后送来，放了一个月也没舍得吃。我抽烟的时间不长，也就几年时间，因为夫人不喜欢，说戒掉就戒掉了。以往是不喝酒的，不知为何这两年，居然对酱香类白酒有些馋，有时候，往墨汁里掺些酱香类白酒写书法时，还顺带喝上一口，慢慢地二兩酒下肚，感觉良好，以往只需一两就能将自己放倒。一九九八年元月，我在武汉有了自己真正的家，从厨房点火的第一餐起，就无师自通地煨得好一手喜头鱼萝卜汤，还能蒸出国内文学界朋友中但凡尝过必定会说是最好的清蒸武昌鱼。而夫人擅长煮的是我们戏称为天下最敢不放米的粥，一小把米就能熬成满满一电饭煲，如果不是夹菜，完全可以不用筷子。从二00六年开始，我迷上了游泳，每天游一次，每次游一千米，近两年又加上十五分钟的桑拿。两项活动完，回家后喝上两大碗这样的粥，不知多么惬意。二。一八年春天，去超市买菜时，顺便买了些泡菜，突发奇想，用那顺带的一点泡菜水，在家里试着自己做泡菜，居然大获成功，迄今为止已经泡了十几罐，无一失败。下一步，我还想将母亲当年亲手做的，全家人每每吃过了还会垂涎三尺的萝卜丝的制作方式再试验一下。

所有这些，都是过日子的念想。与过年相比，显得更加真实，也更加亲切。说到底，过年所拥有的，不过是将过日子那些做一次大规模的汇集。

做这些过日子的事情时，人才会感觉到生命是真实的，也能感受到人生的种种妙不可言。这就像写小说，那些只有情节而不在乎细节的文本，是无法留住我们的目光的，更别说让心灵长驻了。

曾经有人开玩笑，获奖之后最大的好处是将获奖变成别人的问题，自己成了黄鹤楼上看帆船的，看够了便掉头回去写作。这就像丰收给人以喜悦，当那些歉收的人家还在愁眉不展时，别人已经转入明年应当如何耕种的进程之中。

大人望种田，小孩盼过年。

成年人如果不想过日子，只想过年，是智力超级低下。

反过来，有人说自己只想过日子，不想过年，一定是生活中有着巨大的困惑。在文学中，若有哪位写作者说类似的话，要么是在伪饰，要么就是有着无法一洗了之的难言之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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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篇小说《挑担茶叶上北京》获得第一届鲁迅文学奖的消息，是这篇小说的责任编辑李师东最早打电话告诉我的，时值一九九七年秋天，我正从自己生活的江北汉口，向江南武昌行进。李师东特别提到，当初由我推荐给《上海文学》发表的邓一光的《父亲是个兵》也获奖了，而且是全票。实际上，就我个人而言，也可说是获得全票。终评时，有评委对《分享艰难》更有兴趣，认为《分享艰难》比《挑担茶叶上北京》更应该获奖。投票结果，十五个评委，有三位将票投给《分享艰难》，另十二位投票给了《挑担茶叶上北京》。这就相当于有人说我的鼻子更好看，有人认为我的眼睛更好看，加起来就是全票了。

这消息让我开心一阵后，接下来便是一种恐惧，觉得自己在干一件特别的坏事，因为我在为一种本不为多数人所知的卑劣行为做广告。记得前些年，给新闻记者送红包、刊登有偿新闻，也不是一般人能知道的。后来新闻界的人在媒体上反复发表对此拒绝和划清界限的声明，弄得举国上下人人皆知，使其愈发流行开来，连最偏远的村落也不能幸免。

这篇小说写了一个关于采冬茶的故事和一群与采冬茶有关的人。我确实喝过冬茶，虽然只有二两，而且还将其中一两送给了一位老朋友。凡是尝过的，都对其色香味赞叹有加。小说的来由就这么一点点，我却要郑重而负责任地声明：小说中所有那些看上去真真切切的采摘冬茶的方法，都是一九九六年秋天，我在武汉西郊的纺织疗养院小住的那段日子里虚构出来的，千万不可有心去试一把。我没见过，甚至也没听说过冬茶的采法。至于那种茶可以治癌，小说中已说清楚了，那是骗人的，切不可效法，以免错过治病救人的最佳时机。

就我来说，自己对这部作品最喜欢的地方是关于采摘冬茶的描写：那被白雪覆盖得严严实实的齐腰高的茶树上，女人冻得通红的手像蝴蝶般上下翻飞。在我的心里，那是一种悲壮之美、沧桑之美和痛切之美。我们所处的社会到了这种地步，有时真让人无话可说。这让我从另一层面去设想，人是如何坠入庸俗和猥琐空间的。这问题让我不能不进一步思考，在平常生活中，人们将什么作为理想，将什么作为目的。换言之，我从未见过，像今天这样卑劣横行，连一根纱也不肯用来遮羞的现象，使得人有时不免为自己的那点绝顶聪明行为觉得可耻。在当代百姓中，那些从神话时代一直流传下来的地方官选美女进宫的怨愤故事，在当代人的文化传承中断了线。人们并没有忘记这样的精神痛楚，可现实的压力让大家每每选择本不应该的选择，物质社会是一个让人生畏又让人向往的社会。去时挑担茶叶上北京，从北京获得的也许光靠肩挑是不够的，得用车载才能回来。这的确让许多人心存幻想。

我不知道如此采冬茶的主意是谁第一个想出来的，采摘冬茶是近几年才有的事。但我想这个人是绝不敢像别的有特殊贡献的人那样，站出来申请专利，甚至连被载入经典这样有诱惑力的好事，他也会退避三舍。他也不可能像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那样获得某种赞美与歌颂。而我却为这事这人立了传。假如冬茶真的流行在那些礼品盒里，我会非常不安。

4

因为父亲工作调来调去的缘故，小时候我上过不少的学校。不过给我留下最多记忆的还是贺家桥中心小学，后期这所小学改名为温泉中学。在我读完初中不久，它又被改为板桥大队小学。听人说，前两年差一点被撤了，幸得一位在国内证券界很有成就的同学慷慨捐赠，这所已经严重退化的学校才得以保存下来。与校园平摆着有一个比较大的塆叫河西塆。两者相距大约一里路。据说，河西塆原先风水极好，塆后背靠虎头一样的小山，小山的两翼又伸展出两条山岗，恰似猛虎添翼。塆前面有一口好大的水塘，水塘两边各有一只长年不干的甜水井，是名副其实的虎嘴和虎眼睛。在先人留下来的传说中，河西塆是典型风水宝地。贺家桥是个小镇，隔着河与河西塆遥遥相对。地相先生曾经说，河西塆是只吊睛白额虎，迟早要将贺家桥吃掉。相对于河西塆，住在贺家桥的人大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即使没头没脸的也都是精明刁钻的生意人。他们买通地相先生，反说河西塆在虎口之中，地脉极坏。哄得河西塆人听信了地相先生的话，填了一眼井，使老虎瞎了一只眼，又在河上修了一座桥，像箭搭在弓上一样威慑着老虎。贺家桥与河西塆虽然自此以后相安无事，却也没能干成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养育出惊天动地的人物。贺家桥最辉煌的历史也不过是在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做了一阵鄂豫皖苏区红山中心县委所在地。

小时候上学，先经过河上那座桥，再顺路直朝河西塆奔去。到临近塆前的水塘时，小路忽然一扭身，强迫我们转个九十度大急弯，折向校园。实际上这路是河西塆的，不是学校的。到学校去，本应有另外一条路。过桥后，走上几十步远，便有一道田埂，直通到学校操场边。若道路顺田埂而去，至少要省去河西塆那条弯路的三分之二。所以，大约从学校建立之日起，所有的学生，包括老师，都有过铤而走险的经历，从田埂上抄近路，走捷径上学或回家。田埂很窄，一到春耕，农民就在上面辛辛苦苦地种上绿豆或黄豆。凭着现在一个成年人的良心起誓，我们当时绝没有破坏“革命生产”的念头。我们只是不想走弯路。田埂很窄，经不起几回踩，那些绿豆黄豆，年年的收成都没有播下的种子多。到了冬天，田里不再有水，如果不种麦子或油菜，一定会种上紫云英。虽然从来没有人故意去踏去踩，但因为失足的缘故，沿田埂两米多宽的庄稼，年年都会葬身于师生们的脚底。

河西塆是一个生产队。当年的生产队长是个五十来岁的男人，厚厚的头发不肯留着，剃了一个光头，晒得黑黑红红的，不管天晴天阴，下雨下雪，从不见他戴过帽子。在我的印象中，他终日扛着一柄锄头，在学校门前的田畈中转来转去，不时能听到他冲着田里劳作的某人大骂：“今天不把这块田搞完，晚上开会专你的政!”他见我们在田埂上像野马一样飞跑，也大声叫骂着，说要将我们抓起来。但生产队长只是干打雷，不下雨，从没见他真的撵上来抓我们。即便真撵，也只是将我们撵到路上便作罢。

大约是在我上五年级的时候，从不戴帽子的队长，被派驻生产队的工作组撤职，戴上一顶坏分子的帽子，原因是他暗地里私分生产队里的粮食。生产队长被撤职后，工作组的人自己管起生产队里的事，也是到处吆喝叫骂，却是戴着白草帽，穿着白衬衣，裤腿挽得老高，露出的双腿比生产队的姑娘的脖子还白嫩几分。工作组的人对付我们这些抄近路的学生，动了真格。

我是撞在这只枪口上的第一只猎物。那天，我不知道河西塆的政治格局发生了改变，过桥后，脚一沾上田埂，便飞快地跑起来。突然之间有人冲着我大吼一声。尽管我跑得像风一样，最终却被黄豆禾绊倒在田里，像泥猴一样被撵上来的工作组的人抓住。工作组的人押着我走进校长办公室，并唤来班主任，少先队中队长、大队长等人。工作组的人在狠狠痛斥我的同时，也将学校领导批判得体无完肤。最后工作组的人要我先写一份检讨书贴出去以观后效。我洗去身上的泥污，回到教室后，拿起笔正想着如何写检讨书，那边工作组的人发现我是刘区长的儿子。虽然他仍旧要我写下去，语气却缓和了许多。写完检讨书，我对着学校办的批评栏，提心吊胆地可怜巴巴了几天，那检讨书却一直没有出现在上面。

因为工作组的人较真，有一段时间，田埂上这条路确实没人走了。随后的某个晚上，我在学校排练完节目回家时，见天黑无人，实在忍不住抄近路的诱惑，重又踏上了田埂。行至半中间，猛地发觉迎面来了一个人。躲又无处躲，心想若碰上工作组的人就完了。我硬着头皮迎上去，才知来人不是工作组的人，而是我们的校长。

又过了一段时间，“修正主义道路”又如当初一样畅通了，田埂上每天都有许多小学生蝴蝶般一阵阵飘来飘去，并不理会工作组的人的怒吼。渐渐地工作组的人也对自己成天追赶小学生的举动感到厌烦，眉头一皱便计上心来，他们安排人上山砍了一堆杂刺，拦在田埂上。谁知小学生中也不乏刀枪不入的勇士，仅仅一个星期，荆棘堡垒就被攻克，乖乖地退至两旁，让出中间的路来。工作组又叫人堵上，小学生们又再次弄开。几经较量后，工作组的人又有新的发明，他们牵来河西塆最凶恶的一只大花狗，用一根绳子拴在田埂上。大花狗雄赳赳地镇守在路上，很令工作组的人高兴了一阵。不料好景不长，我们每天经过大花狗身边上学时，扔给它一团熟红薯，放学时，又叫它一声大花。大花狗经不住我们的物质引诱和花言巧语的腐蚀，没过多久，大花狗就开始网开一面，当我们重新走在田埂上，它还亲热地舔着我们的脚跟。工作组的人及时发现了，将大花狗用“筷子牙齿”镇压后，换了一只戴着嘴笼头的大灰狗。我们则以变应变，每天早中晚三次，用土块石头猛砸大灰狗，打得大灰狗一见到背书包的小学生，就赶忙伏在田埂下的土沟里，连头也不敢抬。

就在我们以为工作组的人无计可施时，工作组的人用一天三个工分，安排了一个田埂看守人。

一天三个工分的田埂守護人，是河西垮的一个傻子，用当地人的说法就是大苕。时至今日，我还坚信，天下再也找不到比这大苕更忠于职守的人了。大苕成天到晚坐在田埂上，只要有人走近，就说，工作组下了命令，谁也不许从这儿走。整整一个夏季，竟无人能越雷池一步。田埂上的黄豆眼见着头一回能获得丰收了。有一天工作组恭恭敬敬地领着几个人，说是检查工作，要走那条路。大苕横里拦住说，谁也不许从这儿走。工作组一时性急，推开大苕就往田埂上走。大苕急了，用力甩开工作组，追上去将走在最后的那位拦腰一抱，扔回到田埂头边，嘴里还嗷嗷叫唤，工作组说了，谁也不许从这田埂上走，只要有人走了就扣他的工分。另几位见势不妙，赶忙自动退回来。回头一看，扔在田埂头边的人，脚踝摔断了。自然，大苕不能守田埂了。至此，再也不见工作组的人拿出什么新招来。

多年后的一个春节，我因故路过贺家桥时才发现，那条田埂真的变成了一条大路，远远望去，似乎可以通汽车。我低头和身边一个与我当年一般模样的小孩说着话，并遥指那条路，问是什么时候修的。小孩很是困惑地说不知道，那神情又分明是在反问：这路难道不是一开始就有吗?

5

某日，听见一位男性恭维他的女同事，说你长得真美。女同事当即回答说，你别用这么俗气的词好不好。我听了初时一笑，片刻后，就笑不起来了。

我想起在少年时的几件事。那时，我们的作业本经老师批改后发下来，同学们自然要相互比个高低，看看后面写的是哪一句毛主席语录。按照成绩的好坏，常用的毛主席语录有这样几句：

你们青年人好像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要自学，靠自己学。

特别是上初中的那一段，哪怕是1+(-1)=2这样的计算结果，老师也不敢在作业本上打××，怕被打了××的学生会跳上讲台批判自己。所以，在当时，这是最差最坏等一类的代名词。而代表美丽、美好与优秀的方式中，最著名的一句话是：你们青年人好像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然而，私下里，在青春萌动的少年心里，代表优秀、美好的却是从未见诸正式批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一说。

我是在小学四年级时，第一次听到这个名词的。原因是我上课偷嘴吃东西被老师发现，老师就用一种现在想起来也还娓娓动听的声调，批评我有“小资产阶级思想”。其后间断了差不多五年，五年中，一直没人用这么动听的方式批评我。

由于我启蒙早，过去班里按高矮次序排座位，我总是被排到“灯下黑”的地方。每逢“泥腿子”上讲台之际，贫下中农最纯洁、最高尚、最聪明的唾沫星，几乎全都沐浴到我的身上。雨露滋润禾苗壮，我终于茁壮成长到第三排中间位置，并且当上民兵排文体委员兼管第三基干班。也就在这时，我又听到了关于我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批评与批判。

当时，学校里有四个最大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三男一女，女同学叫萨丽，她哥哥也在这“四人帮”之数，还有我和另一个同学。我们四个人是全校出类拔萃的学生，排节目、搞体育、办墙报，哪一样也少不了我们。还有一个共同特点，我们四人全是区长或区委书记的子女。

说起来，萨丽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历史更悠久些。到底从哪年哪月开始的我不知道，反正从我们开始同学起，大家几乎天天都这么批判她。她走路柔柔款款的，大家批判她是温室里的嫩苗;她夏天穿着凉鞋，大家批判她不与光着脚的贫下中农子女打成一片;她说话细声细气，大家批判她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那样雅致，不能那样温良恭俭让;若是受惊时叫声哎哟，大家便批判她像恶霸地主的千金小姐林黛玉无病呻吟;如果唱歌时用假嗓子唱，大家就批判她对革命者没有真情实感;甚至她穿了一条一度当成时髦的日本尿素袋做的裤子，教室后面的革命大批判栏里，也要添几篇批判文章。

在革命大批判的烈焰中，萨丽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丝毫没有受到损伤。学校文艺宣传队排演《红灯记》，她扮演李铁梅。排演《沙家浜》，她演阿庆嫂。排演《智取威虎山》，她演小常宝和女衛生员白茹。

我们这届中学生，赶在“文化大革命”刚刚爆发之初，上小学高年级时，来得及读了《林海雪原》的，心中都默默地认定，萨丽演得最好的角色是《智取威虎山》里的女卫生员白茹。萨丽若是与谁个开玩笑叫了声“二0三”，然后要谁个帮忙做点什么，没有人不会死心塌地心甘情愿地为其效劳，嘴里却说是向雷锋同志学习，直到听到萨丽喊别人为“二。三”时才作罢。同学当中，有人有一支钢笔，上面有“二。三”几个标号，他简直比座山雕得到联络图还高兴。

若是哪一天，萨丽因故没来上学，教室里便觉得缺少了很多东西，变得空荡荡的，甚至老师讲课也有几分恍惚。

当然，也有令大家气愤的时候。下课打乒乓球，十五分钟课间休息时间实在太短了，轮不到几个人，大家便玩起争资格：赢了第一个球的人便有资格打一盘，输了的则马上换别人来争。萨丽总是能争得资格，无论是面对曾经获全县乒乓球比赛第三名的学校冠军，还是别的什么人，一律如此。除非她自己不争气，失误了。那占着擂台的同学，马上会递上自己的球拍让她打一场。尽管这课间打乒乓球的机会难得有第二次，她一上台，只够批评水准的球艺，肯定招致输球下台。占着擂台的同学也在所不惜，一点不在乎自己打下的“红色江山”，葬送在“小资产阶级思想”手里。就连我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碰上她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以后，也会不由自主地缴械交枪。她只要对打得正起劲的人微微一笑，说让我打一盘行吗?打球的人就像被人操纵一样，乖乖地将球拍递过去。

严格地讲，她要球拍时从没笑，只是大家都觉得她在笑。看着她将自己好不容易得来的机会，潇潇洒洒、娇滴滴地丢掉，谁也不曾后悔过。

非常耐人寻味的是，尽管对我们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由小字报升格为大字报;优秀学生标准，由三好、四好、五好、六好，猛升至十好，但有严重“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我们仍然次次榜上有名。

终于读到了高中。

我们的化学老师和语文老师，比我们晚进学校半年左右。语文老师姓蒋，是女的，刚从武汉音乐学院毕业，她是学钢琴的，这届毕业的只有两名学生，但仍须下到山区接受再教育。多年以后，蒋老师回到母校，在钢琴系主任任上退休。化学老师是男的，姓丁，也是大学毕业，老师和学生都在传说，丁老师的父亲是大资本家。

蒋老师相貌平平，一双手上的十个指头却是出奇好看。当时我们不知如何形容，私下议论起来不知如何是好，后来才知道千百年前早有一句古话专门形容它：十指尖尖如玉笋。

丁老师却是一副正宗男子汉的骨架，全校化学课就他一个人讲，谁也不清楚他讲的是好是差是对是错，是照本宣科还是信口开河。但他在篮球场上纵横捭阖，如入无人之境，确实明显高人一筹。

蒋老师上的语文课，班里几个成绩好的学生一点也不以为意。蒋老师大概也明白这一点，时常搞些“教育革命”，让我们放开手脚上讲台去胡闹个痛快。但是，蒋老师的音乐修养同丁老师的化学水准一样，在学校里已到了无人评说、无法评说的境界。

蒋老师来之前，贫下中农驻校代表石某的二胡，在我们眼中简直拉得出神入化。蒋老师来后，领着学生排演《智取威虎山》。石某穿得从未有过的整齐，大约是将从部队复员带回的、准备结婚时用的那套崭新军装穿在身上，再用一方白手帕垫在膝盖与二胡琴筒之间。丁老师为何肯扮演杨子荣，混在一群大孩子中间丢人现眼，开始我们一点也不明白。萨丽死不改悔地用那有“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嗓子，唱着“只盼着深山出太阳”。石某卖力地拽动马尾弓来伴奏。蒋老师用那特别好看的手打着拍子。扮演二0三首长的我，在这一场里无戏可演，用一双惊讶的眼睛盯着蒋老师如何将石某指挥得大汗淋漓，面如猪肝，并且无数次指出石某将半音拉成了全音，将全音拉成了半音。

休息时，蒋老师对石某说，节奏还得快一点。

石某眼巴巴地回答，我一切听从蒋老师的安排。

在这句话前面，石某生硬地加上一个“我”，让在场的我们听得怪怪的。

我在“泥腿子”石某手下当了两年高中生，这是唯一一次听见他称老师为老师。正如后来许多文章所云，样板戏里的人都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怪物，纵然李玉和、郭建光等不沾女色，凡间仍有人在恋天下之大爱。

因为学校里两性之间种种隔离，大家不敢言传却能意会。石某的话当即惹得少男少女们的眼光碰得叭叭直响。蒋老师木头观音一样没有理睬石某。我们也认为石某这是牛鬼蛇神想翻天，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事隔不久，县城关中学来联欢。演出前，我有事找蒋老师，冒失地闯进她的宿舍，看见她正在给“杨子荣”化妆。两人挨得很近，样子也格外甜蜜。

第二天是星期天。下午，二年级一个姓胡的同学，突然跑到我这一年级学生的家里，满面潮红地对我说，昨天晚上，蒋老师和丁老师在宿舍谈恋爱，被石某和食堂女炊事员捉住了。石某质问谈恋爱怎么跑到床上去了?丁老师说只有一只凳子不坐床上坐哪?石某又问为什么将蚊帐放下来?蒋老师说蚊子太多了。女炊事员积极配合石某，伸长鼻子在蒋老师的床上床下屋角门旮旯里到处嗅。石某热烈希望她能找出某种证据，结果是一点蛛丝马迹也没有。石某将他俩隔离起来，门口放上学生站岗，让他俩各写一份交代。

蒋老师和丁老师写的交代，后来竟在学校里悄悄地流传开了。我开始还不能完全理解，为什么高年级学生不惜屈尊，专程跑到低年级学生家里，说一件对二者来说并无利害关系的事。当我也读到这份交代的第x版手抄本时，我才明白是这位胡同学最深层的青春情愫被引爆了。

这份交代，使我们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爱情。那种柔情蜜意，那种绵绵爱心，那种至纯至洁的爱情旅程，我们读它，既是无邪欲之爱的启蒙，又是青春时节的一番洗礼。

最终，石某心不甘情不愿地宣布，蒋老师和丁老师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在那夜里作怪了。

不开大会批判，是石某唯一正确的选择，那份交代如果在大会上宣读，全校的青年男女都会成为“花痴”的。石某不会没有看出，学生们在看蒋、丁二位老师时，眼睛里放出了异彩。

这场由于“小资产阶级思想”作怪而引起的风波，在学校里久久荡漾着。

尽管石某和女炊事员在不久之后，被人双双从食堂后面的柴堆里，赤条条地撵出来，且也写了交代，但人们都是一笑了之。

半个月后，有人在食堂里打饭时大声说了一句，这屋里怎么这么臊哇?众人大笑一场，然后就再无人提起了。

我那时悄悄地羡慕，不知自己何时也能“小资产阶级思想”作怪一回，人能有此一回，才是真正的幸福，真正的不负青春。在那种年代，“小资产阶级思想”，是爱情、美好事物的代名词。享受此种“殊荣”的都是些英俊潇洒、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学习冒尖和情感丰富的年轻人。所以“小资产阶级思想”虽屡遭火烧炮轰，却总是打而不倒，并使许多人在对它的批判中，开始认识人生与社会。并非只是物质上的相对富足优越，而应当是一种人生境界和精神状态，否则即便满身珠光宝气、穿金戴银，也只是摩登原始人。

6

常说：读书早，悟世早。我四岁半启蒙，为什么这么匆匆地让我上学，这问题我至今没问过父母。我肯定不是神童，如果是神童，就不会上学伊始就留级的。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肯定是弟弟和妹妹的相繼出生，家中保姆带不了许多孩子，大姐启蒙上学时，顺便将我也带到学校。一年级上学期，大姐不小心摔伤，休学一个月，我也跟着一个月没有上学。期终考试后，大姐还能跟上别的同学一道升入二年级，我就不行了，只能独自留下来，再读一个一年级。这种结果，大概也是父母计划之中的事。

启蒙时，我们全家住在一个叫石头嘴的小镇里。冲着这地名，就知道那地方本不该有幼儿园的。但事实上却办了一阵子，我们也上了一阵子。记得幼儿园里有几张高低床，孩子们总是抢着爬到高处佯装睡觉。屋子里还养了几只大白兔，那时的兔子个个都会打洞，无论老师如何起劲地填土，兔子们总有办法在地面上打出洞来。因为三年灾害的到来，幼儿园停办了，所以我猜父母是将小学当成幼儿园让我上的。

从我出生到上四年级，搬了多少次家，连家里人如今也少有人记得清了。我记得上学四年，搬了三次。一九六二年，全家搬到红山区，住在名叫金家墩的塆子里，因为母亲在塆子旁边的供销社当售货员。在金家墩时，有几件事记忆特别深刻。一是在金家墩小学教算术的王老师，传说她前夫是军统特务，她与前夫生的女儿，跟着区里下来的干部去拆乌云山上的大庙，好好的一个美女，回来后就犯癫痫病，经常无缘无故地倒在地上，口吐白沫如死人一般。塆里的人都说，王老师的女儿是让菩萨敲了。二是与供销社只隔条小溪的山坡上，有人发现一只体形较大的野猫，就想将其剥了皮卖钱。那人拿着棍子上前去捕杀时，还不知道那是一只小豹子，结果耳朵被咬掉一只，脸上全被抓破了相。还有，在金家墩小学读二年级时，我第一次参加文艺活动，在一个小节目《想起往日苦》中，扮演孤苦伶仃讨米要饭的孩子。这首歌成了我好几年的保留曲目，直到父亲的三弟，我的二叔从部队转业回来，听到我唱这歌后，现时改了一句歌词，善意地嘲笑我在十岁之后才不再犯的男孩的毛病，才不再哼唱。两年后的一九六四年初，母亲依然是售货员，上班的地方变成了贺家桥镇上的红山区供销社。过完年，再次搬家后，我便进了区公所所在地的贺家桥中心小学。

这时，我们家祖孙三代都到齐了，计爷爷一人，父母两人，兄弟姐妹五人。八口人吃喝穿戴用全仰赖父母刚刚百元的工资收入，其窘态实在不好意思重复。尽管这样，我家当年还受到当地人的妒忌。在贺家桥中心小学读四年级时，我遇上一位女老师，名叫刘克惠。一九八。年代，因为有几十篇长长短短的小说散见于报刊，圈内圈外的人都喊我作家。但在那个年代，自己是不能这么说的。那时候，从事文学创作的人，对称呼区分很严格，有业余作者、青年作家、作家、知名作家和著名作家等，就像职务和职称一样，是不可以乱说的。一个业余作者，如果夸口说自己是青年作家，是会犯忌到被社会所唾弃。但是往往遇到的一些人，硬是称我为青年作家，并和我说，曾当过我的老师，让我出具证明以便评职称时使用。尽管他们几几年、几几班地对我进行诱导，我还是说了令他们失望的话。四年级以前，教过我的书的，我的确只记得刘克惠老师。为什么只记得她?朋友们说，肯定是弗洛伊德作怪，刘老师一定非常漂亮。可是某次到一个同学家去玩，提到刘老师，她脱口说，刘老师脸形如何如何，身材如何如何，声音如何如何。这如何不是贬，也不是褒，是那种让人听了不高兴的大实话。多年以后，在武汉与刘克惠老师重逢，刘老师的模样，与别人说的又有大不同。那种慈祥，应当是人世中最美丽的。老实说，这之前，我一直不知道刘老师后来在何处谋生，也记不得她当年的相貌，我只记得与刘老师有关的几件事。

我们八口之家中，父母为“革命”工作，五个儿女纵然也是为“革命”学习，经济分配仍不平等。父母在外开销很大，剩下六个人，每月的全部开销只有二十几元。

乡下有句俗话，莫怪莫怪，猪油炒菜。这是表示赔情的意思。那时，猪油炒菜是最豪华的享受，且炸过油的猪油渣还能美餐一顿。说是美餐一顿，其实从没有痛痛快快吃过一回，爷爷总是将它和蔬菜一起炒，这样可以节省一点油。由于我是长孙，每次炸猪油时，爷爷总要偷偷给我几块猪油渣，让我到外面去躲着吃。那一回，家里又飘起幸福的猪油香。头天夜里，我就将爷爷偷偷给我的几块猪油渣，藏在书包里，留待第二天上学时吃。谁知小猫小狗一样的童年，小伙伴们到一起后嬉闹起来，什么事都忘记了。直到上课后，才记起书包里的宝贝，连忙抠了一块填进嘴里。当年的校规不比如今，只要不在课堂上杀人就行，当年的教室里，学生忍不住打个喷嚏也会受到严厉的批评。我是馋极了才铤而走险的，以为讲台上的刘老师看不见。谁知她明察秋毫，将教鞭往讲台上一拍，喝令我将嘴里的冰糖吐出来。那时候，有一种茶色的冰糖，隔远了看和猪油渣差不多。我乖乖地将猪油渣吐出来，放在掌心上舍不得丢，下课铃一响，仍旧塞回口中。一连几天，同学们都和我很亲热，都想和我结成“一帮一”“一对红”的对子，其实是想分享我的冰糖。

那年头，一操场的学生中，能有冰糖吃的实在只有两三个，而我突然成了这中间的一员，连高年级的女同学都另眼看我了。

随后几天，少先队中队委开会，刘老师在会上批评我，说雷锋小时候如何苦，讨米被狗咬伤了腿，我们是红孩子，不能翻身忘本。这些重复过一百遍的话，是在炒剩饭，但是随后她说了一个新名词，说我有“小资产阶级思想”。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受到如此批评。也许是从刘老师说“小资产阶级思想”前面的那个“小”字时的那种特别的亲切感中，获得某种直觉，我非常乐意听。而关键是我一面由此受到少先队的批评，一面由此感受到比先前更多的自尊。在“学雷锋，做毛主席的好孩子”活动如火如荼之际，我经常检讨不该吃那本没有吃的冰糖，谁也不知道该检讨的其实是那烧焦了的猪油渣。

没料到不久后我这凭空而来的自尊，受到一次不小的打击。一九六0年代中期，全国风靡藏族舞。刘老师为此训练了两个男孩和两个女孩，其中就有我。到演出那天，刘老师嘱咐我晚上将母亲的毛线背心带来。在她心里一定这么推测，能让儿子带冰糖到学校里吃的母亲，不会没有当时是奢侈品的毛线背心。可我和我的全家分明只能找出几根女孩子扎辫子用的红头绳。

听了刘老师的话后，我一直躲着她。她说的那话我都懒得回家开口。到了晚上，演出之前，刘老师猜出什么，一句话没说，回头从自己的箱子底下翻出一件綠毛线背心给我穿上。正是“六一”儿童节，我丝毫没有感受到此物的优越性，反而觉出许多坏处，特别是羊毛穿过旧衬衣，戳在皮肉上的那滋味。我们是第一批出现在山里小镇上的藏族人的形象，实则不过是旧衬衣外面套上一件红红绿绿的毛线背心，再加上一顶纸糊的小花帽而已。还有，我一想到刘老师默默无言地将自己的绿毛线背心往我身上套时，就感到自己瘦小的身子，都快缩成一团了。

自此以后，刘老师不再批评我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了。但是每逢听见她批评别人有“小资产阶级思想”时，我都不敢抬头看她。

很多年后的一九八七年六月三日，我应约去武汉的一家杂志社。我每次到这家杂志社，几乎都要从水果湖到铜人像，将一路电车坐到底。刘老师是武汉人。人一旦成就一两件事后，格外想再见到自己启蒙阶段的老师。我也不例外，坐在一路电车上常常发奇想，若在车上遇见刘老师那才有意思。我早就不认识她了，于是就盼车上有谁喊刘老师，但我坐电车时从没有听到有谁喊谁老师的。车上吵架骂娘，深情地喊谁书记主任，凶恶地招呼老娘老头的不绝于耳，连一声微弱的称谁为老师的声音也未曾听见过。

大约是二00四年，偶遇一位失联多年的同学，说起来，她竟然知道刘老师，而且一直有来往。在她的安排下，我终于再次见到刘老师。刘老师一定记得当年的种种事情，她对班上的学生，从第一排到最后一排，哪个座位上的同学叫什么名字，仍然烂熟于心，其中大部分名字，我都似闻所未闻。在位于青山区那所老旧的房子里，与刘老师促膝对坐，念想着当年贺家桥中心小学操场上，那从武汉来的小巧玲珑的刘老师，傲娇地站在跳高架前，轻盈地跑出一道弧线，然后用那技惊全校的背越式姿势，越过高度一米二的横杆，燕子一样飘落在沙坑里。这样的身影，只是在电影纪录片中才有，却活灵活现地出现在我们的眼前。对于一个在用地主家的老宅子改建的小学校里读书的四年级小男生，是一种致命的诱惑，也是一种天然的理想。

在我后来的作品中，哪怕写那最陈旧的事情，也会有明星朗月一样的文学元素，闪烁在黑暗之上。毫无疑问，刘老师那背越式跳高一定是在我的心里早早留下的伏笔。

7

上高中时我特别喜欢做数学题。这和现在学霸一样，因为某个学科的成绩好，才想更加突出自己。我对数学的喜欢，不过是少年时期那小小虚荣心的自我放大和夸张。当年，我的数学成绩全班最好。如果我不知趣地坚持下去，只怕也会成为那种敢与陈景润商榷“哥德巴赫猜想”的呆萌。回头来看，在后来的诸多机缘巧合的际遇中，最怀念的几位先生有：上小学时，那位教音乐课的会用背越式跳高的刘老师;上中学时，那位教语文的音乐学院钢琴专业毕业的蒋老师，还有那位教物理却偷偷带我上山抓蟋蟀的倪老师等等。但在学校老师中，让我觉得格外与众不同的是那位将“英特纳雄耐尔”永远念成“英特纳雄耐吾尔”的张琢珍老师，整个人就是特别有型的乡贤。七十年代初期的语文课本，篇篇课文都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张老师讲授时，总能在不知不觉中带出古典与文言的意味。张老师曾在初中教语文，高中二年级时，才过来教我们。我能感觉到他有些喜欢我，不上课时，他经常在操场边拦着，与我说几句和作文有关的话。有一次，我正在打篮球，张老师趁我捡球时，还走过来搭讪，说上几句。张老师在一九四九年以前就是当老师的，平常大家都习惯说他是教老书的。在红卫兵运动后复课的学校里，从来没有人质疑他将“英特纳雄耐尔”念成“英特纳雄耐吾尔”，如果他发现自己念错了，想纠正过来，再念一次时，肯定又会错成“英特耐雄吾耐尔”，反正从没听他念正确过，也从没有人因为这句话而为难他，可见张老师的师德与师艺之高。还有辈分的原因，张老师是学校里年龄最大的老师。因为像是教老书的，大家在心里有意无意地将他认作是一九四九年之前的那种教书先生。教我们语文时，张老师就已经快六十岁了，高中毕业后就没有再见过他。在我心里，他一直活得好好的，活到一百多歲了。

我没有参加高考，自然没有机会上大学。虽然别人总说，如果我上了大学，这个世界只会多一个大学生，而少了一个大作家，在心里总还是对于没有参加高考留有小小遗憾，最起码少了一大群能伴随大半生的同窗学友。红卫兵运动之后，恢复高考时，我也曾报名领了准考证。正式高考那天，自己却留在车间上班，没有进考场。当初与我的准考证连号的冯俊，后来考入武汉水利电力学院马列主义师资班，再后来步步学成，常常进步，曾经任过人民大学副校长。每次见面他都要说，当年他发现身旁应当是我的考位空着，心里好不疑问。恢复高考后，厂里年轻人几乎全都报了名。高考前三天，又都一齐请假复习，车间里三分之二的机器无人操作，全都空在那里，一向生机勃勃的车间突然变得死气沉沉。为此厂领导找我谈话，要我这个当团支部副书记的带头上班。在厂领导眼里，好像进考场的青年工人们，会全部高考得中，远走高飞，人去车间空，工厂无法办下去了。那场谈话就在厂区的篮球场边，领导带着我绕场走上一周，就将我绕晕了，竟然听信了这番话，不仅没有请假备考，最终连考场都没有去。当时，我是我们厂里年轻人中唯一一个没有去考场的。

那段时间里，不断有人到我操作的C6140车床来询问，为何不去参加高考。在厂里，大家公认我是最应当去参加高考的，但我却没有去，这让他们觉得太不可思议了。特别是厂里的两位正宗大学毕业的技术员，问过之后，还拿不敢相信的目光来回看半天。就像后来，自己开始文学创作，如此重大决定，都是独自做出的，没有人曾提供咨询与参考。那时候，如果有家人参与进来，比如父亲或者母亲，带个口信什么的，也许我就会改变主意。可是，他们没有，从来就没有。这事要到很多年后，最小的妹妹大学毕业，当上副总工程师了，母亲才在某次全家团聚时，轻轻地说起这事。母亲认为，我们家兄弟姐妹五个，我是最应该上大学的。母亲说这话时，叫着我的乳名。声音里，只有慈祥，并无后悔。母亲这么说话并不是她所独有的，但凡在与人交谈中提到这事，对方都会说，如果那时考上大学，世界上只是多了一个大学生，绝对会少了一个作家。从走出高中校门后，我就再也没有进过任何学校的门，无论是业余培训，还是专业进修，从来没有人想到要让我去试试。大概是自己在这方面也确实没有兴趣，恢复高考之后，国家又接连推出自修大学、电视大学、党校大专班等等，身边那些在高考中落榜的人，几乎全都想办法弄到一个大专文凭。这时候，我已经全身心迷上文学创作了，不想再在文学之外枉费心机。

我最后一次尝试上大学，是武汉大学设立插班生班时。当时武汉大学有一个真正的作家班，招录了一批文坛骁将。另有一些小荷才露尖尖角的基层业余作者，则进入到由作家班衍生的插班生班，也即是他们自称的小作家班。第一批招录时，我一点音讯也不知道。第二期时，我试着写信给有关老师，结果被婉拒了，理由是我连电视大学、自修大学等等专科文凭都没有。长篇小说《蟠虺》于二0一四年出版后，文学界齐声说没有想到，太出乎意料了。长篇小说《圣天门口》引起热议的那一阵，华中师范大学的黄曼君先生曾说，这部小说有一种文学中久违的科学精神。黄老先生一再表示，自己会从这点展开仔细研究。遗憾的是黄老先生突然去世了。多年后，自己开始写作《蟠虺》。真的写起来，自己才明白，在文学那里，学问是很重要，然而，最关键的还是以何种情怀对待一点一滴汇入内心，感觉中似乎会有些用处，又分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各种碎片。这类称为灵感元素的东西，能否触发心灵深处那些连自己都不曾察觉的敏感点。

8

在私人影集里，有一张让我倍觉珍惜的相片，它是我最早的一张相片。按父母的说法与记忆，在这之前我也照过一些相片，只是没有保存下来。我相信他们的话。那些年，全家人总是跟着父母四处跑，只要父亲工作调动了，我们就得搬家。母亲工作调动了，我们同样得搬家。有时他们工作岗位并没调换，我们也得搬家。因为是租住别人的房子，房东一旦要房子另作他用，除了搬家外没有别的办法。每次搬家后总有一些东西找不见了，像照片这种在当时没有使用价值的东西被弄丢了是不奇怪的，加上孩子们摆弄着观看时，一双双小脏手毫不讲究，似相片这样娇气的东西，一不小心就被毁坏了。

小时候我就爱看小说，而且对苏联小说情有独钟，特别是关于战争和反间谍、反犯罪的小说，是我最痴迷的。在我的书柜里摆着一副俄罗斯军队用的中尉肩章，是儿子读研究生时，到圣彼得堡短暂学习时，特意作为礼物带回来，送给他老爸的。孩子们都知道，他们的父亲曾经有一个不想当将军，只想当中尉的军人梦想。我非常崇拜那些只有中尉军衔的英雄，他们作战勇敢，料敌如神，总能在九死一生的绝境中找到通往胜利的逆袭之门。那些中尉个个年轻潇洒、浪漫、风流，在他们的情网里，总是有一个天下最美丽的姑娘。肯定是这些原因，所以我小时最大的理想是长大了当一名中尉，并为此对那时没有军衔制的解放军总怀着一种遗憾的心情。

也许是荷尔蒙开始作祟，青春萌动的初中二年级，自己想当兵、想当中尉，想得最疯狂。除此以外，在整个学生时代也不曾有过别的念头，至于当作家，那更是连做梦时也不会想到的。后来终于想起来开始文学创作时，父亲和母亲曾极力反对，很多次举例说明，被打成右派，被划分为坏分子，被看成是牛鬼蛇神的人，个个都是因为爱写文章才惹火烧身。一九八四年四月，在小说处女作发表后，我曾有意放了一本杂志在家里，每次回家都能见到年迈的爷爷捧着那本杂志，嘴里念念有词像是在默诵。父亲和母亲至少在表面上像是不曾看过一眼。对于我的当兵梦想，父亲和母亲是基本赞同的。虽然父亲和母亲赞同的事于我相去甚远，父亲和母亲不赞同的事我反而做得像模像样，也不能说父亲和母亲在孩子的成长问题上做错了什么。对于我来说，无论赞同或者反对，都是他们的天职所在。再说爷爷，随着年事越来越高，老人在家里的声音越来越弱。但他会指着那本刊载有我的小说处女作的杂志，三番五次地对我说，这上面的字太小了。实际上，爷爷还在看的《参考消息》上的字号更小。爷爷想让自己长孙的名字印得更大一些的意愿，也是他从未对我明白说过的愿望。

我们上中学时，初中是两年制，高中也是两年制，且都是春季升学，而不是秋季升学。那时不存在招生一说，只要到了那个时间点，在校学生全都一起升学，初中一年级的升到初中二年级，初中二年级的升到高中一年级，高中一年级的升到高中二年级。初中毕业那年春节后不久，学校正要开学。有天早上，母亲破例将我单独地叫进屋里，一边用手抚着我的头，一边说出一件在我听来简直是晴空霹雳般的事。我那时只有十四岁，母亲却要我参加工作，说是单位都联系好了，是地区邮电局。母亲那时当售货员，后来也是售货员，直到退休之前，也还只是一个和售货员差不多的食品公司出纳员。母亲一个人负责一个门市部，成年累月难得有空爱抚一下她的孩子。我对母亲的恩宠毫不领情，稍一愣后便放声大哭。按照后来流行的说法，这可能是少年对成长的一种恐惧!我那时整天连玩都玩不过来，上学时也尽做淘气事，“参加工作”这个概念突然降临头上，我肯定是害怕了。另外真正让我害怕的是自己可能从此无法当兵，当不成中尉了。我一边哭一边叫，我不参加工作，我要读书，我要当兵!母亲大概也没料到我的反应会如此激烈!她劝我说，当兵不就是有军装穿吗，她可以为我缝一套黄军装。那时，母亲是锁了供销社门市部大门回家来劝我的，她没有更多时间来做说服工作，她说让我想一想后又赶回去开门营业。

那些年，家境非常困难，八口人只有父母的工资，况且五个孩子都在上学。年年开学，是母亲最头疼的，因为害怕交学费，送孩子上学的事，从来都由爷爷去做。好在那时，学校还没有不交学费不发课本的恶习。

送孙辈上学的事，在爷爷看来是件很享受的事。爷爷不在乎学费的拖欠，他自己当初上私塾时，总在拖欠教学先生的学费。家里没钱，就要等田里稻谷成熟了，打下新米后拿了些去替代。或者要等到山上灌木落叶了，砍成柴，挑去抵账。

湖北方言中，农龙不分。爷爷送我们上学的最大收获，是在我启蒙上学时，将我的名字，由父亲取的“醒农”，堂而皇之地改为“醒龙”。我的名字的来历是一个误会或者是一场不事声张的家庭智力开发，更是流淌在我们血液中的文化正脉，与社会生活的剪不断，理还乱。在我们家，孩子出生上派出所报户口，上粮管所报粮食供应标准，还有上学启蒙等，都是由爷爷负责。我没有问过爷爷，是谁替我改的名字。直到今日，只要想起爷爷主动提及这事时的神情，就是用脚后跟去想，也明白这事肯定是爷爷干的。我上小学一年级用过的小木椅至今还在，小木椅背后有爷爷手把手教我写下的“刘醒龙”三个字。父亲那时因为工作太忙，极少管我们的事，直到我上高中时，父亲才在我家挑水用的竹扁担上发现我的名字是“刘醒龙”，而不是“刘醒农”。父亲当即要我改过来，还特地解释说之所以取名为醒农，意思是农民觉醒了。父亲自然明白，将“醒农”改为“醒龙”，肯定是他的父亲，背着当干部的儿子悄悄替他做的主。一九九四年，我调到武汉市文联任专业作家后，父亲给我写信，从信封到内文，都还用的是“刘醒农”。但到了父亲自己在信中写明“这是做父亲给你写的最后一封信”时，父亲自己也用上爷爷亲手改过的名字“醒龙”，不再称我为“醒农”。爷爷送我们上学时，不仅没有欠学费的愧疚，还常常若无其事地背着手在校园内绕行几圈，用似懂非懂的黄冈方言找人问这问那。上初中时，由“醒农”改成的“醒龙”，曾被同班同学写过小字报，贴在教室的“革命大批判专栏”上，不管三七二十一，也不管是葫芦还是瓢，指名道姓，说我是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因为挨了批判，老师们找我谈话，其中一位还是贫下中农驻校代表。我以为老师是受了小字报的影响，也要我改名字，不料他们绕来绕去，最后才对我说，你家里对你的指望是葫芦天样大，你不要弄成葫芦不开花。老师与我谈话的屋子，位于老屋的正中央，只有一扇小窗户开在天井上，很黑，很潮湿，却给我留下一辈子的温暖。

那时，我家五个学生的学费，总是要拖几个月才能全部交清。记得小妹妹启蒙时，爷爷算过账，五个孩子的学费加起来一共是五元五角。这点钱在当时对于我家可是天文数字。可我根本无视这些，整整一天，我什么也不吃，什么也不喝，坐在门槛上反反复复地哭叫着，要读书，要当兵，任谁也劝不住。我家租住的那所农舍，正对着通往贺家桥镇的必经之路，去镇上的人都能听见我的哭声，然后顺便将我的哭声告诉了母亲。母亲大约也是着急了，就让去到镇上的爷爺回来与我说，不要我参加工作了。我不敢相信，继续在那里哭得天翻地覆。天黑后，母亲再次关上供销社门市部大门，专门回来对我说，已经将参加工作的表格退回去了，不要我去参加工作了，让我继续上学读书，我才止住了哭声。

我至今还记得母亲当时一声长叹的模样。

临到开学了，要去报到上高中一年级，必须从母亲上班的地方路过，我依然是胆怯怯的，一边像做错事的孩子那样，跟在别人身后走过那扇大门，一边从人缝里偷偷打量着那扇大门，害怕母亲从里面冲出来，拦着我不让我上学校报到。事实上，母亲这时候忙得不可开交，已无心顾及别的事情。直到开学后一段时间，我才将这种担心丢到脑后。

多年之后的一九八九年，我调到黄冈地区群众艺术馆任文学部主任，兼《赤壁》杂志副主编，主持成立黄冈地区作家协会后，又兼任副主席，经常去地区邮电局寄信或者发电报和打长途电话。只要想起这件事，我就会对着那栋大楼发愣。假如当年自己听了母亲的话，没有大哭大闹，乖乖来地区邮电局报到上班，这时候的自己会是什么模样?是当一名邮递员，骑着自行车大街小巷送报纸信件，还是踏着沉重的脚爬子，抱着一根根电线杆爬上爬下，或者是坐在柜台后面几分几角地售卖郵票?事情早已过去，过去了的事情，任何假设都没有意义。假设不是命运本身，只是关于命运的一种参照景物。所以，很快我就不去想这事了。

高中一年级上学期，二年级的四位学兄，因为排演一个小话剧被县剧团相中，将其中三位招去当演员。下学期时，这三位学兄来学校挑演员，也不知怎么的就挑中了我。学兄们与我说事时，我一句好言语也没有。三位学兄不死心，与校长说了，让校长来与我说。这还不算，他们还拉上我最尊敬的教导主任柯老师，一起去找母亲。那天放学时，母亲难得站在供销社门市部门口东张西望，见到我时，母亲匆匆上前来问，柯老师说，县剧团要招你去当演员，你去不去?我只说了一个字：不!母亲看了我一眼后说，那就继续读书吧!于是这事就不再是事情了。

到了高中二年级，一年一度的征兵工作开始后，我和一帮同学都跑去报名，体检时被刷了下来。按照那时私下流行的说法，体重至少要八十斤。我知道自己体重不够，临上体重计时，还悄悄地喝了一肚子凉水，仍旧只有七十八斤，没有达到八十斤，而失去进行下一步体检的资格。就当兵这一点来说，自己最接近“中尉梦”的时候是一九七四年冬季征兵时，体检时一切顺利，包括在某个当地医生那里存疑的“窦性心律”，最终也在一位军医的亲自检查下过了关。最终却断送在我的商品粮户口上。按规定，只有县城的商品粮户口才有招兵指标，但我的商品粮户口不在县城，在下面的小镇上。费了很大力气，最终依旧落得个梦碎。如此梦碎也彻底伤透了心，紧接着的一九八五年冬天，我已经是县阀门厂的工人。厂里让我们这些刚进厂的青年工人报名参加征兵体检。事实上，年轻时我一直有副鼻窦炎。之前在镇上时，有医生私下教我，先到医院开一瓶麻黄素鼻炎净，体检前半小时滴几滴，就能顺利过关。这一次，我什么也没有做，原原本本地往五官科一站，果然就被医生写上不合格三个字。

所以，中尉梦虽然很浪漫，在我的现实里却只是与青春一起成长的一株经不起风霜的花草。

那场我生平最大的一次哭闹，想来也不是全为中尉梦，因为我在叫喊要当兵之前，还会先喊一句要读书。这种下意识喊出来的话才是命运给我的暗示。让我意想不到的是，没过多久，母亲突然给我缝了一件黄色军装上衣，那布料并不好，是一般的平板布，而别人家像我这般出身的孩子，那黄军装都是卡其布做的。这件衣服让家里上至姐姐，下至小妹都羡慕不已。母亲能在过年之外的时节给她的孩子做新衣服，是非常罕见的，特别是当时流行的黄军装。

穿上这身黄军装不久，我就和几个伙伴一起步行十几里到县城里照了这相片。那件黄军装因为太喜欢了就老穿它，虽然很小心，可还是很快就破得不能再穿了。

往后的日子里，我那想当兵做个中尉的愿望终于没能实现，可这理想一直在心灵深处像蓝宝石那样闪着神秘的光芒。

9

几年前，夫人在一家出版社上班，某天下班回家她很伤心，问过了才知不是她自己的事。是一个同事要调到别的单位，与头头话别时，伤感地说起自己从大学毕业起到现在，将自己最好的青春年华全给了这个单位。不料，那个老男人竟粗暴地回答，谁要你的青春?夫人的同事当即大恸而去。听毕，我忍不住在心里说了一句粗话。

不一定人人都会老去，但人人都会有自己的青春。我也有过青春，我不敢说自己将青春献给了那座小小的工厂，但从十八岁到二十八岁，十年全在这家县办工厂度过。想起来当年之事历历在目，包括进厂之前，即将上岗的青工们在一起培训，因为有三家工厂，外加农机站可以选择，当时大部分人都认为其中的电机厂最为理想，工具厂则次之，最差的是农机厂。大家都知道，农机厂是由县城各家手工作坊，各种修理合作社合并而成的。此时，还没有人知道，农机厂大门刚刚挂上阀门厂的招牌。当相关人员问起我的意愿时，我却毫不犹豫选了不久之后将要正式除去农机厂名称，只留下新名称的阀门厂。在一起培训熟悉了的人很奇怪我的选择，在我心里却一点也不奇怪，原因是阀门厂厂房外面有半个篮球场，别的工厂却没有。事实上，我也真的被分到了阀门厂。

二0一八年的某个早晨，我从游泳池里起来，正在擦干身上的水，忽然接到一个陌生电话，随后我应约到省委大院，与省委书记蒋超良见了一面，一口气聊了几十分钟。大部分时间里，我俩都在说自己当车工的体验。超良书记知道我正受到腱鞘炎困扰，他年轻时干农活落下个腱鞘炎，多少年来，一不小心就会复发。超良书记当了四年车工，他体会到不锈钢最难加工，那飞起的铁屑，一旦落到皮肉上，扯都扯不下来。我当了十年车工，我对加工不锈钢的体会更深一层，那些落在皮肉上的不锈钢铁屑不仅扯不下来，由于温度太高，还会同时冒出一股烤肉香。

车工经历，还让我拥有一种别人或许不曾有过的体验。多少年后的今天，我仍对飞速旋转的砂轮心有余悸。那是我进车间当车工的第一天，师傅给了一个毛坯件，要我去砂轮上将毛刺等打磨掉。师傅教给我打开砂轮的方法后，没说如何让砂轮停下来，就回车床旁忙去了。这让我在打磨完毛坯件后很是束手无策。虽然关掉电源半天，砂轮还在高速旋转。冲动之下，我几乎要伸出右手捉住砂轮!那一瞬间里，冥冥中有某种声音提醒，让我在最后时刻中断了那个伸手的动作。时间不长，我就晓得砂轮的厉害，人的肌体只要微微碰上去，就会磨去一大块。而当车工的因为天天都在磨车刀，稍不注意就会出现险情。好在磨车刀是细活，碰上了也只是磨去一些皮肉。如果我那用力捉住砂轮的动作完成了，右手手掌肯定也就没有了。在我独立操作车床后的某个夜班，因为加工庞大的阀体，必须用专用小吊车帮助装卸，而这些小吊车都是厂里的钳工用普通电动机自行制造的，并无任何安全认证。那天晚上上大夜班，凌晨一点到车间，加工第一台阀体时，车床后小吊车都是好好的。等到加工第二台阀体时，用三百八十伏电压运行的小吊车漏电了。当我伸手抓住悬挂在空中的行程开关，按下红键时，一股强大的电流击倒了我。也正是身体横着倒下的惯性力救了我，如果不是这样，也许我就要变成一堆焦炭了。因为二百二十伏电压通常能将触电者弹开，而三百八十伏电压会将触碰者牢牢吸附住。那一次，同车间的工友被我的惨叫吓坏了，我却浑然不知，事后在床上躺了三天才恢复过来。在阀门厂，最苦最累的不是通常所认为的翻砂工，而是车工。近两百斤重的大铸件从车床上搬上搬下，加工铸铁扬起的尘矽更是塞满了全身上下的每一个毛孔。最让车工头疼的却是对付不锈钢T形螺杆。当车工的第一年，一位姓刘的师姐，就是在加工不锈钢螺杆时，不慎被缠绕在工件上的铁屑缠住，生生将右臂拧断后，半只断臂挂在工件上继续飞旋。离开工厂十几年后，在一次采访中，有记者对我领口处十几个疤痕很好奇。那些有着优美弧线的伤痕，正是我当车工强力切削不锈钢时铁屑飞溅的烙印。被车刀挤压下来的铁屑带着几百度的高温，偶尔会准确地钻入我的领口。强力切削时不能中断操作，必须等这一刀走完，停下车床后才能处理。这当中，滚烫的铁屑会将接触到的肌肤烤出一股烤肉香。

这种共同的体验，让省委书记与一个普通作家之间产生许多相互信任的言说。

这个世界有机会闻到自己肌体发出的烤肉香的人应该不会很多，或许这是我一直怀念那座曾经因半座篮球场而成为自己青春梦想的小厂的理由之一。我还怀念那位以爱护的名义阻止我参加高考的党支部书记，不管当时或后来发生了什么，这一点也从未有过改变。

我的那座小工厂条件很差，屋顶上盖着石棉瓦，窗玻璃十块有九块是破的，一年当中三分之一是冰窖，三分之一是火炉。还有一年四季都得加工的不锈钢T形螺杆，别的工厂里，车工们一个班能加工一件就不错了，在我们厂，每个车工每班必须完成的定额是十八件。

所有这些都没有让我觉得有什么不对，都觉得可以克服。最终让我开始怀疑人生的是与一位初中同学的重逢。在学校里他总是抄我的作业，我不让抄时，他便威胁要揍我。这事在班上是公开的秘密。有一次考试，他照例抄我的试卷，成绩出来时，竟然比我的分数还高一分。我实在烦他了，就故意将作业写错，待他抄过之后，再改正过来。结果那位考试成绩破天荒超过我的同学被老师在课堂上教训了一顿，说他连抄人家的作业都有本事抄错。毕业后，那位同学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以火箭速度蹿升，当上区委副书记。我被三百八十伏的交流电击打后，不得不休息了三天。那也是我青春岁月中最惶惑的三天。不仅头一回感到生命如此脆弱，也头一回发现，此前自己对人生的态度似乎有些不对劲，或者可以说是有些对不起自己的人生。休息结束后上班，一切还像往常。八小时做满了，下班之后，一群青年工人相邀到一起，在县城的街道上闲逛。就在县城的小街上，那位習惯抄我作业的同学骑着凤凰牌自行车迎面而来，我与他打招呼时，他朝我轻蔑地看上一眼后，竟然像不认识我那样扬长而去。

当天晚上，快乐无忧的我失眠了。这也是我生平第一次彻夜无眠，几乎就是那个终极问题的个人化版本：这样悄悄地来，悄悄地去，人活一辈子与畜生养上一两年就被宰杀的意义有何区别?就在那个不眠之夜，我为自己绘制了一个普通青年的人生梦想，同时也是那个时代的青年学子最喜欢的梦想：将自己的一生交给文学。无论成功与否，决不半途而废。只要真正努力过，决不对自己的选择后悔。相信生命在于奋斗。相信自己所设定的那个目标，是青春与灵魂的一场约会。我没有折断自己的手指，也没有在自己的手腕上割下一道血痕，当然，也没有邀上一群人当众起誓，说不再与他们在一起空耗了，或者在自己的住处贴一句座右铭什么的。第二天下班后，一个人悄悄出了车间，跑到街上买了一沓稿纸，自此步步演化，使得文学成为自己业余生活的第一选择，并在这种选择中慢慢地明了，一个人终其一生，或是逆流弄潮，或是顺水推舟，碌碌无为也好，轰轰烈烈也罢，真正主宰内心的是对优雅性情与高贵人伦的永久渴望。

当年的工厂，每半年就评选一次“先进生产者”。十年工人生活，除去借调到县文化馆工作的一年半时间，让我在阀门厂获得十七张“先进生产者”奖状。很多年后，因为写作我获得了武汉市“劳动模范”称号。这小小的荣誉是我最为在意的，也是我最愿意引以为骄傲的。正因为如此，当我的笔下文字与工厂相遇时，总是由衷表达对工厂一切的不舍与敬重，不敢用那些不敬之语来描写，更不敢有半分亵渎之心。

大约在离开工厂二十年后，不锈钢铁屑留给我的伤痕才完全抚平。在我心里却永远记得当年那些从领口里冒出来的烤肉香。我越来越相信，那是青春的滋味，虽然那不是青春的唯一滋味，却是我既往生活中最值得热爱的。在我最终真的要离开工厂时，也曾发生过某种不快，但这些丝毫不妨碍我对工厂生活中诸如此类不快的热爱。正是这种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快和绝对了不起的青春，锻造了我的近乎不锈钢一样坚韧的神经。

10

二00一年长篇小说《弥天》出版，从评论界到新闻界，都在说有作者精神自传色彩。主人公温三和是一九五六年出生的，而我也是那一年出生。温三和高中毕业后去水库工地的过程正是我的经历，时间、年龄、场景完全一致。

一九七三年冬天，我刚十七岁，在县水利局做计划内临时工才半年，就被派到鄂皖交界处红花公社岩河岭大队所在的岩河岭水库工地，给工地上唯一的技术员当助手。技术员名叫陈桂成，浠水人，说话语气很冲语速很快，长着一个或两个酒窝，记不太清楚了，因为很是让工地上的各色人等喜欢，所以工作起来特别方便。岩河岭水库工程开工不到两个月，临近的占河水库出事故了，输水隧道只要一放水，隧道顶上的山坡就到处喷水。陈桂成因此被调到省里学习用环氧树脂堵漏，随后就去占河水库给输水隧道堵漏，不再管岩河岭水库的事了。我这个十七岁的高中生，一下子变成了号称两万水利民工中唯一的技术员。跟《弥天》中所写的一模一样，我在工地上同指挥长吵架，气得大哭，不明白区里特意派来的最懂得如何修水利的人，为何会允许民工用沙土替代高质量防透水黏土，明目张胆地倾倒在核心墙里。小说里水库的设计，也是按照当时的真实情况写的。岩河岭水库还在使用，水库所在的岩河岭大队，当年是全省非常有名的学大寨先进典型。

二0一三年五月，我带武汉大学的一位博士生回到那里，水库大坝东头的两棵小松树，当年因为要挂高音喇叭才没有被砍掉，如今已经长成大树模样。回想起当年旧事，不禁脸热腮烧，特别是自己与指挥长吵架后，站在挂着高音喇叭的小松树下面委屈得泪眼双流时，工地上的一群少妇，冲着我比画不害臊的手势。此后我更不敢再招惹她们，只要我想上前阻拦，不许她们将沙土倒进水库核心墙，她们就赤裸裸地威胁说，若敢阻拦，就当众将我的裤子脱下来。那年月，这种事情是水库工地上屡见不鲜的一种娱乐方式，不是说着玩，而是玩真的。有一阵子，我发现那位一向趾高气扬的副指挥长，突然在普通工作人员面前表现得很谦恭。过了好久才知道，这位副指挥长自导自演了一场发生在指挥部内部，如小说所描写的那种近乎荒唐的“爱情”。同样，小说描写的纯情也有过真实演绎，直到现在我仿佛还能记得放在我的枕头上的那方洁白手帕的气息。过了一个星期，我将手帕还给手帕的年轻女主人之后，有看见这些的男人笑话我太傻，我才明白此中用意。不过，在心里话，对手帕的年轻女主人，我的好感只是少年情谊，否则，这种事情总是无师自通的。

与小说中的温三和稍有不同的是，从一开始，那位叫陈桂成的技术员就明白地告诉过我，这座修建在山顶上的小水库，不可能依靠自然降雨蓄满设计库容。必须另行修筑引水渠，将被分水岭隔断的其他山坡上的雨水引流过来，岩河岭水库才能完全发挥作用。没有引水渠，水库一半以上的库容只能用来装载阳光和空气。事实上，是否修建岩河岭水库，不是技术人员说了算。修建这类水库的决定，首先是政治考虑。主要官员一直在强调，要让参观学习的人，在山下很远的地方，就能看到水库大坝。能不能蓄水，能蓄多少水，只有作为技术人员的陈桂成和我才会将其成天放在心里，挂在嘴上。陈桂成是来真的，他带我到分水岭的另一侧漫山遍野勘察多次，引水渠肯定可以修，工程量也不是很大，问题在于，分水岭的另一侧，大部分山坡属安徽省岳西县管辖。不要说小小岩河岭大队说了不算，就是湖北省革委会主任，说了也等于白说。

可以这么说，在岩河岭水库工地上的一年多时间，让一个刚出校门的高中生，初步熟悉了从村干部到公社和区一级官员，再到县级领导的作风与派头。其间的种种内斗，不时地殃及我和指挥部里的另两位年轻人。这也让我后来在从县阀门厂借调到县文化馆的过程中，有了敢于面对相同行径的底气。

一九八三年春天以前，县文化馆有两名创作辅导干部，一位叫熊召政，一位叫姜天民。这是这个岗位上的正式称谓。有人将其称为创作员，其实不是，这个岗位上的人员，主要工作是辅导县内的业余作者进行创作，自己有没有作品发表不是主要的，但也是很重要的。一九八三年春天，两名创作辅导干部中的熊召政获全国诗歌奖被借调到省作家协会，获全国短篇小说奖的姜天民则被借调到黄冈地区文化局。县文化馆如法炮制，将我借调过来，暂时填补空缺下来的创作辅导岗位。被借调的那段时间，县文化局主要负责人只要见面就要我趁早回工厂去，县文化馆不可能正式调入我，免得到时候两头都不讨好。一九八四年十月底，我终于咬紧牙关回到阀门厂。二0一八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黄冈秘卷》开篇的两句话：凡事太巧，必有蹊跷，不是天赐，就是阴谋。这话的滋味，在文学生涯早期就曾尝过。我回到工厂才三个月，就经由正规人事调动途径，重新到文化馆担任创作辅导干部。说起来很简单，也就是县文化局长的宝座上换人了。

从回到阀门厂到离开县阀门厂的三个月里，头两个月我是厂办公室主任，后一个月，办公室主任的头衔没有了，成为一个普通的后勤科长。此中内情只有我和新任厂长知道。新任厂长姓黄，比我年轻几岁，十五岁就进厂当工人，因为长着娃娃脸，显得比实际年龄更小。当年，我从车间抽调到厂办公室工作期间，曾奉厂领导之命，将他和他的“工人录用通知书”退回到县计划委员会。作為新厂长，他的问题不再是太年轻，而是他与我等几位一起，并称为阀门厂的改革派。也就在此前后，我写过一篇短篇小说习作《我们厂里的改革派》，小说没有发表，但厂里有不少人知道这事。这篇从未发表的习作手稿后来散失了。我们的所谓改革理念，不仅得不到以手工业者为主体的老工人的支持，就是同龄人也难有共同语言。但在改革大潮当中，只有二十四岁的黄厂长还是顶着风浪上任了。谁也没有想到，黄厂长在上任履职的大会上公开宣布，撤销我的办公室主任职务。这让隔着一座篮球场就是车间的嘈杂会场，顿时安静得像是进了殡仪馆。除了我俩，没有第三个人相信自己听到的话。这个消息传开后，作为上级主管的工业局负责人也不敢相信，再三追问是何缘故。事情的真相，过了很久才由我自己在朋友当中揭开。黄厂长到任之前，因为预感到接下来肯定要面对一场大的风暴，三番五次流露为难之色。我肯定不是因为头脑发热，也肯定是心中有了直觉，必须让新厂长上任伊始就有某种与众不同的事情发生，才可以使得如此年轻之人坐稳阀门厂第一把交椅。我单独与他谈了自己的想法，让他免去我的厂办公室主任之职，而且越快越好，越是迅雷不及掩耳，效果才越好。这场谈话，前后只有几分钟。就连这几分钟，也是以对方的沉默为主。最后他问我是不是真的这么想。我的回答自然十分坚决。

这步险棋，在新厂长的反对者看来，既不是妙棋，也不是臭棋，至少让他们从心里认识到，新厂长在释放某种善意。这事当真发生的那几天，自己还是有些不好受。

可见能让我内心先前那么坚决，唯一的原因是文学的强大。

就在我的厂办公室主任之职被免后的第二个星期，县文化部门新任领导突然找我谈话，过完元旦，他们那边就会开始办理我的调入手续。

所谓的妙手，往往一发而不可收。一九九四年元月，到武汉市文联报到任专业作家时，有关领导特意找我谈话，举了一些在他们看来不算很正面的例子。我当场表态说了三点：一不要房子，二不要职务，三不要荣誉称号。往后二十几年，无论外界有何种传闻与传说，我都照着自己说过的话在做。说高风亮节也好，说一败涂地也好，那都是别人的事，真正与自己有关的事情只有自己的作品。这样的选择让我能够一心一意地用五六年时间抛下一切，专注地写出一百万字的长篇小说《圣天门口》。从当年主动要求免去工厂办公室主任之职起，我就已经明白，世间待我最为宽厚的唯有文学。在别人看来如同错过良机的背后，我又创作出版了长篇小说《天行者》。用别人的话来说，在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家中，我是唯一没有从地方上得到任何好处的。然而，在获奖之后创作的令我暗自佩服的《蟠虺》《黄冈秘卷》和《上上长江》面前，这些又算得了什么。有此天赐，夫复何求?

从一个普通工人到车间主任，再到厂办主任，后被借调到县文化馆，再无可奈何地回到工厂，不到三个月，情形突然发生变化。我又被正式调入县文化馆和县文学艺术创作室，接下来又被正式调到黄冈地区群众艺术馆，再到武汉市文联任专业作家，一路走来，经历很多。其间最大的感触是自己曾经创下中国人事制度的罕有范例。

一九八五年元月，县文化馆真的要将我正式调入。在从所谓“大集体所有制”的工厂，调到县文化馆任公众俗称的创作员时，请调申请上没有分管副县长签字，而是盖着刻有老大国徽的“英山县人民政府”的大印，就连办过无数次人事手续的人事局官员都愣住了。一般来说，“人民政府”的大印是要用在具有法律效应的文书上，一个普通工人调动工作，居然还要动用“人民政府”大印，这中间另有一番苦衷与玄机。同时也见证了一个规律，真有才干的人，任谁也压不住。

即便如此，我还算是幸运的，常常有看似逆风行船又遇惊涛骇浪的经历，事到临头忽然西风转东风，虽然还有浪花飞溅，却已经是如诗如歌的文学元素了。一个普通的底层写作者，要从最底层冒出来，是极为困难的，但我相信只要认真写作，诚实做人，总是会有机会的。这些年来，我始终牢记着这段经历，只要有一丁点可能，我便会尽最大努力去帮助那些和当年的自己一样的年轻写作者，因为我深深了解埋首书斋，独坐冷板凳的滋味。

11

我的文學教育，更多的是受民间的影响。小时候，每到夏天，在院子里乘凉，爷爷就会给我讲很多的民间故事，有《封神榜》这样的民族文学，也有当地的民间故事。“大别山之迷”系列小说的写作展示了我个人对自然，对艺术，对人等一切通过文字来表现的那种想象力。在这种小说里，个人的想象力完全发挥了。但是问题也出在这里，那就是想象力过于放纵。毕竟写小说的目的还是要给人看，过分放纵自己的想象力，而不考虑别人如何才能进入到这种想象中，不考虑别人怎么样去理解自己的想象力，这就形成了后来人们所说的读不懂。几乎没有人跟我说过能读懂我的“大别山之迷”系列小说。我特意以《异香——大别山之迷》为书名，编选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集。

“大别山之迷”是我的本意，但这些小说在《青年作家》《奔流》《安徽文学》《长江丛刊》和《长江文艺》等杂志刊发时，无一例外地被编辑们武断地改为“大别山之谜”。“谜”是可以解开的，“迷”就不一定了，有可能解得开，也有可能永远无解。通常情况下，编辑们都会觉得自己解得开这个文学青年设下的文学之谜，而不愿面对还有某种解不开的文学之迷。

就像小说中的小说味，小说味是迷而不是谜。而小说味是根本不需要谁来化解的，那些能说得清清楚楚的东西，既不是小说，也不是文学。所以，迷才是文学范围，谜不过将日常游戏用文学稍加点缀。这些叫“大别山之迷”的小说，也许连我自己都不懂，或者本来就不想弄懂。

这种写作是任性的，我只想在创作中完完全全地展示我的想象力。

然而，与人的任性一样，文学一旦任性起来，是无法走向高远的。

作家终归要慢慢地意识到：最好的文学，只有在思绪相对收敛、情怀相对理智的背景下写作才能把它写好。否则自己认为写得好到天花乱坠，效果却适得其反。我没有科班出身那样的清晰脉络，很难用几句话将这种变化说清楚，最简洁的说法，还是灵魂深处的高度自由与独立。不管别人说什么，我只会按照自己心灵所指写下每一个字。

12

对我而言，文学是内心的一种情结、感觉。从我出生那一天开始就有一种东西在积淀，多年的写作，一直没有很好地表达出来，所以，我一直想写一部能够表达成长至今的经历中最为纯朴、深隋和挚爱的作品。

很庆幸自己能从出生的那一天就开始做准备。小说中许多的内涵，是自己当年直接从丰饶的民间文化中获取。临到写作了，只需找到一种合适的沟通方式，就能将我的血液反哺到小说中。

从事小说写作的原因有许多，归根到底还是来自个人对生命品质的判断。有什么样的判断就会做什么样的事情。当我认识到，唯有写写小说，才能够抚慰灵魂，让一点点地活下去的生命彰显超凡脱俗的意义，我就动手干了，否则，内心就会永无宁日。

13

我的文学路途充满了艰辛而又平静如水。

这两点形容，确实非常确切。充满艰辛是我的过去，平静如水是我的现在。我特别要感谢从一九九九年开始的那六年，它不只是给了我书写《圣天门口》的时空，重要的是，我用这些时间，将个人心灵，将身边的生活，将内心所能达到的历史深处，做一次彻底整理。回过头来看，同时代许多被俗众茶余饭后议论的所谓才华在谁之上的人，如果能够真正地沉潜下来，也许早就写出了这样的作品，而逼迫我去进行其他的探索。我会一直将对这六年的怀念，变成往后的每一天。

六年时间极少在文坛露面，不时地就会有深深的寂寞袭来。

在我的少年时期有过另一种寂寞，常常凌晨五点钟以前就得起床，出门上山砍柴。少年时期的大别山中，稍矮一点的山头全是光秃秃的，能当柴火的草木，长不到秋天就被砍光了，最惨的几年，连草皮都被铲起来当了柴火。一般时候是与人结伙，要是伙伴临时变卦不去，只能独自一人走上二十里山路，去到一处叫余家冲的深山里砍一担柴火。余家冲里有一座水库，当年父亲曾潜到水库深处，冒死打开防洪闸门。有一次，好不容易砍了一担柴挑下来，遇上一个不怀好意的人，说我砍了禁山上的柴，要全部没收。我当然不肯。脱身之后，走到水库边，突然埋怨起父亲来，别的干部子弟这时都在家里玩，为何我要走这么远的山路，砍柴不说，还要受人欺负。甚至在心里恨恨地说，为什么父亲那次没有在这水库里淹死，真要是淹死就好了，就没有人要自己来砍柴了!

人与人不尽相同，寂寞与寂寞更加不同。

人有一千种性格，寂寞就会有一万种样式。

每次要我上山砍柴的是爷爷，并非父亲。父亲听说我经常去余家冲砍柴，让家里的灶一日三餐有得烧的，曾面带赞许地朝我看上一眼。父亲从不砍柴，只会偶尔从名叫桃花冲的更深更大的山里买一车柴送回家。我埋怨父亲，也是因为觉得自己是受到父亲那少得可怜赞许的蛊惑，上了当，受了骗。爷爷不仅一天到晚督促着要我上山砍柴，还经常不高兴，嫌我挑回家的柴火不够多。偶尔，我不想去远处砍柴，找理由说还有作业要做。爷爷就用过日子的道理回应，说家里人要吃饭，总不能吃生米吧!在最寂寞孤苦时，我没有埋怨爷爷。爷爷无法走远路了，但还是坚持不懈天天背着竹篓，在住地附近的山野中，寻找一切可以用于烧火做饭的枯木杂草。每一次，当我挑着柴火回家时，天色肯定完全黑了下来。这中间全部营养只有出门前的一碗油盐饭，加上沿途的小溪流中，可以任意捧起来喝下去的清清泉水。中途需要翻过乌云山，山脊上有一棵生长了数百年的大樟树。每一次砍完柴往回走，路过大樟树，在那树下歇息时，身子平躺在草地上，十次当中，有十二次不想再起身。多年后，因为总记得这棵大樟树，我写了中篇小说《玉树临风》。在记忆中，这棵大樟树，分明是一位长在山野，立在山野，不朽在山野的大哲学家。

在文学中，我仍然是一个赶早出门上山砍柴的人。比起那些上午十点才起床，眯着惺忪睡眼，懒洋洋伸手一拧，就能将煤气灶烧得旺旺的酒店大厨，需要付出多一些的汗水，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不仅如此，那些路边的野狗，阴沟里的蛇蝎，不知从哪里钻出来的要夺走柴刀与柴火的不明不白的烂人，还需要额外付出宝贵的心血和时光。

写了这么久，生活了这么久，在世界上行走了这么长时间，脑子里沉淀了很多东西。在能够上山砍柴前几年，就得到很多独一无二的细节。我一直记着这些细节，至于这些东西会作何用途，自己一点不知道，直到《圣天门口》的出现。像是伴着我成长，这些散落民间的历史秘密总在逼着我，催着我。到一定年龄，选择做一件事，把它做成了，总会有更多属于精神层面的收获。即使没有收获，或者收获不大，这样做也值得。无论如何，这是自己的选择。最亲密的知音，最大声的喝彩，首先是自己，这是过日子的头条真理。让自己将日子过幸福了，再想象过年的模样，是为正途。

责任编辑 赵宏兴

作者：刘醒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