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生活的世界——浅谈澳大利亚土著女性和其人生故事发展

澳大利亚土著人在澳大利亚这片土地上已经生存了4000多年,其文化历史可以追溯到1600多年以前。自18世纪澳大利亚被英国殖民以来,到1901年现代澳大利亚联邦诞生至今的很长时间,土著历史并未被记载入澳大利亚历史,而有着超过200种语言的澳大利亚土著民族,却因为没有文字,而在很长时间里成为了澳大利亚历史记载上一段残缺的片段。1860至1970年代,在澳大利亚白人对土著人群实施“种族灭绝政策”与“白澳政策”期间,白人控制着土著人的一切生活、行动、居住地、家庭和经济。土著人处于社会的下层阶级,大量人被作为是“异族”受到驱逐和迫害,他们被带离家园,沦为白人雇主或农场主的工人和家仆,他们没有自由行动的权利,也不能拒绝任何工作。

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中,土著女性更是沦落为白人家庭的管家、厨子、杂工、甚至白人主人的性发泄工具。75岁高龄的土著女性费利瑟蔕·霍特曾这样回忆道,“那时候我16岁,梦想以后能做一名护士。然而在主人家,我必须要做饭、洗碗、烫衣服、早晨5点钟起床挤牛奶,做早餐,帮孩子们准备好去上学,在给他们做午餐,晚餐,然后为第二天的事情做好准备。每天至少忙到晚上10点之后才能够去睡觉。我就是一个奴隶。”[1]

萨莉·摩根的成名小说“我的位置”(My Place)中描述了“白澳政策”期间,澳大利亚土著人“被偷走的一代”的悲惨遭遇。

因为土著语言没有文字,几百年以来,土著人只能用口头形式来使他们的传说、神话、故事、诗歌和歌曲等得以代代留传。一直到20世纪初期,才第一次有了土著人的口头讲述翻译成文学形式的作品出现。而上述描述土著女性生活的片段,也正是摘选自那些20世纪中期才涌现出来的土著人特有的文学形式——人生故事(Life story)。

“人生故事”是土著人记录生活,文化和其历史的主要文学形式。澳大利亚土著人以部落的方式群居生活,女性,在部落生活中扮演着一家之主、经济支柱、养育孩子的母亲、主要劳动力等重要角色,从另一种角度而言,可以说澳大利亚土著部落为母系社会群体。正如土著女性这样唱到:

我们是土著女性。我们讲述我们自己谋生捕猎,生活仪式。我们常常出去打猎,因为我们没法等到男人们去做事。我们不过女性而已,却要外出觅食,来养活我们的男人们……男人,从来没有,也永远不可能凌驾于我们之上,我们是自己的主人,女人是女人自己的主人。[2]

自古以来,在澳大利亚土著部落里,女性本身在其家庭和部落中就占据着最为重要的中心位置,是天生的家庭和部落的领导。她们长期担负着家庭的主要责任,为家庭和部落供给食物,负责哺育下一代,照顾家庭成员的健康和生活,在土著部落里有最基本的说法,女性随着年龄增长,受到的尊重会逐渐增多。因此,在家庭的经济地位、事务决定权等各个方面,土著女性毋庸置疑都充当着领导者的角色。而正是女性如此紧密地和部落联系在一起,和她们的姐妹联系在一起,到20世纪70年代,读者才能看到土著女性人生故事不断涌现出来。这些作品独一无二,讲述了土著女性的人生。成为了撰述黑人妇女生活经历的重要写作方式。更是部落女性代代之间相互沟通和交流土著传统知识的工具。随着土著女性受教育程度的增加,口头讲述正逐渐别书面形式代替。因此,土著女性的人生故事成为了反映土族生活的重要文学形式。

人生故事是对以欧洲文明为主澳大利亚历史的矫正,也是土著对现代澳大利亚文明的贡献。作为土著文化复兴的一个部分,土著人生故事更加强调了土著的生存和群体性,证明了土著文化产物的可塑性和综合性。通过土著自己的故事,这种文学形逐渐变得本土化,世代化和性别化。

20世纪五十年代,除了特丽莎·克莱门丝,女性人生故事的数量几乎为零。到1970至1980年代,撰写人生故事的女性作家开始大量涌现出来。伊万·古拉古(1975),凯斯·沃克(土著名:Oodgeroo·Noonuccal,1972),玛格丽特·图科尔(1977),莫妮卡·克莱尔(1978),艾拉·塞门(1978),雪莉·史密斯(土著名:he Bobbi Skyes,1981),伊丽萨·肯尼迪(土著名:he Tamsin Donaldson,1982),珍妮特·麦克肯兹(1982和1983),艾达·维斯特(1984),拉布莫(土著名:Elsie·Roughsey,1984)和玛丽·肯尼迪(1984)。

随着萨莉·摩根的《我的位置》(My Place)的出版,女性作品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展现出强劲的势头。摩根的作品获得了广泛成功,并让人生故事这一写作模式受到新的关注,第一次为土著女性人生故事打开了全国市场。

从萨莉·摩根开始,接下来的十年间涌现出了近20部女性人生故事:格雷森·沃德的《流浪的女孩》(Wandering Girl,1987),卢比·兰芳·吉尼比的《别把你的爱带到城里去》(Don’t Take Your Love to Town,1988),德拉·沃克与科特斯合作的《我和你》(Me and You,1989),伊莲·嘉芬妮的《现在的某人》(Somebody Now,1989),帕茜·科赫与玛格丽特·苏门维莉合作的《英厄拉和五个黑人妇女》(Ingelba&the Five Black Matriarchs,1990),曼波·埃德曼得的《从不后悔》(No regrets,1992),爱丽丝·南波的《鹈鹕笑了》(When the Pelican Laughed,1992),伊万林·克里弗得《越过痕迹:林伍德的特殊生命:企鹅》(Over my tracks:a remarkable life Ringwood:Penguin,1993),露莎林·梅德克拉夫和沃尔达·吉合作的《香肠树》(The sausage tree,1995),科妮·拉古拉·麦克当劳的《当你长大时》(When You Grow Up1996),埃丽丝·罗维特-格蔕尼的《埃丽丝婶婶的人生纪录片》(A documentary of Aunty Iris’life,1997)。另外一派的土著人生故事将关注点从女性人生故事衍生到了家庭成员的故事,例如,萨莉·摩根的《Wanamurraganya:杰克·迈克菲的故事》(Wanamurraganya:The Story of Jack Mc Phee)(1989),多丽丝·皮尔金顿的《沿着防兔篱笆》(Follow the Rabbit Proof Fence,1996)和《Windamarra树下》(Under the Windamarra Tree,2002),卢比·兰芳·吉尼比的《真正致命》(Really Deadly,1992),《我的邦嘉朗人》(My Bundjalung People,1994和《往事如影随形》(Haunted by the Past,1999),丽塔·哈金斯的《丽塔·哈金斯和杰克·哈金斯;丽塔婶婶》(Rita Huggins and Jackie Huggins,1994),曼波·埃德曼得的《你好,约翰尼!:我的南海岛土著家庭的故事》(Hello,Johnny!:Stories of my Aboriginal and South Sea Islander family,1996)。其中部分作者的作品,如莫妮卡·克莱尔,凯斯·沃克,和多丽丝·皮尔金顿(1991)等作家的作品被改编成小说或戏剧。

1980年代以来的土著女性人生故事更多地是围绕女性的家庭历史来讲述。它们反映了女性在公共或家庭生活场合的重要角色。作为家庭之主,土著女性肩负了土著价值观和实践生活的传承和传播。她们的人生故事展现了土著家庭如何在抵抗同化的过程中保持自己独有的生活方式。作为描述土著民族身份的写作形式,人生故事这种文学形式持续受到土著作者的欢迎(特别是那些年纪稍长,和编辑们合作的土著作者),很多土著权益活动家,更是如此,如多琳·卡廷叶,苏·安德森(Sue Anderson)合作的《我的纳林杰里呼声》(My Ngarrindjeri Calling,2008),路易斯·耶洛布卡·欧与玛丽·安·格雷(Mary·Anne·Gale)合作的《十三下钟声》(And the Clock Struck Thirteen,2007)。吉姆·斯科特和黑尔兹·布朗的《卡扬与我》(Kayang&Me,2005)等作品,都表明了人生故事这种写作形式正在经历改变,从单一的人物传记延伸到更知识化地反映家庭历史和故事的模式上去。斯科特和布朗的书是以斯科特和婶婶黑尔兹·布朗之间的对话形式创作的,是斯科特对土著身份定义的冥想,更是突破文化的举动。在文学和文化层面,突破了白人和土著的双元关系,以及土著、其他少数民族群体和澳大利亚白人群体的文化三角现象。

20世纪70-90年代期间,土著小说中多数都是女性作家的作品,如莫妮卡·克莱尔的《卡洛布里:一个土著女孩的故事》(Karo bran:The Story of an Aboriginal Girl,1978),多丽丝·皮尔金顿的《随想:放牧人的女儿》(Caprice:A Stock man’s Daughter,1990)。拉丽莎·波利特的小说《家》(Home,2004)。这三部小说基于自传或家庭成员传记形式讲述故事,和土著女性写作的最初形式-人生故事有着很大相同之处,因此被认为是小说化的人生故事。小说化人生故事和人生故事的不同之处在于,小说化的故事往往是化名的,故事中的角色并不以真实姓名出现,以示对家族长辈的尊重。到后来,很多土著作家的叙述都小说化了,例如亚历克西斯·赖特的《平原的承诺》(Plains of Promise,1997)。赖特这样写道:

这个国家有太多的东西需要讲述出来,而我发现小说是我们不暴露这片原始土地上生存和生活的人们真实身份的一种方式,而不至于让这些传统历史和生活不可避免地被审查。

之后的两部一方面揭露“被偷走一代”的历史故事,另一方面将当代土著人和他们的祖先联系起来的作品是安妮塔·赫的《我是谁?玛丽·泰勒斯的日记》(Who Am I?The Diary of Mary Talence,2001)和特里·简克的《蝴蝶之歌》(Butterfly Song,2005)。

土著女性作家的故事也常常聚焦暴力。土著神话事件打破了小说的现实主义性,将殖民暴力和神话背景结合了起来。薇薇安妮·克里文的第二部小说《姐妹的眼睛》(Her Sister’s Eye,2002)讲述了发生在农村地区的故事,刻画了白人压迫如何影响种族关系。梅丽莎·卢卡什科的两部小说《蒸汽猪》(Steam Pigs,1998)和《哈德·雅德斯》(1999)则刻画了暴力对土著家庭的心理影响。小说从心理学现实主义角度出发,探讨了土著人文化和情感恢复的可能性。这两部小说故事的场景都布置在布里斯班种族汇集的敏感郊区。卢卡什科在小说中描述了“蓝领工作的单调沉闷”和人们思想沉沦,酗酒打架的生活:

她们酗酒过度,特别是德芙。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她们要喝这么多。又有谁在意呢?这些孩子们从来不乏榜样,他们很清楚怎样可以攀上青春期的巅峰。有时候苏消极地喝酒,常常喝得烂醉呕吐。也没有什么特殊的理由。早就知道这世界很危险,成年人欺凌孩子,女人抵触男人,男人之间,男人和这世界之间互相伤害……

两部小说的女主人公都受到良好的体能训练:在《蒸汽猪》中苏学习空手道,《哈德·雅德斯》中芮是为跑步运动员。作者精心设计这些运动项,来反衬故事中人物的软弱无力。苏这样描述她的空手道班上的人:

他们不断地训练,想象要报复父亲的暴力,母亲的嘲笑,为自己搭建好通向新世界的梯子,他们希望让自己更加强大,更加强壮,不在脆弱,再也没有人可以压迫他们。再也没有……

然而,苏也逃不过酒精和药物,赌博的生活,她忽视了照顾孩子,让自己的生活疲惫不堪。最终她认识了一些女同性恋者,“经历”了一场有意识美妙动人的友谊升华,并离开了她的男朋友。苏的身上反映出了她已经学会了如何将作为土著人的羞耻感主观化,她已经接受了“比起喝酒打架贫穷而言,没有什么比作为一个土著人更为痛苦的了。”而“由白人养大”,并被认为是“coconut(外白内黑)”的事实更让她的这种自我形象突出了。

另一部必须一提的小说,亚历克西斯·赖特的《卡彭塔利亚湾》(Carpentaria,2006),该书由国内资深翻译家李尧老师翻译成中文出版,是第二部获得迈尔斯·富兰克林文学奖的土著小说,是土著小说发展史上的另一个里程碑。《卡彭塔利亚湾》这部小说读起来犀利讽刺,描绘了几代土著人在殖民和跨国矿业公司对他们土地的掠夺情况下的生活,小说将土著神学和现实叙事结合起来,用土著人本土的语言呈现出来。

20世纪五十年代至今,土著女性文学作品,从最初的诗歌形式发展到女性人生故事,到现在土著女性人生故事虚拟化、小说化,真实反映出了土著女性文学作品的发展历程。而今,随着土著女性的受教育程度提高,越来越多的土著女性用她们自己的语言讲述她们生活的世界,而这一切,以特殊的土著女性人生故事的文学作品形式创作出来,成为了记录历史和人生的重要书卷。

摘要：作为澳大利亚的原住民,澳大利亚土著人已经在这片土地上生存了超过40000年,有着超过1600年的土著文化和历史。作为澳大利亚土著人群体的主心,女性在土著历史和文化发展的过程中扮演最为重要的角色。土著“人生故事”是土著文学最重要,也最丰富的形式,通过人生故事,土著人记录了他们的生活、文化和历史。本文主要讲述澳大利亚土著部落中传统土著女性的角色,以及当代土著女性“人生故事”的发展过程。

关键词：澳大利亚土著女性,传统角色,人生故事

参考文献

[1] Anne Brewster,Reading Aboriginal Women’s Autobiography,[M].Sydney:Sydney University Press,1996,p.9.

[2] Alexis Wright,Carpentaria,Giramondo Press,2006

[3] Kim Scott&Hazel Brown,Kayang and Me,Western Australia:Fremantle Arts Press,2005.

[4] Monica Clare,Karobran:The Story of an Aboriginal Girl,Chippendale,N.S.W.:Alternative Publishing,1978.

[5] Sally Morgan,My Place,West Australia:Fremantle Arts Centre Press,1987,p.161,p.233,p329.

[6] Vivienne Cleven,Her Sister’s Eye,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ress,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