旺源儿童驼奶事件真相

2023-03-18

第一篇:旺源儿童驼奶事件真相

幼儿安全事件如果我们不继续追问真相,真相就永远不会到来。

昨日北京管庄红黄蓝幼儿园被曝出虐童!看到事是真的把我气到当着小伙伴的面爆粗口!这中国的幼儿园的水到底有多深,这一摊死水中还有多少的妖魔鬼怪隐藏其中,我不敢想象,真的感觉痛心。看看幼儿园都对孩子干了什么!扎针、注射液体、喂食药片、疑遭性侵„„携程亲子园事件已经让人忍无可忍,谁想到还没几天,我们容忍的底线又再次被击穿!

我痛心,更痛恨那些恶魔,可是愤怒之后,我感受到的,是深深的无力感:

我们拼了命地工作,以为多挣钱就能活得有尊严,以为多花钱,把孩子送进高价的幼儿园,就能换回安全,换回孩子的健康成长。可现实呢?

很多人说,这两天的朋友圈,应该记入历史。

我想,你应该和我一样,肺都气炸了吧?

对匪夷所思的红黄蓝幼儿园虐童事件,你有什么想说的?你想到了什么?写下了哪些文字?

如果你愿意,晨师教育云直播想请你:

将你和你朋友的声音,分享给更多人(如有不愿公开的,请注明)。

我的一位朋友说,人性泯灭,皆因代价太轻。世道肮脏,贫穷富贵,无一幸免。

身为奶爸,我特别不希望此事变成一涌而来,三天即退潮的热点。死缠烂打也要真相和制裁,制定防范的法律,永远改变现状,才应是此事退潮的时刻!

如果我们不继续追问真相,真相就永远不会到来。

就让我们一起做点什么吧!不管是发出你的呼声,还是转发这一事件,请让更多的家长们知道,这些事件的背后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在未来保护到我们的孩子,请不要让孩子的未来在童年就蒙受了一层厚厚的阴影。晨师教育云直播在这里呼吁广大家长们,请多关心自己的孩子,不要等到孩子事情发生了才感到心痛和后悔,一定要早发现,早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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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解密911事件的真相:竟然和中国有很大关系

阅读提示:很多人也一直认为,911是美国的一个阴谋。美国“借机”侵占阿富汗并不仅仅是一箭双雕控制伊斯兰世界和俄罗斯帝国那么简单,它的更大阴谋或称最终阴谋是为了控制中国,是诱捕中国而上演的一场苦肉计!

很多人一直都以为,911后12年是中国快速发展年,是中国的历史机遇期。原因很明显,2001年前,刚上台的小布什雄心勃勃也气势汹汹地要向中国全面开刀!

一时间中美关系犹如黑云压城,眼看就是风雷交加、豪雨倾泻。

突然时代广场一声巨响,给中国和世界人民送来了毫无预兆的恐怖主义袭击的幻像,从此中美关系云开雾散。

就像日本、台湾赶上朝鲜战争而得到稳定和经济大发展一样,包括台湾在内的整个中国经济都赶上了美国反恐机遇而取得飞跃式的大发展。

很多人也一直认为,911是美国的一个阴谋。911的阴谋论从911事件一发生就产生了,包括在受害的美国本土,此论一直至今不曾间断过,很多专家学者至今未放弃对911阴谋证据的寻找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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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2013年9月9日,美国加州,佩珀代因大学的Malibu校区竖起3000多面国旗,纪念9/11恐怖袭击十二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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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911事件现场照片

任何事情都有动机。美国政府策划实施911事件的动机何在?绝大多数人都把它归因于对伊斯兰世界和俄罗斯的控制,即使不持阴谋论观点者也认为,这给美国插足中亚,控制伊斯兰世界和俄罗斯创造了一个偶然的机会。现在看来并不尽然,世上哪有这么大的偶然那机会?

不管是“阴谋论”还是“偶然论”者,其结果指向都是一样的,那就是美国成功进入了霸权大国难以进入和立足的中亚地区。

从现在美国高调重返东亚来看,美国“借机”侵占阿富汗并不仅仅是一箭双雕控制伊斯兰世界和俄罗斯帝国那么简单,它的更大阴谋或称最终阴谋是为了控制中国,是诱捕中国而上演的一场苦肉计!

俄罗斯已经因苏联解体和服下了美国提供的“休克疗法”而衰弱,伊斯兰世界更是早就落入美国囊中的猎物,这二者都不足以让美国付出如此极大的苦肉计代价,只有中国让美国觉得值得如此付出。

自苏联和东欧各社会主义政权垮台后,纵观世界,美国认为,唯一能对美国构成威胁的只有中国,而中国因其5000年历史铸就的特殊民族性,是不可能被美国就范而唯美国之命是从的。911之前,美国针对中国的种种明暗手段统统宣告失败。

96台海危机使美国清醒认识到,中国的社会主义不同于苏东社会主义,无法用对付苏东社会主义的手段颠覆、肢解和搞乱中国。必须要换一种更加巧妙的、杀人不见血的新办法来对付中国。于是所有与中国对抗的措施不再使用,而改用巧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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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911事件现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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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911事件现场照片

为了让这些巧办法看起来自然,不被世人识破,尤其是不被中国人识破,必须有一个重大事件发生。于是,一直充当美国鹰犬的拉登进入美国政策制定者的视线。你 拉登不是一直想袭击美国吗?好,我美国政府暗中为你创造机会,不但为你创造机会,还在暗中配合你组织实施。这就是为什么911事件有那么多疑点的原因。

最后基地组织成功地被美国政府塑造成了罪大恶极的魔鬼,一个非常完美的替罪羊产生了。美国顺利地通过反恐在中国西部控制了价值巨大的战略高地。

光有911还不行,这不能保证不被中国人识破,必须有一个转移视线的配合。虚张声势地似乎要对中国展开全面攻势,尤其是对中国最敏感的台湾,直接高调宣称对其的保护义务,就是对911阴谋的配合。

现在看来这就是声东击西之策,一方面把中国的注意力转移到台湾上来,以减少或迟滞中国对西部的敏感性,好让美国从容地在中国西部部署力量和完成控制。还有 一个迷魂大策是紧接着宣布批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让中国人沉浸在巨大的喜悦中而再也意识不到其在中国西部的巨大阴谋!

美国最终成功地在中国西部地区形成了对中国强有力的钳制战略部署和战术准备。而我们在这遏制恐怖主义袭击的幻像中心甘情愿地接受着美国控制, 并唯恐被记入美国恐怖主义黑名单而不断向美国假反恐之名的阴谋宣誓效忠!可我们西部的恐怖主义分子在这十年中因美国的保护却快速壮大!我们真是应了民间 “被人卖了还要帮人数钱”这句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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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911事件现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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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911事件现场照片

911后的12年,我们成了美国的生产基地、后勤保障基地,美国人不用花心思组织如何生产就不但保证了它的战争需要,还同时用印钞票的办法极大地提高了国民的生活水平。我们却沦为了美国的代工奴隶,不仅所得微薄,还付出了巨大的资源和污染代价!

美国通过世贸组织这条枷锁,牢牢将大陆捆在国际产业链分工的低端。生产订单通过台企、日企、韩企、港企向大陆下达,以达到在经济、精神和人格上进一步矮化、奴化大陆人的目的,从而达到对大陆人灵魂控制的目的。

而在贸易方面,用逆差来迷惑和捆住大陆,大量从大陆进口低端产品,放任逆差恶性膨胀,绝不允许用高精尖产品和技术来平衡贸易。相反,却用虚拟财富即债券来 套牢中国。早期,让人民币大幅贬值,当中国持有美国虚拟财富到一定程度后,又以各种理由逼迫人民币升值。通过这一贬一升无形中又二次剥削了中国人民的血 汗,使中国百姓的怨愤和怒火自然而然地发向中国政府!

美国完成了在中国西部的战略战术部署后,奥巴马开始了对中国的战略收紧政策,也就是说要对中国收紧绞索!一开始用“先礼”捧杀中国,搞什么G2共管世界。 其实他们很清楚,中国不会接受他们这种捧杀政策的。只不过是为了后续顺利推出绞杀中国政策而做的铺垫,好把黑锅让中国来背,污蔑中国变得强硬了,抛弃“和 平崛起”承诺了等等。小布什用了10年完成了对中国的完全包围,奥巴马会用多长时间完成对中国的绞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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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911事件现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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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911事件现场照片

现在,看美国的叫嚣和对东亚、东南亚、南亚诸国的挑拨和教唆,这一切令人恍然大悟!美国政府策划实施的911事件,是美国政府最终征服中国而施的连环计中 的第一计——苦肉计!911事件之前对中国的高压势头是“声东击西”计,让中国入世参与产业分工是迷魂计、诱捕计和绑架计,贸易和货币汇率政策让中国饮鸩 止渴计,对中国周边诸国的挑唆是离间计,搞乱中国能源、原材料供应国是釜底抽薪计。中国在这十年中毫无防备地中了美国所有计谋,现在它们要收紧捆住中国的 绞索了。

我们能逃脱美国用了12年时间施加在我们身上的绞索吗?

第三篇:【中国历史重大事件】诸葛亮北伐真相——蜀国内部权利争

夺的好戏

诸葛亮北伐路线图

蜀汉建兴五年(公元227年),丞相诸葛亮率军出屯汉中,于沔水北岸阳平关下一个叫做石马的地方扎下大营,准备就此开始他一生劳而无功的六出祁山、北伐中原的处子秀。

次年,诸葛亮率20万大军,对外大张声势,摆出欲经由东部的斜谷古道攻取郿城(今陕西眉县,出郿城即兵临渭水南岸,直接威胁长安)的架势,并令赵云、邓芝率部盘踞箕谷作为疑军。曹魏负责西部军区事务的大将军曹真果然上当,以为蜀军志在长安,遂举众拒之于郿城。诸葛亮亲率蜀军主力出其不意,攻打祁山。蜀军军容整齐,赏罚严明,号令如山,魏国凉州(治所在今甘肃武威)的南安、天水、安定三郡皆应时叛魏应亮,一时间关中震动。魏明帝曹睿深恐关右不保,亲至长安督战。另派宿将张郃都督诸军,拒诸葛亮先锋马谡于街亭。

从上述战术布置来看,诸葛亮此役,其目的仅仅在于夺取凉州,而不是拿下长安和整个关右地区。这一点是很明显、很容易看出来的。

蜀中地势四塞险固,四面均有天险阻隔。尤其是直接受到中原政权威胁的北面和东面,地理优势更是得天独厚:北有秦岭横亘,东有三峡控扼。这样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蜀中历来被视为割据者的乐园。一者,由于这种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带来的与外界经济交流上的困难,导致蜀中经济具备了较其他地域更强大的独立性;二者,同样由于封闭性较高的地理条件,导致蜀中百姓与中原文化交流较少,因而蜀人在文化和心理上的独立性相对较高;其三,也是最重要的,这样四塞险固的地理环境可以使蜀中政权在强大的中原政权面前更容易生存下来。

这是刘氏割据蜀中的优势所在。但利弊从来都是相生相克,相追相随的。就刘备入川的弊端,从川中走出来的苏洵有过极其精彩的表述:“古代有志于夺取天下的人,最先考虑的往往是如何防守。诸葛孔明弃荆州而就西蜀,我就知道他最终不能有所作为了。诸葛亮其实没有见过真正的大险要,他以为凭借着剑门之险就可以不亡国了。我曾经仔细考察过蜀中的各处险要,结果发现:割据蜀中,实际上就陷入了一种守不可出、出不可继的困境之中。兢兢业业尚且不能自保,遑论图谋中原!”

苏洵说荆州是诸葛亮丢弃的,这一点历来就存在着争论,但他从荆州之失看到蜀汉之亡,却是有些道理的。关羽手中丢失掉的荆州,在各个方面已经是一块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了,但对于整个蜀汉集团的战略,却也还有着另一层重要的作用:出川的跳板。

凭借着险要的地势和关隘,蜀中政权可以很容易地抵御强大的中原政权入侵而自保;同样,强大的中原政权也可以凭借这些险要的地势和关隘将蜀中政权堵死、憋死在盆地之中,即是苏洵所说的“守不可出、出不可继”。入川就像是老虎进了动物园的笼子,进去了你可以衣食无忧;但要想再出来,获得自由,却是难上加难。

荆州的存在,最重要的意义是可以弥补蜀中政权出川难的问题。荆州丢失之后,诸葛亮首次北伐,其目的就在于寻找到一个类似于荆州的代替品,寻找到另一块跳板。

凉州,就是诸葛亮计划中的跳板所在。此后六出祁山,诸葛亮的这一战略目标从未改变。

【马谡之死】

刘备临死之前,曾经告诫过诸葛亮:“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但诸葛亮似乎将刘备的谆谆告诫当作了耳旁风,左耳进、右耳就出去了。韬光养晦已久,至关重要的首次北伐,诸葛亮就重用了马谡,“时有宿将魏延、吴壹等,论者皆言以为宜令为先锋,而亮违众拔谡”。最后恰如刘备所担心的那样,马谡在街亭(今甘肃省秦安县陇城镇)一意孤行,舍水上山,犯了兵家之大忌,结果被张郃截断了汲水之道,遭逢惨败,部众四散流离。首次北伐的大好局面就此发生扭转,诸葛亮损兵折将,只得无功而返。

诸葛亮素有知人之明,却在马谡问题上犯下了这样的错误,历来为史家所感叹。诸葛亮挥泪斩马谡以谢众人,习凿齿(东晋文学家、史学家)就此发表议论:“诸葛亮不能兼并上国,岂非理应如此……蜀汉僻陋于一方,人才少于上国,而诸葛亮杀其俊杰,以求收到其他人的驽钝之用,希望以此成就大业,不亦难乎!而且先主曾经告诫过马谡其人不可大用,岂不等于早就鉴定出了马谡并非什么人才了吗……如果诸葛亮知道马谡不可大用而用之,则违背了明主之诫;如果说对马谡的裁决有失公允,那就意味着他杀了有益之人。无论如何,在这件事情上,诸葛亮都很难称得上是一个智者。”

事实上,马谡之死远远没有我们通常印象中所知的那么简单,这其中牵涉到蜀汉集团内部一场巨大的权力转移。

刘备生前,蜀汉集团存在着四大军区:荆州军区的关羽军团,汉中军区的魏延军团,永安—江州军区的李严军团,京畿军区的刘备直属军团。后来关羽军团彻底覆败,只剩下三大军团。李严直辖永安—江州军团的同时,拥有着对其他诸军团的节制权。

诸葛亮南征平叛所率部队,主要来自京畿军团——李严在诸葛亮南征期间不闻不问,永安—江州军团诸葛亮自然无法号令;汉中魏延军团身处前线也不可能抽得开身。南征的意义也正在于,诸葛亮从此将京畿军团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

建兴六年的首次北伐,除了前面我们所讲到的:为了攻取凉州或者凉州的一部分,为蜀汉集团寻求一块出川的跳板这一战略目的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目的,那就是借此控制汉中军区的魏延军团。

魏延虽然是荆州人氏,但他却是刘备的部曲将(家将),从来就不属于诸葛亮一系。刘备用魏延镇守汉中而不用闲得发慌的名将张飞,其着眼点就在于魏延这个“家将”的身份。诸葛亮在蜀汉集团内部费尽心机进行的权力转移行动,自然也少不了对魏延及其汉中军团的处理。

建兴五年,诸葛亮打着北伐统帅的旗号顺理成章地进驻汉中,从此魏延彻底告别了镇守汉中的方面军军事将领的身份,而蜕变成为诸葛亮麾下的一员偏将。此后,魏延头上先后被冠以这些职务和爵号:(北伐军)前部督、领丞相司马、凉州刺史、前军师、征西大将军、假节、南郑侯。他再也没有机会去实践他在刘备面前许下的豪言壮语:“若曹操举天下而来,请为大王拒之;偏将十万之众至,请为大王吞之。”

诸葛亮违众起用名不见经传的马谡担任首次北伐的先锋,而弃用名将、宿将魏延和吴壹(吴壹之妹为刘备夫人,吴壹也非诸葛系之人),其背后的用心实在良苦。诸葛亮刚刚变相地顺利接收了汉中军团,他并不想立刻给魏延立功的机会,他想把这个机会留给自己的亲信马谡——马谡自谓“明公视谡犹子,谡视明公犹父”,可见二人关系的不同寻常。马谡出任先锋,和诸葛亮刻意在军中培养亲自己的军事将领的目的是一致的。此次北伐,形势本来已经甚好,只要马谡能够稳重持中,不出纰漏,根本不需要他有什么突出的精彩表现,诸葛亮扶植他的目的就能达到。但是天算不如人算,马谡竟然惨败于街亭。

至此,马谡只能一死。准确地说:诸葛亮只能选择让马谡一死。

因为用马谡而不用魏延,是诸葛亮独排众议的决定,诸葛亮必须就此负责。在诸葛亮上奏给刘禅的《自罪疏》中,有这样的句子:“臣明不知人,恤事多暗,《春秋》责帅,臣职是当。请自贬三等,以督厥咎。”不过,如果仅仅因为这一原因,诸葛亮大可自己多承担些责任,马谡尚且用不着去死。最关键的是,令马谡出任北伐军先锋的背后,隐藏有诸葛亮不可为他人道的政治阴谋。这就是诸葛亮在军中培植自己势力,削弱刘备时代的功臣元老。虽然事情做得隐蔽,但蜀汉集团内部也难免有人就此说三道四。马谡胜利了则万事大吉,诸葛亮也可以免遭任人唯亲之嫌,相反,可获任人唯贤之名,马谡也可以就此顺利进入军中担任要职;马谡一旦覆败,诸葛亮必然会招致海量非议,倘若马谡再获得从轻发落,舆论必然会朝着更加不利于诸葛亮的方向发展,唯有对马谡施以最重的处分——斩首,方能平息蜀汉集团内部鼎沸的议论。

故而从一开始,马谡这个先锋就处于只能取胜、不能战败的逆境。为了诸葛亮的政治利益,丢失街亭的马谡必须去死。

【魏延之死】

建兴十二年,诸葛亮病逝五丈原。随后,魏延因为与杨仪争权而成为叛徒,兵败身死。作为诸葛亮一生最后一次北伐的最后一声余韵,魏延之死显然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开门见山地说,种种迹象表明,魏延是被诸葛亮刻意设计的逼反杀掉的。

杨仪当政,是魏延作乱的主要原因,陈寿当年已经替魏延在一定程度上平了反:“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还者,但欲除杀仪等。”而杨仪与魏延之间的水火不容,诸葛亮是早就深知的,明知这一点却在临终之际安排杨仪统帅诸军撤退,这一举措要么属于失策,要么就是刻意为之。

杨仪的个人品质很成问题。杨仪早年因个人才干出众而被刘备选为尚书,但他却和自己的直接上司尚书令刘巴搞不好关系,无法开展工作,最后只得外放遥领闲职虚职弘农(治所在今河南灵宝市北部)太守。魏延死后,杨仪用脚践踏魏延的首级,破口大骂:“庸奴!复能作恶不?”如此行径,可见杨仪还是个小人。据此可以粗略判断,魏延和杨仪之间的矛盾,主要责任应该在于杨仪。

对于二人交恶的起因,史书如此记载:“延既善养士卒,勇猛过人,又性矜高,当时皆避下之。唯杨仪不假借延,延以为至忿,有如水火。”魏延的矜高似乎成了祸端的导火索,其实不然。当时,除诸葛亮之外,刘备时代的老臣重臣们基本上已经全部消亡殆尽,唯魏延一枝独存,资历最深。魏延确实有“矜高”

的资本,他获得这样的尊重其实并不过分。但作为诸葛亮身边极亲密的红人(丞相长史),杨仪很清楚魏延在诸葛亮心目中不被重用的尴尬地位。以杨仪一贯的“狷狭”性格,他根本不可能像其他人一样去尊重魏延;相反,杨仪很可能有意无意地表现出对魏延的蔑视。所以,魏、杨交恶的主要责任人是杨仪,不会有错。

魏延和杨仪之间交恶到什么程度呢?《蜀书·费祎传》如此记载:“时值前军师魏延与丞相长史杨仪互相憎恶,每次并坐争论的时候,魏延往往愤怒地举起刀向着杨仪比划,杨仪则往往泣涕横集。费祎经常在二人之间做和事佬,终诸葛亮之世,能够各尽魏延、杨仪之用,全赖费祎的匡救之力。”魏延举刀相向,有欲杀杨仪之心,可见二人仇隙之深,已是水火不容,无法化解。

让杨仪为首统帅三军撤回汉中,是诸葛亮临终时的安排。这一安排,必然会激起魏延的反对和抵制。但这一安排的意义如果仅仅止于临时应急,以求蜀军全身而退,其实还不足以完全令魏延武装“反叛”。事情的关键是诸葛亮在杨仪身上的这一安排其实还另有文章:借此暗示众人,将杨仪打扮成自己最热门的继承人人选。杨仪能够当政,这一点才最致命。魏延深知,杨仪当政,自己不可能再有好日子过了。诸葛亮在世之日,最多让自己怀才不遇,不获重用罢了;杨仪一旦执政掌军,自己就可能只有一种结局——死定了。魏延绝对不能坐视杨仪慢慢找机会砍掉自己的脑袋。不反杨仪是个死,反杨仪最多也是个死,选择后者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从安排杨仪率军后撤,到将其打扮成自己最热门的继承人人选,这一切都不是诸葛亮病糊涂了之后的失策;相反,这是他刻意所设的一个局,为魏延所设的一个死局。

第一,诸葛亮召集杨仪、费祎、姜维三人商讨自己死后的退军事宜时,没有通知魏延。魏延身为北伐大军的前锋大将,理应参加这样重大的会议。当时魏延的前锋大营仅仅“出亮营十里”。策马往来,十里地其实最多不过二十分钟的时间。如此短暂的距离,却不通知魏延参加,岂不可疑?

第二,如果诸葛亮有意保全魏延,寻求蜀军的团结,那么他应该选择杨仪之外的其他人作为统帅三军回撤的人选。丞相府司马费祎、丞相府参军姜维均可胜任。尤其是费祎,此人在魏、杨二人之间斡旋多年,用他为统帅,自然可以同时兼顾到魏、杨二人的情绪,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但诸葛亮指定的却是这三人中间最不合适的人选:杨仪。

第三,临死之前,诸葛亮早就把密表送到了刘禅手中,指定蒋琬为自己的继承人。但退军之际,军中以及社会上却到处流传着杨仪最有可能是诸葛亮指定的继任执政者的消息,而且杨仪自己也对此深信不疑。领军顺利撤回汉中,诛讨了魏延之后,杨仪满怀希望地等待着朝廷送来聘书,让自己“代亮秉政”。当最后的结果是仅得一中军师虚职的时候,杨仪变得极其愤怒,“怨愤形于声色,叹咤之音发於五内”。这些连杨仪本人都深信不疑的流言是偶然出现的吗?

第四,杨仪的怨愤之言中有这样一句:“往者丞相亡没之际,吾若举军以就魏氏,处世宁当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复及。”话中的“魏氏”有两种解释:一种说法认为指的是曹魏,一种说法指的是魏延。其实当是魏延无疑。若指曹魏的话,应当称之为“曹氏”或者“魏国”、“魏廷”,不应当不伦不类地称之为“魏氏”。杨仪此言隐隐约约泄露了一个重大的天机:当时确实存在着一个设计魏延的计划。

第五,陈寿似轻似重地记了这么一笔:“(诸葛亮交待)若延或不从命,军便自发。”似乎当时诸葛亮已经预料到了魏延会有什么样的反应。魏延这样的反应难道不正是诸葛亮所一直设局寻求的吗?

诸葛亮如此费尽心机设计逼反魏延的目的,就是为了有一个正当的理由除掉魏延。除掉魏延的动机很明显:诸葛亮死后,魏延将成为蜀汉集团内部最大的元老,而且魏延本人又确实有大将之才。名位寡微的蒋琬继任自己执政,必然无法驾驭魏延这类人物;魏延也素来好立功名,不会甘心完全听命于蒋琬的节度,此人在诸葛亮死后,必将成为引发蜀汉集团内部动荡的一大隐患。诸葛亮治蜀,从来将政局的稳定摆在第一位,对于这样的隐患,从来都是坚决消除。昔日劝杀刘封、彭羕时有着这方面的考虑,如今除掉魏延,也是出于同样的理由。

建兴十二年,诸葛亮去世,魏延兵败身死,随后接过其执政接力棒的,先后是蒋琬和费祎;接过其北伐接力棒的,则是姜维。

【蒋琬东伐】

蒋琬自建兴十二年以尚书令身份总理国事,至延熙九年(246年)去世,执掌蜀汉政权达13年之久。这段时间蜀国极少兴兵,主要致力于经济恢复和百姓的休养生息。延熙六年十月,蒋琬似乎认为蜀国国力已经有所恢复,再次伐魏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将行营自汉中迁至涪县(今四川省绵阳市)。在此修缮城池,大造舟船。

据《三国志·蜀书·蒋琬传》记载:蒋琬认为诸葛亮数出秦川,道路艰险,粮运难继,故而多次劳而无功,所以不如另辟蹊径,顺汉、沔二水东下,袭取东三郡(西城、上庸、房陵),进窥荆襄。蒋琬这一伐魏计划,兵锋东指,故而被称之为“东伐计划”。

但此时的蒋琬与诸葛亮在世之时威望与权重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所以这一计划刚刚出炉,就遭到了强大的反对力量:“而众论咸谓如不克捷,还路甚难,非长策也。”刘禅也派了尚书令费祎和监军姜维前去向蒋琬“谕旨”此事。迫于压力,最终蒋琬放弃了这一计划,同意回到当年诸葛亮出秦川祁山、进窥雍凉这一既定的传统方针上来。

对于蒋琬别出心裁的“东伐计划”的前后始末,史书上交代得头是头,尾是尾,因是因,果是果,条理清晰,逻辑充分。

尽管如此,此事仍有三点甚为可疑之处:

第一,蒋琬虽然不再坚持水路“东伐”,但自己却没有就此拔营离开涪县,而只是升任姜维为镇西大将军、领凉州刺史,令其前往汉中,负责联络凉州羌、胡及其他北伐事宜。蒋琬上奏刘禅:“如果姜维北征,与魏军相持于河右,臣我当率领大军作为姜维的后镇与援军。涪县这个地方水陆四通,交通便利,可以做到唯急是应,倘若东北方向(注:由长安方向入侵汉中,正好是东北方向)曹魏来侵,赶去救援也相当方便。”于是乎蒋琬继续坐镇涪县,并在此一呆就是整整3年,直到去世。

涪县真的如蒋琬所说,地理位置那么左右逢源、极其便利吗?

第二,蒋琬将大营自汉中迁至涪县其实早有计划。延熙五年正月,监军姜维就已经督率一支偏军作为先锋自汉中回撤,驻扎到了涪县。22个月之后,蒋琬也亲自回撤到了涪县。随后,蒋琬自己坚持留在了涪县,回到汉中去主持“北伐”事务的却正好是之前回军涪县的先锋姜维。

这些人事调动背后会不会藏有什么深意?

第三,蒋琬如果真的有意“东伐”东三郡和荆州的话,没有理由不和东吴互通声气,以求得东吴荆州军团的支援。但东吴自始至终没有收到蒋琬发出的照会,也没有见到蜀汉就此派来的使者。以至于东吴的重臣骠骑将军步骘、车骑将军朱然等人误以为蒋琬回撤涪县的真实意图是有意顺流东下侵略自己,于是频繁上书孙权,请求早作应战准备。 若此行本意确实在于“东伐”曹魏,蒋琬做事怎么会如此毛手毛脚、粗枝大叶?

涪县地理位置图

先说涪县的地理位置。涪县绝非蒋琬所说的那般交通便利,在此驻军根本不可能同时兼顾到蜀汉各个方面的危机。倘若真有一个这样得天独厚的地方,诸葛亮在世之日为什么没有发现并加以利用呢?真实的情况是:涪县距离汉中的路途还相当遥远,并且蜀道难行,一旦有警,根本做不到及时救援。蒋琬回撤涪县的次年,魏国就趁汉中守兵大减的良机(不到三万),由大将军曹爽率领,十余万步骑军大举来犯。汉中诸将大为惊恐,皆主张弃关入城固守,以待涪兵救援。临时全权负责镇守汉中的大将王平力排众议说道:“不然。汉中去涪垂千里。贼若得关,便为祸也。今宜先遣刘护军、杜参军据兴势,平为后拒;若贼分向黄金,平率千人下自临之,比尔间,涪军行至,此计之上也。”有赖王平此番调度,拖延时日,随后援军陆续赶来,汉中方保无事。事实雄辩地证明了蒋琬所谓的涪县“水陆四通,唯急是应”是纯粹的谬谈。

相对于距离汉中的千里之遥,涪县距离成都倒是相当之近。据《蜀书·刘璋传》记载,涪县其实距离成都仅仅360里而已。当日刘备由垫江水入川,刘璋就亲自自成都至此迎接。事实上,蒋琬所看重的并非涪县在战略上的便利(实际上也并不便利),他看中的,正是涪县和成都之间的这段更近的距离。也就是说,蒋琬此次东伐的真正目的不在军事层面,而在政治层面;不在外部敌对势力,而在内部政治斗争(史书上没有直接记载)。

姜维是延熙五年奉蒋琬之命率军回驻涪县的。我们要想找出这场政治斗争的端倪,自然也得将目光锁定在延熙五年。

这一年发生了一件极其敏感但却容易让人忽略的事情:庲降都督(庲降军区司令)马忠回朝。

马忠这个人,大多数人可能并不熟悉。但恰恰是这个人,在这次政治斗争中却扮演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在蜀汉集团后期,马忠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诸葛亮时代,他先后以出众的个人能力担任过丞相府参军和长史(副)、益州治中从事等要职;建兴十一年,马忠出任庲降都督(庲降都督府是蜀汉集团在南部广袤的少数民族地区设置的一种羁縻州府。因为关系到蜀汉政权后方的稳定安全),任期内马忠颇建功绩,爵位屡屡升迁。

更让人敏感的是,马忠既非荆楚士人,也非雍凉寄寓士人,而是益州本土巴西(今四川省阆中市)人士。巴西素有三狐五马、蒲赵任黄等大姓,马忠则同时兼有马氏和狐氏的双重身份——马忠父亲姓马,母亲姓狐,他自小在外婆家中长大,故又名“狐忠”。

诸葛亮治蜀,重用荆楚士人和寄寓士人,而刻意打压益州本土士人。其原因在于:益州本土豪族执政,凭借着强大的地方宗族势力和本土盘根错节的社会关系,极其容易演变成为威逼人主、篡位夺政的权臣,而荆楚士人和其他寄寓士人则不具备这样的优势。马忠手握重权于外,如今突然入朝,自然会引起蒋琬、费祎、姜维这些既是诸葛亮嫡系、又是现任执政者的密切注意。

最重要的也是蒋琬必须率军自汉中回撤到涪县的原因,是马忠入朝的背后隐约有着蜀主刘禅的影子。

自延熙年间开始,刘禅开始逐渐告别诸葛亮时代的乖乖形象,转而极力谋求亲政。诸葛亮在世之日,刘禅老老实实地为刘备守了整整三年的孝;诸葛亮一死,刘禅“四时之祀,或有不临(谯周语)”,连例行公事的对天地祖宗的按时祭祀活动也懒得参加了。这也可见刘禅已经获得了很大的自由空间。对刘禅这种“数典忘祖”的悖逆之举,蒋琬等人拿他毫无办法。而且,刘禅还开始耍起了政治手腕,开始玩弄权术。蒋琬最初以尚书令身份总揽政事,而刘禅却连续升任他为大将军、大司马;相应地,刘禅又令费祎顶替蒋琬留下的缺空,费祎一路升至尚书令、大将军。众所周知,大司马之职和大将军之职其实是并列和重叠的(光武帝所创设),大司马就是大将军,大将军就是大司马。两者品级相同、权限相同、职责相同,仅仅是名称相异而已。当年光武帝同设大司马和大将军的原因是为了解决战时诸将出征时名号不足的问题,蜀汉政权仅仅一州之地,根本用不着设置这种重叠官职。所以只存在一个解释:刘禅希望蒋琬、费祎二人能够互相牵制。可惜的是,蒋、费二人并没有出现刘禅所希望见到的争权夺利、互相扯皮的局面;相反,二人一内(费祎留守成都)一外(蒋琬驻守汉中),在政事军务上配合得相当默契,每逢大事,费祎总是和蒋琬商量着办。

延熙五年,刘禅召庲降都督马忠入朝。同年,马忠前往汉中,面见蒋琬,传达刘禅的诏旨。回来之后,刘禅立即加拜马忠为镇南大将军。传达了一次诏书就加官升爵,刘禅扶植马忠的意思是很明显的。也是同年,蒋琬令姜维率领一支偏军回撤到涪县,以防成都生变。将汉中之事安排好了之后,次年,蒋琬自己也率军回撤到了涪县。对于这次动作,蒋琬对外宣称其目的在于“东伐”。刘禅对蒋琬率军回驻涪县甚为反感,于是借机发难,大造“东伐”不可行的舆论,意图逼迫蒋琬回到汉中。蒋琬不得不承认“东伐”的不现实(这是个草草寻找的借口),于是取消“东伐计划”,将姜维打发回汉中去负责北伐事宜,自己继续赖在涪县,不再挪窝,直到去世。

这就是蒋琬那场别出心裁、独辟蹊径的“东伐”背后的真相。

【姜维的另类史】

延熙十六年正月新春佳节,蜀汉政权第三任执政者费祎在其驻地汉寿(即葭萌关,位于今天四川省广元市昭化镇境内,刘备将其更名为汉寿,与关羽的汉寿亭侯中的汉寿异地同名)举行“岁首大会”,大宴群臣,同僚共欢。席间费祎“欢饮沈醉”,不意被出席宴会的一个叫郭循的人“手刃”刺杀,当场身亡。

对于蜀汉政权而言,费祎之死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自诸葛亮频繁北伐耗空国力之后,蒋琬当政13年,费祎当政六年,均未再大规模地对魏用兵,蜀汉政权获得了一段相当难得的休养生息之机。费祎死后,姜维当政的前五年,岁岁兴军,年年用兵,刚刚积蓄起来的有限的一点国力又被瞬间耗空。可以这么讲,费祎之死,意味着蜀汉政权内部鸽派势力的下台和鹰派势力的登场。虽然不能偏执地将亡国之责加在姜维的穷兵黩武上面,但是姜维执政后的频频北伐,的确加速了蜀汉政权的灭亡,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令人疑惑的是:郭循为什么要刺杀费祎?

郭循并非蜀人,而是魏国凉州西平人。一次蜀军寇掠西平,郭循作为战利品被带回了蜀国。所以史书对他的身份的定位是“魏降人”。对于郭循此举,曹魏方面下达过一份诏书予以褒奖,并且恩及其留在魏国的后人。诏书是这么说的:“已故中郎西平人郭修(即郭循),品行高尚,百折不回。之前蜀将姜维寇掠西平郡,郭修遭到掳略……郭修于大庭广众之下刺杀费祎,其勇超过聂政,其功胜于介子,真可谓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之人。追加褒奖和恩宠,是为了表扬忠义之士;赏赐爵禄延及后嗣,是为了奖劝将来之人。特下诏追封郭修为长乐乡侯,食邑千户,追谥为威侯;令其子袭爵,再加拜为奉车都尉;赐银千两,绢千匹,以光荣恩宠存者与亡魂,使其永垂后世。”

乍然读来,似乎郭循受到了曹魏方面的指使。其实不然,最明显的证据就是:郭循刺杀费祎是在正月,而曹魏方面下诏褒奖却是在八月。蜀汉执政者的死讯属于当时的重大“国际事件”,曹魏方面应该很快就得到了消息,不可能8个月之后才知晓。倘若郭循是曹魏方面派来的刺客,费祎死讯一到,曹魏方面的褒奖诏书就应该随即下达,不可能拖延半年之久。

实际上,对于费祎之死背后的谜底,陈寿虽未明言,但却也为我们留下了一丝线索。在其亲笔一字一句撰写的《蜀书·姜维传》中,有这样的记载:“(姜)维自以练西方风俗,兼负其才武,欲诱诸羌、胡以为羽翼,谓自陇以西可断而有也。每欲兴军大举,费祎常裁制不从,与其兵不过万人。”“十六年春,祎卒。夏,维率数万人出……”

姜维在费祎的制裁下郁郁不得志,率万人也不能。费祎刚死,姜维就如鸟出笼、如虎进山,率军大出。这种前后对比带着强烈的含沙射影的意味,很容易让人将费祎之死和姜维联系起来,但又并不能切实证明姜维和费祎之死有关系。自来史家撰史,最忌讳这种容易引人误解、模棱两可的笔法。如果确有其事,不妨直书;倘若并无其事或者仅仅心存疑惑,则不妨略过。陈寿素有良史之名,他如此记载,必有原因。

原因其实很简单,两个字:回护。陈寿必须替姜维回护。

我们考察陈寿的生平,结果发现:仕蜀期间,陈寿曾经担任过卫将军主簿之职(《晋书·陈寿传》)。卫将军之职历来仅设员一人,属第二品,位亚三司。蜀国设立此职始于刘禅延熙十年(247年),姜维首任,至延熙十九年姜维升任大将军为止。此后缺员四年,景耀四年(263年),复授诸葛瞻此职。

充分的证据表明,陈寿所担任的是卫将军姜维的主簿,而非诸葛瞻。第一,据《晋书·陈寿传》记载,诸葛瞻一向轻视陈寿,不可能征辟陈寿做自己的主簿;第二,景耀年间黄皓专权已久,“大臣皆曲意附之,寿独不为之屈,由是屡被谴黜”,陈寿仕蜀的最高官职是六品黄门侍郎,若其景耀四年尚为八品卫将军主簿,是不可能在此期间升至六品的,相反,他会遭到黄皓的打击而贬官;第三,陈寿在做了卫将军主簿之后,又担任过东观秘书郎、散骑黄门侍郎等职,景耀四年距离蜀汉灭亡仅仅两年,陈寿怎么可能仕途得意、连续3次升迁呢?

“故吏”对于“旧主”的感恩和忠诚,这在当时是一种被世人普遍认可和推崇的社会道德。臧洪身为张超的“故吏”,不惜为之去死;蔡邕身为董卓的“故吏”,也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为其死大哭一场,最终也搭上了自己的性命。如此我们就更加清楚了:身为姜维“故吏”的陈寿,自然没有任何理由诬蔑姜维;相反,对于《姜维传》,陈寿必然较其他传记要更为用心地去撰写。所以,在《姜维传》中出现上述这么一段含沙射影的记载,绝非偶然,必有深意。

而且,费祎遇刺前后的相当长时间里,陈寿终日在姜维身边工作,他知道事情的真相也丝毫不足为奇。

除此之外,刺杀费祎的幕后指使者是姜维这个论断,还有一些别的佐证:

第一,郭循进入蜀国极其偶然。魏国不可能知晓蜀军将至何处掳掠,自然无法安排郭循早早地埋伏在西平等待时机被俘入蜀。

第二,《傅子》记载:“(姜)维为人好立功名,阴养死士,不修布衣之业。”姜维既有豢养“死士”的兴趣,而最初俘虏郭循的人又正是姜维,自然他最有机会将郭循纳入自己麾下,使其成为自己众多“死士”中的一员。

第三,据《魏氏春秋》记载,郭循刺杀费祎的时候,已经官至左将军,也正因为如此,他才有资格出席费祎的“岁首大会”。一个降俘要想在短短的时间里骤然升到如此显赫的地位,在蜀国没有一个强大的后台是做不到的。蜀主刘禅又是昏庸之辈,不可能做出量才破格提拔之事。当时具备这样强大的后台资格的,除了大将军费祎,就只剩下了卫将军姜维。

第四,郭循的“魏降人”的身份最适合刺杀费祎。事后,姜维等人大可将责任全部推给曹魏集团。而魏国延缓了半年多时间才下诏褒奖郭循,而且还将郭循之名误写为郭修,可见他们是在事后很久才打听到此事的,而且道听途说,并不完全准确。 费祎死后,姜维畅意自为,连续5年时间里五次北伐,结果自然是劳而无功,虚耗国力,蜀汉覆灭的速度无形中坠落得越来越快了。

第四篇:头台乡驼奶产业发展情况简介

驼奶素有“沙漠白金”之称,据有关资料记载,骆驼奶比牛奶更有益健康,其维生素C的含量是牛奶的三倍,100毫升骆驼奶与等量牛奶的维生素C含量分别为3.8毫克与1.0毫克;1升骆驼奶含52单位的胰岛素,而等量牛奶的胰岛素含量仅为0.016单位;并且还含有丰富的铁、钙等微量元素。研究表明,驼奶有益减缓糖尿病、高血压及心脏病。驼奶是最具营养价值的乳品,故而不愧为纯天然的多功能乳品。 头台乡具有广阔的戈壁沙漠,生长着骆驼喜食的梭梭、骆驼刺、琵琶柴等野生植物。那里放养着800多峰骆驼,一年四季在茫茫戈壁沙漠中自由觅食。产奶的骆驼有500多峰,每天1峰骆驼产奶2公斤,每公斤17元,每年产奶期达到200天左右,每峰骆驼一年产奶的收入在7800元左右。驼奶主要在乌苏城镇和头台本地销售,产品供不应求,远远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仅驼奶为我乡牧民带来390万元的经济收入。

第五篇:罗尔事件后儿童医保马太效应

罗尔事件后儿童医保马太效应:越穷的地方越难得到救助

2016年12月08日12:10 新浪综合

悖论的倒挂——大医院集中在北上广地区,到这些医院属于“跨区域治疗”,报销比例会更低。

小城市和农村地区,地方政府保障弱、异地就医报销更少,结果是,越是贫穷、保障越差,越看不起病。

与身处深圳的罗尔相比,贫困地区的家庭,获得社会救助也更为困难。

因为利润太低,健康商业保险,同样罕有业务员主动销售。

“必须把医疗作为一个保障所有人的福利体系进行设计,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有公费医疗、医保、新农合,碎片化得厉害。”

在一个名为“儿童因病致贫”的五百人微信群里,对于儿童大病医保的讨论,自罗尔募捐风波后,一刻也没停过。

他们都是恶性肿瘤患儿的家长,来自天南海北,集中到北上广等医疗条件好的大城市看病。和交流求医问药经验的病友群不同,这个群目标清晰——“因病致贫是儿童恶性肿瘤共同面对的难题,我们的目标是引起国家重视”。

2016年11月30日,深圳市第一时间公布罗某笑的报销清单后,讨论达到了顶峰。

“天壤之别!”家长们感叹。

按照深圳市社保局公布,罗某笑2016年9月8日至今三次住院,共产生医疗费用204244.31元,其中医保记账16.8万元,个人现金只支付了3.6万余元,说明医保支付八成以上,这其中包括了基本医疗保险、深圳地方补助和深圳市重特大疾病补充医疗保险。

联想到自己的孩子,他们发现,地方不同,报销比例和政策悬殊:同一个检查、同为门诊化疗、同一种药品……不同地方能否报销,千差万别。

“命不好,没生对地方。”对比深圳的罗尔,家长们沮丧地抱怨。

难以复制的深圳经验

家长们理想中的保障体系,并非一日建成。

“深圳开展医改比较早,1992年就开始探索了。”深圳市人社局医保处李中齐副处长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罗尔的女儿受益于深圳医保体系的三重保障。

首先,深圳基本医保支付最高为全市上年度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6倍,以2015年深圳市上年度在岗职工平均工资6753元/月来计算的话就是48.6万元。其次,基本医疗保险连续参保时间满72个月以上的,地方补充医疗保险基金支付最高为100万元。再次,针对重特大疾病,深圳还有20元重疾补充保险,只要自付超过1万元,就可再报销70%。而且,深圳社保缴费比例低于国家规定,尤其是医保三档缴费比例为0.55%,仅为国家规定上限的1/16。

对于少儿来说,深圳门诊大病最高可报销90%,住院费用超起付线以上部分支付比例高达90%。2015年,深圳更将11种靶向药所发生的费用纳入重特大疾病使用目录,最高可报销15万元。

但这样的充分保障,对全国很多地方来说,“可望而不可及”。

以深圳为例,2015年,深圳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16.770亿元,其中家庭及个人缴费收入10.539亿元、各级财政缴费补助5.834亿元,利息收入0.397亿元;基金支出13.659亿元,其中待遇支出13.659亿元;当期结余3.111亿元。年末基金滚存结余14.176亿元。

而此前有媒体报道,北京、天津、湖北、重庆、贵州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六个地区统筹基金累计结余不足6个月支出。——对于这些地方的政府而言,复制深圳模式,无疑有着巨大的压力。

越是欠发达,越限制跨区域就医

表面上看,从全国层面,现阶段儿童大病保障并无太大区别,三个层次的保障体系基本健全。

第一层次是基本医疗保险。在我国,目前基本医保覆盖率为95%左右,但报销比例低,且可报销最高限额也较低,实际报销比例只有10%到55%不等。城镇居民总体比农村报销比例高。

第二层是重大疾病医疗保障,主要是对特定病种提高基本医疗保险报销比例,且逐年加强,缺点是只保障部分病种。

第三层是大病医保政策。2015年底,国家全面实施的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即城乡居民大病保险。这是由政府从医保基金划拨资金,向商业保险机构购买大病保险,对参保人患高额医疗费大病、经基本医疗保险报销后需个人负担的合规医疗费用,给予“二次报销”。但不包括有正式职业的人群。按照设想,通过两项政策的叠加,实际报销比例可提升到60%-70%。

但在全国,医保统筹的行政级别并不相同。部分发达地区省份,已全省统筹,而越是欠发达地区,越是限制跨区域就医的报销。

这和中国现阶段高度集中的医疗资源形成了悖论式的倒挂——因为大医院集中在北上广地区,一旦到了这些医院,都属于“跨区域治疗”,原本不多的报销比例会降至更低。

因为一场大病,原本普通甚至小康的家庭陷入了灾难,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在山西汾阳,身患横纹肌肉瘤的儿童天昊,到北京求医。但很快就遇到新难题:医保和报销。

“同样就是一种病的,交的钱是一样的,为什么报销的钱就不一样?有的地方十万报八万,有的地方十万报两万,心理就特别不平衡。”天昊爸爸不能理解。

另一位河北衡水农村的白血病儿家长说,因为新农合报销上限只有8万,自费药不报销,他们第一次入院七万多的花费,费尽周折,最终才报了一万来块钱。而整个疗程下来至少需要三十万。“还得自己先垫付,报销的钱两个月后才下来。”

即使是在省会城市郑州,这样的困境也依然存在。根据郑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的资料显示,2016年上半年,在最高支付限额方面,居民医保达到40万元(其中基本医疗保险10万,商业补充保险30万);在统筹基金支付比例方面,居民医保的最高报销比例达到80%。

但患儿君君的母亲向南方周末记者诉苦,她孩子确诊白血病时还不到二岁,为救命辗转来到上海。现在疗程暂告结束,总共花费30万左右(不包含生活费),最终郑州社保只给报销不到5万元。因为,抗生素和高端化疗药都不能报销,大城市病房紧张,很多时候只能在门诊治疗,而门诊“一分钱也报不了”。

罗尔女儿的危险,他们同样经历过。君君在第二个化疗疗程中感染,住进了重症监护室(ICU)——感染往往是儿童重病中最危险也是花费最大的部分。

“米开民(一种抗真菌药物)用了三万多块钱,不报销,培门冬酶(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首选药物)一针5000块不报销,在门诊做抗感染治疗一个礼拜8000块一分不报……”君君妈说。最后,她只能把家里唯一的房子卖了。

粗略统计几十位病儿家长的报销单据,南方周末记者发现,实际报销费用占总费用报销不到30%。这和中国公益研究院副院长高华俊测算的结果类似——“大病患儿的实际报销比例在25%—45%,费用超过封顶线,实际报销比例会进一步降低。”

“我们第一个疗程花了十几万,但二次报销只报了2800元。”君君妈想不通,而同一医院上海市户口的孩子,缴费时直接减掉一半的费用。

各地区的现实差距

国家并非不曾努力。

2012年,原卫生部发布《关于加快推进农村居民重大疾病医疗保障工作的意见》,把重大疾病的保障病种扩展到20个,并提出自付费用超过上一年度人均可支配收入的部分可再次报销50%。其中与儿童相关性的疾病,有儿童白血病、儿童先天性心脏病、终末期肾病、耐多药肺结核、艾滋病机会性感染、慢性粒细胞白血病、血友病、I型糖尿病、唇腭裂。

2015年,民政部等五部委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医疗救助制度全面开展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工作的意见》。针对重点救助对象,对经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及各类补充医疗保险、商业保险报销后的个人负担费用,在年度救助限额内按不低于70%的比例给予救助。

2016年11月4日,国家卫计委提出,2016年-2018年,将对农村贫困人口中,罹患儿童先天性心脏房间隔缺损、儿童先天性心脏室间隔缺损、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儿童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食管癌、胃癌、结肠癌、直肠癌、终末期肾病等9种疾病的患者进行专项救治。

名目繁多的保障政策和救济政策,看似能让人感到安心,但在实际运行中,确是另一番景象。

“能找的机构都找遍了。”前面提到民政救助70%的报销额度,在实际执行中也受到各地救助资金筹集等情况限制。天昊爸爸去当地民政局,得到的答复是:无论你花多少,补助5000块钱一年封顶。而一年多下来,他的孩子自费花了约三十万。

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数十位大病患儿家长发现,上述政策在实际中会受多重因素影响,一是,异地治疗需要开具转诊证明,且门诊无法报销、住院报销比例偏低。二是,儿童大病需用的很多药品都不在可报目录当中,只能自费;三是,对于同一病种,不同地区不仅报销比例不同,是否将其纳入大病范畴也会影响报销。四是,如果一次报销报得少,二次报销就跟着报得更少,“造成恶性循环”。

李中齐承认,费用和医生用药、治疗方法及病情有很大关系,地方经济水平和医保资金不等,也造成了现有各地区的现实差距。

南方周末记者发现,一些地市的重大疾病补充保险和互助基金对儿童大病保障有重要贡献,但仅限于特定城市。以深圳为例,其重特大疾病补充医疗保险,保一年只需要交20元。而在上海,18岁以下的中小学生、婴幼儿,无论健康与否,只要在规定时间里参加少儿住院互助基金,每年缴纳80元参保费用,就能享受由上海少儿住院互助基金承担的医疗费用。

多层保障构筑的儿童大病医保系统,正形成越来越明显的“马太效应”:大城市医疗条件好、经济基础强、政府保障充分,报销比例高,如果大城市孩子得病,只需要花很少部分的钱就可以满足需求,而小城市和农村地区,在原本家境差的条件下,地方政府保障弱、异地就医报销更少,长此以往的结果是,越是贫穷、保障越差,越看不起病。

广西百色的一位患儿家长表示,本地治疗报70%,去百色以外的地方,都只报30%,但在百色,这类病根本无法医治。大部分患儿,依然得经历从本地医院到省会城市医院,最终再到北上广等医院的“迁徙”。

“说白了,越贫穷的地方报销越少,看病越困难。”天昊爸爸叹气。

越穷越难得到救助

因病致贫,正成为中国大部分家庭的噩梦。

《中国儿童大病救助与慈善组织参与现状报告》显示,儿童慢性肾功能衰竭尿毒症期、急性肾功能衰竭,每年需要6万至10万元透析费用,换肾则需40万至50万元;儿童再生障碍性贫血,若进行造血干细胞移植约需15万至30万元;儿童白血病的治疗费一般在10万至60万元;血友病儿童根据出血程度每年约需10万至20万元。

上述报告中,所有被调查家庭因给孩子治疗白血病而平均负债超过14万元,其中约47%的家庭负债超过10万元,还有少部分家庭负债金额在30万元以上。而在1229个贫困白血病患儿调查样本中,75.1%为农村儿童,76.4%的家庭年收入不超过两万元。

即使有外界的少量捐助,也很难弥补由此出现的深重恐惧。“对白血病无底洞一般的治疗费,这可能连杯水车薪都算不上。”正如罗尔9月22日给一位白血病患儿捐款3000元时所言。

君君妈亲见一个病友,孩子在第11次化疗时复发逝去,家长花了近一百万,“现在那个孩子的妈妈,还在没日没夜地做蛋糕还债”。

儿童白血病和先心病是保障最好的一类特定疾病,在大部分地方都有特殊政策,实际可报销的比例为40%、70%。

但“儿童因病致贫”群的家长,很少受益于这项政策,因为“国家不把儿童恶性肿瘤当成大病”。他们孩子所患的神经母细胞瘤及各种母细胞瘤、软组织肉瘤(横纹、尤文)、生殖细胞瘤(卵黄囊瘤、畸胎瘤)、星型、颗粒细胞瘤、脑瘤、淋巴瘤等其他未特指类型的儿童肿瘤均未被列入,家长们在各大慈善救助基金会也几乎申请不到救助资金。

2014年,华中科技大学《中国基本医疗保障研究中心研究报告》曾建议,儿童重大疾病医疗救助对象可以逐步由常规低保对象扩大到低收入人群。因为“儿童患了重大疾病后,即使是重大疾病病种,新农合提高补偿水平后,部分病种自付费用仍较高,对于低保对象以外的低收入人群仍会造成灾难性卫生支出”。

对于儿童大病救助来说,公益组织和民间慈善机构是不可忽视的力量。

2016年11月发布的《中国儿童大病联合救助模式分析报告》总结了“联合救助”在现实中形成的4种模式:第一,政府+社会组织的联合模式,如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小天使救助基金项目、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微笑行动项目基金、儿慈会中国乡村儿童大病医保公益基金等;第二,社会组织+社会组织联合模式,如中国儿童大病救助联盟等;第三,慈善组织+互联网公益平台联合模式,如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919大病救助工程等;第四,慈善组织+大病救助专业机构联合模式,如爱佑慈善基金会爱佑童心项目专家委员会等。

相比其他,医疗救助项目数量总体偏少,其原因在于,“医疗救助需要一定的医疗知识背景,而且通常是紧急救助,要求项目能够有较高的执行效率和充裕的资金。”但这种募资存在很大困难,新阳光慈善基金会在开展青少年白血病项目时,计划募资2000万,而实际仅筹集200万。

但与身处深圳的罗尔相比,贫困地区的家庭,获得社会救助也更为困难。

“类似轻松筹的方式,帮不到贫困地区群体。”天昊爸爸坚定地认为。他从农村来,看到太多农村家庭连微信都不会用,就算有人帮他们申请,也没亲戚朋友帮他们转发。

有人想到了商业保险。但现实中,健康险种成为保险公司最不愿意主推的项目。

“保险公司有盈利的需求。”一个在中国排名前三的保险公司员工丁健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几年前,他的孩子不幸罹患白血病,他才开始不遗余力地推广公司的健康险项目。

“人们最需要的是健康险、住院险,周围孩子得病后都会后悔没有买保险,被宣传的往往是数额大、购买年数多的储蓄型险种。”丁健说,他们公司今年4月有一款健康险种面世,但只有不到20%的业务员知道这一险种,因为利润太低,几乎没有业务员愿意主动去销售。

“这类产品是不挣钱的,公司也没动力推广。”他希望这些廉价惠民的保险应该由政府推广,而不是由保险公司人员销售。

不过,高华俊指出,儿童大病救助根本解决之道,在于完整的顶层设计制度,构建统一的国民健康体系,“必须把医疗作为一个保障所有人的福利体系进行设计,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有公费医疗、医保、新农合,碎片化得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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