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中国“想象”的因素——从《想象的共同体》中观照正在构建“命运共同体”的中国

2022-09-12

一、积极因素:民族观念的同化

在界定民族概念之前,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对围绕民族概念所存在的三个诡论进行了总结:民族在历史范畴的客观现代性对应个人眼中的主观古老性、民族归属作为社会文化概念形式的普遍性和在具体特征上的特殊性、民族主义在政治上的强大力量和在哲学上的贫困与不统一。1三个部分共同指向一个疑问, 即民族在认知层面如何实现个性和共性的统一。

在中国, 对民族概念的理解强调国族一体, 统一基于“中华民族”这个前提。以此为基础讨论个人的民族归属, 我们将民族更多地定义为“族群”, 并将其置于国家框架下, 成为个人身份的第二具体单元。借助政治上强大的集权推动力, 在民族观念的塑造中强调其共性, 弱化其个性。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各民族间在长期相处中形成的“大杂居, 小聚居”的地理特征, “各民族间相互离不开”的关系特征等种种观念, 配合一系列民族政策和制度, 完成着对民族“独立”意涵的消解。这些根植于中国的深厚传统, 同中华民族的历史脉络和文化认同相契合。一般认为, 中华民族的概念形成于近代, 在同外来侵略斗争的过程中, 国人的民族意识被唤醒。新中国的成立也标志着“中华民族”这一概念以国家的形式得以确认——“中华民族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近代中国形成的“国族一体”民族观, 同中国古代的“夷夏一体”观一脉相承, 秦汉以来构建的“大一统”和儒教、汉字构建起的文化圈, 以及汉族人口占绝对多数的客观事实, 弥合和消解着不同民族间的差异, 增进着不同族群间的文化认同。

民族观念的同化对于共同体的构建是具有促进作用的, 但这一过程需要稳定的政权加以推进, 同时需要适合的政策工具加以支撑。这里值得注意的还有新中国成立后所实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在维持共性绝对优先的同时, 对各族群间的个性做出了较好的协调, 从而使得中华民族共性观念的建构以较为温和的方式得以推行。

二、中性因素:语言工具的简化

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看来, 语言是民族得以被“想象”和建构的重要工具。在分析民族主义形成之前宗教共同体、王朝两个文化体系瓦解的原因时, 他不止一次地强调“神圣语言”2变迁所发挥的强大影响。在民族主义散布的四次浪潮中, 语言的作用同样不可磨灭。而语言作为构建民族认同各部分之间的通行符号, 是构建统一民族记忆的“粘合剂”。

回溯中国, 汉字和汉语的发展历程大体上可以看做是不断简化的过程。秦建立伊始的“车同轨, 书同文”, “隶楷行草”汉字本体演化出的不同书写形态, 以诗歌、小说、戏剧为代表的文学的通俗化, 近代新文化运动由文言向白话的转变等等。这些无一例外地拓展了汉语的影响力, 同时作为工具构建起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

在新中国成立后, 对语言文字进行了三次简化改动, 初衷仍然可以归结为服务中华民族的整体性和统一性, 拓展中华文化的传播力和影响力。第一次是《汉语拼音方案》的出台, 曾被认为是汉语“拉丁化”的一个举动, 但《汉语拼音方案》确实为增进同西方文化的相互联系和汉语的普及传播奠定了基础。第二次是历经两轮的简化字运动, 对这一运动的评价至今不一, 但简化字的影响以及其对中华文化和民族情感的反作用是持续的。第三次是普通话标准的设立, 虽然是基于对古代官话、“雅言”、近代国语等的承袭, 体现国家意志和官方属性, 有助于共同体的构建, 但在普通话标准的统一下, 汉语本身具备的文化弹性和包容性大打折扣。

如上我们可以看出, 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中, 语言的工具属性被始终强调, 服务于国家形态的统一, 但语言背后所具有的丰富文化价值和其作为传播符号的本质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 这使得语言在不断简化的过程中, 其对文化的传播力和维系力也在逐渐不断衰减。港澳台地区繁体文字对文化较为完整的保护, 以及粤语等方言文化圈的繁盛, 这些伴随汉字的不断简化而成为影响民族认同, 共同体构建的离心因素。

三、消极因素:媒介功能的泛化

资本主义、印刷科技与人类语言宿命的多样性三者的重合3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看来是共同体和民族赖以想象的可能。在他对民族主义起源的论述中, 无比强调印刷事业发展的贡献, 更特别提到报纸作为新兴的普及媒介对民族“同时性概念4”的重塑所具有的关键意义。

以报纸为代表的媒介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作为民族共同的文化记忆而存在着, 但伴随近代技术的发展, 媒介的主体、内容、形式都得到了极大的延伸和拓展。一直以来, 我们对媒介的理解是趋向中性的, 在中国, 媒介所承载的内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多数服务于意识形态, 配合语言作为国家意志的表达工具而出现。而以新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介形态的出现, 使得媒介的功能随之泛化。从主体上看, 资本对媒介所施加的影响越来越强;从内容上看, 娱乐、情感等服务于公众情绪的内容对以事实为主服务于公众认知的内容产生冲击, 进一步衍生为对价值观的冲击;从形式上看, “流量变现”的运作模式催生出诸如“标题党”、“偶像”、“粉丝”、“网红”等的一系列现象, 原有的“同时性概念”被破坏, 媒介成为充斥着资本和情绪的角力工具, 也在不断走向泛化的过程中型塑出不同的文化和价值认同, 民众在媒介的泛化过程中通过借助“偶像”、“新闻”、“公众人物”、“网红”等完成着各自的想象, 这就使得基于“共同想象”的共同体, 受到多元文化和价值观的挑战。

四、结语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民族理论独树一帜, 但较之民族而言, 共同体的意涵更加广泛, 为人类的“想象”提供更加丰富的边界。民族只是现阶段适用于“想象的共同体”的一个代称, 在未来人类的“想象”会伴随技术的突破和认知的拓展走向何处, 值得我们去期待。在现阶段构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人类社会命运共同体”的中国, 如何协调上述三个方面的影响, 值得我们去思考。

摘要：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系统地阐述了民族主义的起源、散布和民族文化的建构方式, 为研究民族和民族主义及后世衍生的诸多民族现象和问题提供了一个可参考的理论范本。对《想象的共同体》的多元解读也从人类学、政治学、传播学等领域依次展开, 各学科所呈现的视角不一而足, 并由此产生对各领域社会现象的全新理解, 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想象的共同体”理论所具有的强大解释力。“共同体”一词最早由社会学家滕尼斯提出, 与社会的发展变迁关系紧密。本尼迪克特独辟蹊径, 将这一概念引入对民族问题的讨论中。时下中国社会对“共同体”一词的讨论十分热烈, 在构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人类社会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 存在多少可变因素对其施以影响, 本文试图通过《想象的共同体》一书观照中国, 将其代入到中国社会的变迁历程和发展框架, 在讨论中寻找答案。

关键词：想象的共同体,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