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可能gl明也

第一篇：另一种可能gl明也

城市的另一种可能大全

城市的另一种可能——东京“六本木新城” 17年的时间——

一个提供未来城市另一种可能的城市复兴项目;

一本探讨未来城市及生活形态的书;

一份提升城市魅力的宣言;

和更多……

城市，对于我们每个在其中成长和生活的人究竟意味着什么?

栖身的家、忙碌的办公室、或宽或窄的道路、成片或孤单的树木、街角的超市、周末的商场、越来越淡出记忆的剧院、游乐场、行走……还是：

“41%的东京已婚上班族，每天只和伴侣说不到15分钟的话，其中10%的人什么都不说。”

“70%在东京工作的人一天睡眠的时间不到6个小时。”

“如果阪神大地震袭击东京……”

“1990年，在东京上市的外国企业数量以30%凌驾纽约;而1995年，纽约是东京的320%。”

“1990年日本的国际竞争力位于世界第一，而到了1998年跌到第18位。” “东京人均居住面积只有纽约的66%。”

“伦敦有30%的面积是公园，而东京只有5%。”

“仅在1998年，东京排放的能导致温室效应的气体就达133550万吨。” “75%在东京工作的人每天上下班所花时间要一个小时以上。” “东京的居住成本是纽约的1.5倍。”

这是《New Tokyo Lifestyle Think Zone》一书开篇告诉我们的东京的现实，难道“这就是城市的未来吗?”

西方现代主义建筑的创始人之一的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曾在1922年提出“明天的城市”方案——以巴黎为例，原来那些带了芒萨屋顶的联排住宅都被一栋栋高耸入云的摩天楼所取代，空出了大片绿地——这就是现代化的乌托邦城市。

虽然柯布西耶的“明天的城市”在他的有生之年从未付诸实现，但在东京，一个依据“让城市立起来”的思想构建起来名为“六本木新城(Roppongi HIlls)”的城

市复兴项目已经存在了四年的时间。也许这个占地只有11.6公顷的项目对于方圆2187平方公里、人口占日本1/10的偌大东京而言，也许只是冰山一角。但它试图为未来城市的发展模式做出示范的努力使之成为2003年发达国家完成的最引人瞩目的项目之一。同时，同时它也在实现着提升整个城市甚至国家魅力的宣言。

六本木地区位于东京都中心的港区，距离皇宫只有0.5公里，一直以其国际化而闻名。这里曾经是各国使馆人员的居住区，许多与艺术、文化和媒体相关的机构和场所分布其间，区内的夜生活也久负盛名。六本木在东京的位置和地位，可以大致相当于上海的淮海中路西段，或是北京的东郊民巷。

1986年，六本木被东京都政府确定为城市改建诱导地区，并从此进入了长达17年之久的改建历程。

“六本木新城”集办公、购物、博物馆、影院、酒店、会议设施、住宅、教育机构、媒体机构、公园等功能于一身，一改东京以往平坦、开阔的城市形象，在不到12公顷的土地上构建了一个功能完善、密集、绿意浓浓、且立体化了的“城中之城”与“文化都心”。“六本木新城”开幕至今，每年接待来自本国和外国的游客逾千万人次，这在日本经济不振的现阶段确是少见的商业奇迹。

构建新城市

作为日本城市综合开发企业，森大厦株式会社是“六本木新城”项目的营造者。

森大厦株式会社社长森稔先生早在1999年1月就发表了《城市复兴新政策》一文，其中详尽论述了“六本木新城”项目的开发概念、规划方向和执行计划等。而在此之前，森大厦株式会社用了13年的时间，来争取该区域内原有400多位业主共同参与开发。

森稔本人是这个项目的创造者和见证者，将近20年的艰辛历程一定不是单凭坚持就可以完成的，坚定的信念是支持森稔将“六本木新城”实现的最终力量。在接受媒体访问时，森稔这样描述他对城市构建的理想：

“综合是城市建设的关键——在日本，之前的大多数再开发项目往往都把重心放在门面的翻新和原有城市功能的保留上，以使它们更便于现代人的利用。但六本木的建设则基于一个全新的概念，所以更为准确的说，它是一个新的城市形

态，而不是一个再开发项目。在一定程度上，我们放弃了保留原有城市机能的做法，而重新构造一个让全东京的人都感觉一新的新型城市。

还需要强调一点，传统的再开发项目多是办公楼和住宅的类型，而在六本木，我们还引入了更能吸引人气的娱乐设施，增大了商业面积的比例，将博物馆、观光设施、综合影院和一个露天的表演舞台设置其中——而这些是我认为六本木最具价值的方面。这些部分都不是孤立的，它们被有机地整合成为一体。我以为，这种方式与当下的资讯时代是十分契合的。

城市建设如同拍电影——六本木项目使我认识到，城市的建设有如拍电影一般。从这点上讲，我们应该被看成是制片人，而不是房地产商。因为这个项目要做的是挑选并集合所需要的人才和资金，再一起实现我们的梦想。而工程的完工也并不算结束，日后的运营管理同样非常重要，我们还必须为将来的项目巩固与各方的关系。

另一个与电影拍摄相类似的是，想象力是关键。例如，我们不是单单要建造一个商业设施、一个购物中心，或是百货公司，而是构造一个从未有过的、以想象力集合了各种想法的场所，并使带给所有的使用者和到访者一种快乐感受。

构造城市新模式——我认为„六本木新城‟可以成为未来城市的一个典范。鉴于资讯业和服务业在国际竞争中的崛起，人们需要更多的时间，或者更有效率的使用时间。在我看来，构建一个紧凑的高层综合体可以为他们提供更多的机会，也有助于东京城市的重建。

当然，对于理想城市形态的观点是不断变化的。但眼见为实，整天坐在桌子前空想是不行的，我们得去实践，以获得真实的感受和正确的判断。”

设计师眼中的“六本木新城”

尽管“六本木新城”对于城市模式的探讨多于对单体建筑设计的关注，但正是这些来自美国、英国、香港和日本本土的一众国际知名建筑师们努力统一设计语言，才最终使“六本木新城”成为和谐的整体。

安藤忠雄——尽管著名建筑师安藤忠雄没有直接参与“六本木新城”项目的规划与设计，但他与森大厦株式会社曾合作过同润会青山住宅改造项目，并始终对六本木项目予以关注。他对该项目的评价是：

“„六本木新城‟恐怕是日本二战后第一真正有城市感觉的区域。二战后日本的建设更多侧重生活和建筑的重建，而不是对城市的重建。

森稔先生一直强调构建城市的重要性，这一点我很赞同。我想能建造一个可以代表日本的城市是至关重要的。法国就是通过建造城市表达了其成为文化大国的决心。大致在20年的时间里，他们建造了蓬皮杜中心、奥赛美术馆、拉德方斯新区和一些伟大的项目。我认为正是通过这种构建城市的方式，法国才被世界广泛地认为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大国。当我思考为什么日本的城市缺乏特点这个问题时，唯一可能的解释是日本政府对城市没有兴趣。事实上，我能理解日本的政治家们为什么对城市没有感情，因为他们在城市中的工作和生活体验一直都很糟。

此外，教育也很关键。在我最近在参观纽约和华盛顿的博物馆时，看到许多小学生们在那里上艺术课。那些能从小接受艺术教育的孩子自然而然就会对艺术有意识，会自觉地考虑城市中文化设施该是什么样子。所以个人经验的积累是很重要的，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我对六本木的„森艺术中心‟抱着极大的希望。”

KPF——“„六本木新城‟也许是世界上最有远见的综合开发项目了!它与任何其它的城市发展项目不同，森稔先生构想了一种彻底改变城市面貌的可行方法，而且是富有创造性的。”

捷得国际——“„六本木新城‟是一个非常特别的项目，它让我们有机会实现在高密度的建筑群之内合理且尽可能多的设置公园和绿化空间的宿愿。

同时在东京这样一个重要的城市构建一个全新概念的社区，一定能让人们对未来城市的规划和生活形态做更多的思考。”

桢文彦(Fumihiko Maki)——“这个项目的设计始终没有对建筑的形体和外立面做出限定，而任由每个单体的设计师根据场地和功能的需要充分发挥。但是，每一个建筑师都努力与其他人通力合作，共同创造舒适的步行空间和功能空间，使„六本木新城‟成为一个观光、居住和工作的理想场所。”

特伦斯·康仁爵士(Sir Terence Conran)——“六本木的概念令我异常激动，因为它是对21世纪城市形态的一种全新诠释。我很荣幸能参与到这个项目中来，我想这是一个设计师在他的职业生涯中能遇到的最好的项目了。

与森稔先生和森大厦株式会社的合作给我们最有价值的启发是，他们非常强调建筑与其用途之间的关系，而非建筑本身。他们会有专人对建筑内部的活动如何与建筑形体达成平衡提供建议，这是其他许多发展商都欠缺的素质。而这些建议对构成城市单元的建筑而言无疑非常重要，以此想法构建起来的城市也一定是宜人的。”

季裕棠(Tony Chi)——“„六本木新城‟是对城市生活的一种新的诠释。它不仅能成为东京最有活力的地区，也是一个能提升人们的生活价值的地方。”

第二篇：教育的另一种可能读后感

在当今的中国社会，每一个家庭都非常重视教育，都希望孩子不输在起跑线。所有的家长都感到了教育的压力。这是一种极好的社会现象，是中国社会进步的结果，也是四十年改革开放的成果。这将是中国人口素质提高的基础。过去，在中国人民在贫困线下挣扎的时候，大家无暇顾及孩子的教育问题，只是让他们自生自灭!现在的情况不同，家庭的物质条有了保障，家长们就希望孩子们能有更大的发展。一时间，千军万马过独木桥，都想通过高考寻求更好的机遇。慢慢地不断有人从过独木桥的队伍中跳起，审视这条道路。许多人发现这条路不一定是人生发展唯一出路。于是一些人在思考、在实践、在进行有益的探索。这些思考探索的成果就呈现在《教育的另一种可能》一书之中。这是一本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教育特稿精选。其中的每一篇目都能给人们以启迪。

教育工作者或

对于那些想让孩子出国学习的家长说，认真读一读“破解美国高考”、“不知身在何处”和“斯坦福鸭子拨动中国式焦虑”三篇，便可以避免误将俄亥俄大学认成俄亥俄州立大学。敢于创新的教师可以从“带领孩子走向知识”和“120平方米的教育实验田“两篇中得到许多有益的感悟。

书中引用了清华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副雪松曾经说过的话：“有这么一群人，工资不高，自由度不大，每天高强度地工作，承受着自社会、家长的巨大压力，但仍然心怀教育理想，在有限的空间里争取做到最好。这群人，就是我们公立学校的老师。”这一段话道出了许多老师的心声。

本书责任编辑新教育研究院院长，原创教育的董事长吴法先生提出的口号是“以出版推动教育进步”。我想他所说的教育既指学校教育，也指家庭教育。我读完全本《教育的另一种可能》之后感受到，《教育的另一种可能》是每一位教师必读的书，也是每一位家长必读的书。如果所有家中和所有教师能够读到这本书，家长将会少许多烦恼，学校将会少许多问题学生。

第三篇：日治时期的香港：另一种文明的“可能

1941年12月7日。香港。

华南影帝吴楚帆去扫杆埔香港大球场看一场足球比赛。之前他查了日程，这天是南华队与陆军队的比赛。他球技一塌糊涂，却嗜球如命。今天的球赛不出意外的话，一定会有很多球迷到来。

可吴楚帆到达球场后，却发现扫杆埔球场寂寥惨淡，球赛改期了。

吴楚帆满怀失落，却还不知道，这场球赛面临的是永远的延期。他转而来到中环，在告罗士打酒店点了下午茶，突然遇见了电影《风尘情侣》的编剧冯凤歌。两人闲聊一下午，一起吃完晚饭，还到娱乐戏院看了场电影。一切的气氛都有点奇怪，他也说不上来。

两人告别后，吴楚帆乘坐天星小轮从中环回九龙。他终于发现，诡异的沉默，似乎在香港大面积复制了——平日熙来攘往的尖沙咀码头，此刻水静鹅飞，空寂萧索。仍然有人，却是街道上全副武装的英军。他们和铁马一样，整齐而漫长地排列。

或许是后知后觉，直到此时吴楚帆才发现，这一天的经历，全是不祥。

知己一声拜拜，远去这都市

第二天，日本帝国进攻英属香港，“香港保卫战”自此开始。太平洋战争初期的日本，在远东所向披靡，因此这场战役并不长久。18天以后，英军溃败。

12月25日，港督杨慕琦在半岛酒店签署降书。这片繁华的英国殖民地，自此被日本人接收。英国知己此时自身难保，一声再见，暂时远去——再过数十年，这位知己会以另一种方式，永远的离开。而此时，日军司令官酒井隆中将在三天后颁布《波集作命甲第二二五号》，并于翌日成立军政厅，香港正式进入日治时期，历时三年零八个月。

如吴楚帆一般的一天，本是香港人生活的常态。这一点，1937年开始逃难到香港的大陆人有深刻的体会。在一些回忆录中，这些逃来香港的大陆人，发现香港生活惬意，可以容易的消磨时光。若是一家三口，习得香港人的习惯，通常会去彼时的金龙酒家、瑝羽茶室或吉祥茶楼饮茶，吃广东点心。

在香港茶室或酒楼，随意数上一些美食，毫不费力。虾仁饺、三鲜饺、叉烧包、猪油豆沙包、蛋挞、马蹄糕、千层油糕，鸡包仔、干蒸烧麦、牛肉精丸、荷叶糯米鸡、蛋黄鱼饼、芙蓉面……再加上可以续添的各式茶饮，便可以自得其乐，虚度时光。

在香港的大陆人，或许在1941年前，度过了此生最好的时辰。此处战乱绕道而行，贫穷也在迅速的远离，而秩序和自由正在坚实的扎根，因地制宜的生长——但日本人的到来，让一切开始变得不同。曾经的休闲生活，随着英国的告别，也剧烈摇动。

休闲生活意味着“处于自由状态”。这种状态自然随着日本的到来而改变，因此连日本本国，此时也要求国民放弃休闲生活。

社会的剧烈变化反映在报刊上。是年的《华侨日报》刊登了一则报道——《不能独自安闲过活》。报道记载，日治政府在公共场所与饮食店内，遍贴告示，日治政府写道，“世界正面临着最大的决战的关头，香港固不能独自安闲的过活。”

除了报道，连载于报刊的市民小说也在讲同样的故事，虚构恰好反映了更真实的片面。发表于《华侨日报》的小说《杂碎馆》很可能在讲述彼时的真实香港——原有的社会空间重新洗牌，马路变成了商场，商场则关门闭户。大街小巷，人潮涌动，狼奔豕突，凄惶川流。朋友见面时，彼此说声安全，“已忘记了‘饮茶去’这句口头话。”

小说《多情燕》发表在《香岛日报》，描述了贫穷卷土重来的浮世绘。阿陈本拥有为数不少的财产，可现实情况却是“破了产”，因为“十多万块钱存在香港上海银行里提不出来”。12月8日之前的阿李，出入都是乘坐汽车，在香港大酒店悠闲地吃着下午茶，而如今的阿李，则在家里喝粥充饥。

赚着微薄稿费的诸多作家，把自身甘苦都写进小说，换来银子的同时，也换来诸多共鸣。一代影帝吴楚帆，也只能去赌场当“巡场”。经历过的香港人回忆起来，都会讲起那三年零八个月的苦日子。彼时香港不复东西洋的贸易中心，饮食男女，尽皆改观。

尽管如此，日本政府仍非共产主义政权，它要做的并非全然破坏原有社会结构，而是为我所用，改造某些一直存在的生活方式，以此作为社会调剂品，缓解不断蔓延的浮世困厄。

批准“木马”跑两天

日治以后的香港，影帝吴楚帆再也没法看到酣畅激战的英式足球联赛。原因之一，是原有的球队都不见了。 在战前，参加足球联赛的多是英军驻港部队。18天后，这些战士成为俘虏，英式足球成为过去式，他们曾加盟的金免多、苏皇军、三十营炮兵，都随着战败而烟消云散。剩下的华人球队，南华、东方、光华也不复从前辉煌。大型足球开始变为五人制小型足球。

与此同时，体育活动不再是关乎爱好和观赏，而是成为“基本国策”。日治政府把香港视为国土的一部分，当然也将香港体育视为日本体育的一部分。这项发明来自于墨索里尼，他认为透过体育，可以聚集群众，宣传集体意志，控制人民思想。

所以，在被收编的报刊上，新闻不复报道英式足球。即便是英文报章，也开始刊载“Sport in Japan”，更是把香港体育的现状也记录其中——以此为香港人介绍母国的体育活动，用体育的方式让香港人做起“日本梦”，以增加香港与日本的凝聚力。

除此以外，体育也有消闲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它意味着有闲阶级的存在。所以除开锻炼集体意志，自由消闲也在所难免。

作为岛城，香港的海域从来都是市民们游泳的场所。但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香港海岸被宣布处于战时状态，海岸不再对市民开放。然而居住此城，从来离不开海水。日治政府为了维持社会稳定，也在占领香港一年以后，逐步恢复市民的低成本消闲方式——于是部分的恢复了浅水湾至大浪湾的海岸，以及十三咪至青山湾南岸。

九龙的旺角溜冰场，以及北角丰国海水浴场的溜冰场地，成为困顿都市里，青年男女恋爱欢娱的仅存场所。那时候无聊乏味，少年人可以从上海街出去，沿着窝打老道直走，路过街市，穿过曾经的欢腾，似乎便再无处可走。而旺角溜冰场，则是少有的游乐场，那里有微妙而谨慎的幸福。

日本政府在规训香港和维持欢娱的平衡中努力，因此如罗大佑唱的那样，“马匹一周跑两天”也是日治政府的政策。赛马并非普通人的体育运动，它与其说是大众的体育，不如说是大众的赌博——赛马意味着博彩业的继续维持。

日治政府当然有军事层面的考虑，他们需要通过赛马提升马匹体格，而对于香港人来说，这意味着生活方式不变，意味着幻想中的歌舞升平，繁荣稳定。

而赌博，是香港消沉社会里的兴奋剂。赌博产生愉悦兴奋，减轻抑郁、苦闷与孤独，现实在赌博时抽离意识，参与者在“刺激-愉悦-强化愉悦-成瘾”中快速循环，博彩业被重回贫困的港人视为躲避现实的乌有乡，快速致富的脱贫地。

规训与收服的手段无处不在，过去只能由英国人管理的马会，日本人以排斥白种人为策，以符合“大东亚共荣圈”为号，将赛马交给由香港人亲自管理的“香港竞马会”。由于汽油的缺乏，港人郊游变得困难，跑马地迅速成为一个消闲的好去处。去往跑马地，除了赌博的刺激，当然也不得不被动的接受“大东亚共荣”的宣传。

然而好景不长，日本帝国在太平洋战场上的溃败，让赛马最终变成了赛木马。没错，是真的赛木马。

因战事、伤病、退役等因素，赛事的场数和出赛马匹数量急遽减少。1944年到1945年，单场比赛的马匹数锐减，由通常的九匹减少到五匹、四匹，甚至三匹都有。

而由于马匹缺乏，影响了正常赛事的编排，因此日治后期的赛马活动，木马出现了。

比赛的木马模型用相同模板制造，长约两尺，马匹漆上白色，标明记号。这样一来，“马”便多了。每场赛事增加到12匹木马参赛，头三名设有奖金。而木马的名字，则冠以那些逝世的马匹。

现在已经很难想象木马比赛是如何的情形，但据记载，比赛形式是——“各马以铁线连贯悬垂，号令一发，各马沿铁线震荡下泄，先达决赛点为冠军。”

这种毫无竞争可言的比赛荒诞不经，却成为孤岛上的市民聊以慰藉，赖以为生的事物。比赛仍然存在，就意味着赌博还在继续，财富还能重新分配。而在赌场找上一份工，也能够在战事不断衰败，日治政府不断紧缩的情况下，活下去。影帝吴楚帆即是如此。那时他已经没有电影可演，在场子里找了份“巡场”的工作。多年以后他回忆道——

“闭幕的一天，赌场内外，人来人往，热闹非常。我奇怪那时候的人心为什么这样不可蠡测，尽管大家都活在危巢之下，人人都有饿死之忧，但依然有这么多人热衷于赌博，希望幸获？我觉得即使这是一种苦闷的象徵，而此种所谓娱乐也是发展得相当畸形的。”

事实上，没有人不知道那是毫无生命、索然无味的木马，但大家都心照不宣的合作、招徕、投注、欢呼，让木马看上去真的像在奋力比赛一样。而木马的比赛如同一个隐喻，赛马是“木马”，游泳、溜冰、一切消闲皆是“木马”，它仿佛在描绘一个集体装傻的体制，人们在这里随波逐流，并不反对这个实质压迫自由、而非给予恩惠的独裁外来政权。

所以，即便到日本帝国行将崩溃的1945年，“木马”在此城依然载歌载舞，直到大厦终于崩塌。

把风月场所管起来

如今的西环石塘咀，四处楼房，无论是老旧唐楼还是新式洋楼，都住满了香港大学的学生、刚刚毕业的港漂、生活此地的老港人。石塘咀市政大厦是吃大排档的不二选择。街市上透着鱼腥、肉味、果香，贩卖着比惠康、百佳等超市更便宜的食材。落日余晖通常会漫溯整个狭长的西环码头，这里是旅人与摄影师的最爱。坐在集装箱的随意一次合影，就是一张青春纪念册。总之，如今石塘咀流露的气质，是读书少年人的旧时光。

但曾经不是如此。时针拨回“香港保卫战”之前的香港，彼时的石塘咀，全盛时期的妓院多达五十多家，妓女达到了两千多人。这是香港历史上，最纸醉金迷的塘西风月。直到港英政府在1935年主动禁娼，塘西风月才露出褪色的痕迹。但日治时期的塘西，却在日本人治理下，得到诡异的复苏和发展。 日治政府当然不会以退为进，放之生长。如同其他所有社会领域一样，日本政府不会任由民间社会自由发展，它们都必须在国家机器的掌控之下。

日治时期，政府采取集中管理的政策，以设立娱乐区来集中情色事业的活动范围。这种集中管理模式，在日本及其殖民地早已行之有效。在幕府时代，日本已将艺妓集中在划定町区以内，以便统一管理，而日据台湾亦采用同样的管理模式。在香港，日本移植了自己的成功经验。

尽管在香港被日本占领后十多天，部分导游社和按摩院已经在门前挂上了“本社即日恢复营业，原日全部之源应征”的字条，但那时候日本刚刚占领香港，对香港管制并未走上正轨，因此措施尚未到来。

数月以后，1942年2月，“香港占领地总督部”成立，香港的情色事业发展至此改变。日本政府的取态本来甚为严厉，如同对本国国民的节俭要求一样，对于香港也同样如此：

“跳舞亦是享乐之一，亦为奢华淫逸生活之一，新香港不宜于此。所以大小舞场，遂完全不准复业。” 因此，原本复业的导游社与按摩院，全部变为了食肆、饭店和夜总会。然而，转机将在五个月后到来——得益于民间组织的存在，香港情色行业诡异的复兴了 。

日本政府治下的香港，仍然不同于共产主义的彻底打破原有社会结构，取缔一切民间组织，让个人彻底原子化，直接面对国家镇压。相反，日本不仅不取缔民间组织，反而加以招安和重用，这给色情业的复兴带来了空间。

1942年7月，华民协议会在例会上讨论了娼妓存废问题——争论之下，华会得出结论，私娼将被禁止，公娼将在限定区域经营，其中包括石塘咀和长沙湾。华民协议会通过此提议之后，将意见反映给日治当局——在这般互动之下，日治当局竟然改变了原来严厉的禁娼政策，转而决定在香港岛地区划分两个“娱乐区”，湾仔被设定为日本人的娱乐区，而藏前区则被设为华人的娱乐区——“藏前区”是日治时期西环石塘咀、屈地街一带的区名。

这与列宁主义教育下的中国人对殖民政府的想象完全不同，但事实情况却是，日本殖民者比不上英国殖民者，但相比共产主义政权，其对于民间和传统的态度，采取的更多的是顺应和扶持、容忍和利用，构建框架、制定规则，并不加以彻底毁灭。 于是，塘西风月复活了。

石塘咀的娼妓供应中国人，规定“夜渡资金”十元，彼时的词汇仍然带着旧中文的优雅，若是按现在更粗鄙的话讲，这叫“包夜十元”。这是极其低廉的价格，当时币值已降，普通苦力也能够负担这份嫖资。

1942年11月，宪兵队长野间贤之助发布了命令，除了石塘咀与湾仔指定的娱乐场所以外，其他地区禁止经营娱乐场所。此间妓女需携带执照，不许到他处营业。而命令生效之后，居住此地的普通居民则需全部迁出。娱乐区成立以后，所有向导舍、娼寮等场所必须迁入石塘咀娱乐区内继续经营。

日治政府认为，这样规定，“区内向导社、娼寮及酒家等有娱乐性之营业，当可日渐繁荣”。而区外的私娼问题，宪警则四处盯防，发现之后则立刻取缔。

在娱乐区工作的姑娘，分为向导和娼妓两种。1943年初，石塘咀娱乐区共有导游社24家，娼寮59家。娼寮则分为一等娼寮和三等娼寮。导游社的女性从业员共有236人，一等娼妓125人，三等娼妓190人。向导和娼妓自然不同，向导类似于今日的援助交际，主要职能是是陪客人游玩，包括陪跳舞、共膳、看电影等。而娼妓则是纯粹的性工作者。

这份数字，已足以反映日治政府时期，塘西风月的发达。

与此同时，尽管日治政府允许民间社会的存在，但仍然加以严密控制，它在香港推行“组合制”，色情业也囊括其中——除了设立娱乐区集中管理、加以控制以外，日治政府还要求业界组织“娱乐联业组合”。如此一来，一方面，日本政府能够有效管理与问责；另一方面，日治政府也少了一份“烦心事”——自有民间组织帮助去制定章程、管理秩序、检查卫生、提供治疗。

最重要的是，这样廉价的合法娼妓场所，给处于贫穷困厄的香港人，构筑了纸醉金迷的幻象。走进石塘咀，会感觉繁华的旧时光回来了，醉生梦死，今夕何夕。

那时香港社会仍然男权盛行，所以在香港的报刊上，不乏对此种畸形繁荣的某些带有歧视色彩的描绘。《香岛日报》写道，“男子们为了调剂生活的枯燥和满足某种天赋的需求，在娱乐区内便可能找到他们的对象。无疑的，这种对象，就是以色相和肉体来换取金钱的女人。”

1944年元旦，《华侨日报》描绘了石塘咀的风月盛况。或许是香港的其他地方都失去了欢愉，报刊只能靠塘西风月，才能勉力拼凑一个旧日香港，以庆贺这年新年的到来：

“塘西各向导社及上中下妓院，顿成热闹气象。夜间霓虹管闪烁圣光，姐儿花枝招展，含笑迎人。置身于此种纸醉金迷之场所，几不知人间何世也。”

一切香港媒体，都要讲政治

控制整体民众的思想，首先要控制当地的一切媒体，日本政府自然懂这个道理。

在用有限的娱乐、体育、赌博与风月维持人心沉醉与稳定之外，敢于亮剑、主动出击、打赢舆论斗争自然是日治政府控制人心的必要手段——因此，在日治时期的香港，电影、广播和报刊，都成为日治政府改造人心的“精神原子弹”。

日本是最早利用影像改造人心的国家之一。早在电影技术刚刚发明之际，日本在1905年日俄战争期间，就拍摄并播放日俄战争的新闻片，除了给日本人看，还给被殖民的台湾人观看——当台湾人看到新兴的日军屡战屡胜，所向披靡时，认同感诞生了。 而在香港，日本同样用电影文娱节目宣扬其军国主义——仅1943年，香港便有137部电影上映。电影机器在香港沦陷后数天就开动，九龙深水埗好世界戏院一旦复业，便播放了《今日的东京》、《陆军的威荣》、《产业都市：东京》等宣传日本繁华、军力神威和现代化高度发达的片子。这种片子的性质类似于今日的《建国大业》与《建党伟业》，而其中《今日的东京》更是因地制宜，以北京话为对白。

香港的诸多电影院在彼时承担着“社会责任”，比如为日本海陆军举行“献金”活动，比如播放新闻——明治剧场在香港被占领后，很快便播放《大东亚新闻片第二十二号》。为了让更多人知道时下影院的最新电影，日本映画社在电影上映之前，广邀香港传媒，试映《夏威夷马来冲海战记》。十多天后，经传媒广泛报道推荐，这种宣传片也票房尚佳。

当然，若论日本在香港最成功的“抗英神片”，或许是《香港攻略战》。该片将日本描述为亚洲的解放者，日军带领亚洲人民在白人殖民政权下获得解放。在该片中，一位英军印度士兵在战争中受伤，日本军官在不管敌友的情况下尽力抢救，但为时已晚。印度士兵在临终前终于觉醒，“借助日本之力，解放印度的时间到了。” 除了日治政府授意拍摄的主旋律电影以外，民间电影公司有权自摄电影，但受到严格规制。日本政府控制香港不久，即颁布《香督令》，规定了哪些电影不得拍摄和放映，可以称为日本政府的“八项规定”：

1、对皇室有不敬者；

2、对国策有加诽谤批判之处，或被认为有妨害国策之处；

3、对帝国军队并军人之威信有损毁之处；

4、被认为于军政施行国土防卫并防谍工作有害之处者；

5、有损盟邦国家名誉之虞者；

6、有益于敌国及敌性国家，使观众对敌国产生羡慕之心或者助成其羡慕之念者；

7、被认为扰乱社会秩序及有伤风化者；

8、认为有其他原因。

这段规定，在今天的中国人看来，确实有几分熟悉之处，无所适从。而由于电影控制与传播是如此的有效，即便是日治后期，电力供应严重不足，戏院也屡屡被盟军空袭频繁，日治政府对社会其他方面均实施节约燃料制度，但对于电影，却从未禁止。

并非人人都可以阅读，所以视觉是打入人脑最直接的魔弹，听觉则位居其次。

1942年，放送局播放的电台节目，已经开始朝夕不停地宣扬“大东亚共荣”思想。为了体现大东亚共荣，新闻广播也包括了多种语言：北京语、粤语、日本语、英语、印度语。从1942年11月25日起，放送局首次播放《大东亚民族团结进行曲》，这几乎成为香港的“城歌”，日治政府还指导市民练习此曲，每周一三五日，四天播放不休——如今提及二战时期的洗脑，人们往往联想到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戈培尔，却不知，远东的日本早已在影像与听觉上，成功的营造了集体认同和共鸣。

要彻底的控制社会舆论，报刊自不例外。1942年中期，日治政府将部分报纸合并——因为报纸数目越少，竞争就越少，更利于控制新闻。

日本政府将原有的十一家华文报纸合并为四家报馆，分别刊印《南华日报》、《华侨日报》、《香岛日报》、《东亚晚报》。官方也扶助香港日报社发行了中文版的《香港日报》、日语版的《香港日报》、英文版的Hong Kong News。

如同控制娱乐、娼妓、电影等一样，日本的方式并非在其中设置党组织，而是继续借用民间组织的力量——当然，新闻团体尤其特殊，日本政府并非要建立一个捍卫新闻自由的记者协会，而是要建立一个亲建制的新闻记者俱乐部，它表面上团结各界，实则控制舆论。通过记者俱乐部间接控制报社的话语权，日本政府也得心应手的直接控制了新闻舆论。

尽管如此，日本政府仍然没有完全的实施报禁。民办报刊仍然能够存在，并不需要挂靠任何主管单位，这也带来一定的空间。因此，各类含沙射影的小说、流落香港的“进步”作家的皮里阳秋，可以间接地发表出来。这可能仍然在表明，军国主义政权与列宁主义政权尽管同样拥有乌托邦的彼岸理想，但在控制社会的程度上，日本仍然对苏联望尘莫及。

尽管如此，日治政府在香港展开的舆论斗争，依然所向披靡，很快就拿下了“上甘岭”。当日治政府刚刚统治香港时，建制报刊上就写道，“世界正面临着最大的决战的关头，香港固不能独自安闲的过活。”

而现在，总督矶谷廉介则在报刊上直接发表训诫与教化：

“现尔各居民应忍耐艰苦，擅体圣战之意义，切戒淫放恣，在皇军治下，奋发努力。对于时居多所贡献，凡尔民众，如能革除故态陋习，挺身自力，一秉东洋精神，完成大东亚兴隆伟业者，本督当以知己待之。其有违反道义，不守规范者，乃东亚万民之公敌，非我重土之民。”

还要过三年零八个月，香港才会重光，回到曾经“知己”的怀抱。

那之后，香港会继续成为中国大陆南逃民众的避难所，会诞生更多的民营报纸、更多的影帝、更多的作家、更多的社运人士，也会制造更多的政治漩涡。回溯历史，无论是土著香港人，还是南来香港的大陆人，他们似乎都从来没有长久的安全感和主体感，而总在被外来政权决定走向——无非有的殖民者更加文明，有的殖民者更加粗暴。

很大程度上，自由、宪政和民主在华夏土地确实无法内生，而只能由“政治不正确”的殖民主义带来。曾经的香港，也有可能成为一个比起现在更加文明和包容的城市，可是八零年代与四零年代，确实有某种程度的类似，那便是在命运分岔路的香港，始终都没有选择权。

1940年代日本的到来，打断了香港继续繁荣文明的进程。事实上，20世纪上半夜的日本与苏联，也打断了整个中国走上这一道路的进程。而如今，经历过80年代的香港，又面临着新的幻灭。 但这便是后话了。

读书的好处

1、行万里路，读万卷书。

2、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

3、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4、我所学到的任何有价值的知识都是由自学中得来的。——达尔文

5、少壮不努力，老大徒悲伤。

6、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颜真卿

7、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8、读书要三到：心到、眼到、口到

9、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

10、一日无书，百事荒废。——陈寿

11、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2、一日不读口生，一日不写手生。

13、我扑在书上，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高尔基

14、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陆游

15、读一本好书，就如同和一个高尚的人在交谈——歌德

16、读一切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笛卡儿

17、学习永远不晚。——高尔基

18、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志而好学，如炳烛之光。——刘向

19、学而不思则惘，思而不学则殆。——孔子

20、读书给人以快乐、给人以光彩、给人以才干。——培根

第四篇：万达城的另一种融资可能：众筹、私募、信托？

通过旅游地产销售物业来解决部分项目投资资金，是万达城现有的一种资金解决方式。但由于大量房地产企业扎根旅游地产，万达要通过市场销售，就会面临非常激烈的竞争。克而瑞统计发现，截至2009年底，国内旅游地产项目共计926个，但到了2014年底，该数据已经刷新至7965个。

受产品同质化、实际需求下滑影响，传统的休闲度假类旅游地产销售正进入困境。与此同时，动辄上百亿元的投资额，加上主题乐园较长的投资回报期，如何能让旅游营运与地产销售之间协同发展，是艰难的平衡术。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利用一些新的房地产金融融资工具提升开发项目的回报率，已经成为行业的新趋势。万达也有可能采用上述新模式，解决都江堰万达城550亿元的融资需要。

主题乐园难赚快钱

根据克而瑞的统计显示，自2013年起，包括万达、世茂、恒大等地产巨头争相进入主题公园市场。据统计，2015年到2016年，国内至少有8家主题公园全新面世，其中不乏迪士尼、Helo Kitty、乐天世界、六旗及环球影城等国际品牌。

新城控股高级副总裁欧阳捷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传统意义上的旅游地产依赖稀缺的自然资源，但这些资源早已被瓜分殆尽，开发商只是以“旅游”的名义卖住宅，是传统旅游地产项目销售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以万达文化旅游城为代表的新一代旅游综合体，则是通过自建具有特色的旅游资源，摆脱对自然资源的依赖，代表着新的行业趋势。“像每一座万达城里均拥有定位明确的主题乐园与旅游设施，万达希望达到的目的是通过旅游资源吸引人流，从而带动土地增值，再通过地产销售获取溢价回报。”楚睿商业策划营运机构董事长黄文杰告诉记者，由于主题乐园是吸引眼球与获取人流的核心，能否营运好，决定了后续地产销售能否获得高溢价。

但从全球范围来看，主题乐园的投资回报期较长，亏钱的不在少数。以总投资超过200亿港元的香港迪士尼乐园为例，项目在开业前7年一路亏损，直至2012年才实现首次盈利。有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曾估计，乐园可能要等到2045年才能收回成本。

克而瑞研究报告也显示，目前国内主题公园投资在5000万元以上的已有300家左右，但其中有一定品牌知名度、经营业绩良好的只占10%，七成亏损，两成持平，现状令人担忧。

新型金融工具将大规模使用

由于主题公园具备前期投入大、投资回报期长的特征，如何通过房地产销售实现现金流平衡、缩减回报周期是关键。

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曾透露，万达文化旅游城资金来源于三个渠道：自有资金、银行贷款和一部分物业预售。在每一座万达文化旅游城内，均拥有相当比例的商铺与住宅物业，这部分物业预售回笼的资金将补给到后续的文化和旅游项目建设中。

但欧阳捷认为，大型旅游地产项目往往位于城市边缘地带，开发商如果在主题公园与旅游设施尚未成熟时便急于销售地产，受制于区域人气荒凉，项目也缺乏旅游效应，产品只能靠低价出售，企业无法获取溢价利润，这对后续的旅游设施滚动开发会带来沉重的压力。“对于超大型旅游综合体而言，往往是高投入、高产出、高风险，如果现金流控制不好，资金链很容易出现断裂的危机，”黄文杰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正因如此，需要通过金融手段降低开发商的资金压力：一方面，运用众筹等方式解决开发商的资金投入问题，同时也能带来一大批潜在消费者，众筹有望成为旅游地产的一项重要融资模式;另一方面，积极引入私募基金甚至运用房地产信托基金，让开发商能转型轻资产的营运模式，集中精力将旅游资源做好，通过区域价值提升带动房价上涨，从而获得溢价回报。

事实上，王健林早在去年下半年，就提出要发展万达的金融业务，并透露已经注册申报成立了一家注册资金300亿元的财务公司。一旦万达的金融业务迅速推进，那么类似绿地“地产宝”这样专为大型地产开发、运营融资的金融类产品推出就只是时间问题。万达通过众筹或房地产基金融资显然不会有太大难度。 ◎每经记者 区家彦 发自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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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一个特级教师的跨界生长》读后感：寻找教育的“另一种可能”

原创： 吴会锋

听说和了解这本书源于同学群里的分享和讨论，同学们都被主人公所吸引，带着好奇我上网搜索了这位我曾不知名的卓越的同行：池昌斌,上世纪70年代出生,特级教师。从浙江南部的大山里走来,现任教于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三小学。从教20余年来,池老师始终坚持理性、独立、开放、尊重、包容和贴近自然的教育理想,集多种角色于一身——教师、摇滚乐迷、背包客、“越读者”他认为,教育最终着眼的一定是人的终身发展,是人生的意义认识与生命质量的提升,是人能否更有尊严、更幸福地活着。基于这样的理解,他始终站在未来的角度看当下的教育,为学生未来的发展寻找另一种可能。

正是“为学生未来的发展寻找另一种可能”深深的触动了我这颗自以为有教育情怀的心，带着对教育的虔诚和向往，我把《一个特级教师的跨界生长》捧在手中并爱不释手。

一、最美的教育在路上

此刻的我正在G73次郑州开往深圳的列车上，像迟老师一样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刚刚发朋友圈：一切发生即是美好，美好正在发生，相信美好即将发生，美好永远在路上!真的，美好发生了，偶遇我最尊敬的正在学习路上领导，还在一个车厢，心情无比激动。窗外美丽的风景让我目不转睛，忽然我想，学生和孩子们走出来会有怎样的遇见和好奇?会不会有和在学校不一样的收获和感悟。在迟老师的书中找到了答案。迟老师说“最好的教育、最好的教室、最好的老师，是大自然，”看看今天的教育吧!我们总是把孩子关在教室和补习班里，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状态。一个人如果不知道泥土的芳香，就不可能真正感受到大地的美丽;如果不知道落叶是如何归根的，就不曾真正感受过季节的美好。这样的人，大脑里装再多的知识也很难懂得体会人生真正的幸福。

期待我们的学校，能创造机会让孩子们走进自然，期待更多的家长能带上孩子远行，走在路上。最美的风景在路上，最美好的教育也在路上，因为——亲近自然，走在路上，是最好的教育方式。

二、以野生和多元的方式让教师成长

迟老师用自己在深山里当教师的亲身体验告诉我们，少一分抱怨，多一分努力，自己成长的空间就会越来越大，我们的学生也将会在我们积极乐观的教育影响下变得阳光灿烂，所以我们要做一个不抱怨的老师，在任何困境中一定不要放弃对未来的梦想与希望，努力做好当下的每一件事情!

在现实的教育中教师好像被某种规范束缚着手脚，乱了阵脚，也不敢盲从，我想，在规范和适度野长之间，应该是有度的，只有给教师适度自由成长的空间，才能生长出一个个学生喜欢、充满教育热情与特色的个性教师。这样的教师的野长状态，为教师成为最有特色的自己保留了更多的可能。

有人说，教育要引领社会发展。我想：一群相对封闭的人所做的事情能引社会的多元发限?好像不太可能。引领社会意味着教师和学校的思考与实践要走在社会发展的前面。所以教师要走出去，涉足和了解多个行业，要多元化发展，因为行业之外人士的故事总是更富启迪，教师队伍建设需要跨界思维与跨界体验!

三、对任何学生都怀敬畏之心

每一个学生都是有尊严的。所谓的问题学生，很多时候都是成人思维在儿童身上的有罪推定。面对所谓的问题孩子，我们不懂得他们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原因：为什么这个孩子性格有点怪异?为什么他不太合群?这些孩子背后到底有什么故事?对这些看似怪异的孩子，我们不懂得甚至也没有想过要去懂他们，就给这些孩子贴上一个标签一一问题孩子。而孩子一旦被贴上这种标签，我们就会不知不觉地放大他们的缺点。作为老师不尊重一个孩子，最最要命的后果是什么?是会带动全班孩子不尊重这个孩子，并在全班营造不尊重的氛围。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类似不幸的孩子会自我否定，基至自暴自弃。作为教师，我们要用一生的努力去读懂那些不一样的学生，尤其是那些另类学生的自尊，并给予他们有尊严的校园生活。

拥有一个怎样的现在才能开创一个不一样的未来?我们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对每一个儿童的当下和未来秉持敬畏之心。

四、以学生之心教学生

换位思考真的很重要，这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作为教师，要时不时地让自己回到学生时代，把自己当成一个学生，想一想自己当学生的时候喜欢什么样的课，喜欢什么样的老师，喜欢什么样的同伴关系，喜欢老师布置什么样的作业。现在有些教师面对孩子麻木不仁，有极少数教师甚至冷酷无情，这令人无法容忍。面对他们的行为，我只想说：“拜托，你也读过书吧，你也当过学生吧!扪心自问，如果你还是一个学生，你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老师吗?”所以我们教师要把自己教回成学生，教回到课堂，教回到童年、少年。

……

在迟老师的书中我读出来教师“无作为”的智慧，教育“雪落无痕”的智慧，我们教师应展现给学生作为平常人的那些真实情感，展现我们的人文情怀，让学生感觉到内心的温暖!

我坚信，一个教师之所以多年之后依然受学生尊重，肯定是因为他的风骨、他的底蕴、他的思想、他的个性、他的坚持、他的脾气、他的鼓励、他的课堂、他的专业……以及发生的那一个个教育故事。有欢笑，也有泪水，学生和我们都需要这样真实而温暖的教育生活。

这样的教育生活故事，会成为陈年美酒，时间越长越值得回味，时间越长越是芳香扑鼻，时间越长越能见证教育的智慧，时间越长越能创造更多的另一种可能。

2018年5月25日于高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