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典型案例

第一篇：社会治理典型案例

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工作案例典型经验

一、创新工作理念，实现治理方式由“闭合型”向“开放型”拓展。

强化区域性功能，实现参与主体多元化。坚持对内整合、对外联合，凝聚基层dang建发展合力。将整建制拆迁的X个行政村就地转为社区，调优组织设置，引导村、社区党组织结对共建。深入推行“大党委制”，村(社区)党组织累计吸纳X家驻区单位党组织负责人作为“兼职委员”，实现dang建资源共享、组织生活联办。推进跨区域结对共建，鼓励市、区机关部门单位“反哺”结对村(社区)，将优势资源向下倾斜，为基层建设发展提供必要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持。

实施精细化管理，实现服务效果最优化。在社区工作者、党员志愿者、业委会成员中挑选出X名片长、X名楼长，承担收集民情、调处纠纷等职责，分类绘制反映居民服务需求、社区服务设施分布状况的民情图X类达X多张，社区干部“持图入户”，每月至少走访X户居民，“点对点”联系服务群众，X年以来共上门入户X次，解决群众难题X多件。

实行参与式治理，实现共建方式民ZHU化。以“参与式方法”为指导，针对社区建设过程中的具体问题，建立居民议事会、事务会商会等多种形式的基层民ZHU协商制度，构建党组织领导下“开放、多元、共治”的管理格局。X年以来累计开展议事会商X多场次，解决安置小区“毁绿种菜”、广场舞扰民、停车难等“大事小情”X多件。

二、对接群众需求，实现服务体系由“零散化”向“一体化”升级。

新形势下，如何及时回应群众多元化的服务需求，建立“适销对路”的公共服务体系，成为基层党组织迫在眉睫的事。X区一方面积极拓展公共服务范围和项目，满足公众选择，另一方面适当引入市场机制，培育壮大社会组织力量，建立多元化、专业化、一体化的服务体系。

统筹兼顾，提供更加高效的便民服务。面向城市化进程中的失地农民(失水渔民)开展“新市民”培训，开设“道德讲堂”、“法律讲堂”，提升道德法治水平，组建X支创业指导团队、X个创业实训基地，帮扶X多名失地农民成功创办X家企业，帮助X多名失地农民实现再就业。为让居民群众享受到“全天候”办事服务，建立AB岗制和错时工作制，社区公共服务实行工作日午间值班、双休日预约服务，得到群众“点赞”。

创新载体，开展更加高效的志愿者服务。根据党员个人特长和服务意向，组建专业型、综合型志愿服务队X支，吸纳X余名党员志愿者。搭建“响应式”志愿服务平台，通过电话热线和“XXdang建”微信服务号受理群众服务诉求，向党员志愿者进行推送，及时提供居民所需服务，累计开展“响应式”服务X次。

瞄准需求，打造更加精准的项目化服务。社区党组织通过议事会商掌握居民共性服务需求，以“微公益”的形式申报社区服务项目，采用众筹模式多渠道筹集资金，推动项目落实。X年以来，区级机关部门、企事业单位共出资X万元认领了X个社区服务项目，惠及群众X余人。

外引内培，探索更加专业的社会组织服务。建成“致和公益新天地”等一批社会组织孵化基地，深化与高校、专业社工机构的交流合作，通过外引、内培等方式，大力培育社会组织，并建立以项目为导向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和公益创投机制。目前全区共有各类社会组织X家，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数达到X.X个，超苏南现代化指标水平。

三、强化基础保障，驱动基层工作由“缺要素”向“有资源”转变。

建强班子队伍，确保“有人干事”。采取选、聘、留、派等方式，选配思想素质强、科学发展能力强的干部进入村(社区)“两委”班子，定期开展现代服务理念、社区治理方法等内容的能力培训，“双强”型干部占比动态达X%。建立基层党组织书记、社区专职工作者待遇自然增长机制，同时强化政治激励，对优秀村(社区)正职在公务员、事业单位招录时给予政策倾斜。制定社区专职工作者管理办法，明确职责权利、进出机制、管理培训、考核奖惩，通过社会化招聘和组织社区工作人员参加职业资格考试等方式引入专业社工，确保X年底前每个社区至少有X名专业社工。

优化服务阵地，确保“有地议事”。按照“服务面积最大化、办公面积最小化、服务效能最优化”的原则，推动“X+X”区域性党员服务中心建设，促进服务资源集中投放。已建在建万科、迎江路、电力路等X个单体面积X平方米以上的区域性党员服务中心，辐射周边社区，实现错位发展，形成互为依托的服务阵地集群。

完善经费保障，确保“有钱办事”。鼓励村(社区)大力发展资金投入型、资源开发型、资产经营型和基础服务型集体经济，增强“造血功能”。今年重点推进村(社区)经营性项目X个，计划收益X万元，同比增长X.X%。全区每年安排X万元保障社区干部工作待遇并建立常态增长机制，按社区实有人口每年拨付给每个社区至少X万元工作经费，区财政每年安排X万元社区建设项目引导资金，主要用于和谐示范社区创建、政府购买服务、社会组织培育等项目的奖补。

落实dang建考核，确保“把事办好”。强化书记抓dang建第一责任，严格执行定期议党、目标管理、协调会议、联系点、检查考核等X项管党制度。建立dang建责任清单制度，明确基层dang建工作重点任务、标准要求和完成时限。健全党组织书记抓dang建工作“联述联评联考”制度，将“上考下”和“下评上”有机结合，通过专项述职、领导点评、群众测评和量化评分等方式，考准考实基层dang建，做到“以实绩论英雄”。

X区大力实施“融城dang建”“一式两化”社区管理服务体系建设，有效发挥了基层党组织的服务功能，走出了开放、多元、民ZHU的基层治理新路子。这些生动实践，对新形势下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提供了有益启示：

X.坚持党的领导作用，是实现基层治理创新的根本保证。X区通过调优组织设置，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保证了基层治理创新的正确方向，通过资源整合实现了公共服务效果最佳化，积极探索议事会商等基层民ZHU形式，赢得了群众的拥护，充分发挥党员在志愿服务、结对帮扶等活动中的模范作用，带动社区居民广泛参与社会自治。实践证明，推进基层治理创新，必须始终突出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强化政治引领功能，将社区建设作为基层党组织的第一责任，使基层党组织在为民服务的过程中增强自身凝聚力，牢牢巩固执政之基。

X.坚持服务群众需求，是实现基层治理创新的最终目的。新形势下，社会利益主体日趋多元化，推进基层治理创新不仅要保障居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也要搭建沟通渠道让群众充分参与，切身分享社区建设成果。X区坚持从软、硬件两方面着手，加强服务阵地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推行民ZHU议事会商、“民情图”工作法等参与式治理手段，精准掌握群众需求，提高社区服务的针对性、实效性。实践证明，服务居民群众是基层dang建工作的基本价值取向，只有牢牢把握这一根本宗旨，基层治理创新的路子才能越走越宽，才能赢得群众的广泛支持。

X.坚持区域联动发展，是实现基层治理创新的有效途径。X区通过建立“大党委制”、村(社区)党组织与机关部门结对共建等方式，打破长期以来各基层党组织“条块分割”，dang建活动“各自为战”的状况，实现了资源的有效流通，也让驻区单位在区域建设中从被动转为主动，角色从“参与者”变成了“组织者”。实践证明，抓基层建设不能光靠村(社区)党组织“单兵作战”，要充分调动驻区单位、全体党员、居民群众的积极性，共同构建条块结合、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驻共建的工作格局。

第二篇：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改进社会治理方式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是社会治理理念的重大转变。

本次全会提出的“治理”与过去所熟悉的“管理”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其中却蕴含着重要的理念转变。治理更为强调主体的多元参与，此次全会提出的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等内容就是主体多元性的集中体现。全会的新提法与过去所强调的政府在国家管理中的一元主体地位有着很大的不同。

多元参与改变了政府过去对社会事务强调控制的理念，将控制转变成了服务与协调，这将促使政府真正回归到服务型的轨道，使政府从管理者转变为服务者。

多元参与改变了过往政府习惯于应对社会事务，解决社会问题单打独斗的理念。社会治理的提出使政府开始更为关注其他社会主体对于处理社会事务，解决社会问题的作用与功能，使政府开始意识到要将自己不应该管的和管不好的社会事务交给其它社会主体去处理，以便于社会问题得到更好的解决。

多元参与使政府在处理社会事务，解决社会问题过程中民主理念得到增强。在社会治理体制下，政府在处理社会事务中要善于吸收、听取其他治理主体的意见，善于通过自身的主导作用，调动其它主体参与到治理活动中来，并赋予各主体相应的权力，以实现治理的有效性。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要求改进社会治理方式。

一是要加快构建以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为基础的社会治理方式。

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要求，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是我国社会治理体制的基础架构。党委领导就是要明确中国共产党在治理结构中的领导地位，这是由我国的政治体制与现实情况所决定的，治理体制中的其它主体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参与到治理实践中来，要切实履行法律赋予自身的权利，积极完成自身所承担的义务，主动学习、了解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主动与各级党组织密切配合，切实保证社会治理活动的有效开展。

政府主导就是政府不再是治理体制中的唯一主体，政府在社会治理过程中承担着凝聚、协调、调动和组织的作用。其他治理主体要在政府的凝聚与协调下进行社会治理实践，要及时弥补政府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存在的不足，政府要及时校正其他社会主体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出现的偏差，要及时调整不同社会治理主体在社会治理过程中的功能与角色。

社会参与是指要充分调动党委、政府以外的其他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要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要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要在社会治理实践中将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真正实现治理主体的多元参与。

二是要加快构建以法律、道德规范调节为手段的社会治理方式。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要强化依法治理与道德约束，构建以法律、道德规范调节为手段的社会治理方式。一是要坚持依法治理，要加强法治保障，要通过各种形式的宣传、教育培养社会治理主体与群众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处理社会问题、协调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的意识与习惯，要强化社会治理活动与治理行为的合法性，要不断树立法治在社会治理活动中的权威性，要让法律成为社会治理活动运行准绳。二是要坚持综合治理，强化道德约束。道德规范所具有的柔性约束力与普遍约束效应是法律所不具备的，因此要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彰显出道德在约束、规范社会行为，调节利益关系，解决社会问题中的作用，要重视对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基础的社会道德体系的建设，要通过各种形式弘扬家庭美德、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要努力营造诚信、友爱的社会环境，要积极传播社会正能量，实现道德规范对社会治理主体、群众行为的软约束。

三是要加快构建以基层为导向的社会治理方式。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坚持源头治理，要以社会化服务为方向，要及时反映和协调人民群众各方面各层次利益诉求。因此，要加快构建以基层为导向的社会治理方式。

以基层为导向的社会治理方式要注重为基层群众做好服务。要加快基层网格化社会管理的构建与实施，网格化社会管理是基层居民自治的创新形式，是社会治理体制不可或缺的方式、方法，它改变了传统管理从上到下的管理模式，建立了从下到上，从群众需求出发的为群众服务的新模式。

以基层为导向的社会治理方式要注重协商对话机制的建立。要注重维护群众正当利益的诉求表达权力，及时反馈人民群众的意见与建议，要真心倾听群众的声音，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在倾听意见的过程中与群众建立对话、协商机制，要通过协商对话机制有效协调群众各方面、各层次的利益诉求，要及时化解利益冲突，从而实现社会治理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的价值目标。

第三篇：改进社会治理方式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第四届中国社会治理论坛隆重举行

改进社会治理方式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第四届中国社会治理论坛隆重举行

2014年05月27日 16:5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 陈叶军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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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首次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作用。”这为我国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巨大理论发展空间和政策执行空间。

5月18日，第四届中国社会治理论坛在北京师范大学隆重举行。论坛由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中共北京市委社会工作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社会工作协会、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联合主办，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院长、国务院研究室原主任、国家行政学院原党委书记魏礼群主持开幕式，并发表“积极推进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主旨演讲。

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本届中国社会治理论坛共设五个分论坛，分论坛“改进社会治理方式”由北京市社会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张坚和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朱光明教授分别主持上、下半场。

社会治理旨在针对国家治理中的社会问题，发挥多元治理主体的作用，保障改善民生，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推动社会有序和谐发展。“将‘社会管理’改为‘社会治理’，标志着由传统的社会体制向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现代社会体制转变，也就是要通过深化体制改革和管理创新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治理现代化。”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院长魏礼群说。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必须遵循现代社会发展的特点和规律。”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丁元竹指出，当前，社会治理缺乏顶层设计，社会治理各个部门以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导致社会政策碎片化。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必须理顺政府诚信与社会诚信之间的关系。政府首先要带头讲诚信，政府公共价值是社会公德的基础,也是社会治理的价值基础，仅仅依靠法律不足以约束人们的行为、形成良好和谐的社会氛围。

魏礼群表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是在党的领导下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社会的深刻社会变革，需要从多方面着力，特别应当把握好政府善治、合作共治、基层自治、社会法治、全民德治五个关键环节。政府善治就是要创新政府治理方式，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合作共治就是要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发挥社会组织的桥梁作用;基层自治就是要重视基层社会自治，发挥群众参与的基础作用;社会法治，就是要推行法治社会建设，发挥法治的保障作用;全民德治，就是要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推进国家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一项极为复杂、艰巨、长期的系统工程。”魏礼群强调，实现这个超大规模战略工程，需要我们牢牢把握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个根本要求，始终坚持社会治理创新正确方向;需要不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决破除各种不合时宜的旧观念、旧思想的束缚;需要坚持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相结合，既要从战略上谋划社会治理现代化，又要及时总结推广地方社会治理创新的新鲜经验;需要坚持立足中国基本国情，高度重视继承我国传统社会治理优秀文明成果，同时又要顺应世界发展潮流，善于学习借鉴人类治理社会文明一切优秀成果;需要坚持统筹推进全面改革，加强社会治理体制改革与其它各方面改革的配合性、系统性、协调性，以利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顺利推进。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崔亚东认为，创新社会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社会治理是现代社会最为重要的治理方式，提高社会治理能力，必须不断推进社会治理的现代化。他以在上海和贵州工作中亲历的实际问题为例，阐释了公众参与、源头治理和法治保障对于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意义。

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丁茂战教授认为，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面临六项任务：一是要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二是要从顶层设计开始;三是社会治理主体要多元化;四要促进二次现代化的实现;五要解决托底的问题;六是必须从中国实际国情出发。

国务院研究室社会发展司司长邓文奎指出，改进社会治理方式的关键是转变政府职能。创新社会管理体制的核心本质上是正确处理好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应该明确政府和社会的权责边界，更好地发挥公民、社会组织，以及企事业单位的作用，依法规范其行为，实现共治的格局。对于政府来说，法无授权不可为。所有政府行为必须依法有据。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春光教授围绕“社会转型与社区治理创新”问题发表演讲，他以在全国各地社会调研的第一手数据和研究为基础，指出了中国城乡社区建设普遍存在着社区服务能力弱化和社区团体虚化的问题。认为社会建设是五大建设的最关键切入点，必须予以足够重视。台湾在社区营造方面的很多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执行副会长兼秘书长高小平认为，恰恰是社会治理的力量让地方官员和专家学者们一起坐下来探讨问题。当前智库应该为高层领导决策提供三个方面的研究基础:第一是理念方面的创新，尤其是带有批判性的理念;二是研究方法和操作技术层面的创新;三是经典案例的整理和启迪。

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丁元竹教授认为，我国政府目前普遍还是采用传统治理理念和治理手段，但在一个国家和社会急剧转型的时期，传统模式一定会遭遇诸多困难和挑战。因此，研究治理问题必须要有全球视野，要放到一个全球公共事务和全球治理的国际框架中去考虑。“开放、包容、多方参与”应该是其必备的特征和要素。

广东省深圳市社会工作委员会专职副主任陈东平以深圳市的社会建设工作为例，对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他用三个案例说明了当前政府工作程序的繁琐和制度建设的滞后。论证了深圳“织网工程”在以信息化手段推动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方面的重大意义。强调了深圳社会建设工作的四个着眼：着眼于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着眼于推动服务型政府的建设;着眼于工作体制机制的改革;着眼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电子政务云计算国家工程实验室主任连樟文认为，信息化对社会治理方式转变可以起到带动和引领的作用。可以用来作为改进社会治理方式的一种技术路径，去催生管理革命和服务模式的创新。

充分发挥法治引领和保障作用，建设法治社会

第四届中国社会治理论坛之分论坛“加强法治社会建设”由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中国社会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叶静漪教授和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直属支部书记兼副院长赵秋雁教授分别主持上、下半场。

第十一届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医疗保险研究会会长、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原副部长王东进强调“依法施保”是促进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是实现社会保障良好治理的根本保证。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所长、中国法学会副会长李林教授认为，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必须把握四点：一是把握法治文化建设的规律特征：导向上的政治性、内容上的法律性、背景上的文化性、过程上的长期性、受众上的实用性;二是加强公民意识教育;三是推进全民守法;四是加强领导干部的法治教育。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原院长吴江教授呼吁建立国家荣誉制度，认为国家荣誉制度体现国家意志与公民意志的统

一、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

一、品行肯定与贡献肯定的统

一、以精神奖励为主导的精神激励与物质激励的统

一、时代需要与文化传承的统一。

著名刑法专家、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暨法学院院长、中国刑法学研究会会长、国际刑法学协会副主席暨中国分会主席赵秉志教授做精彩点评;他认为，加强法治社会建设在当今国家加强社会建设、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要发挥法治的“引领和保障”作用。“引领”要求社会管理者采取积极措施，正面引导社会的观念、文化等朝着法治的方向发展，引导民众自觉运用法治的思维、方法和手段去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保障”则要求社会管理者针对法治社会建设中存在的问题，采取积极措施，不断的夯实法治社会建设的基础，为法治社会建设保驾护航。

论坛上，黑龙江省大庆市委常委、副市长、公安局局长曹力伟，黑龙江省哈尔滨政法委副书记、市综治办主任锡东升，江苏省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书记、市作风办主任唐健，北京市东城区社区参与行动服务中心主任宋庆华，北京市工商业联合会美容美发化妆品商会会长吴茜，先后分享了《以大庆市十年改革实践为范例——论公安改革对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意义》、《大力推行“两种模式”，深化社会治理基层平台建设》、《“零障碍”工程与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社会治理中的冲突管理》、《刑满释放人员的安置与技能帮教》等实践经验。

知名社会学家、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主任谢志强教授做精彩点评。他认为这些实践探索体现了问题导向、前瞻性、创新性、规范性等共性，同时又具有鲜明个性。大庆实践在于“体制重建”，通过“扁平化管理、综合性执法”的改革，增强执法能力，提高警务效率，配套实施机制创新与流程再造，促进规范执法，保障司法公正。哈尔滨实践在于“全”，探索了城乡社区治理，尤其是抓住了基层这个核心。徐州实践是“通”，重在打通环节，实现“零障碍”，提高服务效能。社区参与行动服务中心是“转”，体现民主协商的精神;北京工商联化妆品商会实践是“特”，关心、关爱、关注特殊人群的服务和管理。

新公益、新体制、新社会，激发社会组织活力

第四届中国社会治理论坛之分论坛“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赵克斌教授和国家行政学院社会与文化学部副主任马庆钰教授分别主持上、下半场。

在上半场，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赵世洪、民政部社会工作司司长王金华、中共北京市委社会工作委员会研究室主任岳金柱、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副秘书长姜再增、北京市残疾人联合会社会工作部主任王长红等主要从社会组织实务层面依次做了演讲，并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部长葛延风和外交部涉外安全司副处长姚琳娜对嘉宾演讲做点评。随后，由赵克斌教授主持了讨论。

下半场在马庆钰教授的主持下开始，清华大学NGO研究所所长王名教授、香港理工大学第三部门教研中心主任陈锦棠副教授、上海交通大学第三部门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徐家良教授、北京大学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锦萍副教授从学术层面分别做了精彩演讲。王名从“新公益、新体制、新社会”三个层面解读了公益、多元共治和社会体制的发展趋势;陈锦棠重点介绍了香港社会组织的发展沿革与社会组织创新;徐家良从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角度分析社会组织发展;金锦萍做了关于社会组织立法的思考。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社会公益研究中心主任陶传进、上海仁德基金会副秘书长束鹏做点评人。在互动环节，现场热烈讨论，各抒己见，把此次论坛推向高潮。

“要把社会组织治理现代化摆在重要位置。”丁元竹指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不仅要协调政府内部各部门之间的关系，还要协调政府与社会各部门的关系，并且后者将对决策的产出发挥决定性影响。尽管政府在公共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它仅仅是公共事务决策中的角色之一。问题越复杂，政府越需要与其他社会部门合作。当前各类志愿组织林立，缺乏内在合作，行政化趋势严重，对此必须引起高度重视，要坚决取消和防止社会组织行政化，否则将损害志愿服务在中国的发展。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王名教授表示，建设现代社会组织体制需要从新公益、新体制、新社会三个层面入手，新公益是超越现代慈善的新动向、新趋势，新体制是从社会管理走向多元共治的体制改革，新社会是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所展示的未来图景。

“社会组织在社会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加快社会组织培育与监管立法，是推进我国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内在要求。”北京物资学院劳动科学与法律学院法学教研室副主任吴长军说，发挥社会组织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必须完善社会组织立法，坚持培育发展与监督管理并举，形成“法律规范、分工有序、管理有效、培育得当”的多元化社会组织治理体系。社会组织立法必须坚持社会本位，坚持培育与监管并重原则，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完善社会组织治理结构，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保障实现政府的行政职能与社会的自我管理职能分离，行政权力与自治权利分离，以促进社会组织健康发展。

观点对策的探讨，实务学术的交流，与会专家、领导们就如何更好激发社会组织活力达成了部分共识。

搭建社会安全网，聚焦反恐与网络安全

第四届中国社会治理论坛之分论坛“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分别由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培训中心主任龚维彬教授和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王宏新副教授主持上、下半场。

国务院参事闪淳昌作了《关于健全公共安全体系的思考》主题演讲，他提出建设一个以人为本、依法应对、科技先进、军民融合、统一领导、综合协调、分类管理、分级负责、属地管理为主的，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公共安全应急管理体系。李京教授认为，闪淳昌参事报告中提出了应该怎么做，特别重要的是讲到了要从全方位、全过程、全灾种、全社会来统筹安排。

清华大学彭宗超教授作了《中国社会会稳定风险评估的指标体系构建》主题演讲。他聚焦于社会安全风险评估，与大家分享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指标体系框架研究成果。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安全与军控研究所所长李伟作了《中国反恐与国家安全体系》主题演讲。他就当前我国面临的反恐形势作了详细介绍，指出当前中国进入了反恐斗争的新阶段，反恐领导体制正在不断建设完善，民众反恐安全意识在不断提高。

范继跃书记、许利平教授、张胜军教授、吴福环教授分别对彭宗超教授、李伟教授等的演讲作了点评。互动环节中各演讲与点评嘉宾针对大家提出的问题进行详细的讲解与探讨，会场气氛十分热烈。

青年才俊共聚一堂，共议社保制度完善

中国社会治理论坛之分论坛“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中国社会保障30人论坛青年学者联盟论坛”，是为鼓励和支持青年才俊广泛交流、深入探讨而特设，是中国社会保障30人论坛青年学者联盟自2013年组建以来的首次活动。由郑功成和中国社会保障30人论坛青年学者联盟成员、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研究员谢琼分别主持上、下半场。

郑功成在主持会议时指出，社会保障肩负解除人民后顾之忧和提供稳定安全预期的重大职责，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社保制度还存在着制度性缺陷和体制性障碍，亟待通过优化制度安排和完善相关体制、机制走向成熟、定型，而慈善事业作为社会治理的有益且有效途径，亦需在法制化轨道上向前发展，青年学者们围绕这两大主题展开讨论并提出有价值的对策建议不仅体现了一种责任感与使命感，亦可以为正在推进的社保改革与慈善事业立法提供参考。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郑秉文研究员、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障研究所所长金维刚研究员、中国慈善联合会副秘书长刘佑平、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副院长孙洁教授对为本论坛做点评。来自中国社科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山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对外贸易大学、中国劳动关系学院、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华北电力大学、西北大学、辽宁大学、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国劳动保障科学研究院、中国慈善联合会、中华慈善总会等单位的社会保障青年学者围绕深化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发展慈善事业与社会治理创新展开深入研讨。

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李金华，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伟光，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何毅亭，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刘川生，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董奇，北京市副市长戴均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培林，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郑科扬，上海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崔亚东，第十一届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王东进，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赵世洪,北京师范大学原党委书记、校长方福康，全国人大常委郑功成，中共北京市委社会工作委员会书记宋贵伦，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赵蓬奇、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副秘书长任珑等领导和专家出席了论坛。

来自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国务院研究室、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教育部、民政部等10多个国家机关部委，北京、上海、广东等近20个省区市地方政府，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巨人教育集团等30多家社会组织和企业，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人民大学、澳大利亚南澳大学、新加坡公共服务学院、香港理工大学等50多家国内外高校和科研机构，新华社、中新社、人民出版社等40多家学术期刊和新闻媒体，约400多位代表参加会议。

第四篇：现代企业概论课件案例公司治理案例

(一)杜邦公司的治理结构

一、公司概况

杜邦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化学公司，也是美国最古老、最有权势的巨型工业企业之一。杜邦公司最初是一家制造火药的垄断企业，后来逐步发展成为美国乃至世界上最大的综合性化学产品公司。现在其业务活动主要包括生产和销售生物医药产品、工业和消费者产品、纤维、泡沫产品、农用和工业用化学品、石油勘探和石油生产及精炼、运输等。

二、股权结构状况

1802年，厄留梯尔·伊雷内·杜邦和波迪合伙的特拉华州的威尔明顿，买进布兰迪瓦河畔的布鲁姆农场，着手创立了一个火药工厂。由于1812年爆发了英美战争，杜邦公司借助于同托马斯·杰斐逊的特殊关系，赢得了大批政府合同，迅速成为美国最大的火药厂。

1834年伊雷内死后，其子阿尔费雷德和亨利接管了公司并买下了其合伙人的股份，从而奠定了杜邦家族控制企业的基础。亨利是军人出身，接管公司后实行“凯撒型”的管理方式。

亨利死后，由其侄子尤金继承，但由于缺乏经验，使公司陷入危机之中。正当无人敢接重任、杜邦家族拟将公司全部卖给别人的时候，三位堂兄弟T·考尔曼·杜邦、阿尔费雷德·杜邦和皮埃尔·S·杜邦，以廉价买下了公司，并于1899年开始，把杜邦公司由合伙制企业改组为公司制企业。1902年改组完毕，使之成为一家实行单一性集权式管理的工业企业。当时杜邦公司只有六名股东，全是杜邦家族成员。同时，它在美国火药市场上居支配地位，占有50%以上的市场份额。一战又给杜邦公司带来了神话般的利润，供应盟国军队所需火药的40%以上。一战后，杜邦公司以其战争期间所获巨额利润为基础，在国内外进行大规模的扩张并实行多样化经营战略。

到1984年，杜邦公司股东资本为122.3亿美元，普通股票为2.4亿股，股东人数达24.4万人，机构投资者拥有34%的股票，其中西格雷姆公司(酿酒业)拥有21%的股票，杜邦家族仍控制着44%的股票。目前，西格雷姆公司拥有24.5%的股份，杜邦家族仍持有22%的股权。

三、治理结构变革

长期以来，杜邦公司一直都在杜邦家族的直接控制之下，其董事长和总经理都是杜邦家族的人，只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才由培养出来的亲信代替。

在19世纪中叶，杜邦公司基本上是单人决策式经营，这一点在亨利这一代尤为明显。公司所有的主要决策和许多细微决策都由他亲自制定，所有支票都得由他亲自开，公司所有契约都由他签订，他一人决定利润的分配。

1902年，三位堂兄弟获得了这一家族公司的控制权以后，开始了组织机构的变革，果断地放弃了“亨利将军”的那种单枪匹马式的管理方式，精心设计了一个集团经营的管理体制。在美国，杜邦公司是第一家把单人决策改为集团式经营公司，曾成为美国各公司特别是著名大公司的模式，并反映了企业组织机构发展演变的一般特点。集团式经营最主要的特点是建立执行委员会，隶属于最高决策机构董事会之下，是公司的最高管理机构。

1967年，科普兰把杜邦公司总经理一职史无前例地让给了非杜邦家的马可，财务委员会议议长也由别人担任，自己专事董事长一职，从而形成了一个“三头马车式”的体制。1971年，又让出了董事长的职务。这一变革对于美国

典型的家族公司而言，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改革。虽然杜邦公司仍由家族力量所控制，但是董事会中家族比例越来越小。在庞大的管理等级系统中，如果不是专门受过训练的杜邦家族成员，那么就没有发言权了。

四、董事会

董事会是杜邦公司的最高决策机构，是治理结构的核心组成部分。1984年，杜邦公司董事会由29人组成，其董事长为爱德华·G..杰裴逊(1981年连任董事长一职)，兼纽约化学银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西格雷姆公司董事，其他董事会成员中执行董事另有5名，分别为2名副董事长和3名执行副总裁。其余为非执行董事，其中有2名杜邦家庭成员，并分别担任威乐明格信托公司的董事和副总经理。

1995年，杜邦公司董事会成员变为17人，其中非执行董事13人，具体名单如下：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Edgar S. Woolard, jr

副董事长：John A. krol

执行董事：Constamtine s. Nicandros (康诺克首席执行官)

Richard E. Heckert (公司前副董事长、首席执行官)

非执行董事：Andrew F. Bremmer (Brimmer公司总裁)

Charles R. Bronfman (Seagram董事)

Edgar M. Bronfman (Seagram公司首席执行官)

Louisa. C. Dupont (世界资源研究所所长)

Edward B. Dupont (大西洋航空公司董事长)

Howard W. Johnson (MIT名誉校长)

The Hon E. L. kolber(加拿大持股公司Claridge公司董事长)

Margaret P. Mackimm(凯拉英通用食品公司前高级副总裁)

Dean R.Mckay (IBM顾问委员会委员)

John L.Weinberg (Goldman Sachs 公司董事长)

Percy N.Bomevik(ABB亚洲希朗佛里公司首席执行官)

Edgar Bronfoman, Jr. (Seagram公司总裁兼首席业务官)

Charles M.Harper(康格拉公司首席执行官)

五、执行委员会

董事会下设执行委员会，作为公司的最高管理机构。在董事会闭会期间，大部分权力由执行委员会行使。董事长一般兼任执行委员会首席执行官。其成员除董事长外，还包括负责经营部门、销售部门、开发部门及财

务部门的副董事长，而且这些执委会成员都负有双重责任。作为副董事长，他们要对分管的职能部门的业绩负责;而作为执委会成员，又要对公司做全盘性的管理。这二者中，后者居于优先地位。所以，每名副董事长配备一名负责处理该部门日常工作的总监，而副董事长则将精力集中于全面性的政策制定、进行规划和工作评估上。在执委会下，还设有由副董事长领导的财务和咨询两个总部以及按各产品种类设立的分部，在各分部下，则有会计、供应、生产、销售、运输等职能处。各分部是独立核算单位，分部的经理可以独立自主地统管所属部分的采购、生产和销售。

根据以上资料，并结合你所学的知识，回答下列问题：

1、杜邦公司自成立以来企业制度经历了怎样的变化?为什么要进行变

革?

2、1902年以后杜邦公司在公司治理结构上进行了怎样的变革?变革后的公司治理结构具有什么样的特征?

(二)罗——罗公司的治理结构

一、公司概况

英国罗——罗公司(Rolls-Royce Inc.即罗尔斯——罗伊斯公司)是一家著名的飞机生产企业和其他高级机械产品制造商，并且一直以提供优良的售后服务而著称，其经营活动主要包括设计、开发、制造、销售飞机和船舶用汽轮发动机以及附属设备。

罗——罗公司的前身是1906年成立的一家飞机发动机生产公司，1915年生产出第一台飞机发动机。在二战期间，罗——罗公司生产出了一系列海洋船舶用发动机和飞机用发动机。二战后，罗——罗公司的经营几经起伏。由于飞机工业是一个需要投放巨资进行研究开发的产业，在20世纪60年代罗——罗公司就因研究开发成本过高而陷入严重经营亏损之中，资产急剧下降。70年代开始私有化，到80年代中期经营逐步好转。

二、股权结构

60年代罗——罗公司陷入困境。为了使公司免于破产，英国工党政府于1971年开始将罗——罗公司实行国有化，并由政府拨款来挽救它，使之得以继续维持经营。从此，罗——罗公司演变成为一家100%的国有企业，由英国政府拥有其全部股权，受政府直接控制。因为缺乏必要的自主经营权，其经营效益并没有多大改观，反而在发展上受到了严重的限制。

1979年保守党政府上台执政以后，在英国国内努力推进企业的私有化，罗——罗公司也在私有化企业之列。到80年代以后，尤其是80年代中期以后，公司的经营业绩逐步好转，全面私有化条件也逐渐成熟。1986年，英国政府发布了罗——罗公司的资本结构状况并确定了将公司实行私有化的目标。

1987年，英国政府向社会公众出售了罗——罗公司的全部股份，仅仅保留了“特别股”或“黄金股”，从而最终完成了其私有化进程。

至今为止，罗——罗公司共发行了13亿股，股东超过50万人，其中大部分为小股东，少数才是大股东。在这些少数大股东中，有15家公众基金拥有罗——罗公司总股份的40%以上，最大一家基金约持有总股份的15%。由于股权相当分散，大股东又都是不直接介入企业经营管理的基金机构，所以公司董事会里没有大股东代表，也没有任何个别股东对董事会有控制权。

三、罗——罗公司的董事会

罗——罗公司的最高经营管理机构是董事会，由13人组成，其中有8位常务董事和5位非常务董事。1995年董事会成员名单如下：

董事长：Lord Tombs of Brailes

首席执行官：Sir R.Robins (兼副董事长)

常务董事：T. Harrison (北方机械工业公司董事长)

Dr. R. Hawley(北方机械工业公司管理董事)

J. O. Keir (负责供应的董事)

P. E. Macfarlane (负责财务的董事)

S. C. Miller (负责机械的董事)

F. Turner (负责民用发动机的董事)

非常务董事：D. G. R. Higginson (董事)

Sir D. Lowe (英国空军元帅)

H. G. Mourgue(董事)

Sir R. Nicholon (董事)

Sir P. Shellourne(董事)

常务董事是指在本公司专职领薪的经营者，包括董事长、首席执行官和各部门的负责人。董事长是公司的最高首脑，主要负责公司的战略性决策和代表公司处理对外的重大事务，如协调对政府、大股东和主要客户的关系。首席执行官主要负责公司的日常管理工作，实施董事会的决议。

5位非常务董事均为外聘的兼职人员，不属于公司正式员工，也不拿薪水，只领取少量津贴。非常务董事多由其他企业的高层经营管理者、大学教授或专家、退休的政坛人物、高级律师和会计师等兼任。他们被股东大会选聘，并不是因为他们拥有公司的股份，而是因为他们具有在经营管理方面的知识和经验，以及他们的社会关系和影响。非常务董事一般在董事会召开会议时才来出席会议，主要是从公司外旁观者的角度向董事会提出比较客观的意见和建议。此外，他们还负责监督考评董事长、总裁和其他常务董事的工作，并决定其报酬和向股东大会提出每年董事改选的候选人名单。

根据罗——罗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任期为3年，每届更换1/3，连选连任。公司内不设监事会，非常务董事实际上行使了监事会的职能。

董事会还下设了5个委员会。其中，公司常务委员会由所有常务董事和3位非董事的高级主管人员构成，首席执行官任该委员会主席，每月开会一次，讨论并决定公司在日常经营管理中的重要问题，尤其是检查公司在财务、资金、销售、利润、投资等方面的情况。其他4个委员会都不是常设机构，主要由非常务董事组成，每年开会1~4次。审计委员会主要负责审查公司的财务状况。报酬委员会负责决定常务董事的报酬，包括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的报酬。提名委员会负责向股东大会提交每年改选的董事名单和候选人名单。捐赠委员会负责决定公司的社会公益性捐助活动。

四、罗——罗公司的约束机制

罗——罗公司由于股东人数众多且股权分散，不可能直接干预和控制企业的经营管理，公司经营管理权完全掌握在由经营管理专家组成的董事会手中。但股东可以通过非常务董事的监督和股东大会上行使股票权来约束董事会。在一年一度的股东大会上，任何股东都可出席，听取董事会的工作报告，并投票通过董事会提交的重大决议案和改选1/3的董事会成员。另外，由于罗——罗公司是上市公司，股东还可以“用脚投票”的方式来间接地约束公司董事会。如果公司的经营状况不能令股东们满意，股东可以在股市中抛售自己持有的股票。这势必造成本公司的股份下跌，声誉下降，融资成本增加，被“敌意收购”的可能性加大。

因此，董事会虽然握有公司的经营管理大权，但必须对股东负责，必须得到股东的理解和支持，必须接受股东的监督。罗——罗公司非常注意与股东保持良好的关系，尤其是与大股东的关系，公司负责人和公关部定期与大股东交换意见，通报公司的经营情况和战略意图。自1987年罗——罗公司改建为公众股份以来，罗——罗公司与股东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还没有出现过股东大会否决董事会决议的情况。

根据以上资料，并结合你所学的知识，回答下列问题：

1、罗——罗公司为什么要进行股权结构调整?

2、 结合案例分析罗——罗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模式的特点。

(三)德国西门子公司的治理结构

在公司治理结构方面，德国公司有鲜明的特点，即在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经理外，还设有监事会，从而实现了所有权、经营权和监事权的相互分离。德国西门子公司是德国乃至欧洲最大的电子电气公司，也是世界十大电子公司之一。据美国《财富》杂志提供的统计数据，1999年公司以年销售额753.37亿美元居全球最大500家公司的第22位，以年利润17.737亿美元居美国《财富》杂志所列世界最大500家公司的第104位，总资产654.888亿美元，居150位，股东权益172.83亿美元，居第71位，雇佣人员443000人，居第9位。

西门子股份公司的前身是1847年创建于柏林的西门子——哈尔斯克电报机制造公司，1897年该公司改制为股份公司，1966年正式取名为西门子股份公司，西门子家族拥有西门子股份公司约10%的股份，但自1897年西门子公司由家族公司转变为股份公司以来，一直规定其家族的股票按“一股六票”行使表决权。1981年彼德·冯·西门子退休，伯恩哈德·普莱特纳接班，这是西门子家族在掌管公司近140年来第一次将管理权交给非家族成员。西门子股份公司是德意志银行财团的主干企业，同时西门子股份公司又是德意志银行的大股东，西门子公司和德意志银行存在密切的人事和业务关系。西门子公司的股票表决权中，银行系统拥有的就占79.83%，而其中德意志银行、德累斯顿银行和商业银行三大银行总和为35.52%。2001年5月19日公司股东有70余万人。

西门子股份公司设有董事会(又称理事会)、监事会和股东大会三个领导机构，分别代表着经营权、监督权和所有权。

监事会是公司股东和职工利益的代表机构和监督机构，类似于英美国家的董事会，西门子股份公司的监事会由22名监事组成，其中11名由股东大会选出，代表股东的利益，另一半由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代表职工的利益。职工参与制是德国公司的普遍做法，由于公司员工可以实现其参与企业管理的权力，客观上缓和了劳资关系，有利于调动员工的积极性。监事会是公司的最高决策机构，其主要职责聘任董事会成员，向董事会提供咨询和同董事会的法律交往中代表公司，根据《联邦德国股份公司法》的规定，监事会的主要权利包括：①任免董事会权：董事会成员由监事会任命;连续或延续任命需监事会在期满前作出决议;有重要理由时，监事会有权撤消董事会成员的任命，更换董事会主席。②知晓权：董事会必须将已定的经营政策、公司业务情况等向监事会汇报，监事会可以随时要求董事会报告公司的各种情况。③监督权：监事会监督公司的业务执行，有权查阅、检查本公司的财簿、文件及财产物品等，并在公司利益需要时召集股东大会。④代表权：监事会在法院内外代表公司。⑤其他权利：如确定董事会成员收入，批准向董事会成员提供贷款等。

西门子股份公司的股东大会一般每年召开一次正式大会，由董事会召集和主持。董事会和监事会全体成员应参加大会。当需要决定重大突发事务时，董事会、监事会可临时召开特别股东大会，股东大会的职责主要表现批准董事会、监事会的工作报告和公司利润分配方案。每个股东原则上按“一股一票制”行使表决权，但西门子家族掌握的股票按“一股六票”行使表决权。

董事会是执行监事会决定，负责公司日常运作的执行机构，类似于美国公

司中的经理班子。董事会是公司的法人代表，董事会对外实行集体代表制，对内实行集体领导，决策需经集体讨论决定，基本上实行一致通过原则，避免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表决方式。董事会的主要职责有：①制定公司的方针政策、经营目标和管理原则，并负有定期检查、随时调整的职责;②挑选和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③协调公司与股东、管理部门与股东之间的矛盾;④向监事会报告经营状况、经营计划及重大经营业务活动等。

西门子股份公司采取了一系列激励和约束措施：①对董事会和高级经理人员实行高薪制。在西门子公司，董事会成员的薪金相当于监事会成员的2倍，而高级管理人员的年薪收入也相当于普通职工收入的2～3倍。②优厚的退休金和抚恤金制度。西门子股份公司规定，如果董事会和高层管理人员为公司服务一直到退休，将可得到一笔数量可观的退休金;如果他们因公殉职，其家属也可以得到非常优厚的抚恤金，从而有力地克服了管理层的短期行为，使他们的目标与公司的目标趋于一致。③薪金与利润挂钩制度。董事会和高层管理人员的薪金从结构上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固定的基本薪金，约占全部薪金的30%～70%，另一部分是由企业利润决定的浮动的业绩薪金。如果董事会或高层管理人员违反公司原则，产生渎职行为，不仅薪金大幅减少，情节严重者还应赔偿给公司造成的损失。另外西门子公司的监事会由于重要理由可以随时解聘董事，形成了对经营者的无形约束。

近年来，西门子公司开始采用股票期权计划，以使经营者与股东的利益一致。1999年的股东大会授权西门子公司实施股票期权计划，该计划包括对应1000万股票的期权，相当于股票总数的1.7%，该计划有两年的授权期，然后进入5年的行权期，在授权期以后只有当西门子公司的股票价格超过道琼·斯指数一定比例时才能行权。2000年，公司授予500名主要经营者118.1万股票期权。

根据以上资料，并结合你所学的知识，回答下列问题：

1、结合案例说明公司治理结构的内涵及其功能。

2、结合案例分析西门子公司治理结构模式的特点。

第五篇：公司治理案例练习

二、IBM代理问题表现在哪些方面?

1. 在IBM公司，原来的董事会中四分之三的成员基本上只起装饰作用，很少有人真正关心过公司的经营状况。董事会已沦为形式，只能靠其常设的执行委员会来行使职责。

2. 内部执行董事人选前任奥佩尔的能力问题，在自己的公司经营中造成了很多问题留待后任去解决，所以指望他去执行董事会的有力监督权是不可能的。

3. 董事长艾克斯经营无方，对公司的重大经营问题决策有主要责任。

三、从公司治理角度分析IBM出现危机的原因。

1.公司经营者在垄断几乎整个市场大型机后，开始变得以企业自身为中心，脱离顾客，不思反思，导致其后开发出来的产品只是原来产品线的延伸，而没有更大的突破，脱离了市场导向。

2.公司管理层的混乱、无效，董事会流于形式;实际成员缺乏真正的经营经验，没有选对人。

四.以下几个方面是这样发挥作用的：

1.董事会约束：公司股东高度分散，任何一个股东都不可能控股。

2.资本市场约束：董事和经理层的业绩直接体现在股票市值上，董事会尽量不代表任何一个具体股东，董事会切实地承担对股东和公司的双重责任。

3.产品市场约束：IBM公司经营层没有做好产品市场的预测，使之脱离了市场的导向，使得IBM公司在产品研制销售方面比竞争对手失了先机。

4.经理市场的约束：管理人员拥有一定的管理能力，但是所从事的领域不同。其各有所长，在IBM公司不一定发挥了其长处。

5.激励机制：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情况下，经理层与股东没有利益上的必然相关性，要充分调动经理层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必须辅以强劲的利益机制，为了调动员工积极性，IBM通过高额工资，优厚福利，购买IBM股票等措施，增强公司凝聚力。

五、对我国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有何启示?

1.首先，公司治理要说明责任和问责制。

2.公司治理的架构要合理：股东、董事、监事、经理之间要均衡安排。

3.等级分解：对组织中的决策权和相应责任进行分解，并落实到便于操作的基层单位。

4.激励要相容，强调机制设计者和机制需求者最终目的的一致性。

5.企业的经营管理只能由专业经营人员来负责，是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担任董事会的人员必须：熟悉公司业务，具有比较完全的信息;有良好的工作能力;勇于承担责任等。

6.企业要充分发挥人力资本优势，发挥成员敬业精神和创造力。股东、董事会、经理层既要考虑制约问题，还必须考虑利益激励问题。除了物质和地位激励外，还要考虑授权。

1.一个主动辞职，一个被罢免，两个独立董事离职的原因是什么，说明了什么问题?

(1)魏杰辞职的原因：在屯河股价大幅下跌时，魏杰回信警示没有得到回复。而后来公司不听取独立董事的意见，审议了可能使公司陷入泥潭的与德隆进行的四项关联交易的议案，并且公司相关管理人员存在违规担保。而他辞职一方面是要给屯河董事会一个警示和抗争，另一方面则会告诫公众和投资者。

说明公司在披露信息方面，存在不透明的情况，他们独立董事的意见没有得到尊重，他们难以履行独立董事的职责，难以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

(2)俞伯伟被罢免的原因：在公司公告国债投资项目前，独立董事们对其完全不知情。俞伯伟认为公司进行的巨额投资属于非理性和非正常的投资，基于独立董事的职责，对公司国

债投资项目提出质疑、声明与报告，但公司管理层提不出合理解释。

说明了董事依法履行职责的权力没有得到尊重和法律的保护。

2.通过两则案例剖析经理层与独立董事之间矛盾冲突的性质，及其对董事会治理效果和股东价值有何影响?

经理层与独立董事之间的矛盾冲突性质就是大股东利益的经理层和代表中小股东利益的独立董事的矛盾

对董事会治理效果的影响：股东结构过度集中时大股东有绝对的力量来控制董事会和经理层，独立董事的提名和更替均受到大股东的操纵，流动性不足导致独立董事很难在董事会中对大股东产生制衡，难以起到很好的监督作用。

对股东价值的影响：代表中小股东利益的独立董事难以履行其职责，导致大股东控制小股东，股东价值因此没得到合理公正的分配。

两则案例反映当前中国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在公司治理体系中发挥作用的现状如何?制度上如何创新才能使独立董事摆脱上述尴尬的境地?

现状：独立董事缺乏独立性使其难以有效监督执行董事和经理人员，保护股东利益。无法有效获取信息和沟通不足阻碍独立董事为董事会重大决策提供有价值的依据和建议，从而使独立董事成为摆设的“花瓶”。在这样的境地下，大股东不是任由大股东剥削小股东，就是像案例中魏杰主动辞职，俞伯伟被罢免。

避免上述尴尬境地必须使独立董事履行职责的权力得到依法保护。可以有以下制度创新： 政府有关部门应着手修改《公司法》，将上市公司及非上市公司实行独立董事制度作为一种法律制度确立下来，并规定独立董事的岗位职责、权利、义务等。

监管部门可考虑建立独立董事协会，以利独立董事们进行沟通。此外，可通过设立独立董事基金等方法，建立独立董事职业风险保障机制，以此来保证独立董事行使职责的独立性。

4.对案例公司当时的治理状况你有何看法?如何改进其公司治理呢?

新疆屯河的案例中，魏杰为了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对董事会回信提出独立意见，并在后来对有关四项关联交易议案投了反对票，履行了作为独立董事的职责，但公司在披露信息方面存在着不透明的情况，并且不理会独立董事的意见，使独立董事难以真正履行保护中小股东权益的职责。

而在伊利的案例中，俞伯伟也履行独立董事的职责，对公司国债投资项目提出质疑，因此遭到董事会的罢免，说明其独立董事的权力没有得到保护。

应该建立完善的制度，使公司披露信息对独立董事透明化，使独立董事能很好的行使监督权，并使独立董事能真正具有独立性，使其依法履行职责的权力得到尊重和法律保护。 股东行动主义起到的作用：

其作用就是当上市公司董事会的决策不符合股东利益时，股东们就纠集力量，令董事会改组，甚至逼管理层下台

PSPD 采取的方式 ：

运用各自的专业知识，揭发财团的不法交易与不当投资， 促使财团重视股东利益。

委员会成员以财团股东的身份，结合其他小股东， 外国机构投资者合作，联手实践股东行动主义。

PSPD 利用搜集财团的详细资料，借由法律所赋予的权力，在股东大会与法院直接挑战大财团的控制股东，并响醒投资者重视自身的权益。

PSPD采取的手段

一般诉讼

代表诉讼

股东大会提案

要求政府特别调查

PSPD取得显著成绩的原因

因为他们懂得用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利益。 懂得运用股东行动主 义，通过正确的方法来制约大股东和企业管理者的行为

对我国保护股东权益的启示

要防止大股东搞“一言堂”，通过关联交易侵占上市公司资产，损害中小股东利益，同时也要防止管理层利用体制漏洞实行“内部人控制”，侵害股东权益。为此，必须优化公司治理结构，让更多的中小股东积极参与公司治理，使大股东与小股东、股东和管理层之间的关系在《公司法》《证 券法》和《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的法制轨道基础上得到制约和平衡。华新公司所面临的问题:股权结构不合理，控制权过于分散，六个股东都有投票权，而且重大投资需通过五分之四以上的投票，导致投资机会的错失。

设计方案：设计一套双重公司治理模式，即以股东利益为主导，兼顾各相关利益主体利益的公司治理模式。

公司目标：成为一家上市公司

参与者：大股东，中小股东，经理层，独立董事。

SWOT分析

该方案的优点如下：

(1)公司长期市场价值最大化

(2)公司治理结构可以有效运行

缺点如下：

(1)将股东利益至上的企业单一目标转向服务于满足相关利益主体的多目标，实际将导致公司无目标

(2)公司治理成本高，决策效率低

(3)要求企业管理者对所有的利益相关方都负责任，相当于让他们对谁都不负责任

以股东利益为导向和利益相关者为导向相结合的治理模式能客服他们各自单独的局限性，是以后公司治理模式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