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共产党反腐范文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反腐历程
我们党一贯重视自身队伍的建设，坚决抵制剥削阶级影响，防止和清除党内的腐败现象。研究我们党反腐败斗争的历史，则能够了解我们党对腐败现象的一贯态度和反腐败斗争的历史经验。
一、建国前的反腐败斗争
1、大革命时期的重要《通告》
1924年国共两党实行合作，中国共产党的队伍有了迅速发展，党员人数从1923年的400余人猛增到1925年的3万余人。随着党员队伍的扩大，难免混进一些投机分子，他们趁革命高潮之机捞取个人利益。因此，中共中央于1926年8月4日发出了《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通告》指出：“在革命潮流仍在高涨时，许多投机腐败分子均会跑到革命队伍中来，一个革命党若是容留这些不良分子，必定会使党陷于腐化，不仅不能执行革命任务，且将为群众所厌弃。所以应该坚决地清洗这些不良分子，同他们作坚决的斗争，才能巩固革命营垒，才能树立起党在群众中的威信。”这个《通告》是我党颁布的第一个惩治贪污腐化分子的文件，它表明党在幼年时期就十分警惕剥削阶级思想对党的腐蚀，并郑重表示党对腐败现象是根本不能容忍的。
2、土地革命时期的反腐倡廉斗争
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部队离开井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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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向赣南进军，迅速开辟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形成了比井冈山时期更加高涨的革命局面。但是，随着红军战争的胜利发展，在红四军党内、军内以及根据地政权中也逐渐产生了某些消极腐败现象。有的人不愿意在艰苦的乡村创建根据地，要红军开到中心城市去大吃大喝;还有少数人置军令军纪于不顾，带着钱财，擅自出走，到大城市去享受一番。这些消极腐败现象严重影响红军战争和根据地政权的存在和发展。因此，1929年12月在福建上杭古田村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了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决议》除对建党建军的基本原则做了明确规定外，还提出了党和军队干部的廉政建设问题。《决议》分析了红四军党内、军内出现的一些消极腐败现象，如个人主义、小团体主义、享乐主义、平均主义等，指出它的结果将会削弱以至完全毁灭党的战斗力，使党担负不起斗争的责任，由此造成革命的失败。《决议》着重强调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性，要求用无产阶级思想来进行军队和党的建设。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于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正式成立。瑞金红色政权的建立，使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代表人民利益、努力为人民服务的廉洁政府，它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同反动派进行斗争的政治保障。但是，由于复杂的历史和社会原因，在苏维埃政府中也有少数干部滋生了消极腐败现象。他们乱用公款，挥霍浪费，甚至发生贪污犯罪现象。因此，1932年2月中央人民委员会发布了《帮助红军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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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实行节俭经济运动》的通令，要求各地政府立即开展反对贪污浪费的斗争，“驱逐各地政府中的贪污分子出苏维埃”。 中央苏区的反腐败斗争是我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探索廉政建设的一次重要尝试，为后来取得全国执政地位后的廉政建设积累了重要经验。
3、抗日时期的反腐败斗争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我党领导人民在敌后和边区建立了大片抗日根据地，成立了“三三制”的民主政府。革命队伍中出现了生活第
一、工作第二的消极思想，继而又出现贪污腐化现象。此类现象在基层政权中尤为严重。针对这种情况，陕甘宁边区党委重新公布了1926年中共中央《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要求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部门立即执行。1939年8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制定了《惩治贪污条例(草案)》，其他各抗日根据地民主政府也都颁布了类似的条例法规等。
、解放战争时期的反腐败斗争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派出大批官员下山“摘桃子”，任意将收复区的民有企业、私人房屋指为敌产加以没收，而后据为己有。国民党的这种贪污抢占风气，不可避免地影响共产党员中某些不坚定的分子。当时在新解放区也发生了一些贪污现象。因此，1946年7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中指出：“必须检查和纠正各地已经发生的贪污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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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国后的反腐败斗争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共产党从领导根据地解放区的局部政权转变为掌握整个国家命运的执政党，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也是共产党面临的比革命战争更加严峻的考验。
1、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时期的反腐败斗争
在历史的转折关头，总有一些意志薄弱者和投机分子是要掉队的。新中国的成立使一部分党员干部产生了“革命到头”的思想，表现为居功自傲，不求上进，贪图享受，甚至走上贪污犯罪的道路。为此，中共中央于1950年5月1日发出了《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主要内容是整顿各级领导干部中存在的骄傲自满情绪和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以及少数人的贪污腐化倾向，中心是加强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以保持党的群众基础和工人阶级先锋队的纯洁性。
2、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反腐败斗争
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始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一五”计划期间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果，极大地提高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和领导地位，但也助长了部分领导干部骄傲自满、以功臣自居的情绪;有些党员干部在名誉地位、生活待遇上孜孜以求，开始欣赏和追逐特权，并出现了打击报复、压制群众意见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这些情况虽然是极少 4
数，但如不认真解决，必然影响调动一切积极力量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必然损害党与群众的关系。
1956年9月，我党召开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八大”《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指出，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我们同志沾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很容易在共产党员身上滋长一种骄傲自满的情绪。针对这种情况，他提出要“从国家制度和党的制度上作出适当的规定，以便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实行严格的监督”[7]。1957年春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4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提出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主要内容，进行和风细雨的有步骤的整风运动。目的是依靠人民群众，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毛泽东同志指出，因为革命胜利了，有一部分同志，革命意志有些衰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少了，而闹地位，闹名誉，讲究吃，讲究穿，比薪水高低，争名夺利，这些东西多起来了。“要经过整风，把我们党艰苦奋斗的传统好好发扬起来。”
3、“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反腐败
1970年初，中央先后发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权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要求在全国进行反对贪污、浪费和投机倒把的斗争。“文化大革命”后期，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对各方面开始进行“整顿”，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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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要解决各级领导班子的“软”、“散”、“懒”的问题，还极力扭转已经蔓延到社会生活中的腐败风气。他批评了“肿、散、骄、奢、惰”现象，列举了闹享受，闹待遇，一切都向高级发展，住房子越多越好，公私不分，请客送礼，修建楼堂馆所等种种表现，严肃地指出，“有的人发展到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艰苦奋斗的传统作风丢掉了”。“如果认为这些都无关重要，没有警觉，那是很危险的。”
4、改革开放以来的反腐倡廉
第一个阶段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至十三届四中全会，是反腐倡廉制度建设重建与巩固的阶段。在此阶段，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一系列反腐败重大决策与战略部署：恢复和重建党内各级纪律检查机构以及司法行政监察机关;开展以打击贪污受贿等严重经济犯罪活动为重点的专项斗争;全面整顿党的作风与组织，开展关于党风党纪的制度建设(如《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关于坚决查处共产党员索贿问题的决定》)等，坚持“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 ，开辟了在不搞群众政治运动的情况下健康有序地开展反腐倡廉建设的新途径。
第二个阶段从十三届四中全会至十六大，是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大力推进的阶段。在此阶段，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确定反腐倡廉建设的总体思路：整体部署、全面要求的基础上，规定重点任务，并通过阶段性成果的积累，逐步达到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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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要求。具体来说，就是逐步建立健全反腐败工作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确立“自律”、“整顿”、“查案”与“纠风”多项并行的反腐工作格局，注重从源头上预防和惩治腐败。归结起来，就是党的十五大提出的:“坚持标本兼治，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
第三个阶段从十六大以来，是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创新发展的阶段。在此阶段，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反腐倡廉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中，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明确提出要“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分开来说，就是完善对权力制约和监督的制度，努力形成有效规范权力运行的监控机制(如《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完善规范国家工作人员从政行为的制度，促进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完善对违法违纪行为的惩处制度(如《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在党的十七大上，党创造性地提出反腐倡廉建设，并将之与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一起确定为党的建设的基本任务，而且“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拓宽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工作领域”，标志着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的确立和中国特色反腐倡廉理论体系的基本形成。2008年5月，党中央颁布《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进一步构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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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特色预防和惩治腐败的全新模式。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加大教育、监督、改革、制度创新力度”，加快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
2007年3月4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民盟、民进联组讨论时提出了“八荣八耻”。他说：“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坚持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
三、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斗争
十八大以来，习总书记非常重视反腐倡廉工作，把反腐斗争作为执政党生死存亡的重中之重来抓，亲自部署这项工作。
1、习近平：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四风”问题 2013年6月18日，习近平在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强调，这次教育实践活动的主要任务聚焦到作风建设上，这次教育实践活动的主要任务聚焦到作风建设上，集中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问题，有利于保持党的纯洁性，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2、王岐山：坚决纠正“四风” 决不允许走过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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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7月8--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黑龙江调研时指出，“四风”已严重威胁到党的肌体健康，党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复杂而严峻。查摆“四风”问题越具体，教育实践活动才会越深入。要自上而下，省级领导班子成员要作表率，带头找问题，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要把压力层层传导下去，层层落实责任，务求实效。“四风”具有顽固性和反复性，纠正“四风”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巩固八项规定成果要由浅入深、由易到难、循序渐进，说出一条做到一条，言必信、行必果。要严明纪律，提高制度执行力，端正学风文风会风，坚持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使社会感受到改进作风的新成效，让人民满意，让中央放心。
3、习近平：提出反“四风”要解决送礼问题
2013年7月11日习近平在西柏坡调研时指出，中央政治局带头改进作风，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就是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坚持“两个务必”，以实际行动给全党改进作风作好表率。
第二篇：反腐倡廉 永葆共产党员的政治本色
商贸旅游系 唐跃水
今年，按照学院党委、学院纪委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部署和要求，始终把廉政建设和廉政风险防范放在重要位置，加强了相关内容的学习，进一步增强思想政治素质，增强拒腐防变意识和能力，提高保持清正廉洁的自觉性，自觉遵守党纪国法，在思想上筑起党风廉政建设防线和思想道德防线，经受了市场经济的考验。使我们深深体会到反腐倡廉，拒腐防变，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反对和防止腐败，始终是我党的一项长期的重大政治任务。
一、学以致用、增强了拒腐防变能力
随着社会和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些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和“三个代表”思想的要求的新情况，有些问题甚至比较突出，如理想信念动摇，党员意识和执政意识淡薄，事业心、责任感不强，工作不扎实，脱离群众等，严重影响了党的先进性。特别是在经济大潮中，个别党员领导干部出现以权谋私，腐化堕落现象，给党了形象带来严重损害。党员和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共中央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党员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办法》等规定。以学增智，以学明理，以学修身，增强了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自觉性、坚定性，进一步明确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具体要求，坚定理想信念，强化党员意识和执政意识，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和人生观，努力使自己的思想境界和工作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增强了拒腐防变能力。
二、知责思为，正确处理责、权、利的关系
处理好权与责的关系。权力是责任和义务的有机统一，权利越大，责任越大。处理好权与利的关系。要正确行使手中的权力，把权力作为为人民谋利益的手段和工具，做到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处理好权与威的关系。威信来自权利本身，更超越于权力。要以高尚的人格力量和个人魅力树立自己的威望和威信，并以此凝聚人、感召人。在工作实际中要做到 “五要五要 ”，要政治上清醒，不要方向不明;要勤政廉洁，不要懈怠谋私;要令行 1 禁止，不要自行其事;要一身正气，不要有失形象;要求真务实，不要虚妄浮躁。要自觉遵守学校廉政建设的有关制度和规定，不断增强了拒腐防变的自觉性。
三、求真务实，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
求真务实是我党的优良作风，也是党风廉政建设的重点要求，在新的形势下只有保持良好的职业职业道德，发扬好求真务实优良作风，才能取得工作实效。务求工作实效就要办实事，决不能搞形式主义。作为党的干部，要境界高，眼见广，胸怀宽，能够登高望远，深谋远虑。在工作中，结合自身的特点，以诚为本言行一致，以实为本，要实事求是，以公为本，公正无私，光明磊落。既要注意讲求工作的形式和方法，注意紧密联系实际，又要突出求真务实地工作，克服与“三个代表”和保持先进性要求不相适应的方面，特别是在工作中，面临难度高、强度大、责任重，问题多时，要积极开动脑筋，不断创新工作方法，转变工作作风，探讨新思路、寻求新方法，做扎实有效的工作，及时处理、解决这些问题，使自己的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和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更好地适应新形势下的工作要求。
四、廉洁自律，培养良好生活作风。
加强党风廉正建设，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中，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深刻领会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治党始终坚强有力，治国必会正确有效”的重要讲话。“不受曰廉，不污为清”。为政清廉是对领导干部的起码要求。深化教育，加强监督，落实责任，不断自勉，紧紧围绕创新求实、要从严方面下功夫，促进了自身的廉洁自律。党员和党的干部要带头学习政治理论，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带头倾听群众意见，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带头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带头执行廉政规定，带头密切党群关系，依靠群众解决实际问题。自觉构筑生活作风上的党纪国法和思想道德防线，不断增强拒腐防变的能力。围绕求实，始终把党风廉政建设放在重要位置，坚持学习达到教育作用;坚持制度达到保证作用;坚持沟通达到督促作用，保证生活作风沿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围绕从严，严格遵纪守法和道德规范，严格遵守各项廉政法规制度，以学校完善的规章制度来约束自己，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增强自我约束能力，真正做到思想作风过硬，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为民，实实在在干事，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顶得住诱惑，经得住考验，做到一身正气，一尘不染。
五、建章立制，构建长效的防控机制。
在预防腐败犯罪工作中，我们按照《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共中央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和《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的要求，积极探索和构建惩治和预防腐败的长效机制。一是建立了反腐倡廉，预防犯罪的学习教育制度，我们结合形势，突出重点，有针对性地开展党风廉政法规的学习和教育，使广大党员干部和教职员工真正能够学法、懂法、执法、守法，警钟长鸣，做到自重、自警、自省、自励，构筑起坚固的思想道德和党纪国法防线;二是建立健全防范制度，进一步完善重大事项集体决策制度，从源头上堵塞漏洞;三是进一步完善监督体系，积极推行公开、公平、公正，推进校务管理的民主化、科学化,通过广泛听取批评、意见和建议，促进各项管理工作的规范化、科学化和民主化。
反腐倡廉，任重道远。二十一世纪，永葆共产党员的政治本色是深刻理解和掌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并自觉付诸行动的重要内容，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中充分发挥了党员的先进性。特别是在服务人民群众方面，把群众满意度作为标尺，认真处理好群众最关心的问题，诚心诚意为群众办实事、谋实利，认真做到为民、务实、清廉。在工作中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新时期共产党员保持先进性的基本要求和终坚持党的根本宗旨和理想信念，立党为公、执政为民，遵守党的纪律，勤奋学习，努力工作，永葆政治本色，坚定不移地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兢兢业业地为党的事业工作，把学习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工作者发展观作为主线贯穿始终;把不断提高自身的思想认识贯穿始终;把党员的先进性进一步贯穿始终;把抓求真务实贯穿始终;把反腐倡廉永葆共产党员的政治本色贯穿始终。
(2010.12.10)
第三篇：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基本经验理论研究
区别于任何剥削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其与各种消极腐败现象是水火不相容的。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程中，党始终强调反腐倡廉工作的重要性，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在建党90周年之际，笔者从理论研究的角度，对党的反腐倡廉基本经验进行了梳理，以期对在新形势下进一步提高反腐倡廉建设科学
化水平有所裨益。
一、坚持党的领导而不能搞两党制或多党制的轮流坐庄
坚持党的领导是把握不同历史阶段反腐倡廉工作规律的首条经验。
我们党是为承担振兴中华的历史使命而作为腐败无能旧政权对立面成长壮大的。与国民党腐败形成鲜明对照，共产党依靠廉洁赢得革命胜利，成为新中国的执政党。新中国成立后，党始终重视反腐倡廉工作，成功探索出一条有效治理腐败的新路。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反腐倡廉建设的领导重任，只能由中国共产党来承担。从社会发展大势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性质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使命，决定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反腐倡廉建设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从党的能力看，作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党从成立之日起对腐败的认识和反腐败的决心始终是清醒一贯的，反腐成效是显著的。在中国，没有任何政治力量有能力代替党来领导完成这项重大政治任务。从历史经验看，坚持而不是否定党的领导，有利于确立正确的反腐败指导思想、战略决策、领导体制、工作机制和方法途径，推动反腐倡廉工作向正确的方向发展。从世界实践看，实行两党制或多党制的多数资本主义国家腐败问题依然严重，说明搞轮流坐庄的两党制或多党制不是根治腐败的必要前提。
二、坚持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而不搞教条主义
坚持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反腐倡廉建设是党不断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
恩格斯曾说，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创造性地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命题，大胆实现马克思主义反腐倡廉理论在中国的具体化，产生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正确指导了中国反腐败事业。改革开放以来，在继承和弘扬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的基础上，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反腐倡廉理论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市场经济这个反腐倡廉建设最大的实际国情相结合，形成以邓小平反腐倡廉理论、江泽民反腐倡廉思想和总书记关于反腐倡廉的重要论述为主要内容的中国特色反腐倡廉理论体系，极大地推动新时期反腐败工作的科学发展。实践证明，只有坚持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方可更好地从政治上观察和处理各种问题，正确判断形势，明确不同时期反腐倡廉的主要任务，不断探索符合现阶段基本国情的有效开展反腐败的新思路和新措施，与时俱进地推进反腐倡廉工作。
三、坚持科学定位和正确的形势判断而不能毕其功于一役
坚持把反腐倡廉工作放在突出位置来抓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
我们党对腐败的危害性从来都保持高度警觉。战争年代，毛泽东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成败的高度强调反腐败的重要性。建国后，他又把党的廉政建设与政权的兴衰结合起来，认为不肃清腐败就可能有亡党亡国亡身的危险。邓小平把反腐败看做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认为不坚决刹住腐败就会使党和国家变色。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总书记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也坚决把反腐败作为全党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来看待。在此其中，党在确定反腐败目标时经历了一个逐步调整的过程，从开始要彻底肃清腐败到改为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后提出“明显好转”，再到现在确定为“遏制腐败滋生蔓延的势头”。这种目标调整反映出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反腐败形势的认识有一个不断趋近于客观实际的过程。邓小平认为，反腐败不可能短时间内完成，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腐败。在反腐败问题上，不能超越客观的社会历史条件，要正确把握腐败现象滋生的历史根源和反腐倡廉工作长期性与阶段性的辩证关系，充分认识把期望寄于毕其功于一役是不现实的，幻想一劳永逸的办法是不切实际的。
四、坚持紧密围绕党的中心工作而不能背离这个使命
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思路是党在反腐倡廉实践中总结出的基本经验。
围绕中心是指反腐倡廉建设要贴近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需要，为不同时期党的中心工作提供强有力保障;服务大局是指反腐倡廉建设要着眼于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发展任务，把反腐倡廉工作放到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来谋划。
战争年代，党的根本任务是要夺取革命胜利建立新政权。执政后，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任务、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和发展目标的认识有一个深化过程。改革开放前特别是“文革”期间，党对当时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比较模糊，曾把阶级斗争作为党的中心工作，没有处理好反
腐倡廉建设与经济建设之间的关系，留下的教训非常深刻。改革开放后，通过总结经验教训，党将反腐倡廉建设的使命从阶级斗争转到经济建设上来，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改革发展稳定为大局的发展框架。十六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根据形势变化把反腐倡廉建设“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提升为“紧紧围绕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将“为改革发展稳定
的大局服务”提升为“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局服务”，取得的成绩斐然。实践证明，只有坚持而不是背离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这个使命，反腐败工作方能找准突破口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五、坚持党的群众工作路线而不能搞运动反腐模式
坚持走中国特色群众参与反腐败斗争的新路是反腐倡廉建设取得成效的重要法宝，也是反腐败工作需要长期坚持的重要原则。
战争年代，毛泽东提出“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解。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的群众路线思路。建国后，毛泽东领导开展一系列群众性反腐运动，在保持党政机关清正廉洁上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就。历史表明，走什么样的群众路线是决定反腐成效的关键。如群众路线与无序的政治运动结合，虽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腐败的滋生蔓延，可结果总是背离发动者的美好愿望而造成意想不到的不利后果，典型教训就是“文革”。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提出反腐败斗争要依靠群众支持和有序民主参与但不搞政治运动的方针，把群众监督纳入法制化和制度化轨道;江泽民提出要实行群众举报和专门机关依法惩处相结合的新思路;总书记强调要拓宽群众参与反腐倡廉建设的渠道。
反腐败不搞政治运动，不等于反腐败工作不走群众路线。当前大多数腐败案件是由公众检举揭发出来的，群众在反腐败工作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六、坚持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而不能奉行零敲碎打的简单化思路
坚持惩治和预防腐败相结合的方针既是党总结历史经验得出的重要结论，也是适应反腐败工作形势发展作出的重大决策。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为迅速肃清腐败，反腐败工作侧重于惩处和遏制，虽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反腐败的整体效果不尽人意，往往是一起案件查处或一个问题解决了，相同案件或类似问题还会接二连三地发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明确提出“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战略方针，逐步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这个中国特色反腐倡廉体系不同于以前开展反腐败斗争零敲碎打的简单化思路，而是要求以改革创新精神将反腐倡廉工作有机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建设整体布局中，在实践方式上以制度为主轴的同时不忽视教育、监督、纠风、改革、预防和惩处等综合手段的运用，拓展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领域。实践证明，唯有积极推行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方能明晰思路，突出重点，抓住关键，增强反腐倡廉建设的整体性、协调性、系统性和实效性。
第四篇：中国共产党能够取得反腐败斗争的伟大胜利
“加强新时期军队思想政治建设”研讨会论文
编号：23
中国共产党能够取得反腐败斗争的伟大胜利
——对党的三代领导核心率领全党开展反腐倡廉实践的理论思考
黄士良
总政《关于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政治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增强针对性和有效性”;“要坚定官兵的理想信念，回答解决各种现实思想问题，澄清种种模糊认识。”落实《决定》的要求，站在讲政治的高度，抓住难点热点问题，作出具有说服力的回答是重要一下。当前，部队官兵中存在的认识问题较多。其中，对中国共产党能否取得反腐败斗争胜利的信心问题更为突出，且更具全局性。它直接关系到广大官兵理想信念的坚定，对党的领导和国家前途的信心。本文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三代领导集体，率领全党坚持不懈地不甘落后以腐倡廉的实践为依据，力求对之作出冷静的理性思考，得出实事求是的正确结论。给广大官兵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种种模糊认识，坚信中国共产党能够取得反腐败斗争的胜利以启示。
一、毛泽东领导全党迈出了执政党反腐败的奠基性一步
廉洁政治、反腐防变始终是共产党人的重要奋斗目标之一。早在中国革命将不可逆转地走向胜利的进程中，毛泽东就对党在反正后如何防范权力的腐败，经受住执政掌权的考验，给予了高度的关注，作了深入的思考。
延安整风时，他就要求全党干部学习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以借鉴历史经验，警示全党“不当李自成”，跳出历史性的周期率。抗日战争胜利前夕，面对黄炎培先生关于如何跳出周期率的发问，毛泽东作出了肯定的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这条路就是民主。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又进一步告诫全党，警惕革命胜利后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并提议党中央作出了防止资产阶级腐蚀和反对突出个人的六条规定。进京的时候，他把进北京当作一场赴考，深情地对其他领导同志讲，我们决不当李自成，一定要考个好成绩。进京以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总是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严格遵守党的规定，坚持勤政为民。在他们的副食下， 全党形成了勤政廉政的一代新风，使党和新生的政权迅速赢得人心。与此同时，毛泽东率领全党设计的人民民主专政，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以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方法的提出，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强调，也都具有防止政权变质的深谋远虑。
随着党执政掌权时间的推移，面对党内日益滋长着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如官僚主义、强迫命令、追求享乐、以权谋私、铺张浪费、贪污受贿等。毛泽东一面及时提醒全党“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另一方面，在面临抗美援朝、土地改革、恢复国民经济的繁重任务，仍然领导全党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在1954年到1956年这段时间内，全党连续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具有明显反对腐败，防止腐化的整风运动。在全社会进行了以“三反”为主要内容的群众运动，紧接着又进行“五反”运动。在整风和“三反”、“五反”运动中，坚持从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抓起，坚决惩处了以刘青山、张子善为代表的居于高位的贪污腐化分子，以教育挽救广大的干部。
随着形势的发展，干部与群众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官僚主义等不正之风呈滋长趋势。对此，毛泽东深恶习痛绝。他对党内突出的官僚主义现象，进行曲了反复尖锐的批评，并把腐败和官僚主义联系起来。与此同时，毛泽东在自己的实践中和同苏联的“反修”论战中，也产生了一种现实的危机感，如何在中国共产党内“防修反修”，越来越成为他思考的重中之重的问题，愈来愈被提到紧迫的议事日程上采取了一系列坚决的措施。由于如何切实有效地防止执政党的腐败变质问题是个全新的历史性课题，因此，在他所采取的措施上，深深地打上了历史局限性的烙印。他试图用平均主义来否定等级权利，否定干部的特殊利益，以保持干部同群众的联系;“文化在革命”之初，他提出了“五七”指示，试图以工农商学兵各以本行为主兼学别样来消灭分工，实行平均主义。他借鉴过去的经验，以强大的群众运动，给予党内的腐败问题最坚决彻底的打击。在“文革”中不惜让大批干部靠边站，让群众批斗当权派，其反腐败决心之坚、气魄之大，为古今中外所仅见。然而，由于他没有找到反腐败的正确途径，也因此留下了极为深刻的教训。但是，毛泽东领导全党坚定不移地不甘落后以腐败斗争给我们的启示同样是深刻的。
第一，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代表着全国各族人民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从执政的第一天起，就把反腐防变，建立廉洁政治，作为重中之重的大事来抓，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以中国人民对人民政权地极端负责的党。他领导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等根本制度，奠定了党继续开展反腐败斗争坚实的制度基础，提供了制度保证。
第二，他晚年提出的“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虽然提法不尽正确，但在本质上还是防止政权变质。他最终使用阶级斗争、群众观点运动的方式来解决党内的腐败问题，脱离了中国的实际，偏离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带来了巨大的缺憾。但毛泽东看到了腐败的危险性和解决腐败的艰巨生，致力于反对党内腐败现象的坚定性，不能说是错误的。他提出探索并努力实践去解决这一问题，充分体现了一个人民领袖的历史责任感。他的立足点是站在人民一边，是为维护和巩固由人民在革命斗争中获得的属于人民的权力。
第三，毛泽东的建国初期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坚决惩治腐败中形成的一些经验和理论在不少方面对今天仍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他晚年留学生下的一些深刻教训，从一定意义上说，以为我们党正确地开展反腐败斗争指引了方向。
二、邓小平领导全党步入了反腐败斗争的正确轨道。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领导全党全国人民走进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站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的历史方位上，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邓小平对加强执政党的党风廉政建设提出了许多独具慧眼的思想、理论、观点，把反腐败斗争引入了正确的标本兼治的轨道。
第一，把反腐败斗争置于我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加以透视，使反腐败斗争同改革、发展、稳定有机结合起来。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处在推进体制改革，扩大对外开放，促进社会发展，确保政治稳定全方位立体性的变革之中。在这复杂、艰巨、繁重的社会变革面前，党内一些干部中出现了顾此失彼，一手硬一手软的倾向，致使党内的腐败现象呈蔓延之势对此，邓小平反复告诫全党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即“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一手抓坚持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的经济政策，一手抓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政治腐败”。这意味着，一方面要看到在社会转型和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腐败现象比较容易诱发，不能因为改革开放中出现腐败望洋兴叹因噎废食，也不能用传统的标准马一些符合社会发展的新事物视为腐败现象，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吕心，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另一方面，也必须把惩治腐败放到极重要的战略地位，将改革、发展、稳定与反腐败统一起来，不能偏废。只有惩治腐败取得成效，才能保证改革开放的继续深化，社会的发展进步，政治的稳定。因此，也必须坚持反腐败斗争不动摇。这是邓小平反腐败理论的制高点，也是我们党对反腐败斗争认识的新境界。它既坚持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又给了反腐败斗争以正确定位;既坚持了发展是硬道理，又坚持了反腐败斗争不动摇。
第二，深刻认识产生腐败的原因，找到一条反腐败既要综合治理，又要抓住关键治本，不搞群众运动的正确途径。
腐败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要整治它，必须进行综合治理。对此，邓小平在领导全党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同时，也努力实践着对腐败的综合治理。他领导全党进行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端正党风和社会风气;加强党的建设和法制建设;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进行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等，都深含反腐倡廉的精神，渗透着综合治理的战略意图。
综合治理，又首先在治本。腐败活动的核心因素是公共权力的非公有运用。因此，加强对权力运用的规范、制约和监督是关键。抓住产生腐败的关键。抓住产生腐败的关键治本，探索一条不搞群众运动，依靠加强教育、法制和完善制度来防腐反腐的新路，科学地开展反腐败斗争，是邓小平的创造性贡献。
首先，提出不管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是反腐败，都不要搞运动。这是邓小平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避免重犯历史性错误的果断决定。一是搞政治运动不符合党的基本路线，容易冲击甚至偏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重蹈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覆辙;二是搞政治运动容易重犯“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政治运动的错误，造成冤假错案和严重的后遗症;三是搞政治运动容易被国内外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影响国家、社会的稳定;四是反对腐败是长期的斗争，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搞一次政治运动就可以解决;五是，群众运动代替不了建制立法的进行，而群众运动给以权谋私的心理威慑，毕竟是暂时的，运动一过，以权谋私便会故态萌发甚至变本加厉。群众运动是以领导人的意志而发动，也可因领导人意志改变而改变，有它的主观随意性，领先群众运动反腐败是靠不住的。当然反腐败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依靠群众是必须的。但是，依靠群众绝不意味着就是要搞群众运动。
其次，提出反腐败要依靠教育和法制。邓小平在回答美国客人提出的关于采取什么办法来解决贪污腐化和滥用权力的问题指出：“我们主要通过两个手段来解决，一个是教育，一个是法律。”教育重在防，法律重在惩戒，两者不可偏废。但就惩治腐败而言，法制更有威力。邓小平强调，反腐败和廉政建设，“还是要靠法制，靠法制靠得住些。”这就是说，广大人民群众只有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通过各种有效的途径和方式肃贪、倡廉、治腐才真正靠得住。
再次，提出反腐倡廉既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邓小平指出，我们干部队伍中存在的搞特权，特殊化等问题，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组织制度，工作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从这个意义上讲，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综上可见，与毛泽东用阶级斗争、群众运动强力压制以权谋私现象不同，邓小平领导全党走的是一条以经济建设者为中心，不搞群众运动，依靠教育、体制改革、加强民主法制和制度建设的么腐败斗争新路。
第三、努力立法建制，加强对权力运用折规范、制约和监督。
沿着上述思想轨迹，邓小平领导全党加快了建法立法，建规立章的步伐。并要求全党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坚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对于腐败案件该受处罚的，不管是谁，一律受惩罚;”“越是高级干部，越是名人，他们的违法事件越要抓紧查处。”同时要求建立一套制度，“凡是搞特权、特殊化经过批评教育而不改的，人民就有权依法进行检举、控告、弹劾、罢免，要求他们在经济上退赔，并使用权他们受到法律、纪律处分。”在制度建设上，邓小平领导全党对现行制度中的种种弊端进行了有计划、有步骤的改革，努力在政治体制内部建立一套机制来加强对权力的制约。首先是建立党内监督机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在党内从中央到地方建立起了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党内违法乱纪现象进行监督处理;八十年代中后期，我国又建立了国家监察部，这一行政监督部门的设置，一定程度上健全了我国的国家政治制度。其次建立群众举报上访的监督制度，让群众直接参与到反腐败的活动中来。再次，为了保证政治生活主体的廉洁性和整体素质的提高，进行了干部任用制度的改革，健全干部的选举、招聘、任免、考核、奖惩、弹劾、轮换制度，推广实行公务员制度等。邓小平领导全党在新时期加强反腐倡廉的理论和实践是创造性的，是对毛泽东反腐败思想的继承丰富和发展，为全党开展反腐败斗争提供了科学的行动指南。当然，在这一时期也再现了一个令人费解的矛盾现象，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的反腐败斗争正沿着科学的轨道有力推进，另一方面，一些腐败分子格外猖獗，一些腐败现象呈现蔓延趋势。由此，使一些同志产生了模糊认识。对此，有必要作出客观的理性分析。本文将一述现象称之为是特殊历史阶段的特殊社会现象。
一是我国处在一个体制转换的阶段。处在这转型起步的中国社会，一方面，各种矛盾都暴露出来，利益分化，价值观念混凝土乱，各种社会力量都力图创造实现自己利益的条件，这就容易产生腐败现象。另一方面，权威处于转型之中，一些党组织处于软弱涣散状态，政府对社会调控功能弱化，这就又难于抑制腐败。
二是我国处在加强民主、法制、监督建设的起步阶段。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是一个人治的社会，它没有也不可能给中国社会留下民主、法制、监督的传统。建成国以后开始的这方面建设，到十年“文革”又遭到全面的破坏.这决定了一些人手中的权力容易腐败在中国社会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也决定了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反腐败任务格外沉重,消除腐败要走过十分艰难的路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领导全党全力于改革,努力加快我国的民主化、制度化建设，以形成对政治权力强有力的监督和制约。但是民主化建设者是一个过程，人民群众民主意识的增强，自觉运用民主权力充分发挥民主监督作用更是一个艰难的过程。法制建设同样如此。作为起步阶段，一方面立法任务十分繁重，也因此难于做到一下子形成系统、配套、密封的法律体系。另一方面，即使有了法还有一个能否做到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的问题。这要有待于全党和全国人民知法、懂法、遵法、守法、执法观念的普遍提高和增强。更何况在这一阶段，法律的执行还是很容易受到权大于法的干扰。由此，在这一阶段，群众运动的威慑力没有了，而民主、法制、监督又不能及时正确到位，力度又不够，一些腐败分子乘机疯狂。
三是我国处在我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发生急剧变化的阶段。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的传统观念发生变化，经济观念渐渐占了上风，消费型、享乐型的生活方式开始介入人们的精神世界， 拜金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思想开始蔓延。原有的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渐渐淡化，而新的理想、观念和价值体系又未形成和巩固。这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干部的道德取向，道德的内约力严重削弱，权力腐败现象也因此滋长。
四是我国处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起步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及按照这个理论进行体制改革，其重大意义怎样评价都不过分。但在起步阶段，由于传统体制仍然存在，在权力尚未受到有效监督和制约的情况下，极易出现一些干部利用手中权力，利用商品货币关系进行以权谋私活动，导致权钱交易现象蔓延滋长。在起阶段，解放思想，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教育干部和群众接受并推进经济体制的变革，也完全有必要。但对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中可能发生的问题和市场经济自身的弊端分析教育不够，以致于有的把市场经济庸俗化，认为搞市场经济就是大家都经商。于是党政军民学社会各界纷纷经商下海，各种以寻租为目的有权力背景的翻牌公司雨后春笋般地涌现。而在价格双轨制下，合法与非法、罪与非罪的经济行为边界不清，这就给防范、惩治犯罪活动带来极大难度。在全民经商中，一些司法、执法机关也卷入寻租活动。这又使现有法律的惩戒功能大打折扣。这就形成了这一阶段，我国制定的法律之多是建国以不从未有过的，而犯罪人数之众，违法行为之恶劣也是建国以不罕见的特殊现象。
总之，这一阶段腐败问题的严重性，是腐败分子利用我们国家处在转型阶段的猖狂一跳。但同时也预示着，沿着邓小平的理论继续前进，腐败面临的更多的将是风险。
三、江泽民领导全党把反腐败斗争推进到了全面深入的新阶段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在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同时，也把党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全面引向深入，并在新的实践中，把反腐败斗争推进到了比较成熟的阶段。
第一，对反腐败斗争的要求更加明确具体。十三届四中全会以不，江泽民对全党开展反腐败斗争提出了十分明确具体的要求。他要求各级党委必须从战略和佤的高度，深刻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性、紧迫性和长期性;要求全党头脑务心清醒，旗帜务必鲜明，态度务必坚定，工作务必锲而不舍;要求全不必须把觉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列入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中，与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结合起来，同经济工作和其它业务工作统一部署、统一落实、统一检查、统一考核。
第二，形成了一套比较成型的反腐败斗争方略。例如，形成了“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把反腐败斗争同改革、发展、稳定有机结合起来，领先自身力量和人民群众的支持，抵御资产阶级和各种剥削阶级腐朽思想侵蚀，努力把消极腐败现象减少到最低限度 的反腐败斗争的科学思路。探索总结了“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的带规律性的基本经验。进一步建立健全了反腐倡谦的领导机制，即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直辖市，稆方面密切协作，形成合力。还建立了党风廉政工作责任制，明确领导班子集体和个人对党风廉政工作应负的责任。确定了反腐败斗争既要坚决又要持久，并不断加大打击力度，取得阶段性成果的基本方针等等。
第三，开展党性党风教育更加注重实效。目前下在全党范围特别是县处级以上干部中开展的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就是典型一例。这次教育是加强新时期党的建设的一次生要探索。它立足于学习提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武装头脑;立足于理论联系实际，切实端正学风，把理论武装同整顿思想、改进作风、弘扬正气紧密结合起来。这次学习整顿，把发扬党的优良传统，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积极的健康的思想斗争作为中心下环节。它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正确原则，采取“自己找、上边点、群众提、互相帮”的方法，切实达到坚持趔、修正错误、弥补不足不断进步的目的。这次学习整顿，着眼于解决问题。通过教育整顿，真正使全党在思想上有明显提高、政治上有明显进步，作风上有明显转变。这次教育整顿，对于全体党员提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政治水平、思想水平，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牢记滨宗旨，发扬党优良传统作风，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众、人生观、价值观，在思想上筑起拒腐防变的防线必将产生重要的作用。
第四，反腐败斗争的力度加大，对党内的腐败现象形成了有力的威慑。十三届四全会以来，江泽民领导全党对党内的腐败现象不断加大打击力度，努力取得反腐败斗争的阶段性成果。一方面对群众反映大的问题，进行专项治理、集中打击。另一方面，集中力量查办大案要案，特别是查办发生在党政领导机关和司法部门、行政热潮部门、经济管理部门工作人员中的案件，贪污严惩腐败分子特别是高层腐败分子。
第五，改革不断深化，治本步伐加快。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我国全方位的系统改革步伐明显加快。通过深化改革，消除旧体制的弊端，在体制、法律、政策、管理等方面，努力消除可能导致腐败生的因素，减少滋生腐败的土壤和条件，加强对腐败的防范。例如，转变政府职能，实行政企分开，进行两种价格、两种利率的并轨，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微观经济的干预，防止和消除“寻租”活动，减少权钱交易产生的条件;加强国家宏观经济调控，健全市场机制，抑制市场经济的弱点和消极因素对党风廉政建设的影响;努力采取措施，逐步解决社会分配不公的问题，减少和防止诱发腐败现象的因素;果断地停止政法机关和军队、武警部队的经商活动，消除专政机关产生腐败的重要水龙头;加强制度建设和廉政立法工作，使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有法可依;强化监督机制，啬对权力监督制约的有效性等等，这些都极大地啬 了反腐败斗争的实效。
当然，我们党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还有不尽人意之处，干部人事共和国的跑官要官，公务活动中的行贿受贿，公款消费中的挥霍浪费，经济领域中的以权侵吞国家资财领导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腐败现象及不正之风还比较突出。这说明，要真正把戏们党内的腐败问题减少到最低程度，俄国学十分繁重。但是，经过党的三代领导核心的水懈努力，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巩固不断发展，我国人民在权力中的主体地位也不断发展;经过党的三代领导核心的艰辛探索和之前践，我们党反腐败的理论越来越系统，方略越来越科学切实可行，标本兼治的思想越来越清晰，措施越来越具体有力;经过深化改革、加快建制立法、不断加大教育和打击力度，滋生腐败的土壤和条件将越来越丧失，权力的运用将越来越得到规范、监督和制约。与之相应，搞腐败的路将越走越窄，风险将越来大。这一切都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正全力创造着各种条件向腐败这个政治体上的“痼疾”紧逼上梁山，腐败分子在觉无藏身之地的目标一定能实现。
黄士良
党史教研室副教授
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八日
第五篇：试论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建设
摘要：随着党的十八大的顺利召开，我国国情和党情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坚持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道路，在推进惩罚腐败的体系上，又要做到预防腐败事件的出现。党的十八对于防腐倡廉的建设有了一个很好的论述，高度体现了党对于反腐倡廉建设的重视，这样不仅加强了党的建设，同时对于党的执政能力也有一定的加强。本文通过对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建设进行论述，围绕着党的十八大反腐倡廉建设的原因和内容等进行详细的分析，从而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反腐倡廉的精神。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党的十八大 反腐倡廉建设
随着社会的发展，在人类社会中会出现一些不和谐的因素危害着社会的正常发展。其中腐败对于社会的危害最为严重，它不仅危害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对于社会的稳定也在成了威胁。作为一个党员的领导干部如果滥用职权，不仅会威胁着党的执政能力，还会使党员领导干部脱离群众。加入腐败现行不加以制止，那么腐败会严重破坏社会的风气，使党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无法正常的形成。所以在党的十八大上，党明确的提出了要建设中国特色的防腐倡廉道路的建设。不仅要加强现实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更是要加强党的自身建筑，从而可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党的反腐倡廉的建设是党在新时期建设伟大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进一步实现“中国梦”的实现，就必须加强党的反腐倡廉的建设。
1十八大中国共产党加强反腐倡廉建设的原因
随着时代的发展，不仅在中国出现了一些新的气象，在国外也出现了一些变化。面对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这就迫使中国共产党尽快加强反腐倡廉道路的建设，只有这样中国共产党才能加强自身的执政能力，能够有能力面对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下文主要介绍了党展开反腐倡廉建设原因。
1.1世界形势的变化
十八大以来世界上格局不断的变化，世界上的各个国家在众多领域上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其中世界上有三个方面的变化迫使着中国尽快的开展反腐倡廉的建设。第一个方面就是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这样就使世界上的各个国家在经济上都不是以一个独立的个体，每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向着更深的层次发展。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使发展中国家的实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第二个方面就是世界上政治格局多极化曲折的发展。世界政治格局使复杂多变的，其中超级大国之间的斗争，发展中国家的斗争都会威胁着中国的发展，其中腐败分子的出现使世界上各国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所以打击腐败势在必行。第三个方面就是世界上高新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随着科技的发展各国之间的在高新技术上的差距被严重拉开，超级大国靠着高新技术已经遥遥领先于发展中国家，为了使中国在世界上不处于被动的地位就必须加强中国反腐倡廉道路的建设。
1.2中国国内形势的变化
随着十八大的顺利召开，中国的国情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在经济上由原来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渐的向市场经济转变，并出现了一批新兴产业。随着经济的发展，第三产业的比重在国民经济的占比重越来越大，这就要求中国必须加强社会经济的发展，其中反腐倡廉建设在经济发展中也得带了进一步的提升。不仅如此，中国阶级结构的变化使中国的反腐倡廉建筑受到了一定的阻碍，所以中国必须的打破原有的社会管理形式，使阶级结构朝着合理的方向发展。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人们的价值观念也朝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面对西方传来的思想会使中国有的人员产生腐败这种思想，所以人们价值观的变化会使腐败现象频繁的出现。
1.3中国共产党党情的变化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中国共产党的党情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党在建设中出现了新的问题和挑战。面对新的挑战我国共产党积极的展开自身建设，在面对改革开放所出现的问题、市场经济产生的问题等中国共产党就必须加强自身的改革，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共产党的执政能力下降的情况的发生，所以我国就必须加强反腐倡廉道路的建设。
2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建设的主要内容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就以反腐倡廉为接下来发展的主要工作之一，党的新一届中央领导在总结以往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发展状况来建设反腐倡廉的建设，下文主要介绍了反腐倡廉建设的重要内容。
2.1坚持从党内进行反腐倡廉的建设
习近平同志在十八大上重点强调了要在党内进行反腐倡廉的建设。只有党员领导干部工作作风清正廉洁，才能受到广大人们的爱戴，才能加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所以在反腐倡廉的建设上就必须从党内出发，坚持的把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的建设作为一项长期的工作来展开。
2.2反对特权思想
十八大会以中强调了特权思想不可取的提议，因为特权思想只会将党员领导干部将人民群众给割裂开来，这样也会导致党员领导干部不以人们群众的利益为主体，会使人们群众产生不满的情绪，这样只会使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严重下降，所以在反腐倡廉的道路上必须极力的阻止特权思想的产生。
2.3反腐倡廉体制的改革
十八大的召开指出了改革我国现有的反腐倡廉体制，建立一套新型的适合我现在国情的反腐倡廉体制。如今新的反腐倡廉体制的建设不是固有的模式，而是与社会的总体布局相适应。新的反腐倡廉建设不仅要建设公务员从廉的道德基准，这样才能更好的约束公务员的行为，保障日常工作顺利进行。而且要坚持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严格的贯彻反腐倡廉的各项制度，建立一套公开工作的长效机制。只有建立起一套合理的反腐倡廉建设，也能更好的保证我国反腐倡廉建设顺利的进行。
3总结
党的十八大顺利的召开使我国反腐倡廉的建设能够顺利的召开，不仅使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有所增加，同时也完善了党的建设。反腐倡廉的建设也有助于我国全面依法治国的开展，依法治国依据这法律来处理社会主义的各项事项，我国反腐倡廉的建设也是得依靠法律来进行支撑。最终能够达到我国共产党反腐倡廉的建设使我国共产党能够进一步的加强我国政党的地位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