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一带一路范文

第一篇：和一带一路范文

对于“一带一路”战略的认识和思考

中国现在处于产能过剩、外汇资产过剩的境地;中国油气资源、矿产资源对国外的依存度高;并且中国的工业和基础设施集中于沿海，如果遇到外部打击，容易失去核心设施。当今世界也正发生复杂深刻的变化，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继续显现，世界经济虽缓慢复苏，但各国面临的发展问题依然严峻，“一带一路“战略则顺应而生。 2013年9月和10月，总书记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简称“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是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是一条东方与西方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进行交流的道路。总书记表示“一带一路”建设不是要替代现有地区合作机制和倡议，而是要在已有基础上，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战略相互对接、优势互补。“一带一路”战略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再次创新，强调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超越了马歇尔计划、对外援助以及走出去战略，给21世纪的国际合作带来新的理念。“一带一路”战略致力于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大范围、高水平、深层次的区域合作;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彰显了人类社会共同理想和美好追求，为世界和平发展增添新的正能量。

“一路一带”的战略构想，不仅明确了对外开放的新路径，同时将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其意义可归纳为以下几方面：首先，巩固中国同中亚和东南亚的合作基础。一带一路战略将是上海合作组织、欧亚经济联盟、中国—东盟(10+1)、中日韩自贸区等国际合作的整合升级，也是我国发挥地缘政治优势，推进多边跨境贸易、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其次，逐步形成两个辐射作用。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可以逐步辐射到南亚和非洲等地区，扩大中国的影响力。并有利于新的欧亚商贸通道和经济发展带的形成。然后，带动中西部加快改革开放。我国对外开放取得了 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受地理区位、资源禀赋、发展基础等因素影响，对外开放总体呈现东快西慢、海强陆弱格局。“一带一路”将构筑新一轮对外开放的“一体两翼”，在提升向东开放水平的同时加快向西开放步伐，助推内陆沿边地区由对外开放的边缘迈向前沿。在遵循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中国与沿线各国在交通基础设施、贸易与投资、能源合作、区域一体化、人民币国际化等领域。 最后，促进东部地区的转型升级和对外投资。东部省份可以寻求与东南亚国家合作的新支点，加大经贸合作力度，以点带面，形成联动发展的新局面。

机遇总是伴随着挑战。各国期待高，自己准备少投入多效益，自然条件相对恶劣，经济欠发达，人文环境复杂，宗教、民族矛盾多，国家之间边界争端、水资源争端短期内难以解决等。这些问题在“一带一路”的建设规划中应充分考虑。我们面临的困难不在国内，在于“一带一路”的这些国家和地区人民的认同和政府的支持。要想长久的把困难解决好，必须本着共建，共享、共赢的理念做到五通，即政策沟通是保障，要协调;道路联通是条件，要满足;贸易畅通是目标，要互利;货币流通是途径，要跟进;民心相通是关键，要先行。所以关键是处理好中国与中亚及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发挥好上合组织和中国东盟自 贸区在推动诸边合作中的积极作用，加强互联互通，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共同受益，打造好同西部邻邦及东南亚邻国的友好合作关系。 两千多年前，各国人民就通过海陆两条丝绸之路开展商贸往来。从2100多年前张骞出使西域到600多年前郑和下西洋，海陆两条丝绸之路把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等等输往沿途各国，带去了文明和友好，赢得了各国人民的赞誉和喜爱。如今，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和腾飞，中国在更多方面有能力帮助别国，特别是作为制造业大国，中国不仅可以输出丰富多彩、价廉物美的日常用品，而且能够向世界提供更多的技术和设备。作为全球主要外汇储备国，中国能够携手各国共同应对金融风险，中国有实力投资海外，与急需资金的国家共同把握发展机遇。千百年来，不同的文化在古丝绸之路上交相辉映、相互激荡，积淀形成了世人共知和推崇的和平、开放、包容、互信、互利的丝绸之路精神，而且不断注入时代内涵。作为多元文明碰撞与交流的遗产，丝路精神并非中国独享，它一直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一带一路”规划背后是中国日渐清晰的国家新战略，即推动与周边国家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低调做事，通过投资、技术转让和援助，一步一个脚印，带动国内腹地和沿途国家的发展，改善自身形象，取得各国信任，深化与沿途各国的经贸、人文、生态、科技、教育等各领域合作，从而实现全方位开放格局，为国内经济政治体制的深化改革创造条件，当担一个稳健、成熟的世界大国应尽的地区责任与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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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一带一路背后：大国崛起的规律和宿命

鼎实导读纵观世界历史，每一个国家发展到一定程度都会努力实现崛起。但不是每一个大国都能顺利走上全球的巅峰，成功者如英美、失败者如德日，如今世界再次遇到百年之变，中国正努力向上，大国崛起的成败规律非常值得我们分析和总结的!

来源|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ID：cdrf_news)，特此感谢!大国崛起失败的因素分析

一、崛起失败的经济因素

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总是与其经济实力成正比。近代取得世界霸主地位的大国(英国、美国)在经济规模和生产力水平方面均达到世界领先。德国、日本、苏联等挑战霸权失败的国家，经济规模和生产力水平都和霸权国有较大差距。 历史上，大国崛起失败直接的经济原因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

1、没有与时俱进地塑造经济核心竞争力，难以再长期可持续地提升生产力。

一些曾经领先的传统海洋大国在经济上被赶超甚至被边缘化。在大航海时代，经济的核心竞争力是开拓新的殖民地和市场、海上的航线。但是在18世纪工业革命以后，科学技术、商业模式创新成为新的核心竞争力。英国抓住了这一先机，取代了传统葡、西、荷三个传统海洋大国的地位。

2、未能充分解放和动员能够适应新时代生产方式的人力资源。 一战前的德国和俄罗斯、二战前的日本在现代化过程中，保守落后阶层实际上起了主导作用，使得技术和生产方式变革的收益更多地为保守落后阶层所获取，新兴的资产阶级则在很大程度上被排斥在外，广大农民或农奴则依旧被束缚在土地上并受到严重的盘剥。

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计划和指令配置资源的方式，尽管在一些领域和特定时段显示出强大的动员能力和高效率，但是在更广泛层面上抑制了个人和企业的自主性和创新。

3、资源的错配和经济结构的扭曲。

一个国家如果未能处理好资源在财富创造与扩军备战之间的平衡，很容易招致衰落和失败的命运。历史上的荷兰、法国、德国、日本以及苏联都曾在军备扩张中投入太多资源，挤占了创造财富的经济资源。

此外，经济结构的严重畸形也导致经济失去可持续性，使得经济中严重的资源浪费和短缺并存，削弱了国家长期竞争的基础。苏联经济就是突出的例子。

4、后发国家的追随惯性。 相对于英法等老牌强国，德国、日本、俄罗斯/苏联等国家都属于后发和赶超国家。这些国家在低起点的基础上，通过技术上低风险的模仿往往可以获得超常的增长。

长期的追随惯性使得后发国家忽略了技术积累和创新，无法适应从追随者到领先者的身份转换，以及由此而来的巨大创新风险。

5、没有充分利用好自身的规模和速度优势。 从历史上看，国家冲突最容易发生在霸权国和挑战国实力相近的时候。后发大国在成长初期，往往能够获得较快的增长速度。

此时，后发国家如果不能利用人口和资源的规模优势实现对既有霸权国的经济总量的快速超越和摆脱，反而因为国内的乐观自大情绪而膨胀，就容易被霸权国的挑衅所牵引而背离发展的主线。两次大战前的德国是典型的例子。在直接的经济原因背后，制度原因更加关键，以下两个方面的因素尤其值得重视：

第一，缺乏鼓励创新和生产力发展的基础性制度。 英国能够抓住工业革命的先机并非偶然，这与其在产权、专利、贸易以及司法等方面的基础性市场制度有密切关系。相反，一些传统海洋大国的衰落以及一些新兴大国缺乏相关的基础性制度，因而不能激励资源向具有更高生产率的部门配置。 第二，对国家主导体制的依赖。

后发国家由于初始条件不利，在发展初期通常需要过度依赖行政主导发展经济，这是必要且必然的选择。

这样一种国家主导的体制一旦形成惯性，就容易挤出社会和市场的发展空间，难以建立起能激励普遍、持久的创新的机制，也不能形成合理的创新成本分担机制。加上大众动员机制，决策失败的风险与后果被加倍放大。

二、崛起失败的社会因素

一个社会群体的结构、行为及互动关系会对一个国家经济、政治乃至外交、军事等各方面产生影响。从社会角度看大国崛起失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值得引起重视： 首先，落后的阶级在社会中占据主导力量，抑制了新兴阶级和阶层的崛起。

一战前的德国、俄罗斯，以及大革命前的法国，地主阶级和权贵阶层在社会中扮演了主导力量，他们或是拒斥建立统一的市场和工业化，或是在工业化和市场化过程中利用特权过度地攫取利益和压榨新兴的资产阶级和劳工，因而抑制了新兴阶级的崛起、经济的发展以及政治的民主化。 其次，社会两极分化严重，中产阶级疲弱，催生极端势力。 一战后，德国战败，在不平等的凡尔赛条约下，协约国向德国无度索取战败赔偿，导致德国在20世纪20年代经历了恶性通货膨胀，使得中产阶级普遍破产，为纳粹的社会动员准备了党员骨干。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军队成为社会中相对民主、高效和更注重业绩考核的部门，由于经济结构的畸形导致城市和工业部门就业吸纳能力有限，大量农村的无地青年加入军队谋求凭战功改变命运，构成日本军队屡屡“下克上”的社会原因，助燃了军国主义。 第三，没有处理好多民族社会的国家认同问题。 一战战败后的奥匈帝国和冷战失败后的苏联都走向了解体，其共同的问题在于没能有效解决国内民族的国家认同。 这两个国家中都有独立、稳定且规模(力量)较大的民族聚居区，不同民族之间语言互不相同，文化上也缺乏互动交融。 此外，因为地理区位造成的发展差距很容易在形式上表现为“民族分层”，构建国家认同就更加困难。一旦维系各民族统一的纽带被削弱，国家就很容易走向解体。 第四，国家权力过分膨胀，过多地入侵社会领域甚至消除了与社会的界限，反过来损害了国家的自主性。

一旦国家权力无限扩大，导致国家与社会二合为一，国家就难言有自主性和独立性。国家政治也会因此受到宗教因素(如哈布斯堡王朝)、特定种族(纳粹德国)、特定党派和意识形态(如苏联)的捆绑，背离了国家意志与利益。 社会过于弱小还有一重副作用，即在强势国家的背景下，社会容易被动地动员，因而无法对国家的错误行为进行纠正，从而使错误决策的后果被放大，造成巨大的政治代价。

三、崛起失败的政治因素

对大国崛起失败的政治因素的考察侧重于一个国家的政治权力结构以及权力的运用，重点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教训： 第一，脆弱的顶层权力结构。

德国、日本选择以战争手段挑战世界秩序，与其国内脆弱的政治结构，特别是脆弱的顶层权力结构密切相关。 德意志帝国有皇帝、帝国宰相、联邦议会和帝国议会这四大权力支柱，但实际上是皇帝与宰相的双头体制。

俾斯麦本人的政治才能，加上德皇威廉一世的支持，双头体制能够成功运行。但是威廉二世继位后，由于皇帝和宰相的冲突，这一制度失效，皇帝的个人野心膨胀使德国在一战中葬送崛起成果。

日本的宪政架构缺陷更明显。明治维新的实质推动者是带有军事封建集团性质的藩士，这就使得政治架构中军部拥有超然的地位。没有军部的首肯政府无法组阁，中央政府也一直无法清除藩士力量极端思想的影响，日本走上军国主义扩张道路几乎无可避免。

第二，政权依靠落后力量。 在普鲁士统一德国后，代表落后农业资本主义的容克贵族地主控制了议会的主要议席，操控德国的经济与外交政策为自己的利益服务。例如农产品保护政策，导致新兴的工业发展困难。

俄国沙皇政权的主要依靠力量也是大地主和军事贵族，导致其资本主义带有高度落后、保守的封建特征。 第三，政治架构缺乏包容性，精英吸纳机制狭隘，利益表达与协商机制缺失，从而损害了国家的能力和活力。

政治体系吸纳精英的渠道越狭隘，政权依靠力量就越趋于保守，新兴阶级的精英就更加难于进入体制，形成恶性循环。这使得国家对新兴阶级、利益集团以及民众诉求的协调能力、政治整合能力越弱。国家无法有效代表各阶层的利益，一旦遭遇重大危机，被排斥在体制外的新兴精英阶层和下层民众的不满会迅速爆发，威胁国家的稳定。 第四，民族政策失效失败，各民族在政治上的分割分裂，埋下国家解体的祸患。 奥匈帝国就曾以政治和制度固化了民族之间的隔阂，造成国家权力实质上的分割化。奥匈帝国境内民族数量繁多，一直用旧式宫廷政治中的赎买方式来替代平等的民族政策，严重影响了政府与军队权威的贯彻执行。

四、大国崛起失败的外交因素

大国崛起是一种国际体系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通过外交妥善处理好与其他大国的关系，大国崛起失败在外交方面的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缺乏前瞻性的国际体系构想，价值观表述缺乏合法性基础。

历史上，成功崛起的大国都把握甚至引领了当时的历史潮流，建立了与自身实力相符、且能够得到较广泛支持的规则体系和价值观。

荷兰开启了新的更加开放和广泛的全球联系;英国推动了现代宪政制度、国家财政制度、自由贸易体系等的创建;美国拓展了自由贸易体系，提出了以人类自由为主体的价值观阐述。

相反，德国和日本对国际体系的构想更多地关注了当时国际丛林的黑暗一面，将正在走下坡路的殖民主义和领土扩张作为仍将长期持续的世界潮流，进而错误地发动战争以追求“阳光下的地带”/“生存空间”、和“大东亚共荣”。德、日这些国际体系构想和价值诉求，不论在价值观上还是实际利益上，都无法得到广泛的认同，因而从根本上缺乏合法性基础。 第二，外交战略上缺乏耐心与定力，急于挑战既有霸权，陷入战略上的冒进与冒险。

德国在19世纪70年代步入了发展的快车道，并抓住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契机。在错误的国际体系性质认定和价值观下，这种实力的迅猛增长成为了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助燃剂。 整个社会从上到下都弥漫着一种的激昂情绪，产生对自身的过高定位以及对自身影响力的过高预期，急于在改变世界格局上有所作为。

外交战略耐心缺失的表现，一是在外交战略上抛弃了能够为本国实力巩固赢取时间的均势策略，表现得更富有侵略性，忽视了国际形象的塑造，导致了外交孤立;

二是面对既有霸权国的诱导性挑衅缺乏警惕和审慎。一旦战争爆发，对本国与对手的实力对比缺乏系统的评估和理性认识，军事和外交战略制定过于理想化，从而不可避免地招致失败。 第三，结盟上的战略性失误，轻率地弃置已积累的外交资源，使国家过早地陷入战争风险并屡屡受盟友的拖累。 在威廉二世时期，德国在向英国伸出橄榄枝的同时，又毫无节制地推行以争夺世界霸权为目标的世界政策，最终导致英德关系的破裂。不仅如此，德国没有意识到与奥匈帝国的结盟延长了其风险链条和战争的易感性，最终被动地卷入战争并以战败告终。

在二战中，德国重蹈覆辙，在与英国的战争未结束的情况下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对苏联开战，再次陷入东西两线同时开展的局面。还因为与意大利的结盟被拖入北非战线，影响了其在欧洲的战局。

五、崛起失败的军事因素

军事实力的增长及其有效运用是大国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军事因素在大国崛起进程中的作用，需要辩证看待： 一方面，国防力量的提升和军事手段的运用对国家统

一、国家利益的维护和拓展、民族意识的形成有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对军事手段的迷信和滥用，使其凌驾于国家经济、政治正常的发展之上，则往往是导致大国崛起失败的重要原因。 从日本、德国、苏联等国的崛起失败案例来看，军事方面有几个教训值得注意: 第一，落后和错误的安全观往往是导致崛起大国军备扩张、引发冲突的重要诱因。

德国和日本国土狭小缺乏纵深和资源，俄罗斯(前苏联)缺少不冻港，这些地缘政治的突出短板导致这些国家长期缺乏安全感，诱发这些国家加强军备，甚至以攻为守争取主动，带来一系列连锁的反应乃至军事冲突，反而失去了和平发展的良机。但实际上，“国家安全”是政治、经济、军事等多方面因素平衡的结果，而不单一取决于军事。 第二，片面追求军事胜利并被短暂胜利所带来的利益所诱惑，偏离国家长期的战略目标和根本利益。

军事斗争是维护国家现实利益的手段之一，军事上的胜利是“手段”而非目的，其功能和实际作用有限。

九一八事变中的日本以及二战之初的德国，都从军事上的冒险中获得了巨大利益。尽管当时国内一些人士反对进一步扩大战争，守住既得利益，然而初期军事冒险所带来的利益如此巨大，使得政界军界主流的贪欲不断被刺激扩大，超出资源支撑能力，最终走向彻底的失败。第三，片面追求军事效益，造成外交和道义上的消极后果。

无所顾忌地滥用军事手段，付出外交和道义方面的代价，常常使军事胜利变得得不偿失。德国作为一次大战的发动者和“侵略者”，被置于国际法与道义的审判席。后来又发动无限制潜艇战，将美国推入对立阵营，最终陷入被动和孤立。 第四，过于突出军事斗争要求，使国家的发展道路偏离了正常轨道，扭曲了经济结构。

当后发国家试图以超水平军备与先发国家对抗，就需要把国民收入较大比例投入军备生产，忽视甚至压抑民用部门发展。 及至战时，经济结构正常的国家以民用部门作为税收来源，刺激军事工业发展;经济结构扭曲的国家将军事储备消耗殆尽，不断压榨农业和一般工业部门，使得经济枯竭。 二战至最后阶段，德国为了军事支出不断压榨一般经济部门，以致引起反战情绪和经济溃败。

冷战时期苏联将过多资源分配于军备竞赛。国民收入的15%以上用于军事消耗，致使国民经济失去持久增长基础。第五，强化了专制集权，扭曲了政治制度。

当国家在其政治生活中赋予军事因素以过大权重时，军事上的集权要求就可能反作用于政治体制，促使政治体制走向专制，甚至使军事凌驾于政治之上。

德意志第二帝国和明治维新后的日本，都施行了形式上的普选制和代议制。然而，由于军事因素在帝国前期崛起过程中的突出作用，军队地位被过度抬高，形成了军队与政府平行的运行机制。

中央政府和议会对军队约束力的缺失，使国家难以对国防建设、社会动员以及运用军事手段等重大政治问题实施有效把控，成为政体上的重大漏洞，国家战略和对外政策也因此无法实现协调同步。 第六，纵容军国主义，扭曲了意识形态。 由于崛起中的社会对实现国家富强的急功近利心态，历史遗留的屈辱感，以及既有霸权主导下的不公正国际环境对民众心理的刺激等因素，社会情绪极易走向偏执。

军国主义主张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各个方面的军事化，并将侵略扩张作为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正迎合了这种偏执的社会情绪。

当大国处于社会变革尚未完成，社会分配、公民权益和政治民主等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的历史阶段，统治集团往往对军国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持纵容和利用态度，并倾向于将外部斗争和对外扩张作为转嫁内部矛盾的重要途径。 但民众(也包括社会精英)情绪一旦被军国主义点燃，就很可能朝着超出理性控制的方向发展，构成国家战略决策偏差的重要社会心理基础。

六、崛起失败的文化因素文化是一个社会或群体所共享的价值、观念、知识和行为规范的总和。 文化作为一种隐性制度，既塑造着一个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的面貌，又深受这些因素的影响。 从文化角度看大国崛起失败，有几个方面的教训值得注意： 第一，落后的文化禁锢了经济发展的空间。

封建文化强化了社会结构中的等级和秩序，使得经济缺乏包容性，无法吸收和容纳创新，导致国家失去发展活力。 此外，意识形态对抗使得国家偏离正常轨道，导致国家陷入旷日之久的战争和对抗中，挤占了发展的资源，损害了经济可持续性的基础。 第二，从政治层面看，落后的文化也使政治体系失去了包容性和自我完善能力。

在纳粹德国和日本，仍保留着浓厚封建传统和等级观念，对领袖的绝对服从内化为社会的价值观。在重大军事外交决策中，尤其依赖于领袖的才能以及运用理智折樽冲俎。对于领袖所犯的错误，即使被意识到也少有人能够指出并且予以纠正。

尚武的文化传统演变为军国主义，和极端的民族主义思潮相结合，成为驱动德国和日本走上对外军事扩张的重要因素。 第三，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融合缺乏长期、系统的战略，文化现代化动员不充分，阻碍了社会的现代化。

德意志第二帝国、沙皇俄罗斯、明治维新后的日本，都有在最高层自上而下推动的文化“西化”(现代化)过程。 但是这些依赖少数领袖开明意识推动的西化，在内容上是选择性和功利性的，而且在方法上也急于求成，缺乏长期性和系统性。

因此，在这些国家均没有妥善处理好外来文化与本国文化的有机融合问题。主张文化开放的势力与主张本土优越论的势力的对抗，导致现代意识在许多核心的领域难以注入，留下了激进民族主义和极端思潮的温床。

此外，文化开放性和包容性的缺失，也导致了社会迫害，损害了国家的形象和政权的合法性，加剧了国家的人才外流。竞争对手国家则采取了相对包容性的文化政策，延揽了大量的人才，促进了本国的发展。大国崛起失败对中国的启示 大国崛起的支撑要素包括经济、社会、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这些要素的重要性和优先性并非同一，在不同时期应有所侧重。面对复杂的内外条件，我国要成功实现崛起，需要在战略上建立一个清晰、合理的框架。

首先，我国应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将经济性崛起放置首要和基础性地位;

其次，在经济发展提供有利空间的基础上，完善政治(治理体系)和社会建设，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提供制度上的保障，实现制度性崛起;

第三，在内部硬实力充实提升的基础上，积极推动国际秩序的调整，加快文化软实力的构建，实现道德性崛起; 最后，加强军事建设，为自身发展和新国际格局提供保障，实现军事性崛起。

一、实现经济增长动力和主导力量的双转换

外延型增长方式和国家主导经济发展是中国经济长期以来的两个突出特征。

外延型的增长方式以资源要素投入扩张为动力，这种发展模式已经面临突出的瓶颈，必须要转向以技术进步和创新为动力的内涵型增长。

在经济发展的初期，我国与世界前沿国家差距巨大，具有后发优势，通过由国家主导资源在优先领域的配置以及追随模仿，以较小成本实现较快的发展。

随着与世界前沿国家差距的缩小，我国的后发优势渐消，需要更多地承担创新的风险和成本，国家主导分配资源的局限性将日益显现，需要由市场主导资源配置。

因此，实现经济增长动力和主导力量的双转换，是我国经济崛起的必由之路。

要实现这一目标，在经济上需要多方面的举措：

第一，完善有利于创新经济的制度基础设施，建立创新激励和成本分担体系。

随着我国从追随者向领先者身份的转变，迫切需要将加强产权以及知识产权的保护提上政策日程。

此外，还需要建立普惠式(而非特惠式)创新支持政策，完善商业法律体系和司法制度。探索新型的政府与社会在创新领域的合作模式，建立合理的创新成本分担体系。 除了少数事关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的领域外，大幅度放松对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的管制，降低创新的成本，减少对创新方向和方法的行政性干预。

第二，将科技、人才、制造业作为经济竞争力的三个基本支柱。

在科技领域，不断完善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建立由政府、企业、科研院所及高校、技术创新支撑服务体系构成的完整而有活力的创新生态系统。

在人才方面，需要创新人才培养机制，加快发展以人力资本开发为中心的发展型福利体系。

在制造业方面，一方面要结合新的技术和商业模式予以转型升级，另一方面需要盘活在转型升级过程中产生的冗余资产。第三，有序但坚定不移地融入全球经济体系。

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有序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对我国有双重的重要性：

在经济上，这是我国进一步深化市场经济改革、充分高效配置国内国外两种资源的必由之路;

在外交和政治上，这也是我国进一步巩固与世界各国的经济纽带，构建利益共同体，拓展外交空间的根本性举措。 第四，充分利用中国的空间、人口和市场规模实现对主要大国的力量超越和摆脱。

尽管我国在较短时期内还难以在人均水平上实现对主要发达国家的超越，但可以在较短时期内依靠规模优势完成总量上的超越和摆脱，避免形成较长期的力量僵持。

此外，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民购买力的提升，应借助巨大的市场规模优势实现特定行业的赶超，逐步掌握标准制定权以及定价权。 第五，进一步理顺国家与市场关系。 全面落实“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决议，在法治的基础上完善政府与市场的分工，形成两者良性协作格局，兼顾效率与公平。

在当前，特别需要抑制分利集团对改革成果的掠夺，提高经济的包容性和可持续性。

二、构建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体系 虚实结合，构建中国崛起在政治上的合法性和正当性。 实的方面，建立在治理的绩效和过程的正确上;虚的方面，建立在话语体系的构建上，提高合法性叙事的能力和水平。 结合历史上大国崛起失败的教训，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建议：

第一，建立全面的治理绩效评估体系，识别和补足绩效短板。 从发展结果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国家治理上取得的成就是辉煌的，但也在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公平性、可持续性以及决策机制的民主化和科学化上留有短板。建立全面的治理绩效评估体系，有助于进一步识别这些短板并在政策上予以回应和补足。 第二，从现代治理体系的核心要求出发来构建程序正当性。

现代治理体系要求具有民主、参与性(包容性)、透明性、回应性、可问责性和高效的特征。

在参与性(包容性)方面，重点完善人大和政协制度、人才选拔制度、选举制度和民主集中制。将更广泛的社会精英吸纳到执政党、政府、立法机构以及政协中来，使各阶层的利益关切得以表达，提高决策的民主化与科学化，使权力的运用有合理的规范和制约。

在透明性方面，加快推进政务公开，建立政府与社会的战略沟通机制，使政府行为更加规范和可预期，也有助于社会公众对政府的理解与监督，形成有益的约束。

在回应性方面，要密切关注社会的核心与合理的期待，同时避免被民粹情绪所左右。

在可问责性和效率方面，结合前述的政府绩效评估机制，形成基于科学合理绩效的问责制度，促进政府进一步提高效率，改进效能。第三，重构合法性的话语表述体系，提高叙事能力与水平。

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治理绩效成就非凡，但是这些往往没有能够在现代语境下被良好表述。

因此，当前亟需重构政治体制合法性的话语表述体系，尽可能在国内、国际能够被充分理解和容易接受的概念框架下重新阐述中国体制，讲好中国故事。 第四，厘清国家(政府)与社会的边界。

当前我国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期，各类社会矛盾高发。 在强政府-弱社会的环境下，国家成为无所不管的家长，表面上是政府对社会有了更多的控制和主导权，实际上则使许多社会问题都成为了政治问题，使执政党合法性的风险链条被无限延长，最终侵害执政合法性。

政府需要在法治的前提下与社会划清界限，并与社会相互赋权，形成良性互动与协作。

三、建设包容团结的社会

在我国的社会转型过程中，个人和组织的身份日趋多样化，利益和价值观念也趋于多样化与复杂化，这增加了社会治理的挑战，也带来了新的资源。 我国当前较为迫切的社会问题，主要还是社会阶层的固化和冲突，以及一些边疆地区的民族和宗教问题。

如果不能妥善地解决社会融合团结问题，容易因为内部经济危机的冲击或外部势力的干预，引发严重的社会冲突并导致政治上的危机。

因此，建设包容团结的社会是当务之急。第一，以普惠性和统一的社会福利政策以及基本公共服务为抓手，缩小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促进社会阶层间的流动性，加强公民的国家认同。

我国当前的福利与公共服务安排之间存在因为城乡、地区之间的分割，在一些情况下甚至制度化地扩大了阶层与人群的发展差距，这是造成社会与政府、不同群体之间紧张和对立的一个源头。

国家需要在基本的福利和公共服务安排上做到公平、普惠和可持续，才能让公民更真切地感受到自身福祉与国家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而推动国家认同。

通过国家制度的托底，也可以帮助中下阶层应对各种危机的冲击，避免他们被极端思潮所裹挟，走向暴力化。 第二，完善民族关系，促进民族融合，构建各民族对国家的集体认同。

坚持“政治一体”与“文化多元”，弱化民族身份差别，避免身份认知的单一化，促进身份认知的多元化和利益关联的多样化，构建民族之间的价值和利益共同体。

警惕和重点防范出现民族阶层化，避免民族身份与地域、宗教、经济社会地位的耦合。

改革民族优待政策，避免出现汉族公民和“少数民族”公民之间的系统性制度化区隔，突出以个人为单位的“事实上的平等”。

积极推动民族融合，包括族际通婚的血缘融合、经济一体的利益融合、语言文化的双向学习。注重在法律以及司法上，不搞民族和宗教特殊化。把握世界民族议题的变化，防范国际干预。第三，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巩固基层社会结构。 要避免社会问题政治化，必须允许社会在一定程度上的自治，自我协调利益分歧和消解矛盾，从而将政府解放出来。 社会治理体系的构建需要主体和平台，因此应加快推进有关社会组织登记注册制度的改革，同时加强对社会组织的引导和监管。

此外，应积极探索政府-社会组织-私人部门的新型合作机制，搭建多样化的三方沟通平台，鼓励企业履行社会责任，鼓励公益性社会组织以及社会企业的发展，积极制定相关的规范和标准以推动社会影响力投资。

四、推动构建公正包容的国际新秩序在国际秩序构建上，需要坚持“量力而行，有所作为”的方针。在自身已经具备相当力量的情况下，想要置身事外不作为，不仅做不到，而且会带来沉重的后果。如美国在一战结束后拒绝参加国联，最终将自身卷入二战，付出惨重代价。

但是，要在国际新秩序的构建上有所作为，还需要在战略上作出审慎的安排。第一，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 中美关系是我国建立新国际秩序的题眼。

在核武器时代，“恐怖平衡”使大国爆发直接战争的可能性几乎可以排除，这为中美提供了和平的前提。

中美之间合作的利益大于对抗，但引发双方对抗深层次因素仍然存在，双方在局部的冲突仍有可能爆发。

从中美双边看，需要相互申明各自的核心利益关切(红线和底线)，有效识别和评估合作的利益，建立更加密切的多渠道的沟通机制，建立常态化分歧和危机管控机制。 从中国单边看，不贸然挑战构成美国霸权两个关键要件(军事和美元)，但可以稳步而有节制地充实军力和扩大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资中的使用;在一些美国亟需支持的事务上，如反恐、气候变化、能源安全、经济增长等，有条件地进行战略捆绑。第二，妥善处理好台湾问题以及与周边国家关系。 处理好中美关系，我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就解决了一半，但仍存在若干风险点，主要是台湾问题、与日本的历史遗留问题和钓鱼岛问题、南海问题以及与印度的边界问题。 台湾问题是底线，岛内岛外利益相关方改变现状的概率较低，但是在岛内社会矛盾突出和民粹思潮下，不排除有被引爆的可能，需要在社会领域和政治上有更富建设性和进取性的安排。

在历史遗留问题处理上，需要有历史理性，重点是把握好现实利益格局，态度明确，行为克制。在海上争议岛屿的处理上，要在“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框架下获取尽可能大的实利。

第三，构建面向未来的新一代国际关系价值观体系，为新国际秩序的构建提供合法性。在未来数十年里，“可持续”、“多极化”、“多样化”、“公平发展”将成为国内和国际发展的共同诉求，并且有别于过去某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追求霸权、依靠经济和武力搞价值观输出的做法，也符合我国当前作为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和诉求。

我国关于树立“正确义利观”、以及“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等表述正赢得越来越广泛的道德认同，具备了成为下一代国际关系核心价值观的潜力。

在此基础上，未来还需要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关于价值观的表述，形成思想和理论体系，这是一项长期性系统工程。新的价值观体系不应摒弃上一代价值观中已经得到广泛国际认同的概念，而是要加入中国的视角和表述。新表述的提出，需要充分考虑国际社会的常识和可理解性、可接受性。 第四，中国当前应在现有国际秩序的框架中延续发展，以“增量改革”推动国际秩序的变革。 中国是现有国际秩序的受益国。得益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全球产业链分工，中国成功拓展了国际市场中的份额，带动经济快速增长。

抛弃现有秩序体系另起炉灶并不符合中国发展利益，中国也还缺乏必要的能力。对于目前国际秩序中不合理、不公正的因素，中国应当积极寻求内部改革，推动建立向全世界开放的新型组织和协定，完善国际法规和制度。

此外，在内部改革求之不得时，有节制地建立对现有秩序具有补充性和建设性的平台和机制，也有助于赢得国际支持，减少与霸权国家和周边国家的潜在冲突。

五、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大国崛起需要系统的文化准备，才能同时赢得国内和国际的认同，并为经济和社会的良性发展以及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夯实基础，消除大国崛起路途上的各种陷阱和隐患。 第一，文化准备的核心是提出具有普适性和前瞻性、能反映中国身份和视角的价值观。 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目前我国已经在核心价值观方面做出了可贵的探索，但要走的路还很长。

价值观只有简洁易懂、深入人心才有生命力，反映当前国内和国际社会的迫切需求，才能产生内部凝聚力，形成对外吸引力。 第二，在文化发展上，需要有定力、自信和耐心，将“开放”作为促进文化繁荣和保持活力的第一原则。 在坚守价值底线的前提下，允许不同的观念、方法和文化形式充分传播、竞争，没有开放性就没有包容性，也就谈不上真正的百花齐放。

文化的僵化和退化源于封闭自守，没有开放，就难以吸收真正符合时代要求的新价值资源，只有打破包裹价值观的话语外壳，才能实现国内与国外、历史与当下、以及国内不同族群之间不同文化的有机融合和更新。

需要注意的是，面对价值观念的竞争，要注重话语体系的对接。在共同的概念平台上正面对垒，避免将公认的价值观念和规范贴上“西方”或“敌对”的标签，导致误解和错判。 第三，在文化传播和推广的过程中，国家需要有所节制。 需要借助社会和市场的力量塑造本国文化形象，传播核心的价值理念。国家/政府的身份太强化，目的和指向太直接，反而容易因为官僚化的运作导致事倍功半甚至适得其反。 国家的角色是在法治的前提下，捍卫人类价值底线，通过良好的治理为文化的繁荣提供制度基础设施。 第四，明确不同领域文化建设的重点。

在经济领域，需要倡导“诚信”、“敬业”的商业伦理和“创新”的价值取向，同时坚持儒家文化圈内的优秀商业文化。 在社会领域，文化工作的重点是增进族群之间的理解和社会团结。在政治文化上，应继续将反封建作为重要任务，发掘和吸收传统和外来政治文化中的优点，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

六、加强国防建设，为国家大战略保驾护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重要的大局判断是“大规模战争可以避免”、“和平发展是时代主题”。新时期尽管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和挑战，但是此大局判断仍然没有逆转。

在此前提下，应以自身长期稳定繁荣为发展大局，以国防和军队建设为国家战略保驾护航。 第一，树立正确的国家安全观。

“安全”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且由政治、经济、军事等多方面因素决定。近现代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安全，更多存在于共同利益和平衡格局中。在军事建设中，应避免单纯从军事角度追求“绝对安全”。 第二，新时期中国军事建设应秉持正确义利观，以保障和平发展和世界正义作为目标。

在和平崛起的发展框架下，中国军事建设的主要目标不应是寻求军事霸权，而应当以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护公民在全球范围内的利益与自由为目标，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保驾护航。

应明确军事手段不是解决经济困难的恰当办法。中国以自身道义行动打消“中国威胁论”，将对崛起之路构成防护。 中国的国防军队建设，可为构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提供重要支撑，从而有助于中国成为新时期领导型大国。 第三，把握有限的军事战略目标，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 中国的国防实力、国防建设资源仍然有限，在目前发展阶段，仍需要循序渐进、注重基础。军事投入不应超出经济健康发展适度的范围，应着力避免卷入与霸权国家及周边大国的大规模军备竞赛。 第四，处理好军队和国家之间的关系，确保政令和军令统一。

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将军队置于党的强有力的领导之下，服务于国家崛起大战略的全局。

第三篇：对“一带一路”建设战略意义的认识和思考

“一带一路”指的是什么?是怎么提出来的呢?

去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访问时提出，为了使欧亚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我们可以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10月，在出访东盟国家时又提出，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发展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2014年两会期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把“抓紧规划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作为今年的重点工作，11月中国政府宣布发起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项目提供投融资支持。“一带一路”作为我国重大战略启动，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相关国家、地区的兴趣，成为今年热议的话题。

这样一个“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覆盖了40多个国家，总人口44亿，约占全球的63%，近2/3;经济总量超过20万亿美元，约占全球的29%，不到1/3，是全球最主要的能源和战略资源供应基地。从“一带一路”途径路线和辐射范围看，向北与俄罗斯的交通线及管道连接，向东连接东亚另外两个主要经济体日本和韩国，向西通过中亚连接西欧，向南通过印度洋连接到北非，把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亚、欧洲南部、非洲东部的广大地区联系在一起。另外，由于“一带一路”主要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已有的双多边机制，不另起炉灶，不涉及政治、安全等敏感领域，具有开放性的特点，一旦形成示范效应和聚集规模效应，还可能吸引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参加。 内涵与意义

这确实是一个站在全球高度、盘活区域内各种资源、推进国家全面改革开放、促进与周边国家的战略安排，到底应该如何把握“一带一路”这样一个发展战略，理解其对中国乃至世界发展的意义呢?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理解：

首先，“一带一路”有利于形成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格局，建设一个包容性很强的互利互惠平台

共建“一带一路”的核心任务是发展经济，通过巩固、扩大我国与中亚、东南亚等沿途国家和地区的彼此相互开放，互利合作，形成公平、统一的市场竞争环境，促进各种资源的自由流动，不断扩大经济发展规模和总量，造福于沿途各国人民。

中国的对外开放经历了从经济特区到沿海开放城市、再到沿江沿边开放、今天全面开放这样几个阶段。全面开放受制于以下因素：

第一，区域发展水平差异。“一带一路”国内段覆盖了我国中西部的大多数省份，大部分地区，如何让中国广阔的内地，中西部地区由原先的“内陆腹地”变成“开放重地”,这是全方位开放要突破的的重点和难点。过去受地理区位空间条件制约，广大内陆地区发展水平显低于东部沿海地区开放水平，广东、江苏、上海、北京、浙江、山东和福建等7个省市2013年进出口值3.29万亿美元，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79%，而中西部地区的重庆、河南、安徽、云南、陕西、甘肃、贵州等7个省市占5.7% 。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过去那些不发达的、被认为无法与沿海地区竞争的内陆地区，如非洲、南美以及包括亚洲腹地、荒凉的北极圈等在内的所谓地缘政治“空旷区”，正在全面卷入世界经济增长大潮，“第三次工业革命”、“页岩气革命”等，正在改变世界经济增长模式，世界经济的地理布局也将发生巨大变化。一旦基础设施改善，就会显示铁路运输在时间和成本方面具有新的优势。国际上不少大公司，例如惠普(H.P.)、富士康(Foxconn)等，已经着手将其一些重要生产基地向内陆地区迁移，并尽可能以铁路运输替代海运、空运，以求抢速度、降成本。

以前，沿边地区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受地缘政治影响，为防止战争破坏，经济建设步伐放缓，基础设施建设受到限制。边疆等少数民族聚集地区经济相对落后、就业岗位较少、生活有待改善，特别是一些青壮年劳动力长期处于贫困失业状态，容易滋生不满情绪，“一带一路”建设带动边疆地区和沿途国家经济发展和产业振兴，从而为当地居民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增强彼此之间的理解、包容、融合，消除各民族、宗教间的各种隔阂和误解，促进地区的安全稳定、经济繁荣和人文交流。最近领导人重点调研新疆、福建、宁夏、陕西等地区，明确了新疆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战略地位，福建建设目标是通向中西部和东南亚的运输大通道，陕西要发展临空经济产业构筑空中丝路。

通过“一带一路”进行战略调整和空间重新布局，打破原有的点状、块状的开放模式。大家可以回忆一下，无论是早期的经济特区、还是去年成立的上海自贸区，都是做单一区域的规划，受行政区划约束的规划。“一带一路”把中国的大多数省?纳入进来，连成片，形成带，横向看，贯穿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纵向看，连接主要沿海港口城市，并且不断向中亚、东盟延伸。这样通过全方位的推进国内的各省区的互联互通沿途国家和地区这样一个相互的合作，那么通过产业的承接和转移，通过经济的不断调整和升级，缩小东部和中西部的差距，这个对于我们中国的改革开放，它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第二，开放区域单一，全面开放受制于开放区域相对单一。多年来我国主要的贸易伙伴是欧美日，2013年，尽管我国对东盟、南非、中亚五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双边贸易额有了较大增长，我对欧盟、美国、日的双边贸易额仍占我外贸的1/3，对外贸易依存度极高，加上粗放式的发展模式带来的问题，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风险日益显现，产能过剩压力加大，传统的经济贸易市场它的吸收能力有限。过剩产能对经济运行造成了很大的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测算，中国全部产业产能利用率不超过65%。经济转型已经成为走出困局的唯一机会和选择。

怎么转?要把我国巨大的产品制造能力与沿途发展中国家的巨大市场需求联系起来。数据显示，过去10年，中国与沿途国家的贸易额年均增长19%。2013年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额超过1万亿美元，占中国外贸总额的1/4。拿丝绸之路经济带分析，这一带包括了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蒙俄3条经济走廊和新亚欧大陆桥。中巴和中蒙俄经济走廊注重能源开发运输与国家安全，孟中印缅强调与东盟贸易往来，新亚欧大陆桥是中国直通欧洲的物流主通道。中国急缺的各类矿产资源，如油气、天然橡胶、黑色金属矿、有色金属矿等得到满足，现在这些资源主要通过沿海海路进入中国，铁矿石依赖于澳大利亚和巴西，石油依赖于中东，渠道较为单一，与其他重要资源国的合作不深，新增了这些有效的陆路资源通道对中国十分重要。与中国情形不同，沿途国家需要大量的轻工品、家电、机电、高铁建设等高端装备正好多为中国过剩的产能，在国内消费加速启动难以推进、传统贸易伙伴难以消化过剩产能的情况下，通过“一带一路”来开辟新的进出口市场、互通有无是一个新的合作发展思路。

其次，“一带一路”战略将加快中国利用巨额外汇储备走出去的步伐，沿线国家将从中国投资中受益;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形成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如何打造?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就要促进国际秩序朝着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有利的方向发展。“一带一路”建设沿线绝大部分是转型中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因此“一带一路”建设不仅要解决中国自己的城乡、区域间区域间发展不平衡问题，也要为改革国际经济秩序当担相应的责任与使命。

改革开放之处，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微不足道，1980年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仅为2.2%，现在14%左右。IMF称到2016年，中国所占的比重将升至18%，超过美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对全球经济和世界市场的影响力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中国买什么什么贵、卖什么什么便宜”。来自于头号大国美国的压力越来越大，围堵的声音在增加。中国经济要保持可持续增长就需要走出去，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道改革国际经济秩序。

美国积极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借壳(TTP)深入影响亚太地区，这个TPP正在积极落实区域性的多边自由贸易协定，整合亚太经济合作会议和东南亚国协的主要成员国，想成为亚太区域内的小型世界贸易组织，虽然美国强调强调没有排斥中国的意图，但是由于中国农业、金融、科技产业、环境问题等方面都不具备国际竞争优势，需要一定的时间转型，至少需要5年时间的调整期，必须慎重处理多国多边贸易协定。美国试图用TTP使中国边缘化，那么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带动周边合作与发展，倒逼改革，掌握对外经贸合作的主动权，你玩你的，我玩我的，不妥协也不冲突。特别是在货币问题上，推动与贸易夥伴的货币互换协定，降低亚太地区贸易过程中对美元的依赖程度。

中国改革开放积累了巨大的优势，不仅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价廉物美的商品、劳务和巨大的市场，也积累了巨额的资产。中国对外金融资产达5万多亿美元，目前对外直接投资只有6600多亿美元，相当于中国GDP的7%~8%左右。对外直接投资如果达到世界平均水平30%，约1.8万亿。美国持有的东亚资产71%以上都是对外直接投资，如果我们拿出70%用于对外直接投资，那就是3.5万亿美元。这种转变就意味着中国的对外金融资产从对外储蓄、投资金融产品向对外输出资本、投资实体经济的转变，成为国际投资大国。

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构建的世界金融体系总体上是被西方控制的，无论是亚洲开发银行还是世界银行，发展中国家融资还存在许多困难，仅亚洲的基础设施建设，亚洲开发银行就预测为8万亿美元。一带一路建设，无论是城乡规划还是区域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是前提，是条件。这些都是立足长远的战略安排，需要政府支持，政府间的合作，加快互联互通。光靠中国是打造不出来的，而是需要周边国家共同的参与，才能给所有参与国带来巨大的利益和好处。

所以，习近平主席在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表示，未来10年中国对外投资将达到1.25万亿美元，外直接投资将增长近三倍，构建亚洲的基础设施建设银行和丝路基金，为“一带一路”战略实现提供融资工具和资金保证。通过对对外金融资产进行合理多元化的管理和运用，可能变成政府、企业或个人的对外投资，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在资源所在地投资建厂生产，带动一带一路沿途国家发展，然后把产品卖到全球，其中一部分用来满足国内需要。从全球范围内来配置资源、市场，形成全球范围内的资本、商品、技术、人员、服务布局，以全方位的国际合作方式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如环境、排放、资源压力)，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尽一个负责任大国责任，也在全球性的战略布局中收获中国的利益。

中国不可能持续保持贸易顺差，“十三五”时期甚至可能会出现逆差，需要用价格来出清国际收支差额。正如德意志银行全球策略师桑杰夫·桑亚尔判断的：在庞大并且长期的经常账户盈余驱动下，未来中国将由"世界工厂"转换成"世界投资人"。可见，为实现"一带一路"战略启动亚投行、丝路基金，把"扩大对外直接投资"作为中国和推动世界未来20年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动力，这种转向最主要体现在改变现有的外汇投资结构，即将目前外储主要投资于金融衍生品或国债等金融虚拟资产的形式，转变为投资到实体经济上，当然，风险也很大，对下一步中国金融体系改革也是巨大的挑战。但是，设立丝绸之路基金，加强交通设施、油气管道、通信设施等多领域合作，加快国际通道建设，通路、通航和通商带动资本、技术、基建走出去，密切地区间的人员、信息和经贸往来，消除贸易壁垒，实现贸易便利化，可以实实在在地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提升相邻区域的发展水平，做出中国应有的贡献。

第三，打造一带一路有助于促进欧亚非大陆腹地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改变全球经济政治的空间布局和活动方式及其流向，为世界范围内的均衡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世界发展史表明，世界经济的增长模式及其流向始终受交通运输模式的制约甚至牵引。古代海运不发达，长途运输和交通主要依赖马队、驼队等为主要运输力量、连接中国长安、经中亚沙漠通达欧洲的古“丝绸之路”应运而生，其结果是亚洲内陆经济远较沿海地区发达，丝绸之路沿线的内陆地区长安在盛唐时期外国移民超过10%。进入近代以来，航海技术不断跃进，世界海运能力不断提升，使得原料、货物经海路从一个大陆远程运送至另一个大陆成为可能，一方面促进世界沿海地区经济的繁荣和大都市的兴起，另一方面也导致以畜力为主的内陆商道的衰落以及内陆地区经济的衰退。

进入21世纪，世界经济陷入停滞，其根本原因在于全球化只是世界沿海地区的全球化，世界经济的繁荣与增长只不过是世界沿海地区的繁荣与增长，广大的世界内陆地区并未真正纳入全球经济体系之中。例如，中国沿海省份较之内陆省份人均收入相差数倍，而欧美等国沿海地区的人均收入较之中亚等内陆国家的人均收入更是相差数十倍之多。显然，仅靠沿海地区的繁荣已不足以刺激世界经济恢复增长。要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只能、也应该从促进内陆地区经济发展中寻找新的增长点、把世界市场扩大到各大陆贫困的腹地，而打造联通亚欧沿海地区与大陆腹地的一带一路战略将为此提供新型交通运输工具和传输能力，其对世界经济、尤其是内陆地区经济的促进和牵引作用将不次于海运对促进世界沿海地区经济增长曾经所起的作用，甚至能弥补海运的不足。毕竟，万吨巨轮只能靠泊海港，却无法把货物直接运往内陆，大陆腹地的货物须经过普通铁路、公路或内河航运转运至沿海港口，再装船经海路远程运送至另一个大陆的沿海港口，然后经铁路、公路或内河航运转运至内陆消费地。中国从印度进口铁矿石就是这种运输模式。如果中印之间开通了高铁，印度腹地生产的铁矿石就可经高铁直接运送到中国的炼钢厂，不但节省时间，而且还能省去多次转运的麻烦，从而更节省运输成本。一带一路建设将创造牵引内陆地区及世界经济增长、繁荣的新物流模式和发展平台，沿途会形成发达的城镇和人口中心、经济活动中心，这些地方沉睡的丰富资源得到全面、合理开发，增大全球资源供应量，从而深刻改变全球地缘政治的空间布局，世界地缘政治景观也将发生革命性变化。

正是由于“一带一路”具有全局性的战略意义，国际社会尤其沿途国家十分赞赏和欢迎。同时，“一带一路”是“中国版马歇尔计划”的说法也被西方媒体热炒，被国内一些人简单地引用，这是一种误解，二者有本质区别。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马歇尔计划既是二战后美国对西欧各国进行经济援助、协助重建的计划，也是其遏制苏联、发动冷战的经济工具，以意识形态的一致性为先决条件，服务于美国的全球霸权目标。通过实施马歇尔计划，美一方面将西欧国家收在旗下，成为其抗衡苏联的小兄弟，另一方面逐步确立了超级大国地位。由于其附加的条件，遭受战争摧残并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做出重要贡献的前苏联和东欧国家被排除在外，人为地加剧了贫困、饥饿。其援欧款项大多用于购买美国产品和服务，为美国经济的扩张打开大门。而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以发展为目标，弘扬的是“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新丝路精神，对合作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对所有寻求发展的国家开放，绝不搞“集团政治”和对抗性的“结盟”。强调相关各国要打造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和共同发展繁荣的“命运共同体”。强调“共商、共建、共享”。有关各国自愿平等参与，发挥各自优势，实现互利互补。通过互联互通和贸易投资便利化，更好地满足地区国家的发展需要，促进共同发展和繁荣。正如习主席所说，“一带一路”提供了一个包容性巨大的发展平台，具有深厚历史渊源和人文基础，能够把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同沿线国家的利益结合起来。要集中力量办好这件大事，使沿线国家对我们更认同、更亲近、更支持。

可见，在“一带一路”规划背后是中国日渐清晰的国家新战略，即推动与周边国家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低调做事，通过投资、技术转让和援助，一步一个脚印，带动国内腹地和沿途国家的发展，改善自身形象，取得各国信任，深化与沿途各国的经贸、人文、生态、科技、教育等各领域合作，从而实现全方位开放格局，为国内经济政治体制的深化改革创造条件，当担一个稳健、成熟的世界大国应尽的地区责任与使命。

第四篇：2018年广西公需科目“一带一路倡议”试题和答案

2018年广西公需科目“一带一路倡议”试题和答案(100分卷)       1.共建原则体现为( )，各尽所能。(单选题3分)A.各取所需 B.各抒己见 C.各施所长 D.物尽其用

得分：3分

2.在中马两国的多领域合作中，( )在推进两国民心相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单选题3分)得分：3分 A.高等教育 B.旅游业 C.孔子学院 D.娱乐产业

3.除了“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还有北向蒙古高原，再西行天山北麓进入中亚的( )等。(单选题3分)

得分：3分     

     A.“草原丝绸之路” B.“漠北丝绸之路” C.“东海丝绸之路” D.“西南丝绸之路”

4.经历了( )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东盟国家意识到只有加强合作，才能共同抵御金融危机造成的风险。(单选题3分)

得分：3分

   A.1997年 B.1981年 C.70年代   D.2008年

5.( )建设构想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给中巴在经济合作与发展上提供新的历史契机。(单选题3分)得分：3分 A.中巴经济走廊 B.中巴友好关系年 C.中巴联合军演 D.全国道路连接计划

6.大陆桥的主要功能是便于开展( )，缩短运输里程。(单选题3分)分

得分：3    

     A.海陆联运 B.空海联运 C.陆路转运 D.转口贸易

7.加强政策沟通，各国可以就经济发展战略和对策进行充分交流，本着( )原则，协商制定推进区域合作的规划和措施。(单选题3分)

得分：3分

     A.平等互利 B.和平共处 C.求同存异 D.平等对话

8.通过政策沟通、信息的传递、信息的接受等环节促进政策的( )，可以提高政策的有效性。(单选题3分)

得分：3分

 A.广泛化     B.集约化 C.民主化 D.科学化

9.“一带一路”构想的实施是推进新时期中国( )的重要举措。(单选题3分)得分：3分

          A.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 B.全方位改革创新新局面 C.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D.创新驱动战略

10.哈萨克斯坦实行( )。(单选题3分)A.君主立宪制 B.议会制 C.总统制 D.联邦制

11.“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资金融通在活动范围上超出了一国的市场范围和( )范围。(单选题3分)得分：3分 A.地理 B.经济关系 C.主权管辖 D.政策

12.2011年，缅甸时任总统宣布搁置原本由中资公司开发建设的( )。(单选题3分)得分：3分

得分：3分

          A.皎漂工业园 B.密松水电站 C.中缅铁路 D.中缅电站

13.瓜达尔港位于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 )的咽喉附近。(单选题3分)分

得分：3          A.阿拉伯海 B.波斯湾 C.红海 D.马六甲海峡

14.中国是柬埔寨最大的( )。(单选题3分)A.投资来源国 B.陆上邻国 C.电力输出国 D.资源出口国

15.地处( )的中东欧地区是“一带一路”的重要板块。(单选题3分)分

得分：

3得分：3分

    A.欧亚大陆结合部 B.欧亚大陆腹地 C.欧亚非交界地带 D.欧洲核心区域

           16.中蒙的各项合作互动涵盖( )等多个领域。(多选题3分)A.政治、经贸 B.矿产、电力 C.基础设施建设 D.金融

17.和平赤字问题的主要表现有( )。(多选题3分)A.地区热点问题不断 B.恐怖主义大肆扩张 C.局部战争并没有消除 D.冷战思维仍在延续

得分：3分

得分：3分

18.中东欧国家商品，包括( )等日常消费品开始大量出口中国。(多选题3分)得分：3分

         A.红酒 B.奶制品 C.果酱 D.植物油

19.亚投行的治理结构分为( )。(多选题3分)A.理事会 B.执行层 C.董事会 D.管理层

得分：3分  20.从资金融通的内容和工具看，( )是目前阶段“丝绸之路经济带”区域资金融通的主要工具载体。(多选题3分)

得分：3分

     A.国家间货币互换 B.国家间货币结算 C.发展亚洲债券市场 D.监管一体化体制

21.缅甸是一个传统工业国家，工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判断题4分)分

得分：4   正确 错误

22.现有的全球治理机制所凸显出的问题说明我们需要另起炉灶。(判断题4分)得分：4分

   正确 错误

23.在古代中国，丝绸是对外贸易中运销最远、规模最大、价值最高、最负盛名的传统产品。(判断题4分)

得分：4分

   正确 错误

24.为了早日实现东盟内部的经济一体化，东盟自由贸易区于2010年1月1日正式启动。(判断题4分)

得分：4分

  正确 错误  25.设立内陆港和建设海关特殊监管区等可以增强发达国家对资金、技术、人口、人才聚集的吸引力。(判断题4分)

得分：4分

      正确 错误

26.新亚欧大陆桥在中国境内的铁路为宽体轨道。(判断题4分)正确 错误

27.经历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东盟国家意识到只有加强合作，才能共同抵御金融危机造成的风险。(判断题4分)

得分：4分

得分：4分

   正确 错误

28.欧亚经济联盟计划在2025年前实现商品、服务、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推行协调一致的经济政策。(判断题4分)

得分：4分

   正确 错误

29.“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社会文化习俗等差异很大。(判断题4分)

得分：4分

   正确 错误

30.与园区式产能合作不同，中俄产能合作是一种新的合作模式，其特点是政策沟通加实业项目双向推进，无地域限制，项目无特定要求。(判断题4分)

得分：4分

 正确  错误

第五篇：2018年广西公需科目“一带一路倡议”试题和答案(90分卷)

2018年广西公需科目“一带一路倡议”试题和答案(90分卷)

 o o o o  1.在传统经济全球化下，( )是最大的赢家。(单选题3分)A.资本 B.政府 C.社会 D.市场

得分：3分

2.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曾表示，土耳其已经提出的( )倡议，可以跟“一带一路”倡议进行很好的对接。(单选题3分)

得分：3分

o o o o  A.“沙漠之路” B.“海陆枢纽” C.“中间走廊 D.“大陆枢纽”

3.除了“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还有北向蒙古高原，再西行天山北麓进入中亚的( )等。(单选题3分)

得分：3分

o o o o  A.“草原丝绸之路” B.“漠北丝绸之路” C.“东海丝绸之路” D.“西南丝绸之路”

4.我国已成为“一带一路”沿线不少国家的最大( )、最大出口市场和主要投资来源地。(单选题3分)得分：0分

o o A.经济伙伴 B.区域内贸易伙伴 o o  o o o o  C.进口市场 D.合作伙伴

5.新欧亚大陆桥的建设可以追溯到清朝时期的( )。(单选题3分)A.西伯利亚铁路 B.陇海铁路 C.中东铁路 D.成汉铁路

6.中国与中亚国家在近年来签订了一系列涉及大型( )出口贸易的大单。(单选题3分)得分：3分

得分：3分

o o o o  A.土建产品 B.水利设备 C.机械设备 D.电子设备

7.( )就是指由于当前世界范围内战事频仍，冲击正常生产生活环境的和平安定，因而导致的人们生活动荡、发展受阻的混乱状态。(单选题3分)

得分：3分

o o o o  A.和平赤字 B.治理赤字 C.发展赤字 D.生存赤字

8.在1881年，俄罗斯征服了( )诸部落，最终完成了对整个中亚的军事占领。(单选题3分)得分：3分

o A.土库曼斯坦 o o o  B.哈萨克斯坦 C.乌兹别克斯坦 D.塔吉克斯坦

9.冷战结束后，从( )年起，中俄两国政府间一直保持着定期的、密切的沟通，国家元首经常互访。(单选题3分)

得分：3分

o o o o  A.1991 B.1996 C.1998 D.2000 10.2014年习近平主席访问蒙古国，两国领导人决定将双边关系提升为( )。(单选题3分)得分：3分

o o o o  A.全面协作伙伴关系 B.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C.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D.互惠关系

11.自( )年建交以来，马来西亚与中国密切沟通，人文往来也日益频繁。(单选题3分)得分：3分

o o o o A.1974 B.1991 C.1951 D.1980  12.冷战结束后，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原有的( )认同优势消失殆尽。(单选题3分)分：3分

得o o o o  o o o o  A.意识形态 B.文化 C.宗教 D.社会制度

13.( )年中印两国正式建交。(单选题3分)A.1950 B.1952 C.1954 D.1956 14.《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联合声明》中，把( )年定为“中巴友好关系年”。(单选题3分)

得分：3分

得分：3分

o o o o  A.2010 B.2011 C.2012 D.2013 15.白俄罗斯外交首要重点为( )，并重视同独联体及周边邻国的关系。(单选题3分)得分：3分

o o o A.乌克兰 B.格鲁吉亚 C.俄罗斯 o  o o o o  o o o o  D.蒙古

16.和平赤字问题的主要表现有( )。(多选题3分)A.地区热点问题不断 B.恐怖主义大肆扩张 C.局部战争并没有消除 D.冷战思维仍在延续

17.推进设施联通的基本原则主要有( )等。(多选题3分)A.共商共建原则 B.软硬兼顾原则 C.政企合作 D.经济可行

18.中东欧国家商品，包括( )等日常消费品开始大量出口中国。(多选题3分)3分

得分：

得分：3分 得分：0分

o o o o  o o o o A.红酒 B.奶制品 C.果酱 D.植物油

19.中国与伊朗的经济合作优势在于伊朗的( )。(多选题3分)A.产业布局较全 B.工业基础较好 C.人员素质较高

D.中国的全面经济技术合作起步很早

得分：3分  o o o o  20.中国的( )为蒙古国开发矿产资源提供了大量外援。(多选题3分)A.技术 B.设备 C.管理经验

D.丰富的劳动力资源

得分：3分

21.海上恐怖主义和海盗行为是对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最大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判断题4分)得分：4分

o o  正确 错误

22.第三方因素的涉入和印度对华政策的变化侵蚀了中印关系稳定发展的基础。(判断题4分)得分：4分

o o  o o  正确 错误

23.塞尔维亚的经济主要推动力是第三产业。(判断题4分)正确 错误

24.欧亚经济联盟计划在2025年前实现商品、服务、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推行协调一致的经济政策。(判断题4分)

得分：4分

得分：4分

o o  正确 错误

25.首脑外交的效率高，大政方针的共识容易达成，但具体的落实环节仍然需要进一步的沟通。(判断题4分)得分：4分 o o  o o  正确 错误

26.2017年7月，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正式开业。(判断题4分)正确 错误

27.孟加拉国是中国在南亚地区开展能源合作的重要国家之一。(判断题4分)分

得分：0

得分：4分

o o  正确 错误

28.经历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东盟国家意识到只有加强合作，才能共同抵御金融危机造成的风险。(判断题4分)

得分：4分

o o  o o  正确 错误

29.越南不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创始成员。(判断题4分)正确 错误

30.在古代中国，丝绸是对外贸易中运销最远、规模最大、价值最高、最负盛名的传统产品。(判断题4分)得分：4分

得分：4分

o o 正确 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