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法理研究助力依法治国

法理学在中国的出现, 约始于20世纪初。作为以法律现象为研究对象的学科,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时代大背景下, 如何继续深入推进法理学的研究以及实践应用, 对构建国家治理法治化有着重要作用, 对此本网记者采访了中国政法大学法理学研究所副所长教授雷磊。

寻求法律内在智慧

记者:请您结合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个时代大背景分析下法理学的价值意义?

雷磊:法理学经常会面对的批评是所谓“无用论”与“冗余论”。无用论认为包括法理学在内的法学理论对于中国法治建设的实践没有太多用处;冗余论认为部门法知识足以解决法治实践的问题, 因而法理学是多余的。对于这样批评, 我从两个方面来做些回应。

一个是从学科体系的角度来讲, 法理学构成了法学分支学科的“粘合剂”。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不是社会的某个部分或社会生活的某个方面厉行法治, 而要以法学整个学科体系作为智力支持和推动力。

这需要我们法律人、尤其是法学学者对于法治的基本面貌、中国法治的整体框架进行全面反思和构建, 而离开法理学层面的思考是无法满足这一任务的。

另一个是从法律实践的角度讲, 法理学是疑难案件的“试金石”。美国法学家德沃金说:“法理学是司法裁判的总论, 任何法律判决的沉默序言。”或许在日常的简单案件中, 法理学并不“出场”。这不是因为它不重要的, 而是因为运用部门法的知识足以恰当解决案件, 无需隐藏于其后的法理学出面, 此时它保持了“沉默”。但一旦疑难案件出现, 法理学就需要直接出场, 因为此时法律条文和部门法教义学知识无法提供答案。例如人类历史上的里程碑式的“东京审判”与“纽伦堡审判”, 涉及自然法学与法律实证主义的争议。在

法理学研究成果斐然

记者:作为一门独立的法学学科, 法理学有其自己的知识体系。请您简单介绍下法理学的研究特点, 以及近些年我国法理学研究的新动态或者新成果。

雷磊:法理学是关于法律问题的一般性法学理论和哲学理论的研究, 最大的两个特征在于“一般性”和“理想性”。一般性指的是它不限于在现行法框架下来为具体问题提供个别的建议与方案, 而总是进行一般层面的反思;理想性指的是它不受现行制度条件与经验条件的限制, 而作理论逻辑上的证成。

学术多元格局正在形成

记者:我国未来法理学的发展方向?如何进一步推动法理学的继承与创新?

雷磊:我国未来法理学的发展或许会呈现如下几个趋势: (1) 学术多元的格局将继续加深。与改革开放初期法理学要承担起披荆斩棘式的启蒙任务的局面不同, 未来中国的法理学将更强调精耕细作。各位学者将继续扩展自己所服膺的学术进路与传统, 学术多元的格局将持续、甚至再分化。他们一方面要捍卫、并在面对外部批评和现实压力时去反思和修正自己的主张, 另一方面则要批评不同阵营的主张。这或许看上去比较混乱, 但从长远看有利于中国的法治, 也符合学术常态。 (2) 对西方法理学传统的理解将更加深入。毋庸讳言, 我们的法治是在继受西方法律和法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与前几十年印象式地、想象式地去随机剥取西方上千年法理学发展过程中片段式观点的做法不同, 未来中国将会有更多的青年学者能深入到某一个传统之中作更为透彻的把握, 并可以与国际最前沿的学者进行有效的对话。 (3) 有希望孕育出独特而普适的法理学理论。中国的法理学在未来需要融贯并结合西方法理学的价值要素 (包括马克思的传统) 与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因子。“独特”指的是它的理论主张可能会有别于现代西方的主流学说;“普适”指的是它的理论诉求一定是普遍性的, 而不只是限于或适用于中国 (尽管是中国学者提出的) , 因而需要与西方学者提出的理论在学术市场上进行竞争。这必然将是个漫长的过程, 需要有学贯中西的大学者才能做到。我们现在所做的每一步工作, 都是在为这种希望进行点滴积累。

法理学的继承与创新是个大课题, 我只能说:一方面, 我们要正视这几十年来前辈学人为我们留下的学术积淀, 尤其是要继承前辈对学术追求的精神和理论探究的勇气。

另一方面, 我们也需要突破和创新, 基于西方而超越西方是个艰苦卓绝的事业, 正面对西方的学术观点进行有分量的商榷、批评与推进, 而不是要么盲目崇拜、要么盲目拒斥。

但无论是继承还是创新, 归而总之, 都需要有学术理想和学术担当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