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战略调研论文

本文一共涵盖3篇精选的论文范文,关于《乡村振兴战略调研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摘要：我省作为农业大省和农村人口大省，多年来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农业农村发展持续向好，但同时仍面临着农业产业体系有待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农投入规模偏小、财政支农投入结构不优、城乡差距仍在拉大、乡村人才队伍亟待发展壮大、縣乡财政支持乡村振兴实力不足等方面的困难和问题。

第一篇：乡村振兴战略调研论文

国外乡村振兴经验及其对中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启示

摘要：推进乡村振兴是一个重大时代课题。战后韩国、日本在推动乡村振兴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和实践，在推动乡村实践中既注重政府引导又尊重农民主体地位，既注重保持传统又突出特色发展，既注重经济发展又保持文化传承，既注重把农民组织起来又倡导依法治村等。韩国、日本的乡村振兴经验对当前中国正在实施的乡村振兴战略具有一定启发。实施乡村振兴既要有实施理念的创新，又要坚持体制机制的创新，做到三个统筹，构建乡村振兴投入长效机制，坚持走乡村生态现代化建设之路，才能为乡村振兴战略真正落地夯实基础。

关键词：国外乡村振兴;乡村振兴战略;新村运动;造村运动

乡村振兴战略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尤其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进一步实现城乡协调融合发展的重要战略。当然，实现乡村振兴途径和方式的选择也是一个自我调整、自我完善、自觉选择和相互适应的过程，事实上这也是一个国家应对一系列内外部环境压力和挑战的结果。亚洲的韩国、日本在战后面对国内外一系列经济、政治、社会困境，在推动实现乡村振兴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和实践，并取得显著成效。梳理总结韩国、日本的乡村振兴经验和做法，对当前我国正在实施的乡村振兴战略无疑具有一定启发，值得我们去认真梳理和借鉴。

一、韩国新村运动对乡村振兴的探索与实践

(一)新村运动的启动

二战后，韩国抓住机遇积极推进工业化、城市化运动并取得显著成绩。与工业化、城市化迅速发展相对，韩国农村农业发展显著滞后，导致工农业发展失衡问题越来越严重，特别是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来，城乡二元结构分化更加明显，给韩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带来严重的挑战。面对城乡发展的巨大鸿沟，韩国国家财力有限，无法满足解决城乡发展差距的巨大资金需求。在这种情况下，韩国政府另辟蹊径，在政府的支持下把农民组织起来，发挥农民的主体地位，调动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使其投身建设自己的家乡，着力改善农村的生活环境、生产条件。

在这种背景下，韩国政府从1970年起开始正式组织实施“新农村建设与发展运动”，简称“新村运动”[1](p.358)。客观上来说，韩国新村运动与其他传统的农村发展模式在本质上没有大的差别。在起步阶段，韩国的新村运动高度重视包括思想启蒙、要件支援、教育研修等多种手段的综合运用，初期主要是以官方为主导，示范、吸引农民参与的形式，不断提高农村居民改善生活的意识。在推进发展阶段，则逐步转变成以农民为主、以官方支援为辅的形式，重点改善生产条件，核心是增加农民的收入，积极支持农民开展新村建设。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和不懈努力，韩国从落后的农业国一跃成为发达的工业国，较好地解决了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基本实现了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和城乡居民收入的同步增长。

(二)新村运动的主要内容与特色

新村运动坚持以促进农村区域综合开发为基础，以整体提升为目标，以政府投入支持和农民自治为新村运动的基本动力，以项目开发带动乡村发展，注重培育农民的“勤勉、自助、合作”精神，鼓励农民投入家乡建设活动。新村运动的主要内容有三个方面：第一，注重社会开发，注重农村基础设施与环境的开发建设与保护;第二，注重经济开发，增加农民收入;第三，注重精神启蒙项目，加强伦理教育。新村运动的实质就是通过开发建设新农村，在帮助农民脱贫致富的同时，使农民的精神世界也丰富起来，最终形成脱贫、改革与创造的精神，为农村的持续发展带来持续的动力，最终实现城乡的协调发展。韩国新村运动采取的主要举措有三个方面。

一是发挥政府主导作用。为切实推动新村运动，韩国政府从中央到地方、从上到下建立了一整套专门行政机构。在中央政府层面，设立了“中央新农村运动咨询与协调委员会”;在地方村鎮层面，设立了不同层次的新农村运动咨询与协调委员会，具体负责协调推动新村建设的各项事务。

二是注重村民自治。新村运动归根到底还是农民的事情，政府可以帮助，但不能越俎代庖，不能包办。为此，韩国政府积极倡导成立村民自治组织，如在乡村成立邻里会组织，针对妇女群体、青年群体等，相继成立了新农村妇女协会、新农村青年协会、新农村领袖协会等民间组织，这些民间组织的成员积极参与新村建设运动，发挥了政府组织不能发挥的作用。此外，政府大力支持村民自治，支持村庄建设，政府任命公共官员参与每个乡村社区建设，并积极组织村民通过村民大会的形式来参与村庄建设，如新村运动一些具体项目的选定与组织实施大都是经过村民大会的形式来完成的。

三是尊重保留村庄特色，实施分类发展。韩国政府基于农村地域发展的实际，采取分类激励和发展的有效策略，将全国的村落根据各自发展的实际区分为三种类型：基础村、自助村和自立村。针对不同类型的村庄，其发展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增强了发展项目的针对性。如基础村的重点，在于培育自助精神，持续改善生活环境;自助村的重点，在于通过改良土壤、疏通河道等，强化基础设施建设，实现村镇结构的进一步改善，通过发展多种经营，实现农业收入稳步扩大提升;自立村的重点在于，注重对各类生产标准的制定，如农村住宅标准、农产品标准等，注重发展乡村工业、畜牧业和农副业等，开展基本公共服务建设，修建简易供水、通讯和沼气等生活福利设施[2]，从而实现自立村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总之，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韩国新村运动在实践进程中不断优化和完善，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特色。第一，新村运动比较注重农村的整体发展，既关注到农村基础设施的发展，又涉及农村精神文明的建设和发展。第二，新村运动注重发挥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充分调动广大农民参与其中，而不是自上而下的单方面赋予。第三，新村运动注重运用综合的方法，不止于改善与提高农民的经济发展水平，而是综合运用国家政策，全方位支持农村发展。第四，典型的全国性运动，政府的强力支持是其取得成功的基础和保障。通过深入开展新村运动，韩国实现了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和城乡居民收入的同步增长，其经验也得到联合国有关组织的关注和肯定，对于亚洲乃至世界上其他国家也具有很强的现实启发意义。

二、 日本：造村运动与乡村振兴实践

(一)造村运动的启动

二战后日本非常重视城市建设，导致农村人口大量流向城市。1955年～1971年，工业和其他非农产业的就业人口迅速增加，达到1830多万人，累计总数达到4340多万人，占就业总人数的比重从61%提高到85%;同期农业劳动力则从 1600万人减少到760多万人[3](p.549)。这导致农业生产力大幅下降，农村面临新的危机，加上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给日本经济带来的巨大影响，促使日本人认真思考如何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如何处理城乡发展差距不断扩大的现实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在20世纪70年代末日本开始启动造村运动，旨在通过“自下而上”的造村运动实现乡村的重新振兴。

日本的町、村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农村基层政权组织。町、村一般由几个居民点或者若干自然村组成，当然在町、村的相应范围内，还存在不同形式的村民自治组织，如“集落”“自治会”或“町内会”等，“集落”是日本农村的居民点和自然村，通常有十几户或几十户人家。需要指出的是，日本的集落与町、村政府之间不存在领导关系(类似于我国村委会与乡镇政府的关系)，其职责在于协助町、村行政，具体贯彻落实国家有关农业政策，如日本的水稻种植计划等政策的落实，多是通过这一组织最终分配到各家各户。

值得关注的是，日本的农村基层居民自治组织非常发达，农村居民可以自由参加各种组织，基层居民的自治组织也具有相当的独立性。町、村议会成员和行政首长由农村居民直接选举产生，町、村长受町、村议会的监督，并有罢免权，町、村长可以否决町、村议会的議案，甚至解散议会。在具体运行实践中，当町、村议会以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对町、村长提出的不信任案时，如果不解散议会进行重新选举，那么町、村长就必须立即辞职。日本全国最大的农业和农民团体是农业协同组合，其成员众多，可以说囊括了全国的农民。农业协同组合组织一般分为三个层级：即全国、都道府县和市、町、村三个层级，具体来说，农业协同组合有的由町、村单独建立，有的是以几个町、村为基础共同建立，在特殊情况下，如个别基层农协如果规模过大，还可以设立支所。当然，除农业协同组合外，町、村内也存在自治会和町内会等组织，町内会、自治会也都是由居民自愿参加、组合而成，其规模大小不等。日本目前大约有近28万个町内会和自治会。

(二)造村运动的主要举措与成效

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日本造村运动，也被称作造町运动，其内容也由最初单纯的农村经济发展，进一步扩展到景观与环境的改善、健康与福利事业等整个农村生活层面。日本为推动农村治理发展，采取的主要举措有如下几方面。

一是采取了现代化带动战略：以农业现代化带动农村的整体发展。二战特别是朝鲜战争后，日本经济短期内得到高速发展，工农、城乡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导致农业人口急剧减少。为了切实缩小工农和城乡之间的差距，日本政府从产业振兴的角度切入，明确了以促进农业发展作为乡村振兴发展的主线和重点，注重增加农民收入来进一步促进农村的全面发展。特别是从1961年起，日本政府先后颁布了《农业基本法》《农业现代化资金筹措法》等一系列涉农方面的法律法规，对《农地法》《农振法》等法律法规做了进一步修订完善，从政策、制度等方面保障支持农业、农村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和农村的规范发展。

二是实践中注重推动农村与农业的平衡发展。自1999年起，日本在原来《农业基本法》的基础上，又相继出台了《食品·农业·农村基本法》《山区振兴法》等配套法律，并制定了具体的实施计划。一方面，政府进一步加大了对山区农民粮食生产的财政补贴，为此设立了“农村建设专项费”，重点支持农村的个性化、亲环境型的发展;另一方面，日本政府根据新颁布的《景观法》，重点扶持农村、山村及渔村地区特色自然景观建设发展。此外，日本政府还通过农村地区居民、民间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鼓励、支持农村地区非农产业的发展，如从1979年开始，大分县推行“一村一品”运动，并取得较好成绩，从而有力推动了农业和农村并行发展，形成了自然与农业生产协调发展的田园景观。

三是注重城乡互动融合。日本政府鼓励在农村开展绿色观光事业，开展农村生活体验等活动，着力增强城乡国民间的双向互动交流，建立了城市与农村共存及双向交流长效机制[2](p.36)，从而为实现城乡的联动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从总体看，战后日本通过采取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层面的举措，加大了对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全面缩小了城乡差距，提高了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治理水平，农民的收入实现同步增长，农村的消费潜力得到激发，也促进了工业的进一步发展，而且农村通过重建和更新，在推动本地传统文化复兴的同时，也带动了旅游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纵观日本造村运动的实践历程可以看出：乡村振兴是一个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的变化过程，这个过程是渐进的、长期的。从最初的消灭城乡差距开始，到全力推进农业生产环境整治，再到营造农村景观，着力提升农村生活水准，到高度关注生态环境整治，其间经历了循序渐进的发展。

三、国外乡村振兴的经验与启示

鉴于每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政治制度以及传统历史文化不同，各国在农村基层组织与管理方面也不尽相同。一般来说，当今世界各国在农村基层普遍存在着四种类型的组织：政权组织;政党组织;经济组织;民间社团组织。事实上，也正是由这些组织共同构成了农村基层组织管理系统。无疑，农村组织与管理体制的多元化，为我们推动乡村振兴、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新的动力。

(一)注重政府主导作用的发挥

在推进乡村振兴实践过程中，日本、韩国均高度重视发挥政府在推动乡村振兴中的主导作用。政府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政府倡导与大力推动乡村振兴。无论是韩国在农村掀起的“新村运动”，还是日本的“造村运动”，起初都是由政府倡导发动的。虽然政府的初衷不尽相同，但结果殊途同归，都改变了工农业发展严重失调、城乡之间的差距急剧扩大的状况，实现了农村的发展、农民收入的增加，最终促进了城乡的协调发展。

二是注重科学规划农村建设。如韩国的“新村运动”就十分重视规划，“新村运动”发展到今天，虽然已经历了多个阶段，但并不是漫无目标的发展，政府对每一个阶段都有明确的规划目标。纵观韩国“新村运动”的各类项目及其进程安排，都制定了详细科学的战略规划和实施方案，这些都为新村运动的健康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和指导。

三是注重体制机制建设。如韩国政府为了支持“新村运动”，特别重视体制机制保障，中央政府成立了特别委员会，在地方也均成立了相应机构，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组织领导体系，为新村运动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障。

四是政府为农村发展提供财力保障和支持。应该说韩国在启动“新村运动”之初，采取很多措施筹集经费，全力支持新村建设，在运动之初，为支持农村房屋改造、道路铺设、桥梁修建等项目建设，就采取了无偿提供水泥和钢筋的方式。据统计，“仅在1971年至1978年的财政预算中，农村开发项目费用就增加了7.8倍，中央和地方财政投资合计增加82倍，1994年政府和民间投资额高达110，000亿韩元”[4]。再如日本，为增强本国农产品的竞争能力，专门设立“特定农产品加工资金”;农协金融作为日本农村金融的一支主力军，其主要业务就是面对分散的农户，对其发展给予融资支持。

(二)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

实施乡村振兴，必须尊重农民在推动乡村振兴伟大实践中的主体地位。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要注重保护农民的利益。实事求是地说，不论哪个国家开展农村改革或者农村建设，姑且不论其主观出发点是什么，但在客观上都增进了农民的权益，如日本在1961年通过的《农业基本法》，其目的就在于切实保护农民的利益，韩国在1961年通过的农协法，也是为了保护农民的利益。在推动乡村振兴实践中，必须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没有农民的参与和主体地位的发挥，就难以真正推进乡村振兴，结果只会流于形式，最终也会无疾而终。韩国“新村运动”无疑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有益启发。韩国在推进新村运动中，特别注意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注意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如在新村运动中所确定的建设项目，都是能够让农民看得见、摸得着的项目(诸如村里的公共设施、住房等)。项目建成以后效果立竿见影，农民很快就能受益。同时韩国政府又特别注意塑造农民的自立、自助和勤勉精神，而不是包办，采取的策略是“扶上马”“送一程”，最终实现自主发展，从而为“新村运动”注入了持久的动力。

(三)注重依法治理

国外普遍比较重视依法治村。如日本在造村运动中，就针对土地利用、农业发展等方面的具体内容而制定相应法律，从而有力地保障了农民的合法权益，规范了乡村振兴。为了促进农协的发展，韩国于1961年颁布了《农业协同组合法》，以立法的形式着力推动农协发展。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中国应通过立法使乡村振兴获得稳定的制度性保障，通过法治手段推动乡村振兴的深入发展，使农村治理逐步从行政推动型向法治推进型过渡。

(四)注重文化传承，推动多元参与

韩国、日本在推动乡村振兴的实践中，姑且不论其初衷是什么，又采取了何种步骤，在实践中，两国政府都认识到乡村振兴是一个系统工程。实施乡村振兴并不囿于发展农村的经济，同时也发展农业，改善农村的生态环境，加强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在实践中，两国政府在注重搞好农村物质文明的同时，特别注重对农民精神层面的培育，尤其是重视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扬。如韩国在运动伊始就倡导培育农民的“勤勉、自助、合作”精神;再如日本三岛町提倡的“生活工艺运动”，旨在传承创造文化。

客观上说，单个农民的力量是非常弱小的，也不会得到人们的重视，只有组织起来，对外才能形成合力和压力，对内才能形成力量，从而有利于维护农民的整体利益。无论是在韩国，还是在日本，在推进乡村振兴进程中，都非常重视发挥民间组织的积极作用，注意推进多元治理和参与，政府只管其职责范围内的事情，大量的事务交给多元治理主体来承担。韩国和日本的乡村振兴经验显示，农村民间组织特别是农民组织既是农民权益的坚定维护者，也是科技、工业、先进农业知识等在农村顺利推广的有力推动者。

借鉴这一经验，就要高度重视发挥农村民间组织特别是农民自组织的积极作用，积极引导其参与乡村振兴实践。在1961年，韩国就成立了农协组织，支持农民组织起来形成发展合力。据统计，到1994年全国农协的会员共200万人，基层单位农协1359个[4]。战后日本在造村运动中也形成了由三级农协组成的流通服务网络，而这一网络也实现了对整个日本农村的全覆盖，也正是这些农协组织利用联合的力量，为农民提供及时周到高效的服务，成为集农业、农村、农户三类组织三位一体的综合社区组织，向农民提供生产资料购买、信贷、技术经营指导，有效地保护了农民的利益。据统计，日本农民生产的农副产品有80%以上是由农协为其销售的[4]。可见，农民自组织无论在韩国，还是在日本，在推动乡村振兴进程中都发挥了政府不能发挥的重要作用，为农民提供了全方位的服务。

四、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策略与出路

(一)创新实施理念，坚持农民主体地位

实现乡村振兴，农民是实施乡村振兴的主体之一，为此要充分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尤其要切实保障宪法赋予农民的个人自由和权利。

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就要始终坚持群众观点，践行群众路线。马克思明确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5](p.287)塞缪尔·亨廷顿指出：“如果农民默认和认同于现存的政治体系，那么它就为政治体系提供了稳定的基石。倘若农民积极地反对政治体系，它就会成为革命的推动者。”[6](p.286)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群众路线已经成为我们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新时期，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中同样需要我们坚持群众路线，坚持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做到无论是什么政策都要堅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政策一定要从基层来，再到基层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获得力量的源泉，这就需要我们牢固树立农民的主体地位意识，扩大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归根到底要依靠亿万农民，要靠发挥农民的积极性，要放开农民手脚，要充分尊重农民的市场主体地位，充分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因此，“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促进粮食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必须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不断创新农村体制机制”[7](p.141)。

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就要在推动乡村振兴实践中，尊重农民的选择，尊重农民的创造，就要改变过去那种单纯依靠行政权力自上而下的国家治理方式，改变农民群众在乡村振兴实践中消极被动的状况。在推动农村发展中，做到依靠农民群众，使农民群众真正成为乡村振兴的主体，从而进一步激发农村各类社会主体的社会活力，其中也包括农民自组织在内，切实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其投身于乡村振兴的伟大實践中。

(二)坚持三个统筹，调动各方积极性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的任务和要求，指出必须“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互动”[8]。党的十九大报告则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把这一战略作为全国全党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抓手。基于此，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中尤其需要坚持推进三个统筹。

一是统筹党的领导与村民自治。要进一步强化政府研判农村社会发展趋势、编制农村社会发展专项规划、制订农村社会政策法规和统筹乡村振兴方面的制度性设计、全局性事项管理等职能，切实发挥好党和政府在乡村振兴实施中的主导作用。统筹党的领导与村民自治，就要进一步促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深入贯彻落实，完善村民自治制度，特别是要进一步制定落实细则，确保村民自治能够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农民群众参与管理基层事务，保证农民群众能够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管理农村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从而为有效实施乡村振兴奠定广泛基础。

二是统筹单一管理向多元治理转变。乡村振兴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实现乡村振兴需要社会各方共同参与其中，需要政府、市场、民间社会等多元治理主体的合作、协同、互动互补，才能形成合力，进而实现农村优质、高效、和谐、健康发展的目标。这就需要大力培育和发展农村民间社会组织，以政策来扶持和引导社会组织的发展，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将农村社会民间组织的发展纳入本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从制度建设、条件保障、业务提升等方面积极为民间社会组织发展、活动的开展创造必要的环境和条件;进一步加快社会组织的分类发展、分类监管，稳步促进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社会服务，并能够胜任政府转移的职能。

三是统筹城乡融合发展。第一，确立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基本理念和思路，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加大农村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力度，努力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使农民实现有尊严的生活，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第二，要进一步畅通城乡各种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第三，进一步完善和规范农村土地流转机制，深入推进土地三权分置。稳定和完善家庭承包经营，稳定和完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坚持农民自愿的原则，稳步推进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的“三权分置”;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改变原来不同的征地标准，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切实保障农民在土地问题上的收益权[9](p.101)。

(三)建立健全乡村振兴投入长效机制

实施乡村振兴，要建立健全乡村振兴投入长效机制，更好地满足农民对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普遍要求。对此，需要做好三方面的工作。第一，加大中央对农村的一般转移支付，加大省、市、县各级对乡村振兴的投入力度，并形成逐年增长的稳定机制。乡村振兴投入重点用于健全农村服务体系，加强农村社区服务设施建设，并使其运转逐步规范化、制度化、均等化。第二，扩大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面。以农村社区“一站式”社区服务体系和服务网点建设为载体，推进农村社区服务尽快实现网格化、全覆盖。第三，进一步推动基层农村社会治理资源的整合提升，从政策导向、力量配置、经费装备等方面导向基层、支持基层，着力推动政法、信访、司法、民政等部门联合办公，着力增强服务基层的活力和实力。

当然，乡村振兴长效机制的建立需要以立法的形式固化下来，实现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这样才能为乡村振兴可持续发展提供制度保障。一方面，要进一步落实依法治国在乡村中的具体实践，注重对乡规民约的完善提升，注重对村民自治运行制度的完善提升，注重对乡村传统文化的学习继承，着力构建乡村自治、法治和德治三位一体的现代化乡村治理新体系。另一方面，还必须“提高各农村基层治理主体，尤其是基层党组织、政府、村民及各类社会组织的法治意识和依法治理的能力。俗话说，打铁还需自身硬，在加强制度建设的同时，更需要党的基层组织和干部切实加强自身法治建设，时时处处能遵纪守法、依法办事，摒除人情的干扰”[10]。

(四)推动乡村生态现代化建设

实施乡村振兴，实现生态宜居，就要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中贯彻落实好“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推动农村生态现代化需要做好以下三方面的工作。

一是坚持科技创新，这是实现农村生态现代化的根本途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那么旧的机器、工具、器械等等就会被效率更高的、从功效来说更便宜的机器、工具和器械等等所代替。”[11](p.698)为此，就要大力发展生态科技，为农村生态经济建设提供技术支撑。推动中国农村生态现代化的关键在于科技创新，没有创新科技的支撑，实现绿色发展、实现农村生态现代化是不可想象的。

二是坚持政府主导、协调推进，这是实现农村生态现代化的关键。农村生态现代化受益的是整个国家的全体成员，是开放的、共享的。而农村生态现代化建设需要大量投资，农民本来收入较少，城乡二元结构差距较大，因此不能也不应该让农民承担过重的长期投资，这就需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加大对农村生态现代化政策支持力度，构建实施积极有效的生态补偿机制，构筑农村生态现代化的制度保障。习近平在不同场合多次指出：“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增强全民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营造爱护生态环境的良好风气。”[12]

三是落实群众参与战略，这是实现农村生态宜居的基础所在。农民是农村生态现代化建设的主力军。“农村生态现代化不仅仅是农村经济的生态现代化，还包括农村制度的生态现代化、农民消费的生态现代化、农民思想观念的生态现代化等诸多方面，农民的生态环保意识水平从根本上直接关系到农村生态环境的好坏。”[13]没有农民的参加，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目標只能是一种臆想和愿景，实现乡村振兴只能停留在口号上。

一言以蔽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关乎党在农村执政基础的巩固，关乎“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实现，关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实施乡村振兴既要有实施理念的创新、体制机制的创新，又要有实现方式与手段的创新，还要有实事求是敢于自我革命的勇气和科学周密的规划与设计，要讲究辩证法，要刚柔相济，要宽严适度，这样才能有效解决好人、地、钱等问题，使乡村振兴落到实处，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才能助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

参考文献：

[1]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中国农村改革路线图[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

[2]建设新农村的国际经验[J].中国报道，2006，(12).[3]金善明.现代日本经济论[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6.

[4]冯书泉.借鉴国际经验建设建设新农村[DB/OL].http：//theory.people.com.cn/BIG5/40557/49139/ 49143/4393916.html，2006-05-23.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美]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李盛平，等.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

[7]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8]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3-11-16.

[9]邱春林.中国共产党农村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路径选择[J].理论学刊，2014，(11).

[10]邱春林.中国共产党与农村治理的中国特色[J].理论学刊，2017，(1).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2]习近平.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DB/OL].http：//cpc.people.com.cn/n/2013/0524/c64094-21608764，html，2013-05-25.

[13]邱春林.战略视角下农村生态化建设的路径选择[J].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学报，2014，(3).

[责任编辑：杨 健]

Key words： Revitalization of Foreign Villages，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New Village Movement， Village Building Campaign

作者：邱春林

第二篇：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现代农业强省的调研与思考

摘要：我省作为农业大省和农村人口大省，多年来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农业农村发展持续向好，但同时仍面临着农业产业体系有待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农投入规模偏小、财政支农投入结构不优、城乡差距仍在拉大、乡村人才队伍亟待发展壮大、縣乡财政支持乡村振兴实力不足等方面的困难和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就要进一步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三大体系”、健全支农稳定增长机制、明确财政支农重点、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加强乡村人才队伍建设、构建县域经济发展长效机制，通过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达到建设现代农业强省之目的。

关键词：乡村振兴;现代农业强省;支农;绿色发展;人才振兴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建设现代农业强国、强省的必由之路。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我国各级政府坚持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多措并举，多管齐下，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尤其是2021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的发布，进一步为乡村振兴工作指明了总方向，提供了大遵循。为促使乡村振兴在建设现代农业强省方面发挥更大作用，本文根据我省实际，并结合全国面上资料，对我省推进乡村振兴取得的成效、面临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若干对策建议。

一、河南省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成效显著

多年来，河南省委、省政府始终坚持把农业农村工作作为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农业农村发展持续向好，呈现出一系列新情况新特点新变化，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现代农业“三大体系”建设步伐加快

近年来，我省紧紧围绕现代农业“三大体系”建设，不断完善和优化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全面落实农业现代化建设重大战略，全省传统农业加速向新型现代农业转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稳步增强，粮食总产量连续4年稳定在6500万吨以上，2020年首次达到6825.8万吨，再创历史新高。小麦、油料、肉牛等产量连年稳居全国第一，主要农作物繁育良种基本实现全覆盖。大力发展具有战略性优势的产业集群，推进全省绿色食品加工行业优化转型升级，推动优质农产品向现代高端市场快速进军。优质专用小麦和优质花生种植面积分别达到102.2万公顷、1262.2万公顷，优势特色农业总产值占比达57%。新建灵宝、内乡2个国家级和30个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农业物质技术装备水平全面改善，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460.67千公顷，农作物良种化全覆盖，信息技术加快推进，现代设施装备、先进科学技术广泛应用，主要农作物综合机械化率达到82.6%。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引领的农村经济格局正在形成，农村改革为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积蓄了新动能。乡村物流体系不断健全，13个县被授予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农村消费潜力加速释放。农村三产融合加速，精准农业、智慧农业等新产业新业态发展迅速。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逐步完善，农村电商、休闲农业以及乡村旅游等新业态争相涌现。

(二)农村生态环境显著改善

大力实施生态与环境保护重点工程，农田、林区、湿地等生态与环境保护及其设施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全省森林覆盖率达25.42%，湿地保护率达51.93%。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稳步推进，“厕所革命”取得积极成果，农村垃圾、污水治理和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取得阶段性成效，主要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达90%，全省现有规模以上养殖场粪污综合处理设施配套比例达95%。生活垃圾得到有效治理的行政村占全省所有行政村的比重达97%，农村无害化公共厕所综合改造完成670万户。每年在全省范围内选择1000个不同类型的行政村，高标准打造农村人居生态环境综合整治样板，通过示范推广，至2020年末，县级以上文明村镇占全省村镇总数的50%以上，长期制约全省农村生态环境问题得到明显改善，群众满意度达86%以上，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强有力支撑与保障。

(三)农村民生持续改善

省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全省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6108元，实现连年稳定增长。农村脱贫攻坚和“三大攻坚战”取得重要成果，建档立卡贫困人口718.6万人全部脱贫，53个贫困县全部摘帽，9536个贫困村全部出列，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全部按期完成。累计实施产业扶贫项目9929个，金融扶贫项目贷款余额突破1900亿元，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连年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步伐加快，管道天然气进村人户新增超120万户，新建和改建农村公路达1.4万千米，农村自来水人户率达91%，全省所有乡(镇)全部实现4G网络全覆盖，农村电网改造全面升级，农村公路全部实现“村村通”。

(四)农村社会文明程度不断提升

大力推进农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工程，深人开展“文明家庭”“好媳妇”“好婆婆”等评选活动，扎实推进村规民约、红白理事会、道德规范评议会、村民监督议事会、禁毒禁赌协会“一约四会”建设，不断加大农村传统美德、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等宣传教育力度，引导农民群众积极破除厚葬薄养、世俗攀比等陈规陋习，弘扬尊老爱幼、邻里互助、孝敬老人等优良村风民风家风。农村大院文化精彩纷呈，综合文化站实现所有乡(镇)全覆盖，75%的行政村建有文化小广场，60.9%的行政村建立和完善了“一约四会”，全省县级以上文明乡镇高达1242个，占全省乡镇总数的68.9%。

(五)乡村治理体系日趋完善

目前，我省4.7万个行政村及各类乡村组织党的建设实现全覆盖，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持续强化，农村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不断增强，村干部创业致富引领带动功能日益突出。党领导下的村民自治机制持续完善，村规民约建立健全并得到有效实施，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得到有效保障。村集体经济组织得到较快发展。普法宣传教育和平安乡村建设工作实现常态化，扫黑打非除恶行动获得重要战果，农村黄赌毒、邪教、村霸等现象从根本上得到遏制，农村环境治理力度不断加大，党群关系更加融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和谐稳定。

二、河南省推进乡村振兴面临的主要问题

目前，我省农业农村工作虽然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同时仍面临一些困难与挑战。从调研情况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现代农业“三大体系”建设任重道远

1、农业产业体系有待进一步优化。一是农业龙头企业整体实力不强。近年来，我省农业龙头企业发展较快，并在农业产业化发展中发挥了较强劲的推动作用，但目前还普遍存在着发展程度较低、经济效益较弱、企业规模较小、经营管理滞后、带动力不强及融资难、负担重和管理人才匮乏等方面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农业龙头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壮大。二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障碍较多。近年来，我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发展迅猛，对推进现代农业发展起到了强力示范与辐射作用，并取得显著成效。但受多方面因素影响，我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在数量规模、结构设置、规范化程度、发挥作用等方面还存在着产业规模化和产品品牌化程度不高、运行不规范、大部分新型主体与农户之间尚未联结成稳同的利益共同体、服务保障措施不到位等问题，直接影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向更高层次更好更快地发展。三是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深度不足。目前，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在发展多种类型农村产业融合方式、培育多元化农村产业融合主体，以及建立多形式利益联结机制、完善多渠道农村产业融合服务和健全农村产业融合推进机制等方面还不够成熟，还存在着农村三次产业融合程度不够深、资金支持力度不够强、农村土地流转不够快、科技支撑能力不够足、融合发展环境不够优等方面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推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思路、政策和措施等方面离产业融合发展的需要还有较大差距，在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和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等方面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四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务繁重。从总体上看，目前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依然面临着农业基础设施较为薄弱、产业经营规模较小、产业化程度较低、产业链条比较短、农业科技创新支撑能力较弱，以及市县两级财政在促进现代农业发展方面投人力度不够等问题，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效应更充分发挥还有大量工作要做。

2、农业生产体系亟需完善提升。一是农业机械化发展相对滞后。全面实现农业机械化对进一步增强我省农业生产力和市场综合竞争力、有效促进农业生产结构调整、提升粮食产量和实现农业生产现代化都具有重要意义，但受到农民单家独户分散经营和传统农业生产模式，以及地理位置和环境的影响，我省许多地方尤其是丘陵地区，农业机械化水平还比较落后，机械化、自动化、智能化程度仍然较低。与此同时，在一些偏远地区由于机种、机收设备和技术资源供应不足，无法满足设施农业产业发展需求，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农业机械化效能的充分发挥。二是科技对农业贡献率较低。受多方面因素影响，目前相当一部分农民对农业新科技的运用还非常有限，不少地方绝大多数农民看不到新的报刊，接收现代科技和信息的渠道窄、途径少，不少农民与现代农业科学知识无缘。有关资料显示，目前我省科技对农业的贡献率为59.1%，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与发达国家的80%以上仍有较大距离，致使农业名、优、特、稀产品缺乏，常规产品、大路货居多，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农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上的竞争力。三是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滞后。长期以来，我国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于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农田水利建设欠账多，严重制约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现代农业强省的一个重要障碍。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消息，2019年我国耕地总面积为18.37亿亩，其中有效灌溉面积8.55亿亩，占比46.5%，这表明我国绝大多数农田仍丰收靠天。另据对我省一些县(市)调查，目前农村尚能发挥作用的中小型水库及引水工程，基本上都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修建的，如林州的红旗渠、灵宝的窄口水库等，还有不少农田水利设施因无钱维修而长期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改革开放以来，我省农田水利建设虽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并取得一定成效，但因受各级财政实力和农民富裕程度，尤其是土地承包后农民一盘散沙式的生产经营方式所限，多属于“小打小闹”，很难从根本上解决绝大多数地方农民靠天吃饭问题。

3、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面临多重障碍。一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相对迟缓。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主力军，只有通过建立合理适度的规模经营体系，才能有效整合农村的人力资本，促进农民收入快速增长。近年来，我省新型农业经营主體虽然发展较快，在推进全省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升级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目前仍然面临土地流转难、经营融资难、农业投保难、政策落实难、规范运作难、接受服务难、人才招聘难等多重障碍，严重制约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队伍的不断壮大和向更高层次的发展。二是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建立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对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意义重大。当前新形势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定位不准确、结构不合理、功能不完善已经成为影响农业农村发展的严峻现实问题。比如，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在乡村一级形成断层，头重脚轻，农村一线农业社会化服务技术力量不足，远远不能满足当地农户农业社会化服务需求;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不健全，难以起到基础性作用，部分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民参与率还比较低，自身容易出现发展困难，对农户的带动力明显不足;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服务机构和农户之间缺乏长期稳定的利益衔接，农民群众切身利益很难得到充分维权;专业服务公司、农村经纪人等其他社会力量所参与的农业社会化服务数量少、规模小，难以起到应有的作用;各种农业服务组织之间的地位和角色常常错位，本应由地方政府和农业科技部门承担的任务却往往被推给了市场化的农业服务组织。以上问题致使农业社会化服务在服务乡村振兴进程中的作用打了许多折扣。

(二)财政支农投人规模偏小

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及相关公开数据显示，从1990年到2019年，我国国民经济中增速最快的是GDP，其次是财政总支出，增速最慢的是支农支出。与此同时，现行许多支农项目都要求当地财政部门给予配套，而多数市县政府虽然财力不济无力配套，却为能够争取到上级资金依然对涉农工程项目资金作出配套承诺，致使许多支农项目配套资金难以得到足额、及时落实到位。此外，由于“三农”投人主要依赖于财政扶持，且倾向于通过资金和项目直接扶持，财政资金引导和激励机制不完善，示范带动效应不强，社会主体投人存在明显缺失，多渠道、多元化“三农”投人格局尚未形成，也直接影响到支农投人规模进一步拓展。

(三)财政支农投入结构不优

目前，我省与全国一样，在财政支农投人方面直接用于流通环节的各种补贴过多，而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环节的财政支农补贴较少;用于带有社会性的大中型水利建设工程方面比重较大，而用于农民能够直接受益的中小型基础设施的比重较小;当前惠农政策注重农民当年增收，“大范围、小额度”直接发给农民群众的各种财政支农补贴较多，而对能够从根本上改善农业生产环境、增强农业发展后劲，如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等方面的财政支农投入相对较少，使农业经济发展缺乏稳固的基础。

(四)城乡差距仍在拉大

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中央从1982-1986年连续5年、2004-2021年连续18年发布以“三农”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针对“三农”问题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促使我国农业农村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但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城市发展速度更快于农村发展速度，城乡差距仍有扩大的趋势。在新“四化”发展进程中，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都是快变量，农业农村现代化是慢变量，城乡发展不平衡、农业农村发展滞后问题仍较突出，城乡居民收人的绝对差距仍在扩大，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还存在较大差异，“三农”依然是实现全面现代化的“短腿”。

(五)乡村人才队伍亟待发展壮大

深人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建设现代农业强省，人才无疑是第一驱动力。目前我省尚未建立起较为成熟的现代乡村人才培养管理体系，人才培养的模式、手段、方向与当前农村的实际需要还存在脱节，建立健全现代乡村人才培养管理机制已经成为当前亟待完善和做好的一项重要工作。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在要求相比，我省“三农”人才队伍仍然较为薄弱，例如，基层农技宣传推广单位中高级专业职称人员数量很少，职业前景不容乐观，农技人员能力参差不齐，农村基层服务工作者平均薪酬水平较低等。同时，乡村人才年龄结构老化问题越来越突出，技术人员配备严重不足，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乡村工作的深人推进以及乡村振兴战略的高效实施。

(六)縣乡财政支持乡村振兴实力不足

县域经济是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实施乡村振兴的主阵地。近年来，我省县域经济从总体上看发展较快，但多数县域经济发展仍步履维艰。特别是1994年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以来，中央政府从地方财政总收人中拿走的份额越来越多，加上多年来财政刚性支出的不断增加，县乡政府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县乡政府财政收支矛盾日益凸显，除了“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外，能够作为支持农业经济发展的资金往往捉襟见肘。此外，由于许多县乡政府还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债务，每年都要偿还大量的债务本息，这些都进一步导致县乡财政普遍缺乏支持乡村振兴的雄厚实力。

三、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现代农业强省的对策建议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现代农业强省应坚持党管农村工作、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农民主体地位、乡村全面振兴、农业现代化引领、城乡融合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改革创新激发活力、因地制宜循序渐进等方面的原则。根据以上原则，并针对我省推进乡村振兴、建设现代农业强省面临的主要问题，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措施。

(一)坚持党对农村工作全面领导，强化乡村振兴政治与组织保障

各级党委应从不断巩固和夯实党的执政基础的高度出发，坚决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建立健全各级党委农村工作领导体制，将多年来脱贫攻坚工作中形成的组织推动、要素保障、政策支持、协作帮扶、考核督导等工作机制结合新形势下工作实际运用到乡村振兴推进中来，建立健全上下贯通、精准施策、一抓到底的乡村振兴工作体系，确保党在农村工作中自始自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为全省乡村振兴提供坚强有力的政治与组织保障。应从县域城镇功能定位和建设、村庄规划建设、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环境建设和农村人才建设五个方面深人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因地制宜、精准施策，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战略，让广大农民群众在乡村振兴的进程中拥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应始终坚持不断改善和保障农村民生，大力发展高水平教育、医疗卫生、养老、文化体育、社会保障等农村社会事业，加快改善农村公共基础配套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环境，提升广大农民群众生活质量。建立健全以党委牵头、政府主管、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党组织领导下的乡村自治、法治、德治密切结合的现代乡村治理体系，建设一个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现代乡村社会。应进一步强化政府主导，加强顶层设计，建立健全促进乡村振兴的总体规划制度体系和政策框架，统筹力量，整合资源，强化各项要素支持、制度创新和制度供给。应进一步加快建设政治过硬、本领过硬、作风过硬的乡村振兴党员干部队伍，把到乡村振兴一线锻炼作为培养党员干部的重要渠道，将优秀干部充实到乡村振兴战线和基层一线，抓实建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真正将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坚固的战斗堡垒，为新时代“三农”发展提供坚强的政治与组织保证。

(二)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三大体系”，推进乡村产业全面振兴

1、优化农业产业结构促转型发展，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一是明确各级政府职责，补足粮食安全短板。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对新时期国家粮食安全问题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并嘱托河南要牢牢抓住粮食这个核心竞争力，立足于打造成为全国重要粮食生产核心区，在进一步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方面有新担当新作为。我省作为粮食大省，必须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指示，切实扛稳粮食安全责任，补足粮食生产短板，消除粮食安全隐患。省级财政部门要着眼于扩大和延伸我省粮食产业链、提升高质量价值链、打造优势供应链，不断提高我省农业质量效益和市场竞争力，加大财政资金投人力度，支持现代农业向更高水平发展。市县政府要牢固树立大局意识、核心意识和责任意识，全面落实粮食生产任务的行政责任，严守耕地保护红线，坚决落实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制度，深人贯彻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加大土地综合整治和农业综合开发力度，加快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步伐，推广先进实用、绿色高质高效的关键技术，加大对创新型高素质农民的培育和服务力度，自觉履行和维护国家粮食安全责任，为国家粮食安全作出应有的努力。

二是重优势补短板，加快推进农村三次产业深度融合。农村三产融合作为推动产业兴旺、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举措，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步伐意义重大。各级政府应密切结合当地实际，建立健全推进农村三次产业深度融合政策措施和激励机制，促进农业转型升级，做大做强做优特色农业、农产品加工业和休闲农业，促进农村产业加快由一产为主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转变，推动新业态、新模式、新动能全方位大规模向广大农村渗透，最大限度地把农业方面的增值收益尽可能多地留给农村、农民。同时，还应紧紧扭住加快推进农村三产融合的有力抓手，优化顶层规划设计、打造新产业新业态、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倾力打造创新型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和经营体系，加快乡村产业振兴步伐。鉴于我省农村三产融合发展的基本情况，今后应把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重点放在推进思路、政策、机制三个方面的创新上，并大力培育新模式、新业态、新动能，促进农村产业发展速度、质量和效益全面提升。

三是不断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化乡村振兴产业支撑。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深化的进程中，农民根据市场价格信号转产和调整生产结构需要一个认识和实践的过程，与此同时，成熟产业模式的逐步形成、完整的上下游产业支撑乃至产前产中产后整个供应链的培育无疑也需要一个认识和实践的过程，切不可“一刀切”、脱离实际地迫使农民调整结构。在市场经济的特定条件下，要素始终都是向生产率较高、回报率较大的部门和地区流动。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农业所具有的弱质性，应该从干部队伍配备、基础设施配置、产业资金投人和公共服务等方面优先保障现代农业农村加快发展。相关政府部门应加快构建和完善新型经营主体的支持政策体系和信用评价体系，落实财税、土地、信贷、保险等方面的优惠政策，保障种粮农民利益不受或少受损害，帮助他们尽快度过改革的关键阵痛期。

四是加大农村改革力度，激活“三农”工作内生活力。各级政府应始终把深化农村改革摆在“三农”工作的重要位置，从着力解决农业农村发展深层次矛盾人手，进一步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应从建立和完善乡村产业扶贫资源保护体系、强化乡村振兴专门技术人员保障、建立健全多元化投融资机制、加大产业金融支农力度等方面强化乡村振兴制度性保障，完善激励机制，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应进一步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管理制度，坚持农民对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权和家庭经营的基础性地位，坚持和谐稳定的土地承包关系，更好地保障农户利益和土地承包人的合法性，更好地用足用活土地经营权，推进现代农业加快发展。

五是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确保农产品生产与消费安全。农产品安全问题大于天。各级政府应坚决落实政府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生产经营主体直接责任。突出来自源头的监管，建立健全农产品从种到收、到加工、到餐桌的全程质量安全风险评估、监测预警及紧急应变处置的长效监管机制，构建省市县乡四级联网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预警信息发布大数据平台。应进一步创新监督管理手段，探索智能化远程监督管理模式，增强质量安全、公共卫生事故预防与应急处置能力。应进一步加强农业投人品和農产品质量安全跟踪体系建设，构建农资和农产品生产经营企业信用信息和服务系统，对于失信的生产和经营主体要开展联动惩罚，从源头上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努力保障农业产业安全和农产品的消费安全。

2、强化农业科技与装备支撑，完善提升现代农业生产体系。一是强化农业科技支撑，推进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在我省全面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后，全省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将依赖于农业科技创新和乡村全面振兴。各级政府应加快构建以农业龙头企业为主体的多元化农业高新技术创新产业体系，鼓励农业龙头企业申报高新技术企业和创新型企业，引导各种类别的企业设置科技研究中心。建立健全省市县三级科技成果转化工作网络，健全基层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创新公益性农业科技推广服务手段，支持各界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农技推广。深化农业科技制度改革，探索建立健全科研成果利用权益分配激励机制。深人实施现代种业提升工程，加强育种技术创新、品种测试与检测、良种繁育等科技能力建设，培育和打造一批具备较强国际竞争力的现代种业龙头企业，推进我省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

二是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步伐，用现代农机装备“武装农业”。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发展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现代农业强省的客观要求。各级政府应始终坚持市场导向和问题导向，瞄准绿色高效发展的机械化现实需求，立足于补短板、强弱项、促协调，全面提升农业设施种植机械化发展水平，支持推进设施种植高质量发展，大力推进设施布局标准化、设施生产制造装备建造宜机化、生产作业机械化、设施装备智能化和生产服务社会化。同时，要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完善农业扶持优惠政策、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强化科技企业示范引导、加强基本公共服务等予以全方位保障，充分发挥农业机械化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现代农业强省中的重要作用。各级财政部门应积极稳妥地扶持农业机械化发展，在深人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适度扩大和提高农机购置补贴范围和额度，积极培育、引导和发展农机大户及农机专业服务组织，充分发挥农业机械化对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力推动和示范带头作用。

三是加快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补齐乡村振兴短板。当前，城乡发展不协调最突出的表现就在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差距较大，特别是偏远山区乡镇，基础设施薄弱的问题尤为明显。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建设现代农业强省过程中，要牢牢铭记并补齐农村基础设施这个短板。要以农田水利、农村交通、农村能源和通信设施等生产生活领域基础设施为重点抓好基础设施配套建设，逐步建立全域覆盖、普惠共享、城乡一体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网络。在大力抓好各项农业基础设施的基础上，应从统筹城乡社会发展的高度，把关系农业命脉和丰歉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摆上推进乡村振兴、建设现代农业强省的“重中之重”位置，建立和完善各级行政领导责任制，研究和制定针对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具体支持政策，并把落实这些政策措施所取得的成效作为考核各级领导班子政绩的重点内容。水利、发改委、扶贫办、农业、财政、供电、交通、国土资源等有关部门要做到齐抓共管，各尽其能，协调配合，形成合力，共同推进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尽快帮助农民从“靠天吃饭”的困境中解脱出来，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现代农业强省奠定坚实基础。

四是继续大力扶持数字农业、智慧农业，加快现代农业发展步伐。要继续大力实施“互联网十”现代农业行动，创新数字农业工程，推广农业物联网应用，建立省级农业物联网云平台，实施农业物联网区域试验工程，加快推进精准农业、食品安全、溯源服务、农业物联网区域试验、农机精准作业示范、粮食仓储等物联网示范项目建设和现代农业三大体系数字化提升。打造河南农业数字化云平台，实现从育种到整地、播种、田管、收获、运输及仓储、加工的农业全流程数字化管理。要坚持把农业特色优势产品作为各级政府的产业扶持重点，紧紧围绕拉长加工链条实现转化增值，打造特色优势产业链，促进特色农业经营规模化、生产标准化、产品高端化、发展产业化。把农业数字赋能作为财政扶持重点，将“互联网十”“旅游十”“生态+”“5G+”等农业新业态、新模式作为推进农业与旅游、文化、体育、康养等产业深度融合的重要力量，促进大数据与农业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加快建設设施农业物联网技术应用示范工程，推进重要农产品全产业链大数据中心建设，打通数据链、重构供应链、提升价值链，推动传统农业生产向数字农业、智慧农业加快转变。

3、推进现代农业经营方式创新，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一是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促进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加快现代农业发展和培育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体系的主力军。各级政府应重点支持和培育种养殖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农业企业等新型生产经营主体与产业主体发展，通过农业龙头企业带动、专业合作社联动和农民的积极参与，促使产业链紧密完整地联结起来，真正把农民组织起来，努力打造从生产起点到消费终端的完整产业链条。大力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努力把分散的种植户、养殖户、农副产品加工企业组织起来，多方位推进标准化生产，全方位提供社会化服务，逐步形成区域化产业，最终达到规模化经营。在继续坚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原则下，采取积极有效的财政激励措施，积极引导已转向二三产业的农民，自愿有偿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推动农村土地向龙头企业、家庭农场和专业合作社持续集中，以此逐步实现现代农业发展的规模化、产业化和特色化经营。要积极引导合作社与农户、企业与农户、合作社与企业等建立密切合理稳定的利益联结机制，在各个不同主体之间合理分配利润，充分调动来自各个方面的积极性，真正实现多方共赢。

二是建立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促进农户与市场有效衔接。各级政府应进一步加大对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资金投人和政策扶持力度，逐步建立健全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农业社会化服务管理机制，通过优惠政策激励集体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等积极参与到农业社会化服务中来。要下大力气培育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加强县乡两级基层农业公共服务能力建设，扶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快发展并奠定其在农业社会化服务中的基础地位。提高农业龙头企业的“一条龙”服务能力，完善龙头企业与农户利益的稳定联结机制，充分发挥农业龙头企业在农业社会化服务中的重要骨干作用。加强各级政府涉农机构沟通协作，整合地方资源，提高服务效率。加快推进各类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各级政府部门在充分发挥重要推动作用的同时，更要注重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切实引导更多社会资源投向公共服务平台。

(三)健全支农稳定增长机制，扩大财政支农投入规模各级政府应进一步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将财力分配更多地投向“三农”，强化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优先投人保障机制，确保财政对“三农”投人的法定性增长。应进一步明确中央和省级政府在财政支农、尤其是欠发达地区财政支农中的主体地位，并随着经济发展和财力增加不断加大支农力度，逐步形成以中央和省级财政为主、以市县乡为辅的财政支农投入保障机制。今后新增财政支出应向农村倾斜，做到财政新增教育、卫生、文化等事业经费，国家基本建设资金增量，以及政府征用土地出让收益等都主要用于农村。同时，要建立和完善农业投人考核评估体系，加强政府和社会公众监督，促使“三农”投人政策，落地落实，投出成效。

除了各级政府财政直接投人之外，还应建立健全农业投人激励机制，充分发挥财政支农资金的引导功能，积极采取财政贴息、以奖代补、民办公助、先建后补、以物代资以及设立乡村振兴产业投资基金等政策手段，充分发挥财政支农惠农政策导向功能和财政支农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鼓励和引导信贷、外资、工商资本等各方面社会资金投人农业，不断拓宽农业投资渠道，扩大支农投人规模，逐步形成多渠道、多元化“三农”投人稳定增长新格局。

(四)明确财政支农重点，增强农业发展后劲

各级政府在组织拟定惠农政策时，不仅要充分考虑农民群众的眼前利益，更要充分考虑其长远利益;不仅要考虑农民增收方面的问题，更要着重考虑农业农村发展后劲问题。要变财政支农资金的“输血”功能为“造血”功能，把财政支农资金的送“兔子”效应转变为送“枪”效应，把有限的财政支农资金用到最重要、最急迫的地方。一是应逐步加大财政支农直接用于农业生产方面的补贴，逐步减少直接用于流通环节的各种补贴，让财政支农补贴更集中、更有效地落实到农民身上。二是应加大对农民可以直接收益的中小型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直接用于增强农业经济发展后劲，如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等方面的投人力度。三是应从偏重财政政策转到综合政策的利用上来，充分发挥价格、信贷、税收等政策的独特作用，形成全方位、多环节促进现代农业加快发展的政策体系。四是应采用财政补贴、贴息等多种形式加大对农村基础公共设施建设投人，突出抓好农村交通、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农村“一事一议”奖补政策，积极构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多渠道、多主体投人机制。与此同时，还要随着经济发展逐步提高农业科技投人占财政支农资金的比重，着力构建比较发达的农业科研和科技推广体系，以科技带动农业农村发展，确保财政支农、乡村振兴和现代农业强省目标的最终实现。

(五)坚持绿色发展理念，打造宜居生态家园

多年来，随着我国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的不断深人推进，我省农村生态环境得到较大改善，但与“生态宜居”的目标要求还有较大差距。各级政府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现代农业强省的进程中必须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把改善生态环境作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倾力打造宜居生态家园。在完善规划、狠抓落实的基础上，积极鼓励、引导社会资本、金融资本、社会力量等投人美丽乡村、宜居乡村和乡村振兴建设，同时，还应通过完善管理考核机制，明确划分各级专职机构的职能责任，确保项目实施及运行维护的最优化;建立和完善政策激励体系，将打造生态宜居家园考评结果作为下一年度优先安排项目财政资金投人以及奖补资金的重要依据，充分调动基层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落实绿色发展理念的积极性;建立健全项目运行资金保障机制，通过财政预算安排、加大市场化运作等方式保障重要宜居生态项目的后续运行维护资金。通过建立健全可持续发展长效机制，把农民群众建设幸福美好家园的期盼作为最强劲的驱动力，把改善生态环境作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倾力打造宜居生态家园，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加快建设生态强省。

(六)加强乡风文明建设，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加强新时代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推动形成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以乡风文明建设助推乡村振兴，一是应进一步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和公共文化建设，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大力推动乡村文化振兴，深人挖掘优秀传统农耕文化蕴含的思想道德观念、地域人文精神，培育挖掘本土文化人才，弘扬主旋律和正能量，不断改善农民精神风貌，提高农村社会文明程度。二是应不断加强农村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充分发挥县乡公共文化机构辐射带动作用，推进乡村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实现乡村两级公共文化服务全方位覆盖。三是应在各地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提升层面不断有所突破，不仅要着重解决农村文化建设的现实问题，还要更加贴近农民的现实文化生活需求，通过不断挖掘和逐步提升内生性资源，构建与现代生活相适应的乡村文化生活理念，为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加快现代农业强省步伐提供全面充分的文化保障。

(七)加强乡村人才队伍建设，全面助推乡村振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现代农业强省，最终要靠有文化、懂科技、会经营、善管理的新型乡村人才队伍。没有高素质的乡村人才队伍，各级政府的所有努力都将事倍功半。为此，各级政府一是应进一步加大对高素质农民的培养力度。从全省层面制定中长期高素质农民培养规划，针对返乡农民工、农村能人及未能继续升学的初高中毕业生等，大力发展农业职业教育，组织实施“千万农民素质提升工程”、农村劳动力培训“阳光工程”等多种形式农业技术培训，培养大批农村适用专业人才。探索建立职业农民资格认定办法、农业行业准人制度，不断完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二是应建立人才引进机制。在积极鼓励和引导二代、三代农民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同时，积极引导大中专毕业生改变就业观念，推动大中专毕业生到农村从事生产经营，把新型农业从业者队伍建设与教育改革相结合，从政策上支持大中专毕业生从事现代农业，逐步改善农业劳动力队伍的文化结构。三是应不断优化农业创业就业环境。积极引导和鼓励“农民企业家”“返乡农民工”“创业大学生”等群体成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尤其要鼓励大学生“村官”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创业和就业。同时，应从政府补贴、社会保障、项目扶持、金融服务、土地流转、职称评定、上升通道、社会评价等方面创新制度和政策，让农业成为有钱赚、有地位、有前景、有尊严的职业，吸引富有创新精神、专业知识的大中专毕业生和专业技术人员献身农业，提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核心竞争力，推动我省新型农业现代化更好更快发展。

(八)构建县域经济发展长效机制，增强乡村振兴财力保障

县域经济是推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现代农业强省的主阵地。只有县域经济的不断发展壮大，才会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更雄厚、更直接的财力支撑。为此，一是应按照事权与财权相对称的原则，重新划定中央与地方、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财力分配格局，进一步规范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建立健全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省以下财政管理体制，确保县乡政府拥有基本满足本级政府履行职责和义务的财权，从而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现代农业强省提供应有的财力保障。二是对属于公共财政缺位所形成的政府债务，中央和省级政府应承担更多的责任，促使县域经济发展轻装上阵步人快跑道。三是应建立健全省对市、市对县、县对乡以及省直接对直管县的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激励机制，促使县域经济稳扎稳打，不断壮大其实力，充分发挥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现代农业强省征程中排头兵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胡伟斌，毛迎春.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国农业经济学会2017年学术年会综述【J】.农业经济问题，2018(02)：127-130.

【2】韩长赋.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强大动力【J】.智慧中国，2018(07)：18-21.

【3】马晓河，刘振中.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需要明确攻坚方向【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20(01)：68-70

【4】陈锡文.从农村改革四十年看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J】.上海农村经济，2018(08)：4-9

【5】韩长赋.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几个问题【J】.农村工作通讯，2019 (18)：12-19.

【6】关付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背景下河南省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研究——基于食品加工和制造业典型案例的分析【J】.农村.农业.农民(B版)，2021(03)：4-5.

【7】韩长赋.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J】.农村工作通讯，2019(08)：5-8.

【8】陈锡文.乡村振兴应注重发挥好乡村功能【N】.社会科学报，2021- 03-11(001).

【9】武国定.加快推進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粮食安全和现代高效农业相统一【J】.中国经济报告，2019(06)：10-11

作者简介：刘旸(1970-)，男，河南固始人，硕士，高级经济师，研究方向：“三农”问题理论与实践。

(责任编辑刘常兴)

作者：刘旸

第三篇：乡村振兴战略下乡村文化振兴的路径探析

【摘要】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确立了乡村发展中需要解决的五个方面问题：产业振兴，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由此可见，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前提和题中之义。乡村文化一直以来都是乡村经过长年积累，蕴含和承载的精神资源是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和发展的根脉，可以为乡村振兴的实施提供强大的内在动力，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有必要在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研究乡村文化建设的路径。基于此，本文从乡村振兴战略出发，探究乡村振兴战略下乡村文化振兴所面临的挑战，以及为乡村文化振兴所提供的路径。

【关键词】乡村振兴;乡村文化;振兴路径

一、乡村振兴战略和乡村文化的概述

(一)乡村振兴战略

1.乡村振兴提出的背景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了全面建成小康的决胜阶段，因此需要解决我国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因此乡村振兴关乎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影响着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在新的伟大时代下，主要矛盾已经开始有所转换，农产品和农村产业的发展成为了影响农民基本生活需要的关键，新的社会矛盾需要适应党的农民问题，在此背景下党提出了一个新的解决思路—乡村振兴战略。

2.乡村振兴提出的内涵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内涵，产业兴旺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根本，是实现全面振兴乡村的关键，在社会经济下，农业发展仍然存在着些许不足，因此需要通过产业兴旺来推动整个农村产业体系。生态宜居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基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是保证乡村振兴在未来发展过程中少走弯路，不能为了发展经济而破坏其中的生态环境，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的灵魂，乡村中的文化文明是需要依托乡村来能够进行。治理有效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通过乡村治理来解决乡村地区基层混乱的问题，从而消除乡村管理中的弊端，提高人民的幸福感。生活富裕是实现乡村振兴的目标，乡村振兴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让村民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

(二)乡村文化建设

1.乡村文化的概念

乡村文化是一个具有地域特色的概念，是与乡村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现象，以农民为主体，村落为载体的社会生产方式。广义上看，乡村文化是伴随乡村生产生活方式发展的，其中包括伦理道德，价值观念，风俗习惯等，主要是指乡村在历代发展过程中所积累下来的精神财富。乡村文化实际上是一定社会经济在思想观念上的反映，是建立在广大乡村区域中所形成的文化，其中包含了人文景观，生活方式，道德观念，由此可见，乡村文化与乡村社会的发展密不可分。

2.乡村文化振兴的内涵

乡村文化振兴主要是以乡村为载体，在乡村文化中开展产业、教育、科技等全方位的乡村文化形态，一方面，需要满足广大农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的需求，另一方面，需要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从而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持。乡村振兴需要融合城市文化中的要素，创新乡村传统文化，更好的保护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二、乡村振兴战略下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意义

(一)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內在要求

乡村文化振兴主要是创造乡风文明，乡风乡村文明是衡量乡村文明程度高低的重要尺度，通过乡村文化振兴，能够了解农民群众当前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先进的文化有利于推动社会经济向前发展。文化体现了乡村发展中的精神面貌，中国文化应该以乡村为重乡村文化不仅孕育和滋养着农民的精神家园，也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因此需要将乡村文化振兴作为乡村振兴的内在要求，增强乡村社会的凝聚力和整合力，让先进的文化成为乡村振兴的推动器。不断地推动先进文化发展，避免落后文化遏制住经济命脉，从而能够为乡村振兴提供扎实的物质基础，营造健康向上的精神文化。

(二)乡村文化建设是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

乡村振兴战略需要凸显出乡村的主体性和自主性，着重解决农村发展中出现的不平衡和不充分问题，乡村振兴的主体是农民，农民的综合素质直接决定了推行乡村振兴战略的效果，当前乡村传统文化面临危险人才队伍缺失造成乡村文化建设的动力不足，在此情况下需要通过乡村文化振兴的方式，增强乡村自我发展的后劲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通过点燃农民对农村这片土地的热爱之情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从而提高农民的思想道德修养，为振兴乡村提供动力源泉，同时还能够发挥出乡村文化中蕴含的价值观念，有效的凝聚民心，增强农民建设美丽家园的决心和信心。

(三)乡村文化建设为乡村振兴提供文化资本

乡村振兴需要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政策和体制，城乡发展扎根于有着几千年历史的乡土社会，这是促进城乡一体化的文化资本，乡村文化是以农耕文明为中心的传统文化，其中包含着社会发展的宝贵精神。随着工业文明的不断发展，城市文化和乡村文化之间存在着相应的差异，乡村文化需要不断的改善，才能够为文化振兴提供相应的资本。通过文化振兴能够更好的实现城乡融合，为乡村发展提供内在运行机制和价值支撑，在乡村发展的过程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发展，推动着城乡互通共融。以乡村文化为根本的文化振兴战略能够更好的保障乡村的精神财富，为乡村提供稀缺的文化资本，从而推动乡村实现现代化的发展。

三、乡村振兴战略下乡村文化振兴面临的挑战

(一)乡村传统文化衰落

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乡村文化开始逐步的衰落和弱化，一方面是乡村文化的村庄大量萎缩，根据我国统计显示从2000年到2017年，乡村的数量由363个减少到245个，越来越多乡村人口的消失，农业生产生活的一切都导致乡村传统文化正在不断的衰落。农村数量的不断减少意味着留住乡村文化的空间正在逐渐衰退，非物质载体受到不同程度的消失和破坏。另一方面是互联网时代所带来的交流，当前越来越多人外出打工，导致乡村中的人口越来越少，乡村文化空间的衰落，进一步加深了群众对乡村文化感情上的陌生感，从而导致乡村传统文化活动难以继承。

(二)乡村文化振兴缺乏人才

随着现代经济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青年农民选择外出，导致乡村文化振兴缺乏相应的人才，一部分人迁移出农村，只有儿童和老人成为了乡村的常住人口，部分乡村甚至成为了空心村，乡村文化建设工作由于缺失法，人才就很难有效的进行。另一方面，乡村的一些优秀传统文化会在多元文化的冲击下面临着瓦解，很多传统文化的传承人往往青黄不接，传统文化被受冷落，从而导致越来越多传统文化继承人不愿意学习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于乡村经济发展受到影响，导致乡村地区人才供不应求，传统乡村文化正在面临着消失的困境，需要对该文化进行保护。

(三)乡村文化服务建设水平滞后

第一，公共文化服务基础设施数量不足，近年来我国虽然制定了乡村文化服务基础设施的政策，但是仍然不能满足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当前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基础设施在农村的数量并不多，伴随着我国乡村文化事业的发展，这些设施远远不能够满足偏远地区农民享受文化成果的需求，从而导致公共文化服务设施普遍陈旧和落后。第二，公共文化服务有效性不足，当前我国一些政府机关并没有能够真实了解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从而导致所开展的公共文化服务设施较为单一，所配备的图书资源也较为单调，不能够很好的满足大部分农民的需求。第三，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人才队伍短缺，由越来越多人才离开农村，导致在乡村开展公共服务的人才队伍也短缺，现有人才中缺乏高学历和有专业技术的文化人才，甚至出现了严重的断层现象。

(四)乡村文化振兴缺乏机制保障

一方面，基层文化管理并不科学，在乡村文化振兴的过程中，大部分政府都是直接进行领导和管理，这样一来就限制住了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发挥其功能。长久以来，我国文化市场的执行职能都较为薄弱，很多乡村地区都没有建立完善的保护机制，反而在客观上给乡村文化振兴事业带来了管理缺位的尴尬局面，严重阻碍了各乡村基层文化资源的整合。另一方面基层组织领导作用的弱化，作为乡村文化振兴的领导者，基层领导干部需要发挥出相应的作用，但是当前一部分基层组织管理趋于弱化，很多干部不同程度存在无规律、无活动无威信等现象，由于基层干部素质不高，在实际生活过程中也不能够做出正确的指导。

四、乡村振兴战略下乡村文化振兴的建设路径

(一)整合文化资源

随着社会格局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趋势，乡村文化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也在消失，为了能够在乡村振兴战略下振興文化，需要整合乡村文化资源，重构乡村文化空间。一方面，乡村本土文化可以相应的引进新鲜的外来文化，在短时间内融入乡村本土文化，从而丰富乡村文化生活，让越来越多的人都能感受到文化的魅力。通过重构乡村文化空间，能够了解乡村发展的实际，利用乡村文化创意来打造乡村特色与人文价值于一体的心灵家园。另一方面，乡村也可以注重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探索乡村传统文化的经济价值，达到满足日常民众生活需要的双重目的。乡村可以根据自身本土的实际情况来开展不同主题的特色文化节日为人们提供多样化趣味化的文化活动，在保留乡愁、乡情的过程中弘扬了乡村百姓的文化智慧和精神追求。

(二)壮大文化建设人才队伍

一方面，乡村需要发展乡村文化经济文化的繁荣，离不开经济发展的支撑，只有在保障了农民的基本生活需求之后，才能够带动乡村文化的发展，从而吸引到更多人群在乡村就业。乡村需要围绕文化振兴的理念，利用传统农业来探究其生态价值，不断拓展开发农业发展的新功能，通过建立地方特色品牌来加快农业现代化生产的部分。另一方面，乡村也需要有计划的培养当地的人才队伍，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互联网行业已经开始与其他各个行业进行融合，乡村也需要感受到互联网的魅力，将满载乡土气息的文化与互联网文化融合起来。乡村需要立足于人们的文化需求，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有计划的培养当地人才队伍，这样不仅能够有效的传承和创新传统文化，还能够充实乡村文化人才队伍，在开展一系列乡村文化振兴工作中不至于缺少人才。

(三)完善乡村文化服务体系

一方面，乡村需要采用多渠道来增加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投入，充足的资金是建立完善公共文化体系的重要元素，投入资金过少会导致公共文化服务与实际需求并不匹配，从而影响到了人们参与到乡村文化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乡村需要树立公共文化服务新理念，有效的政府领域理念能够在乡村文化振兴中占据主导地位，政府需要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发挥自身的人力，物力，财力正确履行自己的职责，并且也可以通过一些文化事业团体开展更为良好的乡村文化事业，激励村民自己去组织乡村文化运动，从而能够让文化运动，更深入群众内心。

(四)健全乡村文化机制

一方面，需要完善乡村文化建设的管理机制，乡村文化振兴需要坚持“劲往一处使”的原则，乡村主体需要采用多元化的管理手段，将乡村文化事业向着更多样的方向培育和发展。村干部也可以调动社会各界的力量，从而参与建立一个乡村文化的大格局，在进行乡村文化建设的过程中营造积极的工作氛围。另一方面需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乡村基层领导班子，将乡村文化振兴的工作责任落实到每一个人的头上，广大农民群众需要广泛参与党领导体制中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进行乡村文化振兴。

五、结语

综上所述，乡村振兴对于农民来说是通往美好生活的重要途径，乡村文化更是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占据着不可或缺的地位，能够提升农民的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在社会化进程中，越来越多人向往城市而忽视了农村的发展，需要通过建立乡村农村的价值理念，有效的应对城市文明所带来的冲击，同时还需要为农民提供相应的物质和动力支持，为乡村营造温情和诗意的文化环境，让乡村文化发挥其独特的价值和多元功能。乡村文化振兴会随着社会的发展产生相应的变化，并反过来影响着乡村的情况，在不同时机会产生不同的文化，因此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发展过程，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不可以忽视乡村振兴的重要，更应该对乡村文化振兴进行深入的了解和研究。

参考文献：

[1]曹峰，张娜.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基层治理的情理之辨[J/OL].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21(06).2021.06.003.

[2]李明，么加利，张健，谭亲毅.基于内源性机制的我国乡村发展新问题与新实践——以西南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为例[J].贵州民族究，2021，42(06).2021.06.013.

[3]张义祥.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基层图书室发展路径研究[J].农村.农业.农民(B版)，2021(12)：45-47.

[4]戴军，马颖忆，吴未.乡村振兴视域下江苏省乡村人居环境评价与协同优化[J].江苏农业科学，2021，49(24).2021.24.001.

[5]陶彦平.乡村振兴战略下乡村文化振兴的路径探析[J].农家参谋，2021(23)：7-8.

[6]张巍.科技创新推动乡村振兴发展的机制与路径研究[J].现代农机，2021(06)：29-30.

[7]赵辉.地方党媒助力乡村振兴路径研究——以菏泽日报社的探索与实践为例[J].中国地市报人，2021(12).2021.12.058.

[8]朱乃莉.探究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乡村文化建设[J].参花(上)，2021(12)：133-134.

作者：王占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