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航天工业论文范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2011年12月，国务院正式发布了《工业转型升级规划（2011—2015年）》（以下简称《规划》）。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个把整个工业作为规划对象，并且由国务院发布实施的综合性中长期规划。工业转型升级事关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全面实现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全局。
第一篇：航天工业论文范文
工业污染与工业增长的关系研究
摘要：文章运用中国31个省级地区2004年-2015年的面板数据，选取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生产量作为衡量工业污染程度的指标，选取人均GDP作为衡量工业增长的指标，对工业污染与工业增长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实证检验表明：中国的工业污染与工业增长存在明显的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关系;直到2015年，中国也仅有天津、北京、上海与江苏这4个地区突破了环境拐点，剩余的27个地区均面临工业污染随工业增长而不断增加的困境，这正是近年来中国环境质量不断下降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污染排放量;工业增长;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
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逐渐步入中后期阶段，人们对良好生态环境的要求越来越强烈，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观念深入人心。但是，近年来中国环境质量不断下降，尤其是以持续雾霾天为代表的环境污染事件不断地刺痛人们的神经。在此背景下，“十三五”规划首次提出绿色发展新理念，并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鉴于工业污染是中国环境污染的主体，因此，深入研究工业污染与工业增长的关系，有望为推进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理论支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文献综述
国外学者对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间关系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Grossman和Krueger(1991)通过深入研究多个国家与地区经济增长与水污染排放量、空气污染排放量的关系后，首次提出人均GDP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的观点，这条倒“U”型曲线也被称作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EKC)。Bruyn和Opschoor(1998)分析了美国、英国、德国、新西兰1960年～1993年期间二氧化硫、二氧化氮、二氧化碳与人均GDP的關系，得出这三者与人均GDP均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不过，Shafik(1994)选取了10种衡量污染排放量的指标，构建了一个包括149个国家1960年～1990年的面板数据，在此基础上对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他的研究结论表明，人均GDP与城市烟雾排放量、二氧化硫排放量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其他污染排放量与人均GDP间则并未呈倒“U”型曲线关系。
国内同样有许多学者对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包群和彭水军(2006)运用中国1996年～2002 年30个省级地区的面板数据，在加入环保政策、产业结构调整、技术进步与贸易开放等变量的基础上，通过建立联立方程组的方式考察了中国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废水污染物化学需氧量、工业烟尘排放量、工业粉尘排放量、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二氧化硫排放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其研究结果表明，除工业废水污染物化学需氧量外，其他污染物的排放量与经济增长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常宁和李娜(2010)运用线性模型、二次模型、对数线性模型、对数二次模型等方法分析了上海市1981年～2007 年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粉尘排放量、工业COD 排放量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他们的研究发现，在这一时期内，上海工业污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不唯一。高宏霞等(2012)以工业废气排放量、工业粉尘排放量与二氧化硫作为衡量环境污染的指标，以人均GDP作为度量经济增长的指标，利用中国2000年～2009年31个省级地区的数据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是否在中国成立进行验证，他们的研究结论显示，样本期内，二氧化硫、工业废气与人均GDP呈倒“U”型曲线关系，工业粉尘与人均GDP呈线性关系。
通过文献梳理可知，国内外学者对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间关系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但有关工业污染与工业增长间关系的研究成果偏少，尤其是对近年来中国各省份工业污染与工业增长间关系进行研究的文章较少。鉴于此，本文运用中国31个省级地区(香港、澳门除外)2004年～2015年的面板数据，选取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生产量作为衡量工业污染程度的指标，选取人均GDP作为衡量工业增长的指标，对工业污染与工业增长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并将各省级地区工业发展水平与实证得出的污染拐点值进行比较，以反映各地工业污染与工业发展的差异。
二、 实证分析
1. 实证模型设计。倒“U”型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经济学含义是：在人均收入水平较低时，人们更加重视经济增长而忽略对环境的保护，因此，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污染排放量会不断增加进而导致生态环境日益恶化;不过，在人均收入提高到一定水平后，人们开始重视保护生态环境，在这一阶段，污染排放量会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而逐步减少，使得环境质量得到不断改善。鉴于此，本文采用如下简约形式的面板回归模型对中国工业污染与工业增长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式(1)其中，Y表示工业污染排放量，X表示人均GDP，u代表随机扰动项。
由方程(1)的形式可知，工业污染排放量与工业增长间的关系会因解释变量系数值的不同而不同。具体来说：如果解释变量一次项及其平方项的系数都为零，则工业污染排放量与工业增长的关系表现为一条水平线;如果解释变量一次项系数大于零，解释变量平方项系数为零，则工业污染排放量随着工业增长而单调递增;如果解释变量一次项系数小于零，解释变量平方项系数为零，则工业污染排放量随着工业增长而单调递减;如果解释变量一次项系数小于零，解释变量平方项系数大于零，则工业污染排放量与工业增长之间呈“U”型曲线关系;如果解释变量一次项系数大于零，解释变量平方项系数小于零，则工业污染排放量与工业增长之间呈倒“U”型曲线关系。
2. 数据的选取与说明。综合考虑数据的可得性、一致性与可更新性，本文构造了一个包含中国31个省级地区(香港、澳门除外)2004年～2015年的面板数据。本文采用中国各个省级地区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生产量(Soild)作为衡量工业污染程度的指标，单位为万吨;参照经典的工业化理论，选取中国各个省级地区历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GDP)作为衡量工业增长的指标，根据各个省级地区国内生产总值与年末人口计算，单位为万元/人。为了保证数据的可比性，利用GDP平减指数将按照当年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调整为2004年不变价。文中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生产量、各个省级地区国内生产总值与年末人口数据均来自为历年《中国统计年鉴》，GDP平减指数数据来自wind数据库。
3. 实证结果分析。本文选取的是中国各个省级地区的数据，考虑到各个省级地区工业增长与工业污染水平存在异质性，本文采用固定效应估计法对回归模型进行估计，回归结果如下：
式(2)中各变量的系数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由式(2)中解释变量的一次项与二次项系数可知，中国各个省级地区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生产量与工业增长之间存在明显的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关系。利用式(2)中解释变量的一次项与二次项系数还可以进一步计算出倒“U”型曲线的拐点位于人均GDP为5.742万元/人的临界值处。这一数值的经济学含义是：当人均GDP低于5.742万元/人时，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生产量随着工业增长而同步增加，即工业增长会引起工业污染的增加，进而导致环境质量下降;当人均GDP突破5.742万元/人后，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生产量又会随着工业增长而不断下降，即工业污染随着工业增长而降低，环境质量随工业增长而得到改善。
将上述环境拐点与中国31个省级地区实际人均GDP进行比较可知，到2015年，天津、北京、上海与江苏这4个省级地区的实际人均GDP分别为7.078万元/人、6.982万元/人、6.805万元/人和5.769万元/人，均突破了5.742万元/人的环境拐点，步入工业污染随工业增长而逐步减少的“双赢”阶段;但剩余的27个省级地区实际人均GDP均未突破环境拐点，尚处于倒“U”型曲线的左半部分，特别是贵州、云南与甘肃2015年的实际人均GDP分别仅为1.957万元/人、1.889万元/人和1.715万元/人，与5.742万元/人的环境拐点相去甚远。这说明中国大部分地区仍处于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生产量随工业增长而不断增加的阶段，面临工业污染随工业增长而日益增加的困境，这也是近年来中国环境质量不断下降的重要原因。
4. 模型的稳健性检验。为了检验用固定效应估计法回归上述模型的稳健性和合理性，本文运用随机效应估计法对上述模型进行重新估计，估计结果如下：
式(3)中各变量的系数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由式(3)中解释变量的一次项与二次项系数同样可知，中国各个省级地区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生产量与工业增长之间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这说明从计量经济学角度看，设定工业污染排放量与工业增长间的关系为二次函数关系是合理的。但为了检验用固定效应估计法回归上述模型是否是稳健和合理的，我们需进一步借助Hausman检验对上述固定效应模型与随机效应模型的优劣进行评判。Hausman检验的原假设是随机效应模型是正确模型，如果Hausman检验结果接受原假设，说明随机效应估计量比固定效应估计量更有效，应采用随机效应估计法对模型进行估计;如果Hausman检验结果拒绝原假设，则说明随机效应估计量是不一致的，但固定效应估计量仍是一致的，应采用固定效应估计法对模型进行估计。本文Hausman检验结果见表1，表1显示三种Hausman检验形式的统计量分别为41.45、15.36和15.94，对应的p值均小于1%，表明三种Hausman检验结果均强烈拒绝原假设，这意味着运用随机效应模型得出的估计量是不一致的，而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得出的估计量仍是一致的。因此，可以判定本文采取固定效应估计法回归上述模型是稳健与合理的。
三、 结论与建议
1. 结论。本文运用中国31个省级地区(香港、澳门除外)2004年～2015年的面板数据，选取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生产量作为衡量工业污染程度的指标，选取人均GDP作为衡量工业增长的指标，对中国工业污染与工业增长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各个省级地区工业污染与工业增长间存在明显的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关系，拐点位于人均GDP为5.742万元/人的临界值处。这表明当人均GDP低于5.742万元/人时，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生产量随着工业增长而同步增加，工业增长会导致工业污染的增加;当人均GDP突破5.742万元/人后，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生产量又会随着工业增长而不断下降，工业增长会使得工业污染水平下降。将环境拐点与中国31个省级地区实际人均GDP进行比较可知，到2015年，天津、北京、上海与江苏这4个省级地区的实际人均GDP分别为7.078万元/人、6.982万元/人、6.805万元/人和5.769万元/人，均突破了5.742万元/人的环境拐点，步入工业污染随工业增长而逐步减少的“双赢”阶段;但剩余的27个省级地区实际人均GDP均未突破环境拐点，尚处于倒“U”型曲线的左半部分，特别是贵州、云南与甘肃2015年的实际人均GDP分别仅为1.957万元/人、1.889万元/人和1.715万元/人，与5.742万元/人的拐点值相去甚远。这说明中国大部分地区仍处于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生产量随工业增长而不断增加的阶段，面临工业污染随工业增长而日益增加的困境，这也是近年来中国环境质量不断下降的重要原因。
2. 相关建议。中国正处于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关键时期，但是当前中国大部分地区仍处于工业污染随工业增长而不断增加的发展阶段，因此，中国有必要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降低工业污染排放水平，以尽快实现美丽中国的建设目标。
(1)因城施策，平衡地区发展与环境保护。作为一个存在较大区域差距的大国，中国必须因城施策，在地区发展与环境保护间找到平衡點。具体来说，对于浙江、广东、福建等东部发达地区，既要严格执行节能减排政策，又要积极发展低碳、环保产业，以最小的代价和成本尽快迈过环境拐点，步入工业污染随工业增长而逐步减少的“双赢”阶段;对于广大中西部地区，环保目标可以设定的比东部地区低一些，以在适当提高污染容忍度的情况下加快推进工业化进程，提高人民收入水平，另外，对于云南、贵州、四川等具有良好生态禀赋的地区，还可以通过发展旅游业、生态农业等环境友好型产业的方式平衡地区发展与环境保护。
(2)绿色发展，促进工业提质增效。绿色发展与清洁生产是中国应对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恶化的根本举措。因此，中国应以绿色制造与清洁生产试点为抓手，积极引导工业企业走上绿色制造与清洁生产之路，并通过加快构建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产业体系促进工业提质增效，协调工业增长与环境保护间的关系。
(3)减少排污，弥补环境保护短板。目前，中国工业领域存在较大的节能减排空间，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部门可以综合运用财政资金支持及税收优惠等手段鼓励企业通过改善管理、综合利用、采用先进生产技术与设备等措施降低污染物排放水平。与此同时，通过政府购买、补贴等方式加快节能环保产品推广步伐，在全社会树立绿色消费观念，用消费模式升级倒逼生产方式转型，进而加快补齐环境保护短板，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4)完善治污，助力生态文明建设。政府有关部门一方面要加快污染物排放标准体系建设步伐，尽快建立企业排污许可制度;另一方面，可以通过鼓励企业污染物排放自行监测、加强环保部门对工业污染的监督、建立违法排污企业黑名单、对未达标企业严格实施限期整改等方式加快完善污染治理体系，以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助力生态文明建设，增进民生福祉。
参考文献：
[1] 包群，彭水军.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基于面板数据的联立方程估计[J].世界经济，2006，(11)：48-58.
[2] 高宏霞，杨林，付海东.中国各省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关系的研究与预测——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实证分析[J].经济学动态，2012，(1)：52-57.
[3] 常宁，李娜.上海市经济增长与工业污染关系研究——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0，(4)：84-91.
[4] 张陈俊，章恒全.新环境库兹涅次曲线：工业用水与经济增长的关系[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4， 24(5)：116-123.
[5] 许广月，宋德勇.中国碳排放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实证研究——基于省域面板数据[J].中国工业经济， 2010，(5)：37-47.
[6] 赵细康，等.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及在中国的检验[J].南开经济研究，2005，3(3)：48-54.
[7] 钟茂初，张学刚.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及研究的批评综论[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0，20(2)：62-67.
[8] Bruyn， S.， Opschoor，J.Economic growth and emissions：Reconsidering the empirical basis of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s[J].Ecological Economics，1998，25(2)：161-175.
作者简介：杨丹辉(1969-)，女，汉族，山东省济南市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资源与环境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工业资源与环境;金殿臣(1989-)，男，漢族，浙江省温州市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产业组织;李媛(1989-)，女，汉族，安徽省合肥市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
收稿日期：2017-04-16。
作者：金殿臣 李媛 杨丹辉
第二篇：工业转型升级是实现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的必由之路
2011年12月，国务院正式发布了《工业转型升级规划（2011—2015年）》（以下简称《规划》）。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个把整个工业作为规划对象，并且由国务院发布实施的综合性中长期规划。
工业转型升级事关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全面实现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全局。未来5年，我国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但工业发展的内外部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发展中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日益突出，发展方式粗放、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内部结构不合理、能源资源约束强化等问题日益凸显，加快转型升级已势在必行、刻不容缓。工业转型升级是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所在，是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根本要求，也是实现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的必由之路。
推动工业转型升级已刻不容缓、势在必行
“十二五”时期，我国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但工业发展的内外环境已发生深刻变化。《工业转型升级规划（2011—2015年）》（以下简称《规划》）提出，未来一段时期我国工业发展，既有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深刻影响，也有国内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出的紧迫要求，我国已进入只有加快转型升级才能实现工业又好又快发展的关键时期。
一、推动工业转型升级是积极应对外部环境变化、打造国际竞争新优势的迫切要求
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之中，我国工业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更趋复杂，既面临着难得机遇，也伴随着严峻挑战，给我国工业转型升级带来深刻影响。
一是世界经济增长和市场需求发生新变化，对我国工业转型升级形成新的压力。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全球化持续深入发展，国内国外两个大局相互联系日趋紧密，为我国进一步实施“走出去”战略，提高在全球范围内的资源配置能力、拓展外部发展空间提供了新机遇。同时，在国际金融危机及欧美主权债务危机的影响和冲击下，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和消费需求放缓，纷纷谋求经济结构的深度调整，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全球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将出现明显变化。在全球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的背景下，发达国家通过提高关税、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劳工标准、社会责任等手段实行贸易保护，针对我国的贸易摩擦有所增加。如在2010年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发起的58起337调查中，有19起调查被诉方涉及中国企业，不仅包括钢管、轮胎、皮鞋等一般产品，也涉及光伏电池等新兴产业领域。未来一段时期，世界各国围绕市场、资源等方面的竞争更趋激烈，加上能源资源、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错综复杂，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仍然较大，对我国工业转型升级形成新的压力。
二是科技创新和新兴产业发展孕育新突破，我国在新兴技术和产业领域的国际竞争中面临严峻挑战。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发达国家试图通过国家战略加紧在新兴科技领域前瞻布局,全球正在进入一个创新密集和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的新时代。如，美国发布了“国家宽带计划”来促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欧盟通过制定“物联网行动计划”及“低碳经济路线图”来引领物联网产业发展并促进欧盟向低碳经济转型等。从目前看，我国在部分新兴产业领域具备了较好基础，但是在更多领域的基础还很薄弱，缺乏相应技术来源，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仍然较大。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抢占未来科技和产业发展制高点的竞争日趋激烈，如果应对不当，贻误时机，我国在新兴产业领域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有可能进一步拉大。
三是全球化生产方式变革不断加快，我国企业突破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的任务还十分艰巨。随着信息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的深度融合，制造业发展不断突破时间、空间及终端设备的束缚，企业生产经营面临着知识化、数字化、虚拟化、网络化、敏捷化、全球化的变革。随着全球化生产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开始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同时将更多业务向境外转移，这在客观上为我国利用全球要素资源，加快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创造了条件。同时，发达国家纷纷利用信息化和技术优势，抢占国际产业分工体系的高端环节；跨国公司充分利用全球化的生产和组织模式，以核心技术和专业服务牢牢掌控着全球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如何加快提升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地位，是我国工业企业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
二、推动工业转型升级是推动发展方式转变、促进工业由大变强的客观要求
未来5年，我国工业发展的基本条件和长期向好趋势没有改变，但传统发展模式面临诸多挑战，工业转型升级势在必行。
一是能源资源刚性需求持续上升，生态环境约束进一步加剧，对加快转变工业发展方式形成了“倒逼机制”。多年来，我国工业增长过度依赖能源资源消耗，要素保障压力不断加大。由于长期粗放式发展，我国工业能源资源消耗强度大，能源消耗占全社会能源消耗总量的70%以上。从能耗水平看，目前我国钢铁、炼油、乙烯、合成氨、电石等单位产品能耗较国际先进水平高出10—20%；我国GDP占世界的比重不到10%，但消耗的煤炭、钢铁和水泥大约占世界的一半。从资源保障看，我国矿产资源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原油、铁矿石、铝土矿、铜矿等重要能源资源进口依存度超过50%，未来一段时间对进口资源的依赖度还将进一步提高。尽管“十一五”期间我国工业节能减排降耗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但生态脆弱、环境恶化问题仍十分突出，与建设“两型”社会要求仍有较大差距。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能源资源、气候变化等全球治理问题更趋凸显。“十二五”甚至更长一段时间内，我国能源资源和环境约束加大，对工业转型升级提出了紧迫要求。
二是工业发展中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和问题更加突出，加快工业结构整体优化升级和培育新的竞争优势迫在眉睫。经过多年来的持续快速发展，我国已成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世界工业大国，但工业大而不强、结构性矛盾突出已成为制约我国工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从行业结构看，一般加工工业和资源密集型产业比重过大，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较为滞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不足。如目前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比重不足40%，比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低20个百分点以上。从技术结构看，自主创新能力薄弱，整体技术水平仍然不高。如2009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经费内部支出仅占主营业务收入的0.69%，跨国公司一般在3%以上，有的达到10%以上。从组织结构看，有很多行业产量已居世界第一，但产业集中度相对偏低。从空间布局看，产业集聚和集群发展水平不高，产业空间布局与资源分布不协调。今后一个时期，工业发展还将面临劳动力、原材料、土地、燃料动力等要素价格快速上升的问题。随着人民币升值步伐加快、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凸显，长期以来支撑我国工业发展的传统比较优势日渐削弱。加快实现由低成本比较优势向产业创新竞争优势的转化，是我国工业转型升级的一项重要任务。
与此同时，城镇化进程和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信息化、市场化与国际化持续深入发展，都为工业转型升级提供了广阔空间和重要契机。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巨大的消费潜力将转化为经济持续发展的强大动力。“十二五”期间，我国城镇化率将超过50%，内需主导、消费驱动、惠及民生的一系列措施将较大地改善居民消费意愿，推动居民消费结构持续升级，为我国工业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近年来，资本、技术、劳动力等各类要素市场逐步健全，市场配置资源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合作日益扩大，开放型经济体系不断完善，经济体制活力显著增强。信息化发展正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日益成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在动力。
总体上看，“十二五”时期是我国工业转型升级的攻坚时期。转型升级如能加快推进，就能推动我国经济社会进入良性发展轨道；如果行动迟缓，不仅资源环境难以承载，而且会错失重要的战略机遇期。《规划》指出，必须积极创造有利条件，着力解决突出矛盾和问题，促进工业结构整体优化升级，加快实现由传统工业化道路向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转变。
准确把握工业转型升级的
内涵与实质
“十二五”时期是我国工业转型升级的攻坚时期, 《工业转型升级规划（2011—2015年）》（以下简称《规划》）提出，工业转型升级如能加快推进，就能推动我国经济社会进入良性发展轨道；如果行动迟缓，不仅资源环境难以承载，而且会错失面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规划》紧紧围绕科学发展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深刻阐述工业转型升级的基本内涵，对于社会各界统一思想认识，加快推动工业转型升级，促进我国由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加快工业转型升级是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根本要求
加快工业转型升级是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和健全现代产业体系的根本要求。新型工业化道路具有“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等五个鲜明特征。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适应市场需求变化，根据科技进步新趋势，发挥我国产业在全球经济中的比较优势，发展结构优化、技术先进、清洁安全、附加值高、吸纳就业能力强的现代产业体系。
《规划》指出，工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战场。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我国工业发展方式仍较为粗放，主要表现在：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主要依赖进口；资源能源消耗高，污染排放强度大，部分“两高一资”行业产能过剩问题突出；规模经济行业产业集中度偏低，缺少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和国际知名品牌，中小企业发展活力有待进一步增强；产业集聚和集群发展水平不高，产业空间布局与资源分布不协调；一般加工工业和资源密集型产业比重过大，高端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这些矛盾和问题已严重制约工业持续健康发展，也事关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大局，必须尽快着力加以解决。
根据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及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规划》提出，“十二五”工业转型升级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按照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本质要求，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以改革开放为动力，着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全面优化技术结构、组织结构、布局结构和行业结构，把工业发展建立在创新驱动、集约高效、环境友好、惠及民生、内生增长的基础上，不断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为建设工业强国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
二、工业转型就是转变工业发展方式，加快由传统工业化道路向新型工业化道路转变
“十二五”时期推进工业转型升级，必须充分考虑我国现阶段基本国情，准确把握国际产业竞争格局变化趋势，从以下五个方面推动工业转型：
一是向内涵发展转型。我国工业已建立起符合国情的门类齐全、体系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制造业大国。但我国制造业增加值率仅为26.6%左右，较美国、日本及德国分别低20个百分点以上，劳动生产率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更大。《规划》提出，“十二五”要在继续保持工业平稳较快增长基础上，以提高工业附加值水平为突破口，全面优化要素投入结构和供给结构，改善和提升我国工业整体素质，加快推动发展模式向质量效益型转变。
二是向创新驱动转型。一个国家的科技竞争力决定了其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和前途。在目前的国际产业分工中，我国制造业大都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或者说处于“微笑曲线”的中段。“十二五”期间，我国必须加快调整要素投入结构，在继续发挥原有比较优势基础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由主要依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技术进步、高素质人力资源和管理创新转变。《规划》提出，要努力突破制约产业优化升级的关键核心技术，增强新产品开发能力和品牌创建能力，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促进由价值链低端向高端跃升，加快推动发展动力向创新驱动转变。
三是向绿色低碳转型。受历史条件、发展阶段、体制机制等因素的影响或制约，我国经济发展中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不协调、低效率、难循环的粗放型增长发展方式一直没有得到根本改观。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经济发展与能源资源短缺、生态环境恶化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剧。必须坚持绿色低碳发展，加强政策引导，依靠技术进步，促进形成少消耗、可循环、低排放、可持续的产业结构、运行方式和消费模式。《规划》提出，要健全激励与约束机制，推广先进绿色低碳技术，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强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加快推动资源利用方式向绿色低碳、清洁安全转变。
四是向智能制造转型。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是我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面临的独特机遇。信息网络技术的应用推动了生产方式变革，网络制造、智能制造等日益成为生产方式变革的方向。我国信息化应用水平较低，制造业的数字化、自动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不高。《规划》提出，要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充分发挥信息化在转型升级中的牵引作用，深化信息技术集成应用，加快推动制造模式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服务化转变。
五是向服务化发展转型。当前，我国生产性服务业还不发达，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比重较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低20个百分点。同时，我国制造业服务化尚处起步阶段，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发展的格局尚未形成。大力发展面向工业生产的现代服务业，加快推进服务型制造,是加快工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规划》提出，要按照“市场化、专业化、社会化、国际化”的发展方向，大力发展面向工业生产的现代服务业，加快推进服务型制造，不断提升对全球价值链的掌控能力及对工业转型升级的服务支撑能力。
三、工业升级就是全面优化技术结构、组织结构、布局结构和行业结构，促进工业结构整体优化提升
工业结构包括内部行业结构、技术结构、组织结构及空间结构，也包括产品和市场结构。“十二五”加快工业转型升级，要着力优化五个方面的结构：
一是工业内部结构的优化升级。我国工业内部产业结构不合理，一般加工工业和重化工行业比重过大，“两高一资”行业增长过快，支柱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不强，高端产业比重较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规划》提出，“十二五”期间要着力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大力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增强我国产业发展的协调性。
二是技术结构的优化升级。我国工业体系较为完整，先进装备总量不小，但关键技术自给率低，我国发明专利只占全球的1.8%，科技进步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仅30%左右，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重大装备和关键材料等仍需大量进口。《规划》提出，要紧紧抓住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这个中心环节，大力推进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加快构建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加强技术进步和技术改造，提高先进装备比重，实现工业生产流程升级；大力推进工业节能降耗减排治污，提高资源能源的利用效率和水平。
三是产业组织结构的优化升级。我国产业组织结构还不合理，主要表现为在一些经济规模要求较高的产业领域，产业集中度还相对偏低。同时，中小企业的发展活力有待进一步增强。《规划》提出，在规模经济行业促进形成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集团，扶持发展大批具有“专精特新”特征的中小企业，加快形成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协调发展、资源配置更富效率的产业组织结构。
四是产业空间布局的优化升级。我国产业空间布局还不协调，产业布局与地方优势特色结合不紧，与区域能源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不相适应，区域发展的协调性有待增强。“十二五”期间，要按照主体功能区的要求，充分发挥区域优势和特色，引导产业有序转移和集聚发展，促进形成与地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与市场需求相符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规划》提出，要改造提升工业园区和产业集聚区，推进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建设，优化产业空间结构，加快推动工业布局向集约高效、协调优化转变。
五是产品和市场结构的优化升级。国内需求较国外需求而言更加稳定，具有一定的缓冲作用，能够抵御外部经济波动的冲击。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看，对外贸易依存度偏高，国内市场潜力远未充分发掘；从产品层面看，产品质量安全形势严峻，自有品牌数量、质量有待提升。《规划》提出，要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稳定外需、扩大内需，实现内需外需均衡发展。《规划》还提出，要以开发品种、提升质量、创建品牌、改善服务、提高效益为重点，大力实施质量和品牌战略，引领和创造市场需求，通过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结构优化。
突出主题主线，准确把握
工业转型升级的总体要求
“十二五”时期，我国工业发展环境将发生深刻变化，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日益突出，粗放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已进入到必须以转型升级促进工业又好又快发展的新阶段。工业转型升级涉及理念的转变、模式的转型和路径的创新，是一个战略性、全局性、系统性的变革过程，必须按照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本质要求，突出体现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把工业发展建立在创新驱动、环境友好、惠及民生、内生增长基础上。为此，《工业转型升级规划（2011—2015年）》（以下简称《规划》）提出了加快推动工业转型升级的六个总体要求。
一、坚持把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作为转型升级的中心任务
发展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总钥匙，既要保持一定的发展速度，又要正确处理好与结构、质量、效益、环境保护等的重大关系。我国虽然经济总量较大，但经济发展的技术含量不高，工业大而不强。目前，我国已有半数以上行业生产规模居世界第一，但多数行业仍处于国际产业链的中低端，基础软件、核心部件和重大装备仍严重依赖进口。“十一五”时期，我国工业发展的着力点不在于追求更高的增速，而在于下更大工夫优化产业结构，着力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增强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加快推动发展模式向内涵集约、质量效益型转变。《规划》中提出，“十二五”时期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速仍应略高于GDP增速，同时还提出了提高工业增加值率、全员劳动生产率、规模经济行业产业集中度等反映增长质量的目标，目的就是引导工业企业把着力点放在内涵发展上。
二、坚持把加强自主创新和技术进步作为转型升级的关键环节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加强企业技术改造，是走内涵式发展道路的根本要求。从世界范围看，科技发展深刻改变着经济发展方式，科技实力决定了一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和竞争力。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主要依赖进口，是制约我国工业发展的突出症结。加快推动工业发展方式转变，必须紧紧抓住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技术进步这个关键环节，在发展理念、政策措施、保障机制等方面把自主创新和技术改造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着力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引导企业把技术进步、技术改造同产品升级结合起来，推动由主要依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技术进步、高素质人力资源和管理创新的转变。为了引导企业加大资金投入，增强技术创新能力，《规划》提出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经费内部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提高及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增加值占比提高等作为主要目标之一。
三、坚持把发展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工业作为转型升级的重要着力点
资源消耗及能耗水平如果不进行有效控制，不仅不利于应对气候变化，而且经济发展也难以持续。目前，我国单位产值能耗水平大约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3倍、美国的3倍、日本的5倍，节能的潜力巨大。节能有利于增效，有利于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和发展质量效益。工业能耗占全社会能耗的70%，主要污染物排放量也比较大，工业领域应该承担更多节能降耗减排的任务，工业还要为其他行业节能降耗提供产品和技术支撑。一方面，推进节能减排、淘汰落后产能，可能会对我们当期的发展造成一定影响；另一方面，节能减排也提升了工业发展的整体素质，培育壮大了绿色低碳、节能环保等新的产业，增强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十二五”时期，必须把推进节能减排，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工业体系作为推动工业转型升级的重要着力点。为了引导和促进工业行业的节能减排，除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的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下降30%的指标之外，《规划》还采用了规模以上企业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强度指标，以及工业二氧化硫、化学需氧量、氨氮、氮氧化物等减排目标，以此体现工业领域承担更多的节能减排责任。
四、坚持把推进“两化”深度融合作为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
当前，我国正面临着推进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双重任务，这使得我们不可能再走西方工业化国家先工业化、后信息化的老路，而必然是将信息化的时代特征与工业化的历史进程紧密结合起来。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促进工业由大变强；十七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指出，要推动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十二五”时期是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的关键时期。所谓“深度”融合，主要体现为“三个转变，一个拓展”。“三个转变”就是推动信息技术从单项业务应用向多业务综合集成转变，从企业信息应用向业务流程优化再造转变，从单一企业应用向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应用转变；“一个拓展”就是不断拓展培育“两化”融合催生的新的产业形态，如发展服务外包、在线支持等服务，形成全行业覆盖、全流程渗透、全方位推进的“两化”融合发展新格局。《规划》中提出了主要行业关键工艺流程数控化率及大中型企业资源计划普及率等指导性目标。
五、坚持把提高工业园区和产业基地发展水平作为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
产业集聚能够强化专业化分工、优化生产要素配置，是提高产业竞争力的重要途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类工业园区和开发区发展迅速，在促进当地工业集中发展、推动新型工业化进程中起着关键的支撑作用，成为推动工业发展的重要力量。但应当看到，部分工业园区在发展过程中累积的一些结构性矛盾日渐显现，在规划布局、自主创新、招商引资、节能环保等方面还存在不小差距。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迫切需要提升各类工业园区发展的集约化水平，建设工业强国也需要打造一批主业突出、特色鲜明、竞争力强的产业基地作为支撑。“十二五”期间，必须要着力促进产业集聚、集群发展，改造提升现有工业园区和产业集聚区，推进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建设，加快推动工业布局向集约高效、协调优化转变。
六、坚持把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作为转型升级的强大动力
改革开放是我们党和国家发展进步的活力源泉，也是推动工业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不竭动力。当前，影响工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还有不少，这既有原有计划经济体制和政策弊端积累的效应，也有新技术给我们现有管理体制机制带来的挑战，健全与科学发展要求相适应的体制机制还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十二五”期间，要坚持以改革开放促进发展方式转变，在加强“引进来”的同时，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稳定外需、扩大内需，实现内需外需均衡发展；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加快推动宏观调控手段向更多依靠市场力量转变。
作者：龚心规
第三篇：生态工业与工业生态效率研究进展
[摘要]生态工业与工业生态效率着重研究工业系统生态化发展及其生态绩效，通过重新设计工业活动，寻求把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减少到能持续发展的水平，实现充分利用资源和消减环境破坏。从生态工业概念、生态工业园建设以及生态工业发展三个方面梳理生态工业的研究进展，从行业生态效率、企业生态效率和产品生态效率三个方面回顾工业生态效率的研究进展，以期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生态工业;生态效率;研究进展
On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ecological industry and industry ecological efficiency
LUO Gong-li, ZHANG Min, SHI Song, CAI Su-wen, BIAN Wei-jun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Qingdao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Qingdao 266061, China)
Key words：ecological industry; ecological efficiency; research progress
一、生态工业研究进展
(一)生态工业概念研究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可持续发展思想指导下，一批针对工业系统与环境协调发展的生态工业系统初步形成(黄志斌等，2000)。目前在学术界尚无普遍接受的生态工业定义，根据联合国工业与发展组织的界定，生态工业是指在促进工业创造社会和经济利益的过程中不影响基本生态进程的一种工业化模式。Allenby(1995)将生态工业定义为在规划工业生产系统时模仿自然界物质循环方式的一种工业模式。李树(2002)提出，生态工业是一种新型工业模式，其特点包括资源利用更加合理、充分和节约，工业产品在生产和消费过程中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最小，废弃物实现多层次综合再生利用。郑四华(2010)认为，生态工业是在生态经济学和工业生态学原理指导下，仿照自然生态系统，严格遵照生态系统内部物资循环的法则，建立起来的一种能够实现经济与环境双赢的“资源利用—清洁生产—资源再生”现代工业模式。王静康等(2007)提出，生态化工是一种现代化工模式，其研究对象是生态系统和化工系统的耦合形成的复合系统，其目的是实现物质循环、能量流动、信息传递和价值增值。
(二)生态工业园(区)研究
1.生态工业园(区)概念
生态工业园(区)(eco-industrial parks，EIPs)是一个由多个企业构成的区域性生产系统，也是工业生态学理论在实践中的成功运用。国内外对于生态工业园的实践探索和理论研究都取得了重要进展。生态工业园概念于1994年由Lowe提出，它指在一定区域内建立的若干行业、企业与当地自然和社会生态系统构成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企业、社区以及园区环境之间通过资源的交换和再循环网络，实现物质最大程度的再利用和再循环，达到一种比单个企业效益之和更大的整合效益。美国环境保护局(USEPA)认为，生态工业园(区)是由若干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企业构成的一个区域性系统，在系统内企业在环境控制和物质循环利用等方面进行合作，从获取原材料到生产产品、消费产品再到处置废弃物的整个过程形成一个物质和能量的闭路循环系统，并且整个系统可以实现群体多赢效应，而这种通过合作产生的群体多赢效应远远大于单个企业独立运行所产生收益的总和。在综合生态工业园各种定义的基础上，Ernest Lowe(2001)对生态工业园的定义作了系统总结，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被大多数工业生态学者所接受。他认为，生态工业园(区)是由制造业和服务业构成的一个企业群落，它通过强化清洁生产和提高资源利用水平来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使企业群落的群体效益大于每个企业个体效益的总和;生态工业园(区)的目标是在提升园区内企业的经济表现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Cote和Hall(1995)认为，生态工业园区的优势显著，提高园区运作效率，可以降低生产成本和处理成本，提高环境效益和资源利用效率，改善工作环境和企业公共形象，增加废物利用的获利机会。美国可持续发展总统委员会(US-PCSD，1996)亦定义生态工业园为一种产业共同体，成立共同体的目的是通过彼此合作且与当地社区合作高效地分享资源，同时改善经济质量和环境质量。生态工业园(区)也是一个有计划的原材料和能源交换工业系统，其宗旨是实现原材料、能源利用的高效化和废物产出的最小化。该定义既从提高生态系统效率的角度也从实现社会、经济和生态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描述了生态工业园(区)。钟书华(2003)提出，生态工业园(区)是一种旨在追求高能量转化效率和物质利用率、低废物产出和排放的企业区域集中布局模式。张彦素(2007)认为，生态工业园(区)是按照生态工业学和循环经济理论构建的一种新型工业组织形态。它仿照自然生态系统来设计园区的物质循环，通过清洁生产、废物循环利用等手段实现物质的闭路循环和能量的多层级利用，进而形成类似自然生态系统食物链的相互依存工业体系，实现物质和能源利用的最大化与废物产出和排放的最小化。秦荪涛(2007)指出，生态工业园(区)是指在一定空间范围内按照自然生态系统物质和能量循环流动规律构建的相对独立的经济运行系统。该系统具有规模和结构特征，企业之间、企业与消费者之间通过市场机制进行着能量流通、物质循环、信息传递、技术扩散和知识交流等相互作用，进而形成能够消耗工业剩余物的产业共生循环链网系统。
2.生态工业园(区)建设
许多国内学者对生态工业园(区)建设的具体问题进行了研究，但鲜见国外学者在此方面的研究。赵国庆(2009)分析了包钢生态工业园的建设情况，剖析了包钢生态工业园区建设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总结了钢铁工业园区建设的经验和教训，为其他地区提供了很好的参考和借鉴。宫小龙(2010)以陶瓷生态工业园为研究对象，重点探讨了陶瓷生态工业园(区)在陶瓷生产过程中的能量集成和能源利用效率问题，提出了陶瓷生态工业园的共生耦合资源化余热利用模式。孙晓梅(2010)研究了生态工业园的运行效率，建立了包含经济、资源、环境、技术支持和管理五个系统的发展状况评价指标体系和距离函数评价模型。张艳(2010)揭示了我国生态工业园产业链中存在的五个主要问题，对我国生态工业特别是工业园区的建设具有重要启示作用。徐寅杰(2009)论述了我国生态工业园发展政策的缺陷，提出了优化策略。杨玲丽(2010)则借鉴欧洲与美国生态工业园的建设经验，阐述了政府在工业共生系统中的作用。她发现工业共生系统存在着源自于信任危机和高度依赖的要挟风险，并就如何通过政府介入来规避这些风险提出政策性建议。
围绕生态化工产业园区建设，学者钱伯章(2005)、朱和(2006)研究发现，世界主要化工园区的发展呈现五大特点：一是依托主要消费区或资源来源地，交通运输便利，配套设施完善，关联产业发达，大多具备良好的发展基础条件;二是装置大型化，炼化一体化，大公司集聚，产业集中度高，土地利用率高，单位面积产出高，规模效应明显;三是充分发挥自身优势，重视园区的特色化建设;四是采用全方位一体化的建设和生产运行理念;五是管理规范高效，投资主体间以产业链和产业关系为纽带，建立长期稳定的协作关系。王永萍、寇小萱(2007)研究了天津滨海化工区解决化工产业发展与资源环境约束矛盾建设生态工业园的必然性。程磊(2007)对化工生态工业园区规划设计与可持续发展评价进行了研究，对化工工业生态系统结构和模式进行了分析，并且创新性地提出了兼具组团式和带状式布局优势的化工工业园(区)布局模式。付启敏、刘伟、姚亚萍(2008)分析了生态化工园区建设中不同程度地存在园区建设过多、过滥，定位不准确、特色不突出、缺乏统一规划、做表面文章、环保设施建设滞后等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给出了发展生态化工园区的八项建议与对策。汪明峰、宁越敏等(2008)通过研究宁波化工区，提出通过园区的产业组织、空间规划、环境管理、公用辅助设施集成和文化认同等五个方面，构建化工区循环经济发展框架，并提出相应的发展策略。王京芳、周海燕(2009)通过对陕北能源化工基地建立生态工业园模式的研究，提出该基地建立生态工业园应选择改造重构与产业共生两种模式，并介绍了两种模式的构建流程。
(三)生态工业发展对策研究
路文杰等(2007)提出，我国的钢铁行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在重视经济效益的同时更加重视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走生态化道路。他们建立了一套有正效益和负效益两类指标的钢铁工业生态化指标体系，运用此指标体系对我国2003年钢铁工业的生态化水平进行了测算。结果表明，我国钢铁工业对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总体上是负向的，即钢铁工业对环境质量的损害较大。王莹瑞等(2008)提出，基于绿色技术创新和副产品交易的工业生态网络是趋优的工业生态化路径。周世祥等(2009)认为，我国工业生态化存在法律法规体系尚不健全，政策措施不配套，执法力度不够大，相关科学技术水平和应用水平落后等问题。为此，要进一步建立完善我国工业生态化法律政策体系;依靠科技进步，为工业生态化提供技术支撑;大力推进清洁生产，完善生态工业园区建设;改造传统工业，使之向生态工业转型。马道明等(2005)在对南京市石化工业现状及存在问题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四位一体”的工业生态化建设理念，即从工业结构生态化、空间布局生态化、生产管理生态化和废弃物处理生态化“四位一体”的角度，全方位、立体化地探索了南京石化工业生态化建设策略。张秀敏(2010)以公共管理理论为基础，着重研究了包头市工业生态化发展现状，分析了近年来工业生态化的成果与不足，从政府管理的角度对包头市今后的工业生态化发展提出了对策建议。扈剑晖(2011)从产业发展的微观驱动力视角，研究了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工业生态园(区)的发展路径，通过分析经济区产业生态化中两个推动主体的三级动力系统，论述了经济区产业生态化发展微观驱动力，提出通过利用产业关联效应驱动，优先发展环保产业，加强产业生态化技术人才培养的产业发展路径，推动产业生态化目标的实现。罗猛等(2007)对生态化工艺的概念、最新进展和对国民经济的意义进行了阐述，提出了现代煤化工产业基地的发展思路。韩永伟、高吉喜等(2008)对宁东能源化工基地规划实施可能带来的生态影响进行了评价分析，提出了调整工业布局、坚持生态建设与保护相结合等建议，以期控制规划产生的生态影响。何侍昌(2008)研究了三峡库区生态化工产业集群的培育及其发展问题，提出充分整合化工园区资源，培育库区生态化工产业集群，突破库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瓶颈制约。高桂英、杜灵通、杜鹏(2009)利用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模型，对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生态效益变化进行了分析。刘晓琼、刘彦随、任日照(2010)研究了陕北榆林能源重化工基地建设中的生态环境问题，提出了区域资源开发适宜度等防治对策。葛文(2010)以新疆天业生态工业系统为例，对氯碱化工行业产业生态化模式进行了研究，构建了一套适用于生态工业系统的能值分析方法和能值评价指标。
二、工业生态效率研究进展
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委员会(World Business Council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WBCSD)认为，生态效率是指工业企业为满足人类需要、提高生活质量而生产有竞争优势的商品与服务的同时，使整个生产和产品消费过程对资源的利用和生态环境的影响降低至生态承载力可承受的程度。在此基础上，国内学者进行了延伸研究。如王金南(2002)指出，生态效率与技术和管理相关，它关注的问题是如何最大限度地提高能源和原料的利用效率，其追求目标是尽可能降低单位产品的污染物排放量和资源消费量。周国梅(2003)则提出生态效率是生态资源满足人类需要的效率，可以用产出和投入之比来测度。
(一)对企业生态效率的相关研究
WBCSD认为，企业生态效率内涵丰富，包括降低能源和资源强度、降低污染物的产出与排放、提高物质循环利用率、增加可再生资源利用、尽可能地延长产品使用寿命。企业提高生态效率的目的有三个：一是降低能源、材料等资源消耗，提高产品的耐用性，延长产品使用寿命，增加物质利用的循环性;二是加强废物处理，降低污染物排放，减少有毒物质等对自然的负面影响;三是增加产品自身价值，尽可能提高顾客利益。而Hertwich(1997)认为企业生态效率内涵包括清洁技术、污染预防、环境设计、封闭循环和环境管理五个方面。
Fussler和James(1996)提出企业提高生态效率，需要具备关注产品质量、注重客户服务、考虑生命周期和识别生态承载能力四个核心要素。德国BASF集团研发出一整套方法，该方法主张用生态效率评价产品生命周期;该公司开发出一个生态效率管理的应用软件，该软件能够实现从能源的消耗、原材料的消耗、土地的使用、废物的排放、有毒物质的处理到材料的滥用和潜在的风险六个方面对企业生态效率进行综合评价。Charlene(2005)在上述分类收集到的和经过标准化处理后的企业产品全生命周期数据基础上，得到能够反映上述六个方面的环境生态路径图;并根据生态效率分析结果辨识出系统中的主要影响因素，作为决策的依据。目前，生态效率被越来越多的知名企业作为一个环境管理的重要指标。Park等(2006)以一个韩国电子元件生产企业作为典型案例，对各种污染控制措施的生态效率开展了实证分析。Cote等(2006)研发出一套适合于中小企业生态效率评价的指标体系与方法，并对25家加拿大中小企业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这些企业的生态效率普遍不高，提升企业生态效率的动力主要源自满足企业降低成本的需求，与政府管理政策的调整关系不大。Paul(2005)指出，生态效率本质上属于一种企业行为，生态效率的高低与企业资源的利用能力、污染物的产出和排放水平直接相关。他还指出，企业提高生态效率的动因主要有：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废物排放和环境污染，降低企业生产成本;降低企业风险，增强企业市场竞争力;推行清洁生产，提供绿色产品，树立企业环保形象提高企业声望。
(二)对产品生态效率的研究
随着社会对产品的环境绩效越来越关注，产品生态效率研究逐渐从企业生态效率研究中独立出来，并延伸到与产品有关的诸多环节，包括开发设计、产品生产以及废旧产品处理等。
Huisman等(2004)指出，产品生态效率的高低对废旧电子产品分解标准的制定以及回收系统绩效考核提供了有效的依据，在研究中利用二维生态效率图对不同电器产品以及废旧电器在不同时期的生态效率展开了分析，并对液晶显示器(LCD)和纯平显示器(CRT)做了更加具体的分析。Park(2006)则同时使用生态效率的方法、货币折算法、二维图表法和多目标决策法四种方法分析了废旧洗衣机的生态效率，证明生态效率法是一种有效的决策方法。
Stefanie(2005)运用比较思维对生物处理、卫生填埋、高温处理和现代焚烧四种固体废物的末端处理技术的生态效率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卫生填埋的环境成本最低，其后依次为焚烧、生物处理和高温处理。不同制造企业采用的废物处理技术不同，其生态效率差异较大，因此，在制定废物管理的具体标准时应充分考虑技术产生的生态效率差异。
Tohru(2005)在分析了日本兵库的家用电器和废旧汽车回收系统的生态效率后发现，生态城中的废旧汽车回收的生态效率比利用传统处理方法的区域提高了57%，家用电器回收系统的生态效率比利用传统处理方法的区域提高了4%。由此可见，产品设计、生产技术、企业物流以及系统结构等都会对生态效率产生影响。
(三)对行业生态效率的研究
从行业的视角研究生态效率，一方面可以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另一方面可以比较企业间的产品设计、生产技术和工艺流程的生态绩效优劣。Gavin(2000)分析了北美金矿开采行业的生态效率，结果表明，大多数金矿企业的环境绩效都在持续改善，但对于一些小型企业，提高其环境绩效的主要制约因素是经济和法律因素。Kristina(2005)根据近30年的数据分别计算了英国钢铁行业和铝制品行业的生态效率，发现这两个行业在原材料的使用效率方面都在不断提高，这主要归因于金属价格的降低和市场竞争的加剧。
同一行业的企业具有相似的生产特征，因此一些学者试图构建一套指标体系来评价某一行业内不同企业的生态效率。如加拿大学者开发了一套适用于食品和饮料行业的生态效率指标(EEI)，尝试解决该行业在水和能源使用、废水处理、温室气体排放、有机废物和包装残余等各个生产环节产生的环境问题。事实证明，围绕同一行业构建企业生态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对于比较行业内不同企业生态效率是十分有效的。
综上所述，生态工业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生态工业概念、生态工业园(区)和发展对策三个方面，国外学者侧重于对概念(包括生态工业和生态工业园区)的探究，更关注运行机理;国内学者则善于总结国内外生态工业园区建设实践，提出改善对策。生态效率是一种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并重的概念。目前生态效率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企业生态效率、产品生态效率和行业生态效率三大领域，且已有成果主要由国外学者完成，他们力求将环境效益的概念充分融入行业、企业和产品的经济活动中，通过改变传统的行业发展、企业运行和产品生产，最大限度地降低单位产品的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以期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深入分析企业(行业)提高生态效率的动力机制，把握生态工业的建设发展规律，将成为我国学者努力的方向。
[参考文献]
[1]黄志斌，王晓华.产业生态化的经济学分析与对策探讨[J].华东经济管理，2000，14(3)：7-8.
[2]李树.促进我国生态工业发展的策略选择[J].甘肃社会科学，2002(5)：24-26.
[3]郑四华，龚志文.江西省生态工业发展对策探讨[J].企业经济，2010(3)：101-103.
[4]Lowe E，Moran S，Holmens A.A fieldbook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co-industrial parks.Report for US.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gency[R].Oakhnd:Indigo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1,1994.
[5]Lowe E，Moran S，Holmens A.A fieldbook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co-industrial parks .Report for US.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gency[R].Oakhnd:Indigo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1,1995.
[6]Ernest Lowe. Introduction to eco-industrial parks[J].Draft for Asian Development Bank, 2001:57-59.
[7]段宁.清洁生产、生态工业和循环经济[J].环境科学研究，2001，16(6)：1-4，8.
[8]耿勇.生态设计策略研究[J].中国软科学，2003(1)：82-87.
[9]钟书华.工业生态学与生态工业园[J].科技管理研究，2003，23(1)：58-60.
[10] 张彦素.以产业集群优势促进生态工业园建设[J].合作经济与科技，2007 (5)：53-54.
[11] 秦荪涛.生态工业园系统的演化与调控[D].南京：河海大学，2007.
[12] 赵国庆.谈包钢生态工业园区的建设[J].包钢科技，2009(1)：106-108.
[13] 宫小龙，梁华银，冯青，陆琳，严景华.陶瓷生态工业园的陶瓷生产过程能量集成分析[J].陶瓷学报，2010(1)：158-161.
[14] 孙晓梅，朱丽，崔兆杰.生态工业园发展状况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J].改革与战略，2010(3)：109-113.
[15] 张艳.我国生态工业园中产业链存在的问题与优化[J].工业安全与环保，2010(4)：11-12.
[16] 徐寅杰.我国生态工业园区的发展政策[J].环境保护与循环经济，2009(6)：55-57.
[17] 杨玲丽.生态工业园工业共生中的政府作用—欧洲与美国的经验[J].生态经济，2010(1)：125-128.
[18] 钱伯章.世界化工园区发展现状[J].现代化工，2005，25(2)：63-68.
[19] 朱和.世界化工园区的百年之路[J].中国石油石化，2006(9)：24-25.
[20] 王永萍，寇小萱.论天津滨海化工区建设生态工业园的必然性[J].天津经济，2007(8)：33-35.
[21] 程磊.化工生态工业园区规划设计与可持续发展评价[D].大连：大连理工大学，2007.
[22] 汪明峰，宁越敏.生态产业园区的循环经济发展框架—以宁波化工区为例[J].地理科学，2008，28(5)：624-630.
[23] 王京芳，周海燕.陕北能源化工基地建立生态工业园模式选择及两种模式构建流程[J].环境保护科学，2009,35(1)：87-89.
[24] 王静康，鲍颖.绿色化学科学与工程及生态工业园区建设进展[J].现代化工，2007，27(1)：2-8.
[25] 罗猛，等.宁东能源化工基地规划生态环境影响评价研究[J].环境与可持续发展，2008(1)：58-60.
[26] 何侍昌.三峡库区生态化工产业集群的培育及其发展[J].重庆社会科学，2008(6)：80-84.
[27] 高桂英，杜灵通，杜鹏.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生态效益变化分析[J].宁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9，30(4)：411-414.
[28] 刘晓琼，刘彦随，任日照.陕西榆林能源重化工基地生态环境问题及防治对策[J].灾害学，2010，25(2)：129-133.
[29] 葛文.氯碱化工行业产业生态化模式研究—以新疆天业生态工业系统为例[D].上海：东华大学，2010.
[30] WBCSD.Eco-efficient Leadership for Improved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R].Geneva：World Business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1998.
[31]王金南，徐德辉.发展循环经济是21世纪环境保护的战略选择[J].环境科学研究，2002，15(3)13-15.
[32] 周国梅，彭昊，曹凤中.循环经济和工业生态效率指标体系[J].城市环境与城市生态，2003，16(6)：201-203.
[33] WBCSD.Measuring Eco-Efficiency.A Guide to Reportin Company Performance[R].Geneva: World Business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2000.
[34] Fussler C,James P.Driving Eco Innovation.A Break through Discipline for Innovation and Sustainability[M] London:Pitman,1996.
[35] Opschoor H et al.Towards a Sustainable Industrial Met abolism:Economic and Policy Strategies for Dematerialisation in Technology,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project proposal for the European Commission)[R]. Amsterdam :Free University of Amsterdam,1995.
[36] Charlene A Wall-Markowski, Andreas Kicherer,Rolf Wittlinger.Eco-efficiency:Inside BASF and beyond[J].Management of Environmental Quality,2005,16(2):153-160.
[37]Pekka J Korhonen, Mikulas Luptacik.Eco-efficiency analysis of power plants:An extension of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J].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2004(154):437-446.
[38] Morales M A ,Herrero V M, Martinez S A, Rodriguez M G, Valdivieso E.Cleaner production and methodological proposal of eco-efficiency measurement in a Mexican petrochemical complex[J].Water Science&Technology, 2006,153(11):11-16.
[39]Helminen R.Developing tangible measures for eco-efficiency: The case of the Finnish and Swedish pulp and paper industry[J].Business Strategy and Environment, 2000(9):196-210.
[40] Park J Haemyung, O Kyounghoon Cha, Tak Hur.Tackling Challenges in Measuring and Communicating Eco-efficiency[C].Proceedings of the 2006 IEE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Electronics and the Environment,2006.
[41] Cote R, Aaron Booth, Bertha Louis.Eco-efficiency and. SMEs in Nova Scotia, Canada[J].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2006(14):542-550.
[42] Paul Ekins.Eco-efficiency:Motives,drivers,and economic implications[J].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logy,2005,9(4):12-14.
[43] Jaco Huisman A ,Stevels L N, Stobbe I.Eco-efficiency considerations on the end-of-life of consumer electronic products[J].IEEE Transactions on Electronics Packing Manufacturing, 2004(27)：9-25.
[责任编辑张桂霞]
作者：罗公利 张敏 石松 蔡苏文 边伟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