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的基础范文

第一篇：社会科学的基础范文

中国法治发展的社会基础

一、命题的由来 经过20年的风风雨雨，中国社会一改数千年来的传统，开始迈开了从人治社会向理想的法治社会转变的步伐。尽管人们对法治社会的描述娓娓动听娓娓动听，论理也十分严密，然而，中国为什么要建立法治社会?中国建立法治的社会基础是否存在?这样的问题经常令笔者为之苦思。记得一学者说过："理论上良好的制度可能不是现实的制度，因为理论上良好的制度如果没有现实且稳定的社会支持率即合法性基础，是不可能变成现实的制度的。" 不得不说，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差异，人们可能并不难在理论上加以区分，然而，如果要在实践中缩小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恐怕就不会那么轻松。而且，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由于理想与现实的矛盾，造成理想落空的悲剧不胜枚举。尤其是，当一种文化，特别是一种代表着人类文明潮流的文化进入某一社会领域中的时候，与

二、法治理想与中国的社会现实 ——来自地方性势力的挑战 法治在近、现代中国社会中的形象，并不如现今这么风光。在新中国50年历史的较长时间里，她总是被人为地披上异质的套装，被掩盖了她丰润的文化内涵。在法律虚无主义盛行的年代，她被视为剥削阶级的思想，而且与社会主义格格不相容。 即使在改革开放，中国法学开始进入其复兴时期，关于法治含义的议论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之后。关于法治的真实含义仍然为社会所模糊。虽然在中共第15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确立了建立法治国家的方针，而且，这一方针基本上反映了近20年来中国关于法治理论研究与探讨的成果，然而，不得不承认，这一方针距离法治本身的含义依然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作为法治方针政策的社会表现，"依法治国"、"依法治省"、"依法治×"的口号尽管此起彼伏，不绝于耳。这些口号集中地反映了法治在中国政治决策层和社会大众中的一般形象。应该说，"依法治X"本身，与我们在实践中建构的法制本身并无大的区别。 政治学者刘军宁对有关法治问题作了令人饶有兴趣的分析。他通过对法治来源的考察，将法治与法治国加以区别。指出：(1)法治起源于自然法思想，根据自然法的契约观，体现保护民权、限制政府的权力的要求。而法治国则起源于实证主义法学，强调作为立法者的统治者的意志及权力至高无上。(2)作为法律实践的法治，体现了对公民权利与自由的偏爱;而法治国则偏爱国家。(3)法治强调法律是被人们能动地发现的自然法则，而决不是统治者的权力意志，法治国则强调法律是统治者的意志。(4)根据法治的思想，人们服从法律时，是在服从普遍的、客观存在的自然法则，而根据法治国的思想，人们服从法律时，是在服从统治者本人的具体的个人意志。 另一位学者则对"以法治国"与法制相联系并加以评析道：在"以法治国"的概念之下，法律主要是一种治国的工具，而不是目的。 对中国而言，从根本上说，法治无疑是一种理想的追求，为此而展开的追求行动中，出现与理想的差异或许在所难免。[!--empirenews.page--] 很显然，在理想的法治与现实的法治追求行动中出现了不可不重视的距离。因为，如果忽视这种距离，可能会造成目标的设定与目标追求行动出现南辕北辙的局面。如果说，这是一种物理上的距离，社会可以通过技术的进步来缩短。可是，作为一种理念上的距离，恐怕不能够等待某种技术的出现才求得其解决方案。因此，及时地审视这种距离，并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之上进行及时、适当的调整，不容置疑，是必须且必要的。 然而，在中国出现的上述的距离，究竟会给中国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这确实是令人十分关心的。有学者指出：近十年来中国法制发展的方向，其实是以建立法治社会作为目标的。尤其是，通过法制建设，法律至上权威的观念已经得到党和政府的高层次的确认。但是，在涉及法治与社会秩序的关系时又指出：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秩序即"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各种社会经济秩序，一直是十年改革和发展、包括法制改革和发展的所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 对此，可以直观地说，通过法律实现"社会控制"，实现"安定团结"似乎已经成为法制=法治的必然任务。这又是值得我们忧虑之点。 无可辩驳的事实是，经过20年左右的法制建设，中国的确开始逐步摆脱了人治的阴影，人民享受的权利和自由比中国任何一个时代都要广泛和坚实。然而，在对作为改革结晶的从法制向法治转化这一社会现象进行考察时，不应忘记的是，中国的法治依然面临着来自社会基础的巨大制约。 法治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与中国社会结构的制约性影响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的社会的经济基础基本上是小规模的农业经营。与此相适应的政治结构，向来是表现为头大尾小。一方面，某一个集团依靠军事力量建立起强大的中央集权统治，另一方面，政治权力稳定却是以脆弱的家庭和宗族为基础的。以家庭和宗族为基础建立的中央集权的脆弱性表现为：中央不得不依靠地方的势力封建割据来维护中央的集权。由此而来，中央不得不将权力下放给地方，包括全国税收、军事、司法等等国家级的权力。权力下放的结果，势必造成中央和地方的政治紧张。然而，历代政权为了摆脱这种紧张关系，采取的是要么让步，要么消灭自己赖以生存的基础这种比较单纯的手段。而不是选择通过某种具有制度性的约定确定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从而达到各安其守的目的。因此，中国历史上貌似强大的中央集权，却并不能在全国范围内确立可以普遍适用的制度及规则。地方性司法、地方性规则的惯力十分强大，它们直接地阻碍了中央政权对地方政权的控制，同时也为全国性规则的形成制造了障碍。以18世纪清王朝的政权建设为例，中央政权的权力机关在被地方性权力侵袭到极点时，中央政权实际上名存实亡。随之而来的地方性的以家庭和宗族为根基的权力网络蔓延，并支配地方的民生。 中国在19世纪下半叶以后遭受列强入侵，而缺乏有效抵抗、终于丧权辱国的主要原因，向来被归纳为政府的腐败无能。然而，其中地方性势力对中央政府的抵抗，地方性势力之间缺乏有效的配合、协调，形成"一盘散沙"的格局，不能不说也是其中的主要原因之一。 当然，中央政府的强大和建立适合全国的"法治"并不一定有必然的联系。然而，如果没有通用于全国性的规则，则缺乏全国性的统一的政治运作和经济沟通。其结果必然导致政令、法令的分散。[!--empirenews.page--] 这样的情况，在强调法治的当今中国，理论上可以说是一去不复返了。然而，在以法治为目标而实施的法制建设运动的推动下确立的法治理想和法律至上观念，在我们的现实社会中是否能够扎根结果，并不仅仅是令人怀疑的问题，而是出现了社会对法治形成阻碍的现实。在我们声称基本上建立了社会主义法制体系的同时，法制的实施也出现了地方化的弊端。在法制实施的过程中，这种地方化突出地表现于司法过程中。在司法改革中，人们痛心于司法权力的地方性分散，而疾呼反对地方[1][2]下一页 保护主义。当然，如果仅仅是局部性的地方保护主义，肯定尚不足以令人们担忧 这里令人思考的问题是，在封建时代，建立于家庭和宗族关系基础上的政权，由于政治权力的地方化，导致了行政、司法的地方化。而在社会主义时代，尤其是在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的时代，何以会出现与历史相近似的地方呢? 1996年，留美归来的朱苏力博士出版了《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在全国法学及其它理论界掀起了关于法治发展的热烈议论。关于建设法治与利用本土资源的议论在一般民众和政府部门得到了相当广泛的认同。间接地反映了中国社会民众对法治的一般心理。当然，或许就朱苏力博士的本意而言 ，他倡导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法治革命，强调的是利用本土的甚至地方性的资源及知识去建构法治。然而，在中国社会文化中，这种善良的建议被理解为"依靠"的是本土资源。而且在一般性的议论中，这种本土资源被曲解为只要是符合国情的都应该得到利用。而不管它们是否合乎法治的要求，尤其是否合乎全国性法治，乃至是否符合"国际接轨"的要求并不十分重要。然而，任由地方性知识及地方性"本土资源"的膨胀，必然会引发与法治要求不同的价值冲突。司法领域出现的地方保护主义，无疑是这种冲突的要冲地带。 以地方性的家族、宗族网络关系为基础的地方性知识，在中国社会中是否存在，自然关系到中国社会的法治发展方向和进程。在近几年的中国法制新闻中，关于法治建设的一些负面消息总是令人担忧。山西省出现的"三盲"院长，云南省高级法院院长利用权力某"单位福利"及个人私利的行为等等，无不体现了司法运作的地方性色彩。 如果说，地方性的法治问题仅仅停留在司法层面上，对我们来说或许不是最坏的局面。然而，当我们深究地方性保护主义时，总会在地方性在行政运作上遇到阻力。可以说，这种阻力势必关系到政治层面。笔者虽然已经意识到这一层面的社会问题，然而，囿于资料，只能够点到为止。

三、中国法治发展的社会基础 中国法治发展，离不开中国社会作为及基础。然而，中国法治发展的社会基础是否存在?如果存在，它是否完善?则又是我们必须费心加以斟酌的。应该说，中国当今进行的法治建设，自然是前20年法制建设的延续，也可能会是后来真正的法治理想现实化的重要过程。然而，对根植于中国社会基础上的法制建设，如何转变为理想中的法治，必定要与社会构建工作同步进行。换言之，中国的法治发展不能单纯是法治自身的发展，而应该与社会的发展同步展开。[!--empirenews.page--] 经过20年的改革，中国的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在经济领域，多元经济体制得到确认和发展;在文化领域，各种不同的价值观念实际上已经影响着社会生活;在法律领域，权利性的观念已经逐渐广泛渗透于社会的不同阶层。毫无疑义，这些变化为法治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前提和条件。然而，来自不同领域和不同阶层的人们的关于法治观念的差异，利益要求的差异，又在实际上阻碍着法治的进一步发展。 上面介绍的政治学者刘军宁关于法治与法治国的议论，确实发人深省。在法治国的领域，义务性要求总是占据主要的地位，因此，抵抗和回避总是成为人们对"法治"的基本态度和行为。而在法治领域，权利性赋予总是先导于义务，并以实在的实惠诱导人们遵循法律获得相应的权利和利益。在私法领域，义务的实现总是伴随权利的到来，因此，人们热衷于契约性的交易。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私法的扩张往往意味着权利的扩张，而这种扩张并不是依靠强制性的国家权力来实现，也不能依靠约束性的地方资源来完成。相反，如果在国家和地方的有效权力的统一和保护之下，这种权利扩张会加快其步伐，并进而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 毫无疑问，市场经济意味着人、物资、资本和服务合法和自由的流通。而要保证这种流通，普适性的法律将发挥不可低估的影响。但是，前述的关于法治的地方性阻力，不仅对法治本身，即使最作为法治基础的市场经济都会产生严重的危害。因此，要保证市场经济和法治的发展，建立全国性通用的规则，应该尽可能在以下方面采取必要饿措施。 首先，法治观念的确立。这意味着，第一，应该从现有的"依法治X"形态向权利自主形态转变。法治不应再简单地作为工具存在于社会之中，而应作为体现社会最高价值的准则，具有至高无上的指导地位。向来的工具主义，以及极具工具主义色彩的"依法治国"的口号，其积极意义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逐渐显现出不足，反而化为消极;第二，法治应该是普适性的，不应受制于局部的、地方的利益和要求。更不能受制于仍然存在于中国社会关系网络中的裙带关系、宗族关系。 其次， 在多元经济体制的基础上建立中央和地方之间健康的政治、经济利益关系。这里实际上指的是政权运作的法治化从中央向地方延伸，避免政策施行中出现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复现于社会。因此，作为法治建设的重要环节，以法的方式确立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化解实质上紧张的地方和中央的关系，避免法律实施的地方化，是发展法治的明智选择。 再次、继续推进中国的社会结构改革，通过改革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教育的、农村的和都市的社会结构，建立稳定的法和制度，确立人的基本价值，实现人、物资、资本和服务的自由流通。在稳定和制度框架下的主体流动，意味着各种稳定的规则逐步能够"随人而行"，以检验其普适性。 还有，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实现法治的国际接轨，这已经是有识者的一般共识。中国已经决意加入WTO，有关适应性规则也陆续诞生。表明了中国在各个方面、尤其是在经济上逐步融入世界范围。为此，中国的法治也将经受最大的挑战和检验。 [!--empirenews.page--]

四、结句 中国对法治的理解受中国传统的价值体系、传统的社会结构和观念以及司法传统司法结构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往往会引导国人排除法治，而不是追随法治。 中国的社会基础中，上述因素的弊端正逐渐被一般人所认识，通过法治建设，革除这些弊端，对于法治的建设和发展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要从根本上改变排斥法治，建立能够容纳法治的社会，绝非简单。 中国法治建设任重道远，愿国人为此共同努力![1] 晓龙：《民主制度的社会基础》，载于《公共论丛》1996年第2期，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32页[2] 《法学词典》(增订版)，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605页[3] 刘军宁：《共和·民主·宪政》，伤害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45-151页[4] 周天玮：《法治理想国》，商务印书馆长999年版第77-78页。[5] 王人博、程燎原：《法治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版第二把手49-362页。[6] (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1-276页。[7] 昂格尔对中国没有没有走向法治之路的进行分析后认为：中国由于缺乏团的多元主义、自然法理论及其超越性宗教的基础。参见，季卫东：《法治秩序的建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16页。依笔者的意见，对多元主义以及宗教思想加以排的势力，首先来自地方。[8] 这里使用或许的字眼，主要是怕由于自己对苏力观点的理解有误而用。[9] 周天玮，前注书，第204-213页。

第二篇：社区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

发布时间：2009年08月17日 17:37 作者：周国雄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我们长期坚持不懈地努力，扎扎实实地做好各项工作。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努力创建和谐社区。社区和谐与否，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如果说构建和谐社会是“万丈高楼平地起”，那么创建和谐社区就是其赖以支撑的重要“基石”。

普陀区是上海中心城区之一。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认真贯彻中央关于加强基层基础建设的战略思想和市委“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城市管理决策，以地区性、社会性、群众性、公益性工作为抓手，全面推进社区建设和管理，取得了显著成效。目前区域内所有街道、镇都建成了上海市文明城区、文明镇，80%以上的居民生活在文明小区内。中央作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部署，为我们站在更高层面上审视社区工作，推进区域各项事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我们正在按照市委关于“社区建设实体化、社区管理网络化、社区党建全覆盖”的要求，丰富社区和谐的内涵，拓展和谐社区创建的途径和方法，把构建和谐社会的任务逐步落到实处。

一、以居民参与为重点，实施“共建工程”，建设自治型社区

协调好社区中不同利益群体的社会关系，增强人民群众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是构建和谐社区的思想基础。我们积极发展基层民主，坚持行政推动和社会培育相融合、政府指导和社会参与相结合，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社区自治。推行社区居委会专职人员的直接选举，实现法律赋予广大居民的民主选举权利;建立健全居民代表会议制度、居委会工作细则以及居民公约、居民自治章程等，保证居民自治健康、有序、长期发展;完善决策听证会、矛盾协调会、政务评议会等社区民主自治制度，把与居民利益有关的社区事务交给居民讨论、决定，畅通居民参与管理的渠道。

为了营造共建和谐社区的良好氛围，我们向广大居民大力倡导“知我社区、爱我社区、奉献社区，为社区争光”的风尚，向社区内党组织和党员强化“我们拥有同一个光荣称号，我们生活(工作)在同一个社区，我们肩负着同一个创建重任”的理念。在此基础上，我们围绕“贴近群众需求、营造和谐社区”这个主题，在各个社区实施“零距离”工作法，为新形势下推进和谐社区创建注入了新的理念和活力，使“社区是个家，建设靠大家”的思想更加深入人心。

二、以服务居民为宗旨，实施“便民工程”，建设服务型社区

以群众满意为准则，完善社区服务功能，满足社区居民和单位的多种需求，是构建和谐社区的基本要素。我们积极创新公共服务的方式方法，在各街道、镇成立了民间组织服务中心，探索政府向民间组织购买服务的有效途径和办法;加快调整社区服务中心功能，大力发展公益性、保障性和便民化服务;着力培育和发展义工队伍。为了让更多老年人欢度晚年，我们加大政府扶持力度，通过公建民营、民办公助等多种形式，吸纳社会资金参与养老机构建设;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深化“守望工程”和“居家养老”，探索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会养老为补充的养老新途径。为了让青少年拥有良好的成长环境，我们不断深化社区青少年事务管理试点工作，建立了社会化青少年维权网络体系。为了让外来流动人员发挥积极作用，我们建立了一套“流动有序、管理有法、教育有质、服务有效”的管理服务机制。

关注困难群体的基本需求，体现社会的公平和关爱，对创建和谐社区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我们在区、街道、居委会等构建了一个高效率、低成本、全覆盖的帮困工作体系，包括以社区为依托的帮困工作网络、困难群众帮困资金、就业促进机制等。为使帮困工作更具针对性、趋向“恒温化”、富有人情味，我们提倡机关干部带头并发动社会力量，在各社区设立“衣被银行”和“爱心慈善超市”等，让困难群众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救助物品。

三、以文化活动为载体，实施“素质工程”，建设人文型社区

良好的社区风尚、共同的生活愿望、高尚的道德情操和丰富的文化生活，是创建和谐社区的基本内容。我们针对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中人们价值观念变化的特点，以“追求卓越、海纳百川”的上海城市精神和“抓机遇迎难而上、打基础拼搏奉献、兴功能开拓创新、树形象敢于超越”的新时期普陀精神来宣传教育群众，培育具有现代素质的社区居民。按照“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要求和“活动有序、群众自愿、参与广泛”的原则，通过挖掘文体骨干、培育文体团队、组织文体活动等，在各社区形成有自己特点的文化队伍和活动项目。以社区为基础、面向社会的国际花卉节、苏州河龙舟赛等定期举办，打造了都市群众文化活动的品牌。

思想文化建设离不开必要的阵地和载体。几年来，我们充分发挥社区文化资源和文体人才的优势，在全区9个街道、镇均建立了有独立校舍的社区学校。社区学校担负着社区教育、社区文化、社区服务等多种职能，为居民群众提供了陶冶情操、学习知识、人际交往、丰富生活的便利，成为社区居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四、以维护稳定为基础，实施“平安工程”，建设安全型社区

有效化解各类矛盾，确保社区的安全和稳定，是创建和谐社区的前提条件。我们结合社区特点，抓好以基层党支部为核心、政法基层单位为骨干、群众自治组织为基础、群防群治为依靠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发挥好社区维护社会稳定“第一道防线”的作用。明确街道、镇党政领导是第一责任人，增强街道、镇政法书记在化解矛盾中的综合协调作用;设立了街道、镇稳定工作专项基金，并提出了“打防并举、标本兼治、以防为主”的工作原则，实行了一系列有效维护社区稳定的工作方法和机制。我区首创的“三警合一”现代警务机制，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城区实时图像监控系统，有力地遏制了刑事案件的高发势头，保障了社区居民的生活、工作安全。

社区稳定的基础，从根本上说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和睦和人心的安定。我们根据新形势下各类社会矛盾逐渐凸现的实际，注重研究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类型、基本特征、形成机理和发展趋势，构建了以居民区调解委员会、街道镇调处中心、区调处工作指导委员会为主要内容的人民内部矛盾调解工作格局，确立了“分级负责、归口管理，主管负责、条块协同”、“关口前移、重心下移”等工作原则，建立健全了纠纷排摸、纠纷调处、突发事件预警、困难群体帮扶、责任追究等工作机制，努力把矛盾解决在社区、化解在内部、消除在萌芽状态。

五、以党组织为核心，实施“覆盖工程”，建设向心型社区

加强社区党建，充分发挥社区各级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和战斗堡垒作用，是构建和谐社区的政治保证。我们根据社区党建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把组织建设作为社区党建的基础，逐步完善“横向到边、纵向到底、上下贯通、资源整合”的组织体制和工作网络，在全市较早成立了社区综合党委和社区党员服务中心。按照条块结合、资源共享、共驻共建的原则，建立了社区党建工作协调机制，推广了“三位一体”(在居民区党支部统一领导下，由居委会、业主委员会和物业公司三方协同处理社区事务)社区管理模式;对区职能部门派出机构通过吸纳制、会签制、会考制、联席会议制等实行双重领导;对辖区内其他机关、企事业单位基层党组织，依托社区党建研究会、社区党组织负责人联席会议等组织，加强互相间的协调、沟通。

最近，我们正在根据市委《关于加强社区党建和社区建设工作的意见》，落实社区党建和社区建设扩大试点工作，通过调整社区党组织设置、创新工作载体方式，进一步提高街道党组织全面领导、协调各方的能力，强化社区基层党组织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政治功能，增强社区内各种组织和各个方面“区域性大党建”的意识，形成“强核心、建网络、全覆盖、促文明、为群众”的社区党建工作领导体制和运行机制。

(作者：中共上海市普陀区委书记)

第三篇：论科学发展观的哲学基础

尹汉生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即“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刻剖析当代世界与中国的发展态势、全面总结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经验而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科学发展观的哲学基础，是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的科学依据。只有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来看问题，才能充分认识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意义，全面把握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

坚持以人为本———运用唯物史观考察发展问题得出的必然结论

唯物史观认为，人是社会历史活动的主体，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作为社会的、现实的人，既是唯物史观主张的价值主体，也是唯物史观考察的科学客体，“以人为本”是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唯物史观时，就是从“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出发，发现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即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活动，所以人类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正是在考察人类物质生产活动的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发现了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及其运动规律，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剩余价值，从而得出了资本主义必然死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科学结论。在描述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好前景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着眼点仍然是人。按照他们的科学构想，未来的新社会将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综上所述，可见唯物史观就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以人为本乃是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

运用唯物史观的立场来考察发展问题，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人的全面发展乃是衡量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尺度，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标志;坚持以人为本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原则，是衡量我们各项工作的根本标准。党的十六大提出，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这是一个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系统集成的目标体系，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基本精神，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涵。

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来衡量，不难发现过去某些地方和某些领域出现的若干偏颇：重经济增长，轻社会进步;重发展速度，轻生态效益;重物质成果，轻人本价值，等等。我们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就必须坚决纠正这类偏差，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我们在考察和处理发展问题时，不仅要重视经济增长，也要重视社会进步和生态发展;不仅要重视物质文明建设，也要重视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不仅要重视发展速度，也要重视社会公平和人的发展。要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根本目的，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各项实际利益，让全体人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丰硕成果。

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运用辩证思维考察发展问题得出的必然结论

唯物辩证法认为，世间万事万物都是普遍联系的、永恒发展的，联系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恩格斯曾经说过：“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用联系的观点、发展的观点、矛盾的观点看问题，是辩证思维的基本方法。

运用辩证思维的方法来考察发展问题，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是由多种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因素构成的矛盾统一体;发展就是这个统一体内部的各种矛盾运动变化的产物，就是这些矛盾不断产生又不断解决的过程;在这些纷繁复杂的矛盾中，存在着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区别，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又是可以相互转化的。要而言之，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因素，都是构成发展这个矛盾统一体的重要因素。其中经济是主要矛盾，是推动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因素虽然处于次要矛盾的地位，但也是影响发展的重要因素，并且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能转化为主要矛盾。因此，我们在认识和处理发展问题时，既要抓住主要矛盾，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要重视次要矛盾，坚持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与经济全面协调发展。如果眼睛只盯着经济指标、忽视其他相关指标，抓经济发展这一手比较硬、抓其他工作则有些手软，那是搞不好经济的，即使经济暂时上去了，最后还得掉下来。只有正确把握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辩证关系，坚持统筹兼顾的方针，才能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当前，我国已进入人均GDP由1000美元向3000美元跨越的关键时期。许多国家的发展进程表明，这个时期既是“黄金发展期”，又是“矛盾凸现期”。如果发展思路得当，就能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顺利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反之就可能陷入各种社会矛盾加剧、经济社会发展徘徊不前甚至倒退的困境。事实上，我们现在既具备了经济强劲增长、社会全面进步的有利条件，也面临着贫富差距扩大、生态环境恶化等复杂情况，许多重大而紧迫的课题正等待我们去探索。比如，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如何促进社会全面进步、不断提高人的素质;在增加物质投入、扩大生产规模的同时，如何推动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在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同时，如何保障中低收入群体的利益，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等等。面对这些重大而紧迫的课题，我们只有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用全面的、系统的、发展的观点来看问题，才能有效地化解矛盾、排除障碍，实现更快更好的发展。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科学发展观是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而取得的重大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辉结晶，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我们要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澄清在发展问题上的一些模糊认识。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全面生产理论，统筹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有的同志以为，马克思主义只讲物质生产而不讲其他生产，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其实，马克思主义的生产理论是全面生产理论，它包括物质生产、人口生产、精神生产和社会关系生产四个方面，这四个方面是相互关联、相互渗透的。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全面生产理论，有助于我们划清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同“经济是唯一决定因素”的庸俗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界限，克服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而忽视社会全面进步的做法，更好地统筹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统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物质文明决定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同时，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对物质文明也具有制约和反作用。根据这一理论，我们既要看到经济增长对整个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也要看到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坚持统筹兼顾的方针，坚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辩证法理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和可持续发展。自然辩证法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人类物质生产活动是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中进行的，是人与自然界进行物质变换的过程。因此，人类必须正确认识和利用自然规律，否则将遭到自然界的报复。根据这一理论，我们在开发自然资源、进行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必须遵循自然规律、保护生态环境，努力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以保障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坚持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在统筹经济社会发展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就是关于社会发展和人类解放的学说，谋求人的彻底解放、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命题。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社会，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当作最高目的是理所当然的。我们要切实坚持以人为本，努力满足人的需要，全面提高人的素质;要处处关心人、爱护人、尊重人，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和根本动力。

更多相关论述： http:///s?ct=0&ie=gb2312&bs=%C4%CF%CB%AE%B1%B1%B5%F7+%BB%AF%D1%A7%D6%AA%CA%B6&sr=&z=&cl=3&f=8&wd=%C2%DB%BF%C6%D1%A7%B7%A2%D5%B9%B9%DB%B5%C4%D5%DC%D1%A7%BB%F9%B4%A1 参考资料：湖南日报

第四篇：《现代自然科学的基础学科》教案

现代自然科学的基础学科

教学目标：

1、知识与技能：把握课文结构，了解现代自然科学体系的构成及物理和数学学科在基础学科中的基础性作用

2、过程和方法：采用自读、质疑、探究的方法。

3、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增进学生对现代科学特点的理解，培养热爱科学的情趣。 教学重点：

明确基础学科与自然科学体系之间的关系。 教学难点：

对全篇条理清晰、逻辑严密的特点的体会。 教学方法：

自读法、质疑法、探究法。 教学手段： 多媒体技术。 教学时间： 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1作者简介：钱学森(1911—2009)，中国著名物理学家，享誉海内外的杰出科学家和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长期担任中国火箭和航天计划的技术领导人，对航天技术、系统科学和系统工程做出了巨大的和开拓性的贡献。钱学森是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之一。被誉为“中国导弹之父”、“中国火箭之父”、“导弹之王”。2介绍文体特点

说明文根据说明对象的特点，可分为两类，一是记述性说明文：用于说明具体的事物;一是阐述性说明文：用于说明抽象的事理。本篇属于阐述性说明文。所谓“阐述”，就是“阐发论述”。科技说明文多属此类。这类文章阐述事理、物理、事因、物因，不仅使读者知其然，而且能知其所以然。

二、研讨新课

1、理清课文结构

全文按“总—分—总” 的顺序可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1—2)：指出了自然科学的特点，说明物理、数学是六门基础学科中最基础的学科。

第二部分(3—6)：这部分分别介绍了化学、天文学、地学、生物学的发展，阐明了它 们与物理、数学的密切关系。 第三部分(7)：进一步指出了物理、数学是现代自然科学体系中根本的学科，归结现代 自然科学体系的构成。

2、归纳写作特点

(1)从多种事物的相互关系中找出恰当的顺序进行说明。

顺序: 从整体到局部，又从局部回到整体。

(2)本文的说明方法主要是下定义、分类别、举例子等。

三、课文总结

本文着眼于现代科学体系的构成，介绍了现代自然科学中基础学科的特点，让我们了解

到现代科学正迅猛发展着，许多新学科不断产生，并且有待我们去创新推动。

四、布置作业

熟读课文，完成课后练习。

第五篇：试论科学发展观的哲学基础

王益昆

(四川大学09级电气信息学院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0943031186)

内容摘要：

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其通过对发展是第一要义、以人为本是核心、全面协调可持续是基本要求、统筹兼顾是根本方法等内涵的阐述，集中体现了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价值观对我国发展的指导作用，这是科学发展观之所以“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的哲学基础。

关键词： 科学发展观、哲学基础、世界观、方法论

什么是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本身就是一个发展观，它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唯物辩证法原理，在摸索和探寻中囯经济社会前进道路时的看法和观点，是一个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从理论上看它属应用哲学范畴。科学发展观在理论上有两个来源：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唯物辩证法，这是理论哲学来源;二是应用哲学来源，就是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邓小平理论中的实事求是。其具体体现为：

一、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辩证唯物史观的体现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人类社会一切经济形式、生产关系、社会制度变化演进的根源，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多、底子薄、发展很不平衡，要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必须坚持不懈地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不能放松。科学发展观把发展作为第一要义，强调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充分体现了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的理论。

二、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唯物史观的体现

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理念，是唯物史观关于人民群众历史主体地位、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思想在发展问题上的必然体现。唯物史观认为，人是历史的主体，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才能准确把握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本质要求，才能澄清在以人为本问题上产生的各种疑惑和思想混乱。

三、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辩证法的体现

唯物辩证法认为，发展不是事物的一般的运动状态，而是特指事物前进上升的运动变化，是新事物的产生，旧事物的灭亡，即事物辩证的运动过程。科学发展观就是以辩证发展观为哲学基础的，这具体表现在以下四方面。 第

一、辩证的发展观就是矛盾的发展观。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矛盾具有普遍性，辩证的发展观就是要用矛盾的原理和方法论去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系列矛盾。

第

二、辩证的发展观就是全面的发展观。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一个系统的发展过程，系统的各个因素在发展中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构成了系统的整体发展。辩证的发展观是把社会看成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在发展过程中要全面兼顾构成系统的各个要素。

第

三、辩证的发展观就是协调的发展观。必须系统、全面、协调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只有经济发展，忽视其他发展，最终是其他社会发展要拖经济发展的后腿，整体发展还是上不去;只有城市发展，不解决农村发展，农村拖住城市后腿，最终整体发展还是上不去;没有农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的小康;只有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不大力推进中西部发展，也没有整体的健康发展。

第四、辩证的发展观就是可持续的发展观。坚持可持续发展观要注意以下三点：一是物质资源的可持续性。二是人文资源包括知识、信息、文化资源等发展。三是政治资源，包括民主政治、法律体系、政治格局、领导核心等发展 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强调，科学发展观，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全面发展，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坚持全面发展，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指导我国发展必然得出的结论。

四、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具体应用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坚持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坚持统筹兼顾，就是要从全局出发，系统设计，通盘考虑，照顾到方方面面，协调好各种关系，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实现局部与局部、局部与全局良性互动和最优发展。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实践中，坚持发展是第一要义，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都需要坚持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这是在发展问题上坚持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的必然要求和具体体现。

科学发展观是唯物辩证法在处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时的延伸，是我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成果。总而言之，只有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来看问题，才能充分认识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意义，全面把握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

参考文献： 《论科学发展观的哲学基础》

《科学发展观与哲学的内在联系》

《从哲学观点看科学发展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