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与律师业务创新

2022-10-16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以下简称《决定》) 开启了法治强国之路, 并且明确提出加强法治队伍建设, 把律师队伍建设作为法治队伍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加以谋划, 律师作为法律职业共同体中的身份更加明确, 将有利于律师地位和作用的提升。可以说律师业的发展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过程中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对此, 律师要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充满信心, 要认真学习和领会好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建精神, 不断开拓和创新律师业务。

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将有利于律师培育和开拓法律服务市场

(一)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激发的市场活力为培育律师业务开拓了空间。

《决定》明确推行政府权力清单制度, 杜绝法外设权, 坚决消除权力设租寻租空间, 完善产权保护制度, 社会竞争更加平等有序进行, 为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激发了市场活力与国际国内投资的信心。随着权力逐步关进制度的笼子, 各种潜规则的破除使市场主体在经济发展中将逐步摆脱行政权力的干预, 行政权力不再是市场主体谋求发展之道, 严格依法经营才是发展的出路。市场主体在生产经营中许多环节和领域都需要聘请律师广泛参与, 提供法律咨询与服务, 发挥律师作用。而不再一味寻求权力和关系的关照, 因为拥有权力的人自身权力已经受到制约和限制。因此, 经济活力的全面释放将给律师法律服务市场提供广阔的空间。

(二) 法治社会建设将使整个社会越来越离不开律师提供法律服务。

律师为法治而生, 律师是法治社会的参与者和实践者, 也是法治社会的推动者, 中国律师业的发展与中国法治社会的进程紧密相连, 法治社会和律师无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随着公民和组织守法信用记录制度的建立健全, 守法诚信褒奖机制和违法失信行为惩戒机制的完善。全民法治观念的增强, 遇到问题、矛盾、纠纷首先想到的是法律的时候, 法治就自然成为人们的信仰, 遇到法律问题找律师成为基本思维定势, 律师法律服务市场自然也就培育起来了。

(三) 不断培育起来的法律服务市场将改变律师“假性饱和”的现状。

许多年轻律师感到近些年律师队伍发展迅速, 危机感越来越强, 竞争越来越大, 其实不是中国律师多了, 而是律师充分发挥作用的土壤和环境还没有培育好。主要原因就是带着光环华丽现身的律师在中国由于法治环境的因素尚没有真正发挥, 律师作用没有真正为人们所认同, 我国市场经济的法治环境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育, 影响中国经济运行最有效的手段不是法律而是权力, 加上中国社会依法维权的意识还没有完全形成, 因此严重影响了律师法律服务市场的培育与繁荣。当尊法守法成为全体人民共同追求和自觉行动, 全民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 法律的权威得予确立, 法律成为人们真诚信仰的时候, 律师业自然也就会繁荣起来。

二、律师为政府及其机关提供法律服务将成为新常态

(一) 政府重大决策必须走合法性审查的法定程序离不开律师等法律专业人士的参与。

《决定》明确政府重大行政决策及行政机关内部重大决策均必须进行合法性审查, 否则决策就不符合法定程序。此项工作一般由政府法制部门进行, 但是由于目前我国大部分政府及行政机关内部法制部门配备的工作人员并非都是法律专业人士, 很多没有法治工作实践, 很难独立胜任合法性审查工作。加上由于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让决策者不敢轻易相信不专业法律人士作出的审查判断, 必然要求律师等法律专业人士参与合法性审查工作。因此, 政府越来越离不开律师, 政府以其巨大的财政能力为后盾购买法律服务, 给律师业带来了巨大的机遇, 律师参与政府法律服务工作前景广阔。

(二) 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及责任倒查机制离不开律师等法律专业人士的协助。

《决定》明确“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是否及时并依法决策, 必然要求建立领导干部及官员的决策档案、廉政档案, 记录官员的决策过程, 律师参与决策提供法律咨询和合法性审查将是官员最理想和最省心的选择。此法律服务市场潜力巨大, 对此律师应当大有作为。

(三) 政府法治建设工作及领导干部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的提高需要律师等法律专业人士的参与。

律师除了参与政府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 还可以通过代理政府行政诉讼, 参与信访接待和行政复议, 参与政府法制讲座等普法工作, 畅通公民行政救济途径, 营造良好行政法治环境, 协助政府搞好各项法治建设工作。

(四) 全面实行行政执法责任制使律师为行政机关执法提供法律服务成为现实需要。

以往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处于比较强势的地位, 即使执法行为不规范, 甚至不合法也无需承担较大法律后果。因此, 行政机关进行行政执法时认为自己是执法者, 对执法程序与相关法规还是很自信的, 很少想到要咨询律师意见, 更不好意思聘请律师提供法律服务。但是一旦落实责任追究制, 必然引起行政机关对执法质量的综合考量, 行政执法人员也将面临自己有限的法律知识很难综合评判执法效果, 咨询或者聘请律师提供法律服务将是比较好的选择。

三、司法公信力的提升将有力推动律师在诉讼案件中作用的发挥

(一) 司法去行政化和地方化后, 司法独立与公正将激发民众对律师提供诉讼代理服务的信心。

随着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的建立与落实, 严禁地方行政权力干预司法, 确保了司法的独立与公正。以往许多老百姓打官司首先想到的是找关系, 因此找关系比找律师的心情急切, 求助于关系的帮助的愿望大于求助律师提供法律服务。司法独立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司法的公平正义, 民众自然就会看到律师提供诉讼代理服务的价值, 聘请律师提供专业服务的信心就会增强。

(二) 把信访纳入法治化轨道, 实行诉访分离制度后, 律师诉讼代理业务将大大增加。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时期, 各种社会矛盾与纠纷易发多发。过去由于司法救济途径不畅及长官意志的影响, 民众“信访不信法”, 解决纠纷首选行政途径, 相信行政权威, 而不是法律途径。纠纷及矛盾发生后许多人都持有异常心态, 认为大访大解决, 小访小解决, 不访不解决。《决定》明确实行诉访分离, 确保民众合理合法诉求依照法律规定和程序就能得到合理合法的结果。必然改变民众“信访不信诉”的观念, 民众运用诉讼程序解决诉求将成为最好的选择。随着法院案件受理制度改革, 变立案审查制为立案登记制, 对人民法院依法应该受理的案件, 做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 民众的诉权得到保障, 解决了立案难的问题, 律师代理诉讼案件就会增加。

(三) 司法权威的树立, 司法公信力的提升将有力推动律师在诉讼案件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发挥律师在诉讼活动中的作用, 可以促进法官公正审理案件, 共同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尊严, 才能树立起司法的权威。律师参与诉讼, 对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和法官素质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 有利于法官与当事人、当事人之间统一认识, 在法官和当事人、当事人之间起到沟通的桥梁作用, 有利于促进司法公开和司法公正, 提升司法公信力, 对诉讼活动起到监督作用。司法权威的树立有利于保障律师依法执业, 有利于加强当事人对律师的信心, 有利于律师开拓诉讼业务。

四、正在变革的司法机制将改变律师与司法部门之间的关系, 为律师业务发展开创良好司法环境

(一) 确立律师在法治工作队伍中的地位有利于改善律师的外部执业环境。

中国律师, 先天不足, 长期以来外部执业环境都不理想。历史上把律师称之为“讼师”, 或者叫做“讼棍”、“哗徒”, 立法严禁。直到现在, 律师与司法部门之间的关系仍然没有得到正确的定位, 律师地位显得卑微。就是在西方社会里, 律师从来都不受欢迎, 莎士比亚在他著名的《亨利六世 (第二部) 》中表述了他的感受:“我们首先要做的事情, 就是杀光所有律师。”据美国民意调查显示, 公众对律师职业的信任是有限的。美国律师协会2009年一次民意调查显示, 接受询问的63%的人说律师挣得太多了, 59%的人认为律师贪婪, 40%的人认为“诚实与道德”这样表述并不适用于律师, 在律师诚实和伦理评价中律师与汽车销售员、房地产开发商、保险推销员处于民意调查的低谷。因此, 确立律师在法治工作队伍中的地位有利于改变律师执业形象, 有利于改变律师与司法部门之间的关系, 改善律师的外部执业环境。

(二) 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建立, 律师地位与作用得到肯定。

律师在与公检法打交道的过程中, 除了少数大牌律师或者死磕律师外, 大多数律师往往很小心谨慎的, 有的甚至比较谦卑, 但是一些公检法人员并不“买帐”, 关键是缺乏对“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认同感, 甚至产生了不同的法律职业分工之间及法律制度运作时的“内耗”, 这种内耗不利于法治的进步。因此《决定》把律师作为法律共同体中重要的成员地位予以明确将大大改善律师在同法官、检察官业务交往中的不平等现象。

(三) 法治人才交流机制及角色转化机制的建立, 律师在法律职业共同体中的身份魅力将得予彰显。

《决定》明确畅通立法、执法、司法部门干部和人才相互之间以及与其他部门具备条件的干部和人才交流渠道。“建立从符合条件的律师、法学专家中招录立法工作者、法官、检察官制度。”律师和法官、检察官的地位和角色可能发生的转化将逐渐消除二者之间的对抗, 部分法官、检察官歧视律师的心态就会发生变化, 因为一不小心, 惜日代理案件的律师可能变成自己的同事甚至上级。这样就有利于法律人才的流动, 有利于建立为法治中国共同努力的法律职业共同体, 有利于消除职业报复, 让律师与检、法等司法机关同心协力, 为实现法治中国作出各自的努力。

(四) 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使法官需要专业律师的协助。

以往有的法官、检察官往往听不进律师的意见, 现在法官、检察官不得不关注案件质量, 确保案件处理经得起法律和历史检验。而法官、检察官内部探讨有干预他人办案的嫌疑, 大多会尽量回避, 承办法官、检察官分析吸纳律师提出的意见是避免错案教好的选择。史蒂文·瓦戈认为“从传统角度讲, 法律被视为是三种典型的博学型职业之一, 律师是法律职业中专业化程度要求最高的。”因此专业素质好, 业务水平高的律师越来越会受到法官、检察官的欢迎。律师要用实际行动推动法治中国的这艘巨轮稳健前行, 律师业务也将伴随法治中国的巨轮越行越远。

摘要：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为开拓创新律师业务提供了新的机遇。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使律师为政府及其部门提供法律服务将成为新常态。司法去地方化和行政化, 司法公信力的提升将有力推动律师在诉讼案件中作用的发挥, 正在变革的司法机制将改变律师与司法部门之间的关系, 为律师业务发展开创良好司法环境。

关键词：依法治国,法治,律师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