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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音乐学系毕业论文
科学系统观下的综合理科课程
摘要 综合理科课程在我国开展已有20余年的历史，整合的理念也已深入人心，但是对于整合的程度以及如何确定综合理科课程的组织结构，人们还是有颇多异议。本文从科学系统观的角度出发，描绘了一幅清晰、生动的科学系统图。分析了综合理科课程实现的客观条件是必须在基础自然科学的基础上依赖于技术科学、应用科学;并借助科学认识系统分析了在确定综合理科课程组织结构时应按照方法交叉、对象交叉和理论交叉3个方面来设计逻辑主线，最后以“自然界统一的平衡规律”为例，说明了如何根据理论交叉来设计综合理科课程的内容结构。
关键词 科学系统观 综合理科 综合程度 组织结构
我国著名化学教育家陈耀亭先生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曾指出“化学教学法的指导理论需要发展”。他根据科学方法的层次理论认为化学教学法应该在“认识论”或“实践论”的理论基础上，同时接受自然科学方法和教育科学的指导[1]。但据笔者查阅文献来看，综合理科课程作为一门比化学教学法(当时还没有完善的化学课程理论)涵盖更多学科内容的课程，对其综合理念在科学哲学基础上的探讨却仅限于“科学的发展出现了交叉与融合”这一现象的描述水平上，对于学科交叉与融合的背后有怎样的规律，对综合理科课程综合程度会有怎样的影响的相关研究却少之又少。笔者试从科学系统观的角度谈一些粗浅的看法。这里的科学系统观指的是运用系统的观点和方法，把整个科学体系看作一个系统，分析其构成要素及要素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作用方式等，进而探讨其对综合理科课程的指导作用。
1 自然科学系统的构成
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自然界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正是各种物质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使得整个自然界形成了一个具有复杂层次结构的体系。自然科学作为对客观世界的反映，随着其自身的不断进步，不仅越来越生动地体现了客观自然界的系统性，而且越来越表现出自然科学本身的系统性。
承认自然科学是一个系统并不困难，困难的是如何来确定该系统的组成要素及其内在结构。要理解这个问题，需要首先明确什么是科学。如果按照传统的观点来理解科学，它是指系统化的知识体系;如果把科学按照一个动词来理解，它则是指人类(或科学共同体)的一种研究和探索活动;如果把科学按照一种文化来理解，它则又属于一种社会建制。由此可见，科学是处在一定社会背景中的认识和知识相统一的复合体。按照这一理解可以认为科学是由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科学认识要素、知识要素和社会要素有机地结合成特定的结构，从而具有不同于各要素独自具有的新功能、向新的有序结构进化的整体[2]。
借助自然科学认识系统可分析交叉学科的形成规律[3]，进而分析综合理科课程的组织结构，借助科学知识系统可以分析综合理科课程实现的客观条件以及探讨综合理科课程内容综合的程度。而对科学社会系统的研究可能对软科学的研究价值更大一些，故本文暂且不予考虑。
1.1 科学认识系统
科学认识系统是由认识主体、认识中介和认识客体构成的。其中认识主体在广义上是指整个人类，在狭义上是指科学共同体;认识客体是指自然界客观存在的物质以及人类已得到的概念、命题、理论等知识;认识中介包括“硬件”和“软件”，硬件以实物形态表现出主体的效应器官、感觉器官和思维器官的延长，软件则以观念形态表现为各类科学方法。
1.2 科学知识系统
科学知识系统按照从宏观、中观、微观的次序可分为门类系统、学科系统和理论系统。
整个自然科学根据科学本质分为3个门类，即基础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应用科学。基础自然科学是研究自然界物质的基本运动形式的科学，它的学科结构主要以自然界的运动形式来联系;技术科学则是将基础科学知识向生产实践应用的中间环节，是研究通用性技术理论的科学，如电子技术、能源技术、材料技术、农业技术、医疗技术等;应用科学是研究基础理论、技术科学如何转化为生产技术、工程技术和工艺流程的原理和方法，它不直接参与生产，但可以在生产中立即推广。
3类科学的结构形式常常用树式结构[4]来描述。基础科学是大树的根本和主干，根深才能叶茂，基础科学水平决定着整个自然科学的水平;技术科学占据着大树的主要分枝的地位，基础科学水平再高，没有粗大的旁枝干做中介，是无法把基础科学向各枝梢传送使之应用于生产的;应用科学居于科学大树的梢叶部位，但却又是全树生产繁茂，直接结果实的部位，整个科学大树的功能作用，正是通过它体现出来的。
自然科学3个门类又可以分为下一层次的许多学科，每一门类作为一个子系统，都形成了各自的学科结构。基础自然科学通常按照研究对象的运动形式来分类，可分为力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地理、天文等;而技术科学、应用科学的下一层次，习惯都以服务对象的领域来划分为不同的科学类型，如技术科学可分为农业技术科学、医药技术科学、能源技术科学等，应用科学与此相类似。
而任何一门科学都是一个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从一般形式上看，都是由科学事实、基本概念、特定方法、相应理论以及应用范例等组成的。
2 科学系统观对综合理科课程的启示
2.1 综合理科课程实现的客观条件
从科学知识系统的树状结构可以看出，基础自然科学是科学大树的主干和根本，这就决定了对于综合理科，无论选择哪些课程内容，采取哪些组织形式，都不能动摇基础自然科学的地位，离不开物理、化学、生物、天文、地理5大基础学科的基本知识内容。但是，只有基础自然科学则无法实现综合理科。因为基础自然科学是严格按照客观自然界的物质运动形式进行分类的，各种运动形式之间虽然也存在转化关系，但是这种转化关系往往是在科学理论达到一定水平之后才能出现，这可以通过基础自然科学内边缘学科的出现为证。但是技术科学、应用科学里的情况则不同，这里面的交叉学科往往是受到复杂的现实问题的需要推动而产生的，其问题的解决往往需要众多学科的联合解决。这样的交叉学科对综合理科的迁移作用则比较显著，如能源科学、环境科学、海洋科学等。自然科学领域内交叉科学的这一特点在客观上决定了对于刚刚接触科学的中学生来说，仅仅传授基础自然科学知识是很难实现综合理科的。综合理科的实现必须依赖于技术科学、应用科学。传统科学教育之所以很难实现综合理科，就是因为它弱化了技术科学、应用科学这部分内容。需要指出的是，对于中学生来说，向他们所传授的技术科学、应用科学知识虽然不能直接进入生产领域，但作为基础，我们还需要加强技术教育，加强STS教育。事实上，近些年来比较成功的综合理科课程正是在这些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才取得成功的。
2.2 对综合理科课程组织结构的探讨
传统的综合理科课程只抓住了科学知识系统的本质，从而将综合理科课程的内容建立在知识的相关性基础上。但事实上，综合理科课程和其他课程一样，其实施过程本质上是一种教学认识[5]，只有抓住科学认识系统的本质，才能真正实现科学本质与教育本质的统一。基于这样的教育理念，综合理科课程在综合方式上就要突出科学认识系统内各个要素的相互作用，但这并不等于否定了科学知识系统的地位。
在设计综合理科课程组织结构时应按照科学认识系统内的方法交叉、对象交叉和理论交叉3个方面确定整合的焦点，以整合各个学科课程内容。
2.3 “自然界统一的平衡规律”课程模块的设计
自然界千差万别的物质内部都存在着矛盾着的诸因素，诸因素之间又总是构成一定的比例和关系。当这些诸多因素在比例关系达到和维持在某一定值时，诸因素之间表现出协调、和谐、一致、适应或均衡等关系，这时该物质所处的状态就谓之平衡状态;反之，则称为不平衡状态。而任何物质都表现为平衡或不平衡状态，又都经历着平衡到不平衡、再到新的平衡的周期运动和发展过程。整个自然界处处呈现出平衡与不平衡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的辩证图景。这些平衡按照物质运动形式从低级到高级的顺序，可分为力学平衡、物理平衡、化学平衡、有机体内平衡、生态平衡等。据此，可以在综合课程中设置“自然界统一的平衡规律”这样一个学习模块，从而将物理、化学、生物内的许多知识联系起来，使学生能够从平衡与不平衡的这个角度对整个自然界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其逻辑主线可设计如图3。
该模块适合高中学生来学习，鉴于我国大部分高中学校没有开设综合理科，所以该模块可以作为有能力的理科教师开设校本课程的题材，也可以在学生学习完相关知识之后以专题讲座的形式使学生加深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对自然界的认识。
3 结论
综合理科课程是跨越多个学科门类，多个学科的综合课程，对其研究开发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工程。它需要考虑到知识、学生、社会3个因素的制约，需要接受课程理论、心理学理论、科学哲学等相关理论的指导。本文只是从科学的系统观，也即科学哲学方面加以探讨。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目的。
参考文献
[1] 陈耀亭.化学教育，1986，(3)：25-28
[2] 李喜先.科学对社会的影响，1994,(4)：1-11
[3] 金吾伦主编.跨学科研究引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58-67
[4] 舒炜光等.自然辩证法原理.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237-238,240-260,364-371
[5] 王策山.教学认识论.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8-10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订.全日制义务教育科学(7～9年级)课程标准(实验稿).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作者：王秀红 高晓伟
第二篇：城市防灾学系统建立的研究
[摘要]：城市防灾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本文从城市防灾学建立的意义着手，精辟的阐述了城市防灾学的发展历程，进而提出了城市防灾学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城市防灾学 综合治理 防灾策略
众所周知，城市灾害早已对我们赖以生存的城市构成了严峻的挑战，而且是永远不会退出历史舞台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综合体，城市灾害既然对人类的生存构成威胁，那么如何防灾减灾已经越来越被当今社会所关注。
从一个城市的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讲，城市防灾减灾起的作用很大，它不简单是针对城市设施建设的专属问题，还对一个城市发展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安全保障。当今，许多大城市将城市防灾规划作为法规要求来实施，城市设计若不考虑防卫空间，城市园林设计若不能同时兼作可避难空间，城市生命线系统设计若不考虑最大紧急状态下的可靠性备用对策，这样的规划设计是不合格的，这样的建设是不允许开工的，因此亟待有一门专门研究城市防灾减灾的学科的出现，从而完善这种要求，城市防灾学也就因此而诞生了。
一、城市防灾学建立的意义
1、城市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政治及文化的集中地。国家的对外开放和精神面貌都要通过城市发展来体现，所以城市的发展水平很大程度上成为了一个国家是否强大的标志;同时城市还是人口密集的地区，一旦城市遇到灾害而又不能及时控制时将会给数以万计的人民带来灾难，将会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所以说城市的安危关系到国家的民生大计，与人们的生命财产紧密相连，我们要想尽可能的保证城市的安全与发展，必须在合理的规划与发展城市的同时注重做好城市的防灾减灾的工作，尽量避免造成不可挽回的灾害，在灾害来临时更要有充分的准备和补救措施，把损失降到最低，这也就大大增加了城市防灾学学科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城市防灾学也正因此而诞生了。
2、我国城市防灾减灾措施不够完善。由于以前人们对城市灾害的本质认识不足。其经验也就不够丰富，加之科技发展的相对滞后，直接导致了我国防灾减灾能力的薄弱。直到改革开放后，国家才越来越重视城市的防灾减灾工作，加强了这方面的基础建设。取得一定的成就，但我国目前还未形成综合性的防灾体系，各方面的防灾能力尚未综合利用，城市总体的防灾能力较低，以城市防洪为例：据有关资料表明，全国531所城市有防洪任务，其中防洪标准达到50年一遇及以上的城市93座(占总量的18%)，达到20年到50年一遇的有161座(占30%)，达到10年到20年一遇的有118座(占22%)，低于10年一遇的占120座，(23%)，标准有待进一步核实的有39座(占7%)，可见从整体上看，城市防灾标准普遍偏低，我国城市还未综合性的防灾体系，各方面的放在能力不能综合利用，这方面的科技水平也相对较低，这也要求我们要进一步完善城市防灾减灾学科的建设，城市防灾学也就应运而生了。
3、我国城市遭到各种灾害的威胁形势异常严峻，近几年的洪水灾害至今让人心有余悸，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重大的损失和灾害。另外据有关资料表明，地震烈度大干7或等于7度的城市约占我国城市总量的45%，许多城市位于沿海，沿江地区，汛情不断，各种气象，地质灾害也对城市构成威胁，《中国21世纪议程》指出：“全国70%以上的大城市，半数以上的人口和75%以上的工农业产值分布在气象灾害，海洋灾害，洪水灾害和地政灾害都十分严峻的沿海及东部平原丘陵地区”。
综上所述，城市防灾问题关系到国家和地区发展的大局，我国各地区受灾形势又非常严重，再加上防灾的能力十分薄弱，因此城市防灾学学科的建设必须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经过人们不断的探索和完善，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科技的不断发展，终于于90年代在我国提出并创立城市防灾学这一新兴学科。
二、城市防灾学的发展方向
1、城市的综合及系统防灾规划
在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中，出现了很多城市问题，并且很多专家学者一再强调城市化的发展进程应减缓，防止城市化病的出现。迫使我们越来越关注城市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近几年来国内大中城市接连发生人为的灾害事故，从救援措施的教训与危险看，都表现出这些危险性高的区域缺乏与日常的防灾减灾规划与应急预案的结合，不仅事发前违章操作，事后应急措施不到位，公众疏散不及时，当灾害发生后，往往是因为混乱无序造成了更大的灾难。因此就要求单项的规划转向综合规划，使其综合考虑城市灾害问题，与此同时城市生命线也要进行综合合理的规划布局，比如城市管线，通信，运输，能源，给排水工程等都是维持现代城市生活不可缺少的基础设施。严格遵守相关法规的规定提高城市的安全系数。
2、加强城市防灾意识建设
在很多灾害频发的城市，由于公共防灾意识的落后，人们缺乏对灾害的正确认识，很小的灾害也会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根本原因就是人们安全意识的淡薄。公众防灾意识的教育是城市防灾减不可估量灾中一个重要的环节、是城市减灾的基础、是减少灾害损失的有效途径，普及城市公众防灾意识的教育对城市安全与稳定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城市防灾安全意识必须加大力度，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对人们进行教育，比如电视，网络，广播，专题宣传，知识竞赛，中小学生安全自护教育等等，我国的防灾建设还处于起步和推广阶段，有相当部分人还从未听说过放在安全的概念，因此必须大力倡导并推广防灾意识。
3、合理规划城市用地。
我国许多城市处于灾害的多发区，在今后的城市发展中要注意这方面的规划，使得其向远离灾害多发区的地区发展，但是如果完全避开城市灾害多发区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要对城市灾害多发区的土地加以合理的规划，要让这部分土地派上应有的用场，对于已经建在城市多发区的住宅要合理的、统一的布局，在各方面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进行迁移和重建，以此来降低灾害发生的几率，另外对城市灾害少的地区加以合理的利用，避免城市负担加重，影响社会的发展。
城市防灾学是城市防灾减灾的理论学科。是城市发展的有力保障，对我国城市化的进程起到促进作用，城市防灾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必将受到应有的重视，同时我们也必须将城市防灾学的先进理论应用到城市的建设中去，为建设和谐社会贡献其应有的作用。
作者：李海林
第三篇：中国运动训练学系统化发展阶段理论范式的研究
摘要：从范式的理论视角重新审视中国运动训练学的发展，得出以下结论：运动训练学理论范式包含的6个维度，即理论框架、历史背景、研究取向、实践成果、代表人物、学术传统。通过对出版的运动训练学教材专著、运动训练学教研室的设立以及课程的开设、体育期刊的创办3个因素的考察，确定1981年至今为中国运动训练学的系统化发展阶段，其中20世纪90年代以后又为系统的深入、细化阶段，在理论研究、价值取向等方面发生了调整。
关键词：运动训练学;理论范式;中国
Study of the theoretical paradigm of the science of sports training in China in
the stage of systematic development
TANG Xiao-hui1，LI Duan-ying2
(1.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Qufu Normal University，Qufu 273165，China;
2.Graduate School，Beijing Sport University，Beijing 100084，China)
Key words: science of sports training;theoretical paradigm;China
人们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不仅要了解事物之间的结构与功能，而且要认识事物运动发展的规律，换言之，也就是研究系统的动态特征和演化规律。运动训练学作为一门系统的综合性应用学科，在中国的体育科学研究中已有半个世纪。在时代的进步、竞技体育事业的发展的进程中，中国运动训练学也在一次次蜕变中持续着自身的历史进程，走上了引进——摸索——系统化的变革与发展之路。在运动训练学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对于学科本身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
然而，遗憾的是，运动训练学作为一个理论系统，每一次变革与发展的来龙去脉及其背后深层次的原因，如对中国运动训练学半个世纪以来发展脉络的梳理，各时期理论形成的历史背景、思想基础、研究取向、代表人物、理论框架以及对运动训练实践产生的影响等，目前国内外尚无较为全面、深入的研究。所以，这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本文从范式理论的视角审视中国运动训练学的发展。由于研究条件的局限性，本文只对中国运动训练学系统化发展阶段的理论范式进行研究。
事实上，从科学哲学的角度讲，对学科发展从理论背景、价值取向、理论框架、研究技术方法等几个方面进行研究，就是用范式的方法论审视学科发展。
范式概念和理论，是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1]在《科学革命的结构》这一著作中系统提出的。概括库恩的范式理论，可以看出：“范式”是包括规律、理论、标准、方法等在内的一整套信息，是某一学科领域的世界观，它为某一时期的科学家集团所共有，持同一范式的科学家因其有着共同的信念、价值标准、理论背景和研究方法技术而组成了一个“科学共同体”。具体而言，库恩的“范式”概念包括如下内容：1)范式是一种全新的理解系统，即有关对象的本体论、本质与规律的解释系统;2)范式是一种全新的理论框架，即构成该学术群体的研究基础及范围、概念系统、基木范畴和核心理论;3)范式提供的是一种全新的理论背景，即范式是一个学术共同体学术活动的大平台、论坛、舞台;4)范式是一种方法论和一套新颖的基本方法;5)范式表征一种学术传统和学术形象，标志着一门学科成为独立学科的“必要条件”或“成熟标志”[2]。
运动训练学作为一门系统的综合性学科，与其他学科一样，它的每一次演进，都在昭示着一种新的价值取向、行为方式等的诞生，昭示着新思想观念与旧观念之间的转换。这种转换实际上是学科发展中一场范式的转换，表明人们在研究思想观念上，从一种范式向另一种方式的转换。从范式的视角对中国运动训练学系统化发展阶段进行研究，也是完善其学科体系的需要。
将范式的概念引入运动训练学理论的研究，从科学哲学的角度探讨中国运动训练学理论，是全面审视运动训练学发展的需要，对规范、指导未来学科研究可提供借鉴。
通过对范式理论的理解，对半世纪以来中国运动训练学发展的脉络进行梳理，在专家访谈的基础上，确定运动训练学理论范式包含的6个维度，即理论框架(研究基础及范围、概念体系、基本范畴和核心理论)、历史背景(社会环境、竞技体育制度)、研究取向(理论价值、实践价值)、实践成果(代表性运动员及运动成绩)、代表人物(人物思想及著作)、学术传统(独立学科成立的条件)、学术活动平台(中国运动训练学学会成立、训练学教研室成立、硕博学位点成立等)。
1中国运动训练学系统化发展阶段的界定
20世纪50年代以来，运动训练学在中国已经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自20世纪80年代起，过家兴、田麦久、延峰、刘健和、徐本力等就对中国运动训练学理论历史进行过研究。但是由于所处时代的不同以及划分标准不一，研究并没有理出统一、清晰的历史发展脉络。本研究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对中国运动训练学历史发展的重新梳理，确定中国的运动训练学经历4个发展阶段：引进阶段(1953~1957年)、初步形成与发展阶段(1958~1962年)、恢复与发展阶段(1976~1980年)、系统化发展阶段(1981年至今)。
研究以系统化发展阶段为重点。之所以称这一阶段为中国运动训练学系统化发展，是因为：1)运动训练学教材的出版。1981年7月，中国体育科学学会组织了全国几所体育学院的学者以协作的方式开始了《运动训练学》的编写工作，于1983年完成了一本当时在我国影响较大的《运动训练学》内部教材。1986年2月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正式出版由北京体育学院过家兴主编的我国第一部体系较完整的《运动训练学》教材。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徐本力、董国珍、田麦久、延峰、胡亦海、刘建和、王永盛、宋继新等人相继正式出版了一批运动训练学和有关运动训练理论与方法方面的专著和教材(见第68页表1)。目前，我国已初步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运动训练科学的理论体系，运动训练学专著和教材也达到了10余部之多，在国际上有较高的影响。2)运动训练学教研室的设立以及课程的开设。上海体育学院于1982年首先在运动系本科和专科中正式开设了运动训练学课程;1985年北京体育学院成立我国第一个运动训练学教研室，并于1995年拥有了博士授予权。1982年以后，有6所直属体院和10所地方体院，以及全国许多师范院校体育院系均先后开设了运动训练学课程。运动训练学已从原《体育理论》课程中独立出来，成为全国体育院校中开设的一门新的课程。3)体育期刊的创办。在2004年确定的13种体育类核心期刊中，8种是这一时期创立的。体育学术期刊的创办，拓展了运动训练学理论交流、传播的渠道与平台。
同时应该注意到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的竞技体育发生了潜移默化的变化，中国运动训练学理论的发展也在系统化的过程中不断深入、细化，在理论研究、价值取向等方面进行了调整。
2中国运动训练学系统化发展阶段的范式
2.1理论框架
通过查询北京体育大学图书馆及其网站，围绕运动训练、运动员选材、运动竞赛、竞技体育管理、体能训练等，共收集101本1978年至今的关于运动训练理论的教材专著。对其中以运动训练学或相近书名的13本教材专著(见表1)进行统计分析，显见在中国运动训练学理论发展到系统化阶段，构建了以竞技体育的地位和作用，运动训练的目的、任务和特点，运动训练学发展历程、任务、内容，运动训练中的适应过程(训练适应、负荷与恢复)，运动训练原则，运动训练方法与手段，竞技能力构成及模型，身体训练，技、战术训练，心理、智能训练，训练过程和控制，少儿、女子运动员训练特点，运动员选材等为主体的运动训练理论内容框架。
运动训练学理论体系的系统化，并不表示理论研究被框架所限制，而是一个动态发展演化的过程，表现出了专题性、细致化的特点。从90年代开始，中国一些运动训练学学者，在专题性的运动训练学理论建设上做出了新的贡献，如项群训练理论、训练控制原理、节奏性训练原理、竞技状态调控原理、训练诊断、模式训练与训练模型的建立等。同时，对体能训练理论(见表2)、运动员选材(田麦久的《竞技能力模型与选材标准》1995)、运动竞赛过程(过家兴、延峰、李少丹《体能类部分项目重大比赛赛前训练规律的研究》1991)等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这一方面使运动训练学理论体系更加丰富、充实，另一方面也为训练实践提供更为直接的理论支撑。
2.2历史背景
1)社会背景。
任何活动，不论是经济的、政治的还是社会的，其背后都有某种意识和观念在起作用，并支配着各种活动的开始和延续。这种意识和观念又源于人们通常所说的思想渊源和理论基础。自鸦片战争以来，争取民族独立，振兴民族经济、民族文化和民族意识的全面现代化，实现民族的崛起与腾飞，是世纪中华民族的中心任务。它构成了时代的基本内容、社会历史的中心、民族意识的中心，也规定了中国竞技体育的基本性质和走向。
改革开放以后，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迎来了春天，为了振兴中华民族的精神，中国人民选择了竞技体育作为窗口，并希望通过这个窗口向世界展示中华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以及军事等方面的强盛。竞技体育的这种社会背景决定了为其服务的运动训练理论也处于同样的社会需要层次。
2)竞技体育背景。
20世纪80年代对于中国体育的重要意义之一，在于把中国竞技体育纳入了世界体育体系之中，使之成为世界体育和奥林匹克运动的一部分。1979年中国奥委会恢复了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并于1980年首次参加冬季奥运会。1984年重返奥运赛场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洛杉矶奥运会开幕后的第一天便展示出新兴世界体育强国的风采，许海峰在男子手枪慢射比赛中所获得的金牌，不仅是本届奥运会的第一块金牌，更是实现了炎黄子孙在奥运会上金牌“零的突破”，一雪百余年“东亚病夫”耻辱。自此之后，在封闭35年之久的中国竞技体育开始了在世界舞台上的表演。1995年“奥运争光计划”的推行，2001年中国申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无不在鼓舞与鞭策着中国竞技体育以及与之相应的训练理论的发展。
2.3研究取向
同所有科学的理论一样，运动训练学既要体现理论的完整性，又要注重实践的应用性。针对现代竞技体育变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运动训练学理论应客观、准确、及时地反映当前竞技体育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的前沿，既要体现对训练实践成功经验的梳理与提炼，又要在集成各个体育学科最新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不断地丰富、深化和完善运动训练与竞赛理论。
1)理论取向。
理论体系的完整性是科学发展的需要，也是科学研究对研究主体提出的要求。
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我国一些体育理论学者已经敏锐地注意到国际上一般训练理论与训练学的创立和发展趋势，积极引进了前苏联、民主德国等国的运动训练学思想。一批体育学院体育理论教师转而从事训练理论与方法的研究和运动训练学的学科建设。
由于运动训练学的理论体系主要是引进东欧国家的研究成果，由于社会制度、训练体制，以及训练实践的不同，原有的训练体系与中国的训练实践存在着客观差异，需要对其消化、整合与创新，为此，这一阶段之初的研究重点放在学科理论体系的构建上，将中国竞技体育训练实践经验进行总结、归纳、提炼，上升为理论以补充运动训练理论。
2)实践取向。
进入90年代，运动训练学的发展在理论体系完整化的同时，重心向训练实践倾斜。
由于竞技体育的飞速发展，运动训练实践中涌现出的新问题亟待解决，同时也反映出原运动训练学理论在回归与指导训练实践的不完善。训练实践与训练理论所提出的新课题，更加激励运动训练学专家学者研究的热情，在这一阶段内，对问题从深度与广度的多维方向展开了有意义、有价值的探索。这些研究主要涉猎：对运动员竞技能力结构与选材的研究，更加关注对竞赛过程的研究，对高水平运动员训练过程系统安排的研究，解读教练方法与竞技能力挖掘。
2.4实践成果
在中国运动训练学系统化发展阶段，也正是中国的竞技体育走出国门、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国运动员在亚运会、奥运会中的表现及成绩见证了中国竞技体育的崛起。
中国自1974年参加第7届德黑兰亚运会起，奖牌总数从第3名、第8届的第2名，到1982年第9届便开始稳居第1，在亚洲竞技体育中起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体育代表团征战奥运之路，在其快速向前的进程中，更显示了中国竞技体育强国崛起的路程。
中国竞技体育的飞跃，需要科学训练理论的科研攻关、解决训练实践的难题;同时也正是科学训练理论的全面介入与支撑，为中国竞技体育创造一个又一个的辉煌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
2.5代表人物及其主要思想
这一时期以来，中国在运动训练科学研究领域涌现出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构成了中国运动训练学理论研究的主体，其关于运动训练学的见解、观点、主张奠定了中国运动训练学理论的基础，为中国运动训练学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过家兴。过家兴为北京体育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运动训练学理论的主要奠基人之一，在体育理论、运动训练理论体系构建、教练员、运动竞赛过程方面的研究具有突出贡献。
1983年，受中国体育科学学会运动训练学分会委托，过家兴教授牵头编写了我国第一本运动训练学专著，这本具有开创性的专著为积极探索我国运动训练学教材体系、框架内容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作了思想和方法的准备，该专著有相当一部分内容后来被编写在运动训练学的教材中。他主编的《教练员手册》是课程理论应用的延伸，为教练员科学训练提供了系统的方法，《中国运动训练理论与实践研究》从哲学的高度帮助人们认识竞技项目规律、特点，是解读运动训练学课程理论应用实践有较大价值的参考书。
2)田麦久。田麦久于1981年获西德克隆体院博士学位，是我国第一位体育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运动训练学理论主要奠基人之一，在运动训练基本理论、项群训练理论、训练过程控制、运动员竞技能力结构模型、运动竞赛研究卓著。
田麦久教授具有原创性的《项群理论》研究，填补了原运动训练学一直延承德国、前苏联等国家的一般训练学和专项训练学两个层次理论研究体系的缺陷，构建了一般训练理论、项群训练理论和专项训练理论完整的科学体系。由田麦久教授主编的“九五”国家重点教材《运动训练学》，集中反映了中国当前竞技体育训练理论研究的创新成果与本土化特色，2002年该教材荣获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
2.6学术平台
任何一门科学学科的发展，必须植根于一定的学术传统之中，有一定的学术平台作为其生长、发育的沃土。
中国运动训练学发展到系统化阶段，逐步构建了以中国体育科学学会-运动训练学分会、体育院校运动训练学教研室、体育期刊为轴线的一系列学术研究、交流、传播平台(前文已有阐述)。运动训练学教研室的建立为硕士、博士研究生以及教师的培养、教练员培训、学术交流提供了平台;而先前创立的运动训练学科学学会，以及这一时期学术期刊的创办为学术交流、传播更是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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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周威]
作者：唐晓辉 李端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