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宗教政策范文

第一篇：共产党宗教政策范文

中国共产党少数民族宗教政策的形成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民族纲领政策形成和发展研究之十六

中国共产党少数民族宗教政策的形成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民族纲领政策形成和发展研究之十六 【作 者】金炳镐/汤金松/龚学增

【作者简介】金炳镐(1950-)，男(朝鲜族)，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院长，民族理论政策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民族理论政策研究;中央民族大学民族理论政策研究所，北京 100081;汤金松(1973-)，女(满族)，中央民族大学民族理论政策研究所法学硕士;中央民族大学民族理论政策研究所，北京 100081;龚学增(1945-)，男，中共中央党校社科部民族理论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民族理论、宗教理论研究。中共中央党校社科部，北京 100091 【内容提要】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明确提出了对少数民族的宗教政策，在红军长征时期丰富和发展了这一政策。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党非常重视宗教工作。新中国建立以来，党对少数民族的宗教政策在曲折中发展。进入90年代以后，党的宗教理论和宗教政策有了新的发展。 【摘 要 题】民族政策

【关 键 词】少数民族宗教政策/形成和发展/90年代新发展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22(2002)03-0021-04

一、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 1.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宗教的认识和政策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有关宗教的初步的主张和政策。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决案》提出：“只要是赚工钱的工人，不论信仰，都须加入工会。”[1]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首次在党的文件中正式提出宗教信仰问题，并把它与“种族”并提。这一文件规定隐含着宗教信仰自由之意。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决案》提出：“为工人们目前利益的奋斗，我们共产党人要随时与国民党、无政府党甚至于基督教合作。”[2]这是很重要的政策策略主张。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中，首次提到“教育与宗教绝对分离”，[3]这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提出的很重要的宗教政策。而且这里提出“绝对”分离，强调了我党对这一主张的强烈性。 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在“基督教、天主教传播势力所及之地，应特别鼓动农民反对教堂霸占田庄，反对教堂勾结地痞欺压良民”。[4] 1927年月，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提出，破除迷信观念和反对神权。他说迷信观念的破除，“乃是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胜利以后自然而然的结果”。[5]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和影响范围主要在大城市和汉族地区，当时没有也不可能有足够的时间接触和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的宗教情况和宗教问题，并提出对少数民族的宗教政策。

2.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宗教的态度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联合各阶层革命力量，针对当时反帝、反军阀的斗争目标，对宗教和教会采取慎重态度。

中国共产党在1922年虽然提出为了工人的利益可以与基督教合作的主张，但是认为教会是用金钱来收买人民信仰的一种宗教组织，其性质是欺骗和压榨人民的。因此，在政治思想宣传上，坚持对基督教不做让步。“如果遇着教会明显的为恶(如霸占田庄、强买民房、包搅词讼等)的时候，我们便须鼓动公愤，群起反对，我们在此时努力参加。”[6]也就是，我党对基督教采取了既可以合作，但在原则问题上“不做让步”的策略。关于对教会学校的态度，采取“只能攻击教会教育，不必攻击教会学校，更决不能攻击整个的教会学校的学生。”[7]这里把教会、教会教育与教会学校、教会学校的学生严格区别开来，表明了政策的严谨性和态度的慎重性。

总之，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对宗教的态度处于不确定阶段，对宗教的政策处于初步提出阶段。

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的宗教政策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的宗教政策形成的重要时期，大体分两个阶段加以论述，即：中华苏维埃时期(1927.8-1934.10)和红军长征时期(1934.10-1937.7)。

1.中华苏维埃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的宗教政策的主要内容 (1)政教完全分离，真正信教自由。

1930年5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根本法(宪法)大纲草案》规定：“对宗教问题是绝对实行政教分离的原则。一切公民可以自由的信教，但一切宗教不能得到国家的任何保护及供给费用。”[8]

1930年11月5日，《中共中央关于内蒙工作计划大纲》中提出了“内蒙的民族政纲草案”的内容11条，其中第10条规定“政教完全分离，信教自由”。[9]这是我党根据1930年5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根本法(宪法)大纲草案》提出的有关宗教的规定，为少数民族地区制定的对少数民族宗教的政策。而且根据当时内蒙古蒙古族信仰喇嘛教比较普遍的情况提出政教“完全”分离的问题。 1931年11月7日、1934年1月，第

一、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都规定：“中华苏维埃政权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真正的信教自由为目的，绝对实行政教分离的原则，一切宗教不能得到苏维埃国家的任何保护和供给费用，一切苏维埃公民有反宗教宣传之自由，帝国主义的教会只有在服从苏维埃法律才能许其存在。”[10]

(2)信教和不信教的工农民众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都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都享有参与国家事务管理的权利。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在苏维埃政权领域内的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苦民众和他们的家属，不分男女种族(汉、满、蒙、回、藏、苗、黎和在中国的台湾、高丽、安南人等)宗教，在苏维埃法律前一律平等，皆为苏维埃共和国的公民。为使工农劳动群众真正掌握着自己的政权，苏维埃选举法特规定：凡上述苏维公民在十六岁以上均享有苏维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直接选派代表参加各级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的大会，讨论和决定一切国家的地方和政治事务。”[11] 我党提出对宗教职业者“应各依其成份分别待遇，不得一律取消选举权，或者一律不分土地。”[12]

(3)没收寺庙教会的土地归农民分配使用。

1930年5月，根据中共六大的“十大要求”制定的《中国苏维埃的十大政纲》第四条规定：“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没收庙宇、教会、祠堂占有的土地与反革命的富农的土地，分配给无地与地少的农民使用。”[13]

1930年8月14日，《中国共产党对目前时局的宣言》中提出中国革命的总要求29条，其中第16条规定“没收一切教堂、庙宇及各种公地”。[14] 中国共产党把上述的有关宗教团体土地的政策贯彻到民族地区，提出了相关的政策措施，成为我党对少数民族宗教政策的一部分。1930年11月5日，《中共中央关于内蒙古工作计划大纲》中规定：“没收一切王公地主垦牧公司寺庙教会的土地归农民分配使用”，“没收王公寺庙的牲畜归牧民分配”[15]等。 (4)帝国主义教会服从苏维埃法律才许存在。

在1931年11月和1934年1月的第

一、二次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明确指出，“一切宗教不能得到苏维埃国家的任何保护和供给费用。一切苏维埃公民有反宗教宣传之自由，帝国主义的教会只有在服从苏维埃法律才能许其存在。”[16]这一政策在1934年4月20日《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中予以重申。

2.红军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宗族政策的主要内容 红军长征开始后，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宗教理论和已提出的我党的宗教政策，结合当时各少数民族群众宗教信仰的实际情况，先后发布了一系列有关指示、决议和布告，制定了比较完整的对少数民族的宗教政策。

(1)宗教与政治必须分离，宗教不得干涉政治。 1935年6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康藏西番民众书》中提出：“宗教与政治必须分立”，又重申：“政教必须分立”，“喇嘛寺绝不能干涉政权机关”。[19]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把政教分离的原则具体化为宗教与政治、政权分离，宗教不得干涉政治和政权机关，而且强调“必须”分离，“绝不能”干涉。这与少数民族地区宗教信仰的普遍性和宗教影响深重有关。 (2)宗教信仰自由，当喇嘛听其自愿，不愿当喇嘛的准许还俗。

1935年6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康藏民众宣布：“人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20]在红军长征经过四川时，进一步强调：“彝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信教自由，准许人民信奉菩萨，不愿当喇嘛的准许还俗!”[21]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政治部的宣传口号也指出，“回人信教自由”[22]，“番人信教自由，念经、敬佛、当喇嘛听其自愿。”[23] 1936年5月29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对番民的策略路线的提纲》中提出了对于番民中几个实际问题的策略，其中关于宗教问题，我党和红军提出了比较全面、系统的对少数民族的宗教政策：“5.宗教问题：(1)保护喇嘛和喇嘛寺以及经书神像;(2)喇嘛寺土地不没收，可以出租;(3)信教自由，不得强迫信教，已当喇嘛的，有还俗的自由，并可分得土地;(4)政教分离，喇嘛寺不得干涉政府行政，但喇嘛个人有参加政权的权利;(5)在法律上，僧俗一律平等，喇嘛犯法一样依法处理;(6)改进喇嘛教;(7)宣传无神论(但不要伤害番民的宗教感情)。”[24]

从红军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文件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涵义逐渐全面、完善。

此外，我党还提出争取接近宗教上层人士、团结信教群众，保护清真寺及其财产，建立喇嘛改进会。

三、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的宗教政策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具体、详细地分析了蒙、回、苗、瑶、黎等民族的宗教状况，制定了切合实际的宗教政策，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全面正确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逐步深化对少数民族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认识，分别在尊重少数民族宗教习惯、允许各派宗教存在、保护遵守人民政府法律的宗教信仰者以及保证信仰宗教和不信仰宗教的自由等方面予以强调，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既保护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自由，也保护各派宗教信仰者正当的权益。

1938年5月20日，周恩来专程拜访了基督教人士吴耀宗，指出：“马列主义者是无神论者，但是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并愿意和宗教界人士合作，共同抗日。”[25]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特别提到要尊重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宗教、习惯，等等。确定“凡十八岁以上的公民，除犯罪者外不分阶级、男女、民族、信仰与文化程度，都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国家给予人民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之自由，并在政治上物质上保证之。”[26] 1939年4月4日，《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提出“尊重蒙回民族之信仰、宗教、文化、风俗、习惯，并扶助其文化的发展。”[27] 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向第二届边区参议会报告与建议书》提到“在回民建立清真寺时，政府给予土地经费，各方面之帮助与便利”。[28] 上述文件规定表明，中国共产党不仅理论上尊重各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自由，而且在物质上还予以援助，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宗教的真诚态度。 2.正确处理宗教土地政策

为了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共同抗日，中国共产党对宗教用地的政策有了比红军长征时期更全面的规定。 1942年1月28日，《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决定的附件》规定：“宗教土地(基督教、佛教、回教、道教及其他教派的土地)，均不变动。”[29] 3.加强对少数民族宗教职业者的文化教育，团结宗教上层人士

1940年4月的《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和1940年7月的《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提纲》提出这一主张。[30] 4.保护正当的宗教活动及宗教活动场所

1940年2月的《抗战建国中的回回民族问题》和1941年4月的《回回民族问题》以及1941年11月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向第二届边区参议会报告与建议书》中，对此作了具体规定。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较全面地论述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并且在认识上有了一个飞跃。第一，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适用的对象是“人民群众”，而不只是“工农劳苦民众”。第二，强调了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信这种宗教或那种宗教的都有自由，并且提出外国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可以从事宗教活动。第三，强调宗教信仰自由是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和民主权利之一，必须作为一个原则予以坚持和贯彻。[31]

四、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的宗教政策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继续贯彻执行既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除了更加系统地分析少数民族的宗教状况外，对于宗教政策的规定也进一步完备了。

中国共产党结合这一时期革命形势的发展和需要，对少数民族制定了更加具体的宗教政策、措施，涉及到保护宗教职业者、保护合法宗教活动及宗教场所、宗教寺院土地处置等方面。 1.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团结信教群众 1946年2月19日，《中共中央华东局关于回民工作指示》中提到：“回民民族他的特质是在宗教形式下保存起来的。”“对于宗教和生活习惯是尊重的，……不要在这些地方刺激群众的民族和宗教的感情。”[32]“对汉民干部应消除其大汉族主义，歧视回民和讥笑其生活习惯，避免对其宗教正面批评。”[33]

除了对回族的宗教政策，中国共产党针对东蒙地区的工作实践，总结经验，制定了相应的宗教政策。1947年4月27日，内蒙人民代表会议通过的《内蒙古自治政府施政纲领》中规定：“内蒙古自治区域内蒙汉回等各民族一律平等，……各民族互相尊重风俗习惯、历史文化、宗教信仰、语言文字。”[34]还明确规定：“实际信教自由与政教分立，保护庙宇，提倡喇嘛自愿投资经营农工商业与各种合作事业，奖励喇嘛自愿入学与参加劳动、行医、识字。”[35]除一般意义上的对蒙古民族实行宗教信仰自由外，在保障喇嘛人权、财权方面，在提倡喇嘛自愿投资方面，在奖励喇嘛自愿学习、工作方面都作了规定。 2.保护合法宗教活动和宗教场所

1947年9月，在《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回民问题的通知》中规定：“不得侵犯各地清真寺，军队不许住清真寺，汉人不得利用清真寺集会。”[36]“保护清真寺、拱北及回民一切文物古迹。”[37]

在解放西北的战争中，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尊重回民宗教信仰的重要性，因此积极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对保护清真寺和拱北、回教经典、礼拜等方面，都作了详细的规定，产生了良好的作用。1949年5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制定的《回回工作简要手册》，就对这些方面作了最完善的规定，在回民居住区的宗教工作中起了重要的参考、指导作用。3.妥善处理宗教土地

1946年9月，《中共中央华东局关于土地改革的指示》中，明确规定：“凡祠堂、庙宇、天主教、基督教的土地，应根据当地情况，农民公意及族人意见妥为处理。如农民要求分配时，除留下一些地作为祭祀、传教和居留人维持生活外，其余一律分配。凡清真寺的土地应以回民公意解决之。”[38]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五十三条就明确规定：“各少数民族均有发展其语言文字、保持或改革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的自由。”[39]这是解放战争时期，乃至于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的总结和概括。

五、新中国建立初期宗教政策的制定及实践 1.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宗教政策

1950年10月1日，周恩来在庆祝建国一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对于各民族的宗教信仰和其他群众性的风俗习惯，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坚持不干涉的原则”。同年12月2日，政务院发布通令：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族人民三大节日(尔代节、古尔邦节、圣纪节)食用的牛羊免征屠宰税，并放宽检验标准。1951年5月23日，在《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办法的协议》中规定，对西藏现行的政治制度不予变更;对**喇嘛和**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和职权，应予维持。1952年11月22日，毛泽东在接见西藏致敬团代表时重申“共产党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信这种教的或信别种教的，一律加以保护，尊重其宗教信仰，今天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将来也仍然采取保护政策”。总之，新中国一成立，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就明确宣布了充分尊重各民族宗教信仰的政策，这不仅表现在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言论之中，而且载入有关处理民族问题的重要文献之中。 2.新中国建立初期宗教的工作实践

为了贯彻实施新中国的宗教政策，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第一，在各族群众，特别是信教群众中广泛深入地宣传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加深他们对宗教政策的了解，消除反动势力散布的“共产党是消灭宗教的”谣言。 第二，为了全面正确地贯彻宗教政策，中央人民政府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都设立宗教事务工作机构。为了更好地开展宗教工作，团结广大信教群众，1952年和1953年，由伊斯兰教界和佛教界知名人士发起，相继建立了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和中国佛教协会，在这些宗教团体的协助下，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逐步得到贯彻。 第三，制定了一切从少数民族实际出发的慎重稳进的工作方针。如果在宗教问题上急躁冒进，就会严重影响民族关系，甚至会引发事端，造成严重后果。这在新解放的地区，尤须特别注意。

第四，加强领导，及时纠正工作中的偏差。这一时期，由于处理新社会少数民族地区的宗教问题缺乏经验，在一些地区的宗教工作中出现了一些偏差，主要是急躁情绪，对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尊重不够。1950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慎重处理少数民族问题的指示，指出关于各地少数民族内部的社会改革，特别是有关少数民族的信仰、风俗习惯等方面的改革，必须从缓提出，不经中央批准，各地党委不得作出并发布有关这方面改革的口号并进行宣传。同月，中共中央批转了乌兰夫、刘格平同志对处理新疆少数民族宗教问题的正确意见，指出少数民族的宗教问题，是一个历史性、民族性的群众思想信仰问题，它与少数民族落后的经济、文化及社会状况有密切的关联。因此，对于少数民族宗教问题的态度应该十分审慎，切忌急躁，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信教自由政策。在少数民族广大群众的觉悟未提高前，不要轻言改革。少数民族中的一些进步知识分子在有了初步的觉悟以后，往往产生一种盲目的反宗教情绪，必须加以教育和制止，绝不要把他们的这种情绪当作少数民族广大群众觉悟的表现。1951年11月，针对西北地区土地改革中出现的偏差，中共中央指示，对甘肃、青海、宁夏三省回族地区内的属于藏族、蒙古族、土族的喇嘛寺庙，一律不予征收，亦不接受寺方献地，寺庙过重的租额及苛索等可用协调及调解方式酌情减免。并同意西北局提出的对于伊斯兰教清真寺及拱北、道堂土地的处理意见。 3.新中国建立初期宗教工作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

建国初期处理少数民族宗教问题的实践是整个民族工作的组成部分。1953年6月，中共中央统战部制定，1954年10月，中共中央批转的《关于过去几年内党在少数民族中进行工作的主要经验总结》，系统总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几年来民族宗教工作的经验。

第一，首次提出关于宗教具有长期性、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复杂性等“五性”的重要思想。 第二，突出强调在几乎是全民信教的少数民族地区，宗教问题是整个民族问题不可分离的一个重要部分。尊重了少数民族的信仰，就能在政治上取得主动，反之，则会被动。 第三，对待宗教信仰问题，必须长期地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

第四，强调努力进行上层统战工作，争取、团结一切可以争取、团结的少数民族宗教上层人物。

第五，对少数民族共产党员信仰宗教的问题要采取既坚持原则又灵活处理的态度。 第六，进行系统的调查工作和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与党的宗教政策的研究。

六、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少数民族宗教政策在曲折中发展 1.中国共产党关于宗教问题观点的新发展

进入社会主义时期，面临中国宗教状况的新变化，特别是少数民族宗教方面的新情况、新问题，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充实和发展了关于宗教问题的观点。

(1)明确表明在社会主义时期宗教还将长期存在。1957年8月4日，周恩来在《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的讲话中指出，思想方面的变化，不会像政治制度的改革那样发展。思想变化的过程是最慢的，信仰宗教的人，不仅现在社会主义的国家里有，就是将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是不是就完全没有了?现在还不能说得那么死。当社会还没有发展到使宗教赖以存在的条件完全消失的时候，宗教是会存在的。

(2)在处理宗教问题时，汉族首先应该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1956年5月30日，周恩来在接见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亚两国的伊斯兰教代表团时指出，汉族之中虽然也有很多人是信仰宗教的，但是由于汉族人口最多，而且不像有些少数民族几乎全民信教，这样，汉族首先应该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其次是要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

(3)提出宗教在教义上有某些积极作用，对民族关系可以起推动作用的观点(见周恩来1956年5月30日接见外宾时的谈话)。

(4)首次提出在宗教问题领域，要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上的矛盾已经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1957年4月4日，李维汉在全国第七次统战工作会议上的发言中指出，现在，由于民主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除个别民族地区外，宗教矛盾的矛盾背景已经起了根本性的变化。除个别地区外，宗教矛盾已经从既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又是敌对阶级的矛盾，转化为基本上是人民内部的矛盾。 2.少数民族地区宗教制度的重大改革

为了顺应少数民族的要求，促进少数民族的发展进步，从1958年起，陆续开展了废除伊斯兰教和藏传佛教中封建特权和封建剥削制度的工作。

1958年5月，杨静仁在中央八大二次会议上作了关于回族宗族问题的发言。指出要消除宗教封建剥削制度的残余和宗教特权，逐步使宗教在人民中真正成为个人的思想信仰问题，真正实现宗教信仰自由。为了进一步研究宗教制度的改革问题，中共中央统战部于1958年5月和9月，先后分别召开了回族伊斯兰教问题座谈会和藏传佛教问题座谈会。李维汉就伊斯兰教同回族发展的矛盾、民族与宗教应当分开、宗教制度的改革等问题，作了重要的讲话，做好了改革前的准备工作。在宗教制度改革中，有关地区从当地民族和宗教的具体情况出发，采取了不同的改革方法、步骤，改革的具体内容有所增减。宗教制度的改革，总体上是成功的，但是由于受到“左”的指导思想的干扰，也出过一些较为严重的偏差。到1960年，宗教制度改革的基本任务全部完成。宗教制度的改革，使中国少数民族的宗教在使自己适应社会主义社会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这对民族、对国家、对宗教自身都是有利的。3.“左”倾错误的纠正及宗教理论的深化 进入社会主义时期的最初几年，对少数民族地区宗教问题的处理进一步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对宗教问题理论上的认识也进一步深化。主要表现以下几点：

第一，全面完整地阐述了宗教“五性”论，以科学的语言表述了长期性、民族性、国际性、群众性和复杂性。这是在1958年12月至1959年1月召开的第十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汪锋同志《关于民族工作及少数民族地区宗教工作方面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讲话中论述的。 第二，提出了无神论教育问题。1958年5月，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和中央民委党组《关于在回族党员中进行无神论教育》的报告指出：无神论教育，首先要在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干部中进行。其次，为了巩固宗教制度改革取得的胜利，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向群众适当地进行无神论的教育是必要的。

第三，重申宗教问题上的矛盾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 第四，提出要辩证地认识宗教的前途。

总之，从建国到6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处理少数民族宗教问题的理论和实践尽管有过一些曲折，但总的来说还是正确的、稳妥的，成就是大的。可惜，这种局面未能正常健康地向前发展。1962年以后，随着全国性的政治上“左倾”错误的再度发展，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10年间，少数民族的宗族工作遭到彻底的破坏。

“文化大革命”时期，林彪、江青等诬蔑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政策是“保护落后”，蛮横禁止少数民族宗教职业者和信教群众的正当宗教活动，甚至把大批寺庙和宗教设施加以毁坏、关闭或改作他用，对于少数民族中宗教上层爱国人士，统统当作“牛鬼蛇神”予以打击，其中有些人被迫害而死。

七、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少数民族宗教政策的恢复、发展和完善

从1978年到1982年，宗教工作进行了全面的拨乱反正。同时，中国共产党比较系统地总结了建国以来在宗教问题上的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在1982年3月印发《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即19号文件)中，全面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对宗教问题特别在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在全面贯彻19号文件的过程中，宗教活动逐步正常化。 中共中央1982年19号文件，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关于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纲领性文件。它阐明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充分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观点和政策走向成熟，集中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的重大发展。

第一，宗教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有它发生、发展和消亡过程。改变了以前把宗教仅仅看成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观点。 第二，全面阐述了宗教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必然长期存在的根源。社会主义时期宗教存在和发展的原因主要表现为，宗教信仰作为一部分人们的意识不会在社会制度发生根本变革后短期内彻底消除;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水平的提高，是一个长久的奋斗过程;某些严重的天灾人祸还会给人们带来种种困苦;一定范围的阶段斗争和复杂的国际环境对于宗教的发展还将产生着一定影响。

第三，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时期，我国宗教的状况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宗教问题上的矛盾已经主要是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处理好宗教方面的人民内部矛盾，已经成为宗教工作的主题。

第四，要善于体察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的区别和联系。在宗教同民族的关系问题上，各个民族和各种宗教有不同的情况。有些少数民族基本上全民信仰某一种宗教，如伊斯兰教和喇嘛教，那里的宗教问题基本没有联系。因此，要善于具体地分析各个民族和各种宗教的不同情况，正确处理好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的区别和联系。

第五，处理好宗教问题主要反对“左”的倾向，又要防止和克服放任自流的倾向。 第六，明确了处理我国社会主义时期一切宗教问题及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使全体信教和不信教的群众联合起来，把他们的意志和力量集中到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个共同的目标上来，并强调，任何背离这个基点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错误的，都应当受到党和人民的坚决抵制和反对。并强调，任何背离这个基点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错误的，都应当受到党和人民的坚决抵制和反对。这就根本改变了在极“左”年代单纯把促进宗教消亡，甚至消灭宗教作为处理宗教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的错误观点。

第七，重申和充实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全面完整地表述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涵义;强调保证信教自由的同时，也应当强调不信宗教的自由。绝不允许宗教干预国家行政、司法、学校教育和社会公共教育，不允许强迫18岁以下的少年儿童入教;绝不允许恢复已被废除的宗教封建特权和宗教压迫剥削制度;绝不允许利用宗教反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破坏国家统一和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团结。争取、团结和教育宗教人士是贯彻执行宗教政策的极其重要的前提条件;合理安排宗教活动场所，是落实宗教政策、使宗教活动正常化的重要物质条件;充分发挥爱国宗教组织的作用，是落实宗教政策、使宗教活动正常化的重要组织保证;正确区分和处理正常的宗教活动和在宗教外衣掩盖下的违法活动，以及不属于宗教范围内的迷信活动。

1982年以来，随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不断推进，处理宗教问题的实践也进一步深入。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又提出了关于宗教问题的一些新观点、新论断。这些新观点、新论断和1982年19号文件集中反映出的对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的创新观点一起，初步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关于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理论。

这些新观点、新论断主要是：

第一，正确对待和处理宗教问题，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个重要的课题，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这是1990年12月5日李鹏总理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首先提出来的。这标志着中共中央将宗教工作的重要性提到了一个新高度。 第二，政治上团结合作，思想信仰上互相尊重，是党和政府处理同宗教界朋友之间的关系的原则。这是江泽民总书记在1991年1月30日邀请各宗教团体领导人到中南海做客时的讲话中提出来的，是关于同宗教界建立爱国统一战线思想的新发展。 第三，明确提出要依法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这也是1990年12月5日李鹏总理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首先明确提出来的。依法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是不违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而是全面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需要，是维护安定团结和各民族人民利益的需要。 第四，以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新论断，科学地表述了宗教与社会主义的关系。1991年，中央在一个文件中曾指出，要动员全党、各级政府和社会各方面进一步重视、关心和做好宗教工作，使宗教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1993年11月7日，江泽民同志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明确提出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新论断。这可以说是目前为止对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互关系的最科学的表述。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在认识和处理宗教问题的长期实践中，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与中国的宗教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宗教理论。特别是关于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一系列观点和政策。这些将指导着中国宗教工作，特别是少数民族宗教工作的实践进一步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收稿日期〕2001-10-31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10.( [2] 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10. [3] 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22. [4] 中共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515. [5]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3. [6] 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前.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617.612. [7] 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前.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617. [8] 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124. [9] 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138. [10] 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208-209. [11] 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166. [12]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635-636. [13] 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119. [14] 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129. [15] 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138. [16] 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208. [17] 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218. [18] 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289. [19] 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359. [20] 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289. [21] 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489. [22] 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488. [23] 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489. [24] 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374. [25] 文史资料选辑第92辑[M].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130. [26] 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597. [27] 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622. [28] 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941. [29] 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694. [30] 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654.667.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92. 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1001. 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1050. 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1111. 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11113. 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1130. 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1338. 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1063. 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1290.

第二篇：共产党员不能信仰宗教

2011年12月17日 16:52:06

来源： 《求是》

近年来，随着社会上信仰宗教的人增多和对宗教认识的日益多样，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共产党员参与宗教活动、与宗教界人士建立密切私人关系的现象逐渐增多，有的党员实际上成为宗教信徒。与此同时，社会上乃至党内出现一种声音，认为应该“开禁”，允许党员信教，还罗列出党员可以信教的种种理由以及党员信教的诸多“好处”，甚至指责不允许党员信教与宪法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精神相违背。事实上，我们党关于党员不能信仰宗教的原则立场是一贯的，从未有过丝毫动摇。这一原则是党的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决定的。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应保持清醒认识，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毫不动摇坚持这一原则。

一、共产党员不能信仰宗教是我们党的一贯原则

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是辩证唯物主义，而宗教的世界观无一例外属于唯心主义范畴。在哲学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分野是根本性的，无论对个人还是政党而言都无法调和与兼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从一开始就在共产主义与宗教之间划出了明确的界限，不仅指出宗教赖以产生的物质的、现实社会的根源，而且指出无产阶级为了求得解放，必须从宗教中解放出来。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是径直从无神论开始的”。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运用于工人阶级政党的革命实践，指出，“我们的党纲完全是建立在科学的而且是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上的。因此，要说明我们的党纲，就必须同时说明产生宗教迷雾的真正的历史根源和经济根源。我们的宣传也必须包括对无神论的宣传„„”同时列宁强调，要慎重对待宗教问题，在革命实践中争取、团结和教育信教群众。

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党的全部理论、思想和行动都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基础之上的。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谈得上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才谈得上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由此，也就决定了党员不能赞同唯心主义、不能信仰宗教成为中国共产党一项基本的思想和组织原则，而这一原则在不同历史时期都为我们党所强调，并明确写在党的重要文件中。

这里仅按不同历史时期列举几条。1940年，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共产党员可以和某些唯心论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动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但是决不能赞同他们的唯心论或宗教教义。”1982年，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制定的中共中央文件《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指出：“我们党宣布和实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这当然不是说共产党员可以自由信奉宗教。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是对我国公民来说的，并不适用于共产党员。一个共产党员，不同于一般公民，而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成员，毫无疑问地应当是无神论者，而不应当是有神论者。我们党曾经多次作出明确规定：共产党员不得信仰宗教，不得参加宗教活动，长期坚持不改的要劝其退党。这个规定是完全正确的，就全党来说，今后仍然应当坚决贯彻执行。”1990年，江泽民同志在与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代表座谈时指出：“宗教世界观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是根本对立的。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应该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共产党员不但不能信仰宗教，而且必须要向人民群众宣传无神论、宣传科学的世界观。”200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宗教工作的决定》指出：“共产党员不得信仰宗教，要教育党员、干部坚定共产主义信念，防止宗教的侵蚀。对笃信宗教丧失党员条件、利用职权助长宗教狂热的要严肃处理。” 2006年，胡锦涛同志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不信仰任何宗教”。

1 在2010年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和2010年新疆工作座谈会上，胡锦涛同志都重申要坚持共产党员不能信教。

正是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指引下，我们党才能领导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推动社会的革命、进步和发展，而不是去追求虚幻的天国和来世;才能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不断深化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用科学的理论指引亿万人民新的实践;才能实现全党在思想、理论、组织上的高度统一，保持和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至于不允许党员信教违背了宗教信仰自由之说，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这种说法实质上是假冒“公民权利”的名义取代对党员保持思想先进性的要求和履行党员义务的责任。当一个公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候，就意味着他无条件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也就意味着他根据公民所享有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自愿选择了不信仰任何宗教。根据同一项自由权利，他当然可以重新选择信仰宗教，但这就表示他中止了、逆转了“思想入党”的进程，仅余形式上的“组织入党”，而这对于他本人和党组织都不再具有实际的意义，相反对党组织保持思想、组织上的统一是有害的。如果一个党员积极参与宗教团体生活和传教，甚至利用党员身份保护、推动非法的宗教活动，党组织就应及时采取措施，使其退出党员队伍。这既不是“歧视宗教”，也不是“强制不信仰宗教”，只是一个政党对不再赞同其指导思想的个别党员给予必要的组织处理而已，从宪法和党章的角度都无任何可指摘之处。

二、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是我们党制定和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基础

我们党从建党开始就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以保障工农劳苦民众有真正的信教自由的实际为目的。”毛泽东同志1945年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根据信教自由的原则，中国解放区容许各派宗教存在。不论是基督教、天主教、回教、佛教及其他宗教，只要教徒们遵守人民政府法律，人民政府就给以保护。信教的和不信教的各有他们的自由，不许加以强迫或歧视。”新中国建立后，宗教信仰自由成为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上升为国家意志并在社会主义法制体系中得到确定。

共产党人是唯物论者，不信仰宗教，为什么要制定和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呢?就理论而言，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揭示了宗教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客观规律，认为宗教的产生和存在具有自然根源、社会根源和认识根源，只有宗教赖以存在的外部根源全部消失后，宗教才可能消亡。而要达到这样的状态，需要相当漫长的历史过程，在此之前，正如列宁所言，以行政力量消灭宗教的企图，只能提高人们对宗教的兴趣，反而会妨碍宗教真正的消亡。可以说，宗教走向最终消亡可能比阶级、国家的消亡还要久远。基于这样的科学认识，我们党主张既不能用行政力量发展宗教，也不能用行政力量消灭宗教，而必须根据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根本任务，通过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妥善处理宗教问题。就党的任务和宗旨而言，我们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当然也包括代表信教群众的利益。而代表信教群众的根本利益，除了代表他们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也包括要尊重他们精神上信仰宗教的自由权利。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都充分证明，我们同信教群众在根本利益上的一致性是主要的，而在宗教信仰问题上的差异性是次要的，因此在正确方针政策指引下，完全可以做到“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互相尊重”，共同致力于革命和建设各个时期的大目标。同时，我们党始终坚持依靠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而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广大信教群众。所以，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我们团结、凝聚广大信教群众，巩固和发展同宗教界的爱国政治联盟所必需的。

一些西方人士说，只有信仰宗教的人执政，才会真正实行宗教信仰自由。其实，历史和现实证明，在某种宗教占据统治地位的国家或者朝代，人们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往往不能实现或者要打很大折扣。比如，在天主教占统治地位的中世纪欧洲，对“异教徒”

2 的迫害、对亚洲北非地区的“十字军”东征;奥斯曼帝国用武力强迫被征服地区民众改信伊斯兰教;近代一些西方国家在对非洲、拉丁美洲殖民过程中，一手举剑，一手举圣经，杀其人民，占其土地，掠其财富，哪里有什么宗教信仰自由可言?而恰恰在多数人口不信仰宗教的中国，没有发生过类似的宗教迫害和宗教战争。

我们党实行和坚持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因为这一政策符合宗教现象发展规律，符合人民和国家的根本利益，而不是说我们可以赞成唯心主义，可以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持中立态度，可以放弃在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中进行唯物主义、无神论教育，放弃对宗教活动的管理和引导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在人民中“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作为执政党，我们应抵制种种无所作为的怪论，自觉主动地把宪法责任承担起来。当前治理社会上存在的宗教热、宗教活**的现象，可以很快就付诸实施的事至少包括：不允许使用行政力量推行、助长某种宗教;不允许宗教干预属于政府的各项职权;对宗教事务实行有效管理，促进、帮助宗教团体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在媒体和各级各类学校教育(宗教院校除外)中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团结爱国宗教团体，把境外利用宗教进行的种种渗透坚决顶回去。这些措施不仅与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完全不矛盾，而且是宗教保持正常秩序，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道路必不可少的保证。

三、允许党员信教将侵蚀涣散党的肌体

如果我们党允许某些人希望的那样对党员信教“开禁”，不仅这些人所许诺的种种“好处”虚无缥缈，相反其带来的恶果却显而易见。

第一，如果允许党员信教，那么就是允许党内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两种世界观并存，有神论与无神论并存，这势必造成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动摇和丧失，在思想上、理论上造成党的分裂。

第二，如果允许党员信教，就等于允许一些党员既接受党组织的领导，又可以皈依于不同宗教人士的门下，接受各类宗教组织领导，五大宗教及其他宗教在党内各成体系，这势必在组织上造成党的分裂。在当前境内外敌对势力极力利用宗教在一些民族地区从事分裂主义活动的情况下，允许党员信教将极大削弱党的组织在反分裂斗争中的战斗力。恰恰是在西藏和新疆这两个反分裂斗争极为尖锐的地方，自治区党委都鲜明坚持党员不能信教，这不是偶然的。

第三，如果党员信教，则势必成为某一种宗教势力的代言人，一些地方将出现宗教徒管党的宗教工作的现象，利用政府资源助长宗教热，也不可能平等地对待每一个宗教，党的宗教工作将从根本上动摇。当前有的地方党政领导把宗教作为获取经济利益和提高本地知名度的工具，视为工作“业绩”，争相滥修大佛和寺庙，热衷大规模宗教活动，人为助长宗教热，而对宗教事务依法管理、对宗教团体的教育引导根本不当回事，导致混乱现象蔓延。这种现象的出现，与一些党员干部放弃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甚至成为事实上的宗教徒是密不可分的。

总之，如果允许党员信教，将使我们党从思想上、组织上自我解除武装，从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蜕变为一个非马克思主义政党，也就根本谈不上继续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中国历史上有过形形色色的宗教，但中国并不是一个宗教国家。中国有着悠久的无神论传统，影响中国人思想观念的中国传统哲学具有强烈的人本主义倾向，强调人对客观世界的认知和改造能力，这与西方传统哲学的神本主义有很大区别。中国儒学传统精神影响大，中国老百姓大多数不信教或不持某种固定的宗教信仰，宗教始终不能成为中国人意识形态的主流，同时中国宗教自身也具有强烈的现实品格。这样的国情背景是我们党作为一个唯物主义、无神论的政党而能够如此自然地从人民中孕育生长，得到人民

3 广泛认同、支持的重要原因。如果允许党员信教，完全违背中国国情，不仅党能否取得信仰不同宗教的教徒的一致支持成为问题，而且能否继续获得占人口大多数的不信教群众的支持将成为更大的问题。

四、在全党加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无神论教育

针对党内一些同志在宗教问题上的模糊认识，有必要把加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无神论的宣传教育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帮助广大党员在思想上划清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界限，在实践中划清群众有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和党员不得信仰宗教的界限。应当鼓励和支持党校、相关高校和科研单位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无神论的研究，取得更多高水平又易于向社会普及的学术研究成果。在各级党校、行政学院的教育培训和各级党、团组织的理论学习中，应进一步强化相关的学习内容。

根据党中央的一贯精神，对参加宗教活动和有宗教意识的党员要立足于教育，耐心地帮助他们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来，坚定共产主义信念，而不是一味迁就。对利用职权助长宗教狂热，支持滥建寺观教堂的，要严肃地进行批评教育;经教育仍不悔改的，要按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相关党内文件的规定给予处分。党的宗教工作干部尤其不能信仰宗教，对这部分党员干部的教育和管理尤其要严格。

改革开放以来党组织的快速发展，客观上对党的思想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当前，年龄不满35周岁的青年党员约占党员总数的1/4，许多青年人仍处于世界观的形成时期，应当鼓励他们自觉加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无神论的学习。对于离退休党员，党组织除了关心他们的物质生活，也要关心他们的精神生活，防止他们因参加党的组织生活减少，受社会宗教环境的影响而在思想上逐渐滑向宗教。我国一些民族地区往往也是传统宗教影响比较大的地区，广大少数民族党员在维护民族团结、保持边疆稳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也应当是宣传教育的重点。在一些多数人口信教的少数民族中，可以允许党员对一些从宗教转化来的民族习俗、礼仪采取灵活态度，以避免脱离群众，但思想上的要求不能降低。

共产党员不能把自己混同于一般群众，在思想上、政治上和行动上要自觉按照党章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但不能信仰宗教，而且应当积极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尽到一个共产党员引导群众崇尚科学文明、追求社会进步的责任。(朱维群 作者：中共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

第三篇：中国共产党关于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

中国共产党关于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

(1)宗教有其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在社会主义社会将长期存在，不能用行政力量去消灭宗教，也不能用行政力量去发展宗教。

(2)宗教信仰自由受国家宪法保护，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也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

(3)要宣传无神论，但不能把有神论和无神论的区别等同于政治上的对立。要坚持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互相尊重。

(4)国家依法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和宗教界的合法权益，制止和打击利用宗教进行的违法犯罪活动。

(5)我国宗教方面的矛盾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但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能出现对抗性的问题，要严格区别、妥善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6)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在平等的基础上开展宗教对外友好交往，抵御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进行渗透，不允许境外任何组织、团体和个人干预我国宗教事务。

(7)爱国宗教团体是党和政府联系信教群众的桥梁，要支持他们加强自身建设，自主开展活动，充分发挥作用。

(8)爱国宗教界人士是团结信教群众、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要有计划、有组织地培养爱国宗教教职人员队伍。

(9)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要树立公民意识，把爱国与爱教结合起来，在国家法律和政策范围内进行活动。

(10)所有宗教团体和宗教界人士都必须维护法律尊严，维护人民利益，维护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

第四篇：共产党员绝不能信仰宗教

中纪委机关报《中国纪检监察报》今天头版刊登评论，题：共产党员绝不能信仰宗教。文章称，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但是共产党员不能信仰宗教，不能参加宗教活动，这是由党的性质和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决定的。

文章指出，党员沉迷于宗教，实际上是在思想上、理论上、行动上与党分道扬镳。这样的党员，不应该再留在党内。

共产党员绝不能信仰宗教

现实生活中，少数党员会不经意讨论党员能不能信教的问题。在这里，给出明确答案，共产党员绝不能信仰宗教。

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总书记明确指出：“共产党员要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无神论者，严守党章规定，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党的宗旨，绝不能在宗教中寻找自己的价值和信念。”

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但是共产党员不能信仰宗教，不能参加宗教活动，这是由党的性质和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决定的。共产党员绝不能把自己混同于党外群众，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和行动上自觉按照党章标准严格规范自己，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全面塑造自己。

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是径直从无神论开始的”。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只有树立唯物主义世界观，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解释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才能做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

共产党员不能信仰宗教，不能参加宗教活动，也是党的纪律要求。200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宗教工作的决定》指出：“共产党员不得信仰宗教，要教育党员、干部坚定共产主义信念，防止宗教的侵蚀。对笃信宗教丧失党员条件、利用职权助长宗教狂热的要严肃处理。”党员信仰宗教和参加宗教活动，不仅事关党员个人的信仰问题，而且事关我们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古人说：“万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信仰、信念、忠诚是共产党的根本、元气和主心骨。推荐关注:微信查找“政商之窗”。95年来，我们党之所以能由弱小走向强大，从胜利走向更大胜利，主要是因为我们始终在马克思主义中寻找价值和信念，产生了无比强大的信仰力量、理想力量、纪律力量。一名共产党员，有了马克思主义信仰，有了共产主义理想，“钙质”就不会流失，骨头就硬，就知道“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就明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就不会在宗教中寻找自己的价值和信念。

相反，本失则一切尽失。理想的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信念的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某些落马的贪官，算命看相，烧香拜佛。他们这种行为，完全忘了党的纪律，丢失了党员身份，又如何能保持党的性质、宗旨、本色，走向迷失和贪腐也就成了必然。其实，这些人，有的是以宗教为幌子，掩盖自己贪腐的内心、肮脏的灵魂，缓解自己惶恐的心理、不安的心灵;有的则是歪曲宗教信仰，搞的是封建迷信，信的是利己主义、“为官哲学”。

身为共产党员，都应是无神论者，绝不能在宗教中寻找自己的价值和信念。然而，一些贪官缘何置党的纪律规定于不顾，弃守共产党人应有的底线，不信马列信鬼神，不问苍生问“大师”?根本原因在于这些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严重扭曲，“总开关”扳错了位，信仰丧失、理想缺失、精神迷失、宗旨丢失。

党员沉迷于宗教，实际上是在思想上、理论上、行动上与党分道扬镳。这样的党员，不应该再留在党内。 各级党组织应以“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为契机，引导党员干部既学党章党规，又学系列讲话;既严守底线，又追求高标准，真正做一个唯物主义者，而不是唯心论者、唯钱唯官论者。

第五篇：共产党员是否允许信仰宗教

关于妥善解决共产党员信仰宗教问题的通知

当前，少数党员信仰宗教，参加宗教活动，特别是在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和宗教势力影响较大的地方，情况更为严重。共产党员是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是无神论者，只能信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得信仰宗教，不得参加宗教活动。共产党员信仰宗教，参加宗教活动，违背党的性质，削弱党组织的战斗力，降低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也不利于正确贯彻执行党的宗教政策。为了妥善解决党员信教问题，特作如下通知：

一、 解决党员信教问题，要把加强教育放在首位。各级党组织，尤其是宗教势力影响较大的地方，要经常对党员进行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教育，进行党的基本知识和科学文化知识教育。帮助党员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摆脱唯心主义宗教观念的束缚，正确理解党的宗教政策，懂得不信仰宗教是做一个合格共产党员的起码条件。

二、 在信教比较普遍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要把党员信教同参加某些纯属民族风俗活动区别开来。对于为了不脱离群众，尊重和随顺本民族的风俗习惯，参加一些传统的婚丧仪式和群众性节日活动，不应视为信仰宗教或参加宗教活动。

三、 对信教党员的处理，要区别不同情况，慎重对待，妥善处理。

1、 对于极少数参与煽动宗教狂热，利用宗教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反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破坏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必须开除其党籍。

2、 对于共产主义信念，笃信宗教，或成为宗教职业者，经教育不改的，应对其退党，劝而不退的予以除名。

3、 对于共产主义信念动摇，热衷于组织或参加宗教活动，经过批评教育，有转变决心和实际表现，本人要求留在党内的，可作限期改正处理;经过批评教育不改的，应劝其退党。

4、 对于受宗教观念影响或迫于社会、家庭的压力，参加一般性宗教活动，但本人能够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积极为党工作，服从党的纪律的党员，要对他们进行耐心细致的教育，帮助他们在思想和行动上摆脱宗教的束缚。

四、 解决党员信教问题，除了加强对党员的思想教育外，还要加强对党员的管理和监督。党员信教较多的地方，要把解决党员信教问题作为民主评议党员的一项重要内容。要进一步健全党的组织生活，丰富组织生活的内容，有针对性地开展党内教育活动。要采取有效措施，尽快改变一些地方党员活动无场地的状况。要经常关心党 员的思想、工作和生活。特别是年老体弱的党员，当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党组织要主动进行帮助，为他们排忧解难，使他们切身感受到党的温暖，自觉抵制宗教观念的影响。信仰宗教或有浓厚宗教感情的人，不能发展入党。

五、 各级党委要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摸清底数，制定具体措施。对情况复杂、问题较多的地方，上级党委要加强具体指导和帮助。对少数软弱涣散、工作不得力的基层党支部领导班子，要进行调整，已经被宗教势力控制的党支部要彻底整顿。

各级党委组织要主动与有关部门配合，正确宣传和执行党的宗教政策，加强对宗教活动的管理，坚决制止少数宗教职业者利用社会、家庭等方面的压力，迫使党员信教。既要尊重公民信仰宗教的自由，也要保护公民不信仰宗教的自由。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根据本通知精神，从本地实际情况出发，对党员不能信仰宗教和参加宗教活动，作出具体规定。

中共中央组织部 1993年3月日20日

共产党员是否允许信仰宗教? 党员从事迷信活动应如何处

答：党员不能信仰宗教，首先，是由共产党员的世界观所决定的。宗教信仰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尖锐对立，共产党员是无神论者，宗教信仰是唯心主义的东西。我国主要的宗教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各种宗教都是相信有神论，唯心主义是其共同的思想基础。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必须树立唯物主义的世界观，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认识世界，解释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做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其次，是由党的性质决定的，是党的纪律的要求。党员信教和参加宗教活动，不仅仅是党员个人的信仰问题，而是一个事关我们党的形象的政治问题。1991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在《关于妥善解决共产党员信仰宗教问题的通知》中指出，共产党员信仰宗教，参加宗教活动，违背党的性质，削弱党组织的战斗力，降低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也不利于正确贯彻执行党的宗教政策。

党员从事封建迷信活动是违反党纪的行为。对于党员参与封建迷信活动，党组织应坚决予以纠正。对于偶尔在治丧、民间节日搞一些封建迷信活动的，主要是进行科学知识教育，帮助他们提高觉悟，认识封建迷信活动的危害，要求他们今后不再参加封建迷信活动。对搞封建迷信活动扰乱生产、工作、社会生活秩序或者骗取财物的，给予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参加反动会道门并在该组织中进行反动活动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未进行反动活动并有悔改表现的，给予警告、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