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政策性农业保险

第一篇：我国的政策性农业保险

浅析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立法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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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立法完善

作者：张凯慧

来源：《现代交际》2010年第03期

[摘要]近年来，中央高度关注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发展，试点工作纷纷铺展开来。然而，与此同时，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又面临着严重的立法缺失问题。本文在分析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立法现状的基础上，对构建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法律体系提出了建议，以期规范、协调政府、保险人和被保险人之间的关系，为我国农业保险的运作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关键词]政策性农业保险 立法缺陷 制度构建

[中图分类号]D922.2

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549(2010)05-0095-0

2一、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内涵及立法本质

政策性农业保险是指国家在财政、税收等政策上给予支持，对种植业、养殖业等在生产中遭受特定事故或动物疾病造成的经济损失提供补偿的保险活动。农业保险是为国家某特定社会、经济方针政策的经济保障制度提供服务的保险，是市场化的农业救济或农业保护手段。政策性农业保险立法本质是为协调保险主体间的利益冲突，进行价值平衡和选择，其对相关法律法规的依赖性很强，其运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律的完善，其立法的意义远超出一般的商业性保险立法。

二、我国农业保险的立法缺失及成因分析

(一)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立法现状

2002年通过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修正案》46条规定：国家建立和完善农业保险制度。鼓励和扶持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建立为农业生产经营活动服务的互助合作保险组织。2009年10月施行的新《保险法》186条规定：国家支持发展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保险事业。农业保险由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在国家积极推进政策试点的今天，我国至今没有制定专门的农业保险法律法规，农业保险经营一直无法可依，法律法规建设的缺位，极大的影响了农业保险的规范化、制度化发展。

(二)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立法缺失的原因

1.对农业保险的政策性性质认识不足

对农业保险政策性质的认识是影响其立法进程的关键因素，很多人认为农业保险和普通商业保险没什么不同，有规范商业性保险的《保险法》即可，从而否认制定单行的农业保险法律规范性文件的意义和价值，事实上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农业保险的政策性质是农业保险从一般商业保险中分离出来单独立法的重要根据。

2.农村法制建设落后的影响

法律是法治的基本依据。目前，我国有关“三农”的立法虽然也在逐步完善，但各项法律制度还不太健全。我国有关农业方面的立法更是严重滞后，农业法律分布不均匀，农业立法极其薄弱，农业法律体系还很不完善。在整个“三农”立法滞后的时代背景下，开展农业保险立法是大势所趋。

3.对农业保险立法先行的必要性认识不足

许多人认为农业保险在实践中还有太多现实问题未解决，现在为其立法尚早，但农业保险政策扶持的缺失是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如果不以法律的形式及时明确政府的政策扶持，农业保险将很难得到发展，在实践中摸索解决更无从谈起。从国外农业经济发展的历史视角和农业保险制度变迁考察，农业保险立法的意义比一般的商业性保险立法的意义更为深远。实践证明，农业保险立法先行是其发展的关键。

通过以上几方面对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立法缺失及原因分析，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在我们进行立法构建的过程中，必须首先明确农业保险的政策性属性及其在国家农业保护制度中的主体地位，同时还要切实提高农民的农业保险意识和正确的法制观念，这样才能为我们的农业保险立法奠定初步的基础。

三、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立法的基本构想

农业保险立法问题研究的核心内容在于对具体法律制度的构建。本文结合我国的现实国情及农业保险对法律保障的需求，初步设计了农业保险法的主要内容。在确定农业保险立法目的的前提下，具体从农业保险的组织经营、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义务、农业保险的监督管理及农业保险的法律责任等主要方面进行了阐述。

(一)立法目的和原则

根据农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状况及实际生产水平，农业保险立法目的宜确定为：规范农业保险活动，保障农业生产安全，完善农业支持保护体系，促进农业持续稳定发展，维护农村经济社会的稳定。农业保险立法应遵循的基本原则，笔者归纳出如下三点：

1.政府扶持原则

国家需要采取各种措施，主导建立和完善政策性农业保险及相关制度，对农业保险在经济与行政上给予适度支持。

2.多种保险机制相结合原则

在立法中，需建立和运用商业保险机制、国有保险机制和互助合作保险机制，并使其相互配合，协同发展。

3.不同主体利益统筹兼顾原则

农业保险计划承载着农业保险组织、农业生产者和国家等不同主体的利益。三者利益在根本上一致，但又有其相对独立的利益。制定和推行农业保险计划必须统筹兼顾三方利益。

(二)建构农业保险的组织经营体系

农业保险的组织管理体系主要包括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各级政府财政部门、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等。各部应各司其职，并相互支持和配合，建立协调沟通机制，内在的统一于组织管理体系之中。农业保险要建立全国相对统一的，主辅结合的多元化农业保险经营模式。

(三)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义务

将农业保险管理机构、经营者和投保人之间的关系法制化，明确他们之间的权利义务，是农业保险立法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1.政府的权利和责任

农业保险是政府支持农业的战略性政策工具，农业保险的发展需要政府在法律等多方面的支持。我国农业保险立法应该明确政府在农业保险体系构建中的责任，如制定保费补贴的标准、制定法定强制保险的标准、特大灾害发生时的特别救助措施等。同时政府作为股东，在农业保险中由国资管理或经营部门承担出资人职能，及作为给付补贴者审核保单的职能，包括审核补贴标准和补贴使用情况等。

2.保险人的权利和义务

保险人义务：在总体保险业务中农业保险必须达到相当的比例;专业保险公司要在贯彻微利或基本弥补经营费用的原则下设计农业保险产品;提高资金的配置效率。保险人权利：经营农业保险的专业性保险公司有权得到政府的税收优惠和补贴，在特大灾害发生时有权得到特别救助。

3.投保人的权利和义务

投保人责任：农民依法购买强制性农业保险的责任。在引进新技术、新品种或享受政府补贴等方面进行农业产业化经营，获得政府补贴贷款时须购买农业保险。投保人的权利：投保人在因保险风险受损时可获得相应保险金补偿;投保人在购买农业保险时，根据所购买产品的内容可享受政府补贴。

(四)规范农业保险的监督管理

我国应尽快建立独立的农业保险监督管理体系。由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国务院财政部门和各级人民政府各司其职、负责有关农业保险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相互配合支持，建立协调沟通机制。

(五)法律责任

政策性农业保险的顺利推行离不开完善的法律责任制度。政策性农业保险法律制度中的法律责任包括经济法责任和援用法律责任。经济法责任主要包括资格罚、精神罚、财产罚和行为责任，援用法律责任包括民事法律责任、刑事法律责任和行政法律责任。对违反本法和其他相关法律规范的个人和单位以及国家工作人员均应承担相应的民事法律责任和行政法律责任;对违反刑法的个人和单位，应承担刑事法律责任。

第二篇：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合理性分析

摘 要：农业保险属于政策性保险的范畴，科学、合理地厘定保费有助于完善农业保险制度、健全农业保障体系。本文先从保费厘定的原理出发，探讨了保单中的重要参数(起赔标准、免赔率、赔付金额)对保费厘定的影响，并且立足于农户的利益，探索参数设置的合理方法。而后将所有理论成果应用于山东省政策性棉花产量保险中，使用参数模型法进行保费厘定，分析现行的政策性保险制度是否合理。

关键词：政策性农业保险 保费 赔付金额 起赔标准 免赔率

一、引言

我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土地的收成关系着9亿农民的生活。近年来重灾频发，灾情凸显出了我国农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而农业保险作为农业保障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暴露出其发展模式的不成熟和保障水平的有限。近年来，国家将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作为发展农业保险的重中之重，对于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探讨已成为学术界最热门的话题。

目前，理论界对于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研究主要分为两个方向：一部分学者专注于探索适合我国的发展制度和模式，另一部分则致力于保费厘定的精算方法研究。

在分析我国现行的政策性农业保险模式时，学者们普遍认为：现行的制度并不能为农业生产及农户生活提供有效保障。原因概括如下：首先，高额的保费让那些种地为生、收入微薄的农户只能望“保”兴叹。其次，较低的起赔标准使保险公司的赔付只能弥补灾后经济损失的一小部分，不足以为再生产提供资金支持。再次，覆盖面的狭窄常常使得现有的险种与农户真实的需求相错位。最后，农业保险灾后定损的不确定性和复杂的理赔程序更加打击了农户参保的信心。

在保费厘定的精算方法研究方面，较早采用的是经验费率法(APH)，而后逐渐被单产分布法所取代。在单产分布法中，又衍生出参数模型法、半参数模型法、非参数模型法和分层贝叶斯模型法。

虽然两个领域都已涌现大量的优秀成果，但是这两方的研究始终是孤立的。为了使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能有很好的结合，本文先从理论上探究了保费与保单中的重要参数(起赔标准、免赔率、赔付金额)的函数关系。再从农户的角度出发，探索合理的参数设置方法。最后以山东省政策性棉花产量保险为例，利用1949-2010年棉花生产的实际资料，使用参数模型法进行保费厘定，从保障力度、保障水平、给农户造成的保费负担等方面分析现行的保险条款的参数设置是否合理，为实践提供借鉴。

二、区域产量保险费率厘定的原理

农作物区域产量保险的保费和赔偿额取决于该区域的产量。在任何一个保单，不管单个农户的产量如何变化，只要区域产量低于预期产量，该区域所有投保农户就会获得赔偿——前提是减产是由自然条件引起的。我国目前实行的农作物保险都是区域产量保险，因此，本文的研究内容也只限于农作物区域产量保险。

在实践中，只有当承保作物的减产率达到一定程度时，保险公司才会对参保人进行赔付，且赔偿的金额依据保单中约定的单位面积的赔付金额、免赔率以及实际的减产率、减产面积来确定。由此可见，在单产保险中，风险损失是通过农作物单产相对于正常产量的降低值来反映的，单产保险的费率必须通过农作物单产损失的分布来计算。

(一)保费厘定的基本原理

设Y为预期产量，x为实际产量，则损失率(loss rate，即减产率)可表示为：

定义起赔参数α：当损失率大于起赔参数，即时，保险公司对参保人进行赔偿。设β为免赔率，f(x)为单产分布密度函数，EL为期望损失，p为保险费率，则假定农户购买了起赔参数为α，免赔率为β的农作物区域产量保险，承保面积为S，单位面积的赔付金额为A，单位面积的保费为P，则其需要缴纳的保费为：如果在某一保单，由于自然原因使得该区域的农作物减产率达到 α以上，则保险公司将对该区域所有投保的农户进行保险赔付。

(二)保费厘定的关键因素

由上述公式可知，影响保费P的因素为单产分布的概率密度函数和5个变量：预期产量Y，起赔参数α，免赔率β，承保面积S，单位面积的赔付金额A。

其中，承保面积S由参保人的个人意愿所决定，其作用仅仅相当于一个乘数，而对单位面积纯保费的厘定过程没有影响，所以下文只研究单位面积纯保费的厘定。

此外，在实践中，预期产量Y通常为该单产预测值的期望，没有可变性，即在具体的产量数据下，Y为一个确定的常数。因此，在本文的理论推导中，也将其视作一个常数。

由此可见，单位面积纯保费的合理厘定不仅依赖于单产分布的正确选择，还依赖于保险条款中三个重要参数(赔付金额A、起赔参数α和免赔率β)的合理设定。

可以直观地看出：赔付额(payment)是赔付金额(A)的线性增函数。A越大，农民受到的补偿就越多，农业保险发挥的保障力度就越大。但是，单位面积纯保费(P)也是A的增函数，A越大，保费就越高。太大的A会带来农民无法负担的高额保费。因此，A的设定不能过高也不能过低，最好能分为几个档次，让农民根据自己的需要和经济实力进行自主选择。反映出单位面积纯保费(P)是起赔参数(α)的减函数，α理应越大越好。然而，赔付额(payment)也是α的减函数，α越大，保障的范围也就越小，所以需要在其自然取值域[0,1]中权衡选择。

同样的，赔付额和单位面积纯保费都是免赔率(β)的减函数，β也需在其自然取值域[0,1]中权衡选择。

三、山东省政策性棉花产量保险的实证研究

(一)数据的来源

从1949-2010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可以获得山东省历年棉花生产的数据资料，包括以下两个指标：(1)棉花总产量;(2)棉花总种植面积。用(1)除以(2)可得到平均亩产量，即单产数据。本文将对单产数据进行去趋势处理，而后估计出2011年的预测值。

(二)产量数据的去趋势处理

用SPSS绘制产量序列的折线图，发现该序列存在明显的时间趋势，如图3-1。因此，产量序列可分解为：其中，y为作物实际单产值，为单产趋势值，为随机波动值。

图3-1 产量趋势图

去除时间趋势有多种方法，本文选用回归模型中的二次函数去除时间趋势。用SPSS对产量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并且保留残差项。回归方程和回归系数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得到的回归方程为：回归方程表示的是单产趋势值，而在上一步中保留的残差项即为随机波动值，两者之和才是产量的真实值。将取63时，带入(3.2)式中可以得到2011年的趋势预测值，将(3.3)式的结果加上随机波动值，即可得到2011年的单产预测值。

(三)单产分布的拟合

数据已通过正态性检验，利用最大似然估计得到正态分布的均值，方差。

(四)现行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合理性研究

从2008年起，山东省对政策性棉花产量保险实行保费补贴政策：农户自付20%的保费，剩余部分由政府补贴。此外，通过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电子产品库，可以查到现行的山东省政策性棉花产量保险以及全国通用的非政策性棉花产量保险的保险合同，在下表中加以对比。

表3-2 政策性与非政策性棉花产量保险的比较

政策性棉花产量保险 非政策性棉花产量保险 单位面积赔付金额A (元/亩) 600 参照棉花生长期内的直接物化成本，由投保人和保险人协商决定，不妨假设为600 起赔参数α 20% 30% 免赔率β 0 10% 加入免赔率的实际单位面积赔付金额(元/亩) 600 540 获赔概率Pr 0.0474 0.0110 单位面积纯保费P(元/亩) 7.6307 2.1758 农户自付比例 20% 100% 农户自付单位面积纯保费(元/亩) 1.5261 2.1758

就单位面积的赔付金额而言，非政策性保险没有给出明确的取值，其规范程度还有待提高。政策性保险虽然给出了一个具体的标准，但是灵活性较差，农民无法根据自身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标准。

就起赔参数α而言，政策性保险的α值小于非政策性保险，很好的凸显了其“政策性”，因为其获赔概率高于非政策性保险，也就是其保障水平要高于非政策性的险种。

就免赔率β而言，政策性保险的β值小于非政策性保险。在单位面积赔付金额相同的情况下，免赔率的存在使得农民能拿到手的单位面积赔付金额发生了变化：政策性保险的赔付高于非政策性保险，可见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保障力度大于非政策性农业保险。

就农户自付单位面积纯保费而言，在相同的赔付金额下，非政策性保险是政策性保险的1.43倍。非政策性保险极大地加重了农户的保费负担。

综上所述，现行的山东省政策性棉花产量保险的保障水平和保障力度都要高于非政策性保险，而其带给农户的保费负担又小于非政策性的保险。因此，未来所有农业保险的模式都应逐步向此政策性保险靠拢，并且可以继续扩大保障范围、提高保障力度。此外，在一份保单中还可设置免赔率不同的若干保险等级，将选择权交到农户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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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问题研究

[227]李海军.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问题研究

胡继连.山东农业大学,2009. 农业是人们利用植物、动物、微生物的生长机能,通过人工控制和培育以获得产品的基础产业,容易受到多种自然灾害和环境变化(如旱、涝、风、冰雹、寒潮、病虫害等)的影响。我国作为农业大国和自然灾害频发国家,探索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分散农业风险,保护农业生产者利益,既是降低农业生产系统性风险、保障农业健康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发展现代农业、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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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论文试图运用准公共产品理论、博弈理论、制度变迁理论等作为分析工具,系统总结研究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发展历程,比较分析国内外政策性农业保险典型模式,并专门考察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探索情况。在此基础上,对影响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理性思考,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本文的研究内容和主要结论如下: (一)梳理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生成与发展的相关理论基础,认为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事关农业稳定持续发展,既有坚实的理论支撑,也是一项重要而又紧迫的现实问题。准公共物品理论分析表明,无论是多风险或一切险,农业保险都具有准公共产品的基本特征,需要政府在制度供给、环境营造和财政补贴等方面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这是政策性农业保险生成的根本原因。博弈论分析表明,政府的支持和引导,可以有效调动农业保险经营者开办业务、农民参加保险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是实现政府、农业保险经营者、农民三个相关行为主体互动平衡的主导因素。制度变迁理论分析表明,制度在发展中处于基础和根本的地位,研究发展问题必须把制度建设作为重点,突出制度设计和实施的相关内容,其中政府推动农业保险制度变迁的动力最强,可以运用行政、经济或法律手段诱导和强制农业保险制度变迁,并履行相应的职责。福利经济学理论分析表明,政府支持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可以大大增加社会总福利。农业弱质性理论、国际贸易理论和农业多功能理论分析表明,政策性农业保险属于政府对自然灾害的补偿和救济内容,实施的意义广泛而重要,并且对国际贸易不产生扭曲作用,是WTO框架下政府加强对农业支持保护的重要措施。 (二)按照政府干预和扶持力度的强弱,可将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发展历程大体划分为早期波折阶段(1950-1993年)、制度缺失阶段(1994-2003年)和恢复试点阶段(2004年至今)。其中,1994年以前的农业保险是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一种萌芽形态和简单形式,2004年是商业性农业保险和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另一个重要分界时点。通过分析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历程、曲折成因及其启示表明,对于政府、农业生产者和保险公司三个行为主体而言,政府财政补贴等相关优惠政策的实施力度,决定着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实际供给水平和农民有效需求水平。没有政府的积极介入和有力支持,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就很难有稳定、持续发展,更难以摆脱曲折、徘徊、萎缩的发展困境。这一历史实践也启示我们,政府采取合理的方式积极介入,尽快确立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法律地位,不断加大财政补贴和政策支持力度,完善相关配套政策措施,是促进政策性农业保险健康发展、不断在更高水平上实现供求均衡的关键。 (三)2004年以后,我国多个省份开展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试点探索,主要形成了上海安信、黑龙江垦区阳光相互制、吉林安华、新疆建设兵团中华联合、浙江共保体等五大典型模式。这五种模式的相同点体现在:地方政府主导推动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兼顾运用市场和行政手段实现保险规模扩张、采取有效措施预防和分散风险以及实行“以险养险”等方面,这些制度设计有效推动了试点工作的开展。同时,受经济发展水平和政策性农业保险基础开办条件的限制,五种模式在区域特色、经办主体、保险对象、保障方式与程度、政府扶持力度、扩散效应等方面有所差异。这些发展模式的探索实践启示我们,制度设计是否合理、财政补贴是否有力是影响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的重要因素。 (四)2006年,山东省正式启动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工作。从对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探索情况的专门考察来看,试点取得了较好效果,特别是在帮助试点地区农户分散农业风险、推动农业生产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由于政策性农业保险属于新生事物,在山东省刚刚起步,制度设计还不够成熟和完善,仍存在不少问题,主要体现在行政色彩比较浓厚、巨灾风险准备金制度不够完善、保险责任与农民实际需求有一定差距、个别险种保险责任认定困难、农民群众保险意识淡薄且消费能力有限等诸多方面,特别是农户、保险公司、政府三者相互平衡关系还没有完全建立的问题,成为制约今后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的主要因素。 (五)从世界范围看,约有40多个国家推行政策性农业保险,较为典型的有以美国、加拿大、日本、法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模式,以菲律宾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模式,以及前苏联模式。这些国家的实践证明,要想实现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健全的法律保障、强有力的政府支持、完善的再保险和巨灾风险分散机制、专设的管理机构、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另外,由于自然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各国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在险种与承保范围、保险责任、实施方式等经营层面上也有显著不同。这些国家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实践启示我们,应积极借鉴国外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有益经验和一般规律,结合国情,加强制度创新,健全完善法律和政策支持体系,推动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健康发展。 (六)在我国建立科学、有效、完善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立足中国国情,大胆探索,抓住关键,勇于实践,积极推进,逐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这其中的关键因素和环节主要包括:加强立法,尽快完善政策性农业保险法律制度;设立农业风险管理机构,统筹全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健全政策性农业保险财政补贴制度,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建立农业巨灾风险分散转移制度,多渠道分散农业生产的自然风险;完善政策性农业保险税收制度,促进承保公司可持续发展;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与农业信贷投放相结合制度,实现农村银保互动发展;坚持自愿与适度强制相结合,为提高参保率提供制度保障;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资金使用与监管制度,确保资金保值增值。

第四篇：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历史与现状、政策建议及发展前景

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历史与现状、政策建议及发展前景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作物种植栽培历史悠久，农村人口众多，农业地位举足轻重，所以 “三农”问题历来为党和政府所重视，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已经先后出台十三个关于“三农”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由此可见“三农”问题的重要性。但是由于目前我国农村普遍地区一直延续着传承千年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在小农经济之下，农民掌握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生产积极性提高。农民经营规模很小，农民在自己有限的土地上，努力提高耕作技术，为我国农业的精耕细作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当面临干旱、洪涝等重大自然灾害时，力量薄弱的单个农民却无法抵御，所以农业保险制度便应运而生了。而一直以来，抗灾救灾、安抚灾民、重建家园的费用主要由国家和地方民政部门负担，也有一少部分来

一、历史与现状:

我国农业保险业发展经历了近30年的曲折历程，大体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恢复与波动发展阶段(1982年-2003年)。

第二阶段:破冰与升温发展阶段(2004年至今)。200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提出，国家要建立和完善农业保险制度。中共中央于2003年首次提出“探索建立农业政策性保险制度”

之后，又连续八年出台了八个涉及“三农”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逐渐加大对政策性农险的支持力度。最近的一次是在去年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明确“积极扩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的品种和区域覆盖范围，加大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保费补贴力度。鼓励各地对特色农业、农房等保险进行保费补贴。发展农村小额保险。健全农业再保险体系，建立财政支持的巨灾风险分散机制。”

2004年中国保监会一方面在上海、吉林黑龙江先后批设了安信、安华和阳光3家不同经营模式的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另一方面依靠地方政府支持，在江苏、四川、辽宁、新疆等省份开展了保险公司与政府联办为政府代办以及保险公司自营等多种形式的农险试点，实行国家、地方财政补贴、农户投入的形式。2007年，中央财政首次对其进行补贴。2008年，中央财政安排60.5亿元健全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制度，试点工作由6个省区扩展至16个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截止2009年，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已经覆盖了全国主要的粮油棉产区和畜禽主产省，试点险种新增加了育肥猪保险和森林保险，中央政策性险种扩大到了9个。据统计，我国农业保险的保费收入从2006年的8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135.68亿元。五年来，保险业共为农业生产提供保险保障11279亿元。保险作为一种市场化的风险转移机制对解决“三农”问题，显示出了巨大优势。

虽然中央和地方都在加大农业保险推行力度，但由于多方面原因，农民参保积极性不高，农业保险覆盖面狭窄，商业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参与度低，农业保险政策效果仍不理想。我国农业保险商业性运营已经进入了“供给不足，需求乏力”的困境。分析其原因可以概括为“八个矛盾”，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即: 第一，农业保险的外部性与商业运营的趋利性之间的矛盾;第二，农业保险的低补偿性与农业产业的高风险性之间的矛盾;第三，农业保险的高成本与农户家庭的低收人之间的矛盾;第四，农业保险的道德风险与法律制度缺失之间的矛盾;第五，农业保障和保险公司盈利之间的矛盾;第六，强制投保与自愿投保之间的矛盾;第七，政府主导性与发挥保险公司积极性之间的矛盾;第八，农业巨灾风险存在与风险转移分散机制缺失之间的矛盾。

二、政策建议：

在借鉴、遵循国外先进经验和共性规律的基础上，着眼我国国情和农业、保险业发展的客观实际，立足现有金融资源，以政府支持、全社会广泛参与为导向，以农业政策性保险业务为主线，以业务商业化运作为特征，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的整体效能，加快建立保障有力、运营高效的农业保险体系，为政府支持和保护农业，促进农村社会经济全面发展提供有效手段;推进农业保险立法，建立健全我国的农业保险相关法规，把我国的农业保险纳入法制化轨道;发挥政府主导性与保险公司积极性相协调，按照市场机制建立自然灾害保险管理体制，建立健全农

业风险转移分散机制;拓宽保险服务领域，统筹发展城乡自然灾害保险，完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重视国际交流与合作，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更科学的借鉴和吸取发达国家自然灾害保险的经验教训。

三、发展前景：

我国作为雨雪霜冻、干旱洪涝等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农业保险对于提高农民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的能力、保障农业生产的持续性和稳定性，保障农村经济繁荣发展，确保国家粮食生产安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目前农业保险在我国很多地区推行尚不理想，待提升空间很大。在传统体制下，我们对突发的农业自然灾害，主要采取的是临时性的政府救济和良种补贴，而相比政府救济和良种补贴，农业保险则是一项兼具公平与效率的三农政策。推广农业保险，除了活跃农村金融市场外，同时还拉动了剩余劳动力就业。农业保险的开展还解决了农户贷款难和灾后银行收贷难问题，可以形成保险、银行、农户的良性循环，有效促进农村经济持续发展。另外在广大农村开展农业保险业务，可吸纳部分农户成为专兼职保险人员，从而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大量就业机会。实践证明，农业保险的补偿功能解除了农民对农业高风险的后顾之忧，使农民敢于投入、实行规模化经营，从而加快了新农村建设步伐，促进了农村的社会稳定。同时，农业保险的开展还促进了农村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为重点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发挥了农业保险惠民、安民、富民的作用。从这里我们

可以清楚地预见农业保险发展的广阔前景，相信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之下，我国的农业保险必将会发挥出它应有的作用。

第五篇：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的原因

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的意义

政策性农业保险不属于一般商业保险的范畴，是运用保险经济制度所进行的一种风险管理和社会管理，是政府对农业支持而作出的一种制度化安排，它是根据概率论和大数法则，为被保险人在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过程中，因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给予保险责任范围内的经济补偿的一种保险。

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性质。

1、它是一种准公共产品。需要政府来推动和提供。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保险具有强烈的正外部性和非排他性，加上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高风险、高成本，商业保险公司无力提供，需要政府的支持和推动。

2、它不同于一般的商业保险。它不以盈利为目的，反映的是政府的农业和农村经济政策，但可以与市场化运作相结合。

3、它是政府保护农业的重要政策工具。农业是基础产业，农民是弱势群体，对农业进行补贴和政策支持是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同时，它也是WTO允许的各国支持农业的“绿箱”政策之一。

4、它是分散政府任期内救灾风险的有力保障。通过政策性农业保险，把不可预测的灾后财政救助前移为定量的灾前保险补贴，有利于减轻因不可抗力导致的各级财政救助压力，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农业的产品是活的动植物，容易受到各种灾害的影响，因此历来被认为是风险比较大的产业。保险作为一种现代经济制度，可以发挥其转移风险的作用，当灾难发生时，能把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因此大力发展农业保险是提高我国农业抗风险能力的重要环节。但是，由于农业的特殊性，作为保险市场的一项产品，农业保险有其天生的弱点。农业

灾害面积大、范围广、受灾同时的特点，使得农业保险的赔付率(赔款支出与保费收入的百分比)一直居高不下，农业保险成了很难盈利的险种，陷入“要么农户保不起，要么公司赔不起”的两难处境。仅存的一些开展农业险的地区，出现了“少做少赔，多做多赔，不做不赔”的局面。因此，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保险公司商业化运营以来，在整个保险业迅猛发展的同时，无论是全国还是我省，农业保险都在一片亏损声中逐年萎缩。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农业保险先后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的兴起和停办，80年代的恢复试办，90年代萎缩低迷和2003年后的迅速发展这四个具有明显特征的时期。2003年底后的农业保险在政府引导、财政支持、经营主体等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被认为是我国农业保险真正兴起的开始，是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新阶段。近年来，我们又称之为解决“十年致富奔小康，一朝灾害全泡汤”、为农民增收致富构筑起的一道“防火墙”。在一定意义上来讲，地方政府的支持力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农业保险的推广速度

从2004年以来的连续7个中央1号文件要搞好农业保险。2007年党中央、国务院助推政策性农业保险以来，我国农业保险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新时期。

经过五年的发展，江苏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实现了“三个基本涵盖”，即保险险种基本涵盖我省种植养殖业主要品种;保险责任基本涵盖我省发生较为频繁和易造成较大损失的灾害风险;参保对象基本涵盖从事农业生产和农产品加工的各类主体。全省农业保险的覆盖网络已经形成。经过五年的试点，江苏在探索农险发展道路上取得了三个显著成绩：

一是江苏特色的“联办共保”的农险经营模式得到巩固发展;二是承办公司服务质量和农险工作队伍素质不断提高;三是农业保险的惠农功能作用的发挥日益明显。

为什么要搞好政策性农业保险?开展农业保险是党中央、国务院加大对“三农”工作支持力度的一个新探索、新举措，是一项顺民意、得民心的惠农工程。发展农业保险是一项重要的支农惠农举措。“三农”问题是事关国计民生和社会和谐的重大问题，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大局稳。开展农业保险对于规避农业风险、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是开展农业保险有利于构建农民收入稳定增长的机制。农业是靠天吃饭的高风险产业，面临着自然和市场双重风险。近年来，自然灾害及病虫害、动物疫情发生频繁，尽管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有所加强，但农业防灾、抗灾的能力仍然较弱，农业时刻面临着各种意想不到的自然灾害的影响。目前，在我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中，有50%来自于农业。因此，保证农业收入的稳定，就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农民收入的稳定。开展农业保险，能够保障农业预期收益的实现，有利于农民增加对农业的投入，提升农业发展水平。如开展母猪保险，就能调动农民饲养母猪的积极性，稳定母猪养殖，从而达到促进生猪业稳定发展的目的。二是开展农业保险是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客观需要。近年来，各级政府不断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在新农村建设中，积极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民养老、低保等一系列惠民措施。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有效弥补了农业产业保险的不足，为农业生产者提供安全支撑，促进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开展农业保险，可在整体上提高农业防灾、

抗灾效能，消化灾害损失，分散生产经营风险，保障农民利益

搞好农业保险工作的原则有五条：一是科学发展，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把农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坚持协调、可持续发展;二是统筹兼顾，就是要兼顾各方利益，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当前急需研究解决的两个问题是如何发挥基层组织的作用，以及如何协调商业保险公司对农险业务的商业可持续运营;三是政府扶持，就是要求各级政府充分发挥主导作用，认真做好组织推动和保费补贴，协调有关部门提高工作效率;四是市场运作，就是尊重市场规则，由商业保险经办机构进行市场化运作;五是投保自愿，就是要不断培养农户保险意识，不以行政强制手段要求农户参保。从近几年各地开展农业保险工作的实践看，绝大部分都能够坚持原则，正确把握农业保险的发展方向。能够做到这一点非常好，也非常不容易，一定要继续保持下去。目前问题反映较多的是部分地区存在基层政府组织为辖内农户代垫、代交农户应交保费的现象，这种行为不仅违反了我们开展农险工作的基本原则，更不利于提高农户的风险意识和自觉参保意识，最终会影响到农业保险的长期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