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会学村民自治

2022-08-20

第一篇:农村社会学村民自治

《中国农村村民自治》

继读过项继权教授的《集体经济背景下的乡村治理》一文之后,这两天又拜读了徐勇教授的《中国农村村民自治》,领略长江学者风采之余,思想继续被学者那渊博的知识、敏锐的洞察力、沉重的社会责任感和独特的理论创新所感染、所触动,正所谓读一本好书,留无限沉思,故在此把读《中国农村村民自治》之后的一些想法给写出来,大家交流下,以便更好的了解这篇著作,升华理论素养。 这里我先谈谈我认为的本文最大的两个创新点:

第一个创新点是将村民自治的研究放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参与国家、社会制约国家和社会收回国家的大理论框架下展开,针对具体的中国农村村民自治研究时又是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政策的指导下进行,这区别于当时大量的研究脱离中国本土、脱离马克思主义的现状,弥补了国内在这一方面研究的空白,也奠定了这一著作在中国理论界的地位,对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第二个创新点是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彼此相得益彰,令文章理论与事实兼备,具有极强的说服力。《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分两篇:上篇和下篇。在上篇中徐勇教授主要采用了制度分析来阐明村民自治的运作模式、活动内容、组织形式等问题,具有严密的逻辑,达到了很高的理论水平。在下篇中徐勇教授主要是用做实证研究、用实地调研(如四川省达川市村民、川、湘、鄂农村、河南省新野县农村等)来支撑自己的理论观点,令人信服。

同时读了此书也有几个困惑,查了一点资料,试着给出自己的答案。

问题一:为什么村民委员会不是最基层的一级政权组织。

我百度了一个,行政机关应具备以下几个因素:行政机关资格的取得,应具备下列条件:(1)其成立获法定机关批准;(2)已由组织法确定了职责权限;(3)有法定行政编制并按编制配备了人员;

(4)有独立的行政经费;(5)有办公地点和必要的办公条件;(6)通过公开的方式宣告成立。很明显村民委员会是不完全具备以上条件的,比如行政经费、人员编制等方面是不具备的,也自然不是最基层的政权组织。

问题二:既然实行村民自治,为什么还要在农村设立党支部 这首先是我国的国家制度决定的。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党的领导。村民自治也自然是在党的领导下开展的村民自治,因此合情合理都应设立党支部。第二,是由历史原因形成的。建国后,农村基本都设立党支部,并且在农村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先锋模范作用,这是经实践检验了的,所以这一传统被保留了下来。第三,是农民的自觉选择。农村用户共产党,真心跟着党走,农村的建设更需要党的领导和指导,可以说没有党就没有农村的现代化。

问题三:民主为什么先在农村试行而不是在城市

一直以来有种观点认为民主与经济、教育等情况成正比,那么民主在城市之中应该更易推行,但国家为什么会先在农村开展民主呢?首先农民思想包袱小,开展民主更容易。经历文革等一系列运动后,

城市居民(知识分子等)对民主有种恐惧感而不愿意谈民主,而农民包袱较小,敢于去碰一些所谓的禁区。其次,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农民首先创造出了基层民主自治,国家便顺势予以肯定并大力推广。最后中国有9亿农民,农村的民主搞好了,才算是真正把民主搞好了。

读了这本书后,我深刻的认识到农村问题充满了复杂性,不扎根于农村的土壤,一切只想从书本发现问题、寻求答案无疑是经验主义者。马克思经典作家认为一切理论来源于实践、完善于实践、检验于实践,正因如此只有那些不辞辛苦,扎根于农村的学者,才能真正懂得农村,才能写出利国利农的好文章。而徐教授的论文便是这样一篇佳作,因为徐教授是扎根于农村的乡村大地上的学者,正如徐教授所说,该书不是“做(坐)出来的学问,而是“跑”出来的学问。”我想徐教授的书所教给我的研究农村问题要“三个面向”即面向社会、面向基层、面向农村,要“理论务农”指立足于农村改革实践,服务于农村改革实践,便是我读完此书最大的收获。

距离徐教授写作此书已10年之久,书中对村民自治的发展趋向预测也得到了实践的检验,是准确的。民主已在基层深深的扎根,并进一步像上延伸,但依旧有很多问题,比如国家行政权力的控制使村民自治不能彻底的贯彻实施等。除此之外,还出现了很多新问题,比如基层民主选举中的“暴力民主”(以恐吓威胁手段获得选票)、“金钱民主”(以金钱手段获得选票)、“家族民主”(靠家族势力赢得选举)等等,这些伪民主严重威胁基层民主能否落实到实处。我想随着国家

经济的发展、村民民主意识的增强、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农村村民自治一定会进一步完善,而通过基层自治民主的发展、扩大、延伸来实现整个国家的民主化进程未尝不是一个可选择的民主化之路。

评论经典总是觉得如履薄冰,有妄加评论之嫌疑,却又不得不从经典中汲取营养,所以有不当之处,还请老师、学长、同学们批评指正。

姚化伟

第二篇:农村的村民自治实践

村民的自治实践和典型研究

农村的村民自治实践和典型研究

(景德镇陶瓷学院 材料学院 专业、班级:08热工(2)班 姓名:刘威)

内容提要:村民自治制度是当前农村治理的基本制度。相对来说,理论界和实践部门对村民自治制度的关注集中于自上而下的推行,忽视了因为村庄本身的不平衡所产生的村民自治实践状况的不平衡性。本文讨论了村集体经济状况对村民自治的决定性影响,讨论了村庄规模、村庄社会关联、村庄精英等构成村民自治基础的因素,讨论了村民自治实践差异的现实原因。认为在当前的村民自治研究乃至所有关于农村制度的研究中,不能局限于制度文本和总体状况的描述,而应考察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在不平衡乡土社会实践的过程与后果,同情地理解制度实践的现实,从而提高制度研究和农村研究的学术水平。

关键词:村民自治 村集体经济 乡村关系 乡土社会 不平衡性

一、引论

2010年,我们在江西选择一个村作了关于村民自治实践状况的调查。调查选点是随机的,没有典型性,但比较真实。调查报告提出的理论问题和政策问题令人深思[1]。 这些调查报告大都关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村民自治的政策后果,二是村民自治的村庄基础。村民自治也可以看作一种民主化的村级治理制度[2],其目标是在国家不能为村庄提供足够秩序的情况下,通过改善村庄的治理来提供自足的村庄秩序。改善村庄治理的具体办法就是《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上规定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从调查报告的情况来看,村民自治大大改善了村庄治理,从而为村庄秩序提供了制度基础。不过,村民自治也带来了问题,这些问题在不同村庄的表现相当不同,抽象地讨论村民自治的好和坏,功与过,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必须深入到村庄内部来看村民自治这一自上而下安排下来的制度,讨论村民自治制度与村庄的对接过程,与村庄自组织资源,与村庄集体经济状况,与村民的面子、宗族观念,乃至于与村民的性格和村民与村民之间的相互联系状况的相关性,从而理解村民自治的实践过程,看到制度背后的社会基础。村庄自足的秩序需求,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当前村庄本身的社会状况,构成了调查报告的关键词。

二、村民自治制度安排的分类标准

在对调查报告的编辑上,我们将派性和集体经济状况作为分类的主要依据,而将选08热工(2)班

刘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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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和村庄秩序作为了共同项。这样编辑的理由,是民主选举作为村庄政治中最为耀目的事件,对村庄治理的影响最大,也是当前村民自治制度安排中实施最为彻底有效,最不同于传统村庄治理方式的方面。民主决策本来是村庄治理中更为基础的方面,可惜当前民主决策在实践中落实的不好,不如民主选举普遍落到了实处。选择选举作为共同项的另一个原因是,正是选举这个牵动所有村民和村干部的戏剧化事件,最为彻底地将村庄社会的形貌表现了出来,反过来又构造了村庄社会本身的形貌。村集体经济状况往往决定了村庄治理的方式,也决定了村庄选举的方式,村庄选举又制造或强化,有时也消解了村庄的派性斗争。

具体来讲,村集体经济状况对村民自治的影响极大。所谓村集体经济,就是村级组织可以获得或掌握使用的经济资源,较多的村集体经济资源不仅可以减少向村民提取经济资源的数量,缓和当前农村普遍存在的因为收取提留产生的干群矛盾,而且可以通过向村民分配村集体创造的公共物品,获得村干部对村民的主动性。较多的村集体经济资源,提高了村级组织的运作效率,强化了村干部对村民的优势地位。引入村民自治制度以后,村民有更多参加村务活动的积极性,更愿意参加村委会的选举和村务决策。在村级组织不仅不需要向村民提取经济资源,而且可以向村民分配公共福利时,村务决策,尤其是通过村民代表会议决策的合法化了的村务决策,具有强大的执行能力。而村集体经济很少的村庄,村级组织不仅不能代替农民向国家交纳税费,而且办任何一件事情都需要村民出钱出力,由此造成农民负担过重和干群关系紧张,村民以拒交税费来抗拒村干部的权威,村民获得了对村干部的主动性。引入村民自治制度以后,村民既可能通过民主的办法来抵制上级过多的提取,也可能通过选择好干部,达成善协议,来改善村庄治理,提高村庄公共物品的供给能力。但是,因为村集体经济资源较少,村干部的正当报酬不会太高,村民达成合作协议涉及出钱出力而难度骤增,少数反对合作的村民成为村庄公共物品提供越不过去的坎。从村民方面看,要么对村庄事务参与过度,要么对村级治理漠不关心。总之,村集体经济资源的有无与多少,对于村民自治的过程与后果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村集体经济较少的村庄也有激烈的争斗,具体可以分出两种类型,一类是与传统因08热工(2)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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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联系起来的争斗,诸如与宗族意识、面子观念、宗教信仰等相联的争斗。另一类是与少数村干部或村民个人利益密切联系起来的争斗。这两种争斗在目前的中国农村,因为传统深入农村的能力大大下降,而更多表现为上层的、间接的且间歇性的争斗。相对来说,与传统相联系的村庄争斗更加稳定和深入,在村庄的动员能力更强,具有“派系”斗争的特征。而在那些村集体经济较少且传统断裂的村庄,即使发生争斗,也仅限于上层少数人中,这种争斗很不稳定,动员能力弱,以利益许诺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分派斗争只能是派性斗争。派性斗争最重要的特征是以两个争斗的个人为中心建立起来的,争斗双方中一方的退出,即意味着派性斗争的结束[3]。 大多数集体经济贫乏村庄即使引入村民自治制度,也并不因此产生戏剧性的场面。一切似乎都没有变化,村民对村委会选举十分冷漠,更不用说对村务决策的参与了。多数村民的想法是,只要村干部不找我收钱,他们做什么事情与我何干!不过,当村民因为诸如水利工程、桥梁道路等设施被破坏,社会治安、道德水平等基本需要不能得到满足时,他们是迫切期望村干部来为他们提供公共物品和村庄秩序的。村民自治是提供公共物品的一种办法,这是一种民主的办法,试图通过村民本身的参与来约束村干部的不良行为,提高村庄资源的动员能力,从而为村庄秩序提供来自村庄的基础。实践中的很多村庄是比较好地达到了这个目标的。问题是,这种办法并非一了百了。离开了村民的参与积极性,离开了对少数村民不合作倾向的约束能力,村民自治这种民主治村方法的效果要大打折扣。 必须将村民自治的效果与村民的行为倾向,与村民与村民之间的关系状况及这种关系对村民行为的约束能力,与村民和村干部及村庄精英的互动状况相联系,来讨论村民自治的村庄基础在那里。随后应该讨论村民自治的相关政策问题。

三、村民自治实践中的理论问题

先来讨论与村民自治实践相关的理论问题。这里讨论的理论问题,仅是一个方面,即村民自治制度村庄基础的方面。

1、 村庄的规模。这里及前面讲的村庄,也就是村委会。村委会的规模即其人口的多少和地域的大小。当前的村委会一般是承接人民公社时期的生产大队而来。生产大队下面的生产小队改为村民小组。人民公社初期实行“一大二公”,生产单位规08热工(2)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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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较大,带来极大的效率损失。1962年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人民公社60条》确认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原则,将生产队作为组织劳动的基本单位。生产队一般20-30户人家,百余人,是一个相互熟识的熟人社会,这种社会中,因为相互熟识,可以相互监督,舆论约束也比较有力,从而减轻了人民公社体制本身的问题,使人民公社可以再延续20年之久。建立在生产小队之上的生产大队及以此为基础建立的村委会,规模较生产队要大一个数量级,在这种规模的社会中,村民不再相互熟识,舆论压力下降,一致行动能力不足,村民与村民之间的互动往往经由村干部这个中介。我们将村委会这样一个规模的社会称为“半熟人社会”[4]。作为“半熟人社会”的村委会,人们的行为方式和行动能力具有“半熟人社会”的特点,特别是在村委会选举及村务决策中,不理解村委会半熟人社会的特点,很难理解村级治理的某些方面。

2、 村民与村民之间的联系。村民与村民之间的联系,我们叫做“村庄社会关联”[5]。“村庄社会关联”指村民之间关系的性质、强度及其广泛性,尤其指建立在这种关系之上的村民一致行动的能力。任何一个社会得以延续,都是建立在社会成员相互合作基础之上的,与其他人无联系不合作的原子化的个人,是现代社会所淘汰的对象。村民自治及村庄秩序的获得同样有赖于村民的合作或村民之间建立有强有力的关系,正是村民之间强有力的关系,使得村民会议通过的决策不只是对赞同者具有约束力,而是对全体村民具有约束力。这种约束力不是凭借暴力,而是凭借村民心中的正义和他们对村庄正义的敬畏。他们受到村庄舆论及与这种舆论密切相关的村民与村民之间关系的约束。 村庄社会关联不是凭空产生的,它与村庄现状密切相关的。其中的两个方面尤其与村庄社会关联关系密切。一是村庄传统的状况。宗族意识构成了村民之间的宗族联系及与这种联系相关的一致行动能力。面子观念则造成了舆论本身的力量。二是村庄经济社会分化的状况,即在村庄内部因为资源分布不均衡而产生的一些占有优势资源的村庄精英对一般村民的影响能力,这种影响能力是村庄形成群体行动的一个基础。不同村庄的社会关联程度并不相同。当前市场经济与现代传媒的进村和村民的自由流动可能性,对于村庄社会关联状况有极大影响,这会构成对村民自治这种治理制度的影响。这08热工(2)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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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研究十分不足。

3、 村庄精英。村庄精英是一个“古老”的研究课题,诸如对乡村土绅的研究和“长老统治”的说法。村民自治是一项授权村民的治理事业,但这并不是说村里的所有事情都由村民去做,也不是说每一个村民所做的事情和他们的影响力是相同的。正是因为村民之间各不相同的影响能力,构成了村民本身的结构分化,这种结构分化塑造了当前村庄治理的现状[6]。

所谓村庄精英,就是村庄中较一般村民影响力大,行动能力强的人。这些人拥有诸如经济、文化、社会诸方面的优势资源。村庄精英影响力的大小和方式及村庄精英数量的多少,与村庄本身有密切关系,宗族头人、宗教领袖和经济大户是些高大威猛的村庄精英,这样的人不会很多,却“力大无比”。“大社员”、小地痞是些细小琐碎的村庄精英,这样的村庄精英数量虽多,影响力却很有限。村庄精英往往不只是在村庄范围活动,他们可能将主要的时间与精力放在村庄以外,对于村庄治理没有兴趣。这样的村庄精英,严格说是不在村的精英,与村庄治理关系不大。还有一些人虽然一直在村庄以外生活,却十分在意村庄生活,他们的生活面向村庄,这些不在村的人事实上是在村精英。细致观察村庄精英的状况,对于理解村庄治理,尤其是村民自治引入之后村民的行动和村庄决策的达成,会很有意思。也就是说,因为村庄精英本身的状况不同,造成村民自治这个全国一统制度安排实践后果的不同。 以上三点讨论,只是希望回答为什么实践中的村民自治过程与后果的不同。过去学术界和政策部门过于关注村民自治制度实践中的政府方面,自上而下的方面,这也是村民自治制度实施之初所应关注的主要方面。当前的村民自治制度已实践10余年,仅从自上而下的视角来看,显然不够,因此,我们将村民自治研究中的理论问题定位于村民自治的村庄基础。以上三个方面在全国不同村庄的表现相当不同,就必然造成村民自治这一民主化村级治理制度实践的不同。这样我们就会对村民自治实践有一个更为理性的判断。

四、村民自治实践中的政策问题

引入村民自治制度的首要目的是为了解决村庄秩序自足提供的问题,因为国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无力为庞大的农村社会提供足够的公共物品。不过,村民自治制度还08热工(2)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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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同时解决国家向乡村社会的渗透能力。在当前的行政体制下面,乡镇一级设基层政权,但乡镇这个基层政权的范围太大,一般人口在5万左右,地域数十乃至上百平方公里,区区乡镇干部无法将诸如计划生育、收粮派款等繁重的任务完成,他们无力面对数量庞大的村民。何况他们根本不可能熟悉村民。村委会是一个半熟人社会,千人左右,村干部对每个村民都很熟悉,正是村干部可以成为乡镇行政离不开的腿。这样一来,村干部就不仅要成为村民的当家人,而且要成为乡镇行政的代理人。这就面临着村民自治的第一个政策性问题:乡村关系问题。 在不同的地区,乡村关系面临的问题并不相同,因此,在乡村关系政策上面所留有的空间也不相同。乡镇有时默许村干部在合法收入之外捞取灰色收入,有时利用正式关系之外的非正式人际交往来笼络村干部[7]。

村民自治制度的引入,强化了乡村关系中事实上一直存在的以上问题的症结。当乡村合谋以向农民提取资源时,农民不会对乡村干部留有好感,农民要么对村庄事务漠不关心,要么联合起来将代理乡镇事务意愿过强的村干部选下来。农民联合起来的基础是他们的组织方式,在不同地区农民的组织方式是十分不同的。农民组织的一种方式是派性斗争。派性斗争首先是村庄内部分成两派的斗争。其中一派特别是处于村庄权力弱势的一派习惯打出为民请命的招牌,将对手置于与乡镇合谋的不利处境。选举中,乡镇事实上是希望干预以选出自己满意人选的,但乡镇干预的结果必然强化受到损害一派的愤怒,受到乡镇支持一派即使当选,也会不断受到另一派的“刁难”。乡镇因此更加难以完成向村一级渗透的任务。大多数乡镇目前终于知道,在村委会选举这类政策操作性很强的事情上,“按法律和政策来”,不带意志让村民选上谁谁当[8]。村委会选举的自由度越来越高。

显然,乡村关系在不同地区的表现和要求是相当不同的,这不仅与乡村组织面对的国家任务的不同有关,而且与农民的组织方式,村集体经济的发育状况等等有关。在笼统谈乡村关系之前,似乎应先分清是什么类型的乡村关系。 与乡村关系紧密相关的是村支部与村委会的关系,所谓“两委关系”。“两委关系”也是当前村民自治实践中的焦点问题。与之相关制度设计很多,争论极大。总体来说,我们认为两委关系也如乡村关系一样,在不同地区因为面对的任务和所处村庄基础的不同,而会有不08热工(2)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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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表现。关键是应将两委关系由一个抽象的理论问题回归到村庄中予以理解,将笼统的讨论具体化到实践中去。

五、结语

假若我们只是局限在制度文本和总体状况上研究村民自治,这种研究很快就会被实践抛在一边。中国是有9亿农民和960万平方公里国土面积的大国,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是当前包括乡村在内的中国的显著特点,这种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造成了村民自治制度以及其它诸种自上而下安排下来制度的不同生长基础。苏力在回答同一套法律在乡土社会的人民法庭和城市或工商发达地区运作的差别时写到:“这种差别主要是因为社会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伴的社会生活条件的不同,以及在这种条件下生活的人及其行为方式的不同。”[9]他主要讨论了法律实践因为经济方面的差别而造成的过程与结果的差别。如果将苏力的法律实践的差别换为国家自上而下安排的制度实践的差别,比如村民自治制度的差别,就会发现苏力结论的普适性。而如果不看得那么根本,我们还应看到,不仅是经济不平衡,而且有文化不平衡和其它不平衡的因素在决定村民自治制度实践不平衡方面的作用。学术界如何深入到不平衡的农村实践中去,理解自上而下制度安排的不同实践,并在此基础上理解诸如村民自治这些上面安排下来制度的处境,对于完善这些制度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学术研究当然也有重要意义。

参考资料:

[1] 参见范瑜、贺雪峰主编《村庄治理与秩序——村民自治调查报告》,即出版。 [2] 参见贺雪峰:“论民主化村级治理的村庄基础”,《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2期。 [3] 参见贺雪峰:“乡村选举中的派性与派系”,《中国农村观察》2001年第4期。 [4] 参见贺雪峰:“论半熟人社会”,《政治学研究》2000年第3期。

[5] 参见贺雪峰、仝志辉:“论村庄社会关联”,即发表;董磊明:“传统与嬗变——苏南乡镇企业改制后的村级治理”,《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1期。

[6] 参见仝志辉、贺雪峰:“村庄权力结构的三层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2第1期;贺雪峰:“缺乏分层与缺失记忆型村庄的权力结构”,《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2期。

[7] 吴思红将这种非正式人际交往称作“体制外动员”,参见吴思红:“村民自治制度下的乡村关08热工(2)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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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与农村社会动员”,《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

[8] 参见仝志辉:“村委会选举中的精英动员”,《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1期。

[9] 参见苏力:《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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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农村社区和村民自治

什么是农村社区?农村社区能给老百姓的工作、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如何把握处理好农村社区和村民自治这关系,怎样协调推进好农村社区和村民自治建设的工作。在此,首先我们应该认识到农村社区建设是政府公共服务向农村的延伸,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深化村民自治的一件大事。其次,农村社区建设是一种以加大城乡统筹力度,逐步实现“城乡发展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就业社保、社会管理一体化”的管理新模式的探索,并且与村民自治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相互提高,两者协调发展。

2007年5月余杭区就被民政部列为全国农村社区建设实验区。区委、区政府十分重视这项工作,把它作为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一项重要内容,立足统筹城乡发展,突出形成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新格局,积极把城市社区管理与服务理念引入农村,围绕农村社区建设“服务社会化、居住社区化、环境生态化、乡风文明化、村民知识化、管理民主化”的目标。其中区委、区政府提出要坚持把农村社区建设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相结合,坚持与完善余杭特色的村民自治机制相结合,坚持与“环境立区”建设美丽之洲相结合,坚持与党的建设、坚持与村级工作各项创建活动相结合。由此可见,坚持与完善余杭特色的村民自治机制相结合是何等的重要。农村社区是政府公共服务、市场化服务与村民自治服务的相互结合,从农民群众现实需求出发,建立完善农村社区服务体系,以政府公共服务带动社区服务发展的一种

新的探索与尝试。推进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拓展服务领域,改进服务方式,探索建立引导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医疗卫生、计划生育、社会治安、科技教育、文化体育、劳动保障、法律服务等公共服务进农村社区的机制,促进政府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同时积极为农民提供医疗卫生、就业指导、文化教育、社会保障、社会救助等公共服务和技术技能培训、科技信息咨询等“一站式”服务。农村社区的“一体化”管理带来的是办事流程简便化,一站式服务让老百姓不出远门就可以办理相关手续,说到底就是老百姓得到了更方便、快捷、省时、省心的服务。对于老百姓关注的热点问题,以社区服务中心、志愿服务队伍为载体,组织动员村民和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到农村社区服务活动中来,发挥农村社区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的功能,初步形成政府公共服务、市场化服务和村民互助、自我服务有序发展的格局。

那农村社区建设工作开展的到底怎么样?农村社区建设与村民自治结合的是否顺利?以我村为例,农村社区工作基础设施基本配备到位,一门式服务大厅、电脑、打印机、复印机等。特别是复印机的应用,极大的方便了当地村民的办事效率,老百姓在办理各类保险、就业援助、各类协议等相关手续的过程中,不必去集镇打印店,既省时又方便。对此,老百姓的反映很好,如果不是因为农村社区工作的推进,硬件设施也没有这么完备。第二,办事流程的下延,农村社区的功能放大。以就业援助办事流程为例,之前失业证的办理需要老百姓到瓶窑劳动保障所。现在农村社区的功能被放大,村民只要备齐材

料,到村直接登记就可以办理,同样极大的方便了老百姓。还有农村社区专用章的发放,很多事项不需要村委的章,避免了有人办事章不在,最后事情一拖再拖,浪费了时间,降低了效率。以上的例子都是老百姓和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都能深切感受的到,而且是实实在在的好处。当然农村社区建设给我们的农村带来仅仅是这些好处的话,我想那肯定是错了。农村社区是相比行政村等组织具备更好弹性的制度平台,它围绕如何形成新型社会生活共同体而构建,注重通过整合资源,完善服务来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和凝聚力、认同感。我想如何构建这个新型社会生活共同体是我们农村社区工作者最应该关心和思考的问题,而且这恰恰是我们工作中做的不足的,满足于现状,没有动员村民发挥首创精神,真真实现村民自治。而村民自治,是广大农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依法办理自己的事情,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一项基本社会政治制度。村民自治的核心内容是“四个民主”,即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我们不仅要强调“四个民主”,也要强调“三个自我”,提升群众的首创精神。可以说村民自治的发展决定了农村社区建设将来的发展,农村社区建设同时也是村民自治的发展的助推器。

我们该如何做好农村社区建设和村民自治?我想积极探索农村社区建设是推进村民自治建设的助推器,所以在农村社区中突出“服务”这个理念,强化服务意识是首当其冲。具体措施如下:一是村党支部、村委会领导思想上必须高度重视,将农村社区建设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使之作为全村的重点工作加以推进,建立和

完善农村社区建设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使农村社区建设工作落到实处,收到实效;二是大力推进农村社区民主建设,重点是突出执行力。建立比较健全的村务、社务和政务公开的民主管理制度,形成了比较规范的服务流程,通过区民政局的统一指导,充分发挥大学生“村官”的作用,利用现代技术手段打造数字化、信息化的社区,提高了农村社区现代化水平,提升了社会管理和服务的层次,;三是坚持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基本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衔接到位,大力发展农村市场化和社会化的便民、利民和惠民服务,形成了政府公共服务、社区互助服务、市场有尝服务相结合的社区服务体系,较好地满足了农民群众的需求;四是不断争取上级资金投入,充分发挥集体经济的力量,积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高起点、高标准,大力推进农村社区服务的社区建设,充分利用和整合社区现有的服务设施。五是积极推进公众参与社区共管,努力实现社区作为社会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的建设目标,社区居民在社区管理中的主体地位得到了比较好的尊重,保障社区文化繁荣发展。

探索农村社区建设与村民自治的道路是曲折的,我们必须不断总结和积累好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通过区委区政府的统一部署,各农村社区的不断推进落实,农村社区建设和村民自治的花朵必将绽放在余杭“品质之城 美丽之洲”这片热土。

泗溪村民委员会2010年6月20日

第四篇:农村村民自治问题调查报告

调查主题:当前农村民自治问题存在的问题

调查对象:xxx镇同福村村民

调查时间:2008年4月20日

调查方法:深入农村 走访调查 问卷调查

调查内容及经过:结合“十七大”指导思想,前往丹朱镇同福村针对当地村民自治问题展开调查,现将我对同福村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议、民主监督四方面情况的调查总结如下:

一、民主选举是村民自治的基础问题,关键要克服瓶颈制约,找准平衡基点,整体推进。

村委会民主选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诸如选举的理念、选举的功能、选举的技术、选举的程序等构成了一系列民主选举中的理论和实践网络。据同福村村委会领导介绍,三官村村委会由全体村民选举产生,经“海选”产生候选人,然后进一步选举出村委会领导班子成员。但是,调查问卷显示,村民虽然都对民主选举这一举措表示赞成和肯定,但村民的法律意识普遍较差,民主选举的主动性和优越性并没有完全体现出来。在调查过程中,该村表现出来的问题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1、民主选举中的瓶颈制约:

(1)法律规定的前瞻性与文化传统的滞后性矛盾。一般说来,法律规定总是建立在社会实践基础之上的,与客观现实需求相适应。我国的村级民主选举,本身是一种法治民主的助推剂,它既是对广大农民的培训,也是对整个社会的培训。正是这种自下而上的、带有一定超前性的民主选举制度,推动着我国社会的民主进程。然而,这种推动作用是个渐进过程。一方面,在我国,农村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革的情况下,客观形势亟需法治民主的深化;另一方面农民的民主参与意识的滞后性有着较深的传统文化根基。反映在村委直选中,不少选民对村委班子成员的选择并非出于他们的主动,而往往是被“塑造”出来的。对候选人要素重要性的认识远远低于对利益分配的关注或者政治象征背景的联系和与自己的亲疏远近。《村委会选举办法》规定的三种投票形式,流动票箱投票仅作为一种辅助形式,应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但在具体实施中,大多数村没条件进行大会集中投票,而不少村民又不想去固定的投票场、投票站投票,有的地方甚至还出现“卖票”现象。因而,村级民主选举的规定与选民本身的需求明显地相背离,选举中投票率的高低并不能完全反映选民民主意识的强弱。

(2)法律规定的有限性与实际操作的复杂性矛盾。我国农村的民主法治化进程与改革开放同时起步,各种社会关系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具有不确定性,这一环境下形成的民主选举制度还是初步的,它需要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因此,《村委会组织法》对民主选举的条文规定不可能顾及全面。虽然地方法规的《选举办法》能给一定配套,但也有不少局限性。在法律法规与实施细则,原则规定与具体措施之间的空隙较大,有的规定过于原则,不便操作;有的虽有行为模式,但没有法律后果;有的内涵模糊,不好统一理解等。这里仅列举几点,以见一斑:一是村委会成员候选人标准难把握。《村委会组织法》十二条规定“年满十八周岁的村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村委会选举办法》第十三条对候选人的推选条件作了细化。如果选举委员会资格审定时,认为虽有被选举权但不符合推选条件的人被海推为候选人后,他可否被确定为正式候选人就比较难把握,尤其是在选举委员会与选民有较大意见分歧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二是选举中的“拉票”现象难处理。拉票行为,既有正常、合理的行为,也有不合理,甚至带有“贿选”等痕迹的行为,同时又会有两者兼之的。如何界定它们之间的区别加以妥善处理,法律依据不足就带来了选举中的杂音。三是选举结果的有效性难认定。在一些细小环节上难免出现偏差或不妥,有的可以即时得到纠正,有的却事后难以操作,一旦选举结果产生后,如何认定其有效性就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

2、民主选举中的平衡基点:

村民直选法律运行的整体功能的有效发挥,关键在于其在适应社会发展的变化中求得自身内部结构的相互协调。因而,在实际中应重点把握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

(1)需求与可能。任何社会关系都需要相应的社会规范加以调整,以维护正常秩序。村委直选的有序性也必须根据农村的客观需要,在“收支”平衡的运行中加以实现。一方面,村委直选具有通过一定法律规范实现广泛的利益需要。另一方面,乡村客观现实应具有支付法律运行成本的能力。因此,在规范民主选举过程中,应当充分考虑农村社会需求的各个要素对法律规定的制约作用及相互关系。有时候,就当地当时的经济、政治、文化条件而言,具有规范某个法律行为的需要,但不一定具备其相应的成本支付能力。 (2)效益与成本。在社会支付能力相对不变的情况下,法律的运行成本越低,那幺它的效率越高。村级民主选举的法律效益,应以最低的运行成本来获取最佳的选举目的。使一大批素质较好、群众信赖的农民走上村委会工作岗位,是民主选举最直接的目的,从而来辐射农村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以实现长远的整体效益。在村级民主选举的法律运行中,如何求得成本与效益的相对平衡,有不少方面值得进一步探讨。

(3)周密与简便。于法周密和于法简便相结合的原则,是农村民主选举中法律运行的内在要求。村级民主选举的整个过程必须一环扣一环,法定的程序不能变,规定的步骤不能少,不能怕麻烦,图省事,更不能走过场。但是受农村客观环境和村民文化心理素质的影响,从选举实践看,能达到同一选举目标,村民更乐于接受简单易行的选举方法。在有些地方推行的无候选人直选,之所以受到农村群众的欢迎,并且取得成功,组织严密、形式简便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3、整体推进——民主选举中的对策措施:

(1)在引导与磨合中,强化村民的参与意识和参与水平。增强村民的参与意识和参与水平,是农村民主自治的软环境。没有广大农民群众的这种理念与思想,再好的民主选举的法律规定也会走样变形。不断丰富的村级民主选举实践,是营造民主法治环境的大课堂。对于广大村民来说,只有他们认识到自己由权力的对象不同村里不同的条件所决定。

对于实行民主管理,首先要坚持和完善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制度。通常人口少且居住集中的村采用村民会议,而人口多且居住分散的村采用村民代表会议。明确规定村民代表会议的人员组成及其条件、职责、权利制定议事内容和议事规则,确定活动方式,活动程序和活动时间,并按规定严格执行。其次,要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结合本地实际,明确规定民主议事的内容,凡属村务管理的重大事项以及农民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的处理,都应先召集党员大会讨论,再分别提交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征求党内外群众意见,按大多数人的意见实行民主决策,坚决纠正不顾群众意愿而由几个干部自行其是的做法。要实行民主管理,还要切实加强群众对村干部的民主监督。

调查中发现,同福村在自治方面做得比较好。一走进他们村委会的办公室,就能看到整整齐齐挂在墙上的各种规章制度,就如治保调节委员会成员,治调干部规定,治保调节信息员职责、帮教小组及其职责、护村队及其职责、禁毒禁堵宣传小组及其职责等等。从这上面来看,确实同福村的自治制度是比较完善的,而且操作起来还是比较规范。村里的负责人对我们介绍了他们平常的工作方式,方法。同福村是一个城中村,总共有600多户,共2000多人,整个村的座落呈长方型,村里决定什么大事情就通过召开村民代表大会来参考。同福村总共分成5个小分队,每一个小分队的队长要管理人员几十致上百人不等。队长是从他们队下由村民推选上来的,这点做得很民主。村里决定或是传达事情就是通过村长,书记等向队长们来共同探讨,具体的再由队长去负责实施他们队里的细节工作。在同福村村委会的外面有一个醒目的村务公开栏,上面详细具体的把村里的各项计划以及许多村里的开支,收入公布在上面。

为使我们的调查更加完整,我们用问卷的方式从村民口中了解一些情况。通过这个问卷,增加了村领导所采取的一系列做法的真实可信程度,同时也从村民的看法中发现一些存在的问题。调查的一些数据如下:(1)有42.1%的村民说没有开过全体村民大会,有36.8%村民不清楚这点,其它的说开过一两次。(2)有58.8%的村民认为开会的内容是传达中央文件,讨论村内大事,有35.3%的村民认为开会无实质的内容,走形式。(3)有76.2%的村民不知道中央要求实行村务公开,民主管理的政策,只有23.8%的村民知道这一点。(4)85.7%的村民认为没有乱收费的现象,只有14.3%的认为有乱收费。(5)农民遇到不合理的负担项目,有50%的人士向上级领导,部门反应,有38.9%随大流,有11.1%选择了拒收,几乎没有人知道会向法院起诉。(6)村民比较愿意统一搞,占了44.4%,另外还有33.3%愿意干部群众干部带头,农民志愿,有22.%的是乡村起头,农民志愿。实际上的时候有一些看法与这个基本相近。

从以上的这些数据可以表明,农民对村里的村务公开等等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甚至还有些人不知道。以后应该是农民们对这些事情多了解了,也是有很大的好处的。总体上村民对本届的村委会还是挺满意的,唯一不足指出,要多对本村,以及中央及地方的文件精神进行宣传,使村民更加的了解其内容,从而可以更好的进行村民自治,取得更好的效果

三、民主决策在村民自治体系中起着关键作用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增强党的活力和团结统一”。实行民主决策,是民主集中制在党委决策上的本质体现;加强民主决策,是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这个重大课题中应有之义,只有提高党委民主集中制的质量,才能更好地贯彻落实十六大精神,促进各项工作的落实和经济建设快速发展.

我国有八亿农民,实现村民自治是农民当家作主的一种体现,而民主决策在村民自治体系中起着关键作用。首先,决策关系重大,决策失误带来的损失最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影响决策的因素更为复杂,民主决策可以将决策失误的风险降到最低点。民主决策对农业更具特殊意义,农产品的生产周期长,往往是一着不慎,几年难翻。其二,决策是群众关注的热点。需要民主决策的事,一般是比较重大的问题,不可能把一些琐事拿来“民主”一番。既然是比较重大的问题,没有群众民主参与,村民自治就失去重心。其三,民主决策影响其它三个民主。决策是否民主,是对民主选举质量高低的检验,所选的村委会成员素质高,决策一般会民主,反之,民主决策就会走形;民主决策是民主管理的先决条件,民主决策才能使决策科学,而科学的决策是有效管理的前提;民主决策是民主监督的重点,如前所述,民主决策对重要事项的决策,当然就是民主监督的重点了。

在这次社会实践活动中,我们对安吉县三官村随机抽选的60位村民做了问卷调查。对“民主决策”所问的5个问题中:

(1)知道本村开展过村庄规划的占53%,其余对此不了解;而对村镇规划75%的村民表示满意,19%村民不满意,其余的则表示无所谓。

(2) 对于村里的重大决策应该如何做出?有39%和35%的村民认为应该有村里的领导决定或由全体村民讨论后由领导人决定:另有17%和9%的村民认为应由村民代表或全体村民决定。

(3) 在74%的村民眼中在乡村工作的干部是最有影响力的,其余则认为有能力在外面的人。

(4) 48%的村民觉得自己在村里的地位一般;38%的村民认为没有地位;另有14%的认为有一定的地位。 (5) 50%的村民偶尔被邀请参加村里的重大问题决策;14%被经常邀请;有36%的村民从未被邀请。

应当指出,农村的村务决策均已在一定程度的民主基础上运作,但离有关法律制度规定的民主决策的要求和原则还有一定的距离。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村民群众对重大村务决策的直接参与远未达到法律和制度规定的要求

首先,按有关法律和制度规定,村民群众拥有自主决定本村重大事务的权利。以上数据表明,并非所有重大村务都由村民群众直接参与决策。在村级事务决策的实际运作过程中,重大村务事实可被区分为二类,并分别采取不同的决策方式。一类为重要村决策,主要由村社区领导集团集体决策。另一类是特大村务决策,分别以不同的方式、一定程度地吸纳了村民群众直接参与议决过程。但是,这种参与的机会不多,而且对决策的实际影响程度非常有限。其次,根据国家制度规定,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是村民直接参与本村重大村务民主决策的主要形式。但在村务决策实际运作过程中,无论是村民会议,还是村民代表会议,均没有实质性的决策权力。村民会议特别是议决重大村级事务的决策性全体村民会议,因各种不同的原因基本不召开,当遇到与全体村民利益密切相关的特别重大、复杂的村级事务,往往通过召集村两委会和村民小组长、自然村长联席会议,或村两委会和党员联席会议,有时也召集村干部和村民小组长、全体党员联席会议进行决策。 2 、村领导集团决策村务对民主决策制度原则有一定的偏离

从村领导集团决策的形成和倾向看,未能充分反映村民群众的意愿。按照有关制度规定,村领导集团应在广泛吸纳村民群众意见的基础上进行决策。从村领导集团决策的实际状况看,首先应当肯定,其中有相当一部分的决策确实是以村民群众的意愿为基础的。然而,从决策形成和决策倾向的角度进行分析,村领导集团的决策是各种机构、组织、群体或个人交互作用和影响的结果,其所作的每一项决策总是代表着一定的利益倾向。不可否认,现实中相当部分的重要决策并不一定反映和代表多数村民群众的意愿和利益。

村级民主决策是村民自治的首要环节,但是,正是我们在前面所分析的,村级事务决策的实际运作总是在具体的村治环境中进行的。受环境因素影响,村级事务决策的实际运作难免发生对民主决策制度安排的偏离。在现阶段,中国农村的村级民主决策,多数表现出“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的特点。村级事务的决策权实际上主要掌握在少数人,特别是村第一把手(一般为书记)手里,与民主决策的制度要求尚有一定的距离。这种决策机制或许有利于提高决策效率,但有可能因决策权过于集中而容易出现决策的重大失误、决策脱离群众。笔者认为,现阶段中国农村的村民自治基本还处在“干部治理”或“精英治理”阶段,离“群众自治”还有一定距离。村民自治有一个从干部治理——精英治理——群众自治逐步演进的过程,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农村基层群众自治目标,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需要创造一定的基础和条件。如果在条件不成熟的背景下主观、盲目、强制性地推行“群众自治”和民主决策,极有可能造成危害农村政治稳定与社会发展的各种负面影响。

四、民主监督的重点是人民群众对各级领导干部的监督

党的十七大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党要领导人民,当好家、作好主,必须进一步发扬民主。加强民主监督,必将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更好地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和根本利益。

民主监督的重点是人民群众对各级领导干部的监督。其主要内容是监督各级领导干部是否坚持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否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是否正确地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是否发扬民主、依法办事;是否严以律己、廉洁奉公;是否同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等。自身的高度自觉,人民的民主监督,是各级领导干部做好工作的重要保证。

人民民主监督是民主监督的重要方面,包括法律监督、行政监督、舆论监督和群众监督等,以此加强对各级领导干部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为进一步对农村民主监督问题进行调查,充分了解农村村民自治现状,我杭州电子工业学院电子信息分院暑期社会实践小分队举行“三下乡”活动,到安吉市三官村展开以村民自治为主题的社会调查。

据文卷调查结果显示,81%的村民对现任村委会表示满意,对村委会干部表示相当的信任和支持。与此同时,数据表明,在三官村有61.9%的村民对当前的村务不太清楚,47.6%的村民不清楚村里是否有村务公开栏或村务公开室。而据村委会干部介绍,村里有相应的民主监督政策及举措,实践分队的同学们也在村委会办公室的楼下看到了内容详尽的村务公开栏,这一现象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村民主监督存在的问题。民主监督是村民自治制度的重要内容,调查结果显示,目前村民民主意识、监督意识有待进一步的提高。

目前农村现状显示,村民委员会所具有的集中管理权,与分散的监督权呈现出非对称性,而这种非对称性往往又导致管理者权力意识的膨胀,引发与民主制度背道而驰的一系列问题。虽然,农村基层党组织肩负着监督的职能,但是这种监督在党支部与村委会关系在理论和实践上有待于进一步理顺的现实情况下,其监督作用的发挥是受到一定影响的。针对这一现状,农村民主监督的发展应抓好村务公开的普遍实行、村民民主理财小组的积极作为、村民罢免权的切实行使及对村委会成员实行工作过失追究制度等。从同福村村民自治现状来看,民主监督已经从抽象的“纸上权利”变成了实际行动,对于制约村干部的用权行为起到了一定作用,在此基础上,提高村民民主意识、监督意识,使民主监督进一步深入人心,使加强农村村民自治的重中之重!

在此次社会实践过程中,除针对性课题的调查外,我还结合自身专业特长,在同福村与村支部书记就同福村经济建设、村务工作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交流,让我在做好调查的同时,更深入的接触社会、了解社会,学会把目光投向人群、投向社会、投向现实,寻求新的获得真知的途径。

同福村大学村官:王山虎 二○○八年六月

第五篇:农村人口与计划生育村民自治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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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人口与计划生育村民自治探讨

作者:张建恩

来源:《新农村》2012年第02期

【摘要】计划生育村民自治是指村民依据计划生育政策、规章及村民自治章程,通过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形式,对村民自己婚姻、生育、节育和接受生殖保健服务等行为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的一种计划生育管理机制。通过村民自治,使农村的计划生育政策落到实处,体现以人为本,从而提高群众的满意度。

【关键词】计划生育;村民自治 ;对策及措施

引言

我国农村实行“村民自治”是政治文明建设的关键一步。计划生育村民自治是村民自治的重要内容,是由群众依法管理自己的生育行为,是国家计生委为促进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创造良好人口环境的重要举措。

一、计划生育村民自治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1、实行计划生育村民自治是法制社会的要求

为保证计划生育工作依法开展,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对依法实行计划生育的公民,规定了一系列奖励保障措施:一是对独生子女的父母发给《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按规定给予奖励。二是建立健全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社会福利等社会保障制度。国家鼓励保险公司举办有利于计划生育的保险项目,以促进计划生育工作的顺利开展。三是公民晚婚晚育,给予延长婚假、生育假的奖励或者其他福利待遇;公民实行计划生育手术,享受国家规定的休假,地方人民政府可以给予奖励;对农村实行计划生育的家庭,给予资金、技术、培训等方面的支持、优惠;对实行计划生育的贫困家庭,在扶贫贷款、以工代赈、扶贫项目和社会救济等方面给予优先照顾。四是建立健全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网络,为公民提供计划生育、生殖保健的咨询、指导和技术服务,育龄夫妻免费享受国家规定的基本项目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等等。

2、推行计划生育村民自治是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新时代的要求

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50年代刚认识,60年代刚起步,70年代重视,80年代抓紧,90年代形成一系列政策措施。经过几十年努力,中国人口再生产类型已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过渡到了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出现了较好的局面。为防止人口出生反弹,国家计生委提出推进计划生育村民自治,顺应了改革的历史潮流,也是新形势下稳定低生育水平的重要举措。

3、实行计划生育村民自治是密切干群关系的要求

20世纪80年代基本上是高压政策强力推行的时期,这一点从90年代初出台的七不准文件中可见端倪。过去的干群关系之所以一度扭曲,就在于无法可依的情形下政府行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在相当大的范围里,我国控制生育的机制基本上就是一条腿走路,就是依靠社会制约机制发挥作用,靠基本政策的影响力和严厉的行政处罚手段过日子。但随着社会的进步,这种做法越来越不可行了。从社会心理承受力的角度看,老让群众“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这种做法早晚是要终结。

推行计划生育村民自治是人口计生部门坚持群众观点、走群众路线、尊重群众主人翁地位的具体体现,也是人口计生部门切实转变职能,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的实际行动。帮助村委会依法制定计划生育自治章程,完善合同管理,纳入村务公开,接受群众监督。加强基层计划生育协会建设,发挥广大会员在基层计划生育工作中的主力军作用。只有实行计划生育村民自治才能赢得群众的信任,才能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

二、计划生育村民自治可能存在的问题

1、认识上的误区。一些干部可能认为村民文化水平普遍不高、民主意识不强、自治的自觉性不高,村民不可能自己管得好自己的计划生育。另一些干部认为计划生育村民自治是一项要求很高的工作,只能在群众民主意识强、村级经济条件好、计划生育工作基础较好的地方推行。还有人认为推行计划生育村民自治应有一个渐进的过程,现阶段在欠发达农村全面推行,条件不成熟,缺少推行计划生育村民自治的群众基础,现阶段全面推行,不符合中国国情。以上这些认识上的误区直接影响计划生育村民自治的开展。

2、农民存在后顾之忧。在旧生育观念的影响下,没有男孩的家庭总想生个男孩传宗接代。有些干部对一孩户多是深表同情,不想管、不愿管、不敢管。养老依靠儿子,这从根本上影响了村民参与计划生育自治工作。

3、管理体制不完善。党和政府部署的无论哪一项农村工作,最终还是由村委会和广大村民去落实,计划生育工作更是如此。加上乡镇级基层管理体制的原因,经济上自身难保,难以全力支持计划生育村民自治,计划生育这一原本就十分敏感、难度大的工作,村委会一但失去乡镇的支持就很难开展工作。

4、无人带头开展计划生育村民自治。一些村民只忙着外出经商、务工,对一些政治问题漠不关心,文化水平稍高一些的青壮年多是外出打工了,有些村都很难找到一个文化稍高的合适的村干部,无人带头开展计划生育村民自治。加上基层干部和群众的文化素质和法律意识不高。没有较高素质的村干部直接影响计划生育村民自治的开展。

三、计划生育村民自治应具备的条件?

开展计划生育村民自治必须具备的条件是:一是有良好的计生工作基础。在具体操作制定《计划生育村民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时要广泛征求村民意见,将国家有关计划生育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原原本本交给群众,直接由群众讨论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通过自定的这一制度可以有效规范村级干部的行政行为和村民的婚育行为。二是有以村党支部为核心的强有力的村级领导班子。三是村计生协会组织健全。广泛发动群众关心、支持计划生育工作,让群众在计划生育村民自治过程实现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四是村级经济有一定实力,能够足额落实计划生育各项奖励和优惠政策。五是有技术服务室,具有基本的计生技术服务设施和条件,开展经常性的生殖保健服务;有人口学校,能够经常性开展宣传活动。六是村干部和村民有较强的“参政”、“议政”意识,有实行计生村民自治的积极性。应当接受乡镇人民政府的指导,并协助乡镇人民政府开展工作。

四、贫困地区农村计划生育村民自治的对策及措施

一是建全组织,明确职责。首先成立了计划生育村民自治领导小组,由党委书记担任领导小组组长。计生办、卫生、民政等有关单位的领导为成员,主要职责是指导村民自治工作。试点村领导小组组长由支部书记担任;村主任、协会副会长为副组长;计生专干、协会理事为成员。主要职责是领导本村的村民自治工作。这样形成了党支部、村委会、协会三位一体的领导体制和以计生专干、宣传员、协会小组长(中心户长)三位一体的活动网络。职责是做好育龄妇女宣传服务工作。?其次,村两委班子根据本村情况,落实创建村民自治示范村的具体实施办法,并对班子成员进行了分工,除两委班子一把手具体负责外,还明确一名德高望重、群众威信高的退休干部为计生协专职副会长。村委会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在已婚育龄妇女中采取自愿报名、业务考核及面试、村委把关、群众选举的方法,选出了10名高中毕业的年轻育龄妇女为村计划生育宣传管理员和10名自觉遵守计划生育政策,热爱计生工作,愿意为群众服务的村民自治小组长。并按方便群众学习、生活、生产的原则,建立了以多个育龄妇女为中心的学习户,每月10日中心户组织学习。

二是宣传发动,统一认识。在市、县、乡的指导下宣传发动群众,提高对村民自治工作的认识。相继召开“两委”班子会、党员会、群众代表会、协会理事和会员会,层层动员,广泛发动,认真组织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学习《村民组织法》、《计划生育村民自治工作方案》等有关文件,同时,还通过举办村干部培训班、村民培训班;发放宣传资料、文艺演出等多种形式的宣传,营造了良好的计划生育村民自治社会氛围,消除误解,达成共识,把思想统一在广大群众参与计划生育工作是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有效工作机制上来。

三是民主定章程,诚信签协议。《计划生育村民自治章程》是搞好村民自治工作的核心。在县乡两级的指导下,根据村里的实际情况及群众意愿,制定《计划生育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已婚育龄夫妇计划生育合同》、《服务承诺》等,做到有章可循。同时,育龄夫妇也应履行计划生育义务;在实施中主要涵概了计划生育管理方面的内容,即学习教育内容、生育管理内容、民主监督内容、避孕节育内容、流动人口内容、民主监督和政务公开内容等;在奖励与限制方面,规定对自觉落实计划生育政策的村民给予奖励和表彰,对违犯计划生育政策给予处罚。同时《章程》规定对有困难育龄夫妇提供生产上的帮助和生活上的照顾。在

组织职责中,明确党支部、村委会、计生协会的职责,明确村计生宣传员和协会组长的职责,并签订责任目标管理。在诚信的基础上,按照《章程》规定的内容与育龄妇夫签订计划生育协议。把两者之间的责任、义务、利益、紧密地结合起来,实行法制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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