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欧国家经济改革的经验教训

2024-04-17

东欧国家经济改革的经验教训（精选6篇）

篇1：东欧国家经济改革的经验教训

东欧国家经济改革的九条经验教训

东欧国家经济改革的九条经验教训简介：亚诺什・科尔内，1928年出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青年时期在布达佩斯大学攻读哲学。1961年在布达佩斯的卡尔・马克思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66年在匈牙利科学院获得科学博士学位。1967年后他成为匈牙利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教授。1972年至1977年他担任联合国发展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78年他担任世界计量经济学会主席。现为美国哈佛大学与匈牙利布达佩斯大学教授。自SO年代以来，他致力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1957年他撰文对经济管理体制过度集中问题提出质疑。70年代和80年代，他对社会主义国家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进行理论描述，提出《短缺经济学》理论等、90年代他对后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东欧国家的经济改革的经验教训进行政治经济学思考与研究。80年代前期他曾访华研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问题。6月到北京、深圳等地作学术交流。

一、所有制关系

1.所有制变革。20世纪80年代，由匈牙利、波兰、捷克等东欧国家开始，蔓延到苏联的“市场社会主义”改革，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完全相同。东欧国家的改革，实行国家所有制并发展市场，取消命令经济。改革产生了一些变化，但是不彻底。

从中得出的第一条经验教训是，一个有效能的市场或者说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的必要条件之一是，在所有制结构、财产所有权结构中私有制占主导地位和财产私有权的支配地位。这个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所有制所有权结构中的地位，不是以其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来反映，而是以企业的规模与性质去决定。如大型企业、金融机构是否具有私有性质。

私有制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其所有者既可以是人格化的，亦可以是非人格化的。所谓人格化的所有者，即企业的所有者是明确的、明晰的，它或者是专门的投资机构、或者是投资者集团、或者是某位个人。所谓非人格化的所有者，即企业的所有者是不明确的、不明晰的，它或者是保险机构、或者是银行及投资基金、或者是证券市场中购买上市公司股票的投资者。在美国的所有制结构中，非人格化所有者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东欧改革中，这一问题曾引起较大争议;我个人认为应以非人格化的所有制占主导、但是从过程发展的顺序看，所有制的起源是从人格化的所有者开始，逐步进化到非人格化在所有制结构中占主导、支配地位。

从东欧国家经济改革中得出的第二条经验教训是，运行良好或有效能的市场经济的另一个必要条件是，允许并鼓励个人所有制即个人化、人格化的所有权制度，不要以非私人的所有制或非人格化的所有者硬性地人为地取代个人的所有权制度。

2.东欧国家国有企业变革。随着经济体制改革与生产资料所有制变革，如何处置几十年积累起来的国有资产?有两种设想，一是出售所有权，二是分配所有权。

其具体操作有多种方式与技巧，如抵押、股权证等。所有国民及国有企业员工都能得到国有资产分割出的一小部分所有权。捷克和俄罗斯就是这样做的。1989年，我在一本《通往免费社会主义的道路》的书中指出，对国有企业应采取拍卖等形式销售，而不是配置给国民。如果每位国民都分配，企业就有很多所有者，也就等于没有所有者，这是社会主义企业的普遍问题。

国有企业常常出现亏损而资不抵债，对这样的企业不能拍卖销售，只能破产。

从东欧国家经济改革中得出的第三条经验教训是，对于国有资产不应分配给每位国民，但可以大规模销售出去。

3.如何选择未来企业的所有者。所有制变革、企业变革，未来企业的所有者是由企业内部人担当还是由企业外部人承负，是Insider还是Outsider，用效率这把尺子衡量也是很困难的。当私有制被强大的社会力量推动后，企业内部员工的愿望是谁靠近火谁先得到肉(注：中国相应的说法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而市场经济的经验证明Outsider作为企业所有者是更有效率的。这是因为，Out-sider更易于监督企业管理者，如果企业管理者没有效率，来自外部的企业所有者可能容易地将其解雇。

从东欧国家经济改革中得出的第四条经验教训是，对于由谁来担当企业未来的所有权人，Outsider比Inside，获得所有权要好。当然从法律上并不需要禁止Insider所有制，只是政府应鼓励Outsider所有制。

4.怎样对待亏损企业。企业由于亏损资不抵债不能生存下去，宣布破产是一件困难的事。这是一个有秩序的过程，债权人将分割破产企业，以拍卖的形式将其肢解卖掉，可能会有人买下整个企业。

从东欧国家经济改革中得出的第五条经验教训是，对亏损资不抵债的企业，重要的手段是通过破产与清偿实行私有化。

二、经济运行中的规章制度与约束机制

在东欧国家经济改革开始之时，我们必须去做两个重要方面的改变。一是自由化，即废除早期对经济活动的法律限制、行政约束和官僚管制的所有变革，包括劳动的自由、放开价格、市场进入与退出自由等;另一方面是改变所有制。那时起，我们需要新的约束、新的规则。在原先经济条件下，规章制度与约束机制是一种行政管制，体制上分为上层的管理部门和下层的执行者，通常由上层下达命令，由执行者执行命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体制上是一种平行的、横向的关系，规章制度与约束机制是买者与卖者的关联。这种市场约束成为我们市场化改革中最大的.问题。因为在过去，人们习惯于遵命。而现在市场经济中，卖者与买者不是被命令与命令关系，但却出现了卖者不能按照承诺兑现合同、拖延时间不按期交货;而买主则在收到货物后不履行付款义务，以至形成债务连锁反应。

约束系统的另一个层面是银行与企业的关系。银行借款给企业，而企业作为贷方却既不还本又不付息。这在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中，违约不履行合同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但在后社会主义国家对此还远不适应。在《短缺经济学》中，我讨论了软预算约束带来的危害。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软预算约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国有企业拖欠的债务总会由政府处理掉。

从东欧国家经济改革中得出的第六条经验教训是：改革需要新的规则与约束，一个有效能且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强化合同管理、严肃全融纪律秩序和硬化预算约束都是必要条件。

在制度变迁的初始阶段，银行仍为国家拥有，这是造成软化预算约束的一个重要原因。银行提供给企业的软贷款不能得到偿还，这成为一种隐蔽的财政补贴。一些企业看上去拥有很多财产，但亏损的窟窿却更大，坏帐、呆帐很多。在经济运行中，应该注意呆坏帐指数，如果指数很高，那会对银行系统构成威胁，成为一种定时炸弹。在市场经济状态下会发生金融危机，而且可能会突然发生。

从东欧国家经济改革中得出的第七条经验教训是，银行提供给企业的软贷款是没有透明度的，应清理和改组那些不能依据审慎和缜密的银行业务规则运行的金融部门，将来完成银行部门的私有化。

三、法治法制建设

新的规则、纪律、约束能够得以遵循、遵守、执行，必须有制度保障，这要从一系列立法工作做起。如破产法、合同法、会计法、银行法等等。法律规范必须严厉、明确，需要完备的法律法规系统，且法纪亦严明。熟悉民商法的律师应起重要作用。

从东欧国家经济改革中得出的第八条经验教训是，强化国家法律是有效能且良好运行的南场经济的必要条件。

四、对腐败行为的防范监督

在进行所有权置换的政治经济变革过程中，应该加强监督，防止腐败行为的蔓延与灾变。从东欧国家经济改革中得出的第九条经验教训是，应尽可能多地采用各自独立的政治、政府行为与商贸活动，并确保其透明度;可见的和不可见的腐败行为是市场社会主义经济的癌症。

注：以上文稿是根据科尔内教授196月12日在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所作讲演的录音和相关文献，由钟培华、韩孟编辑整理而成。未经科尔内教授审阅。《中国国情国力》年第9期

篇2：东欧国家经济改革的经验教训

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原有的金融体制是国有金融机构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政府主导型的体制。市场机制不完善，政府干预成分过重，是其主要特征。70年代以来，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纷纷进行金融体制改革。放宽金融管制，减少政府干预，依靠市场机制优化资源的有效分配，是这场金融改革的主要内容和目标。

7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界针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滞后问题提出的金融改革理论日益受到重视。许多发展中国家以此理论为指导，先后进行了金融制度的改革和深化。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金融改革虽然起步较晚，但由于各国采取了较为稳妥务实的方式，金融改革取得了较大的成效，表现出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互相促进的良好势头。本文将对亚洲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改革与发展过程作一简要的分析。

一、亚洲发展中国家原有金融制度的特点

二战以后，亚洲发展中国家先后将发展生产、实现工业化作为经济发展战略的首要任务。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如同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亚洲国家也遇到国内资金短缺、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当时许多国家对外国金融机构仍然持有偏见，认为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银行体系难以为本国经济发展服务。另一些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则坚信市场机制的功能极其有限，不能为国家重点建设项目调配所需资金，只有依靠政府的作用，才能实现有限资金的有效分配。因此各国原有金融制度是一种以落后的生产力为基础，并且国有金融机构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政府主导型金融制度。尽管各国的具体情形不尽相同，但一般说来，具有以下一些共同的特点：

1．金融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无足轻重，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经济中的货币化程度低。所谓经济的货币化，是指一定时期内货币交易总额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它代表了一国货币体系的发达程度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长期以来，多数亚洲发展中国家的这种货币化程度一直处于较低水准。例如，在1970年，M z(现金十活期存款十准货币)对GNP的比率，马来西来是33％，菲律宾是21．2％，泰国是30．6％，印尼是9．9％。第二，金融资产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不高。在80年代初，金融机构资产(中央银行资产除外)对GDP的比率，印尼是o．3％(1982年)，泰国是o．48％(1980年)，印度是0．39％(1981年)。这种比率较发达国家要低得多。‘

2．金融工具种类单调，缺乏竞争机制。在许多亚洲发展中国家，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处于绝对的支配地位，非银行性的金融机构处于附属的地位，各种证券市场则处于刚刚起步或尚未发展的阶段，外资金融机构难以进入本国市场。例如，1977年，在东盟几个国家中，最大的4家商业银行占国内全部储蓄的比例，印尼为73。1％，马来西亚为50．3％，菲律宾为39．8％，泰国为64．6％，新加坡为20．6％。在这情况下，金融机构无法在公平竞争的经济环境中发挥动员国内储蓄资金供经济发展之需求的功能。

3．在金融体系的运作过程中，国家干预成份过大，表现在：第一，国家直接控制着大量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所有权。70年代初，孟加拉国、印度、印尼、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等国的部分或全部的金融资产均为国家所有。第二，利率相汇率受到严格控制。各国金融当局硬性规定最高存贷款利率，致使利率不能真正反映资金的供求关系，实际利率(即名

义利率减去通货膨胀率)经常为负数。钉住世界主要货币的固定汇率制度是许多国家采取的货币政策，本国汇率的波动幅度被限制在很小的范围内。第三，银行的贷款方向受到约束，银行必须将贷款的一定比例投向国家指定的部门。在印度，政府规定的贷款项目通常占到全部贷款金额的50％以上。

应该看到，亚洲发展中国家的这种政府主导型的金融体制在50、60年代各国经济起步阶段，在扩大本国资本积累，筹措有限资金投入国家重点产业方面，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这种国家金融机构占垄断地位的金融体制的消极作用愈来愈明显。它缺乏竞争和效率，使银行的贷款行为受到国家政策和行政命令的影响和支配，不能有效地反映市场上的供求关系，造成价格扭曲现象，致使资源配置不合理、金融市场抑制等问题的出现。

二、金融抑制对宏观经济发展的影响

金融体系中市场机制不完善，国家干预成份过重，是造成亚洲发展中国家金融抑制的重要原因，它对一国宏观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是明显的。

首先，造成金融市场分化，加剧发展资金不足、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的恶化。亚洲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分化问题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实物资本或耐用消费品市场与金融资产市场的分化。由于金融体系不发达，国内金融中介欠缺，国内居民，尤其是农村地区的居民无法进行各种储蓄形式的选择。为了避免通货膨胀可能造成的损失，或者为了保证能随时取得消费物品，他们多以现金、黄金或其他消费的形式保存剩余产品。二是正规的与非正规的金融市场并存，造成金融市场的二元化。由于以国营金融机构为主体的正规金融市场的实际利率经常为负值，导致贷款需求过盛。这样，无法从这些正规金融市场获得贷款的投资者只得从“黑市”上获取贷款，从而助长了非正规市场的出现和扩大。三是农村金融市场和城市金融市场的分化。在亚洲发展中国家，正规的银行多设于城市，而且商业银行为其主要组成部分。由于商业银行从本质上说对短期的商业投资较感兴趣，而对农村地区的贷款，尤其是周期长的生产性贷款则很少问律。70年代期间，在印尼，银行信贷主要集中在爪哇地区，马来西亚主要集中在吉隆坡，菲律宾在大马尼拉。印度也有类似的情况，孟买、加尔各答、新德里和马德拉斯这四个最大城市的 ’信贷资金占国内银行信贷总量的85％。这种信贷流向加剧了农村地区的资金短缺，造成农村与城市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进一步拉大。四是短期金融贷款和长期金融贷款的分化。由于利率受到限制，存款利率低，存款者不愿将手中的余款作为长期存款，投资者只能从短期资本市场上筹得大部分所需资金。例如，70年代期间，泰国约有1／4的商业资金是从个人手中或非正规资本市场上的信贷合作者手中筹措的。

第二，造成资源配置不合理，投资效益低下。如前所述，50、60年代亚洲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主导型的金融体制在控制通货膨胀、稳定宏观经济增长、保证国家重点建设方面起过一定的作用。但这种政府干预式的信贷分配制度也是造成资金分配失调，投资效益低下的重要原因。在贷款利率受到限制。贷款收益很低的情况下，金融机构更多地倾向于只考虑借款人的信誉、政治背景等非经济因素，而对投资项目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则考虑得甚少。许多银行投资效益低下，一些国有金融机构更是困难重重，负债累累。80年代末，印度多数国有银行无力偿付的债务约占全部资产的4％，尼泊尔、巴基斯坦的主要几家国有银行的亏损额超过其业务总额的30％以上。

最后，汇率管制影响经济长期稳定和出口贸易的发展。多数亚洲发展中国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实行的是固定汇率制，各国相应地采取了多种严格的汇率管制措施，这同样产生了许多问题。一是高估本国货币汇率，人为地扭曲了汇率的真实价值。当实际汇率和名义汇率相差甚远时，将导致大量资金外逃、外汇短缺等问题的出现，最终迫使本国货币不断地贬值。70年代后期，一些国家的经常项目均不同程度地出现赤字，其中印尼1978年经常项目赤字达14．13亿美元，菲律宾1979年时达14。95亿美元，南亚的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在1980年时，经常项目赤字也分别达到1。78亿19．2亿和7．04亿美元。为了促进出口，改善国际收支状况。许多国家只得采取本国货币贬值的汇率政策。菲律宾1983—1985年两次大幅度货币贬值，每次贬值超过20％。印尼在1976—1986年期间，共有三次货币贬值，平均每次贬值幅度达30％以上。二是稳定本国汇率代价太大，使国内经济发展目标从属于对外经济目标。80年代以后，美国实行高利率政策，致使美元不断升值。为了维持本国货币对美元的一定比价，许多国家的货币汇率也不同程度地随之升值，使得出口竞争力大幅下降。1980年以后、东盟几个主要国家的贸易项目均不同程度地出现赤字，其中1981新加坡外贸赤字61。23亿美元，菲律宾22．24亿美元，泰国20．29亿美元。1985年时，马来西亚、菲律宾国内经济还出现了负增长。

三、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金融制度的改革及其成效

受严格管理的金融体系在60、70年代曾是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实施工业化政策的重要工具。但到了70年代后期，这一方法日益成为阻滞金融部门成长，妨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于是，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以及东盟国家首先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实行金融体制改革。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这股改革之风也波及到南亚以及越南、蒙古等几个社会主义国家。这场金融改革的重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将资金从非正规的金融市场吸纳到正规的金融市场，健全金融机构；二是依靠市场机制，实现资金的有效分配。具体措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实行利率自由化，放宽汇率管制。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分别于70年代中期和后期解除了对存贷利率的管制；80年代初，印尼、菲律宾、斯里兰卡也先后撤消了对利率的管制；我国台湾在整个80年代多次减少对各种存款利率的限制，并于1989年完全取消利率管制；韩国、泰国则通过调整利率、放宽利率上下波动的幅度，放松了对利率的管制。

利率自由化产生的经济效果十分明显。实际利率的提高，有利于抑制金融黑市的发展，增强居民的储蓄意愿，从而促进银行经营范围的扩大和筹措资本能力的提高，保障国内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1970一1989年，各国和地区的国内投资规模普遍扩大，平均每年的投资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明显提高，其中新加坡为43％，马来西亚为30．7％，韩国为30．7％，分别高于60年代的22．3％，16．1％和19．2％。

80年代起，各国汇率安排日趋灵活，至80年代下半期，马来西亚、泰国、缅甸、尼泊尔实行钉住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新加坡、菲律宾、印尼、韩国和斯里兰卡则采取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汇率管制的放松，大大增添了外汇市场的活力，不但有利于进出口贸易的平衡发展，也有利于外资进入本国市场，促进整体经济的成长。

2．培育资本市场，鼓励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60一70年代，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资‘本市场的发展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的需要，金融体系受到很大程度的制约。80年

代中期以后，各国和地区开始重视资本市场的发展，各种形式的金融机构不断出现，资本市场日益壮大，其中证券市场的发展尤为迅速。

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迅速发展，大大提高了金融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促进了金融资产的多样化和货币体系的现代化。到1990年，中国台湾、韩国的金融部门(包括不动产和交易业务)对GDP比重分别从1980年的6．1％和4％上升到1990年的10．8％和5％；同期印度、巴基斯坦的比重也分别从2．4％和2．1％上升到4．1％的3％。1990年，新加坡、马来西亚两国的M：(包括非银行金融资产，尤其是公司债券和商业票据)与GDP的比率分别已从1970年的66．3％和38．7％上长到106．2％和128。6％。

3．开放国内金融市场，减少对外国经营的限制。70年代以来，银行业的国际化趋势不断加强。亚洲发展中国家顺应这一发展趋势，逐步废除金融管制，准许外资金融机构进入本国金融市场。1992年，香港、新加坡的外资银行(不包括分支机构)分别达到162和84家，成为亚洲地区外资银行的两个重要据点。1992年台湾地区的外资银行数也扩大到33家，韩国、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和印尼等国的银行也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外国金融机构可参与证券市场、保险市场以及离岸金融等方面的业务。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既弥补了国内投资资金的不足，又带来了西方国家先进的金融管理经验和专业技术，成为促进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金融改革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总之，亚洲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改革已经取得一定成效。，只是各自的具体情况不同，有的发展速度较快，有的则刚刚起步。可以肯定，随着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的发展，这场金融改革的浪潮将会进一步加大。

四、改革的经验与教训

综观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金融改革过程，其间不乏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第一，在金融改革的过程中，在强调减少政府对金融体系干预的同时。不能因此而忽视政府的调控作用，应随着金融体制的不断成熟和完善。进一步加强政府运用包括控制货币的发行量，调整信贷价格在内的货币政策来间接调节经济运行节奏，确保经济、金融秩序的稳定发展。在这方面，东盟几个国家做得较好。1981—1986年期间，面对膨胀的压力、除个别国家外，东盟各国运用货币政策，通过中央银行对货币发行实行严格控制，有效地抑制了国内通货膨胀率。马来西亚正是由于实行了这种紧缩的货币政策，通胀率从1980年的6．7％下降到1985年的1％以内。在控制贷款利率方面，泰国较为成功。1980一1981年泰国面临不断恶化的国际收支问题，金融当局及时地调高了银行利率，改变了国际收支进一步恶化的趋势。1982年底、国内经济稳定有所恢复。金融当局又于1982年第四季度到1983年第一季度，连续降低中央银行贴现率，降幅达3％，从而使国内经济迅速恢复高速增长的势头。

第二，金融体制改革是一项艰巨而长期的任务，必须采取循序渐进的方针，最大限度地减少改革可能引起的混乱。多数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进行金融改革的过程中，并末像某些拉美国家那样、实行一步到位的做法，而是借鉴了西方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伴随金融自由化而出现金融危机的教训，为降低风险程度采取了较为稳妥的改革措施，从而保证了金融改革的顺利实施。例如，在外汇管制方面，并非在较短的时间内全面实行浮动汇率制，而是经过

不断的调整、重复，最后才逐步进入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新加坡在1975止固定汇率，实行有管理的钉住一篮子货币的浮动汇率；1978年完全解除汇率管制，但仍采用灵活的调整汇率政策，不断调节新元伪外汇汇串。在利率方面，1979年泰国政府废除工业贷款利率上限，1983年又重新引入贷款利率限制，并设立双轨贷款利率，对不同的部门实行不同的贷款利率。1992年6月，取消放款利率最高限；从而实现利率的完全自由化。台湾地区的利率放松过程在整个80年代也经历了几个不断反复的阶段，最后才在1989年全面取消利率管制。

第三，在放松金融管制的同时，应相应地建立和完善金融监管制度。在将银行体系从严格的经济管制中解放出来的过程中，如果缺少有效的金融管理和银行监督，可能导致一些产业集团利用银行的私有化和国际化而获得对一些银行的控股权，并利用它们向集团所在的企业发放过度的贷款，从而助长营私舞弊现象的发生，也有可能使一些金融机构因不适应金融秩序的变革而陷入困境。80年代上半期菲律宾的两家主要政府银行��菲律宾国家银行和菲律宾发展银行就因丧失清偿能力而被迫向中央银行求助，引起了金融界的一阵混乱。因此，在金融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利用法律和法规的手段，加强对金融业管理和监管显得十分必要。

篇3：中东欧转轨国家年金制度改革比较

一、中东欧转轨国家年金制度改革构想与进程的比较

推动中东欧各国进行年金制度改革的主要原因是转轨后的经济衰退和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传统的年金制度在经济与人口的双重危机下难以继续运行下去。捷克实施了三阶段的改革:1989-1990年为第一阶段, 在社会改革政策中提出了以现收现付式、收入比例式、自制组织管理的社会保险制度为目标的改革草案。1993-1997年为第二阶段, 这是一个在年金制度改革中加入自由主义要素, 并与社会民主主义达成妥协的时期。1997年之后改革进入第三阶段, 于2000年实施了补充年金制度的税收优惠措施。为减少提前退休的现象, 2001年修改了提前退休制度的相关规定, 使其更加严格。波兰的年金制度改革出现了三种倾向:第一, 在上世纪90年代的恶性通货膨胀之后, 要求提高年金给付水平的“社会政治倾向”;第二, 随着年金收支赤字对财政压力的增加, 出现了降低年金制度成本的“财政成本倾向”;第三, 提倡在现收现付模式中引进部分积累方式的“金融资本市场倾向”。第三种倾向得到了世界银行以及波兰金融部门的支持, 符合保险原则的改革方案得到推行, 并于1997年制定了具有部分积累性质的年金改革法案。匈牙利的改革始于1991年, 议会确定了年金改革方向, 确立了基本年金、收入比例年金和私有积累年金三个年金支柱。1992年开始实行年金的工资指数调整机制。1993年颁布了私有年金基金法, 并实施税收优惠。为降低制度赡养比率, 于1996年起阶段性提高退休年龄, 1999年男性法定退休年龄为61岁, 2000年则提高到62岁;对女性退休年龄则每两年提高1岁, 预计2009年提高到62岁。俄罗斯的改革是建立在1995年提出的“俄罗斯联邦年金制度改革的构想”基础之上。按“构想”的设计, 新年金制度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为保证最低生活水平的定额基本年金;第二层次是相对于收入水平而支付的保险型年金;第三层次是自由加入的补充年金。此后, “构想”的内容被不断付诸实施, 首先, 1996年4月制定了《关于国家年金制度中个人年金的计算》法律;其次, 1997年5月对《俄罗斯联邦国家年金法》进行修正, 规定了个人工作年限和月平均报酬额的计算方法;再次, 2001年12月制定了《俄罗斯联邦国家年金保障法》《俄罗斯联邦义务年金保险法》及《俄罗斯联邦劳动年金法》, 并于2002年开始运行新的年金制度。

二、中东欧转轨国家年金制度结构及内容的比较

（一）年金制度框架的比较

捷克于1993年构建了新的年金制度, 新制度没有采纳世界银行提倡的“三支柱保障”建议, 而是建立起双支柱年金制度, 即除了保持既有的公共年金支柱外又增加了补充年金支柱。波兰、匈牙利基本上听从了世界银行的建议, 建立起三支柱年金制度。其中匈牙利在1998年构建起新制度, 波兰根据“通过多样性来实现安全性”的原则, 于1999年构建了新的年金制度。新制度设计了三个年金支柱, 第一支柱具有强制参加、采用现收现付融资方式以及给付确定的特点;第二支柱具有强制参加、采用完全积累融资方式以及缴费确定的特点;第三支柱则具有自由参加、采用完全积累融资方式以及根据投资收益确定年金给付额的特点。俄罗斯的新年金制度与大多数的转轨国家不同, 没有在年金制度框架中建立所谓的“支柱”, 而是将年金制度分成三个层次:一是强制参加的国家年金, 采用现收现付融资模式;二是强制参加的保险型年金, 在融资模式上分为两种形式, 即分别采用现收现付式和积累式;三是自由加入的补充型年金, 采用完全积累融资模式。

（二）年金缴费率的比较

由于年金收支状况的不稳定，导致中东欧转轨国家的年金缴费率不断处于调整过程中。捷克的公共年金支柱的缴费率在1993-1995年期间确定为27.2%，其中，雇主缴费率为6.8%，雇员缴纳20.4%;以1996年年金收支出现盈余为转折点，捷克的年金缴费率下降到26%，其中，雇主缴纳6.5%，雇员缴纳19.5%，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03年;此后年金收支出现赤字，捷克被迫于2004年将缴费率提高到28%，雇主缴费率上升至7%，而雇员的缴费率也上升到21%。波兰的情况较为复杂，根据参加者的年龄确定其所属的年金集团，各集团的保险费率是不同的。参加第一支柱的有两个集团：第一集团由1948年12月31日以前出生(到1999年1月1日为50岁或以上的年龄)的参加者构成，其缴费率为4.5%，全部由雇主缴纳;第二集团中1949年1月1日至1968年12月31日出生的参加者缴纳保险费率为6.11%，全部由雇主缴纳，而1969年1月1日以后出生的参加者保险费率虽然也为6.11%，但全部由雇员本人缴纳。第二支柱也由两个集团构成：第一集团由1949年1月1日至1968年12月31日出生的参加者选择性加入，缴费率为3.65%，全部由雇主缴纳，而1969年1月1日以后出生的参加者则必须加入第二集团，所承担的3.65%的费率完全由雇员个人缴纳。匈牙利将参加年金制度的成员分为A、B两个集团，其中A集团是已经退休者或是2012年之前退休的人员，B集团是2013年之后的退休者。在1998-1999年期间，第一支柱中A集团的雇主缴费率由24%下调到22%，雇员个人缴费率由7%上调到8%;这种缴费结构在2000-2002年期间发生变化，雇主由20%下降到18%，而雇员个人则始终维持在8%水平上。B集团的缴费义务则始终由雇主承担，其缴费率与A集团相同。第二支柱由B集团加入，缴费义务完全由雇员本人承担，1998-1999年的缴费率维持在7%和8%，而2000年之后则始终保持8%不变。俄罗斯将被保险者分成A、B、C三个集团，其中A集团由1952年以前出生的男性(预计退休年份为2012年后)与1956年以前出生的女性(预计退休年份为2011年后)构成;B集团由1953-1966年出生的男性与1957-1966年出生的女性构成;C集团则仅由1967年之后出生的男女劳动者构成。在缴费率方面，俄罗斯的年金缴费全部由雇主单方面承担，雇员无须承担任何缴费。A、B、C三个集团必须加入年金制度第一层次，雇主缴费率固定为14%;年金制度第二层次分成两个部分：一是现收现付部分(根据缴费量来确定年金给付水平)，雇主为A集团缴纳的费率为14%，为B集团缴纳的费率为12%，为C集团缴纳的费率在2002-200 5年期间由11%逐步下调到9%，而2006年以后则固定为8%;二是完全积累部分(包含养老基金的投资收益)，A集团完全被现收现付制度所覆盖，雇主无须为其缴纳保险费，但雇主需要为B集团缴纳2%的保险费，此外雇主为C集团缴纳的费率在2002-2005年期间由3%逐步上调到5%，而2006年以后则固定为6%。

（三）年金给付方式与给付水平的比较

在捷克的公共年金支柱中，年金的给付分为两种方式：首先是无条件给付的基本年金，在2004年之前每人每月为1310克郎，2004年之后改为平均工资的7%或平均年金给付额的18%;其次是根据被保险者的收入状况进行年金的比例给付，根据每年的工资上升率计算出的个人每个月的收入基准，在此基础上乘以年金给付比率(年金或完全残疾金为1.5%，部分残疾金为0.75%)和保险年数，最终推算出个人所能得到的每月年金数额。波兰年金给付水平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当第一、第二支柱的年金给付累计额没有达到法定的年金最低水平时(年金平均给付额的51%或最低工资的68%)，由国家财政负责弥补。年金第一支柱的给付方式因集团的不同而不同，对A集团采取确定给付制，而对B集团采取确定缴费制;第二支柱采取确定给付制的同时再加上养老基金的投资收益;第三支柱采取与第二支柱相同的做法。俄罗斯在年金第一层次中设计了基本年金，2002年的金额为每月450卢布，为月平均社会工资的10%，同时为年金领取者月最低生活费的33%。年金第二层次中缴纳的保险费记录到个人账户中，连同年金的投资收益形成“名义上的年金资产”，按退休后的平均余命逐年给付年金。

（四）养老基金管理及发展状况的比较

根据捷克关于补充年金的规定，私有性质的年金基金由私营投资部门负责运营。2004年年金基金投资公司已达到11家。私有年金基金的投资对象为国债、中央银行债、OECD国家国债等，投资结构中债券为85%，银行定期存款为8%，股票投资为5%左右。2003年参加补充年金制度的人口达到260万以上，占全部人口的1/4以上，被认为是比较成功的制度。波兰由社会保险厅统一征收第一、第二支柱参加者的保险费。第二支柱由投资公司采用积累方式筹集保险费并在金融市场运作。2002年投资公司的数目为17个，为保证投资者资金的收益性，政府对这些投资公司制定了最低红利制度，如投资公司无法取得规定的投资红利水平，则必须在下一期弥补。匈牙利第二支柱年金制度中的缴费全部存入政府监督下的私营投资公司中，这些资金连同其投资收益共同构成被保险者的年金资产。资金的投资对象为国债、外国债券、国际金融机关债券、地方债券及国内的绩优股票等等，其中国债的比例超过75%。参加年金第三支柱的人口约120万人，占劳动人口的30%左右。俄罗斯被保险者可以在俄罗斯联邦养老基金或私有养老基金投资公司中进行选择，委托其投资运营年金。投资对象为国债、联邦债、国内公司债、国内公开发行的股票、外国政府债、卢布储蓄等，其中俄罗斯国债的比重高达65%。

三、转轨国家年金制度改革尚存的问题

篇4：中东欧转型国家经济增长模式评析

（南开大学经济学系，天津300071）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的十年，中东欧转型国家①都已经走出了转型性衰退，实现了持续的经济增长（见图1）。持续的经济增长缩小了中东欧转型国家与西欧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差距，使中东欧国家重新走上复兴之路，再加上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美国和欧盟承认俄罗斯的市场经济地位，一种乐观的观点认为中东欧国家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目标已经实现，转型已经取得成功。但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中东欧转型国家经济增长骤降，有20个国家在2009年出现负增长，亚美尼亚、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乌克兰5个国家经济负增长率达到两位数（见表1）。与经济增长骤降相伴随的是资本大量外流、出口贸易低迷、失业率上升、汇率波动剧烈、金融体系风险加剧。中东欧转型国家成为全球金融危机的重灾区。笔者认为，这一切与中东欧国家转型以来所形成的经济增长模式有关，因而其危机前的持续增长和危机后的增长骤降都可以归因于中东欧国家以经济自由化为主要内容的转型策略。为此，笔者将从剖析中东欧转型国家经济增长模式的特征入手，分析这种经济增长模式的内在缺陷以及形成这种经济增长模式的政策根源，在此基础上探讨中东欧转型国家未来所面临的挑战。

图1 中东欧转型国家的经济增长（1997—2007年）

表1 中东欧转型国家的经济增长（2008—2010年）

一、中东欧转型国家经济增长模式的主要特征和内在缺陷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简称EBRD）是持续关注中东欧国家转型进程的国际机构之一，其每年出版的《转型报告》（Transition Report）在国际上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在2008年、2009年、2010年、2011年的《转型报告》中，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已经连续四年对中东欧转型国家的经济增长及其在危机后的表现进行了不同角度的分析，结合这四年《转型报告》提供的资料和数据，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来概括中东欧转型国家经济增长模式的特征。

第一，经济增长主要是靠内需带动，对经济增长贡献较大的是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零售业、服务业和建筑业。中东欧国家在转型前普遍重视重工业的发展，导致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产品和服务供给不足，消费者不能享受到充分的消费服务。随着20世纪90年代转型性衰退的结束，被压抑的国内需求开始迅速增长。从图2中可以看出，除少数国家外，大多数国家的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负的。换句话说，大多数中东欧转型国家是净进口国。对中东欧转型国家来说，打开国门、实行经济自由化对于拉动内需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贸易自由化尤其是与西欧国家的经济一体化加强了消费者对未来的乐观预期，提高了其消费意愿；另一方面，国外商品的大量涌入则弥补了国内在同类商品供给方面的不足，满足了日益增长的国内需求。值得一提的是，即使是被普遍认为依靠能源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俄罗斯，其商业、服务业和建筑业也是对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部门，贡献率超过60%（见表2）。

图2 净出口和国内需求对年均实际GDP增长的贡献（2000—2008年）

表2 俄罗斯商业、服务业和建筑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第二，金融自由化政策带来了大规模的资本流入，带动了信用繁荣，促进了消费需求膨胀。在转型前，中东欧国家的金融体系都处于压抑的状态，而转型后所实行的金融自由化政策旨在于通过外资的参与弥补本国金融体系的发育不良。Berglöf and Bolton（2002）发现，早在中东欧国家刚刚走出转型性衰退的时候，外资银行就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些复苏较快、经济绩效较好的国家都具有较为相似的金融体系，银行——很大一部分为外资所有——在其中发挥着主导作用。②金融危机前，流入中东欧转型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FDI）都呈现出迅速增长的态势（见图3）。大规模的资本流入和外资银行参与带动了信用繁荣，使资产价格上涨，资产价格上涨进一步促进了消费增长，消费增长又促使银行信贷扩张，从而形成了中东欧转型国家“高负债、高消费”的经济增长模式。其中一些国家外债占GDP的比重甚至超过100%（见图4）。

图3 中东欧转型地区的FDI总量（1996—2007年）（单位：美元）

图4 中东欧转型国家外债占GDP的比重（1996—2009年）（单位：%）

第三，企业生产所需要的先进技术以引进为主，缺乏自主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商业环境亟待改善。与国外企业相比，中东欧转型国家的本土企业无论是从生产效率还是从产品质量来看都处于劣势，因而其经济自由化必然会造成国外商品对国内产品的替代。这在为本国消费者带来福利增进的同时，也造成了对本国生产者的巨大冲击。对于那些通过引入外国资本来推动私有化的国家而言（如波兰、匈牙利、捷克，等等），由于外国资本往往看好那些基础设施比较好、地理环境比较优越、发展潜力比较大、容易带来经济效益的企业，因而大量优质的国有资本落到了国外资本的手中，这进一步削弱了本国企业的生产能力和产品竞争力。因此，与中东欧转型国家经济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相伴随的是R&D投入不足（见表3），技术进步缓慢，先进技术以引进为主。根据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与世界银行在转型国家所进行的“商业环境与企业绩效调查”（BEEPS），技术可得性、腐败和税收管理成为转型国家的三大商业环境限制，超过三分之一国家的企业将技术可得性视为最严重的障碍。③此外，中东欧转型国家普遍缺乏自主创新和独立的企业家精神。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在2011年《转型报告》中特别区分了“生存型创业”（即迫于没有正式就业机会而不得已创办小企业）与“机会型创业”（即为了实现商业想法、追求商业机会而从事创业活动），其对《转型地区生活调查》（LiTS）的数据显示，“生存型创业”在中东欧地区该种类型的创业者占据相当比重，而与“机会型创业”相比，“生存型创业”实现创新的可能性更小，其对经济发展的正面影响有限。④

表3 中东欧转型国家R&D支出情况（2005年）

总的来看，中东欧转型国家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于内需。内需的成功启动，一方面与住房和消费品部门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期得不到充分发展有关，另一方面则来自于金融自由化政策所带来的资本流入和信用繁荣，贸易自由化弥补了国内产品供应的不足。这种经济增长模式的主要缺陷在于：

第一，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失衡，经济增长具有不稳定性。在中东欧转型国家中，对内需贡献最大的不是工业部门等实体经济，而是具有虚拟经济属性的金融业和房地产业。从理论上来讲，虚拟经济并不具有生产性，只有实体经济才能创造出维系人类社会存续的物质产品。很难想象，当一个经济体中全体社会成员都不进行社会生产，而大搞金融业、房地产业、旅游业时，他们日常吃穿住行所需要的消费品从哪里来。因此，只有处理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让虚拟经济为实体经济服务，才能够实现一国经济的长期繁荣和发展。对中东欧转型国家来说，其经济增长并不是通过发展制造业等实体经济实现的，而是依靠信贷扩张所带来的虚拟经济的繁荣支撑的，这样一种增长模式的实质，就是通过发展房地产业、金融业等虚拟经济来创造GDP，通过输出金融资产来进口消费品，从而成为世界经济中的“净消费者”。虚拟经济的过度繁荣使大量的经济资源从实体经济中抽调出来，实体经济中的产品供给能力、生产管理效率都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导致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发展不平衡，国内的市场缺口只能通过进口来弥补而形成经常项目的长期逆差状况。虚拟经济主要靠社会成员之间的信用来维系。显然，信用不可能无限扩张，虚拟经济也不会脱离开实体经济而不受限制地任意发展，因而虚拟经济的发展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中东欧转型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但经济增长速度越快也就意味着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脱离的程度越大，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也就越差。当金融危机来临时，信用扩张中断，虚拟经济在一系列“去杠杆化”的作用下开始向实体经济回归，从而导致中东欧转型国家的经济增长骤降。

第二，外资倚重下的二元分化。世界银行（World Bank）曾经在1996年和2002年发布的《世界发展报告》中认为，中东欧转型国家走出转型性危机、实现经济复苏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通过引入外资来改善企业绩效。⑤相应地，这种外资倚重下的经济增长模式也一度被认为是经济自由化的一个成功范例。但是应当看到的是，比内资实力更为雄厚的外资是有选择性的，如果没有利润的诱导，那些占有优质资源的外资并不会主动把经济资源导向发展前景欠佳的落后领域，更不会帮助缺乏竞争力的内资实现技术进步，摆脱困境。因而中东欧转型国家对外资的倚重实际上形成了两个独立的经济循环，大量优质资源向着以国外资本为核心的经济循环集聚，而被淘汰下来的资源则会滞留在国内资本形成的经济循环之中，整个经济体系呈现出先进与落后、发达与欠发达并存的二元分化态势。因而，当世界金融危机来临之时，逐利性的资本——尤其是已经深深地嵌入到国民经济正常循环和周转之中的外资开始抽逃，这就导致整个经济体系流动性不足，使金融危机演变为经济危机，再加上国内资本发育不良，使中东欧转型国家缺乏有效的办法应对危机。其结果是，经济自由化程度越高的国家在这次危机中遭受的打击就越大。

二、中东欧转型国家经济增长模式的形成根源在于政策失误

早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罗纳德·麦金农就提出，经济发展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国家当政者的政策选择。对转型国家来说，虽然经济自由化有利于实现长期的持续增长，但是政府不应该同时采取全部的自由化措施。相反，经济自由化有一个“最佳”的顺序，其中的关键在于，过于依赖国外的资本和市场会增加经济体系的不稳定性，因而他更主张应当首先放开国内融资与国外贸易，鼓励不吸纳外国资本的自由化，因为大量的资本流入会导致过度借贷，从而诱发危机。只有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内部金融体系之后，才能够启动对外贸易的自由化，而资本项目的自由化应当是经济自由化的最后一步。⑥中东欧转型国家的经济自由化所选择的道路恰恰是和麦金农的观点相背离，在建立国内金融体系之前，就同时开放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在金融自由化方面出现了政策失误。

为了从根本上废除中央计划经济，中东欧转型国家的金融自由化推进的十分迅速和彻底，试图实现社会经济领域的“去政府化”。但是这样做的后果是，在中东欧转型国家则缺乏对金融市场的监管。从理论上来讲，如果没有市场之外的力量来约束，那么利润诱导下的经济活动将会越来越倾向于脱离开实际生产领域而在金融、房地产等虚拟经济领域里寻求独立增值，从而使经济呈现出虚拟化的倾向。因为越是能够脱离开实际生产领域，其利润的获得就越是能够不受客观生产条件的限制，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增值的不确定性，而只是使收益与所承担的风险相匹配。对此，爱德华·肖也指出，“倘若深化金融的措施未得到其他鼓励合理的经济政策的措施支持，储蓄资金就有可能转向消费或外国资产，投资选择也可能恶化，从生产型转向非生产型。”⑦中东欧转型国家的金融自由化正是如此，一方面，外资银行进入转型国家市场，使该地区商业银行外资参与率持续上升，到2000年，大部分中东欧转型国家的商业银行被外资所控制，对外金融依赖性过高。另一方面，外资银行在中东欧转型国家的分支机构热衷于向该地区的企业和个人提供金融服务。由于外币贷款利率仅约为本币贷款利率的2/3，在低利率的吸引下，转型地区的企业和个人更倾向于选择外币贷款，这使得外币借贷开始非理性扩张，从而为中东欧转型国家的经济增长埋下了隐患。

另外，中东欧转型国家没有对本国商业银行进行改革，本国货币金融体系发展滞后。中东欧国家的金融市场以中央银行为引领的二级银行体系监管制度不完善，商业银行数量多、规模小，为投资者提供的资本流动性十分有限，而且这种情形更增加了该地区货币政策的脆弱性。因为在制定政策时，管理者并不能够根据灵活的自由市场决定的利率水平信号作出决策。此外，在银行资产组合方面，中东欧国家的商业银行在承受外资银行强烈竞争压力的同时，仍受到中央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的坏账影响。对于部分持有银行一定权重股份的特殊所有制结构的公司，银行不能够终止这些濒临破产企业的贷款。因此，银行不得不以相对较低的利率转贷这些低质量贷款。与此同时，新的债务人就被迫担负银行的损失。为了规避损失，优秀的债务人纷纷选择转向其他金融市场，留给本国银行体系的就是最差的客户。

综上所述，中东欧国家经济增长模式出现问题的根源是政府政策失误。对于中东欧国家这类小型经济体而言，选择外资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是正确的。在金融一体化进程中外资对商业银行控制的程度大小也并不重要，关键的是外资银行在中东欧地区的经济活动是否获得了有效地监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东欧转型国家经济增长模式形成的主要原因是，在缺乏有效监管能力的情况下与国际资本市场盲目接轨的政策性失误。金融市场开放程度与实体经济发展水平不匹配、金融早熟、市场扭曲以及制度不完善等一系列问题表明，中东欧国家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并不完美，存在着重大失误，其转型进程仍需深化。

三、中东欧转型国家经济增长模式的未来

在这次世界金融危机面前，中东欧转型国家这种“外资倚重、内需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充分暴露了其难以兼顾经济增长的速度和稳定性的缺陷。危机过后，如果不改变现有的经济增长模式，至少有以下两个原因使中东欧转型国家无法重现危机前强劲的增长和繁荣。

第一，中东欧转型国家经济增长模式的实质是，通过最大限度地对外开放融入世界市场，从而分享经济全球化的好处。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与西欧经济的一体化从而搭上西欧经济增长的“末班车”，对于中东欧转型国家的经济增长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应当看到的是，在这次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无论是美国经济还是西欧经济，其经济增长都是通过发展虚拟经济实现的。美国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就逐渐改变了过去依靠制造业实现经济增长的经济运行模式，转而依靠金融业、房地产业等虚拟经济创造金融资产，实现经济增长。相应地，伴随着经济虚拟化，美国对世界提供的不再是大量产品和技术装备，而是依靠美元的国际本位货币地位输出各种债券和金融资产，成为世界经济的“净消费者”。西欧也是如此，欧元诞生之后，西欧经济依靠欧元的世界货币地位也开始迅速虚拟化，其金融业务随之迅速“泛欧洲化”和国际化，中东欧转型国家开始通过经营欧元金融业务获得巨大的利益，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东欧转型国家实际上复制了美国和西欧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式，正是全球经济走向失衡造就了中东欧转型国家经济增长模式的辉煌，而危机后美国和西欧经济迅速向实体经济回归，这一去杠杆化的过程带来的资本流入锐减是中东欧转型国家经济增长骤降的直接原因。据统计，中东欧转型国家FDI流入量在2009年降至与1997年相当的水平；中东欧与波罗的海国家私人借款者向银团的借贷额在2007年5月达到了近200亿美元的最高值，而到2009年6月跌至不足20亿美元（见图5）。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和西欧国家虚拟经济的发展已经不可能达到危机前的高度，再加上仍未得到有效解决的欧债危机，横跨西欧和中东转型地区的金融一体化模式很可能受到破坏，这就决定了中东欧转型国家现有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难以支撑其未来的经济增长。

图5 转型地区私人借款者向银团借贷额（单位：10亿美元）

第二，中东欧转型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内需导向型的，在危机前，为了满足国内需求，中东欧转型国家以虚拟资产作抵押举借了大量的外债，其外债总额远远超过了该地区的GDP，更超过了实体经济的承受能力。危机之后，资产价格暴跌使中东欧转型国家的家庭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包袱。在货币贬值幅度较大的国家，以外汇标价的抵押贷款更使家庭消费雪上加霜。在危机后失业激增、工资下降的情况下，一些转型地区家庭不得不通过削减生活必需品（诸如主食和医疗）的消费来偿还外汇抵押贷款等债务。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所进行的《转型地区生活调查》（LiTS）发现，在2008—2010年的衰退过程中，中东欧转型地区家庭工资下降29.3%，19.8%的家庭有成员失业，汇款量下降13.6%，13.1%的家庭工资被拖欠或停发，3.2%的家族企业倒闭，转型地区有38%的家庭经济情况恶化，那些持有外汇抵押贷款的家庭会更多地削减支出。⑨总之，危机前的过度借贷导致中东欧家庭负债累累，在这种情况下，疲软的国内需求也决定了中东欧转型国家现有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难以支撑其未来的经济增长。

当现有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中东欧转型国家将走向何方？对此，欧洲复兴开发银行2008—2011年的《转型报告》，主要有以下四点建议：第一，发展本国货币金融体系，降低对外资的依赖性，提高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第二，变内需拉动为外需导向，鼓励贸易一体化，丰富出口商品结构；第三，改善商业环境，培育企业家精神，鼓励创新；第四，完善政府职能，加强政府与私营部门之间的良性互动，建立更为健全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和金融监管体制。可以看出，这几条建议旨在于再造一个新的更加强调“自力更生”的经济增长模式，这实际上又回到了麦金农的逻辑，即转型国家应当走一条内外平衡的经济发展之路，既不过于倚重国内资本和市场，又不过于倚重国外资本和市场，从而在经济增长的速度和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之间寻求平衡。

这一新的经济增长模式的核心是实体经济，当20世纪发达国家开始发展虚拟经济而开始“去工业化”之时，中国成功地承接了来自西方的产业转移，现在已经深深地融入到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之中，成为“世界工厂”。如今新的全球产业分工已经形成，经济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政策的实行已经使中东欧转型国家错过了发展实体经济的最佳时机。现在，在缺乏资金、技术和比较优势的条件下试图重新确立中东欧转型国家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位置，在国内金融体系发育不良、背负沉重债务包袱的前提下试图使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实现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平衡发展，其困难和艰巨可想而知。但不管怎样，危机在为新的制度开辟道路，当危机的伤痛记忆犹新时，改革将相对更容易推进，中东欧转型国家应当抓住这一机会之窗，促进经济发展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行。

注释：

①主要包括：（1）中欧和波罗的海国家：克罗地亚、捷克、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2）东南欧国家：阿尔巴尼亚、波黑、保加利亚、马其顿、黑山、罗马尼亚、塞尔维亚；（3）东欧和高加索地区：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白俄罗斯、格鲁吉亚、摩尔多瓦、乌克兰；（4）俄罗斯；（5）中亚国家：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

②Berglöf，E.，Bolton，P.The Great Divide and Beyond:Financial Architecture in Transition，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2002，16（winter）：PP77-100。

③Transition Report 2010:Recovery and Reform.EBRD.pp.83。

④Transition Report 2011:Crisis and Transition:The People’s Perspective.EBRD.pp.78。

⑤World Bank.From Plan to Market.Washington，D.C.，1996.World Bank.Transition-the First Ten Years:Analysis and Lessons for Eastern Europe and the Former Soviet Union.Washington，D.C.，2002。

⑥参见《麦金农经济学文集》第一卷、第三卷，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年出版。

⑦爱德华·肖：《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出版，“前言”第1页。

⑧对世界经济格局发展演变的进一步分析参见刘俊民：《双本位国际货币体系的形成及其历史趋势——三大趋势如何冲破固化的世界经济格局》，《开放导报》2011年第2期。

篇5：东欧国家经济改革的经验教训

1.知识与能力

指导学生收集与本课内容有关的二战资料及影视资料，分析历史信息，掌握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学习的方法，体验学习历史的快乐。

2.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①慕尼黑会议是英、法牺牲小国以达到祸水东引的目的的一次大阴谋，英、法纵容法西斯侵略，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世界大战首先在帝国主义国家英、法和德、意之间全面爆发，英、法尝尽苦果。德意日进行的是帝国主义的非正义的战争。

②二战初，德、意和英、法之间是帝国主义的非正义战争，中国等进行的是反法西斯的民族解放战争，苏联进行的是反法西斯卫国战争。让学生充分理解全世界人民团结战斗的重要性，认识到正义的力量只在加强联合，才能有效地战胜邪恶势力，我们要确立为人类的和平和进步事业作贡献的人生理想。

教学重难点

重点：慕尼黑阴谋，法国的溃败，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

难点：二战初期性质的复杂性。

教学工具

多媒体工具

教学过程

情景导入

师：二战结束后，欧洲有哪些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生：(略)

师：“东欧”作为政治地理概念，是指位于欧洲东南部和中部地区、苏联西侧的8个国家，它们是：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阿尔巴尼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南斯拉夫。

这些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经按照苏联模式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并与苏联结盟，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成员(1948年南斯拉夫因与苏联冲突被开除出社会主义阵营，1962年阿尔巴尼亚与苏联决裂，退出阵营)。既然同是社会主义国家，那么这些东欧国家在二战后的发展历程与苏联相似吗?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学习第11课“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与演变”。

一、自主学习

师：东欧国家在战前都是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国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对帝国主义垄断资本有很大的依赖性。战争初期，德国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南斯拉夫;意大利占领了阿尔巴尼亚;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成为法西斯德国的同盟国。

战争中，东欧各国人民先后都展开了各种形式的反法西斯斗争，成立了各种名称的民族解放阵线，其中坚力量大多是共产党，共产党在领导人民革命斗争中赢得了群众，为东欧各国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提供了内部条件。战争后期，苏联军队追击法西斯军队进入东欧各国，铲除了那里的法西斯势力，并且对资产阶级武装力量进行控制，为东欧各国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相继走上了人民民主国家的道路。

(展示板书：一、匈牙利的改革

1、二战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背景 )

师：既东欧各国在战后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后，以苏联的“斯大林模式”为榜样，展开了对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首先，通过土地改革和工商业的国有化，摧毁了旧制度，然后，通过制定五年计划，开展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运动，形成了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

到50年代初，东欧各国基本上都确立了苏联模式的政治经济体制和趋同于苏联的社会结构。由于除捷、德外的大部分东欧国家战前经济发展水平都很低，战后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工业化运动对于推进这些国家的现代化起了积极作用，有利于加快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但与此同时，这些国家也不可避免地接受了苏联模式消极面的影响，其现代化进程表现出与苏联同样的弊端。

尤其是在冷战条件下，东欧国家被束缚在苏联主导的集团体系中，难以突破苏联模式的框框，不得不随着苏联发展态势的起伏而曲折前进，所以，东欧国家的发展与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苏联这一外部因素，缺乏自主选择的条件。尽管如此，在战后东欧各国的发展进程中，争取民族自主权利和要求突破苏联模式始终是并行、交织的两股潮流，而在此潮流冲击下，体制的变革与苏、东关系所引发的矛盾成为战后东欧地区历史进程中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动因和内在根源。

其中，南斯拉夫、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发展道路比较典型地反映了东欧国家战后历史的特点。其中，匈牙利的改革较为突出。

(展示板书：2、匈牙利的改革 )

师：1945年4月，苏军全歼匈境内德军，匈获解放。同年11月，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全国农民党、小农党组成的临时国民大会举行第一次大选，小农党获多数选票，担任总理要职和半数部长职位。在人民的压力下，议会于1946年2月1日宣布废除帝制，成立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但民主力量仍受压制，为了同反动势力对抗，同年3月，在匈共倡议下，组成左翼联盟(包括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全国农民党、工会)。

1947年8月举行新的议会选举，民主力量获胜，以共产党为首的民主力量的地位逐步巩固。从1948年起，匈牙利人民共和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1949年8月，匈牙利通过宪法，正式宣布为人民共和国。1956年苏共二十大的召开，全盘否定斯大林，虽然引起了思想界的混乱，但一定程度上也给各国的改革开辟了道路。可是，匈牙利却因为苏共二十大的消极影响，引发了“匈牙利事件”，匈牙利陷入了一场_之中。

师;那么，匈牙利卡达尔的改革有没有什么不足呢?难道匈牙利的经济因此进入了一个长期的发展时期?

(展示板书：3、东欧其他国家的改革 )

师：在50年代初期，捷克斯洛伐克也实行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管理体制。从60年代开始，捷经济严重恶化，政府财政赤字达50多亿克朗，人民不满情绪日益增长，特别是波匈事件相继发生，推动了捷克斯洛伐克国内改革力量的日益发展。1968年初，改革派杜布切克出任党中央第一书记，4月捷共公布了推行政治经济体制全面改革的《行动纲领》，宣布捷“将进行实验，给予社会主义发展以新的形式”。

捷克斯洛伐克在1968年春出现的改革新气象被舆论界称作“布拉格之春”。捷共的改革方针虽然得到本国人民的拥护，却遭到苏联的猜忌和反对，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联领导人把捷共全面突破“斯大林模式”的改革尝试看作脱离社会主义道路的企图，他们认为“布拉格之春”是“反苏的”“自由化运动”，决心加以扼杀，以避免东欧其他国家加以效仿。

然而，苏联领导指责《行动纲领》背离社会主义道路，坚持认为捷的改革是“反苏”的“自由化”运动，根本不能接受，公然要求捷改变政策，停止改革。同年8月20日夜，苏联纠合波、匈、保、民德几个华沙条约国，突然出兵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运动由此中断。

师：总的来说，由于国内外一系列原因，尤其是没有摆脱斯大林模式的制约，加上苏联的干预，缺乏独立自主权利，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革都没有获得最终的成功。与苏联一样，改革后不久，这些国家又陷入了经济困难。经济困难加剧了政治上的危机，到80年代没，东欧国家的各种矛盾终于集中爆发了。

(展示板书：二、东欧剧变

1、背景 2、概况 )

师：1989～1990年，东欧局势发生了激烈的动荡，急转直下的政局变化，令全世界为之瞠目。伴随共产党丧失执政地位，东欧各国的社会制度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政治上，实行多党制为基础的议会民主;在经济上，否定公有制占主导地位，开始实行混合所有制或私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剧变后的东欧各国，背离了社会主义的方向。

师：那么，东欧国家的剧变方式都相同吗?

波兰的变化是以反对派组织取得合法地位后通过议会大选的方式实现的，东欧大多数国家是以这种方式变化的;民主德国演变后以并入联邦德国的方式告终;罗马尼亚的变化则是以采取国内暴力的形式落下帏幕。南斯拉夫演变后，南斯拉夫联邦解体，并爆发了激烈的地区性战争。在东欧剧变的过程中，各国虽然因情况不同而呈现着某些不同的变化特点，但一般都经历了大体相似的三个阶段。

师：为什么东欧国家会发生剧变?发生社会制度的更迭?是不是苏联造成的?

东欧国家的剧变不是偶然的，它是各国长期积累起来的各种矛盾的总爆发，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师：那么，东欧国家发生的社会制度根本转变，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以后，有没有给各国人民带来实惠的生活?

课后小结

师：东欧剧变对我们有哪些启示?

师：举出你知道的中外历史上出现过的改革。并以其中的一个为具体例子，说明其成败的原因。

师：从东欧剧变，谈谈斯大林模式对东欧国家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