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争端详解范文

2022-05-30

第一篇：南海争端详解范文

中菲南海争端

背景：中国自古对黄岩岛拥有主权

中国对黄岩岛的领土主权拥有充分法理依据。中国最早发现、命名黄岩岛，最早将其列入中国版图，实施主权管辖。黄岩岛海域是传统捕鱼场所。自古以来，中国渔船就经常赴黄岩岛海域进行渔业生产活动。

中国地图的右下角，都附有一个南海诸岛的小地图，这个被海洋工作者常常提起的“九段线”分布着南海周边国家争夺的岛屿和海域。在南沙群岛中，属于中国控制的只有9个，其中中国大陆占8个，台湾占1个，而被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文莱所占的却多达45个。

依次列出南海群岛既得利益者的名单：越南派兵抢占29个南沙岛屿，是最多的。菲律宾是8个，马来西亚是5个，文莱是2个。

南沙之争，其本质是围绕着石油资源而展开的争端，是名副其实的“石油政治”问题，南沙问题背后是扑朔迷离的大国角力。总概：菲律宾海军最大一艘军舰“德尔皮拉尔号”巡逻舰10日闯入中国黄岩岛海域，并在“维护主权”的旗号下对避风停靠在黄岩岛的12艘中国渔船进行袭扰，以涉嫌非法捕捞为由对中国渔船进行所谓“执法”，企图抓扣中国渔民,被两艘中国海监船成功阻止，继而引发双方舰船在海上对峙。中方就此向菲方提出严正交涉。对峙第1天：

4月10日，国家海洋局派正在附近执行南海定期维权巡航执法任务的“中国海监75号”和“中国海监84号”编队赶赴黄岩我渔船和渔民实施现场保护。

对峙第2天：中方表态：

4月11日，中国外交部举行记者会，外交部发言人刘为民表示，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对黄岩岛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方不要制造新的事端。

4月11日，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发表声明，要求菲方立即停止其非法行为，并且撤出该区域。菲方表态：

4月11日，菲律宾称，菲军舰在黄岩岛海域与两艘中国巡逻船发生对峙。对峙第3天：中方表态：

4月12日，中国外交部表示，中方要求菲军舰立即撤离黄岩岛海域，菲律宾在黄岩岛袭扰渔船侵犯中国主权。菲方表态：

4月12日，菲律宾同意用外交方式解决中菲船只对峙，称不相信中菲船只对峙会擦枪走火。菲律宾称不会放弃黄岩岛，不诉诸暴力，不求助美国。

对峙第4天：中方表态： 4月13日，中国外交部表示，中方已在北京和马尼拉向菲方提出严正交涉。中方向黄岩岛海域派遣公务船是正常的执法活动，也是为了保护中国渔民和渔船安全。

菲方表态：

菲律宾外交部13日称，中国派驻在黄岩岛海域的三艘海监船中的一艘已经驶离，此举表明菲外交部与中国大使馆之间的谈判“实现突破”。

对峙第5天：中方表态：

4月14日，护送中国渔船离开的中国海监船重返黄岩岛水域。菲律宾外长罗萨里奥对媒体表示，在已经形成了中国的渔政船和菲律宾的海外护卫舰一对一对峙的情况下，过了不到几个小时的时间，中方又重新派了一艘渔政船回到了对峙的海域，中方还派去了一架飞机在菲律宾的海岸护卫舰的上空盘旋。

4月14日，护送中国渔船离开的中国海监船重返黄岩岛水域。对峙第6天：中方表态：

4月15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傅莹第一次紧急约见菲律宾驻华使馆临时代办，就围绕黄岩岛海域出现的紧张局势提出交涉。

4月15日，中国渔政44061船4月15日从湛江港出发，前往南沙海域开展为期50天的维权护渔巡航任务。执行任务期间，船上渔政执法人员将实行24小时守礁值班，认真观察海空情况。

对峙第7天：中方表态：

4月16日，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发言人就黄岩岛事件答记者问时表示，菲方对黄岩岛的任何权利要求都是非法、无效的，菲应该回到承认和尊重中国对黄岩岛领土主权的原来立场上来。并敦促菲方立即将所有船只撤离黄岩岛海域，恢复该海域的和平安宁状况。

菲方表态： 4月16日，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表示，菲方不会因中菲舰船在黄岩岛的对峙事件而同中国交战。阿基诺三世还表示，为了解决双方的争端，菲方将继续同中方展开对话。此外，他还引用丘吉尔的名言说“吵吵总比打打好”。

4月16日，阿基诺三世就说，需要重新审慎的考虑菲律宾驻中国大使的人选，而民众对于这样的一个做法也是比较关注的，因为他们认为一个好的菲律宾驻中国大使，将会有利于改善中菲之间关系，并且对于他们自己国家的安全以及经济利益，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4月16日，菲方16日向冲突海域派遣了一艘考古船，并称遭到中方舰船和飞机骚扰。中国驻菲大使馆发言人稍早前介绍说，黄岩岛事件发生后，为避免事态扩大，中国渔船于13日全部撤离，但菲方停留在该海域的各类船只仍有20余艘，所谓的考古船上更有若干菲海警人员，菲方这些扩事态的举动，令中方对局势的走向高度担忧。

4月16日，“肩并肩”美菲联合军演开始在菲律宾举行。尽管菲方极力强调这次军演与时局无关，但分析指这一敏感时刻的举动无疑会让本已紧张的南海局势有升级危险。

演习的分析美国和菲律宾举行的“肩并肩”2012联合军事演习正在菲律宾巴拉望岛以西海域上演。“肩并肩”演习是美菲之间年度例行的军事演习，今年是第28次，但今年的军演无论是演习地点、军力规模，还是演习课目设置和参演国家范围，都有变化和升级。虽然两国宣称军演旨在加强两国在应对恐怖主义、海盗、走私及自然灾害等方面的合作，但分析人士认为，美菲两国借军演搭台唱武戏，意在彼此借重、相互拉拢，进一步搅动南海局势。

细看今年的美菲“肩并肩”演习，较往年有诸多明显变化。从双方投入兵力上看，菲律宾作为东道主出动了2300人，而美军参演兵力多达4500人，是美国参加历届“肩并肩”联演出动兵力最多的一次，足见美国的重视程度。从演习地点来看，“肩并肩”演习的两栖作战等实战课目安排在菲律宾巴拉望岛以西海域进行，逼近中国南沙群岛，属于争端频发区域。从演习课目来看，今年的演习内容除了前面提到的两栖作战，还包括一项所谓“反恐”性质的油气平台攻占演练，可谓贴合南海主权争议的“现实需要”。而从参演国家来看，此次联合军演突破了以往单纯美菲合作的框架，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国军队将参加桌面模拟演习，来自越南、新加坡等国家的代表将参加模拟指挥演习。

不难看出，这次美菲联演，菲方大有“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意图。搅动南海局势、提升双方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恐怕是美菲双方最大的契合点。对于菲律宾来说，通过演习借助美国的军事力量“撑腰壮胆”是其首要考量。过去一段时间，菲律宾挑动中国南海主权利益的敏感神经，并不是有恃无恐。在自己既不占理、自身实力又不足的情况下，菲律宾迫切希望拉上超级大国美国来为自己撑腰，谋得南海问题上的先机。菲律宾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德洛萨在演习启动仪式上就意有所指地说，“演习凸显了强大的美国对弱小盟友的支持。”菲律宾希望通过在军事上得到美国“肩并肩”的支持，从而扩大菲方在南海以及亚太地区的地位和影响。菲律宾这种“拉大旗作虎皮”的做法，正中急于重返亚太的美国人下怀。

美国在这次军演中卖力地既派重兵，又拉别国，不仅仅是为了给菲律宾“撑场面”，更是出于其重返亚太战略的需要。美国重返亚太战略中军事重心转移是题中应有之义，而中国与菲律宾等国的南海主权争议就是其最好不过的战略抓手之一。菲律宾的迫切恳求和由来已久的美菲“肩并肩”演习，恰好成为其当下借势搅动南海局势、演练军事介入的便捷途径。通过操纵演习扩大升级，美国企图拉着更多国家搅乱南海局势的意图展露无余。

但是，美菲两国的如意算盘恐怕难以实现。明眼人早就看出来，这种演习背后代表的思维将会把南海问题引向军事对抗、武力解决的歧路。美国方面的插手和介入，只会将整个南海局势越搅越乱，势必对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造成极大影响。这既不符合各当事国的利益，也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在演习前期，菲律宾国内民众反对“肩并肩”演习的一次次抗议活动，以及东盟主要国家对军演冷眼旁观的态度就已经说明了问题。

对峙第8天：菲方表态： 4月17日：菲律宾外交部长德尔罗萨里奥发表声明，称“要和中国一同到国际法院寻求解决途径”，并表示“这一行动的目的是为了确定究竟谁拥有对这一争议水域的主权”。

4月17日：菲律宾北吕宋海岸警卫队的护卫舰“埃德赛”号已进入黄岩岛海域，替换了自上周起就加入对峙的 “巴拉望”号，菲方停留在黄岩岛海域的各类船只仍有20余艘。政府要求其必须升起白旗，以表示想和平解决此次对峙的意愿。劳尔表示，正与中国大使馆交涉，以其尽快就和平解决方案达成共识。

对峙第9天：中方表态：

4月18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傅莹第二次约谈菲代办。傅莹指出，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菲方对黄岩岛的权利要求没有任何依据，中方不能接受，也不存在提交国际海洋法庭的问题。

4月18日，外交部发言人刘为民表示，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方对此拥有充分的法理依据，希望菲方切实尊重中国的领土主权，恪守双方达成的不采取任何可能使事态复杂化和扩大化行动的共识。

4月18日上午10点30分，中国渔政310船从广州出发，前往南海执行维权护渔任务。中国渔政南海总队此次派出执法船为国内最先进执法船，曾赴钓鱼岛等多处海域执行过护渔任务。

菲方表态：

4月18日，在黄岩岛海域与中方船只对峙的菲律宾考古船已离开这一海域。对峙第10天：中方表态：

4月19日，外交部发言人刘为民表示，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中国渔政船系前往南海执行例行巡航执法。

4月19日，曾被菲律宾军舰在黄岩岛泻湖内袭扰的中国12艘渔船之一的“琼?6?1琼海09099船”再赴黄岩岛从事渔业生产活动。

菲方表态： 4月19日，菲律宾外交部表示，菲律宾政府将继续寻求外交途径解决黄岩岛中菲船只对峙事件。菲律宾军方19日证实，在黄岩岛海域与中方船只对峙的菲律宾考古船已于18日离开这一海域，而“埃德赛”号海岸警卫船仍然与两艘中国海监船处于对峙状态。

4月19日，菲律宾外交部发言人劳尔-埃尔南德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是菲律宾的近邻，是菲律宾的朋友。”他说：“我们不希望加重紧张局势。希望通过对话解决问题，保持地区和平稳定。并期待得到中方积极回应。”

海上联合—2012”中俄海上联合演习

4月21日，中国海军北海舰队副司令员杜希平少将(前右)在码头迎接俄方官兵。当日，参加“海上联合—2012”中俄海上联合演习的俄方参演舰艇，陆续驶入青岛某军港，海军北海舰队在码头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

根据中俄双方达成的共识，中俄两国海军舰艇编队定于4月22日至27日在青岛附近黄海海域举行代号为“海上联合-2012”的海上联合军事演习，演习主要课目包括联合防空、海上补给、联合反潜、联合搜救、解救被劫持船舶等。

这次联合军事演习，中俄海军都派出了主战舰艇参加。中方参演兵力包括驱逐舰、护卫舰、导弹艇、综合补给舰、医院船等水面舰艇16艘、潜艇2艘。俄方参演兵力包括巡洋舰、反潜舰、补给舰等水面舰艇7艘。此外，为执行海上联合反恐、护航等特殊任务，双方还派出作战飞机、直升机、特战分队等兵力参加此次演习。

中菲南海争端——历史追溯

1950年，民间人士进占南沙太平岛及其他诸岛，大肆盗采磷矿。

1956年，自称所谓的探险者，登上了南沙。

1971年，声称8岛为卡拉扬(Kalayaan)非属南沙，也非为任何人之主权，据以划定领海线。

1972年，指定属巴拉望省。

中菲黄岩岛之争

对于黄岩岛是中国领土的立场，菲方过去从未表示过异议，但1994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专属经济区的法规颁布实施来，菲方突然以黄岩岛位于其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内为借口，先是宣称对黄岩岛拥有海洋管辖权，后公开叫嚷对黄岩岛拥有主权。据统计，从1997年以来，菲在黄岩岛抓捕和骚扰我渔民的事件平均每年二三起。每次事发后，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并提出了抗议和交涉，但菲方充耳不闻，侵犯行为非但没有收敛，反而呈变本加厉之势。菲教育部在新版地图中将黄岩岛，甚至整个南沙群岛列入了菲国版图，将地图送往了4万所公立学校图书馆。更为严重的是，菲政府竟然企图把南沙群岛是菲律宾领土列为修宪的内容，妄图以法律的形式进行领土扩张。

菲律宾参众两院2月正式通过领海基线法案，将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列为菲“所属岛屿”，该法案最后由总统阿罗约签署后正式成为法律。

菲律宾参议员劳萨斯更是嚣张地表示：“别太把中国的抗议当回事。” 而美国已公开由它的智建议，说不用管中国的相关的法律或者中国的抗议，美国会承认或支持菲律宾的占据岛屿行动。

菲律宾为何敢如此在南海频频对中国出手，原因主要有一下几点，第一：菲律宾在南海的强硬立场，和美国的支持是脱不了干系，在一定程度上来说美国是制造南海危机的幕后黑手。第二：和中国的国家政策也有一定的关系，自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就开始与有领土争端的国家，实行“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十六字方针，之后在与其他周边国家发生领土争端之时，中国政府从来没有越过这一政策，一直对外采取忍让的策略，但是这种政策给其他周边国家一个错觉，使他们认为中国政府“软弱无能”，从而纵容了他们在南海嚣张的气焰。第三：由于多数东盟国家都与中国有领土争端，他们在南海的利益是一致的，所以在南海应对中国的时候，逐渐采取联合的手段，作为一个整体与中国向抗衡，再加上日本和印度逐渐插手南海，这在一定程度上更加助涨了菲律宾在南海的气焰。第四：南海海底储存着大量的油气资源，菲律宾在占领的中国岛礁附近，与其他国家大量开采油气资源，从而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菲律宾为了进一步扩大在南海利益，不得不对华采取冒险的行为!

总结：

于南海问题，中国要捍卫自己的主权无可非议。打还是不打，这是个问题，我们需要以全局的眼光看问题，不能被“一叶障目”。近些年，东海和南海出了那么多问题难以解决，究其原因是台湾问题的牵制。如果中国完成了台海统一，台湾岛和海南岛之间就会在中国东南经济黄金地带前沿形成一个宽阔的拱卫海区，这样南海的其他岛礁问题放到下一阶段解决也就相对容易得多。

中国的“苦情”外交应适可而止，历史上我们帮助了多个国家却没有收获友情，最终“反目成仇”，无非是利益面前无朋友。发展才是硬道理，我们首要做得就是自强。

第二篇：关注中国南海领土争端(专题）

导读：面对越南、菲律宾等国在南海利益上的主张，中国方面积极应对。2012年4月10日，菲律宾海军企图在南海黄岩岛附近抓扣中国渔民，被中国海监船制止，双方随后发生对峙至今。【最新】【网友评论】菲律宾中止与中国就黄岩岛问题对话

10:00 24 菲侨组织呼吁1200万侨民5月21日到中国使馆前示威|菲政府支持

菲外长称25日夜间两架飞机飞过黄岩岛|防长赴美求援

黄岩岛归属中方斥菲律宾出尔反尔

17:10 49 梁光烈就黄岩岛对峙表态|国防部：军队将配合渔政海监维权解放军少将：菲再挑衅必重拳出击|应为危机升级做准备

海洋局同意海南在西沙、南沙填海建码头

13:45 545 海南副省长：今年西沙旅游必须开通|外媒：刺激越南神经早前：中国在西沙海域没收1艘越南渔船放回21名渔民(图)独家评析

杨希雨：中菲南海争端是“铁匠与木匠”对峙薛海培：中国可考虑设立“南海特别行政区” 阮次山：两岸合作解决南海问题建议欠思考何亮亮：菲律宾欲投靠美国当“阿拉伯国家” 吕宁思：美国现阶段仍没有理由介入南海争端

第三篇：南海争端问题与周边国际形势分析

当前南海问题与周边局势分析

南海问题由来已久，近年来南海问题持续升温，尤其是近段时间来越南、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在南海问题上表现得越来越强硬，美国介入南海问题，干预亚洲地方事务，使得南海问题形势发展非常不乐观，南海周边局势也变得日趋复杂紧张化。如何解决南海问题，维护南海主权，成为中国政府目前面临的重大问题。

一、南海问题频发的主要原因

。近段时间以来一系列的南海问题频频发生，使得南海问题形势发展非常不乐观，南海周边局势日趋复杂紧张化。其实南海频频发生争端的主要原因是许多国家觊觎南海丰富的石油资源，南海蕴藏着丰富的石油资源，中国国土资源部的数据显示，南海有含油气构造200多个、油气田180个。按照最为乐观的估计，南海地区潜在石油总储量约为550亿吨，天然气为20万亿立方米，绝对堪称“第二个波斯湾”。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南海和南沙群岛的战略地位也日益凸显，南海的南沙群岛地处越南金兰湾和菲律宾苏比克湾两大海军基地之间，是扼西太平洋至印度洋海上交通要冲，通往非洲和欧洲的咽喉要道。

二、南海问题频发影响中国周边局面

长期以来，在南海问题上中国一向提倡“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因为我国目前需要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来发展社会经济，但是近年来印度、越南、菲律宾等部分东南亚国家频繁地在南海问题上于我国发生纠纷和冲突，致使我国在南海问题上越来越被动化。印度、越南、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一直以来与我国在经济上都有重要的合作，南海问题频发使得我国与印度、越南、菲律宾等部分东南亚国家关系恶化，不利于双方的长期合作发展。另一方面南海主权争端加剧，影响我国的海洋主权安全和国防安全。

2011年9月24日，美国总统奥巴马与东盟各国领袖在纽约就加强美国和东盟关系举行会谈后，发表了联合声明，呼吁以和平方式解决南海的主权争议，强调南海的航行自由很重要。2012年4月10日在中国与菲律宾再次发生南海问题争端后，美国与菲律宾举行“肩并肩”联合军演。东南亚国家企图通过拉拢美国做靠山来制约中国，但其实只是让菲律宾或者越南这几个国家，暂时得到一种保障，事实上见效并不大，美国介入南海问题，主要目的是让南海问题进一步国际化，长期保持美国军事力量在亚太地区的前沿存在，借此来保持占据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制高点，牵制中国，同时又能拉拢东盟某些国家，增加东盟与中国之间的隔阂和不信任，确保其在亚太地区战略的实施。美国介入致使南海问题进一步国际化，增加南海问题的解决难度，同时给中国施加压力，使得中国在东南亚地区可能很难控制到按照自己的战略意图去面对整个东南亚的局势，牵制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发展。

三、中国应该如何解决南海问题。

(一)在南海维权方面的工作应该长期坚持下去，我国在南海的维权活动，例如海监船和渔政船经常到南海诸岛海域巡逻，这是维护中国海洋权益的正当行为，也是中国对该海域行使主权和管辖权的一种表现，应当坚持下去，做到长期化、制度化和规范化。

(二)、在西方大国介入南海问题上，中国应坚持反对把南海问题国际化、多边化、扩大化的原则，说明南海问题只是中国与南海周边东南亚国家之间的领土与海洋权益争议问题，不是地区与国际之间的问题，因此只能由当事国双方通过友好协商，并以和平方式来解决。任何区域外大国的介入不仅无济于事，反而会使问题更加复杂化。

(三)、面对美国在南海的制衡和围堵，中国应改变以往在外交上过于低调的做法，展示出自己强硬的外交姿态和武装实力，通过彰显军事实力来为外交斗争提供后盾支持。

(四)、中国应继续奉行睦邻、友邻、富邻的政策，发展与东盟国家的良好关系。东盟并不是铁板一块，有些与我国关系较好的国家，如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等国家，应继续与之发展友好关系，这样做，可防止东盟国家在南海问题上联合对付中国。

四、总结

总的来说，中国的南海主权绝对不可以失去，中国之所以在过去数十年一直拖而不决，是基于经济发展的考虑，如果中国在未来真的发展起来，成为世界超级大国，在南海就有了绝对的制海权。但是这需要很长的时间，东南亚国家不会等待，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西方国家也显然认识到这一点，这是为什么在南海上我们能看到那么多的国旗。但美国一直不忘在东南亚地区实施影响力，而它能给当地国家实现的利益并不多。南海问题事关中国的海洋领土主权，解决得好或不好都将对未来中国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南海问题的解决需要很长的时间，未来全球的竞争在于海洋，中国在南海问题上还需要继续努力。

第四篇：海峡两岸在南海争端中维权执法合作探析

宗艳霞1

(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辽宁大连 116026)

摘要：虽然两岸在南海议题上的立场是相近的，但由于当前两岸的政治分歧尚未解决，两岸对于南海主权属于“中国”的表述尚存差异，影响了两岸南海合作的开展。伴随南海争端的不断升级，海上维权执法合作执法遂成为两岸必须共同面对的议题。两岸应携手尽速筹立南海维权执法合作机制，由大陆海警局、海事局和台湾海巡署牵头，将双方的海上共同执法机制规范化。

关键词：海峡两岸;维权执法;合作;南海

The study on the law enforcement cooperation of the two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s right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Zong Yan-xia

(Law School,Dalian Maritime University,Dalian 116026,China)

Abstract:Although the two sides position on the South China Sea issue is similar,but the expression between the South China Sea sovereignty belongs to "China" is different.It affected the development of cross-strait coopera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hat the political debate on both sides of the Straits for the remaining unresolved. With the continuous upgrading of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the cooperation in maritime law enforcement has become the necessary work for cross-strait to face together.The two sides should work together as soon as possible funding to the South China Sea rights law enforcement cooperation mechanism, and should make normalized joint law enforcement mechanism to both sides of the sealed led by the mainland police bureau, maritime bureau and Taiwan sea patrol office.

Key words:The two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s law enforcement cooperation

the South China Sea

半个多世纪以来，海峡两岸同为南海争端的声索方，均声称拥有南海主权，对南海问题采取了大致相同的政策主张。在南海问题历史演变的不同阶段，海峡两岸根据形势变化采取了不同对策，但从发展脉络看，两岸南海政策具有相当程 1 宗艳霞(1976-)，女，湖北仙桃人，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辽宁对外经贸学院法学副教授。E-mail:viv_zyx@sina.com。

度的一致性。上世纪90年代中叶前，两岸学界坚持南海合作的探讨，达成许多共识，两岸的决策者也表现出一定的合作意愿。但在南海维权方面，两岸长期以来仅能靠政治默契维持，亟待法制化。2009年至今，两岸尝试在厦金海域与连马海域开展年度性海上维权执法合作，积累了一定的合作经验，有效挤压海上违法行为空间，维护了区域海洋生态环境和生产秩序，起到积极作用。台湾当局不具有捍卫南海“主权”的国际法主体资格，更不能参加与周边声索国的对话协商，正因为如此，其欲借南海议题拓展国际空间、增加与大陆政治博弈筹码的政策考量直接影响了两岸海上维权执法合作的开展。由此，致使两岸在南海各自开展的海上维权执法活动效果大打折扣，如果两岸不能在南海行使有效的执法管辖，则不仅不利于维护我国在争议海域的海洋权益，而且在最终解决海域划界的过程中，还可能因不能提供充分管辖权行使证据，使我国处于不利的境地。因此，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进程中，应破解政治、立法和合作机制中存在的障碍，尽速筹立南海维权执法合作机制，接洽两岸海上维权执法力量，共同维护中华民族在南海的固有权利。

一、海峡两岸南海维权执法合作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一)海峡两岸南海维权执法合作的必要性

第一，海峡两岸在南海问题上具有共同的利益。南海是主要国际航道，海域中蕴藏丰富的生物与非生物资源，海上恐怖活动、海盗、走私、海洋污染等非传统海上安全问题已经对国家能源开发、交通运输、环境保护甚至社会稳定构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威胁。首先，南海争端挑战海峡两岸在南海拥有的共同利益。为了争夺南沙群岛的重要战略地位和海域资源，南海周边国家罔顾历史事实，片面依据《海洋法公约》对南海提出主权声索，并力图使其转化为本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利益。他们动辄以单方面声称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为由，肆意侵占中国的南沙岛礁，2这与海峡两岸在南海争端中所持有的立场严重冲突。其次，南海是两岸渔民共同的作业场所。由于南海诸岛地处热带海域，礁岛散布其间，珊瑚礁发育良好，为渔类及海水生物繁衍的温床，海洋资源非常丰富，除了是鲔鱼的主要回游地区外，中、西沙群岛近海更有良好的中上层渔场，长久以来一直是广东、 2 Douglas M. Johnston and Mark Valencia, Pacific Ocean Boundary Problems: Status an Solutions, Martinus Nijihoff Publishers, London, 1992, p. 11.

福建、海南和台湾渔民活动、捞捕，藉以维生的场所。最后，南海争端威胁两岸经济、能源和资源安全。海上通道在当今世界政治博弈、经济发展和军事斗争中占据重要地位。南海是沟通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重要海上通道，是大量物流经船舶运输通过的海域，连接着世界主要经济、资源中心的通道，成为大多数海上航线的必经之地和诸多利益的交汇之处。南海争端与海峡两岸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社会、外交紧紧联系在一起，不仅关系到区域经济利益问题，而且关系到整个区域的政治和军事安全问题。

第二，两岸海洋事务纠纷不断膨胀催生合作执法。在海上合作执法领域，两岸关于台湾海峡海上垃圾监测、珍稀生物资源保护等方面的合作已开展多年，但对于南海合作维权执法却迟迟未启动，究其原因，并非两岸在海洋事务方面不存在纠纷，而是受制于以往两岸在海洋事务交流范围和总量有限，已出现的海洋事务纠纷往往通过两岸民间渠道、半官方渠道或者两岸政治默契，予以化解，如1991年闽狮渔事件、2003年江少南事件等。南海争端伴随中菲黄岩岛争端和台湾渔民被菲律宾海警枪杀事件愈演愈烈，围绕着台海水域的开发、利用所衍生的捕鱼冲突、船舶污染、违规锚泊、海上违法交易和非法倾废等海上纠纷和不法行为与日剧增。但由于两岸缺乏直接沟通联系的渠道，单边执法行动影响海上执法效果，致使海上执法效果大打折扣，给违法分子以可乘之机。可以说，南海维权执法合作是在两岸交流不断拓展和海洋事务纠纷与日剧增的背景下催生而出的。

(二)海峡两岸南海维权执法合作的可能性

讨论两岸南海维权执法合作本身已经包含有只关注事务性合作。在讨论两岸南海维权执法合作时，两岸间存在的政治分歧毋宁是一个需要考虑的背景，而非构成模式的要素。台湾当局明确重申对南海的主权及对南海争端的立场，海峡两岸能否携手合作，共同维护南海主权，找到化解两岸政治矛盾的新出路，成为当前两岸关系发展的一个新契机。

第一，两岸南海政策相似共通。海峡两岸在“南海岛礁主权归属中国”这一点上立场完全相同，即认为南海东沙、西沙、中沙、南沙四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1994年台湾地区“行政院”修正通过《南海政策纲领实施纲要》，才开始积极介入南海事务，建构了以五大目标为核心的南海政策体系。这

五大目标为：(1)坚决维护“南海主权”;(2)加强南海开发管理;(3)积极促进南海合作;(4)和平处理南海争端;(5)维护南海生态环境。自此，台湾当局的南海政策开始体系化。马英九上台后，台湾当局在南海争端中继续保持“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和平互惠、共同开发为”的立法，体现了其在维护南海主权上的承继性。而大陆地区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就制定了南海政策，捍卫南海的领土主权，在外交声明中多次指出中国对西沙群岛、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他国以立法、军事或其他手段侵占南海，严重侵犯了中国的领土主权。2013年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建设海洋强国研究进行第八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提出要坚持“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针，坚决维护我国海洋权益。总的来看，虽然两岸的南海政策论述各有不同，但也存在有很大的共同性，一方面，显示两岸海上执法交流与合作存在较大空间和丰富议题，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两岸在认知中华民族海洋历史、面对海洋现实、处理海洋事务时的思维同一性。

第二，存在聚合海上维权执法力量的需要。20 世纪60 年代南海石油储藏前景被揭示之后，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违反《联合国宪章》和“领土主权不容侵犯”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置中国早已对南海诸岛及其海域确立主权、管辖权的基本事实于不顾，以军事手段非法占领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南沙争议由此形成。1982 年《海洋法公约》确定了一系列国际海洋法律制度，赋予沿岸国主张200 海里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权利，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文莱据此先后提出各自在南海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要求，并不同程度地侵入中国南海“断续线”范围内，造成与中国在南沙主权、管辖权的重叠。目前我国除与越南签订有北部湾划界协议外，与其他相邻和相向国家尚没有签订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协定。周边国家通过单方面宣布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已与我形成120到150万平方公里海域争议区，约占我应管辖海域的50%。从区位来看，海上争议区域位于远离大陆领海基线的南海中、南部区域，西与越南相对，东与菲律宾隔海相望，南部与印尼、马来西亚、文莱相接。在执法力量分配上，根据“海巡五法”3规定，台湾地区海上执法权统一由海岸巡防署行使， 3“海巡五法”指，《海岸巡防法》、《海岸巡防署组织法》、《海岸巡防署海岸巡防总局组织条例》、《海岸巡防署海洋巡防总局组织条例》、《海岸巡防署海岸巡防总局各地区巡防局组织通则》。参见边子光：《各国海域执法制度》，台北秀威出版社2012年9月版，第64页。

具体包查缉走私、防止非法入境、海上纠纷处理、海上违法行为调查、海上交通秩序管制、海难救助、渔业巡护等事项，海岸巡防署岸上与海上人员配置比例大约为6：1，形成“陆重海轻”的结构设计。大陆地区的南海维权执法力量包括海警局与海事局，海警局在接收原海监、渔政、边防海警和海关缉私执法装备的基础上，3000吨以上的执法船只约50余艘，与海事部门拥有的执法力量相当。即使两部门在我国管辖海域联合执法，约平均每3万平方公里内才有一艘执法船。因此，两岸南海维权执法力量存在合作的现实需求。

第三，南海维权执法合作属于事务范畴，具备实践性。海上合作维权执法并非两岸不可触及的禁区，1990年后，两岸海上执法部门并非没有合作之经验，但该经验离形成制度尚存在一定距离。2009年9月12日中国海监与台湾海巡署已经在厦门—金门海域组织开展了联合执法行动，这是六十年来海峡两岸首次组织开展的海上联合执法行动。2010年厦门、福州两地海监部门分别与金门、马祖海巡队建立工作联络。2011年至今，原海监福州市支队、厦门市支队又分别与台湾海巡署马祖海巡队、金门海巡队在连江-马祖海域和厦门—金门海域开展多次海上合作执法，形成年度海上维权执法合作机制。两岸在连江-马祖海域和厦门—金门海域开展的海上维权执法合作表明两岸对互相政府行为能力的认可，是对两岸合作执法正当性与合理性的务实肯定。进而证明，两岸在南海开展维权执法合作也具备可行性。从合作范畴角度看，两岸南海维权执法合作指向的内容为非由传统的政治、军事因素引起的威胁因素，即非传统安全因素，合作效用上既包括维护中华民族在南海的区域利益，也包括最大限度地保护两岸同胞在南海地区的生命财产安全，降低非传统安全因素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冲击和损害，因而，不论从政治环境、执法职责或管理实践看，两岸已具备海上执法合作可能。

二、海峡两岸南海维权执法合作面临的困境

(一)政治障碍影响南海维权执法合作

第一，“承认争议”阻碍两岸执法合作。两岸分治是一种事实而非法律状态，在国际法层面，大陆中央政府作为唯一合法政府对外代表国家并不存在争议，因而所谓的“承认争议”仅存在于两岸之间。其一，“承认争议”分化维权执法主体。通常而言，一国海上维权执法应具有统一性，即维权执法主体的权力应源于

同一国家主权，由执政府统一授权分配。两岸在政府权利能力层面相互否认或互不承认对方的“唯一合法政府”资格，客观上造就了大陆与台湾地区两支互不统一的维权力量，进而形成海上维权主体的分化，一方面，台湾当局表示不会与大陆联合保卫争议海域，另一方面，台湾当局又藉以维护渔权等海洋权益，单方面与声索国私相授受，以签订民间协议的名义掩盖了外交谈判的实质，加剧南海争议海域维权执法的难度。其二，“承认争议”阻塞维权执法机构沟通渠道。在敌对规则逻辑下，两岸官方机构长期处于“不谈判”、“不接触”、“不妥协”的不相往来状态，争议问题往往藉由第三方或者两岸民间渠道进行沟通，如红十字会、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与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协商过程复杂。沟通渠道的间接性与时滞性影响了两岸在南海争端中的合作进程。

第二，相异化地政策考量影响两岸在南海争端中的合作意向。上世纪七十年代，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之后，台湾当局的国际活动空间逐渐被压缩，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台湾当局不能以任何官方身份参与南海国际组织会谈，中国在与东盟成员国的历次谈判中，也没有将台湾地区纳入其中，对于大陆而言，其目的就是要防止台湾当局依靠南海问题宣示主权，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对于台湾当局而言，在捍卫南海主权过程中，积极主张通过多边谈判解决南海争端，欲借南海议题拓展国际空间、发挥其区域影响力，改变在南海争端中被边缘化的局面，以南海问题作为跳板提升其国际空间，增加两岸政治和谈的砝码，两岸维权执法合作这一纯系事务性合作的议题，附着了极为浓厚的政治意味，任何有关两岸海域执法合作的议题，都因此受到政治因素不必要的干扰。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台湾当局在南海争端中的政策考量具有浓重地政治工具色彩，即把两岸南海维权执法合作视为拓展其国际空间、加强其安全的手段，相反，大陆则是希望通过两岸合作形成南海维权执法合力，在保持南海争端中的优势地位同时，能够有力推进两岸政治互信的积累和增加，推进两岸和解。

(二)两岸南海维权执法合作的立法困境

“承认争议”否认相互立法的效力。法律是政治的晚礼服，在政治纷争之下，两岸各自有一套完整独立的法律运作机制，台湾地区事实上已构成单独的法

域，形成不同于祖国大陆的法律体系，并形成相应的法律秩序。尽管大陆立法与台湾地区立法中均存在诸多与南海维权执法相关的法律法规，但是在执法合作方面仍存在诸多法律困境。

第一，缺乏上位法协调的法律冲突。台湾地区海洋事务协调立法包括两部分：一部分为台湾地区海上执法机构(海岸巡防署)与岛内其他行政机构间的协调立法，如《海岸巡防机关与环境保护机关协调联系办法》、《海岸巡防机关与警察移民及消防机关协调联系办法》;另一部分为台湾地区与大陆海上事务协调立法。具体立法包括《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台湾地区渔船航行至大陆地区许可及管理办法》、《大陆地区人民进入台湾地区许可办法》。其一，在两岸关系上，台湾地区和大陆形成特殊的单一制国家内的法律冲突。在大陆地区有效实施的国内立法并没有在我国台湾地区实际生效。“一个主权国家、两种政治制度、三个法系、四个法域并存” 的法治现状直接酿成两岸在没有共同母法指导下的法律冲突。两岸并不具备共同的宪法上位法指导，也没有统一的上级机关加之协调，即便是在总体法律原则上出现冲突，中央立法、司法机关也很难对其加以调整。其二，缺少双边协议和共同适用的国际法。海上维权执法属于行政执法范畴，1990年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与台湾红十字组织签订的《海峡两岸红十字组织有关海上遣返协定》(《金门协议》)只实施海峡两岸偷渡人员、刑事嫌疑犯或刑事犯的海上双向遣返。2009年海峡两岸签署《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第一章第一条“合作事项”4和第二章第四条“合作范围”5也未涵盖行政执法。

第二，两岸海上维权执法法制基础完备程度存在差异性。大陆地区关于海上执法的立法内容庞杂。就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形式而言，与海上执法相关的立法贯穿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地方法规。此外，还有相当数量与海上执法相关的我国缔结参加的国际公约，如《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1988年制止 4《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第一章第一项“合作事项”：双方同意在民事、刑事领域相互提供以下协助：

(一)共同打击犯罪;

(二)送达文书;

(三)调查取证;

(四)认可及执行民事裁判与仲裁裁决(仲裁判断);

(五)移管(接返)被判刑人(受刑事裁判确定人);

(六)双方同意之其他合作事项。 5《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第二章第4条“合作范围”：双方同意采取措施共同打击双方均认为涉嫌犯罪的行为。双方同意着重打击下列犯罪：

(一)涉及杀人、抢劫、绑架、走私、枪械、毒品、人口贩运、组织偷渡及跨境有组织犯罪等重大犯罪;

(二)侵占、背信、诈骗、洗钱、伪造或变造货币及有价证券等经济犯罪;

(三)贪污、贿赂、渎职等犯罪;

(四)劫持航空器、船舶及涉恐怖活动等犯罪;

(五)其他刑事犯罪。

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公约》、《1988年制止危及大陆架固定平台安全非法行为议定书》、《2002年国际船舶和港口设施保安规则》等。我国台湾地区与海上执法相关的立法属行政法性质，立法形式包括法律、命令、行政规则、司法解释、地方法规等规范性法律文件;我国台湾地区航行管理立法调整的内容比较宽泛，包括水上交通安全和船舶污染两大部分。就立法体系结构而言，台湾地区航行管理立法分散，在水上交通安全法规领域和防治船舶污染海洋专门立法领域仍存在立法空白。如台湾地区航行管理立法中，不存在一部专门调整海上航行安全的《海上交通安全法》，台湾有关航行管理安全的法令规定具体分散在《商港法》、《船舶法》、《船员法》、《航路标识条例》等法律规范中;此外，分道通航制的设立、无线电助导航设施的设置、港口国管制、船舶交通服务与船舶报告制度，及船舶与港口保全制度实施等，几乎皆未系统纳入台湾地区现行的海事立法。

(三)域外势力干扰两岸南海合作维权

南海地区素来是大国力量、意志与利益交汇的集中区域，美、日、印等域外大国出于种种目的，以各种借口和方式介入南海，将南海变成大国权力博弈之地，致使南海问题呈现出复杂化、国际化趋势，大大增加了两岸在南海争端中开展维权执法合作的难度。

干扰两岸维权执法合作，借助南海问题牵制中国。从2010年开始，南海地区形势紧张程度升高，利益争夺烈度增加，国家间外交与政治关系更加复杂。南海地区日益成为美、日、印等区外大国扩展势力和攫取战略利益的目标地区，南海问题也成为这些区外大国遏制中国的重要砝码。美国不支持两岸联手捍卫南海主权，并通过对台军售问题和经济制约，并不断向台湾当局施压，使得台湾当局不得不顾忌美国的压力，故对两岸南海合作采取消极的态度。日本、印度等国出于自身战略利益和遏制中国崛起的考量，在南海问题上虽然表面上采取中立姿态，但暗中通过经济手段或政治许诺等，离间大陆与台湾地区在南海事务中的合作。随着介入南海问题程度的加深，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切入点选择在南海地区的自由航行原则，重点攻击中国南海“断续线”与“核心利益”说，通过东盟国家及域外的欧盟、印度等国际社会，制订《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实施细则，试图给中国设定“行为规范”。美国国内主张介入南海问题的官员大部分呈现“一

边倒”的支持东南亚声索国的诉求，把中国视为南海局势的麻烦制造者，要求中国对南海的紧张局势负责，台湾当局忌惮美国等国在南海问题上的态度，对两岸在南海争端中合作维权执法畏手畏脚。

三、海峡两岸南海维权执法合作的推进路径

(一)海峡两岸南海维权执法合作的政治基础

第一，以 “九二共识”作为两岸南海合作执法的政治基础。“九二共识”是1992年海峡两岸达成的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搁置两岸在“一个中国”涵义认知上存在分歧的共识。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前提下，两岸均认“国家主权”统一，不存在领土和主权之争。坚持“九二共识”是两岸得以不断推进各项交流的政治基础，尽管两岸在政府权利能力层面相互否认或互不承认对方的“唯一合法政府”资格，但是在政府行为能力层面，双方都不否认对方是一个具备行为能力的政治实体。故此，“九二共识”是两岸进行合作执法的政治前提，两岸对互相政府行为能力的认可，是对两岸合作执法正当性与合理性的务实肯定，也是对同一主权内部两岸立法具有域外效力的肯定。

第二，“九二共识”是两岸南海维权执法合作的制度环境。两岸在南海海域进行维权执法合作执法属于事务性合作，不牵涉领土主权和政府权利能力争议。基于两岸存在的共同政治基础，合作方就存在一定的政治互信，从而搁置争议，优先解决两岸海洋事务交往和对外维护国家海洋权益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商”，否认或曲解“九二共识”，将导致两岸关系将陷入不确定、不稳定状态，不仅两岸两会的谈判难以为继，而且两岸两会协商达成的既有协议的落实与执行也将面临重重困难。

(二)海峡两岸南海维权执法合作秉持的原则

两岸应从民族大义出发，并尽快通过协商在南海主权问题上形成一致的立场，统一口径，对对方维护南海主权的努力不唱反调，形成彼此心照不宣的默契，共同维护南海主权和领土完整。

第一，政治互信原则。虽然近几年两岸关系取得重大进展，但由于两岸分隔

60多年，台湾当局和部分民众对祖国大陆的敌对心态和不信任感并未随着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不断深化和两岸交流合作的不断推进而完全消弭，两岸的政治互信基础仍然比较薄弱，因而，两岸要着手建立南海合作的政治互信，必须在主权争议问题上达成某种程度的共识。“参与各方透过共同开发的过程，建立彼此间的互信;透过相关项目的共同开发与共同合作，创造进一步合作的气氛。”2004年5月国台办在所发表的“五一七声明”中就提出了“两岸正式结束敌对状态，建立军事互信机制”。目前，两岸和平发展的基础是建立在“九二共识”之上，即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但双方还不能就中国的具体内涵达成共识，为了要顺利推动两岸和平发展，双方提出了搁置争议。因此，对于南海问题，台湾当局只要在实践中遵守“一个中国的政治框架”，就可以比以往更加有所作为，增强大陆与台湾地区政治上的信任感，如此，两岸在南海问题中的摩擦必然大大减少，这也是建立两岸合作的互信基础。

第二，循序渐进原则。在南海争端中，两岸合作执法究竟以何名义共同对外，如何与外国势力交涉等问题，已经关系到大陆和台湾的政治关系定位等具高度政治敏感性的议题。相反，如海难救助、环境保护等纯属事务性事项的合作，则要容易和方便得多。两岸南海维权合作领域广泛，对此不应操之过急，两岸应该着眼大局，循序渐进，先易后难，从非敏感的功能性、事务性领域合作开始，如南海海域环境保护、水下文化遗产保护、船舶通航管理等，逐步过渡到敏感程度较高的打击海上犯罪、查私缉私等合作上来。

第三，分工协作原则。两岸在南海争端中具有的优势领域不同，两岸海上维权执法机构的执法权限和职能也存在许多差异，两岸应尽快达成默契，发挥各自优势，分工协作，扬长避短，共同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具体而言，在维权执法合作内容方面，应通过外交与军事的方式，防范他国侵犯我国南海权益继续扩大化，遏制和化解域外国家因素对南海局势的介入，台湾地区应当在南海争端中与大陆互为犄角、相互配合;在维权执法合作分工方面，大陆和台湾地区应当各自充分利用在南海诸岛中取得优越的地理位置牵制对手。

(三)海峡两岸南海维权执法合作的具体策略

第一，建立巡航执法合作机制。其一，组织大陆中国海警、中国海事与台湾海巡署执行海上联合巡航执法。根据台湾地区《海岸巡防法》第4条的规定，巡防机关的职责包括：海域、海岸、河口与非通商口岸之查缉走私、防止非法入出国、执行通商口岸人员之安全检查及其它犯罪调查事项;海岸巡防署是警察队伍，除了行政执法，还负责侦破海上犯罪案件。在南海执法合作方式上，双可考虑适用两岸在连江-马祖海域和厦门—金门海域开展的海上合作执法模式，由双方的执法船在南海组成联合编队巡航，或与对方的海上巡航飞机合作，对发现的可疑违法船舶由进行调查取证和查处。其二，对巡航执法中发现的违法行为以属地管辖为主，以属人管辖为辅。即对发生在东沙群岛和南沙太平岛周遭12海里的违法行为，应当由台湾海巡署管辖;对发生在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除太平岛以外)岛礁周围12海里的违法行为，应当由中国海警或中国海事管辖，对于南海其他海域发生。属人管辖强调两岸执法合作中，对于悬挂五星红旗和中资方便旗的违法船舶，应由中国海警或中国海事管辖，对于悬挂台湾地区旗帜或台资方便旗的违法船舶，应交台湾海巡署管辖，如此体现了对船旗国主权和管辖权的尊重，同时也体现了对执法合作方的尊重。其三，两岸南海维权执法部门应共同建立信息交换与沟通协商平台，加强海上合作，共同努力构建起两岸南海维权执法常态和长效协作机制，联合应对外国海上力量在南海的挑衅行为和对在南海正常作业中国渔民的骚扰，维护两岸同胞共同的利益，严厉打击海盗、海上走私等海上犯罪，为两岸往来船舶的航行安全提供坚强的保障。

第二，建立南海事务合作交流机构，签订维权执法合作协议。2014年2月，台湾大陆事务委员会负责人王郁琦与大陆国台办负责人会面协商两岸互设办事处等事宜，标志这两岸协商渠道由“海协会”与“海基会”联络机制向官方联络机制过渡，本文认为，在两岸沟通渠道不断拓展的背景下，应考虑尽快把南海事务合作问题，尤其是其中赋予功能性、事务性的维权执法合作列入协商议题，并成立“两岸南海事务委员会”的协调机构，“两会”和两岸对口部门可以在两岸合作协议架构下或依照两岸签署的相关协议讨论南海合作执法组织、执法内容等议题，如协商订立南海资源养护共同行动方案;协商划定准许南海船舶作业最近距离控制线及双方执法管辖和航行区域;商定两岸南海执法纠纷处置和管理协查

制度，包括建立渔业纠纷处置、违规船舶通报、海上执法船情况通报等制度;商定两岸南海海难救助协作制度，包括建立船舶海难救助应急、协助开展海难救助、海难事故信息通报、紧急避险、定期举办联合搜救和救助演练等机制。6未来两岸还可以签署一个两岸南海维权执法合作框架协议，并成立由官方授权的“两岸南海事务委员会”统筹协商南海维权执法合作事宜，进一步落实了海峡两岸常态化协同执法机制。

第三，选择性适用国际公约。两岸海上执法相关立法与国际公约关系紧密。两岸海上执法相关立法多参照国际公约制定、修改。两岸与海上执法相关的立法的内容大部分都源于国际公约的规定，被大陆参照进行国内立法的国际公约，诸如1982年《海洋法公约》、1974年《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SOLAS 1974)及1988年议定书修正案、1972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1969年《国际干预公海油污事故公约》及其73年议定书、1978年《经1978年议定书修订的<1973年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2004年《国际船舶和港口设施保安规则》等海事公约，同时亦为台湾地区立法所吸收借鉴，例如台湾地区《海洋污染防治法》第3条第一项规定“有害物质：指依联合国国际海事组织所定国际海运危险品准则所指定之物质”，《船舶法》第32条规定“适用海上人命安全国际公约之船舶，应依公约规定施行检验，并具备公约规定之证书”，《船舶危险品装载规则》第6条规定“本规则所称危险品，依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之规定”。虽然与海上执法相关的国际公约多属公法形式，台湾地区往往不具备缔约资格，但并不妨碍其通过单边声明遵从公约或通过多边机制等替代方案履行国际公约的规定。国际公约在台湾立法中同样具有优先适用的地位，如果公约的内容与台湾法律规定相抵触时，原则上以公约效力优先。

四、结语

南海争端直接关系到两岸同胞根本利益，已日益成为两岸间一个应予正视的问题。两岸南海争端中存在共同利益，在连江-马祖海域和厦门—金门海域开展的合作执法表明，海峡两岸在南海开展维权执法合作存在可能性。面对南海争端不断加剧的趋势，两岸应当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不断积累政治互信，中国海 6参见《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厅关于贯彻国务院支持福建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若干意见的实施意见》(闽海渔[2009]273号)。

警、中国海事与台湾海巡署应当采取联合维权执法，维护国家海洋权益、保障海上安全，如此，两岸就能在南海问题上，走出长期的零和博弈模式，共同捍卫一个中国的领土主权，开创两岸南海合作的新机遇，这符合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也符合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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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浅析被告方初步反对的权利在中菲南海争端案中的运用论文

一、“初步反对的权利”的涵义

“初步反对的权利”主要是指被告方在原告方向国际法庭提出请求书后，为了防止该法庭就案件的实质问题作出裁判而提出反对意见的资格。早在1924 年常设国际法院受理的“马弗罗马提斯特许权案”中就出现了提出该类反对的司法实践，随后无论是国际法院、国际常设仲裁法院还是其他区域性法院或法庭均在其程序规则中设置了该项权利，并在相关案件中被各国广为运用。因此，《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仅是在第294 条第3 款规定“本条的任何规定不影响争端各方按照适用的程序规则提出初步反对的权利”，而具体问题则直接略过不提。其中“本条的任何规定”指的是第294条中的“初步程序”，之所以特别注明二者之间互不影响，原因在于它们之间存在一项共性，即启动的最终结果均将可能阻止国际法庭对案件的实质问题作出判决或裁决。

但二者之间的区别却更为显著:“初步程序”仅适用于“就第297 条所指争端向国际法院或法庭提出的申请”，即沿海国依据《公约》有关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部分规定行使主权权利或管辖权所引发的争端，而“初步反对”则对此没有任何限制。1978 年《国际法院规则》在第三部分第四节中规定了“初步反对主张”(第79 条)，1997 年《国际海洋法法庭规则》规定了“初步反对意见”(第97 条)。二者对该权利的表述基本一致，即是“对法庭的管辖或诉讼申请书的可接受性的任何反对，或对实质问题的任何进一步诉讼之前要求作出判决的其他反对意见”。因此，“初步反对”可包括:(1)对某一案件是否具有管辖权进行反对;(2) 对诉讼申请书可接受性的反对;(3)在实质问题的任何下一步程序进行前要求作出判决的其他反对意见。

二、本案仲裁法庭的程序规则中的“初步反对”规则解析

本案仲裁法庭于2013 年8 月27 日发布的程序规则第20 条专门对“初步反对”进行了如下规定:

(1)仲裁法庭应当有权将对其管辖权或任何诉求可接受性的反对规定于程序中。

(2)对管辖权的反对应不迟于答辩状提交之时。一方指定或参与过指定仲裁员并不妨碍提出请求。一旦在法庭程序中出现法庭有被认为越权之事实发生时，对其越权的抗辩应尽快提出。任何情况下，若法庭认为迟延是合理的，也可在之后接受这种请求.

(3)法庭应当规定任何涉及其管辖权的抗辩都是一个初步问题，除非在征询各方意见后，认为对其管辖权的反对未具有完全初步的特征，此时，应当决定将该反对与实体问题一并处理。

(4)在判定管辖权或可接受性问题之前，征询各方意见之后，若法庭认为有必要或有帮助，应当举行听证会。本案具有一定特殊性，即仲裁法庭是非常设机构，因此不存在固定的程序规则。当在受理一起案件时仲裁法庭将根据《公约》附件七第5 条的规定“确定自己的程序”，因此在该类不同的案件中相应的程序规则也就存在差异。

相比由该类法庭处理过的同类案件，就“初步反对意见”的规定本案中存在以下进步:

(1)明确规定“初步反对”不受之前争端方是否参与仲裁法庭组成行为的影响，首次强调了即使缔约国参与过法庭的组建也并不能代表是对其管辖权的默认接受。

(2) 增设了反对的对象，即可“尽快”针对“法庭越权之事实”提出抗辩。

(3) 法庭是否将反对意见并入实体问题解决或进一步展开口诉程序，均须在“对双方观点进行征询之后”再作出决定。该处使用的是“征询”，而他案中使用的均是“确定”或“听取”，该措辞更加体现对争端各方的尊重。

(4)规定除非法庭认为该问题并非具备完全的初步特征，否则须将其视为一个初步问题作出裁决。

而在他案中，均允许法庭有权选择将其推迟到最后的裁决中再作决定。但本规则中亦有明显不足:

(1)本案要求“对法庭管辖权或任何诉求可接受性的反对”，而在其他绝大部分案件中规定的是“对任何通知或诉求的反对”，明显缩减了可提出反对的对象范围。

(2)仅要求提出反对的时间不得迟于辩诉状提交之时，缺乏明确的补充规定。虽然第20 条第2 款在最后规定了“在任何情况下，若法庭认为迟延是合理的，也可在之后接受反对请求”，但因为该款中共包括两项请求，此规定存在指向不明的问题，而且也未规定如何判断“合理”与提交的最迟期限。而其他许多案件均明确补充规定“在其他情况下，可最多延迟至对申请方的回复进行答辩之时”。

(3) 虽然作出了举行听证会的规定，但举行听证会仅是在法庭认为“有必要或有帮助”的前提下才决定，争端方仅有发表意见的权利。而在“毛里求斯诉英国和北爱尔兰案”中规定“只要任何一方请求，法庭就应当在裁决此问题前举行听证会”，同时详细规定了被告方要求举行听证会的具体程序与时间安排。在“阿根廷诉加纳案”中更是明确规定“任何由加纳提出的初步反对，法庭均应通过口诉审理的方式进行处理”。

即使争端各方没有提出请求，国际法庭也应有举行听证会的一般义务，例如《国际海洋法法庭规则》第97 条第4 款和2000 年对《国际法院规则》第79 条修订后的第6 款中均规定:“除法庭另有决定外，进一步程序应是口诉程序。”

三、我国对“初步反对的权利”的运用问题探讨

至今，我国已多次通过声明的方式提出仲裁法庭对本案不具有管辖权，同时表达了“不接受菲律宾提起的仲裁”的立场。因此，在本案中运用“初步反对的权利”对我国具有重要意义:

(1)“初步反对”主要是反对法庭的管辖权，相比其他法庭程序而保持着特有的独立，那么行使该权利则当然不能认为是对仲裁的接受。本案程序规则第20 条第2 款的规定即是力证。

(2)虽然我国多次声明仲裁法庭对本案不具有管辖权，但该方式毕竟只能间接影响法庭判断，不具有直接的法律效力，而且在针对性上也缺乏具体化。而运用“初步反对的权利”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路径。若一方不参与任何与仲裁有关的程序，是否还有权行使“初步反对的权利”?

答案是肯定的:

(1)根据附件七第5 条和第9 条的相关规定:“除非争端各方另有协议，仲裁法庭应确定其自己的程序，保证争端每一方有陈述意见和提出其主张的充分机会。争端一方缺席或不对案件进行辩护，应不妨碍程序的进行。”由此，《公约》允许一国可以不参与程序，并且未因此而剥夺该国争端方的身份。我国作为争端方应享有“陈述意见和提出主张的充分机会”。

(2) 在国际实践中，一国不参与任何法庭程序却依然有权行使该权利并被法庭接受的案例不在少数，其中以“爱琴海大陆架案”最为典型。

(3)《公约》第9条要求:“仲裁法庭在作出裁决前，必须不但查明对该争端确有管辖权，而且查明所提要求在事实上和法庭上均确有根据”。由此，即使争端一方拒绝出庭，法庭也须尽最大努力保证裁决的公正性。程序正义体现实质公正，法庭不能因为我国在制定时未发表任何意见就显失公平地去制定、解释规则或漠视我国应有的自然权利。

结合上述分析，我国在行使该权利的过程中应当注意以下几方面问题:

(1) 应同时针对仲裁法庭的管辖权和菲律宾的诉求两方面进行反对，虽然二者追求的目标是一致的，但反对时的内容却不相同，由此可以显著提升我国阻止案件进入实体仲裁的把握。

(2)在仲裁法庭要求我国提交辩诉状的截止日期之前提出反对，并同时明确声明该内容仅是“初步反对意见”，与辩诉状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3)当发现仲裁法庭有作出超越其权限的行为时，应当迅速提出反对。该项权利十分重要，不能因为出于对仲裁法庭的尊重或信赖就有所忽视。

(4)为明显区分出我国是在法庭程序之外行使“初步反对的权利”，建议我国通过声明、照会或信函的方式发表反对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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