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多元化解工作总结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在众多个日夜中，我们辛勤的工作，换来了一份份工作佳绩。回首看每个阶段的工作，都有着独特的成长点，应当写一份工作总结，作为自己工作路上的前进参考。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矛盾多元化解工作总结》，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第一篇：矛盾多元化解工作总结

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联席会议制度

一、联席会议主要职责

在街道党工委、政府的领导下，发挥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职能作用，统筹解决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中的重大问题，综合运用各种手段有效化解矛盾纠纷。

二、联席会议成员组成

联席会议由街道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中心组织召开，由管区、街道综治办、信访办、司法所、派出所、社保所、民政办等部门组成。联席会议成员因工作变动需要调整的，由所在单位提出，及时报街道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中心备案。

三、联席会议议事规则

1、每半月召开一次联席会议。主要内容：学习贯彻上级有关矛盾化解工作会议、文件精神;通报工作开展情况，分析存在的问题，对重大疑难棘手矛盾纠纷案件提出工作建议;协调化解跨行业、跨地区突出矛盾纠纷;研究其他事项。

2、不定期召开专门会议、开展专项活动和和联合调研。遇突发事件和应急事项，随时召开联席会议。根据阶段性工作安排，不定期组织各成员单位或部分成员单位开展联合调研、召开专门会议、进行专题研究，并及时向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通报工作成果。同时，各部门和单位要指导和督促本系统通过多种形式，推进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开展。

3、联席会议以会议纪要形式确认会议议定事项，督促各成员单位落实，同时报街道党工委。

第二篇：矛盾纠纷多元化解职责清单

1、发挥乡镇(街道)、村(社区)党组织在基层矛盾纠纷预防化解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引导和组织社会各方面力量积极参与矛盾纠纷化解;党委、政府统筹推进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健全和落实党政主要领导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负责、其他领导一岗双责的领导机制，督促各有关部门落实号矛盾纠纷多元化解责任，及时研究解决机构人员、经费投入、制度保障、基础建设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加强调查研究、组织协调、督查、考评、总结推广经验等工作，着力督促和协调法院、司法行政部门建立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制定发展规划、抓好工作落实;定期排查特别是农村地区婚姻家庭、感情、邻里、宅基地、经济债务等民间矛盾纠纷;定期排查影响本地社会稳定的重点领域、重点问题、重点人群;组织开展防范化解专项行动，制定专项行动工作方案。坚持每半个月开展一次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协调会议，村(社区)每周召开一次协调会，分析矛盾纠纷总体形势，研究可能引发重大治安问题和群体性事件的隐患苗头，提出解决办法;督办重点案件，明确包案领导、责任单位和责任人。每次会议形成会议纪要，报告上级平安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同级党委、政府;村级每周报告一次工作情况。开展预防“民转刑”命案专项行动工作，建立预防“民转刑”命案工作台账，有具体防范化解措施。(责任单位：各乡镇(街道)。)

2、发挥综治中心矛盾调处室作用，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每半月召开一次矛排例会，有会议纪要，统一登记矛盾纠纷，工作台帐、调处卷宗规范完整;村级矛调室每周召开一次矛排例会，有会议记录，有矛排台账，有普法宣传教育文件及资料;建成乡级金牌调解室并高效运转，各村(社区)全部建立以个人名字命名的矛盾纠纷调处室。各乡镇(街道)、各村(社区)要发动网格管理员、平安志愿者、社区工作者、“五老人员”(老党员、老干部、老教师、老知识分子、老政法干警)等开展矛盾纠纷预防化解工作。(责任单位：各乡镇(街道)、各村(社区)。)

3、建立由政府负总责、司法牵头、各职能部门为主体的行政调解工作体系，明确行政调解范围，规范行政调解程序，加快行政调解制度化、规范化。把房屋土地征收、社会保障、治安管理等方面行政争议及交通损害赔偿、医疗卫生、消费者权益保护等与行政管理职能有关的民事纠纷作为行政调解的重点，依法及时妥善解决，行政调解严格实行属地管理和首问负责制。定期分析工作中发现的突出矛盾纠纷，有针对性地采取化解措施，向党委、政府提出工作意见和建议。(责任单位：各乡镇(街道)、各职能部门。)

4、成立矛调小组，并设立矛调室，每月召开一次矛排例会，有会议纪要、排查台账。(责任单位：卫健委、住建局、教体局、人社局、自然资源局、工信局、公安局、环保局、市场监督管理局、交通运输局、县委统战部、民政局、水利局、中石化方城分公司、银监办、司法局、人民法院、检察院、总工会。)

5、明确分管领导和工作机构具体承担行政调解工作，配备1-3名专兼职调解人员。(责任单位：卫健委、住建局、教体局、人社局、自然资源局、工信局、公安局、环保局、市场监督管理局、交通运输局、县委统战部、民政局、水利局、中石化方城分公司、司法局、人民法院、检察院、总工会、妇联会、信访局。)

6、在其法定职权范围内，通过建议、辅导、规劝、示范、约谈等非强制性方式，实施行政指导，以预防和减少矛盾纠纷发生;也可通过提供事实调查结果、专业鉴定或者法律意见，引导促使当事人协商解决纠纷。(责任单位：卫健委、住建局、教体局、人社局、自然资源局、公安局、环保局、市场监督管理局、交通运输局、民政局、水利局。)

7、畅通行政复议渠道，推进行政复议规范化建设，健全行政复议案件审理机制，提高行政复议案件办理质量和效率，纠正违法或不当的行政行为。(责任单位：卫健委、住建局、教体局、人社局、自然资源局、公安局、环保局、市场监督管理局、交通运输局、水利局、司法局、人民法院、检察院。)

8、理清各责任主体职能职责、联动协作关系基础上，开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信息化综合平台，或依托电子政务平台建设纵向贯通、横向集成、共享共用、安全可靠的在线矛盾纠纷化解信息系统，推动健全矛盾纠纷科学高效分流调度、工作全程留痕机制，做好矛盾纠纷的受理、统计、督办、反馈等工作，逐步建立全县统一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信息库;密切关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重点群体，防止形成行业性、区域性社会风险;完善重大矛盾纠纷预警和应急联动机制，确保现场处置、社会面管控、舆论引导和矛盾纠纷化解工作及时有效开展;会同县直有关部门，确定县级试点，配套项目资金，并联合法治研究机构和专家，进行调查研究、跟踪分析，及时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组织开展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立法论证，适时出台地方性法规;把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作为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规定的重要内容，制定科学的考核体系。对矛盾纠纷问题突出的乡镇(街道)和单位，通过定期通报、约谈、挂牌督办等方式，督促其限期整改。对因矛盾纠纷排查不深入、化解不力导致案事件多发、社会秩序严重混乱或者发生重特大案事件的地方，依法依规实行一票否决权制，并追究有关领导干部的责任。(责任单位：政法委。)

9、定期分析通报民事纠纷转化刑事案件状况，不断完善民间纠纷排查化解机制，有效减少民事纠纷转化刑事案件的发生。(责任单位：政法委、公安局。)

10、依据法律、法规、规章及政策及时调解医患双方对医疗机构、护理行为和结果及其原因、责任在认识上产设分歧。(责任单位：卫健委。)

11、参与调解处理涉及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等纠纷。(责任单位：团县委。)

12、动员组织广大法学工作者、法律工作者开展法律咨询服务、法治宣传和法律普及工作，参与矛盾纠纷化解。(责任单位：法学会。)

13、调解因建筑工程质量、拖欠工程款、城市拆迁和物业管理问题等引发的矛盾纠纷。(责任单位：住建局)

14、教体系统纠纷。(责任单位：教体局。)

15、调解因军转安置工作、劳动保障、拖欠工资、社会保险等纠纷;完善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制度，提升仲裁效能，推动小额劳动纠纷、设及国家劳动标准等案件通过仲裁终局方式结案，提高终局裁决比例。对劳动争议要推进建立一站式纠纷解决服务平台。(责任单位：人社局。)

16、调解因土地开发、征用、矿产资源开发等产生的纠纷。(责任单位：自然资源局。)

17、调解因国有企业转制而造成解除劳动合同或经济补偿等问题引发的矛盾纠纷。(责任单位：工信局。)

18、调解因交通事故产生的纠纷;参与乡镇(街道)矛盾纠纷调处化解工作，矛盾纠纷化解任务重的要会同司法行政部门设立驻所人民调解室，及时化解治安纠纷和轻微刑事案件;推进村(社区)警务室(站)调解矛盾纠纷工作与村(社区)综治中心有效衔接，及时化解民间纠纷;会同有关单位设立道路交通事故调处中心，整合行政、司法、调解、保险、鉴定等机构资源，提供一站式纠纷解决服务;侦破民事纠纷转化刑事案件时要注意调查纠纷起因、激化过程、化解不力责任等情况，根据案件的严重程度分层次逐案报告县平安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和上级公安机关;探索建立网上警局。(责任单位：公安局)

19、调解因环境损害、生态破坏赔偿引发的纠纷。(责任单位：环保局。)

20、调解因传销、制假售假、消费问题引发的纠纷。(责任单位：市场监督管理局。)

21、调解出租车行业、交通运输、公路建设等交通领域内的矛盾纠纷。(责任单位：交通运输局。)

22、调解因民族宗教问题产生的纠纷。(责任单位：县委统战部。)

23、调解因优抚、退伍安置、求助、殡葬服务等产生的纠纷;鼓励行业协会及其他社会组织建立调解组织，调解协会成员之间以及协会成员与其他主体之间的民商事纠纷。(责任单位：民政局。)

24、调解因南水北调等库区移民安置问题产生的纠纷。(责任单位：水利局。)

25、调解石化系统协解人员矛盾纠纷。(责任单位：中石化方城分公司)

26、调解因非法集资、储蓄、证券和金融系统协解人员问题引发的矛盾纠纷。(责任单位：银监办。)

27、行政调解工作的政策研究、统筹协调、信息交流、督查考核和宣传培训，指导、巩固和规范乡镇(街道)、村(社区)等人民调解委员会，积极发展其他单位人民调解组织。要有内设部门负责矛盾纠纷调处化解工作，清理收回被挤占挪用的司法行政专项编制。(责任单位：司法局。)

28、明确先行调解的案件类型，对家事纠纷、相邻关系纠纷、小儿债务纠纷、消费者权益纠纷、交通事故纠纷等案件进行调解程序前置的探索;完善特邀调解组织和特邀调解员名册制度，建立专职调解员制度;对有可能调解解决的民商事纠纷，法院可以根据纠纷性质、类型及特点，在登记立案前引导当事人选择诉外调解，或者由法院委派有关调解组织进行调解;登记立案后，法院对适宜调解的案件可以进行调解，也可以委托有关社会组织或者个人进行调解;对不适宜调解的案件，通过繁简分流，充分利用小额诉讼程序、督促程序等方式快速解决。探索建立调解过程中的无争议事实记载制度;会同行政机关、仲裁机构、人民调解组织、商事调解组织、行政调解组织、群团组织或其他具有调解职能的组织，推动程序安排、委托调解、司法确认、法律指导等方面的有机衔接，定期向政法委报告对接机制建设和运行情况。将诉调对接平台建设与诉讼服务中心建设相结合，建立集诉讼服务、立案登记、诉调对接、涉诉信访等多项功能为一体的综合服务平台。在法庭或矛盾纠纷相对集中的乡镇、社区或单位设立诉调对接工作站(室)，形成以诉调对接中心为主干、以诉调对接工作站(室)为纽带、以非诉调解组织为基础的诉调对接网络，实现诉调对接工作规范化、系统化和常态化;探索建立网上诉讼服务中心。(责任单位：人民法院。)

29、落实涉法涉诉信访事项导入司法程序机制和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等参与化解矛盾纠纷的工作机制，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明确和健全当事人和解的条件、范围、程序，建立检察机关在履行职责中发现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和不行使职权行为的督促纠正制度。对符合和解法定条件的公诉案件，依法主持和解;对当事人有和解意愿且具备和解条件的民事行政申诉案件，可以引导当事人向调解组织提出调解申请，并积极协助调解组织开展调解工作，根据调解情况依法作出相应处理。积极开展涉检信访患诉化解工作，可以邀请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诉人所在基层组织、所在单位派员协助做好释法说理，减少和预防信访风险。(责任单位：检察院。)

30、督促、帮助企业依法建立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推动乡镇(街道)、行业性劳动争议调解组织建设，依托工会职工服务平台建立健全劳动争议调解中心(工作室)，积极接受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或法院委托，调解劳动争议或参与仲裁调解、诉讼调解工作。(责任单位：总工会。)

31、发挥在家庭和社区的工作优势，会同司法行政机关推动建立婚姻家庭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在乡镇(街道)综治中心建立妇女儿童维权站，协助调处婚姻家庭纠纷及其他涉及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案件。(责任单位：妇联会。)

32、健全完善与矛盾纠纷调处化解工作平台的衔接机制，理顺信访与行政复议、仲裁、诉讼等制度的关系，推进通过法定途径分类处理信访投诉请求，把信访纳入法治化轨道。(责任单位：信访局。)

33、将化解重大疑难复杂矛盾纠纷所需经费列入财政预算。(责任单位：财政局。)

34、不属于本部门调解范围的争议纠纷，要及时告知其解决途径或移送至有管辖权的部门，行政调解管辖不明或者有争议的，或者涉及多个部门的，由有共同管辖权的上级行政机关指定管辖，或由综治中心负责组织调解。(责任单位：各职能部门。)

第三篇：关于乡镇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的调研报告[大全]

关于乡镇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的调研报告

按照上级要求，xx镇党委政府积极做好本级矛盾纠纷调处化解工作，确保了辖区矛盾纠纷调解工作有序展开。下面是关于乡镇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的调研报告。

镇关于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的调研报告1

按照《仪陇县多元化解宣传周工作方案》文件精神，今年是我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年，也是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依法治县的关键之年。我乡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以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县政法工作会议精神为指导，以确保政权安全、制度安全为核心，以化解矛盾纠纷、构建和谐社会为目标，建立有机衔接、协调联动、高效便捷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扭住源头预防化解，突出矛盾攻坚破难，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保障全乡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一、整合资源，构建联动工作体系

(一)整合组织资源。加强统筹协调，整合组织力量，组建调处队伍。整合乡、村、村民小组人力资源，组建一支组织严密、经验丰富、结构合理、布局广泛、代表性强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调处队伍。在乡建立大调解领导小组，健全完善综治维稳工作中心暨“大调解”协调中心，负责日常工作。同时，明晰各方责任，完善主动排查发现矛盾纠纷长效机制。

(二)整合人才资源。一是实行人员分类。把矛盾纠纷调解队伍划分为综合性人员(政府机关干部)、专门工作人员(乡大调解中心业务骨干)、联系村人员(驻村干部)、基层干部和群众(村两委、调委会人员)四类。在化解矛盾纠纷时，整合这四类人才资源，明确涉及区域的1-2名人员牵头，其余人员协同配合。二是选配专业人员。打破身份界限，选配有特长的人员参与化解矛盾纠纷，发挥调解人员的专业特长。将综治办、司法所、国土所等站所负责人纳入其中，既实现了人岗相宜，又实现了专业力量与群众力量的有机整合，使人力资源得到了充分利用，变政府部门“单兵作战”为专业力量与群众工作队伍的“协同作战”。同时，充分发挥司法调解、行政调解、人民调解的作用，强化调解工作的依法性，增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的协同性。

(三)整合社会资源。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和群众代表在矛盾纠纷调处中的参与作用，吸收各类社会组织的代表以及在当地德高望重、人缘关系好、善于做群众工作、乐于参与基层治理的调解志愿者为工作组骨干成员，形成有效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干群结合的强大合力。

二、强化预警，完善分析研判机制

(一)建立排查发现机制。一是建立信息收集、研判预警工作机制。明确信息联络员和责任领导，通过群众与联络员的对接、联络员与责任领导的对接，形成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以基层政权组织为基础，以调解组织为龙头，以基层干部为骨干，以群众队伍为依托的信息网络，使信息触角延伸到社会各个角落，各个层面，从而及时有效收集掌控、研判预警各类矛盾纠纷。二是建立信息动态监控工作机制。充分发挥信息网络作用，加强对社会面、重点人员、重点领域、重点项目建设等矛盾纠纷的排查监控，动态监控矛盾纠纷信息，提升动态掌控和及时有效化解处置矛盾纠纷的能力。

(二)健全矛盾纠纷综合研判机制。建立矛盾纠纷“大调解”协调中心，让人民调解委员会等组织参与，定期综合研判与重点研判相结合的矛盾纠纷常态研判工作机制。板桥乡每月一次、下辖各村每周一次定期研判各类矛盾纠纷，全面收集、汇总、梳理各类矛盾纠纷动态信息，准确掌握客观情况，分析研判趋势动向，提出有预见性、指导性、实效性预防化解矛盾纠纷的措施意见。

三、强化保障，形成联动化解格局

(一)建立快速反应机制。对突发性矛盾纠纷，同级调处组织人员要在15分钟内赶赴现场，开展调处化解等工作，并及时报告相关领导。在调处化解工作中，做到人员集结迅速到位、问题症结分析准确、事件动态及时掌握，形成“快速反应、协调联动”的工作模式。

(二)建立联动调解机制。一是协调联动，形成合力。乡调委会与各村调委会密切配合、协调沟通，联动发力、共同出击，集中力量调处各类矛盾纠纷。二是依法处理，规范调解。坚守依法调解底线，进一步规范调解流程、调解台账和调解协议。对法律明确不能调解的案件、当事人不愿调解的纠纷，积极引导其走其他合法渠道解决，切实维护法律权威，摒弃“摆平就是水平”的错误认识和做法，防止出现违法乱调和随意“滥调”、“空调”行为。三是以人为本、疏导为主。坚持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于化解工作的全过程，综合运用法律、政策、经济、行政手段和教育、协商、调解等方法，沉下身子，与群众面对面交谈，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方法表达诉求，解决问题，防止矛盾激化和事态扩大。

四、压实责任，严格考核奖惩

强化“目标责任”意识，实行“一岗双责”，层层压实责任，将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纳入综治工作目标考核，严格考核奖惩。凡因履职不到位，重大矛盾隐患未能及时发现或者发现后未按规定及时报送情况、未能及时开展调处工作从而引发重大群体性事件、重大公共安全事件或者“民转刑”重特大命案等严重后果的，依规依纪依法追究其责任。

关于乡镇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的调研报告2

一、工作推进情况

为提高工作要求，镇、村严格落实上级要求，建立健全了《xx镇综治信访和维稳安全工作责任体系》，全面实行了“一岗双责”工作责任制落实，将矛盾纠纷调解工作要求融入责任体系中，区分党政领导、科室村居、镇村干部等各个层面，督导各村(居)、各科室和镇属单位严格落实上级工作精神，明确时限、严格责任，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始终保持工作常态。20xx年以来，完成矛盾调解xxx件，主要类型为土地纠纷、邻里纠纷、家庭纠纷、损坏赔偿等方面，从调解情况看，各村居调解委员会严格落实上级要求，积极主动抓好了调解化解，有效防范了隐患，和谐了邻里关系。

二、经验做法

(一)党委政府高度重视，以组织领导促进工作统揽。

按照县委、县府指示精神和工作要求，xx镇党委政府规划明确了矛盾纠纷调解的指导思想和工作原则、工作目标和主要任务、对象和要求、工作步骤和时间安排、组织领导及保障措施等，将矛盾纠纷调解工作纳入党委、政府重要议事日程，结合工作要求建立健全了调解工作机构，完善了调解工作制度;积极加强组织领导，主动落实工作要求，镇每半个月召开一次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协调会议，村

(社区)建立常态化排查调处矛盾纠纷机制，主动分析形势、研究工作对策，确保了矛盾纠纷信息准、情况明、底数清，做到了应对有策、化解有效;结合党建工作要求将矛盾纠纷调解化解工作列入年度、季度党建考核内容，强化了工作督导。矛盾纠纷调解工作片面性较强，缺乏矛盾纠纷调解工作开展的创新方法。主要表现为在调解中多事运用道理、人情进行调解，没有更好的从法理、法律层面进行分析，在很多矛盾问题的处理上还需要加强法律、道理、人情的有机结合。

(二)责任体系健全有效，以岗位责任促进工作开展。

按照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建立行政调解工作体制;结合扶贫攻坚工作要求，自启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以来，我镇紧密部署，召开了“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动员大会，建立以镇、村(居)、组为三级网格，司法所、派出所为两翼的“三格两翼”人民调解大格局，为了确保这项工作快速稳步推进，我镇整合现有资源，努力探索建设结构合理、运行有效的多元化解矛盾纠纷调处体系。强化组织领导

加强领导，成立**镇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建设领导小组，由党委书记、镇长任双组长，负责组织、协调、抓好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加大宣传力度，通过开展集中宣传活动、召开群众院坝会、发放宣传资料、推送公众号等宣传形式，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把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纳入全镇平安建设目标考核，考核结果作为对各村(居)、单位综合考核评分的重要依据，对工作落实不力，造成不良后果的，予以通报问责。加强阵地建设

一是加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建设。依托镇综治办，组建“镇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心”，内设接待室、调解室、等办公室，担负全镇矛盾纠纷的排查预警、分析研判、调处化解等职责，协调指导社会各方资源，共同参与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切实发挥主导、协调作用。

二是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组织网络。健全完善镇、司法所、村(居)三级人民调解网络建设，及时化解各类矛盾纠纷。依托镇综治办和网格化管理体系，设立镇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心，同时设立调委会，负责辖区内重大疑难矛盾纠纷化解工作，并指导调解工作站、调解工作室的建设和调解工作;按照“属地管理”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在11个村(居)设立调解工作站，由各总支书记或村党支部书记兼任工作站长，具体负责协调辖区内各类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指导各调解工作室做好案卷整理归档工作，并及时汇总上报。

三是健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运行机制。建立会议机制，每月召开一次会议，统筹协调调度，按照每周一排查、一上报的要求，将收集到的信息及时录入台账;同时建立研判例会制度，对上报的矛盾纠纷分析研判，有针对性地提出意见建议，做到矛盾纠纷随时发现、随时研判、随时化解。

(三)积极排查化解矛盾纠纷

对群众反映的诉求进行政策上的宣传和耐心的疏导解释，做到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到目前为止，我镇排查矛盾纠纷95起，已调处91起，调处成功率达95.78℅，有效维护了全镇的和谐稳定。

二、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一)纠纷类型多样化

随着我镇经济的快速发展，矛盾纠纷也趋于多样化，从过去主要以家庭矛盾和邻里矛盾为主，转变为家庭、邻里、经济、土地、林地、保障、维权等各类纠纷共同存在。矛盾纠纷的范围和牵涉面不断扩大，而且往往是几种类型的纠纷融合在一起交织在一起，或由一种纠纷引发出其他纠纷，调处的难度加大。

(二)纠纷主体多元化

随着广大群众法律、维权意识的增强，从过去表现形式单一的矛盾纠纷发展为涉及面多元化的矛盾纠纷。特别是因项目征地、林权纠纷、赡养纠纷、社会保障、产业结构调整等问题引发的纠纷尤为突出。这些新型纠纷较之于传统纠纷，起因复杂、涉及面广、处理难度大，如果不能得到妥善解决就会蔓延激化，甚至酿成群体性事件对社会稳定构成严重影响。

(三)纠纷上访率升高

村(居)调委会的纠纷解决功能相对较低，调解纠纷的主动性和数量明显下降，纠纷当事人受“没人管”和“法不责众”等心理因素的影响，认为人越多就越有理、越是上访就越容易解决问题。有了矛盾和问题不是逐级反映协商解决，而是采取集体上访甚至越级上访的办法，给政府和各部门的正常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和影响，也成为困扰镇党委、政府的一大难题。

(四)纠纷调处难度增大

新的发展形势下，矛盾纠纷呈现出主体多元化、内容复杂化、调处疑难化、牵涉范围广、持续时间久、对抗程度强等新特点。有些矛盾的解决不能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有些矛盾在现有的条件下难以得到解决，有些矛盾不能一次性得到彻底化解，或是现在解决了将来还有可能再次出现甚至加剧，致使形成重复访、越级访和缠访。旧的问题没有解决的同时新的矛盾还在不断产生，新旧矛盾相互叠加相互影响，这给调解工作带来了新的压力和难度。

三、下一步工作建议

1.健全完善矛盾调解组织网络，制定综治维稳月任务清单，通过清单对各村(居)矛盾纠纷排查情况的落实进行检查评比，通过检查督促，使矛盾纠纷排査得到全面落实。

2.建立工作责任制度，村(居)调委会对本辖区发生的纠纷情况和可能发生纠纷的苗头、隐患，深入排査，及时调解，并定时上报。镇综治办对各村(居)发生的纠纷和可能发生纠纷的苗头、隐患进行汇总分类;对重大疑难纠纷及时上报;对依法属于某个部门调处的，移送某个部门并配合调处。

3.实行包案调处制度，将每起纠纷具体落实到每个调委会身上，做到定牵头领导、定责任单位、定责任人、定办结时限和包调处、包跟踪、包反馈。

4.抓好基层调解员的培训，做好调解员的培训，是做好调解工作的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应结合“法律明白人”培训等工作，对人民调解员进行专业的培训，提升其法律素质。

5.进一步落实调解人员补贴，充分调动其工作积极性，为搞好人民调解工作提供坚强的后勤保障。

镇关于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的调研报告3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因社会变革的加剧、利益格局的调整而导致的基层矛盾纠纷明显增长，近年来，因劳动用工、婚姻家庭、农村土地、山林权属纠纷、征地补偿、村级村务、财务及干部作风、城市化建设、环境污染等问题引发的基层矛盾纠纷，呈现出多元化、复杂化、群体化、疑难化等特点，它不仅关乎群众的切身利益，也对现有的社会矛盾纠纷化解提出了新的挑战，对社会稳定、全面小康建设有着重大影响，仅靠单一的矛盾纠纷解决途径已经无法满足基层社会纠纷解决的需要。为此，加快构建和完善多元化解机制，整合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等多种社会资源，综合运用调解、仲裁、诉讼等多种方式和手段，形成功能互补、程序衔接的矛盾纠纷有效化解体系显得尤为重要。

一、当前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现状

山亭区坚持以人民调解为中心，不断发展和完善“枫桥经验”，以化解热点矛盾纠纷和社会管理创新为出发点和着眼点，着力构建“大调解”工作体系，在全区形成了以区级调解中心为龙头，镇街调解委员会为主导，村(居)调解委员会为基础，企业、行业调解委员会为补充，区镇有法律顾问、村居有法律服务工作者和司法行政协理员的多层次、宽领域、全覆盖的人民调解体系，实现了“小事不出村居，大事不出镇街，矛盾化解在基层”的目标。

目前，山亭区共有各类调解组织300余个，其中区级调解中心1处，镇街调解委员会10个，村居(社区)调解委员会276个，行业性调委会8个，诉调对接1处，公调对接10处，以个人名义命名的调委会2个。共有调解员1293人，年龄结构大都在40-60岁之间，文化程度60%以上为大专学历，各镇街聘请法律顾问37人，276个村居都有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进村联系帮扶，今年以来先后调解、普法宣传170余场次，解答各类法律咨询5100余人次，村居司法行政协理员排查化解矛盾纠纷500余起。围绕区政府重点工程项目如庄里水库建设、东西鲁棚户区改造、养殖场拆迁等中心工作，将人民调解工作挺在前面，真正起到了维护社会稳定第一道防线作用。此外，严格履行《枣庄市市级矛盾多元化解专项经费管理办法》，加大人民调解的经费投入力度，以案定补，极大调动人民调解工作积极性。截至目前，共排查化解矛盾纠纷316件，全区无重大刑事案件、无民转刑案件，没有因矛盾化解不及时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或群体性上访事件。

二、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的主要做法

一是强化组织领导，为大调解提供有力保障。成立了由区委副书记任组长，公、检、法、司等21个部门一把手为成员的多元矛盾纠纷调解领导小组，具体负责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工作的指导、协调、监督和检查。从而在全区形成了党政领导重视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司法行政部门为主抓、有关部门配合抓，调解、治安、信访等各项职能互动的工作大格局。统一制作《调解文书档案》，规范调解程序和调解档案，增强调解工作的合法性，提高公信力。在队伍建设上，定期举办调解员培训班、司法行政协理员轮训班，各镇街结合当地实际，吸收为人正直、知识水平高、热心调解工作的离退休法律工作者和村居调解代表充实到乡镇调委会。在经费保障方面，区财政每年拿出30余万元用于发放补助，并将这一专项经费纳入了区财政，从20xx年起，村司法行政协理员每人每月发放50-100元不等的补贴，极大提高了调解员工作的积极性，同时也使广大调解人员进一步明确了工作职责和肩负的重任。

二是组建行业调委会，畅通百姓维权渠道。按照“哪里有人群，调解组织就建在哪里;哪里需要人民调解，人民调解就在哪里发挥作用”的工作要求，不断加强与医院、民政、交通、人社、老龄委、妇联、工商等有关行业、部门的联系和沟通，将上述部门退休的老领导、老党员、老干部以及相关领域专家、学者，退休的法官、检察官、警官、律师、公证员等法律工作者，吸纳到行业调委会中来，优化调委会人员结构，形成专兼结合的人民调解员队伍，实现人民调解员队伍专业化、社会化。完善行业调委会机制建设，建立健全了矛盾纠纷排查、信息通报、联动协作、联席会议等多项工作制度，确保行业调委会工作有章可循、有规可依、规范运作。目前，山亭区正式运行的行业调委会有8家，其中山亭区交通事故调解委员会、医患纠纷调委会和“蓝青组合”消费者维权调委会都建立了相应的专家库，运作规范，成效显著，特别是“蓝青组合”消费者维权调委会得到了省委政法委的充分肯定，医患纠纷调委会主任刁宗合被省司法厅评为最美人民调解员。

三是实施“三联工程”，为多元化解矛盾纠纷夯实基础。为切实解决基层矛盾纠纷预防化解工作中人才匮乏、专业调解人员不足的问题，山亭区创新实施了以执业律师联镇，法学会会员联村，司法行政协理员联户为内容的“三联工程”，即由执业律师与各镇(街)建立法律服务委托关系，作为法律顾问参与镇(街)重大疑难纠纷和涉法矛盾的处置工作;由法学会会员联系帮扶村(居)，每月到村两次，主要负责就村民自治、群众关心的法律问题等事项接受咨询、作出解答，对村级较大矛盾纠纷就行调处化解;司法行政协理员发挥驻村(居)优势，承担公共法律服务联络员的职能，负责矛盾纠纷信息的采集和小型矛盾纠纷的就地化解，群众咨询较为简答的法律问题的解答，将法律服务延伸到户。

四是创新排查形式，实现重大矛盾纠纷零激化。在坚持“一季一排查”的定期大排查、重大节庆期间和政治敏感期间(十九大、全国两会、青岛峰会)的专项大排查、根据发展需要的应急大排查及涉法信访“四查”活动基础上，还实行区、镇街、村居三级联动，构筑立体化排查格局。区级实施区四套班子领导成员分片联系制度，不定期带领有关职能部门负责人下基层开展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全区科级党员领导干部实行联户包案责任制;镇街实施驻村干部每周进村入户访谈民情和排摸纠纷;镇街党委、政府定期召开民情分析会，研究解决重大民情和矛盾纠纷;各基层司法所实行例会制度，分析、排查当地不安定因素;村(居)有司法行政协理员，同时又设立矛盾纠纷信息联络员，在特殊时期实行矛盾纠纷“零报告”制度。各镇街还根据实际情况，探索实行了适合自身的工作模式，如山城探索成立群众参事会，架起党委与群众沟通桥梁，部分镇街试点推行“调解员专业化”工作，店子镇在村居设置了“龙虎言和室”，冯卯镇成立了以退休法官杨守华命名的“守华调解室”，较好地促进了基层矛盾化解，筑牢了维护稳定的第一道防线。特别是在十九大、两会安保、青岛峰会期间，区司法局机关干部、10个街镇司法所司法助理员、协管员、人民调解员、法律服务工作者等共开展矛盾纠纷排查240余次，调解案件580余件，有效管控矫正帮教人员270余人，接待法律服务电话咨询、网络咨询、接待来访等共计900余人(次)。

三、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存在的问题

一是调解力量比较薄弱。区级虽然有调解工作领导小组及调解工作中心，但没有固定的调解员;各行业调委会中的调解员大多是单位退休的老干部、老党员，工作人员不固定，工作积极主动性不足;村级调委会建设不规范，软、硬件设施缺乏，队伍性别结构、年龄层次不合理，多数由本村干部兼任，且身兼多职，很难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做好调解工作;大多调委员会成员业务不精，缺乏专业法律知识，知识层次较低。

二是调解工作经费不足。实际运作中，调解经费短缺仍然是导致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力度不够，培训、宣传工作难于开展最直接的原因。除“个案补贴”、“以奖代补”外，调解工作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少，影响了调解员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制约了调解工作的开展。

三是调解工作方式、手段滞后。部分调解员在化解社会矛盾的方式方法和业务素质能力还有欠缺，调解手段侧重于“情”与“理”的运用，而不注意“德”与“法”的结合，因而调解效果不明显。调解工作中存在重“调”轻“防”现象，没有较好地发挥预防纠纷的作用，造成调解成本提高，效果不够理想。

四是联调联动机制有待健全完善。各种调解资源之间的信息联通、纠纷联排、力量联动、矛盾联调的机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在联动联调中，有些部门和单位缺席联席会议，造成对矛盾纠纷的化解调处方案不能及时出台，使矛盾纠纷的调处陷入被动。

四、建立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体系的对策和建议

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仲裁、公证、信访、诉讼等纠纷多元化解方式，在矛盾纠纷的解决过程中都表现出一定的优势和缺陷。如人民调解方便、快捷，双方当事人能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意愿，实现当事人真诚地握手言和，几乎没有成本，但达成的协议容易反悔，要强制执行需要人民法院审查，往往不能成为纠纷解决的“终局”;法院判决，虽然有强制执行力，但进入程序后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间，要交诉讼费，执行也比较困难。因此，必须从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工作机制、搭建综合平台、强化工作保障入手，构建由党政统一领导、部门协同、群众积极参与的多元化解机制，从而有效解决当今新时代出现的各种社会矛盾纠纷。

加强组织领导，健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格局。

一要坚持党委政府主导。党委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对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体系建设的组织领导，健全协调机制，定期研究问题，认真组织落实各项措施。党政主要负责人作为平安建设的第一责任人，要亲自研究解决可能影响本地区社会稳定的重大矛盾纠纷问题，切实担负起维护一方稳定，确保一方平安的重大政治责任。要紧紧围绕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需要，因地制宜出台纠纷解决机制方面的地方性法规、规章和政策，保障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在法治轨道上健康运行。二是发挥主管部门的职能作用。要根据各职能部门承担的职责、服务的对象、管理的范围不同，加强对相关社会矛盾和问题隐患的排查、分析和研判，积极建言献策。要将各职能部门化解所涉及的矛盾纠纷工作纳入行政机关绩效考核体系，纳入追责范围。三要鼓励社会各方参与纠纷化解。要坚持多元参与、共同治理，充分发挥市场、社会等多方主体在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的协同作战、互动互补、相辅相成作用。进一步推动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成立调解组织，发挥工、青、妇等群团组织的工作优势，激化工作动力，积极依法参与社会矛盾纠纷化解工作。进一步畅通群众参与渠道，发动法律明白人，网格管理员、平安志愿者、法律志愿者、退休党员干部等热心工作的人员积极参与矛盾纠纷预防和化解工作。

加强制度建设，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长效机制。

一是健全完善矛盾纠纷滚动排查机制。坚持“定期和集中排查相结合”和“条块结合”的原则，网络管理员日常排查收集，村(社区)每半月一次排查收集，区、镇(街道)、部门(单位)每月一次排查收集本部门(单位)的矛盾纠纷。逢有重要节日、重大活动等时段，各级各部门要组织集中排查收集。建立逐级上报制度，对排查的社会矛盾分类登记、汇总建档，以月报形式逐级上报。对重大紧急事项，要第一时间排查上报。二是健全完善矛盾纠纷研判分析制度。要健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协调会议例会制度，对收集的社会矛盾纠纷信息定期分析研判、总结分析矛盾纠纷规律，不断调整、创新调解方法，提高调解时效。区、镇两级每个月召开一次例会，矛盾纠纷比较集中的单位根据需要随时召开，遇重要节点和特殊情况应及时召开。三是健全完善矛盾纠纷分层分级化解机制。坚持统一领导，协调一致，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和“谁主管、谁负责”原则，建立健全责权明晰、分层级管理，多种调解手段衔接联动的“大调解”工作体系，把排查调处矛盾纠纷的责任压实到部门、单位和个人，综合运用法律、经济、行政等多种手段进行化解，提高社会矛盾化解整体合力。

搭建综合平台，提升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合力。

一是加强三级调解平台建设。继续加强区、镇(街道)、村(社区)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平台建设，建立纠纷排查调处联动机制，实现“整合资源、整体联动”。在区层面，进一步加强多元矛盾纠纷化解中心建设，做到统一受理、集中梳理、归口管理、依法处理、限期办理。在乡镇(街道)层面，大力推进乡镇(街道)综治工作平台建设，通过设立矛盾纠纷受理窗口、建立矛盾纠纷调处室、信访接待室，实现“一条龙”受理“一站式”服务、“一揽子”解决矛盾纠纷。在村(社区)层面，规范综治工作站和人民调解工作室建设，及时收集社情民意，排查化解矛盾纠纷。二是加强专业性调解平台建设。在进一步规范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婚姻家庭等行业性、专业人民调解组织工作的基础上，以征地拆迁、环境保护、劳动保障、物业管理等领域为重点，建立行政调解工作专业化水平，拓展专业性、行业性调解组织覆盖范围。三是加强诉调、检调、公调对接平台建设。法院要将诉调对接平台建设与诉讼服务中心建设结合起来，建立诉讼服务、立案登记、诉调对接、涉诉信访等多项功能为一体的综合服务平台，实现诉调对接工作规范化、系统化和常态化。检察院要健全完善检调对接制度，对受理的轻微刑事案件、民事诉讼案件，委托调解组织先行调解，根据调解情况依法做出处理决定，共同促进当事人和解息诉。公安机关要在公安派出所设立驻所人民调解室，要请人民调解员参与矛盾纠纷调解工作，对一时处理不了的矛盾纠纷，通过乡镇(街道)社会服务管理中心分流引导到相关责任单位进行及时有效调处。

强化保障，切实增强工作实效。

一是充分推动群众自治参与。继承和发扬“枫桥经验”，按照法治、德治、自治“三治融合”的基础治理建设要求，大力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积极引导群众依法利用社会力量，最大限度地让群众参与社会矛盾化解工作，把社会矛盾化解建立在坚实的群众基础上，形成“人民矛盾人民调，社会矛盾社会调”。二是切实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加强调解员队伍建设，建立完善调解员队伍培训管理和分级管理机制，建立法律明白人培训学习制度，建立调解工作专家库，以职业化、专业化、社会化为目标，培养一批调解专家、调解能手、法律明白人。三是构建经费保障机制。以政府财政投入为主，多渠道筹措资金，在“以奖代补、以案定补”保障机制的基础上，加强政府投入力度，鼓励社会各界为公益性纠纷解决提供捐赠、资助，统筹构建财政为主、社会支持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经费保障机制，提高调解人员工作待遇和工作积极性，保障调解工作有效推进。

第四篇：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情况的调研报告

关于xx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

推进情况的调研报告

xx区人大内务司法工作委员会

多元化矛盾纠纷化解机制是整合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等多种社会资源，综合运用调解、仲裁、诉讼等多种方式和手段形成的功能互补、程序衔接的矛盾纠纷化解体系。构建多元化矛盾纠纷化解机制是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程，也是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种全会所明确提出的一项战略性国家工程，对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氛围具有重大意义。为全面了解全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推进情况，自2017年4月份以来，区人大内务司法工作委员会采取座谈会等多种形式认真听取了区法院、公安局、司法局、区信访局、区矛盾纠纷联合调处中心等多个部门负责人的关于全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推进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分别走访了上述各单位实地考察，现场调研了区法院诉调对接中心、区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区公安局警民联调站点、区矛盾纠纷联合调处中心、区交通、医疗、征地拆迁、劳资等各专业调委会工作和建设情况，广泛听取各单位加强和改进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推进工作的意见和建议，系统查阅和统计了各单位2016年以来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情况的相关资料，现将调研情况报告如下：

一、全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的基本情况

(一)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基本健全。2016年以来，区委、区政府先后印发了《关于xx区全面推进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实施意见》、《关于建设xx区矛盾纠纷联合调处中心实施意见》、《全区集中依法化解涉法涉诉重点信访案件工作方案》、《xx区综治维稳信访工作中心建设实施方案》等多种制度性文件，并积极组建区、镇、村三级矛盾纠纷联合调处中心(站)和区、镇、村三级综治维稳信访工作中心(站)，从根本上保障了全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体系的健全、建设工作，全力引导了全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体系继续朝着健康、向上、完善的方向快速发展。

(二)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不断强化。2016年全区共排查受理各类矛盾纠纷824件，调解成功749件，成功率为90.8%。其中人民调解各类矛盾纠纷547件，调解成功526件，成功率为96.1%;行政调解共受理各类行政纠纷17件，调处成功16件，成功率为94.1%;司法调解共受理法院民商事案件260件，其中：调解260件，撤诉124件，调撤率为47.7%。

(三)矛盾纠纷多元化调解呈现三个特点。一人民调解仍是矛盾纠化解的重要形式。由于人民调解独特优势，各级人民调解组织排查受理矛盾纠纷占66.3%，仍然是人民群众解决矛盾纠纷的首选形式;二矛盾纠纷化解呈现多元化、底层化趋势。全区既有区级层面司法局人民调解、信访局群众信访、公安局警民联调、法院民事调解等多种矛盾纠纷调处模式托底，也有镇、村矛盾纠纷调处中心(站)及民间调解组织的多元化参与。全区矛盾纠纷化解工作同时也呈现出底层化趋势，2016年全区受理824件矛盾纠纷就有486件是通过镇、村及民间等基层调解组织参与调解，就地解决，占总矛盾数的58.9%;三劳资纠纷、婚姻家庭、征地拆迁、邻里纠纷成为矛盾纠纷高发领域。随着我区改革不断深化，群众法制和维权意识不断增强，婚姻家庭观念的转变，劳资领域、婚姻家庭、征地拆迁、邻里纠纷频发。2016年，全区受理化解的矛盾纠纷中，这四类矛盾纠纷共509件，占总数的61.9%。

二、全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一)矛盾纠纷多样化、复杂化。当前，xx区正处在深化改革，由镇区向市区转变的关键时期，大建设、大发展始终是全区发展的主旋律，在此背景下，全区各种社会矛盾叠加，新老矛盾交织，诱发群体性事件的因素不断增多，矛盾纠纷化解工作呈现出“发生同步化、诉求利益化、形式多样化、参与群体化、化解复杂化”的趋势。

(二)部分单位责任落实不到位。全区有的部门对矛盾纠纷化解工作重视不够，存在侥幸心理，认为矛盾纠纷化解工作无足轻重，甚至认为单纯是信访部门的事;有的部门信奉“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习惯心理，缺乏预见性，被动等待群众上门反应问题，不能提前采取有效措施进行预防，一旦产生矛盾纠纷才事后补救，对发生的问题疲于应付。

(三)排查不深入、化解不及时。 2016年全区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总量虽然比2015年同比下降3%，但是不可忽视的是一些矛盾纠纷由于排查化解不及时，通过群众信访的形式表现出来。有的部门排查矛盾纠纷不深入，仅仅停留在表面;有的部门排查出矛盾纠纷，仅仅是登记了事，没有做进一步细致的化解工作;有的部门主动排查、主动化解少，缺乏主观能动性。

(四)工作制度不健全、不完善。一些部门和组织矛盾纠纷化解工作制度不健全、不完善，工作没有形成规范化和常态化，缺乏相应的监督问责措施，致使一些制度和措施流于形式，导致矛盾纠纷化解工作陷入被动局面。

三、全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方法、建议

(一)进一步提高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水平。一是提高思想认识。推动 “三调联动”(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推进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是推进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服务保障民生的现实需要，是建设平安xx的应有之义。二是加强组织领导。按照全市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交流推进会精神、区委《关于全面推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设的实施意见》要求，以承担中央综治办交给的诉调对接平台规范化建设创新项目为契机，大力加强区、镇(街)、村(社区)综治工作平台建设和各专业性矛盾纠纷化解平台建设。在区政法委统筹领导下，以正在建设的“社会服务管理信息平台”为抓手，加强区、镇、村三级矛盾纠纷调处机构建设，增强工作合力。三是强化责任担当。各部门各单位都要树立责任意识、强化担当精神，坚持问题导向，牢固树立源头治理理念，尽可能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纠纷，立足本职化解矛盾纠纷;落实依法行政各项要求，着力规范行政行为，做到依法办事和服务群众的有机统一。

(二)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一是完善工作制度。要充分发挥区、镇矛盾纠纷调处机构作用，进一步梳理和完善适应我区特点的矛盾纠纷化解实施细则和操作规范，积极探索司法确认与人民调解相结合的路径，使工作环节更加顺畅、流程更加规范、绩效更加明显。杭州余杭区法院在交警部门设“交通事故审判庭”、苏州吴中区派调解员到每个基层法庭参与诉前调解、在司法所内部设立法庭，减轻法院“最后一道防线”的负荷的做法，值得我区学习借鉴。二是逐步健全行业调解机构。上海浦东区司法局在现有知识产权调委会、医患纠纷调委会、消费者权益保护调委会等26个专业性、行业性调解组织的基础上，再成立物业管理纠纷调委会、金融消费纠纷等调委会积极融入大调解格局。联系我区实际，物业调解委员会和土地仲裁机构需尽快成立。三是完善分析研判机制。矛盾纠纷调处机构要广泛收集、实时掌握各区域、各领域矛盾纠纷现状和发展动态，认真分析和研判矛盾纠纷产生的特点和规律，研究探索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的新模式、新途径，更好地服务保障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三)进一步加强队伍建设。一是加强区矛盾纠纷调处中心人才库建设。从区人大、政协、政法、信访、公安、司法、财政、人保、交通、卫生、农林、国土、住建等各单位以及“两院”等退休干部中精选热心人民调解事业，熟知本部门法规政策业务、精通调解法律法规，具备调解经验，善于沟通的干部组成调解员人才库。人才库由区矛盾纠纷调处机构登记建档，充实到调解员队伍当中。二是充实配强调解队伍。我区法院诉调对接中心已经运行，全区司法所等相关调解机构严重缺人。建议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聘用一定数量的在职调解员，交通事故、医疗纠纷调解人员的待遇也需相应提高，切实解决调解有人做、安心做的问题。三是建立退出机制。要健全和完善调解队伍的准入和退出机制，吸纳更多经验丰富、热爱调解工作的优秀退休政法工作者、人民陪审员、社区志愿者等加入调解队伍，同时对不能胜任调解工作的人员要畅通退出渠道，不断提高调解队伍的整体素质。四是强化培训指导。要进一步树立正确的调解理念，增强公正廉洁、为民服务的责任感，认真依法做好调解工作，力争化解社会矛盾。进一步加强有针对性的业务培训和指导，定期安排法律法规学习、案件交流研讨、旁听法院庭审、调解现场观摩等，不断提高调解员准确运用法律法规化解矛盾纠纷的能力和技巧。

第五篇：如何构建社会矛盾多元化协同化解机制

【摘要】近年来，我国各级政府有效地化解了大量社会矛盾，创造了行之有效的地方经验，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但是，一些新型的社会矛盾开始涌现，矛盾冲突的强度与烈度也在上升，矛盾博弈策略、手段日益复杂，这对社会矛盾的治理体系、治理机制、治理措施各方面提出了挑战。单一的社会矛盾解决机制已经远远适应不了现实的需要，需要贯彻协同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的思路，充分调动社会各界的力量，采取不同的手段，解决纷繁复杂的矛盾。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实现需要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社会力量多方协同、广泛参与，建立完善的组织框架，理顺关系、优化流程，以实现社会矛盾的有效化解。

【关键词】社会矛盾 和谐 化解 治理 调解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6.12.006

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进入新常态，如何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已经成为社会治理的核心议题。近年来，我国各级政府积极探索，采取有力措施，有效地化解了大量社会矛盾，创造了行之有效的地方经验，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但是，一些新型的社会矛盾开始涌现，矛盾冲突的强度与烈度也在上升，矛盾博弈策略、手段日益复杂，这对社会矛盾的治理体系、治理机制、治理措施各方面提出了挑战。正是矛盾的客观存在，产生了改进与完善矛盾治理机制的需要。

社会转型时期我国社会矛盾呈现多元化态势

2013年1月至2016年4月间，笔者所在的课题组先后组织了6次面对基层干部和普通群众的城乡社会调查，包括社会矛盾与社会心态等主题的问卷调查，共获得有效问卷6600余份;同时采取半结构式的个别访谈和座谈会，完成以乡镇、街道党委书记、乡镇长和街道办主任等基层干部为主的访谈600余人次，涉及江苏、山东、湖北、四川、安徽等16个省、直辖市。笔者发现，本世纪以来频发的征地拆迁、劳资纠纷、企业改制、历史遗留等重大矛盾以及交通事故、医患、家庭婚姻、邻里纠纷等人际矛盾仍在高位运行，同时因环境污染、土地流转和民间借贷导致的矛盾纠纷亦快速增长。

2015年4月①，课题组在x省②的4个地级市开展了有关社会矛盾现状的专项问卷调查。调查对象分为干部和群众两个群体。在干部群体看来，当前我国比较突出的六类社会矛盾是：征地拆迁(69.14%)、劳资纠纷(45.11%)、农村土地纠纷(42.17%)、环境保护(35.10%)、医疗卫生(29.21%)、涉法涉诉(28.03%)。其余的社会矛盾是：物业管理(27.33%)、邻里纠纷(26.74%)、交通事故(26.27%)、社会保障(25.44%)、历史遗留问题(24.62%)、婚姻家庭(23.44%)。在群众看来，当前我国比较突出的六类社会矛盾是：征地拆迁(55.00%)、劳资纠纷(37.07%)、农村土地纠纷(36.42%)、环境保护(32.26%)、医疗卫生(30.92%)、邻里纠纷(30.72%)、交通事故(26.41%)、婚姻家庭(26.26%)、社会保障(24.98%)、物业管理(19.62%)、历史遗留问题(14.82%)、涉法涉诉(12.39%)。群众与干部对于矛盾的看法，在前五位上是一致的。

我们通过对社会矛盾冲突事件的形成过程、演化逻辑以及化解对策的研究，发现诸多突出的、重大社会矛盾冲突(征地拆迁、劳资纠纷、土地纠纷、环境矛盾、历史遗留矛盾、干群矛盾等)常常冲破既有的制度化渠道，已具有难以妥协的特征，表现出较强的“刚性”特质，我们尝试将这类矛盾概括为“刚性社会矛盾”。“刚性社会矛盾”是一种在社会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已客观存在的具有明确利益对抗性的社会矛盾。该类矛盾的形成是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伴随着社会结构要素的重新分化与整合而来的必然产物;引发该类矛盾的对抗性利益纷争关涉到其中一方维护生存底线的刚性需求，明显缺乏协商的“弹性”空间;该类矛盾冲突的强度和烈度均远高于其他社会矛盾，目标的合理性与手段的非理性相绞合，往往冲破既有的制度化控制渠道，大量使用非制度化的博弈策略与手段，具有难以协调性;该类矛盾在总量上持续增长，种类上不断衍生，具有较强的再生性;该类矛盾已显现出向政治领域扩展的趋向，在发生机制上由传统的被动反应性开始向主动维权的抗争性转变，地方政府已成为主要的冲突对象;矛盾冲突的负功能比较突出，具有较高的社会风险。因此，从这类矛盾的特性来看，其与一般柔性社会矛盾(发生在个体间的人际矛盾冲突、制度化手段可解决的)有着比较明显的差异。尽管这类矛盾性质依然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其与改革初期以个体之间的矛盾纠纷为主体的柔性矛盾有了较大的区别。从我们调查情况看，每一个矛盾源，都会形成矛盾的双方甚至多方的获益者与利益受损者。大量的矛盾累积了不同的矛盾受损群体，如被征地拆迁的农民和居民、失业的工人、受到环境污染的人群等，矛盾主体趋于多元化。从矛盾参与主体的形式看，已由过去较为单纯的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矛盾纠纷，逐步发展为群体与群体之间的矛盾冲突。也有某一群体或个人与企事业单位、某一群体或个人与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与行政机关之间的矛盾冲突等;从矛盾主体的构成看，有些矛盾已由过去以社会底层群体为主向多阶层共同参与转变，矛盾不再仅局限于农民、下岗失业工人等群体，还常有教师、医生、企业管理人员、中小企业主以及离退休干部等群体参加，特别是在环境污染、劳资矛盾、物业纠纷等冲突中，这种多阶层共同参与的现象更加明显。矛盾源的复杂化与矛盾主体的多元化，为化解矛盾冲突增加了难度。

在干部群体看来，群众在遇到社会矛盾时常常采用的行动方式是：信访(73.38%)、调解(60.66%)、媒体投诉或上网(46.41%)、自行协商解决(40.99%)、采取过激手段直接应对(26.15%)、诉讼(14.02%)、寻求工会、妇联等人民团体的帮助(14.02%)、行政复议、行政裁决(7.89%)。群众认为解决矛盾最有效的三种方式是：调解(74.93%)、自行协商解决(56.64%)和信访(31.02%)。还有就是诉讼(22.10%)、寻求工会、妇联等人民团体的帮助(17.99%)、行政复议、行政裁决(16.55%)、媒体投诉或上网(13.53%)、采取过激手段直接正面冲突(2.33%)。调查结果表明，当前社会矛盾的化解主要是在制度框架内加以解决的，但仍有相当部分人会采取过激手段应对。非制度化矛盾化解方式分为：一是民众常采取的非制度化方式。主要包括：自我摧残、极端泄愤行为等个体反抗;集体反抗，分为较温和的集体抗议与较强硬的集体对抗两类。较温和的集体抗议是指通过集会、游行、示威等非暴力的方式表达利益诉求，而较强硬的集体对抗在方式与程度上更加激烈，如封堵交通道路、围堵冲击政府等，通常都有暴力的成分。二是政府采取的非制度化方式，如，阻止群众走司法渠道解决矛盾;“花钱买平安”;或采取用强力阻止群众反映诉求等。 社会矛盾多元化协同化解机制的内涵

从社会发展与社会治理的需要来看，矛盾类型的多样化与矛盾主体的多元化，需要构建新的多元化矛盾的化解机制。传统的社会管理更多的是以政府行政为主体，以司法为手段的自上而下的单一的矛盾解决机制。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必须“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③从社会建设到社会管理创新，再到社会治理的过程，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到主动进行顶层设计，由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社会治理理论的提出，标志着执政党主动适应社会变化，进行理论革新。单一的社会矛盾解决机制已经远远适应不了现实的需要，需要贯彻协同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的思路，充分调动社会各界的力量，采取不同的手段，解决纷繁复杂的矛盾。与传统思路相比，社会矛盾多元协同化解机制更加强调的是政府与社会各界力量“双向互动”的特征;社会矛盾多元协同化解机制更加强调协商、合作，采取协商民主的方式，通过广泛听取矛盾多方的诉求，统筹协调处理社会矛盾，寻找“最大公约数”，达成解决矛盾的共识。

所谓社会矛盾多元协同化解机制，是指在矛盾化解中将制度、政策、机构、队伍、资源、社会力量等相关要素有机组合，形成稳定的一种合作(协同)关系与有节律的活动模式。就是要统筹各种力量，形成相互配合、多向互动的组织框架;就是要发挥诉讼、仲裁、行政调解、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业调解、信访、协商和解、社会救助等多种解决方式的综合功能;就是要综合运用政治、经济、行政、法律、教育等多种手段，推动各种解决方式、手段之间的统一协调、功能互补、程序衔接、良性互动。构筑起“党政领导、综治牵头、司法推动、部门参与、社会协同、法治保障”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决工作体系，使得矛盾纠纷以最适合的方式得以及时有效解决。

化解主体多元化。社会矛盾多元化协同化解机制中，化解主体有多个：一是司法机关，主要是公安机关和法院。对涉法涉诉的矛盾纠纷，在进入司法程序之前由公安机关或法院进行调解，减少了矛盾纠纷化解成本。如果调解不成功，进入诉讼程序，矛盾化解主体就是法院。二是国家行政机关或准行政机关。行政调解、行政仲裁、行政复议的主体是国家行政机关，也有一些准行政机关承担化解矛盾的职责，例如劳动仲裁委员会等。三是社会力量。社会力量的内涵很广，主要指各种社会组织，如行业协会、商会、行业工会等;也指社会力量，如律师、新闻媒体、人民调解员等。不同的主体其处理结果的效力区别很大，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处理结果具有国家强制力，而社会力量的处理结果不具备国家强制力。四是基层街道(乡镇)、社区的矛盾化解力量。五是矛盾双方的当事者。不同主体在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在主导性的选择权利、选择渠道、选择方式上是不同的。

化解机制多元化。社会矛盾处理中，要对各种矛盾化解机制进行整合，协同运用这几种机制，使它们共同发挥作用。与矛盾类型和化解主体相对应，可以形成四大机制，即以司法机构及法律规范为主的司法化解机制;以国家行政机关或准行政机关及行政规范为主的行政(如调解、仲裁、复议)化解机制;以社会组织、专业性社会机构及行业规范为主的社会化解机制;以基层社区组织与社会名流及道德规范、乡规民约为主的社区矛盾化解机制。法律规则无疑是化解矛盾的底线，但司法化解不能解决所有的矛盾，而且成本较高、效率较低。行政化解易产生强制性，不适宜复杂的矛盾。社会化解机制与社区化解机制有着历史文化传统、社会心理习惯和公众认同的强大的文化氛围，是一种低成本、高效率的化解机制。多元化矛盾化解机制形成，需要在司法机制与行政机制以外，能够接受、容纳社会化解机制与社区化解机制。

化解方式多元化。制度化解决矛盾的这种方式主要有协商、谈判、调解、仲裁、诉讼等，其主要特征是双方在利益争论的焦点上无法达成共识时，能够以制度许可的手段加以解决。现在要引进非制度化的，但是行之有效的诸多矛盾化解方式。在矛盾化解准则方面包括道德规范、地方自治规范、市民公约、行规、团体章程、村规民约等社会性、地方性、民间性的柔性规范为主的化解规范，并在法规的基础上，通过理、义、情等手段调解矛盾。它们具有引导、约束组织成员、团体成员、社区成员自觉遵守国家法律、社会公德的重要作用。另外，民族习惯、宗教文化中也有许多倡导和平、宽容、妥协的内容可以作为化解矛盾的思想与做法。

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初步形成

面对实际生活中形形色色的社会矛盾，基层政府在矛盾化解中做出了各种努力与探索，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了进步。

对社会矛盾纠纷需要多元化解机制形成共识。原有的行政治理系统已经无法应对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的治理。在当前社会矛盾多元化的情况下，大量的非制度化矛盾化解方式自发地形成。一是民众常采取的非制度化方式。主要包括：其一，通过自我摧残、极端泄愤行为、“闹访”、“缠访”等形式的个体反抗;其二，集体反抗。较温和的集体抗议是指通过集会、游行、示威等非暴力的方式表达利益诉求，而较强硬的集体对抗如封堵交通道路、围堵冲击政府等，通常都有暴力的成分。二是政府采取的非制度化方式，如阻止群众走司法渠道解决矛盾、“花钱买平安”、用强力阻止群众反映诉求等。民众与地方政府中大量非制度化化解矛盾方式的出现，反映了现有矛盾处理机制的局限与弊病。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反思，政府与学界已经初步形成了共识，过往单一的行政――司法化解矛盾的体系，已经无法适应新时期大量矛盾的处理与化解。需要转换观念，借助社会力量针对多元化的矛盾构建多元化的矛盾化解的新体系与新机制。

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协同解决体制的初步形成。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实现需要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社会力量多方协同、广泛参与，建立完善的组织框架，理顺关系、优化流程，以实现社会矛盾的有效化解，各地建立起统一的社会矛盾调处中心作为社会矛盾解决平台。根据本课题组的调研，提炼部分地方的先进经验，总结出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决体制。根据地方经验，从市级到社区建立四级大调解工作网络，依次是市大调解指导委员会、区(县)调处中心、街道(乡镇)调处中心、社区(村)调处站。有了实体化的调处中心，能为群众提供“一揽子解决”诉求的服务平台，让群众在家门口反映诉求，就地解决矛盾。市大调解指导委员会主要是对一些重大矛盾发挥指导协调作用，不具体处理问题。区(县)调处中心主要承担接待受理、分流指派、协作调度、检查督办以及重大矛盾纠纷调处五项职责。调处中心主任由政法委书记或综治办主任担任，相关部门分别派人进驻调处中心，包括两类，一类是处理矛盾的直接部门，如法制办、信访局、法院、公安局;另一类是预防矛盾和矛盾多发领域的管理部门如人社局、城乡建设、城管、医疗卫生等。调处中心设立受理窗口负责接待群众来访，受理上级交办或相关部门转来或镇调处中心请求协调办理的事项。分类处理窗口按照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访调对接、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专业调解的分类，分别负责不同类型社会矛盾的调解处置。专业调解主要是处理医患、交通事故、劳动人事争议、职工维权、妇女儿童维权、征地拆迁、环境保护、物业管理、消费、物价等多发矛盾，按职能分类调处矛盾纠纷;法律服务窗口主要负责法制宣传，为群众提供法律咨询服务、法律援助等，解决重大的社会矛盾及其引起的群体性事件。 经济杠杆的本义是国家或经济组织利用价值规律和物质利益原则影响、调节和控制社会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方面的经济活动。社会矛盾化解方面，也可以利用经济杠杆来协调矛盾相关人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从而达到化解社会矛盾的效果。我国的大多数社会矛盾从根本上来说就是经济利益分配不当所导致的。对于矛盾相关人来说，利益补偿是其最关注的根本问题，解决了利益补偿问题，此类社会矛盾就可以很好解决。应该说，我国各级政府采取了很多种方式，为社会矛盾相关人提供利益补偿，例如拆迁补偿款、安置补贴、征地补偿等，有助于矛盾的解决。各级政府财力越来越雄厚，群众的生活标准也日益提高。在法律法规和财力允许的前提下，政府根据经济发展水平相应提高了矛盾相关人的补偿标准，有利于矛盾的化解。有些地方发挥保险在社会矛盾化解中的作用。针对矛盾多发领域，推广医疗事故责任险、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机动车交强险、安全生产责任险、校园方责任险、食品安全责任险等保险种类，充分发挥保险在矛盾纠纷化解、风险预防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为妥善化解矛盾纠纷提供新的途径。支持保险公司等机构及时全程介入矛盾纠纷化解工作，通过构建完善的强制保险体系，把保险作为一种经济杠杆来解决社会矛盾，与社会矛盾调解互相补充。但是，不少经济补偿远远低于矛盾相关人的期望值和现实需要，而且不同时期的补偿标准差距过大也导致了新的矛盾产生。

专业性机构的调解。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劳动争议、征地拆迁、环境保护、医患纠纷、校园伤害、交通事故等具有行业性、专业性特点的矛盾日益增多。针对一些专业性很强的社会矛盾，需要用不同的调解标准对症下药，需要专业人士的介入，需要在社会矛盾突出的行业(领域)建立专业调解机构，充分发挥行业性专业调解组织在专业性社会矛盾化解中的作用。有些地方按涉企、涉农、涉地、涉房、涉法、涉教等类别，由行业组织来牵头，成立了不同的专业矛盾纠纷调处机构，专项对口调处重大疑难矛盾纠纷。还有些地方在矛盾纠纷多发、高发领域和行业，采取派驻制办法，设立专门调解室，集中受理调处各类矛盾纠纷。行业协会、商会、集贸市场联合会、企业联合会等各类社会组织的优势，吸引、凝聚这些社会组织力量，引导这些社会组织参与到矛盾的化解中去，有针对性地解决同行业间、专业内经常发生的矛盾纠纷。

社区调解。社会治理依赖于群众的自治，这种自治不是杂乱无序的，要通过社区为载体来实现。在一些社会矛盾化解过程中，乡规民约、社区规范是农村村民、城市居民公认的、约定俗成的规矩和行为准则。在乡村中存在一些家庭纠纷、邻里纠纷、违规占用宅基地等行为，这些事情“行政不好管，法律管不好”。运用人情、习俗、礼仪、规矩等“乡规民约”作为和解的措施，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协商和解，减少矛盾冲突，对于社会矛盾的化解具有特殊的作用。村一级建立村规民约，在乡这一级有乡规民约，经过村民代表的讨论形成规矩、章法，对于村民有一定的约束力，营造良好的村风。在村(社区)大力发展“公道会”“好人调解室”等民间调解组织，有“理”大家评，有“话”大家听，广泛发动群众解决矛盾纠纷。⑤

法律手段是化解社会矛盾的最重要手段，但不是唯一手段，因为社会矛盾复杂多样，法律并不能涵盖社会的方方面面;法律手段程序严格，时间较长，成本相对较高，一些简单的矛盾不必走法律程序。此外，我国传统社会中，“无讼”的传统依然存在，普通民众还不习惯于用法律手段解决社会矛盾。“我国法律现代化过程中所面临的主要困境就是在判断事情对错时，现代性法律依据的是‘法理’，而中国人依据的是‘情理’”。⑥因此，除了法律有明确规定的、复杂的、重大的矛盾之外，较小的矛盾纠纷，可以将情理道德、公序良俗、传统习惯等因素引入具体矛盾的解决过程中，运用情、义、礼手段，在融通法律与社会联系的同时，进一步有效增加司法的亲和力。中国人向来比较注重面子，基层干部在解决社会矛盾时如果能充分尊重矛盾相关人，给足面子，矛盾相关人得到心理满足之后，再进行政策法规的解释，效果会比较明显。基层干部借助矛盾相关人的亲属、邻里、朋友、老乡等初级群体网络，借助这些社会网络的力量来劝导矛盾相关人，使矛盾相关人与遵纪守法，降低期望值，达到化解社会矛盾的目的。

社会矛盾多元化矛盾化解机制的改革

从根源上化解社会矛盾是根本，此外，在思路、制度、政策、机构、队伍、资源等层面也有大量的工作可以改进。当前在构建多元化矛盾协同化解机制中，需要做的工作是：

在战略上树立以防为主的矛盾化解思路。社会预防注重矛盾源头预防和事前预防，改善矛盾产生的因素与社会条件，以最小的代价顺利度过社会转型期，以达成和谐社会目标。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是社会治理的核心要务。现行社会治理体系中依然存在漠视社会预防的情况。一是社会预防观念缺乏。社会预防是基础性工作，短时期内难以看到政绩，现行的考核监督体系未将社会预防纳入，致使基层政府参与社会预防积极性不高。一些地方依然急功近利，为政绩不择手段，许多项目、决策不顾长远、不顾环境、不顾群众利益，成为引发社会矛盾的根源。二是社会预防体制不健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缺少经费预算。各地从财政中专门拨出一定的资金设立“维稳”专项经费、信访补助专项资金等用于事后处置。特别是群体性事件出现后，政府不计成本代价将其“扑灭”;而对于社会矛盾的事前预防则存在舍不得花钱、财政投入不足、后续投入不足、支持主体和方式单一等缺陷。其二，缺少预防力量。社会预防缺乏常态化的组织载体，仅有一些承担社会矛盾预防功能的职能部门之间往往各自为政，缺乏有效的综合协调，甚至彼此之间存在职能的替代与程序设计上的重复、信息封闭等问题，难以整合力量。三是社会预防机制不合理。在现行的机制下，主要负责社会矛盾治理的部门以政法委、综合治理办公室，公检法等单位为主，这些单位都是惩处性的事后处置部门，其管理者的视野、知识结构及其机构的职能、权限等限制了社会矛盾的基础性预防工作。正是这种理念的缺失、体制性障碍、机制性束缚制约了社会预防的建设，使得引发社会矛盾的诱因与导火索没有得到有效预防，持续引发大量的社会矛盾。更新治理思维、转变治理方式，把社会预防作为化解社会矛盾的基础已经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而紧迫的课题。社会预防以“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为主要目标，由各方社会力量共同参与，通过运用一定的治理策略，从理念、制度、机构、队伍、机制等，对社会矛盾进行事先预测和分析，以达到防止和控制矛盾的生成、生长，将社会矛盾消灭在萌芽状态或将矛盾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限度的积极社会行动。社会预防是一个动态过程，贯穿于社会治理的全部过程。 在队伍建设上要专业人才与经费保障并举。要突破政府单独作战的困境，提升化解矛盾队伍的专业能力。市级矛盾级调处中心要建立调解专家库，根据不同专业矛盾，整合社会资源，广泛吸收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律师、司法公证人员以及各行业专家学者(如社会学、政治学、法学)，为重大、疑难、复杂的矛盾纠纷提供指导性处理意见。⑦区(县)、街(镇)矛盾级调处中心依据当地的实际情况，负责选拔、招聘、培训、管理、调配专职调解员与兼职调解员，培养一支专、兼职结合的调解队伍。提高调解员的专业化水平，可以对调解员进行分级认证管理，根据其调解水平的不同，认定为不同等级。⑧此外，矛盾化解队伍中还要引入三种专业人才。一是司法人才。应该通过“三官一律”(法官、检察官、警官、律师)进社区(村)等措施，鼓励和支持司法人才下沉到基层一线，参与社会矛盾化解。二是社会工作人才。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鼓励和支持街道(乡镇)、社区吸纳和使用社会工作人才，让社工在基层一线化解社会矛盾中发挥积极作用，预防和解决社会问题。三是心理咨询人才。当前，不少矛盾当事人心理偏激。对此，先心理疏导后解决矛盾起到了良好的效果。⑨在加强队伍建设的同时，要加强基层干部的激励机制建设，解决好“权力无限小，责任无限大”的问题，加大对基层政府化解矛盾的支持力度，将权力和财力向基层下沉，保持权力与责任的均衡性，使干部有能力、有动力解决社会矛盾。上级政府要营造宽松的工作环境，理解和支持基层干部，对勇于迎着矛盾上的干部、善于处理矛盾的干部要表扬奖励，进行广泛宣传，树立典型，并作为干部晋升的一个重要依据。媒体要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公正清廉、勤政为民的基层干部，改变舆论对基层干部“污名化”的现象。定期安排一定的职数从村干部中单列考录公务员，同等条件下优先录用优秀村(居)干部。处置社会矛盾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为了保障社会矛盾化解工作的顺利开展，需要落实社会矛盾专项经费，由综治部门牵头筹集专项经费，列入专项财政预算，用于基层调解工作室建设、调解员工作补贴和个案补贴等。从基层经验来看，可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将调解经费、个案奖补、部门专业调解等列入财政预算，以此保障专职调解员的教育、培训、管理、考核与矛盾纠纷的相关费用支持，实现矛盾的有效化解。

在制度上要改革矛盾化解的瓶颈。应改进不分青红皂白的“一票否决”制及其变相的“通报制”。要实事求是地看到有些矛盾是解决不了的，有些是可以解决的。引起矛盾的原因，有些在政府，有些不在政府。现行对待进京“非访”的不分是非、不讲原因、不讲道理的通报，极大地挫伤了基层干部化解矛盾的积极性，产生了较大的负效应。考核制度要在分清责任、原因的基础上落实，区分尽职、不作为、乱作为等几种不同情况。各级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要建立矛盾纠纷解决工作责任制，明确领导干部化解社会矛盾的责任，将职责落实到人，以防止因其不作为而致使一些矛盾纠纷被推到上级部门去处理，增强工作合力，避免部门之间推卸责任。

在预防上要完善风险评估机制。当前，各地项目风险评估已经展开，政策风险评估也较为谨慎，但决策风险评估还没有进行。我们迫切需要制定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规则与办法，建立整体的社会风险评估机制。对于可能引发社会矛盾的重大项目，在实施之前开展风险评估，通过入户调查、材料公示、听证等环节，进行信息公开，广泛征集意见，解决群众的合理诉求，对于不合理诉求做好疏导工作。一是以企业改制、征地拆迁、涉农利益、教育医疗、环境保护、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等容易引发社会矛盾的领域为重点，定期进行重大矛盾源的风险评估。二是以重大项目为重点，进行定向评估。这一工作目前还比较粗糙，需要精准化。三是以重大决策、社会政策为重点进行评估。在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出台之前，需要进行决策评估，请第三方评估机构参与，从居民中进行抽样调查，分析研判群众对重大决策的看法，充分尊重群众意见，争取群众理解。对于群众普遍反对的决策，按照决策程序依法终止或修正。实现社会风险评估的全覆盖，并将风险评估的结果作为政府决策的重要参考和依据，以防止新的重大社会矛盾的产生。

在治理力量上要建构社会组织的协同机制。有效化解社会矛盾，不能仅靠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力量，还需要依靠社会力量的积极参与。要大力发展“独立第三方”的专业调解组织建设，鼓励行业协会及其他社会组织设立调解委员会，发展专业性行业性调解，充分发挥他们的专业优势，推进专业类调解的社会化，例如医疗纠纷、劳资纠纷、消费纠纷、物业纠纷、交通纠纷、金融纠纷、征地拆迁纠纷等。充分调动社会力量的积极性，完善社会力量的引入机制。一是为各类化解社会矛盾的社会力量成长创造宽松的制度环境，明确社会力量参与化解社会矛盾的界限、程序、购买服务的经费保障、优惠政策等，让社会力量参与社会矛盾化解有法可依。二是政府要真正简政放权，将社会力量能够解决的矛盾放手给社会，公共资源更多地向社会组织转移释放。三是设立社会力量化解矛盾的专项经费，加大人财物投入的力度，完善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机制，由政府花钱养人、养机构向购买优质服务转向，鼓励社会力量主动化解矛盾，根据化解矛盾的效果提供补贴等形式的经费保障。四是政府要做好监督和指导。简政放权并不是简单的一放了之，要对社会力量化解社会矛盾提供法律法规指导，加强监督，防止违法违规。加强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制度化建设。

在化解路径上要建立社区微观治理机制。将社会矛盾消除在萌芽之中的关键，就是将矛盾抑制在社区中。将治理的资源、人员、资金等下放到社区，在社区中形成“微治理”的状态。一是完善社区自治组织。自下而上由社区居民自行选举产生社区自治组织，选举品质良好、热心社区的居民加入社区自治组织，这些居民骨干同时也是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的成员，负责社会矛盾的排查和处理。二是引进司法、社会组织等力量。建立社区民警工作室、社区法官工作室以及律师工作室，指导社区化解社会矛盾。此外，还要引进心理咨询、志愿服务等力量，形成多元共治化解社会矛盾的合力。三是完善信息排查机制。社区干部和自治组织负责人要主动下沉到群众中去，实时掌握居民中存在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防止矛盾激化。对社区内的矛盾纠纷，主动出面解决，迅速靠前调解，不推诿回避，防止社区矛盾扩大化，做到“家庭纠纷不出户，小纠纷不出社区”。可以充分发动居民骨干，以及“老娘舅”“老舅妈”等调解员参与到社会矛盾化解中去。第一时间发现可能引发矛盾的各类问题、第一时间化解矛盾、第一时间将信息整理上报。将社会矛盾在萌芽时期就有效地化解，避免矛盾扩大化。 在矛盾难点上要攻克疑难矛盾的化解。在化解矛盾纠纷中，基层干部面临的最大困扰是：少部分坚持无理诉求、缠访闹访人员的无理纠缠，这些人员虽然数量不多(据基层干部测算，这类人约占当地人口的万分之一)，但牵扯了基层干部的大部分精力，浪费了大量资源。对于此类老上访户的处理，建议从以下方面着手：首先，分类分流处置。区别对待老上访户的有理诉求和无理诉求，切实做到“诉求合理的解决问题到位，诉求无理的思想教育到位，生活困难的帮扶救助到位，行为违法的依法处理到位”。如果信访人诉求合理或有合理成分的，要积极协调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督促他们解决实际问题，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对于诉求无理、缠访闹访的，应该根据《信访条例》和相关规定终结备案后，信访机关上下一致，尤其是国家信访局以不受理、不统计、不交办的原则对待，真正实现无理信访事项的退出;对于确需到上级行政部门申诉复议的，分流到行政复议渠道进行有限次度的申诉复议。对于涉法涉诉案件应回归到司法渠道解决，将涉法涉诉的信访案件转交法院审理，通过法律程序、法律手段解决，严格执行法院判决，避免终审判决后进入无限申诉的怪圈，彰显法律的公正性和权威性。对恶意滋事并有违法行为的，依法严肃处理，让当事人为“非访”行为付出代价，树立起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鲜明导向。⑩

其次，建立甄别机构。建立甄别机构是为了建立矛盾的终结机制。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解决矛盾的机制是法律。而在我国法律的终结机制没有形成，这与我国的无法可依、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文化环境有关。民众对法律没有敬畏之感。当法院的判决生效后，当事的任何一方，可以司法不公为理由，通过信访的渠道来否决法律的裁决。于是，一个从司法渠道来讲已经解决了的矛盾，又从信访渠道重新开启了解决的途径，从头再来。这不仅仅是浪费了大量的司法资源的问题，而是反映出没有一个终结矛盾的社会机制。目前，终结机制有其特殊性，要考虑到中国的国情，执行甄别机制的组织是一种各方面代表的临时机构。这种机构是在法律、信访、行政机制失效的情况下的特殊机构，兼顾到情理法。情与理，就是乡理乡情，法是法规。发挥社区舆论的作用，通过公开信息，让周围的邻里依照相关的法律、政策、程序来辨别矛盾冲突的是非曲直。因此，这种甄别机制必须要有社区的居民代表参加，主要有三种人参与，一是矛盾申诉一方的当事人、亲属、亲戚，二是人民调解员，三是要有社会力量如社区组织、律师、社区中有威望的群众领袖参加。这样不是矛盾冲突的一方面对政府基层组织了，而是有了第三方的力量。矛盾处理的过程，不是在信息封闭的情况下进行了，而是在信息公开的情况下进行。仲裁者不只是政府基层组织，而是社会的各方面的力量。政府的基层组织从矛盾的一方解脱了出来。一旦矛盾通过这种建立在社区中的甄别机构甄别后，就具有民间舆论的力量。以人民调解的方式，在法院中备注，也具有法律的效力。矛盾一经甄别后，就是最后的定性。如果矛盾当事人反复不定，再去上访。法律、信访、行政部门不予支持。对这类甄别过的矛盾，也不记录在进京通报、干部考核中。这将使基层干部从通报制中解脱出来，从而可以理直气壮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解决无理取闹的问题。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生杜伟泉对此文有重要贡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我国刚性社会矛盾趋势分析与化解对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4zda061)

注释

此次调查将调查对象分为干部群体和群众群体。干部群体调查问卷共计发放880份，实际回收问卷共857份，问卷回收率为97.39%，有效问卷为849份，有效回收率96.48%;群众群体调查问卷共发放2160份，实际回收问卷共2070份，问卷回收率为95.83%，有效问卷为2018份，有效回收率93.43%。

限于保密原则，调查地点采用匿名的方式。问卷调查获取的样本对社会矛盾的感知是一种主观看法，与实际矛盾发生的频率无关，而是对矛盾的后果、矛盾的影响、矛盾的冲击程度的一种看法。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9页。

所谓大调解，是指以党委政府统一领导、政法综治牵头协调、调处中心具体运作、司法部门业务指导、职能部门共同参与、社会各界整体联动的解决纠纷制度。

例如，南京经济开发区成立了韩国商会人民调解委员会，利用韩国商会的人力资源和栖霞区内的调解资源相结合的形式，化解了大量的韩资企业内的矛盾纠纷，如劳资纠纷、经济合同纠纷、民事纠纷等，处理时间短，效率高，不收费，达成的调解协议又能得到履行，这些人民调解的优势让韩资企业非常认同。

郭星华等：《社会转型中的纠纷解决》，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

如江苏南通市成立了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工作法学专家咨询委员会和医学专家咨询委员会，为各区医调委调解疑难复杂医患纠纷时提供专业咨询意见和调解建议，大大增强了人民调解化解医患纠纷能力。

例如江苏南通推进调解员队伍职业化建设。2013年，该市专门制定了《南通市调解专业人员职业水平考试和评价实施办法(试行)》，《办法》确立了专业调解员的准入机制，详细规定了调解员职级评定、晋升、管理、待遇等方面的内容，有力地推进了调解人员专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