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国企混改不是一混了之
国企混改，究竟改什么？
(本文首发于2018年3月8日《南方周末》)前两批共19家国企混改试点中，目前7户已经完成引入战略投资者、重组上市等工作，引入各类投资者40多家、资本超过900亿元。混改背后涉及国资监管体制改革，是国企混改的核心。过去“管人管事管资产”的国资监管方式，被普遍认为效率低下，捆住了国企的手脚，甚至形成了中国式的内部人控制。2018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东方航空集团公司董事长刘绍勇对南方周末记者说，继东航物流子公司2017年6月进行了混合所有制改革后，东航集团层面再度提出混改。“中央希望我们要加快国企改革，十九大报告里面讲得很清楚，所以说我们贯彻落实中央的要求。”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依然是两会热点。过去一年，东航集团物流子公司、中国联通(600050.SH)相继完成混改，百度、阿里、腾讯以及京东(BATJ)等代表行业先进性的民企巨头纷纷入局，成为新一轮混改的一大特点。定位长期战略投资者的BATJ，将在国企混改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募集发展资金国企产权制度改革的开端可追溯至1993年。是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即股份制。当时，国企改革已刻不容缓。1994年初，国家经贸委等9个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对上海、天津、沈阳等16个重要工业城市的国企财务状况做调查，结果显示亏损面已达52.2%。尽管产权改革始终在收与放、进与退的两难之间苦苦摸索，但大部分优质国有企业后续均按照公司法进行改制，许多还登陆资本市场。“总体上看，中央企业在产权层面已与社会资本实现了较大范围的混合。”2018年1月31日，在国务院国资委于北京召开的央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情况通气会上，国资委产权局副局长郜志宇介绍说。国资委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底，中央企业各级子企业，包含98家中央企业集团公司，基本上完成了公司制改制。其中，超过三分之二的企业引进各类社会资本实现了混合所有制。在混改不断推进的过程中，国企也通过资本市场获得了大量融资。据国资委初步统计，2017年，中央企业新增混合所有制企业户数超过700户，其中通过资本市场引入社会资本超过3386亿元。前两批共19家国企混改试点中，目前7户已经完成引入战略投资者、重组上市等工作，引入各类投资者40多家、资本超过900亿元。其中最受瞩目的莫过于联通混改。2017年8月，中国联通(600050.SH)通过定向增发，引入9大战略投资者，腾讯、百度、京东、阿里巴巴以及苏宁等民营巨头悉数在列，共为联通募资近780亿元。严格来说，联通在上市的时候已经完成混改。但因在4G上的失利，联通后来成为三家电信运营商中经营状况最不理想的企业。2016年其税前利润5.8亿元，同比减少40.4亿元，仅相当于中国移动两天的利润。充实荷包后，联通董事长王晓初直言，中国联通在5G时代不能再犯4G的失误，要从开始就为5G的发展准备充足的资金。中国移动早已开始布局，并在5G标准的研究上处于领跑位置。以同样的方式，东航物流2017年通过产权市场公开融资22.5亿元，吸引了德邦、普洛斯等行业龙头企业成为战略投资者，绿地等民营资本成为财务投资者。紧接着，刘绍勇在两会期间确认，东航集团层面加入混改。“要加强集团层面上的混改。”全国政协委员、中化集团董事长宁高宁在两会期间说，目前国企在集团层面改革的少，形不成很强的国企改革文化和氛围，不利于国企改革的整体推进。中国铁路总公司亦向诸多大型民企发出了邀请，民营物流巨头顺丰控股(002352.SZ)已率先表态，将认真研究并积极参与铁总混改。铁总继承了原铁道部的巨额债务，正试图盘活巨量土地，减轻债务压力。混合所有制是个“制”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城镇化研究中心主任赵坚曾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地方铁路局虽然改制成了有限公司，但目前并未形成真正的公司制度。“国企有很多问题，实质上是由外在导致。”上海一位原大型国有企业董事长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最重要的是国资监管模式”。多位受访者均提到，混改背后涉及国资监管体制改革，才是国企混改的核心。过去“管人管事管资产”的国资监管方式，被普遍认为效率低下，捆住了国企的手脚，甚至形成了中国式的内部人控制。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学教授郑志刚撰文称，中国式内部人控制有两个原因，一个是金字塔式控股结构会形成长长的委托代理链条，这就导致了所谓的“所有者缺位”。第二点是，国有企业与生俱来的政治关联一定程度造就了中国式内部人控制。比如，虽然形式上董事长的产生要经过董事会提名和股东会议表决，但按照中国现行的国资管理体制，董事长是由上级部门任命的。郑志刚认为，这正是最近一段时期以来国企改革强调“从管企业到管资本”，强调“市场化遴选经理人”背后的原因。“国企改革改的应该是内部人控制。”全国政协委员、哈尔滨电气集团公司董事长斯泽夫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包括上市公司，应该建立董事会，让财务数据更加透明，接受市场化的挑战。“我认为混合所有制的实质是公司治理的改革，即股东平等，使公司成为一个建立在代议制基础之上的利益共同体。”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北京大学法律经济学中心联席主任邓峰是资深国企改革研究者，他曾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混合所有制是个“制”，是个公私混合的制度，不能把企业只理解为一堆财产。邓峰说，只有完善公司治理后，才不会出现几大央企集团董事长、总经理一夜之间对调，或者国资委要求所有央企都应该有个主业，非主业投资比重不能超过10%等等。所以混合所有的前提是良好的公司治理。上述国企董事长认为，BATJ作为国企混改的战略投资者，对公司重大事项的决策形成重大影响，有望成为完善公司治理的重要资本力量。比如联通混改最大的亮点在于，联通集团的国有股权从63.7%下降为36.67%，也就是从绝对控股变成了相对控股，而相比非国有股东持股的35.19%，两者股比之间的差距是1.48%，连2%都不到。此外，从联通董事会的构成来看，国企董事与民企董事，首次分庭抗礼。13名新董事会成员中，8人为非独立董事。其中，3人来自联通，另外5人均为混改引入的战略投资者，除了中国人寿仍是国企董事，其他4位分别来自BATJ。“应该说，这个结构还真是有可能一家说了不算。”曾任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企业司司长的管维立对南方周末记者说。管维立曾在14家上市公司担任过独立董事，联通目前的董事会格局让他想起当年的深发展(现为平安银行)。深发展彼时的第一大股东是一只美国基金，持股17%左右，但是控制了大部分董事席位。即便如此，由于股权分散，董事会保持了相当的独立性，“(大股东)要花很大的精力说服董事会支持他的方案”。“过去许多没到位的都要(做)到位。”两会期间，国资委副主任徐福顺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肯定了国资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是由“管人管事管资产”转变为“管资本”。他表示，国资委以管资本为主，本质上是要代表出资人发挥股东的作用，使公司的发展战略符合出资者的意图，真正的管理者属于董事会和经营层。不过，诸如联通等国企混改的效果仍有待观察。因为与许多国家“董事会是公司的权力机关”相比，中国现实倾向于股东权利至上。上述董事长认为，联通混改后，国有股毕竟还是占联通股权的53%，正是这53%，有可能使国有股的绝对控股地位造成“行政化管控”，行政决策代替市场决策的风险依然存在。“第一步先绝对控股，第二步再做一些权力分配。”谈到东航集团层面混改时，刘绍勇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东航混改将分步实施，现在是单一国有股东，首先将引入不同成分的资金，不论国有还是民营。混改后，国有股东大概减持到51%左右。邓峰设想的方案则更为彻底——虽然战略投资者只持有少部分股权，但若想提高联通的经营管理水平，可以考虑把公司的全部控制权、经营权交给对方。原来的国有大股东不妨从直接的管理者，变成幕后的监督者，控制监事会而不是去控制董事会。云南白药(000538.SH)正是民资拿到控制权的样本。在股比设计上，陈发树率领新华都与云南省国资委实现了平起平坐，各占50%。这种情况下，双方达成了“去行政化”条款，即云南白药高管不再保有行政性职级，必须成为彻底的职业经理人。两难困境如何突破尽管从融资、公司治理以及产业协同的方面来看，BATJ进入垄断领域，有助于提升国企活力，但也有声音认为，这将造成少数民企对于垄断收益的分享。“(民企参与)联通混改百分百赚钱。”一位地方国资委人士向南方周末记者分析，联通所在的通信行业，虽然有三家运营商，但还是相对垄断的。垄断体现在联通想要发展5G，关键取决于工信部的产业政策。如果5G运作好了，BATJ很自然还可以分享股价上涨的收益。而且，自民营资本通过定向增发进入上市公司的那一刻起，就摊薄了国有资本以及公众股东的权益和价值。也有受访者担心，战略投资者无法长期持有国有股权。比如从2005年开始，各个银行都曾引入战略投资者，希望国际上管理先进的银行能够把经验带入中国。但因担心国有资产流失，外资银行并没有获得管理权，最后趁着中国银行上市，外资纷纷溢价退出。事实上，国企要不要民营化、私有化，是一场从未停止的角力，同样的争论可以追溯到20年前。经济学家华生是反对者之一。他认为世纪之交的中小国企和集体企业的改制历史说明，国企改制无论是分是卖，企业还是会落入原企业高管或相关权势者手中。
第二篇：混改,国企改制面临哪些重大问题
国企改制面临着十大要素问题： 1.动因、目的; 2.性质、特征; 3.现状、价值; 4.资产、人员; 5.改制模式; 6.改制节奏; 7.改制程度; 8.大股东态度; 9.管理团队决心和意愿; 10.改
制
成
本
承
受
能
力
。
对十大要素的调查及问题的回答，是选择并最终确定改制方案的基础和前提。其中1-4是基础分析调查，5-7是改制关键问题，8-10为改制决定因素。 三顾咨询认为，混改最终还是要回归到企业中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视角来看待，回到企业的发展问题上来看，不能是为了混改而混改。通过内部资源能力与外部机会的综合分析，提出企业存在的经营问题，判断公司持续发展的核心命题与关键驱动力，阐明未来发展的总体思路与逻辑。即通过混改，彻底激活内部机制与活力，吸引人才，培养队伍;引进战略资源，规范内部治理结构，提升决策效率，促进业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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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国企混改后职工身份界定的探究
国企混改后职工身份界定的探究
【摘
要】本文分析了职工身份界定对国企混改的阻碍产生的缘由，笔者就当前国企混改对职工身份的影响、化解这一障碍应该从何入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本文着重表述了笔者的观点：国企混改后原国企职工身份没有改变，原国有企业职工和对应原国有资产没有变，原国有企业职工仍是国有资产的主人。本文还对混改后如何最大程度激励职工发挥自身潜力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混改;职工身份;劳动合同
一、引言
当前，我国国企混改已进入全面实施及攻坚阶段，以前成功的国企改革案例给现在的混改提供了很好的借鉴，现在无论从央企还是地方国企，都拿出了较为完善的混改方案。但不得不承认，拦在国企混改前面的障碍也不在少数。这其中包括体制机制弊端、历史负债、资金短缺、人才匮乏以及缺乏现代管理知识等。但笔者认为这些都不是主要的障碍，这些充其量只是外部阻力而已，既然是外因就一定不是最重要的障碍。那么，什么是国企混改的内部阻力呢?笔者认为，当然是思维方式及理念的僵化，包括改革担当者和普通职工的思维方式及理念的僵化。僵化的思维方式及理念包括方方面面，其中有一条较为重要的就是混改后职工身份的界定。广大职工对形成于长期计划体制下的国有职工身份有着根深蒂固的依恋，对非国有身份抱有观望、狐疑甚至抵触情绪。改革的担当者有时也会由于固有思维而不知不觉陷入这种纠结，把心思放在去为职工寻找身份转换的合理解释，寻找合法渠道、寻找合情补偿上去，最终困于一隅。
二、现有法律法规涉及混改职工劳动关系的相关规定
企业混改(以前常用的提法为改革改制)后，原职工与混改后企业的劳动关系处理，在国家及地方层面的法律法规可以找到相关规定。
国家经贸委、财政部等部门20**年*月印发《关于国有大中型企业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分流安置富余人员的实施办法》(国经贸企改〔2002〕859号)，鼓励有国有企业进行结构调整、重组改制和主辅分离，利用闲置资产、非主业资产和破产企业的有效资产，创办融入市场竞争、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多渠道分流安置企业富余人员和关闭破产企业职工，减轻社会就业压力。该《办法》在第七条劳动关系的处理中规定：
1.依法规范劳动关系
对从改制前企业分流进入改制后企业的富余员工，应由改制前主体企业与其解除或变更劳动合同，并由改制后主体企业与其重新签订或变更劳动合同，新合同期限须在3年以上。
2.对分流进入改制为非国有法人控股企业的员工
改制前主体企业要依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与其解除劳动合同，并支付相应补偿金。被分流的原富裕职工个人所得补偿金，可自愿转为改制后企业的等价股权或债权。
3.对分流进入改制为国有法人控股企业的员工
改制前企业和改制后企业可按国家规定与其变更劳动合同，用工主体由改制前企业变更为改制后企业，企业改制前后职工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
4.改制后企业要及时为职工接续养老、失业、医疗等各项社会保险关系。
20**年*月某北方省会城市出台过《关于市属国有改革改制企业职工劳动关系处理和社會保险关系接续的意见(暂行)》。该《意见》提出：
1.改制为国有资本全部退出的企业
在改制时原企业应按国家有关规定与全体职工解除劳动关系，并支付经济补偿金或生活补助费。对经协商继续留在改制后企业工作的职工，应重新签订劳动合同。此后解除劳动关系支付经济补偿金的工作年限，自重新签订劳动合同之日起计算。
2.改制为国有参股的企业
在改制时原企业应按国家有关规定对解除劳动关系的职工支付经济补偿金或生活补助费。对与改制企业继续签订劳动合同的职工，可按职工改制前的工龄和规定的标准核定经济补偿金额，职工因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离开企业时，再根据所核定的金额从国有股收益中或通过出让国有股予以支付，作为职工改制前的经济补偿或生活补助;改制后记发的经济补偿金由改制后的企业承担。
3.改制为国有独资或国有绝对控股的企业
应与职工协商变更或重新签订劳动合同，不支付补偿金。重新签订的劳动合同期限不得少于3年，职工在改制前后单位工作的年限连续计算。企业与职工未能就变更或重新签订劳动合同达成一致意见的，企业应依法与职工解除劳动关系，按规定支付经济补偿金或生活补助费。
4.实行重组(联合、兼并或分立)的企业
必须妥善安置原企业职工，并继续履行原劳动合同，原劳动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的，应根据实际情况与职工协商变更或重新签订劳动合同，合同期限不得比原合同尚未履行的期限短。变更或重新签订劳动合同的，不支付经济补偿金，职工在重组前后的工作年限连续计算。企业与职工未能就变更或重新签订劳动合同达成一致意见的，企业应依法与职工解除劳动关系，按规定支付经济补偿金或生活补助费。
三、过去十几年中国企改革的惯例做法
过去我国国企改革过程中，多数企业是根据上述国家及地方相关规定执行的，即：对于由原国有企业即将划拨到非国有资本控股企业的职工，无论在改制后企业是否留用，一律给予一次性经济补偿，通常称为买断工龄，即买断国有职工身份。具体的补偿额度因企业不同存在些许差异，但基本上都是以职工过去基本工资为基数，再乘以工龄得出补偿金额。
当然，这样做无疑对改革平稳过度有好处，但巨额的补偿金也成了改制企业及政府无力承担的负担，原本效益不好，希望通过改制来获得重生的企业往往因为支付补偿金后元气再伤，陷入经营困境。
四、企业混改后职工身份界定的探究
企业混改后，原职工与混改后企业的劳动关系在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中有明确规定。其中，《劳动合同法》第三章劳动合同的履行和变更中的第三十三条明确规定：“用人单位变更名称、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者投资人等事项，不影响劳动合同的履行”;第三十四条明确规定：“用人单位发生合并或分立等情况，原合同继续有效，劳动合同由承继其权利和义务的用人单位继续履行”。
国企混改后职工身份界定的探究
混改背后涉及国资监管体制改革，是国企混改的核心。过去“管人管事管资产”的国资监管方式，被普遍认为效率低下，捆住了国企的手脚，甚至形成了中国式的内部人控制。
国企产权制度改革的开端可追溯至1993年。1993年*月，十四届*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即股份制。
当时，国企改革已刻不容缓。1994年初，国家经贸委等9个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对上海、天津、沈阳等***个重要工业城市的国企财务状况做调查，结果显示亏损面已达**.*%。
尽管产权改革始终在收与放、进与退的两难之间苦苦摸索，但大部分优质国有企业后续均按照公司法进行改制，许多还登陆资本市场。
总体上看，中央企业在产权层面已与社会资本实现了较大范围的混合。
国资委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底，中央企业各级子企业，包含98家中央企业集团公司，基本上完成了公司制改制。其中，超过三分之二的企业引进各类社会资本实现了混合所有制。
在混改不断推进的过程中，国企也通过资本市场获得了大量融资。据国资委初步统计，2017年，中央企业新增混合所有制企业户数超过***户，其中通过资本市场引入社会资本超过3***亿元。
前两批共19家国企混改试点中，目前7户已经完成引入战略投资者、重组上市等工作，引入各类投资者40多家、资本超过***亿元。
其中最受瞩目的莫过于联通混改。2017年*月，中国联通(600050.SH)通过定向增发，引入9大战略投资者，腾讯、百度、京东、阿里巴巴以及苏宁等民营巨头悉数在列，共为联通募资近***亿元。
严格来说，联通在上市的时候已经完成混改。但因在4G上的失利，联通后来成为三家电信运营商中经营状况最不理想的企业。2016年其税前利润**.*亿元，同比减少**.*亿元，仅相当于中国移动两天的利润。
充实荷包后，联通董事长王晓初直言，中国联通在5G时代不能再犯4G的失误，要从开始就为5G的发展准备充足的资金。中国移动早已开始布局，并在5G标准的研究上处于领跑位置。
以同样的方式，东航物流2017年通过产权市场公开融资**.*亿元，吸引了德邦、普洛斯等行业龙头企业成为战略投资者，绿地等民营资本成为财务投资者。紧接着，刘绍勇在两会期间确认，东航集团层面加入混改。
“要加强集团层面上的混改。”全国政协委员、中化集团董事长宁高宁在两会期间说，目前国企在集团层面改革的少，形不成很强的国企改革文化和氛围，不利于国企改革的整体推进。
国企混改后职工身份界定的探究
国企有很多问题，实质上是由外在导致，最重要的是国资监管模式。混改背后涉及国资监管体制改革，才是国企混改的核心。过去“管人管事管资产”的国资监管方式，被普遍认为效率低下，捆住了国企的手脚，甚至形成了中国式的内部人控制。
中国式内部人控制有两个原因，一个是金字塔式控股结构会形成长长的委托代理链条，这就导致了所谓的“所有者缺位”。
第二点是，国有企业与生俱来的政治关联一定程度造就了中国式内部人控制。比如，虽然形式上董事长的产生要经过董事会提名和股东会议表决，但按照中国现行的国资管理体制，董事长是由上级部门任命的。
国企改革改的应该是内部人控制，混合所有制是个制，是个公私混合的制度，不能把企业只理解为一堆财产。
只有完善公司治理后，才不会出现几大央企集团董事长、总经理一夜之间对调，或者国资委要求所有央企都应该有个主业，非主业投资比重不能超过**%等等。所以混合所有的前提是良好的公司治理。
BATJ作为国企混改的战略投资者，对公司重大事项的决策形成重大影响，有望成为完善公司治理的重要资本力量。
比如联通混改最大的亮点在于，联通集团的国有股权从**.*%下降为**.*%，也就是从绝对控股变成了相对控股，而相比非国有股东持股的**.*%，两者股比之间的差距是**.*%，连2%都不到。
此外，从联通董事会的构成来看，国企董事与民企董事，首次分庭抗礼。***名新董事会成员中，8人为非独立董事。其中，3人来自联通，另外5人均为混改引入的战略投资者，除了中国人寿仍是国企董事，其他4位分别来自BATJ。
“应该说，这个结构还真是有可能一家说了不算。”曾任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企业司司长的管维立说。
管维立曾在14家上市公司担任过独立董事，联通目前的董事会格局让他想起当年的深发展(现为平安银行)。深发展彼时的第一大股东是一只美国基金，持股**%左右，但是控制了大部分董事席位。
即便如此，由于股权分散，董事会保持了相当的独立性，“(大股东)要花很大的精力说服董事会支持他的方案”。
“过去许多没到位的都要(做)到位。”国资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是由“管人管事管资产”转变为“管资本”。国资委以管资本为主，本质上是要代表出资人发挥股东的作用，使公司的发展战略符合出资者的意图，真正的管理者属于董事会和经营层。
不过，诸如联通等国企混改的效果仍有待观察。因为与许多国家“董事会是公司的权力机关”相比，中国现实倾向于股东权利至上。联通混改后，国有股毕竟还是占联通股权的**%，正是这**%，有可能使国有股的绝对控股地位造成“行政化管控”，行政决策代替市场决策的风险依然存在。
第四篇：国企混改升级 集团层面将迎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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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混改升级 集团层面将迎突破
作为国资国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今年混合所有制改革(下称“混改”)将迎来升级版，尤其是在集团层面有望突破。
《经济参考报》记者在两会期间采访了解到，在加大混改力度、扩大试点的同时，多个地方和企业提出在集团层面探索混改计划，中国东方航空集团公司(下称“东航集团”)已经向国务院国资委党委提交关于集团公司层面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申请报告。而作为国企混改中的重要一环，员工持股试点也将在年底进一步铺开，其中，中国电子今年新报批了2家军工企业试点员工持股。
一、混改迈出实质步伐成效显现
“稳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重点领域迈出实质性步伐。”国务院国资委主任肖亚庆在2018年中央企业、地方国资委负责人会议上如是总结过去一年的工作。
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底，在电力、石油、天然气、民航、电信、军工等重点领域，已有3批50家国企成为混改试点，超过三分之二的央企各级子企业实现了混合所有制。其中，2017年中央企业新增混合所有制企业户数超过700户，通过资本市场引入社会资本超过3386亿元。
2017年6月19日，东航集团旗下的东方航空物流有限公司宣布引入四个外部投资者，联想、普洛斯、德邦、上海绿地共计持有东航物流45%股份，核心员工也持有公司10%股份，集团持股比例从100%一次性降到45%。
“作为中央企业混改首批首家完成，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得到双重提高。”全国政协委员、东航集团董事长刘绍勇4日在政协经济界别小组会议上介绍说。
入围第二批混改试点的中国黄金集团黄金珠宝有限公司(下称“中金珠宝”)，相关工作进展也非常顺利。“去年9月底所有资金都已经全部到位，现在正在按照预定计划积极推进。”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黄金集团董事长宋鑫4日在政协经济界别小组会议后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透露。
作为中国最大的国有综合性电子信息企业，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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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中国电子”)旗下混改企业占比达到八成，2017年经营性利润达历史最高水平。
“和民营企业的合作效果比预想中好很多，无论是核心业务还是发展迅速的业务，混改的作用非常大，比如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域，最精尖的技术都是混改来的，有不少优秀的民营企业家在我们这儿当主要负责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子董事长芮晓武4日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
二、集团层面混改有望迎突破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混改将继续在拓展广度和深度上下功夫。国务院国资委副秘书长、新闻发言人彭华岗透露，“广度”即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民航、电信、军工等重要领域混改进一步推进，并且选择有条件的中央企业推进集团层面股权多元化。而“深度”则意味着将推动混合所有制企业在引资本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健全市场化经营机制，促进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
宋鑫表示，将按照国资委的统一部署，具备条件的将积极推进混改。芮晓武也透露，电子信息行业是完全开放竞争的领域，未来一方面要加速市场化转型，另一方面还要进一步加大混改，将来混改企业占比会达到90%以上。
“目前混改仍在积极推进，社会上比较关心的是集团层面推进混改，主要是以联通为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徐福顺4日在政协经济界别小组会议结束后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混改方面，有的是财务投资，有些是产业投资，我们现在比较关心的是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补短板角度出发，学习一些民营企业的运行机制。”
据了解，截至2017年底，共有中国联通、上海贝尔、华录集团等3家央企从集团层面开展了混改。刘绍勇透露，东航集团已经向国务院国资委党委提交关于集团公司层面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申请报告。在他看来，这一改革将极大地释放生产的活力和人的动力，更好地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特别是有利于集团公司更好地参与全球竞争。
此前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望明也介绍说，按照中央和国资委的部署，公司将进一步在集团层面探索混改，目前具体方案尚未形成。
地方混改也扩展到了集团层面。辽宁提出，在推动子公司层面混改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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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支持具备条件的国有企业开展集团层面混改，省属企业集团层面混改要取得突破。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国资委副主任林益彬近日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上海国企混改分两个层面工作，一是集团层面混改，通过推动混改提升集团竞争力，推动整体上市，二是由市国资委定方向、定规则，比如参股、控股等细则，但坚持市场化原则，推动混改。
三、员工持股改革将铺开
员工持股一直是国企混改的重要内容之一。2016年8月，《关于国有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开展员工持股试点的意见》印发，之后11月国务院国资委遴选出10户中央企业子企业开展员工持股试点。
稳妥起步，开局良好，成效初步显现。”国务院国资委改革局副局长林庆苗介绍说，截至今年2月初，试点企业已经全部完成首期出资入股。而截至2017年11月底，各省市自治区也有22个省已经制定员工持股的操作办法、实施细则，27个省市158户企业正在开展员工持股试点。
全国政协委员、华能集团董事长曹培玺4日在政协经济界别小组会议间隙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混改有序推进，员工持股正在集团二级企业试点。
而中国电子在传统企业建立股权激励机制，同时针对新设企业引进行业高端人才实施混改，在资源导入和体制转型上“既混又合”，真正实现结构性调整和市场化转型的目的。“目前集团旗下试点员工持股的企业已经达到60家。今年新报批了2家军工企业试点员工持股，目前还在等待批复。”芮晓武透露。
2018年中央企业、地方国资委负责人会议提出，将在年底系统总结国有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试点经验，扩大试点范围，建立激励约束长效机制。
《经济参考报》记者了解到，广东、上海、江西等地均在积极推进员工持股，2018年山东、湖南、辽宁等多省也提出将在混改同时探索员工持股试点，其中辽宁明确表示将在10户企业试水员工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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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天津混改提速，能否成为其国企债务危机的救赎？
自4月以来，天津市陆续有大型市属国企曝出信用风险，再次触发了市场对天津地区国企和城投债务问题的担忧。2018年是地方政府债务置换的收官之年，在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投融资收紧的趋势下，市场对天津国企的信用问题担忧升温。自4月下旬首个事件冲击以来，先后有多个天津地区城投债券被动取消发行。部分城投债券也遭到了较为集中的抛售，其中甚至不乏老牌基建平台天津城建。天津的国企债务负担难道积重难返，还是另有转机，甚至暗藏Alpha的机会? 事出有因 造成市场对天津国企信用风险恐慌的，主要源于三起事件： 第一起：天津市政建设开发公司资管产品的延期兑付4月27日，中电投先融(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旗下两款产品发布延期兑付公告，称其管理的“中电投先融·锐津一号资产管理计划”、“中电投先融·锐津二号资产管理计划”的融资人正在进行资金归集，未能按期偿付本息并请求延期。该两款资管计划通道方为国通信托(原方正东亚信托)，融资方为天津市市政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保证人为天津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该资管计划第三期、四期原到期日为2018年4月13日、4月14日，中电投先融作为管理人在项目到期前后多次现场或致函方式督促融资融券还款。经过协商沟通后，融资人于4月27日向国通信托出具延期支付的函件，承诺第
三、四期全部贷款本金和利息将于2018年6月29日前全部清偿。 第二起：天房信托贷款陷偿付压力风波2018年5月10日，一份《中信·天房2号贷款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二次临时信息披露报告》在网上流传。内容显示，该信托计划于2017年5月18日成立，期限1年，资金规模5.5亿，天房集团应于2018年5月18日向信托计划偿还贷款本金2亿元及相应利息。而中信信托因注意到天津市政建设集团发生债务违约的负面新闻，向天房进一步明确还款安排，因天房尚未给出按时还款方案，进而向受益人发布了天房可能发生无法如期偿付贷款本息的风险预警报告。 不过，仅过一日事件便峰回路转。5月11日，一份《中信·天房2号贷款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三次临时信息披露报告》遍在网上流传，内容主要为天房集团于5月10日向中信信托致函说明，天房集团是负责任的国企，信用良好，从未出现债务逾期或不良，并已针对该信托计划制定了还款安排，将按时兑付债务本息。 第三起：天津冶金钢线钢缆集团资产处置临时生变2018年5月14日，《国民信托·天冶线缆经营收益权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关于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暂缓司法拍卖程序的临时公告》，又将天津地区国有资产处置的市场化环境推上舆论风口。 事情起因大致是融资人天津冶金钢线钢缆集团及保证人天津冶金集团对国民信托的信托计划违约，国民信托于2016年8月向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立案。2018年4月4日天津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变卖融资人名下位于北辰区的三处地产。4月10日，法院告知该房产将于5月11日至12日进行网络司法拍卖。而在拍卖前一日，法院临时告暂缓拍卖，原因是北辰区国土局于当日以三处房产在土地证到期前未办理相关手续为由要求法院暂时停止拍卖程序。 经营效率低下致国企债台高筑
在市场化竞争格局中，好牌也容易打烂。 首先，我们看第一起事件的融资人天津市市政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市政开发”)。该公司是天津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市政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后者是天津市国资委直属企业，定位为竞争类市场化的区域开发投融资企业，主业区域综合开发、土地整理、市政投资和房地产开发。 除天津市政开发外，天津市政集团还有一家全资子公司天津滨海发展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滨海发展”)。滨海发展的总资产与收入均占到天津市政集团的90%左右，为后者核心资产。我们看到天津市政集团及其子公司在天津本地土地储备丰富，且大部分举债均用于承接政府委托代建项目和土地整理，可谓经营上有先天优势。 然而，滨海发展2017年年报数据显示，其负债率高达91.63%，已连续8年保持在90%以上。过去几年信用扩张推动的资产规模膨胀，并未能转化为经营规模和效率的提升，最近几年公司净资产几乎没有增长。滨海发展2017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42.62亿元，同比下滑近8%;实现净利润1.33亿元，同比下滑近20%。而从利润构成来看，这1.33亿元净利润，还主要来自其控股48.30%的上市公司天津松江(600225.SH)。 天津松江过去几年经营业绩也持续低迷，2015至2017年间其经常性损益已连续三年亏损，仅靠资产处置维持了2017年正收益。其市值不到40亿，曾一度沦为“壳公司”。2017年9月16日，天津松江发布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报告书，宣布完成以10.8亿元的对价，收购下属一股权投资基金参与的天津卓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80%股权。后者承诺2017至2019年的净利润分别为9,000万元、1.1亿元合1.3亿元。2018年一季报显示，完成重大按资产收购后的天津松江营业收入仅7,543万元，净利润仍亏损1.77亿元，其期末负债率高达88.35%，显示出资金链依旧紧张。2018年4月19日，天津松江公告其控股子公司拟在江西联合股权交易中心发行规模合计不超过30.02亿元的私募可转债。 由于公司土地整理业务收入波动大、房产项目销售进度慢、资产流动性弱以及负债率高企，天津市政集团于2012年1月发行的12津市政债曾在2014年信用跟踪评级报告中被给予负面的评级展望。尽管该债券于2018年1月18日到期时成功兑付，但全资子公司滨海发展发行的13津滨投债仍在存续期，目前大公和鹏元对其主体评级分别为AA-/负面、AA/负面。而在在天津市政集团未能及时代偿市政开发公司应付贷款本息事件发生后，鹏元资信于5月10日将其担保方主体及13津滨投债的信用等级列入观察名单。 不过，就在信用事件发生后，天津市政集团与天津市政府金融局、国资委等汇报并研究协商解决方案的相关文件显示，集团在5至12月预计回款205.51亿元，其中土地整理收入回款99.74亿元、房产销售回款35.29亿元、其他收入及项目欠款回款70.48亿元(主要是政府欠款)。若能如文件所说上述款项及时、足额回笼，将极大的缓解其流动性压力。 无独有偶，天津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房集团”)作为天津本土最大的国有独资房地产企业，具有很强的区域竞争优势。截至2017年6月末，天房集团主要在建房地产项目总建筑面积731.96万平米，可售面积131.10万平米。同时，公司工程施工、代建业务等规模较大，业务可持续性也较强。 然而，天房集团2017年中报显示，其债务总额达到1,830.13亿元，剔除预收款项的负债率达到82.67%;负债中有息债务达到1,326.04亿元，占比高达72%。公司有息债务所产生的年利息支出就高达80多亿。 在资产端，公司总资产2,132.80亿元，其中存货就有1,276.18亿元，占比近60%，可见公司大量资金被地产项目占用，导致资产周转效率持续下降。自2015年起，公司的营业收入从2015年最高时达到328.86亿，到2016年下降25%至237.68亿，而2017年中报更是同比下滑达到41%，仅76.21亿元。公司存货周转天数由1,145天，持续攀升至2017年中报达到3,536天。公司作为一个房地产企业净资产收益率在2015年最高峰也仅7%左右，远远低于同规模的同业对手。 经营周转能力的下滑，影响了资金回笼和使用效率，反过来又影响了公司开工能力，形成恶性循环。过去几年，天房集团大量债务借助债券市场进行借新还旧滚动。截至2018年5月15日，天房集团在债券市场存续期债券超过200亿元(包括1亿元港交所美元债)，其下属上市公司天房发展(600322.SH)存续期债券64亿，二者合计超过270亿元。 受地产调控、周转下滑、债务刚性支出增加等多种因素影响，公司自2016年以来连续两年亏损。公司2013年发行的13津房开，因连续两年亏损，被交易所自2017年7月11日起暂停交易。而2018年5月14日，中证指数鉴于天房债券风险上升，又将其存量债券的估值进行了调整。 本次信用事件的第三个涉及主体天津冶金集团，曾是渤海钢铁子公司。2016年3月，渤海钢铁出现债务困境，其总计1920亿元金融机构借款出现逾期和违约。为化解渤海钢铁债务危机，天津市政府由金融办牵头组建债务人委员会，并将渤海钢铁一拆五。但是，渤海钢铁债务处置迟迟没有公布最终的解决方案。本次国民信托处置冶金集团下属企业资产，也系渤海钢铁债务处置的后续。 债务危机的解决方案均指向国企混改 就在4月底天津市政信用事件发酵后，5月7日，网络财经大咖曹山石在其微信公众号“山石观市”中公开了一份“市政建设集团关于‘中电投’延期支付情况说明”。文件显示，天津市政开发公司承诺2018年6月29日前归还全部剩余2.5亿元延期贷款。除此之外，文件还披露了天津市政府对事件的态度：“防止在国企混改的关键时间段，由此引发机构对天津国企的系统性误判”。 而另一家企业天房集团也在5月15日在其官网发布《关于网传天房集团信托情况的说明》，并提到天房集团正积极推动混改工作，已于4月28日公开挂牌。此前，旗下上市公司天房发展曾在4月25日公告权益变动，天津市国资委于23日将天房集团100%股权注入天津市国资委独资企业天津津诚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后者成立于2017年1月，是天津市政府国有资本运营和推动混改的平台。目前，津诚资本拟征集1名投资者，让渡天房集团65%股权(其中通过增资扩股让渡30%股权，通过股权转让让渡35%股权)，这将为天房集团带来超过200亿元的资金支持。天津产权交易中心的挂牌公告显示，投资者因具备的条件为“国内房地产企业综合实力前三十强，具有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的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起事件，则也不得不让人联想起是否与混改有关。资料显示，本次拟司法拍卖的三处不动产土地性质均为划拨，用途为工业用地。不过法院在拍卖预告中注明，“该拍卖标的地上物证载面积与实际面积不符，有新建和拆改的情况，目前是由企业职工正常生产经营使用，以现状进行拍卖，买受人须接受现状，并自行解决拍卖后续事宜”。较为合理的推测，可能是由于目前该物业因被企业职工占据并正常经营使用，处置起来棘手。在天津混改攻坚的敏感时期，天津市政府可能担忧处理不当产生的舆论聚焦，“暂停”司法拍卖或许是出于为混改敏感期“让路”的考虑。 天津国企混改或已悄然提速 2017年1月，天津市召开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快体制机制创新，增强国有经济实力活力竞争力，坚决打赢国企改革攻坚战”。此后，天津成立了全市深化国企改革领导小组，启动市管企业混改工作。目前，有21家集团已经启动混改招商。 事实上，早在2017年6月的第十一届中国企业国际融资洽谈会天津国企混改对接会上，天津国资系统就推出194个项目，计划引进资金1100亿元左右。 2018年5月4日，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天津津诚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签订《合资合作协议》《产权交易合同》，成功受让天津建筑材料集团(控股)有限公司55%股权，成为天津市管企业全面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第一个案例。 从近期天津产权交易中心挂牌项目来看，混改已进入提速阶段。从主要公司的挂牌方案看，基本上是打破了国有股“一股独大”，且混改层级由二级及以下企业提升到一级集团层面，对于战略投资者、财务投资者的要求中也大多是明确需要有实力的市场化主体。央企、国企混改的全国性布局 中国证券报今年2月23日报道，与2016年9月成立的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并行的另一个国家级混改基金将在今年上半年成立，规模也将达到千亿级别。今年初，国家电网、南方电网、中国华能、中国华电、国家电投集团、三峡集团、国家能源集团、中国电力建设集团8家央企提出了2018年混改工作部署，将加快混改步伐，加大混改力度。 在资本市场上，中国证监会网站证券投资基金募集申请行政许可受理及审核情况公示信息显示，今年2月13日银华基金、华夏基金、博时基金突然同时通过简易程序申请了央企结构调整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并都在3月28日获得受理，4月
8、
9、10日分别获得第一次反馈。另一只地方性的“南华中证杭州湾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也在2月13日提出申请，2月26日获得受理，并于3月12日获得第一次反馈，5月16日获得批复。同一类主题型指数基金的短期密集申报，其背后非同寻常。 国企混改若能成功推动，其经济、社会意义将十分重大。 参与混改的资产大多质量良好，但过去因经营管理低效，导致业绩不佳。以天津为例，本次引入战略投资者的目标大多是市场化程度高的行业龙头，且天津市政府不惜以让渡控制权为代价，显示出其体制机制改革的决心。优秀企业引入成熟、优秀的管理、营销、激励等各方面机制，将显著提升国有企业经营效率，盘活存量资产，提升经营效益和资产盈利水平。例如，天房集团其净资产收益率提升5个百分点，就能为其带来近15亿元的净利润。 国企混改也将起到盘活土地资源，降低政府债务杠杆的作用。同样以天津为例，国资委为天津市政集团、天房集团等引入有资金实力的全国性大型房地产企业，或能盘活天津市存量土地及房产资源，改善土地流转速度，进而充实天津市财政政府性基金收入来源，改善地方政府债务结构。如天房集团引入大型房产企业作为战投后，将由区域型开发商升级为全国性开发商;天津市政集团若成功混改，也将发挥出地产业务一二级联动优势。 央行行长易纲在今年4月博鳌论坛上指出，中国目前的确存在杠杆率高、债务水平高的问题，央行将通过一些做法来实现一个漂亮的去杠杆。易行长在5月4日接受财新杂志专访时再次谈到杠杆率问题，提出防风险首要任务是先稳定住总体杠杆率，可考虑在所有制中引入私人投资者参与国企混改。 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5月15日召开的全国政协“健全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体系“专题协商会上强调，我国有诸多有利条件，将以改革发展的办法主动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打赢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 国企混改作为化解当前企业债务杠杆率过高、运营效率低下问题的解决方案，无论从其逻辑合理性，决策层的重视程度，还是社会各级的实际执行力来看，都将成为2018年不可忽视的宏观与微观经济影响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