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雷峰塔的倒掉

第一篇：再论雷峰塔的倒掉

《论雷峰塔的倒掉》读后感

当细细品完一本名著后，从中我们可以吸收新的思想，是时候抽出时间写写读后感了。可能你现在毫无头绪吧，以下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论雷峰塔的倒掉》读后感，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论雷峰塔的倒掉》读后感1《论雷峰塔的倒掉》是鲁迅先生的经典反封建檄文之一，作者用生动犀利、曲折讽刺的笔调批判了封建糟粕。文章故事讲的生动，议论也精辟独到，嬉笑怒骂中表达深刻的思想。

雷峰塔是中国五代时期所建，是象征封建道德的象征。作者直抒胸臆的表达了自己的观点：“里面当然没有白蛇娘娘了，然而我心里仍然不舒服，仍然希望他倒掉。”不仅作者一人希望他倒掉，民间的老百姓也都希望他倒掉，“谁不为白娘娘抱不平，不怪法海多事的?”通过白蛇传的故事描写，表达了对于封建的代表“蟹和尚”的讽刺。现在雷峰塔倒掉了，法海禅师却仍然独自静坐在蟹壳中，这不视为一种讽刺。最后一句“活该”强调了作者的语气，法海一点都不值得同情。

辛亥革命之后，虽然封建专制制度已经被推翻了，但是几千年的封建残余依然残存于世，复辟势力仍然存在，复古论调也不断地鼓噪中。而作者这里说雷峰塔倒掉了虽然值得欣喜，但压在有的人心中的那座“塔”依然存在，需要世人的警醒。《论雷峰塔的倒掉》读后感2

看过《新白娘子传奇》的人都会知道这么一句话“除非西湖水干，雷峰塔倒”。然而光阴荏苒，雷峰塔已经倒掉70多年了。70年以来，这块土地土承载了太多的尘土、鲜血、战火和泪水。今天，也许很难再有人想起雷峰塔的本来面目;惟一遗憾的是，本来十全十美的 “西湖十景”少了一景，水远地亘在了历史的断痕里。

然而，很少有人会忘记与雷峰塔联系在一起的那个故事。它曾经被一次次的搬上戏台、银幕、荧屏，好多人曾经在心底里默念着，希望那个镇压着白娘子的雷峰塔能够倒掉，希望白娘子与许仙的爱情从此天长地久。鲁迅先生亦是如此。

但是，很少有人会去想雷峰塔倒掉之后又该发生怎样的故事。白娘子放着好好的神仙不做，放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不去过，却偏偏要尝一回做人的滋味。于是，她在人世间抓住了许仙这根稻草，尽竹他木钠、懦弱、毫无主见，但是白娘子还是喜欢发他她与许仙同甘共苦，为生计而奔波劳累，为了救许仙而冒死求仙草。她付出了无数的艰辛和困苦，所为的仅仅是要做一个真正的人，努力维系一段凄苦的感情。可是就是这个她甘愿为之付出生命的许仙却最终背叛了她―仅仅是因为听过法海的一番谗言―他的自私和懦弱便暴露无遗。因此从许仙背叛她的那一刻起，白娘子就已经失败了，无论她付出怎样的努力，也换不来真正的人世生活，甚至她最亲近人的也不承认她的人的身份。法海的出现，使得当高峻的雷峰塔向着白娘子扑面而来的时候，她的整个世界就连同那脆弱的感情崩塌了。

雷峰塔倒掉之后，白娘子还能回到许仙的身边吗?或许人们都觉得会的。可是，真的么?白娘子曾经天真的以为只羡鸳鸯不羡仙的美好生活能够到来，可是冰冷的尘世却无情的击碎了她的梦想，冷笑着对她说：你可以去做神仙，去做妖怪，但你就是不可以做一个活生生的人。所以传说里有了这样的结尾：白娘子和许仙一起升天做了神仙。突然发现这样的结局似乎更适合我们民族的逻辑：一定要皆大欢喜。纵然雷峰塔倒掉之后万人欢呼，然而我们事实上终究不允许有妖怪在我们身边，只好想当然的把他们的形象幻化。要么大家一起成仙，双双飞升;要么妖孽被铲除，人世太平。从来不会有诸如白娘子离开许仙的结尾，仿佛白娘子生来就是为了死心塌地地爱许仙这个软耳根似的。

所以雷峰塔是倒掉了，可是倒得没有意义。因为倘若无人追求自由的勇气和执著，倘若无社会的宽容理解与尊重，人与妖的爱情终究是不能化为现实的。雷峰塔倒掉之后，在欢呼声里我还感到了悲哀，身为人类的悲哀。《论雷峰塔的`倒掉》读后感3

1924年9月25日下午1时40分，杭州西湖南岸，一声隆然，历尽沧桑的雷峰塔在一片烟尘中轰然倒塌，有人叹息，有人高兴。著名文学家鲁迅便写了《论雷峰塔的倒掉》这篇散文。

文章主要讲雷峰塔的倒掉，鲁迅感到非常高兴，他期盼已久的雷峰塔终于倒了，因为那下面曾压着白蛇娘娘呀!

很多人一到雷峰塔面前，就是赞叹，觉得雷峰塔十分雄伟壮观，可又有几人想到《白蛇传》中被法海压在塔下的白素贞呢!

读了这篇散文，你也许会觉得鲁迅是个很迷信的人，故事不就是故事嘛，又不是真的。如果你这样想那就大错特错了!白蛇在这篇文章里并不是指《白蛇传》里的白素贞，而是指追求自由和幸福的妇女对封建统治的反抗。

在文章的开头鲁迅是这样写的：我却见过未倒的的雷峰塔，破破烂烂的映掩于湖光山色之中……..“破破烂烂”这个词明显是对雷峰塔的嘲讽。我虽未见过雷峰塔，但我敢肯定，雷峰塔肯定像鲁迅先生写的那样破破烂烂的。因为这塔就像封建统治阶级对人民的镇压，可这又能镇压多久呢?到头来，这雷峰塔还不是倒掉了吗?不管它压个几千年几万年终有一天会倒的，什么东西都压不住人民群众对封建统治的反抗!

每次读到这篇文章，就会让我想到中国在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虽然对中国人非常残忍，可是中国人还不是在日本人的镇压，欺凌中不停地反抗，最终取得胜利的吗?所以，就算别人对我们不停地欺凌、镇压，我们也要反抗，要对未来充满美好的憧憬。

鲁迅就是这样，幽默的语言，诙谐口吻中含着讽刺、含着嘲笑、含着揭露、含着谴责，行文含蓄却又爱憎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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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再论法治的本土资源

强世功 沈岿 朱苏力：再论法治的本土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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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共阅读 2175 次 更新时间：2009-09-06 02:12:11

进入专题： 法治

● 强世功 (进入专栏) 沈岿 (进入专栏) 朱苏力 (进入专栏)

大约半年以前，北京大学法学社法理小组的几名同学出于对本土资源的浓厚兴趣，请法学院青年教师强世功和大家一起来谈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对于法学院的年轻学子来说，苏力先生的这本书在某种意义上也成为了经典性的“本土资源”，无论是“苏力的”，还是“反苏力的”，却很难是“非苏力的”。或许，正是在对这一文本以及文本中或隐或显表露出来的问题一再反复咀嚼的过程中，我们才能隐约窥见中国法治之路的些微曙光。

对话人：强世功(下简称强)

法学社法理小组(下简称?)

主持人：今天我们很荣幸请到强世功老师和大家一起谈谈“法治的本土资源”这个话题。应该说，这是个老问题，但也是个常谈常新的问题。强老师在这方面做了丰富的研究，所以今天的对话对我们来说，既是一次温习，也是一个获得新知的机会。欢迎大家提问。

?：我看过朱老师的许多文章，也看过不少批评他的文章，一个强烈的感觉是：朱老师的批评者对朱老师要提出的问题缺乏研究，甚至是彻底的理解错误，往往在一些细枝末节上打转。您认为朱老师主要提出的是一个什么问题?

强：朱老师实际上想说的是在建构法治的过程中国家法和民间法的关系。如果将法律理解为一种行为规则，那么人们的行为不仅受国家正式的法律规则的影响，而且受他们生活在其中的民间习惯法规则的影响。当我们谈论法治的时候，，我们希望的是个人和组织的行为受到规则的治理，这表现在日常生活中能依据法律确定自己的预期，在发生纠纷时能依据法律来解决矛盾。没有这一点，决不能已确立了法治。

法律的实施当然需要强制力，但事实上人们遵守规则更多是出于习惯。在这里我们能看到国家法和民间法的某种关系。民间法是习惯形成的，是长期的社会生活日积月累的结果，与社会生活也具有较强的亲和力，人们已习惯于依据它们来行事。这在乡土社会中表现尤为明显。问题在于，我国法治的构建，必然是一个国家法逐渐进入社会生活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是以国家的名义取消一切民间法，还是让多种法律规则共存，让人们自由选择呢?

社会的治理方式是一个社会本身的产物，当然也是人们的意识发生作用的产物。但我们不能不考虑具体社会状态对规则的需求。这样来看，我们应当给予社会成员以更多的选择自由，让让他们在寻求国家法的救济以外，还能诉诸他们熟悉的民间法。这有几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从法治建构的目的来看，我们最终是要让国家法规则为人们所接受。但推行国家法同时扼杀民间法，实际上不能达到目的。人们仍然会因为对国家法缺乏需求而不能从内心接受。取消民间法事实上会剥夺人们的选择自由，使人们寻求救济的途径减少，对于社会秩序的维持而言，这不是好事。第二，，人们是具有选择能力的，让不同类型的法律规则竞争，真正适合一个社会的法律规则自然能为人们所选择。但如果国家法处于一种无竞争的状态之中，将会因缺乏一个参照系而更少反映人们的真正的，普遍的需求。是让这些被选择的规则来治理社会呢还是用人们在无自由条件下被动接受的规则来治理社会呢?从我们建立良好秩序的目的来看，恐怕是前一种更可取。

总之，如果说法治的目标是保障自由，我想其中一项自由应当是人们选择生活规则的自由。这在中国这样一个后发达国家尤为重要。

?：民间法往往是某个地区某个时期的特殊产物，而国家法普遍主义色彩更浓一点。这样看来，民间法的普遍化是可能的吗?强：本土化并不是把特殊条件下产生的民间法普遍化，它只是指出一条更加可行的道路或者是提供一个视角。我们主张应当给人们更多的选择自由，而不是不顾社会现实用国家法来代替一切民间法。法律规则是社会生活的写照。社会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是从简单社会向复杂的分化社会的转化，这一转化的过程中，人们的生活规则也在发生变化。他们不仅面对民间法，而且也可能需求国家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苏力的研究推进了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的观点。乡村社会的生活规则已经从单纯的习惯法转变为国家法和习惯法的竞争。因此，国家法和民间法的关系实际上隐含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中的有关问题。

?：强老师，您前几年像是做了一个关于讨债案件的调查，这个调查对于说明国家法和民间法的关系有什么意义?

强：这是我读书的时候和几个同学在陕北做的。可以说，这是一个关于国家法实施的案件，但在调查过程中，能时时感受到民间规则的影响——面子，人情，一些隐性的权力关系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没有对这些东西的运用，国家法如何实施就是个未知数。这让我感觉到，决不能对民间规则视而不见。在推进法治的过程之中，如果能把它们当作一种资源运用起来，是有利于法治的建设的。资源一词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把民间法吸取到正式法律制度中去，而表明对国家法和民间法关系的一种立场和态度：正常的社会总会产生许多习惯法，法治建设不是要消灭它们，而是努力去寻求国家法和民间法之间的某种关联;民间法如果运用得当，完全能推进国家法的实施。

其实这不是个极端的例子。美国的法律秩序，大家倾向于认为它是一个国家法的一元秩序。实际上里面也有许多民间法的因素。各州都在自己的法律中顾及到当地的一些习惯法，在程序设计上也不象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死板。有些程序甚至比我做的调查中的程序更为简单。这是考虑了当事人诉讼成本的结果，也是对力求简便的民间规则的一种吸收。

?：强老师，苏力在关于秋菊的那篇论文中提到秋菊的一些想法，比如说村长可以踢她的丈夫，但又不能踢错地方，还有那个“说法”，我觉得都是非理性的，也很难说是一种稳定的预期。

强：这是一种预期。乡土社会中人们在生活中积累起一定知识，自然会形成一定的预期。规则是存在的，但往往是一种默示的东西，只是没有用文本表达出来而已。秋菊要讨个说法，在那个社会里是很自然的。

?：我觉得，首先发现这些民间法，然后再考虑怎么利用，这样法治的成本是不是太高?中国的法治化缺时间。

强：从成本上来考虑，也许一条缺乏与社会亲和力的法律会让社会承担更大的成本，所以很难说哪个成本高。给法治加上太多的目标价值也不大现实。法治本身只是治理社会的途径，承担不起许多集体目标。具体如何运用法治的资源，有很多途径，我想这完全可以细致研究，但关键是确定这样一个视角。

?：强老师，朱老师在“法律规避”一文中用了一个刑事案例，但这个例子似乎太极端了，给人的印象就是他在倡导法律规避，虽然事实上并非这样。

强：这当然是误会。我自己觉得，治学之中关键的一点是提出真正的普遍性问题。如果这些问题在现实中客观存在，那么这种提问就是有价值的。至于所运用的材料真实与否，并不重要。苏力提这个问题时主要是考虑在刑事法领域，国家法和民间法之间的冲突最为激烈，最有助于把问题提清楚。案例本身是不是真实并不重要，我甚至可以自己构想出一些东西来，只要它有助于问题的提出。所以用文学作品中的形象来提问是可行的，秋菊，山杠爷，都是小说或电影里的人物，但没关系，因为问题是个真问题。另外苏力提到宗族关系，也是为了提问，而并不是提倡以之作为制度的基础，可惜很多人有误解。

?：我一直想一个问题，就是西方学者所提出的研究方法和一些学术观点能否使用于中国研究。比如福柯对权力-话语关系的发现。

强：从知识论的角度来看，知识的效用和它的出身联系并不大。一个问题是谁提出并不重要，关键在于它是不是一个实际存在的普遍的问题。如果是的话，就是个好问题。所以我们的着眼点应该放在如何提问和怎样提问上。福柯提出的权力问题是个相当有普遍性的问题，那它的价值决不仅仅是西方的，还应该是中国的。中国的学者同样有机会提出一些普遍性的问题。法治本土化问题之所以值得讨论，是因为它是个普遍的问题。任何一个国家都会遇到国家法和民间法问题，许多知识和实践的背景是共通的，参考外国学者的观点很有必要。

我觉得知识的血统和出身的确实应该被忽略。我们自己对于这个问题也不要太敏感，因为我们有这种提问的机会。自己提不出有分量的问题，没有理由怨别人，那是一种“酸葡萄情结”。只要我们自己走对方向，让西方学者趋之若骛讨论“中国问题”的景象也会出现。

?：我读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时受触动很大。韦伯提出了现代性产生过程中一系列因素的关联问题，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人与制度的互动问题。人和制度之间有契合，也有紧张，但任何成功的制度肯定符合其中人的气质。在中国的法治进程中，人和制度的紧张是个很严重的问题，怎么看这种紧张?

强：这里面涉及到法律现代性问题。韦伯的问题很重要，是个逃不过的问题。你说的对，人和制度之间有契合，也有紧张，一个成功的制度必然是充分考虑了制度下人的特点，而具体的人又会“自然”的倾向于某种类型的制度，但紧张总会存在。

中国的法治实现是有可能的，但必然是个很长的过程。韦伯把现代性描绘为一幅理性化的图景，中国的现代性也会遇上同样的问题。国家政治生活的理性化取决于人们日常生活的理性化，而后者的根源在于个社会的变迁。

法治问题很难抽象来谈，它跟社会的联系太大。只有在一个复杂社会，专业分化高度发达的社会，法治才能形成。但是，法治不仅仅是社会生活的一般规则与框架，它还应当是开放的，它必须为生活与规则的创新提供充分的空间，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法治是不会有生命力的。在中国而言，关键在于给传统的一些规则提供发展和生长的可能，而不是简单的扼杀这些规则。要说对传统的生活方式和规则的限制，取消和扼杀，“文革”可能最为彻底，但大家都知道那不是法治。奇怪的是，大家一方面反对文革中的国家强制，另一方面又坚持目前的国家强制，这是一个悖论。可能大家认为现在的国家比过去的国家民主，法制化。但是，真正决定国家性质的是自由和强制的关系。

问题在于：我们是更自由了，还是受到了更多的强制。我留给大家这个问题。

以下是专家发言：

●沈岿：我谈谈法律移植论和自由选择的制度实践，苏力在《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下称《法治》)一书中通过独到的观察与综合性的理论分析，把注意力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立足于社会生活之现实来关注中国的法治;立足于法律之实践来关注中国的司法;立足于法学研究之现状来关注中国法律职业共同体和法学共同体的形成。(尤见“自序”第四部分)虽然如此笼统的概括实在是把其理论阐述的精到之处庸俗化了，但切实关怀实在的生活而不拘泥于“理念性光环”的确如苏力所言是其学术追求之一。于是，长久以来因为法律者习惯性借鉴西方法治经验和制度而形成的认知黑暗地带被照亮了，法律者由于知识局限而导致的惯常思维被置于无情的理性批评之下。从理智的层面出发，必须承认，这个领域在黑暗的笼罩之下荒芜得太久了，它的充分挖掘与开发远非一个智者之力所能为。也许正因为这样，苏力希望读者不要过分关注文章的具体结论，而是"希望读者能更多地注意这些文章的角度、思路、方法或论证方式。但是，或许是我们太想知道更为明确可行的结论而不是满足于智者所提供的思考视角、路径及方式，或许是结论本身是否能够接受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思考过程的可接受性，所以，从阅读中产生的疑问纠缠着我们，让我们无法释怀。而我在这里尝试着揭示自己内心萦绕已久的疑惑(也许它们本不应成为疑惑，也许它们已经在一些人那里获得了解答)，并提出一些肤浅的未经过深入研究的看法。

在我看来，苏力出于某种启蒙的良好愿望，将大量笔墨用于探讨为什么我们在推行法治的过程中必须关注中国国家法(更多地以西方法律理念和制度为模范)与民间法(更多地以实际生活经验为源泉)的复杂关系，可苏力给我留下的最大疑问是：国家法与民间法如何互动才是我们最需要的?也许，这个问题的提出本身隐含地忽略了互动模式是非常复杂的(页51)，由于复杂性的存在，寄希望于给出较为全面的答复实际上是又一种形式的对“大理论”的渴望，而这是违背苏力一向的学术追求的。然而，问题似乎依然存在，并没有因为有限理性无法企及完美的宏大理论而在个案中消逝。由这一基本疑惑出发，又引发出其他相关的问题。

首先，什么是民间法?既然目标指向是国家法和民间法的相互妥协与合作，那么，逻辑前提自然在于我们必须知晓什么是国家法、什么是民间法。在大致可以从法律典籍中获知国家法的前提下，民间法应该如何定位呢?在《法律规避和法律多元》一文中，苏力指出，“考虑到这种方式的流行、经常和恒常，考虑到其在中国社会中实际所起到的维护社会秩序的功能，我们也许可以称那些潜在的、指导这一纠纷解决的规则为一种‘民间法’——在社会中衍生的、为社会所接受的规则。”(页44-45)可是，那些潜在的规则是什么呢?它们在哪个社会中或者在中国社会的哪些群体中被普遍接受呢?或者，它们被接受的范围和程度应该有多大才构成民间法?苏力在阐述法律多元研究的学术和实践意义时告诉我们，70年代中期以后西方法律社会学家“关心的不仅是中央占统治地位的统一法律制度，还要发现那些在社会中进行着的规范社会的其它形式，以及这些形式在什么程度上构成一种‘法’。”(页52)无疑，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很可惜，在仔细阅读本书并大致接受我们必须关注由无数背景化的个人所组成的社会正在进行着的民间法之后，我们依然面对这个问题。

假设这一基本问题通过更为深入细致的观察与研究获得相当程度的解决，假设我们可以从未成文的、“活生生地流动着的、在亿万中国人的生活中实际影响他们的行为的一些观念”或行为模式中(页14)定型民间法，接踵而来的问题是：国家制定法的实践真的在很大程度上压制民间法因而需要开始注意妥协吗?这似乎又是一个需要无穷尽的信息收集工作才能给出明确答案的问题。可是，当我带着这个问题去审视强奸私了案、秋菊案以及山杠爷案时，发现这些个案中有一些隐含的制定法运作逻辑未被揭示出来，而它们实际上可能给予民间形成的规则以较大的存在与运行空间。

必须看到，在强奸私了案和秋菊案中，国家制定法的开始启动都是由一方当事人自主选择之后形成的——强奸私了案的女方家属向当地派出所报了案、秋菊则执着地寻求国家公共权力机构给予其“说法”，而山杠爷之所以被逮捕是因为有人把“事情捅到了上级司法机关”。换言之，根据一般经验观察，除国家公共权力机构依照职权主动发现违法问题并适用国家制定法予以处理的情形之外，几乎多数纠纷或案件都是在当事人或其他相关人员请求的情况下，才由国家公共权力机构通常(并非始终如此，见下文观点)按照制定法的规定加以解决的。简而言之，这就是所谓的“不告不理”原则。该原则的法律意义已经为许多人所了解，但如果就规范社会生活的一般规则而言，它实际上在相当程度上承认了法律多元的存在，也就是容纳了人们依据其对国家法的理解并运用他们较为熟悉的民间法而自行息事宁人的空间。

一言以概之，国家制定法的运作逻辑之一(“不告不理”)在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围内隐含地认可法律多元和自主选择。那么，是不是当国家制定法的启动闸门一开，从闸门中泉涌而出的就是纯粹的制定法吗?就所论及的三个案例而言，乍看之下似乎确实如此。但是，如果我们借助想象力并结合法学研究成果以及生活经验和常识，进一步去设想因作者关注点的局限或语言符号功能的局限而没有得到充分展示的案情，很可能不会得出这一绝对的结论。任何因为人们的一般预期而有责任适用大致统一的制定法的行政官员和法官，并非国家制定法纯粹的传话筒;他们对国家法的作用并不像传送带而更像加工厂;他们在加工制定法的时候，不仅因为其自身受到的复杂背景化而会对被加工产品刻上加工者自己的印记，而且因为与有着具体经验和知识的当事人或其他相关人员(例如律师、邻里等)接触而会对被加工产品刻上与加工者交往的印记。于是，国家法在制度实践中由于存在着行政官员、法官、当事人以及其他人员这些活性元素，而给民间法的存在、合作与交融留下逻辑和现实的可能性。

我在此从“不告不理”以及执法者对正式和非正式规则可能作出的自由选择这两个方面，简单论述制度实践中可能蕴涵国家法和民间法共存与融合的空间，并非意指现实中没有苏力所言的国家法忽视或压制民间法的一面，也并非意指苏力在打开一个视窗让我们惊觉另类法律景观的同时关闭了以前存在的一个视窗。那么，我的目的何在呢?我是在想，当我们沿着苏力在这本书中提出的思路走下去，碰到国家法与民间法如何互动的问题时，我们是否可以从带有相当程度自由选择色彩的制度实践中寻找答案或启发，是否可以从中为国家法向民间法的妥协或合作(反之亦然，但苏力告诫尤其要注意国家法的妥协)寻找能够被正当化的路径?甚至，我在想，既然现实的社会生活各种制约条件使得制定法的实施从来没有纯粹化，是不是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引导着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对话和交流，而无须我们杞人忧天?是不是应该反省和检讨的更多是我们学人自己的认知偏狭，而不是制度实践本身?制度实践是不是在运行过程中并不需要我们设计什么路径?(很显然，就像苏力引Matz的话说结论是懒得继续思考的地方，最后这些问题也许就是一种偷懒的提问。)

最后，回到本文标题的前半部分——法律移植论，简单谈谈我的看法。之所以要论及此，因为在苏力看来，法律移植论把西方发达国家的法治理念和制度作为中国法律的建设模本，力图以这样的方式建立可以有效规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制度，从而忽视了对本土传统和惯例的借助与利用，(页1-22)而这一观念恰恰与忽视民间法的存在及作用有着密切的亲和关系。然而，当苏力指出法律移植论“在理论上有一些重大弱点，并在实践上可能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时(页4)，我个人以为这一论断的后半部分需要中国实践的例证来说明。但是，观念的实践例证并非像把手机与实验鼠放在一起以测试手机放射波对生物大脑影响那样科学化，因为任何一种观念似乎都不会成为影响实践的单一元素。的确，法律移植论正如苏力富有洞察力的分析所表明的在理论上有一些致命之处(我倒不认为法律移植论的“理论基础是法律是一种上升为国家意志的统治阶级的意志，因此要利用法律这种工具来规制社会”——见页4)，不过，法律移植论毕竟是对某些观点进行类型化处理而帖上的标签，在思维层面上我们可以把它单列出来进行解剖，而在实践层面上就无法草率地予以纯粹化了。当我们利用事例来分析法律移植论的实践问题时，我们有没有想过在这些问题产生的因果链上不止法律移植论在因的一端?我们有没有想过在“移自西方的现代法制不适宜于中国的本土环境并不是什么新鲜的发现”(见赵晓力序)的情况下，中国法律的实践者即便没有深厚的理论支撑也会抵制西方法律的照单全收?其实，苏力对制度实践的描述与分析(如《纠纷解决》一文)已经说明法律移植论在实践市场中的微弱分量。

当然，法律移植论受到攻击较多的是它对法律制度的构建层面即立法层面的影响，批评者认为立法起草和制定人员基本上在效仿西方，以致于其中有不少制定法规则与中国人的习惯相悖，不易为国人所接受并成为其真正的行动规范，从而形成国家制定法无力的状况。确实，在我参与的十分有限的几个立法讨论中，与会者所运用的话语、基本理念以及规则设计的思路带有非常明显的西方法律知识痕迹。可是，如果我们能够冷静和理性地考察中国立法实践(这方面有分量的观察和研究太少)，就会发现至少有以下两个方面值得思考。其一，没有纯粹的法律移植论：立法起草者都非常真实地站在中国当前社会生活出现的问题之上来讨论解决方案;他们在讨论时尽管有西方知识的背景，但也同样有中国本土知识的背景，尤其是那些经常在基层工作的官员，他们往往会提出来自经验的规则;立法过程一定程度的开放使得不同知识和经验在其中经常交锋，并在最后形成妥协的结果。其二，即便有明显的法律移植倾向，也是各种条件所限：立法已提上议事日程，社会中出现的问题亟待规范;立法者不可避免的知识背景的局限;信息收集和反馈渠道的不畅;立法者对问题及解决方案的认识不足;等等。此外，我想值得一提的是，立法者的制度设计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个试验性方案。如同个体的人在生存和发展中遭遇问题时会以他人解决类似问题的经验为借鉴一样，一个民族也会如此，尤其是面临从未出现过的问题时;个体的人以他人经验为借鉴实际上是一种试验，试验过程中出现意想不到的问题并根据具体情况作适度调整几乎在所难免，一个民族的情形也大致相似，只是由于个体的人所遭遇的意外问题在多数情况下可能较小、较易解决而不易觉察其所作的调整;正是因为立法设计具有这一性质，所以，必须依赖大量的制度实践才能使立法者重新考虑其方案的得失，而制度实践的确并没有完全把自己禁锢在立法者设计的框架之内。总之，我们似乎很难对法律移植论在立法实践上的功过是非作出令人信服的评价。

所以，在我看来，法律移植论更适宜在观念上予以批评，而不适宜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实践着的对应物并就其实践效应加以批评。这就好像我们应该清醒而勇敢地承认过去自己在意识形态上对民间法的忽略，并努力去关注实践中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共存、交流与互动以摸索中国法治之路，却不能说我们的忽略就意味着现实生活的实践忽略。一句话，我们需要正视中国制度的实践来反省自己认知上的缺陷。

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苏力的隐含贡献在于(我以为)借助交叉学科知识、以非常强有力的论理重述了一个问题：为什么长期以来乃至当今，法律理论一直被实践界视为脱离实际，而法律理论又不愿意承认?苏力把戴着理念光环的法律理论拉下了"神坛"，希望其更贴近中国本土的制度实践并从中汲取自幼稚走向成熟所需要的有用营养。而他留下的问题不是只留给他自己的，而是需要所有关心中国法治成长和法学成熟的人们予以思考的。

●苏力：我对关于本土资源作几点说明

首先，本土资源这个概念是当初我在谈论中国法治时为表述方便而使用的一个语词;后来在编文集时，又还是因便利，再次使用了它。因此，这并不是一个精心策划的对自己观点的概括，更不是一个必须固守的“核心”概念。为防止误导他人，也防止别人对我标签化或对这本书标签化，我在此声明，此书与“本土资源”的关系就如同此书与书中其他语词的关系一样，仅仅是一种语境化的联系，而不具有什么特别的、重大的、内在的、固有的、不可分割的、恒定的、本质的或其他任何可能想像得出来的形容词的联系。语言和概念都是工具性的，而不是本质性的。因此，如果我还有什么观点或思想的话，那都是在书中的具体论述中，而不这个概念。

但这也并不意味着，我当初使用本土资源一词完全是随心所欲，而是伴随了一种也许是直觉化的关于恰当与否的判断。它首先强调的是要研究中国的社会需要或针对中国存在的亟待解决的问题而不能不考虑社会的实际需要试图论证或建立一种“理想国”的法治或法制，不能仅仅是为了建立制度而建立制度。其次，我是在谈论中国的“法治”或“法制”时提到本土资源的，而所谓法治或法制，是一个社会的有序状态及其制度化。而这种有序状态，依据我目前的观点，是一个民族的社会生活创造，而不可能是任何法学家的理论创造(当然并不排除法学家的努力)。我在“后现代思潮与中国的法制与法学”文中就曾提到这一点。我总认为，法学家的努力最多是一种为社会所接受的制度作出的正当化论证，从长远来看，除了一个民族以他们的人际活动接受了某种制度，任何法学家的理论论证，甚至政府的大力强加，都不可能有效地建立某种制度，因此，就其事实状态来说，法制或法治的形成必定是建在本土资源之上的。由于本土资源着眼的是社会实际生活中秩序的形成，法律在实际生活中起作用，因此，第三，它也就不是要在某个或每个具体的立法或做法上仅仅以追求“中国特色”或“中国古已有之”为目的，这种做法在我看来也忘记了法律的真正目的和动力。此外，在自序中，我还特意根据本书的三编对本土资源作了一种并不以追求完整为目的描述。大致包括：针对中国实际存在的问题和可能性的开放性的(即强调公共选择和反复博奕的，而不是“一语定终生的”)，有效率的立法，切实的同时又为法学提供理论发展之素材和动力的司法，以及为此而形成的法律职业共同体和法学学术共同体。我认为，这三个方面的互动一起构成中国法治的本土资源。在这个意义上，本土资源更多的是一种分析性的概念，而不是一种规范性的命题。

说“更多”，当然也就意味着我不排除其中也许有某些规范性的意蕴。特别是在我的书中分析了一些中国的案例，可能许多习惯于从书中发现作者作为真理奉献给读者的主张的读者会认为，我就是试图从中寻求“本土资源”。因此，这很容易成为某些人“影子拳击”(chadowoxing)的一个靶子。但如果阅读细心一点，读者也许可以看出，我并不一定或总是认同我所分析的那些案例中的具体做法，即使我认为其中有一定的道理;自然，我也就不可能希望将这些做法强加在变革中的中国。这不仅因为，我知道，任何个案研究总是不可能涵盖中国社会的，因此，我并不曾企图从这些个案研究得出一个关于中国社会的一般概括;而且我知道，法治的形成是一个公共选择的过程，过强的理想主义和因此而来的强加于人是于法治有害无利的。我想做的并可能做的，毋宁说，是试图通过分析这些案例讲一些也许是老生常谈的道理，诸如法律是解决世俗问题的，不要以为民众是无知愚昧的，等等。因为这些道理由于已经成为“常识”，而常常或容易被人忘记，特别在实际立法、司法、执法中忘记。我还试图通过分析这些案例使我们能从更多角度考察一些问题，使我们从居高临下的“法学家”的视角或“某某法之父”的自我膨胀中摆脱出来，使我们能从道德“表态”或思想“站队”的思维模式走向“理解”和“研究”现实的思维模式，使我们的惯习化的耳朵能只见另一些因我们匆忙表态页可能被忽略的声音。毛泽东同志早就批评过，教条主义是最容易的。的确，世界上没有比不考察实际情况就表态更容易的事了。我不敢这么作，因为法律所关系的不仅是我个人的偏好，而是关系到至少是一个时期内许多普通人的事。只是在这个意义上讲，本土资源的概念也许有某些规范意义，即希望人们关注现实，实际地研究现实，同时我还多次强调，这个现实是流动的，是在中国市场经济形成的历史大背景下的现实。

而且，作为分析性概念，当我说本土资源概念时也就必然意味着我承认有外来资源，因此，这里并不存在什么学术或研究上的民族主义情结(但不排除我在其他某些场合可能有这种情结)或试图标新立异的问题。但我更认为，对外来资源的利用，首先是要看看自己需要什么;如果我现在吃饱饭了，那么我需要的就不是如同他人一样再来一盘红烧肉--假定现在流行吃红烧肉，而可能是来一杯茶或咖啡。因此，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自身，而仅仅用流行的或看上去漂亮匀称的理论和做法作为“法制建设”的评判标准。此外，无论就法治还是就法学研究来说，对于外来资源的利用，重要的也不是重复外国人说过的话或外国人做的事而是看你会不会用其中的道理具体地分析、理解、解决你所面临的问题。我是否会游泳不能光听我是否能熟练地重复别说过的关于游泳的理论和原则，而是得下水试一试;并且在有些时候例如水草缠住腿因而溺水时，我也许不得不自己凭着我实际的水性来解开水草。

【注释】

◆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

◆苏力，“基层法院审判委员会制度的考察及思考”，载于《北大法律评论》第1卷第2辑，法律出版社，1999

◆苏力，“二十世纪中国的法治”，载于《法学研究》1998年第1期

◆强世功，“黑夜的穿越者——评《法治及其本土资源》”，载于《学术思想评论》第三辑，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

◆邓正来主编，香港《中国书评》，1995年“学术的本土化和规范化”专题

◆湘潭大学法学院编，《湘江法律评论》第3卷，《法治及其本土资源》讨论纪实，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

第三篇：雷峰塔下的张爱玲

《雷峰塔》、《易经》与“回旋”和“衍生”的美学

张爱玲研究是当代中国文学的显学。近年随着旧作不断出土，张的文名与时俱进，各种相关著作也层出不穷。但其中有一个面向仍然没有得到充分探讨：那就是张爱玲一生不断重写、删改旧作的倾向。我以为她的写作其实是以一种“否定的辩证”方式体现历史的复杂性，也为我们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考察，提出发人深省的观点。

张爱玲研究是当代中国文学的显学。近年随着旧作不断出土，张的文名与时俱进，各种相关著作也层出不穷。但其中有一个面向仍然没有得到充分探讨：那就是张爱玲一生不断重写、删改旧作的倾向。她跨越不同文类，兼用中英双语，就特定的题材再三琢磨，几乎到了乐此不疲的地步。因此所呈现出一种重复、回旋、衍生的冲动，形成张爱玲创作的最大特色之一。

2009年，张爱玲的两部英文小说《雷峰塔》(The Fall of the Pagoda)和《易经》(The Book of Change)重被发现，经过整理，于2010年问世。这两部小说皆写于张爱玲初抵美国的50年代中后期。两部小说都有浓郁自传色彩，也为张爱玲反复改写与双语书写之美学提供了最佳范例。张爱玲对自己生命故事的呈现无时或已;从散文到小说到图像、从自传式的喁喁私语到戏剧化的昭告天下、从中文到英文都多所尝试。正是在这两部新发现的英文小说中，我们得以一窥她种种书写(和重写)间的关联。

20世纪文学的典范以革命和启蒙是尚。严守这一典范的作家和批评家自然不会认同张爱玲的创作意念和实践。但我以为她的写作其实是以一种“否定的辩证”方式体现历史的复杂面，也为我们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考察，提出发人深醒的观点。

(一)

1938年，上海的英文报纸Shanghai Evening Post(《大美晚报》)上刊登了一篇题为“What a Life!What a Girl’s Life!”的文章，作者是一位十八岁的中国女孩，名叫Eileen Chang(张爱玲)。在这篇文章中，张爱玲描述自己在一个衰败的贵族之家成长的点滴，她与父亲和继母的紧张关系，以及曾被父亲禁闭在家中一个空屋里的经历。其间她患了伤寒，因为没有及时用药而几乎送命，最后她在奶妈的帮助下得以逃脱。

这篇文章是张爱玲初试啼声之作，也预告了20世纪中国天才女作家的登场。历史的后见之明告诉我们，张爱玲未来写作生涯中挥之不去的主题已然在此出现：颓靡的家族关系、充满创伤的童年记忆以及对艳异风格的迷恋等。这篇英文文章同时也预示张爱玲穿梭于双语之间的写作习惯。“What a Life!What a Girl’s Life!”发表六年以后有了中文版本《私语》(1944)。同一时期的其它中文文章如《童言无忌》也有所印证。到了1950年代后期，这些文字统统化为了她的英文小说《易经》的素材。

《雷峰塔》原是《易经》的第一部分，后来却被张爱玲取出独立成书。在撰写英文《易经》的过程中，张已经开始构思写作它的中文版。这便是张1976年大致完成、却积延不发的《小团圆》。此书迟至2009年方才出版。

从散文到小说、从自传性的“流言”到戏剧化的告白，穿梭于中英文之间的张爱玲几乎用整个一生反复讲述“What a Life!”的故事。但就她重复书写与双语书写的美学而言，这远非唯一例证。从《十八春》(1950)到《半生缘》(1968)，从英文的“Stale Mates:A Short Story Set in the Time When Love Came to China”(1956)到中文的《五四遗事》(1958)，都是如此。我已在别处讨论过张爱玲的英文小说The Rouge of the North(1967)的多个分身：1943年张创作了中篇小说《金锁记》，50年代将其翻译为英文，并在1956年扩充为长篇小说Pink Tears。Pink Tears经过60年代的多次重写，最后以The Rouge of the North 的面貌问世。同时，她又将The Rouge of the North题为《怨女》，译回了中文。就这样，在二十四年的时间里，张爱玲用两种语言至少写了六遍《金锁记》。

对于张爱玲来说，重写既是袪魅的仪式，也是难以摆脱的诅咒。尽管写实/现实主义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形式，张爱玲穿越修辞、文类以及语言界限的重复书写却孕育出一种特殊的创作观。她的写作不求“重现”而只是“揣摩”过往经验;它深入记忆的洞穴，每下一层甬道，就投下不一样的光亮。更重要的是，通过写作，记忆转化为技艺：藉由回忆，过往的吉光片羽有了重组的可能，并浮现种种耐人寻味的形式。书写与重写是探索性的艺术。追忆似水年华并非只是宣泄和耽溺，新的、创造性的欢愉(和痛苦)也随之而生。

以《雷峰塔》的标题为例，张爱玲在她给宋淇的信中说得很清楚，“塔”指的就是《白蛇传》里“永镇白娘子”的雷峰塔。张在此援引一个具有鲜明的异国情调的传说，也许是为了迎合英语世界的读者。除此，对雷峰塔的指涉也为张爱玲自己那段遭到禁锢和侥幸逃脱的经历提供了一个有神话意味的潜文本。

更意味深长的是，“雷峰塔”把我们带入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互文世界。我们最容易想到的大概就是鲁迅著名的杂文《论雷峰塔的倒掉》。中国新文学中至少还有三个文本以塔为象征∶殷夫的诗歌《孩儿塔》;白薇的剧本《打出幽灵塔》;台静农的小说集《建塔者》。在这样的阅读脉络里，我们要说现代中国文学里以“塔”形成的“感觉结构”其来有自，张爱玲的《雷峰塔》只是一个迟到的版本。然而对于雷峰塔的倒塌，张爱玲毕竟别有感悟。鲁迅、白薇和殷夫等人都是革命阵营的作家。他们有多期待推倒代表封建中国的雷峰塔，就有多期待看到一座新的、现代巨塔在原地建起。这座现代之塔可以名为革命、政党、或民族国家。准此，他们也是建塔者。

张爱玲则不在建塔者之列。作为一个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者和极端的讽世者，她对一切以崇高为名的主张和架构永远充满怀疑。如果“雷峰塔的倒掉”在中国文化的想象图景中代表一个天启般的瞬间，那么对于张爱玲来说，这天启的意义就在于塔的倾颓，而非任何重建的可能。在雷峰塔倒掉以后写作，意味着反省原初建塔的虚妄和野心，观察游荡在断壁残垣间的幽灵，或更诡异的，“欢迎”那阴森幽密的氛围从此笼罩中国大地。

张爱玲的《雷峰塔》中投射出一种内倾性的回旋话语。与革命话语不同，“回旋”的展开并不依靠新的元素的注入或运作，而是通过对思想、欲望和行为的现存模式的深化、重复、扭曲来展现前所未见的意义。它就这样盘旋着，卷向自身内部。这样的倾向可以视为保守甚至颓废。但张爱玲未尝不以此提供了一个警醒的视角，让我们一窥历史上每一座人造的巨塔之下，都潜伏着幽灵——白蛇也似的幽灵?

而在1950年代，又有什么能比新中国的成立所投射的象征巨塔更雄伟，更崇高?张爱玲却选择在这个时候永远地离开祖国。她从任何奉民族、国家之名的建构抽离，退居到自己所发掘的记忆洞穴中。在那潮湿阴暗的所在，她默默探究中国——社会，文明，人性——最曲折扭曲的面向。她回到那“荒唐的，古代的世界”，反而揭露了“阴暗而明亮”的现实。五十年代后期，张爱玲以最离经叛道的方式为中国招魂，也同时为中国祛魅。她写的不是奉任何名义的塔的高高崛起，而是塔的倒掉。

(二)

张爱玲从未以通晓《易经》著称。她将小说命名为《易经》，不免使人好奇她的动机何在。她也许是想借重这部经典的“东方”魅力来吸引西方读者，也许真是希望求助古代的智慧来参详琵琶或她自己的命运，又也许是对前夫胡兰成微妙的反戈一击——胡兰成自战时起就以《易经》的阐释者和实践者而洋洋自得。撇开这种种可能，我认为，奉《易经》之名，张爱玲不仅在“东方主义”与个人命运之间多所玩味，更力图从中汲取一种创作哲学：小说创作不正如《易经》，以其多变的“象”诉说着人生种种起落无常?

《易经》的“易”字在中文里意涵丰富，它可以指“变易”，同时也可以指“不易”，又有“简易”、“交易”、和“交换”的含义，张爱玲以此来表达自己复杂的战争经验，用心不难理解。虽然小说《易经》主要是描述香港沦陷和女主人公回到上海的历险，但张爱玲写作此书时已经是50年代后期。回顾将近二十年以前的经验，她其实是有着历史的后见之明的，也必然明白回忆性的写作在操作已经发生的和尚未发生的事件上，所产生的时间和知识的多重落差。1950年代末在美国写作《易经》时期的张爱玲已是一个两度结婚，移民他乡，依靠非母语写作的中年作家了。回望1938年初入文坛以来的种种遭遇，她有理由为自己所经历的变化唏嘘不已，从而理解“易”的意义所在。

在更深的层面上，《易经》这一标题指出生命流变和人世兴衰中的种种悖论：生老病死、花开花落既然已是恒常的定数，“易”也就成为千古“不易”的道理。貌似相反的两种力量互为印证，轮回辩证的模式才得以生出，而恰恰是这些展示出了“易”之道。这个“道”虽然难以言诠，传达的却是直指本然的真理，是简单的、“容易”的易道。

相应地，时间也不只意味着线性发展，而是一种“空间的流转”，在其中变与不变、交相变化与相互作用，形成复杂的结构。这就带出了“易”的第三层含义：作为一种打破现状的力量，“易”总蕴含着无休无止的变化——也是生发的——动力，是为“生生之谓易”。“易”构成了开启生命宇宙论的基本法则。只从这个角度思考，我们才能理解张爱玲有关重复书写所暗含的哲思。重复既不是对现有事物的乏味的复制，也不是回归事物的原点。重复是“生生”的过程，是脱胎自现存事物而又对其作出反应，也是原点的微妙位移，由此“易”的力量相应而起。

在关于《雷峰塔》的讨论中，我提出张爱玲写作的“回旋”美学。这种叙事实践一反线性、前进的序列，代之以反转内敛的倾向。我认为在《易经》中，张爱玲不仅将回旋的原则发挥得淋漓尽致，更展开一种衍生的美学。所谓衍生，指的是叙述的动力并不在于(浪漫主义定义下的)原创性，而在于一种赓续接踵的能量，或是修辞意义上的代换与变形，从而颠覆一般对于“真实”、“发生”、“缘起”的诉求。

就此而言，《易经》既是张爱玲早期《烬余录》的再造，也是未来《小团圆》的预演。而《易经》本身也有它自己衍易与分合的过程。现在独立出版的《雷峰塔》原来就是从《易经》一分为

二、衍生出去的。

张爱玲写作中回旋、衍生的倾向至少还有两个重要的例证可以参照。众所周知，张爱玲心仪晚清作者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海上花列传》当时并不受欢迎，但张爱玲却对它情有独钟，因为它颠覆了狎邪小说的传统。用日常琐屑来装点、填充(家族)历史，并在一切人生华丽的表象下看到那彻骨的荒凉，在这方面《雷峰塔》和《易经》的写作都追随《海上花列传》所留下来的印记。

《海上花列传》本身的结构与风格特征也有所本，那就是曹雪芹的《红楼梦》。这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也是张爱玲灵感的源头。张爱玲八岁第一次读《红楼梦》，1934她甚至尝试创作现代版的《摩登红楼梦》。《红楼梦》之所以打动张爱玲，想来是因为她从中看出了同样家族盛极必衰的命运，更不必说青春与伤逝的色彩，以及繁华苍凉总成一梦的启悟。

更引起我们关注的事实是：随着年岁渐长，张爱玲越来越理解曹雪芹终其一生不断修订——重写——手稿的苦乐。曹雪芹“披阅十载，增删五次”，最终仍未能完成这项大工程。《红楼梦》随着作者个人际遇的变化而不断改换面目，死而后已。而张爱玲晚期书写不正演示了类似命运?

我认为张爱玲在她写作生涯的后四十年里一再重写自己的生命故事并非巧合。在写《易经》、《小团圆》的同时，她也从事了两项平行计划。她将吴语版的《海上花》翻译成国语，又从国语翻译成英文。另一方面，她孜孜不倦地细读《红楼梦》，文本分析、文献考据、传记研究三路并进。她的红学考证后来以《红楼梦魇》(1977)为名结集出版。

对张爱玲而言，这三个书写计划——创作、注释、翻译——密不可分，更确切地说，它们构成了一个文本互涉、跨文类、多重语言的网络，这一网络正指向张爱玲衍生美学的多个层面。

张爱玲在《海上花》国语翻译的后记里回顾自己所下的工夫，不无反讽地写下：张爱玲五详《红楼梦》，看官们三弃《海上花》。

这不仅是张爱玲对两部古典小说杰作的命运有感而发，也是对她个人阅读与写作的心得总结。正如小说标题所暗示的，《易经》体现了张一生的写作随着生命发展不断变化，辗转曲折，死而后已。每一次尝试都显示她面对早年经历的不同态度，以及不断更新的叙述策略。就这点而论，张爱玲不啻是在书写她自己的《追忆似水年华》。以此她证明“往事”并非是冰封在时间彼端的静态事物，任我们予取予求，而是记忆中的活跃成分，时刻与创作者的当下此时互动。

传统观点认为张爱玲在1952年离开大陆后，创作力急遽下降。如果我们根据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有关“原创”、“创新”、“突破”等定义来看待“创作力”的话，这样的结论并不为过。但《雷峰塔》、《易经》这类作品的出土，促使我们从不同角度思考张爱玲的创作立场。当中国的大部分作家回应着“五四”所标榜的现代性召唤，孜孜不倦地弃旧迎新，并期待着“史无前例”创举时，张爱玲选择回望那些被进步作家和批评家们视为颓废、反动、私人的题材和形式。也由此，她示范出一个“回旋”而非“革命”、“衍生”而非“揭示”的书写谱系。我们一直要等到另一个新世纪来临后才理解，张爱玲的许多同辈作家所信仰的“现代”可能未必那么现代，而张爱玲所坚持“传统”其实一点也不传统。王德威

(此内容为作者在复旦大学的演讲，有删节。原文为英文稿，由复旦大学王宇平博士译为中文。《现代中文学刊》2010年第六期刊发全文)

2009年，张爱玲的两部英文小说《雷峰塔》和《易经》重被发现，经过整理，两部作品的英文版与繁体中文版于去年问世，简体中文版也即将于今年推出。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学者王德威日前在题为《雷峰塔下的张爱玲》的演讲中指出，虽然张爱玲研究是当代中国文学的显学，但其中有一个面向仍然没有得到充分探讨：那就是张爱玲一生不断重写、删改旧作的倾向。他认为，张爱玲的写作其实是以一种“否定的辩证”方式体现历史的复杂性，也为我们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考察，提出发人深省的观点。

第四篇：再论如何加强建筑业施工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

关键词：项目成本、管理、控制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仅要建设物质文明，而且要建设精神文明，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性质和方向，是由思想道德集中体现的，要在实践中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包括社会公德教育，职业

道德教育，作为建筑企业的职工，对职业道德建设教育非常重要。建筑业是国民经济中从事建筑安装工程施工的物质生产部门，它为国民经济创造固定资产，为整个社会创造生产和生活环境。建筑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拥有庞大的建筑队伍，而且这些职工来源广泛，成分复杂，与其他行业相比，从业人员的整体文化素质较低，其工作地点不固定，不集中，遍布城乡甚至国内外，流动性强，影响范围大，为此，必须搞好建筑业的职业道德建设。

 加强职业道德建设同倡导良好的社会公德、家庭美德一样，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道德文明的必经之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职业道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地位和作用愈加重要。反映在职业道德方面的问题也愈加突出，人民群众对职业首先的呼声也愈加强烈。所以，大力加强职业道德建设，对于推动社会风气好转、促进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有序地发展。 

一、做好职业道德建设的重要性

1、加强职业道德建设，有助于提高职工的职业道德素质和抵制社会不

良影响的能力，保证职工走正道、干正事。随着经济体制转轨加速，法制还不够健全，道德还不够规范，腐朽思想乘虚而入，社会大环境还不容乐观。我们建筑业职工自身来说，文化素质偏低，鉴别能力和抵抗能力相应地较弱;由于流动性强，政府相关部门的管理难度较大，致使职工易受社会不良环境的影响，因此大力加强职业道德建设，全面提高职工道德素质，增强他们的自我约束能力，是非常必要的。

2、加强职业道德建设，有助于提高企业效益，塑造良好的企业形象。 影响企业效益的因素很多，其中重要方面是企业是否具有凝聚力和向心力。对于一个企业来说，要想真正搞好，除了坚持和完善经理负责制，建立富有生机活力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外，最重要的就是要全心全意地依靠广大职工，发挥他们在企业中的主力军作用，而要做到这一点，主要靠加强对职工的职业道德教育，因为职业道德教育，可以激励广大职工以主人翁的精神从事职业活动，忠于职守、遵纪守法、诚实劳动、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团结协作。只要广大职工真正具备了良好的职业道德，提高职业道德觉悟，进而把职业道德变成自觉的行动。职工必然是爱岗敬业者，就会产生巨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满腔热情地投入到企业活动中去，创造更多更好的产品。同样企业形象的塑造不仅仅在于企业工程的优劣，还在于企业人的精神风貌，在于职工对待企业，对待工作，对待客户的态度。

3、职业道德教育是调动人的积极性，发展企业生产力的保证。要使企业充满活力并迅速发展，技术革新和产品开发固然重要，但是关键还是人的因素，没有全体职工职业道德素质的提高，没有全体职工高昂

的劳动热情，一切都是空谈。企业职工的道德素质如何，不仅成为衡量职工队伍素质的一个重要标准，而且也成为衡量企业自身素质的重要标准。大量事实说明，凡是搞得好的企业，从上到下都十分重视加强职业道德建设，提高职工职业道德素质，可见职业道德是推动企业创造优质产品的巨大精神力量和竞争力量。

二、我国建筑行业施工的职业道德现状

从当前我国建筑业的状况来看，从总体上看，我国建筑业是好的，是一支敢打敢拼的队伍、能吃苦耐劳、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的队伍。日新月异的城乡建设、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一座座千资百态的公用建筑、一条条宽阔平坦的柏油马路、大批的国家重点工程记载着建设者的丰碑。但不可否认，建筑业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也同样存在着发展极为不平衡的问题。影响建筑工程质量的因素很多，但是道德因素是重要因素之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呼唤职业道德。面对市场经济大潮建筑企业逐渐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中走了出来。面对市场竞争，人们要追求经济效益，要讲竞争手段。我国的建筑市场竞争激烈，特别是我国的各省市发展不平衡，建筑行业的法规不够健全，在竞争中引发出职业道德病。每当我国大规模建设高潮到来时，总伴随着工程质量问题的大量增加。比如：管理不严、办事不公、以权谋私、玩忽职守、收受贿赂、抢工期忽视工程质量、违章作业、野蛮施工、只追求效益轻视社会效益等等。更为恶劣一些建筑企业为了拿到工程项目，使用各种手段，其中手段之一就是盲目压价，用根本无法完成工程的价格去投标。中标后就在设计、施工、材料等方面做文章，启用非法

设计人员搞黑设计，施工中偷工减料，材料上买低价伪劣产品。最终发生了楼房倒塌砸死无辜者的重大恶性质量事故。影响极坏，危害很大，应引以为戒。作为百年大计的产品，如果建筑物质量差，则损失和危害无法估量。众所周知一座建筑物的诞生需要有良好的设计、周密的施工、合格的建筑材料和严格的检验与监督。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重视经济效益，也要重视社会效益。而且，这两种效益密不可分。一个建筑企业如果只重视经济效益，而不重社会效益，最终必然垮台。这一系列环节中的问题，使我国近几年的建筑工程质量事故屡见不鲜，可见加强职业从业人员的道德建设是十分必要的。 

三、 如何加强建筑业施工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规范 

道德规范是人们判别善与恶、道德与不道德的基本尺度，总的要求是质量第

一、服务第

一、信誉第一，具体地讲应分为两大类。即建筑业管理监督人员职业道德规范、建筑业企业职工职业道德规范，在此仅以四种岗位来说明。 

1、 项目经理职业道德规范

第一强化管理，争创效益，对项目的人财物进行科学管理，加强成本核算，实行成本否决，教育全体人员节约开支，厉行节约，精打细算，努力降低物资和人工消耗。

第二讲求质量，重视安全，精心组织，严格把关，顾全大局，不为自身和小团体的利益而降低对工程质量的要求。加强劳动保护措施，对国家财产和施工人员的生命安全高度负责，不违章指挥，及时发现并坚决制止的违章作业，检查和消除各类事故隐患。

第三关心职工，平等待人，要象关心家人一样关心职工，爱护职工，特别是民工。不拖欠工资，不敲诈用户，不索要回扣，不多签或少签工程量或工资，充分尊重职工的人格，以诚相待，平等待人。搞好职工的生活，保障职工的身心健康。

第四廉洁奉公，不谋私利，发扬民主，主动接爱监督，不利用职务之便谋取私利不用公款请客送礼。如实上报施工产值、利润、不弄虚作假。不在决算定案前搞分配，不搞分光吃光的短期行为。

第五用户至上，诚信服务，树立用户至上思想，事事处处为用户着想，积极采纳用户的合理要求和建议，热情为用户服务，建设用户满意工程，坚持保修回访制度，为用户排优解难，维护企业的信誉。 

2、 施工作业人员职业道德规范

第一苦练硬功，扎实工作，刻苦钻研技术，熟练掌握本工程的基本技能，努力学习和运用先进的施工方法，练就过硬本领，立志岗位成才。热爱本职工作，不怕苦、不怕累，认认真真，精心操作。

第二精心施工，确保质量，严格按照设计图纸和技术规范操作，坚持自检、互检、交接检制度，确保工程质量。 

第三安全生产、文明施工、树立安全生产意识，严格执行安全操作规程、杜绝一切违章作业现象。维护施工现场整洁，不乱倒垃圾，做到工完场清。 

第四争做文明职工，不断提高文化素质和道德修养，遵守各项规章制度，发扬劳动者的主人翁精神，维护国家利益和集体荣誉，服务从上级领导和有关部门的管理，争做文明职工。人们的思想道德、观念、行为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这种新的形势下如何引导人们，尤其是建筑业从业人员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是建筑业在不继发展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注重教育，重在实施，加强监督，才能使我国的建筑行业立于不败之地。

结束语

身为建筑业从业人员，在工作中应该时刻做到遵守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恪守职业道德，为社会主义建设传递正能量。

第五篇：再论港航就业

既《港航就业面面观》在论坛上挂了之后，有不少人加我聊着聊那，东拉西扯，相互交流。然文中许些东西现在看来颇有问题，有些东西大家关注的却未能说明清楚，现在难得抓个空闲，再写一篇与诸君共勉，还望看官不吝赐教，不断完善以利后人。呵呵，哈哈哈!

1.去哪儿

说到去哪里儿，就类别来分，无外乎还是政府部门、事业单位、投资方(业主)、设计咨询单位(规划设计及招标代理)、施工单位(总包及分包)和监理单位这几大类。总体而言，面比较窄，可去的地方并不多。

政府部门主要是海事局(分国家海事和地方海事)、航道局(一般是省和市交通运输部门下属)和港口局(也有省份叫港航局，即港口+航道局)。这些单位严格来说大多数还是事业单位，但是这些事业单位又和下文说的有所不同，因为其具有行使政府职能的权利和义务。这些现在分编制内还是编制外，内外有别。外的很好进，一般走市场招聘程序;内的不容易，一般走(参照)公务员选拔招聘程序，属事业编的较多，基本就是拼关系走后门。当然，内外工作压力、待遇也大有区别，通常干活脏、累和苦的是编外，也不排除特例。能够进去，看能不能给个编制了。要是还能给个编制的话，好处嘛，不是一般的好。在中国，有句古话说的好，“天下兴，百姓苦;天下衰，百姓苦。”为了自己不苦，千万不要做平头百姓啊。

事业单位主要是部属院所(如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和省属院所，这种现在不多见了，大多数都改制成为股份制企业了，除了高校和个别科研院外。这些单位基本都是体制改革不完全的遗留产物，其并不具有如上文所说那些事业单位的职能，却也占用了一批坑位。当然，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部分，也是非常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些单位进去的话，依旧是内外有别，和上文所描述没啥区别。这些单位因为部属、省属的原因，占尽天时、地利和人和的关系，所以业务量都比较大，业务水平嘛!这个就不能说的太细了。能够进去，还是要看能不能给编制了，编制是个大问题!

投资方主要是国企(分央企和地方企业)、合资企业和民企。这些单位或多或少都有官方背景的，国企其实就是官企，当国企老总和做政府部门领导其实没多少区别;合资企业是因为港口领域是政府控制较严的领域，所以外资要和国企(也有民企)合资才能介入，这种企业的管理相比之下比较规范;民企搞港口投资的基本都是官方背景很深的企业，有的甚至是某某领导人小三家的小舅子搞的，不然根本玩不转的。这些单位基本都比较喜欢老同志，因为老家伙们的关系广，便于跑手续办证书和找银行或证券商融资(投资方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两件事)。这种单位才毕业的学生一般不容易进去，即便有进去的，待遇也一般般，主要是给老家伙们跑腿，跑腿的待遇怎么可能高呢?

设计咨询单位主要是设计院和招标代理单位。这些单位中有实力的，基本都是前面说的事业单位改制过来的，因为有原来的老本，和相关主管政府部门千丝万缕的关系，占尽了地利和人和，虽然没有事业单位那样强势，但也相当牛叉，业务量也不错，待遇也不错。这些单位基本都比较倾向于招聘研究生，到不是说研究生水平比本科生高明到哪里，而是根据现有的制度，研究生更利于取得相关的证书(如职称)，有了证书就更有利于提高或拓展单位资质或业务，如是而已。能够进去的话，要注意的是有的(不是太多)也搞个内外有别，这个内外有别和

前面所说事业单位的内外有别其实一样，就是分企业直接聘用和通过劳务代理(派遣)的形式聘用。个人觉得，要是走劳务代理的形式的话，就没必要进去了。

施工单位主要是总承包方和分包方。总承包方有中央军(央企)，主要是中交集团原来中国港湾的那部分，还有地方军(地方企业)，主要是省一级的原来港航系统施工单位改制的;国内能够有港航施工一级资质及以上的也就那么几家，虽不说屈指可数，但也不多。分包方一般就是所说的包工头，包工头一般是家族化的，不太会去学校招聘的。施工单位招收人数最多，跳槽人数也最多，终究其原因是因为施工苦，施工累，还不如搞黑社会。施工单位一般不招聘女生，和前面所述的各类单位相比，应该是招聘最少的。女生也没必要去施工单位，个人以为。施工单位的待遇嘛，总体而言并不是太好，具体的收入情况还要看项目，项目好的自然收入好，但还要看项目领导的魄力，有时还要看公司领导的能力。

监理单位这个嘛!知名的在国内没有听说过，不知名的在国内也没听说过，基本就是个摆设。建议不要去干，才从学校出来就去干监理，基本等于荒废人生。除了总监之外，其余人员的待遇，基本都不怎么的，基本都是靠吃拿卡要来补贴的。

2.在哪里

除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和投资方比较固定外，设计咨询单位相对较好，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是跑的最荒。各有各的跑法，投资方要出差跑手续搞批文，经常出差，时间不长;设计要去看现场，派代表驻现场，时间不算短;施工和监理就呆在工地现场呢!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

鉴于港航工作是全球通的性质，毕业的时候，河海很多人想留在南京，结果也如愿以偿，进了某某设计院或者某某航道局，貌似很好。可到单位报到之后，才突然发现被发配好望角，天天看着美好的希望，有的甚至工作5年整，在南京呆过的日子加起来都没有5天或者50天。

所以呢，从工作地点固定的角度说，在哪里就不是那么重要了。但是呢，考虑到收入的问题，在哪里又有讲究了。

各个城市的工资标准不同，虽然大家干着差不多同样的活，甚至是在同一个地方相邻两个项目部，单位在上海和在武汉的收入还是有差距的。这种差距一般而言，就是城市间的差距，城市越大，消费越高，收入相对也要高。虽然收入涨幅有限，但还是比小一点的城市要多。当然，也不排除特殊情况。

鉴于这种情况，为了我们口袋里能稍微多三五量银子，个人建议能去大城市的单位，还是去大城市的，其实主要也就是天津、上海、广州和南京等几个港航单位相对集中的城市而已。基于个人的感受，北方的城市不是太好，如果老家不是北方的，建议不要北上，可能我是江都人的原因吧。

3.干什么

去哪儿和在哪里都差不多之后，干什么呢?具体说来，是各有差异，但是又都差不多，总体而言，就是照着前人的模板，依着葫芦画瓢。要是没有模板可依，那才是真正锻炼的时候，这个要看个人能力了，可是能力又看什么呢?

政府部门主要就是学着填各种报表，写各种官样文章，这是阳光下的事情;还有就是吃饭喝酒，嫖娼赌博抽大烟，唱歌旅游，这是灯光下的事情。两者相比，后者为重，此乃社会主义之特色也，古语谓之“硕鼠”也。

事业单位嘛，干的事情稍微好一点，但也好不到哪里去。搞科研其实就是瞎糊弄，就是把以前的报告、成果改改，新瓶装旧酒，谓之创新，可以搞到经费而已，别以为那么高深，院士都是当官当出来的院仕。

投资方嘛，干的事情就是“跑步(部)前(钱)进”，请上面两类单位在阳光下干阳光下的事情，在灯光下干灯光下的事情。干完事情，方便找银行、证券公司圈钱，方便找下面三类单位来干活。

设计咨询单位干的事情主要就是“老改”，老是不停的改前面的做出的成果，换个狗头卖羊肉，绝对不会像学校那样慢慢从第一步开始搞设计咨询的。要是像学校搞课程设计那样，等成果出来，黄花菜都快凉到绝对零度了。

施工单位干的事情主要就是搞施工管理和偷工减料。所谓管理嘛!这个东西很玄，什么叫管理好，什么叫管理坏，这个就真的看各人的天赋了。书上是有写的管理，但是国人写的书，是只会说一堆为什么要管理，管理的好处是什么，就是不会说该怎么管。哈哈!所谓偷工减料嘛!这个东西这么说，其实有点不妥，因为不偷工减料，那来什么利润呢?只能说是吃掉部分富余的安全保证量吧。

监理单位主要就是这里看看，那里瞧瞧，基本属于打酱油围观一类的，基本都是摆设。要不是摆设的话，地震的房子怎么会塌成那些个鸟样呢!被老美拍成的记录片，差点都问鼎奥斯卡了，真是奇迹般的啊!

4.为什么

工作为了什么呢?物质化的今天，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而已。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就是挣钱养家糊口，只有极少数是例外。这些例外一般分两种，一种是烂泥巴扶不上墙的，不提也罢;另一种则是精英分子，不可多说，精英自有高妙之处。

政府部门、事业单位的收入，自然有条条框框制约着，就本身金色(阳光)收入并不见得多;但是考虑到红色收入，福利房，机关幼儿园，公车私用，出国旅游„„考虑到灰色收入，参加评审会的红包，到工地现场的红包，逢年过节的礼金„„考虑到黑色收入，贪污受贿，利用职务以权谋私„„实在不会向我等圈外之人言语详尽耳。

剩余类别的单位收入，主要由基本工资、绩效工资、节点(进度)奖、年终奖、项目效益奖、差旅补贴费、过节费和高温补贴费等构成，各个单位的叫法、做法和数额可能不同，但基本都大同小异。一般而言，基本工资不会太高，主要是靠后面的各项来提高总收入。有的单位试用期没有后面各项，这个应聘的时候可要问清楚;还有的虽然有，但是额度小，试用期太长，也需要问清楚。个人经验，后来各项之和为基本工资2倍以上的收入较佳。本科才从学校出来，基本工资一般2000元上下。

设计咨询单位和施工单位收入和项目效益紧紧相关，一般而言，项目越好，收入越好，反之亦然。所以，跟好一个项目老大，有时比进一个好单位更重要，但最重要的还是我们自己。心有多大，自己的事业才能做多大。

5.路在何方

啰嗦说了半天，说说进了单位之后将来的发展吧。除少数人外，大多数人基本都是在混资历，从不熟练变成熟练工，从没有证书到考一大堆证书。各种证书大多在本科毕业后5年内取得，以取得注册类的证书为好。至于造价员、安全员什么的，这类证书对企业的用处比对个人大，个人觉得，没必要把心事花在这些上面。

绝大多数人可能会在毕业3年后成为项目上的部门主管，甚至项目总工;5年后会成为项目副经理，甚至项目经理。更多的也会在3年、5年后，跳一次槽，换一次工作，但终究会追寻到自己的目标，走上自己的道路。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是要慢慢走出来的。别人的成败只能参考，绝对不能复制的。

6.题外话

原本想写的尽可能详尽些，结果现在快写完了，回头看了一遍，发现有些还是没有能够说的明白。可能是我不善描述，也许是我的文笔不佳，更多的是，个人觉得，经历许些事情后，才能明白“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意境。

末了，祝愿看官都能找到满意的工作，拥有自己的一番事业，成就出丰功伟绩。

更加希望，再过一百年，民主共和之风在神州大地劲吹，以完成一百年前曾创立“亚洲第一民主共和国”先辈们的遗愿。

二〇一一年十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