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新村运动典型案例

韩国新村运动典型案例（精选6篇）

篇1：韩国新村运动典型案例

韩国“新村运动”历史背景及发展简介

从1970年到1982年，韩国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新村运动”。这项运动起源于农村，旨在改变农村环境，提高农民收入的运动为提高韩国农民水平，推动农村全面发展做出了贡献。

一、“新村运动”定义

韩国的“新村运动”是指在政府援助下，地方农民通过自助、协作开展各项活动提高自身收入，整顿生产基础，改善生活环境，提高农民意识，活跃集体生活，从而全面改善农民生活质量的地区开发运动。

二、“新村运动”的原型

韩国总统前总统朴正熙在考察庆尚北道清道郡一村庄时发现，该村农民自发组织起来，修缮村内桥梁和道路，改变村庄环境，当地农民呈现出蓬勃向上的生活态度。朴进尔设想如果在全国农村开展这种建设运动，韩国农村地区会有很大改观。在1970年4月召开的地方长官会议上，韩国政府正式提出了建设新农村运动，简称“新村运动”。

三、“新农村运动”发展简况

（一）背景

1945 年韩国光复后, 科技水平的提高推动了经济高速发展。上世纪60年代后,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过程, 工农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拉大, 贫富矛盾加剧, 社会分配不公, 官员腐败,**频繁。韩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取得成功, 随着国际交流扩大, 科学技术频繁引进, 国内经济结构出现失调;而国民伦理道德, 无法用金钱购买也无法引进, 只能靠自己的力量调整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同时, 政府有了雄厚的财力, 有能力支持农村建设, 客观的需要和实际可行, 催生了“新农村运动”。“新农村运动”中设计实施了一系列农村开发项目, 围绕这些项目开发, 由政府支持、农民自主的家乡建设活动发动起来。政府向全国所有村庄每村免费发放水泥400 袋,平均每户4 袋水泥, 并规定只能用于修建桥梁、公共浴池、洗衣场、修筑河堤、村级公路、改善饮水条件和房屋等公共事业, 不得他用。当年全国35000 个村中近半数村庄表现积极, 完全出乎政府预期。1971 年, 政府进行了一项调查，根据实际表现把各村分成三类, 成绩最佳为自足村, 表现一般为自助村, 表现最差的为基础村。对各类村庄采取奖勤罚懒措施, 对表现积极的村庄支持物资水泥每村由400 袋增加到500 袋,并另增1 吨钢筋。鼓励措施鞭策了后进, 1973 年时全国村庄中基础村还占1 /3, 到1978 年时基础村已全部晋升为自助村, 而自足村上升到2 /3。

(二)“新农村运动”发展阶段

韩国政府在推进“新农村运动”中, 还制订了阶段性目标, 每个阶段都超出了预期, 实现了超常规发展。基础建设阶段(1971-1973 年)：这一阶段由中央政府内务部直接领导并组织实施, 目标是改善农民居住条件和部分公共事业。政府支持水泥钢筋等物资, 农民以勤勉、自助、协同精神自主开展家乡建设。为指导这项建设, 成立了全国性的新农村运动中央协议会, 并形成自上而下的网络。同时, 成立了新农村运动中央研修院, 培养了大批新农村建设指导员。增加收入阶段(1974-1976 年)：政府派出农村运动指导员、各级公务员、社会各界负责人分批对农民进行指导, 并动员高校教师和科研院所科研人员向农民讲授新技术。政府对成绩突出的村庄提供贷款和优惠政策, 帮助农民提高农作物产量, 并开展多种经营, 增加收入。同时兴建村民会馆、自来水设施、生产公用设施, 使农村生态环境和农民生活质量得到改善, 农户收入明显增加。充实提高阶段(1977-1980 年)：因受到国内批评, 政府调整政策,改过去政府主导的“下乡式运动”为乡村民间自发式活动, 把工作重点放在发展畜牧业、农产品加工业、特产农业, 积极推进农村保险业和农村文化事业。政府提供建筑材料, 支持乡村文化事业建设和工农业开发区建设。这个阶段,注重遵循经济规律, 新农村建设的社会实效。国民参与阶段(1981-1988 年)：政府继续调整“新农村运动”措施, 建立并完善全国性的新农村运动的民间组织, 把培训、信息交流、宣传工作交给民间组织承办。政府通过规划、协调并提供财政、物资、技术支持。这个阶段着重调整产业结构, 开展多种经营,发展农村金融业、流通业, 进一步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和文化环境, 增加农民收入。此时, 农民普遍认为, 他们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已接近城市居民水平。自我发展阶段(1988 年以后)：随着新农村运动向城市延伸, 形成整体国民教育和城乡经济交流, 城乡工农差距缩小, 新农村运动演变为国民自我发展阶段。有助于农村发展的农业科技研究、培训、推广组织, 农村教育机构, 农协组织以及流通、开发、农村经济研究等组织应运而生, 在城乡交流、调整产业结构, 国民思想道德教育发挥着巨大作用, 推动了国家的民主法治建设, 促进了经济稳定发展。

(三)韩国“新农村运动”主要内容和社会效益

新农村运动初期, 针对农民的迫切要求, 把工作重点放在改善农民生活环境上, 为此, 采取一系列开发项目和建设工程。诸如:修建农村公路。韩国丘陵山区比重大, 许多村庄分布在山沟里, 与外界联系十分困难。1971-1975 年, 全国农村公路架设桥梁65000 座, 每村都修建了宽3.5 米, 长2~4 公里的进村公路。到70 年代, 除个别偏僻村庄外, 实现了村村通公路的目标。

改善住房条件。1970 年前, 全国250 万农户中80%都住的是传统的茅草屋。新农村建设开始后, 首先是改造屋顶, 把茅草换成瓦片或铁皮。农村修通公路后, 建材运输方便, 运输费用大幅下降, 许多农民把改房变成建新房,这一行动仍然得到政府的支持, 农村面貌焕然一新。

村村通电。60 年代末, 韩国农村只有20%农户安上电灯, 其余农户仍然使用煤油灯。由于新农村建设把通电当作一件大事来抓, 90 年代全国就实现了电气化。由于农民收入的提高, 一旦通了电, 农民就把彩电、电冰箱、洗衣机请回了家。村村通电, 也为工业品打开农村市场, 扩大内需创造了条件。

改善饮水条件。过去农民一直饮用井水, 既不方便又不卫生。像城里人一样, 喝上自来水一直是农民的梦想。农村建设开始后, 农民把山泉引入贮水池净化, 再用水管接到厨房。也有的打深井, 用水泵提水引入房屋。现在, 普遍使用井管挖掘机, 提取干净的深层井水, 更加方便了农户。

推广高产良种。新农村运动初期,政府就下功夫推广称为“统一系”的水稻高产优良品种, 使水稻每公顷单产3.5 吨提高到4.9 吨, 农民在实践中还学会了“集团栽培”整体高产整套技术,每10~30 户农民, 由一名技术熟练的班组长带领, 共同选种、育苗、插秧、施肥、灌水, 一直到收割。良种和栽培技术的推广, 使韩国水稻生产水平提高到新阶段。

增加农民收入。以前, 农民收入主要来源于低产农作物。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 农户收入除农业收入外还增加了商业、农产品加工、观光旅游非农收入。非农收入从1994 年的35%提高到2004 年的50%。就农户人均年收入, 1970 年137 美元, 到1978 年就上升为649 美元, 到目前, 城市居民每收入1 美元农民就收入0.98 美元, 基本持平。

发展农协合作。为适应市场经济,农民以农协形式发展合作经济, 抵御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韩国耕地是私有制, 农户属于小农经济。虽然农业生产由各户分散进行, 但在农协内部创办了农村金融机构, 方便了储蓄同时贷放农业生产资金。农协还兴办了商业, 为农户提供良种、农药、化肥、农资、家电, 农协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兴建村民会馆。从1972 年开始,各村纷纷建立村民会馆。在会馆中, 召开各种村民会议, 还举办培训班、交流会, 农忙时节, 会馆还举办公共食堂,以减轻妇女家务负担。在农民在会馆集会时, 有关人员同时统计农户收入和农业生产进度。在会馆中, 还展示本村发展计划和发展蓝图, 动员农民积极参与其中。会馆的集体活动, 使农民在社会实践中领悟到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新农村运动的社会实践中, 韩国参照国外经验, 依据自己的条件, 还兴建了地区特产农业、农村观光农业、环境友好型的有机农业、建立了农产品批发市场, 还积极兴办农村福利事业。经过30 多年新农村建设的社会实践, 这一运动已成为国家健康发展的动力。

进入20 世纪90 年代, 韩国政府多次研究, 把新农村运动作为实现新型国家福利文明的具体措施。把新时期新农村运动的目标定为: 促进区域发展、树立良好的社会风尚和具有时代特点的国民精神、提高国家和民族尊严与国际地位、培育共同体意识,实现民族团结和谐。具体内容包括, 建设美丽舒适的家乡、创造有意义的工作岗位、创建健康社会、建设自豪国家。并把乡村的新村运动, 深入到家庭, 推进到城市和各工作单位。

(四)政府在新农村运动中的作用

自新农村运动一开始, 韩国政府在组织管理、协调服务、日常运转、教育培训中发挥了主导性的作用。组织协调。为适应对新农村运动的领导, 韩国政府在中央、道(相当于我国的省、自治区)、直辖市, 市、郡(相当于我国的地市)三个行政级别上设立了新农村运动协议会, 中央协议会会长由内务部部长兼任。面邑(相当于我国的乡镇)基层行政机关设立新农村运动促进委员会。另外, 在中央有关部内设定分管这一工作的处室和负责人。为防止推委、相互扯皮, 还精简了重复的中间环节, 提高了工作效率。对工作成绩突出的公务人员, 给予晋级和升薪。财政支持。为支持新农村建设, 韩国政府通过多种渠道筹集经费。1978年比1971 年支农经费增长了7.8 倍,1994 年政府和民间投资额为110000亿韩元, 90 年代后期投入42 万亿韩元, 进入21 世纪又将投入119 万亿韩元。政府对农村的财政支持不釆取平均主义, 而是鼓励竞争, 奖励先进, 择优投入。建立监察制度。为推动新农村运动正常进行, 韩国政府制定了一系监督检查制度, 对监督对象、范围、方法、信息分析、反馈体系都作了明确规定。总统个人随时深入农村, 实地检查, 做出指示。建立培训制度。韩国政府十分清楚, 新农村运动不是短期内所能完成的, 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因此, 有必要加强新农村指导和公务员的联系, 分工协作。同时, 对国会议员、各部部长、大学教授以及新闻、企业职工、将军、公务员、指导员集中培训, 共同讨论,解决实践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五)韩国新农村运动的精神实质

韩国新农村运动抓硬件建设, 更注重精神道德、思想理念的软件建设。克服“下乡式”“注入式”工作方法, 自主地建设家乡。韩国前总理李寿成认为, 新农村运动的基本精神是“勤勉、自助、协同”。勤勉: 勤劳, 互相鼓励, 充分调动国民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自助: 发扬自立自强精神, 激发大家相信自己的力量, 用农民自己的话说,就是“干, 就能行”“我们能做好”“让我们共同过上好日子!”。协同: 发扬集体主义精神, 团结一心, 共同奋斗。从节约一勺米, 身边一点一滴小事做起, 不空谈, 不图名, 不搞形式主义, 身体力行, 实实在在地建设家园。进入90 年代, 新农村运动扩展到社区、全社会。新农村运动的精神也引申为, 通过自我教育和社会实践, 激发国民不断进取, 奋发向上精神, 相信自己的力量, 以提高国民整体素质, 创建一个和平安定, 生活富裕, 美丽舒适,文明和谐的新公民社会。

篇2：韩国新村运动典型案例

韩国新村运动始于上世纪70年代初，是由总统亲自倡导、政府强力推动、全体国民参与的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农业、改变农村、改造农民的大变革运动。

一、历史背景

从政治角度看,近代以来韩国韩国政治一直处于动荡之中, 社会秩序混乱, 腐败盛行。1961 年朴正熙领导的军事政变的成功为韩国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机遇，为了建立稳定政治秩序, 必须发展经济, 改变农村地区的极端贫困状况。

从经济角度看, 韩国长期贫穷落后，人多地少。60年代中期，韩国实施出口工业战略，在美国等国家的支持下，工业原始积累初具规模。但相比之下, 农业则落后了许多, 城乡发展严重失衡, 社会矛盾加剧, 广大农民面临绝境。韩国农村的落后状况, 已经成为韩国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

从社会角度看, 当时韩国农村的生活条件非常差。改善生活环境、缩小城乡差距成为韩国农村发展的重要要求。

二、发展进程

在韩国新村运动的30 年中, 政府制定具体的阶段性目标, 其发展进程可分为几个阶段:

(1)基础建设阶段(1971～1973 年)。这一阶段目标是改善农民居住条件, 政府无偿提供水泥、钢筋等物资, 激发农民自主建设新农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并且建设一些新村建设协会, 推动新村运动, 政府还派新村指导员以进行协调领导工作。

(2)扩散阶段(1974～1976 年)。这一阶段, 新村运动迅速向城镇扩大, 成为全国性的现代化建设活动。同时, 政府派人到新农村进行科技文化推广活动, 帮助农民增收。

(3)充实和提高阶段(1977～1980 年)。这一阶段, 随着城乡差距的逐步缩小, 政府推进新村运动的重点放在发展畜牧业、农产品加工和特色农业方面, 更加注重活动内涵和社会实效。

(4)国民自发运动阶段(1981～1988 年)。这一阶段, 政府大幅度调整了有关新村运动的政策和措施, 建立和完善全国性的新村运动民间组织, 培训、宣传工作由这些组织来承担, 政府只是宏观规划和引导。

(5)自我发展阶段(1988 年以后)。随着韩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一派繁荣景象从城市开始逐步向四周农村地区扩散,新村运动也带有鲜明的社区文明建设与经济开发的特征。政府进行公民道德教育, 以精神文明建设促进农村物质文明建设, 使新村运动转变为国民自发良性发展阶段。

三、特点

（1）这是一场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群众广泛参与的运动。政府主导可以说是韩国新村运动最重要 特点。韩国政府不仅是新村运动的发起者, 而且是运动的组织者和最有力的支持者。政府主要负责行政、财政和技术支援，并且调动全国公民积极参与，起到了发动、引导、支持和推动的重要作用。韩国新村运动，是农民自愿、自发、自主的运动。从计划到落实均由农民自作主张，从意愿到推动均由农民自主选择，始终维护和发挥了农民的主体地位。从第四年开始，全国所有的村民都已经积极地参与新村运动了。群众广泛参与的新村运动改善了全体国民的素质。

（2）重视精神和道德建设的作用。这是韩国新村运动的又一重要特点。改变人们落后的精神面貌是韩国新村运动发起的重要原因之一, 重塑人们的精神和道德观念也是新村运动的重要目标。新村运动成为提高国民道德水准的良好载体。在新村运动中, 道德建设和社会发展形成了良性互动, 二者相互促进。

四、成效

这场实施了差不多十年之久的新村运动，旨在引导农民参与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主要成果如下:

（1）增加了农民收入，改善了农村生活和居住环境。全国的农民很快摆脱了贫穷, 缩小了农村与城市之间

原本很大的收入差距。农民改善了居住环境和生活、生产条件, 获得了实惠。

（2）改善了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农村饮用水系统得到了改善，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 交通条件也有了很大改善, 从而奠定了韩国农业发展的基础。

（3）重视教育和培训, 提高了劳动者的素质。新村运动的核心是教育和培训，从中央到地方都建立了相应的教育和培训机构。教育与培训使农民培养起了“自立、自助、勤勉、合作”的思想观念。许多村民学会了科学种地、操作机器、土木施工、木工、建筑等技能, 甚至还包括指挥协调的能力, 这大大提高了韩国广大劳动者的整体素质。

五、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启示 中国目前的经济与政治背景与韩国当年有许多相似之处。就经济背景看，中国现在的情况比韩国当年有过之而无不及。就政治层面看，中国现在与韩国当年也有其相似之处，二者均属于典型的中央集权型体制。但我们国家也存在着一定的不利条件, 相比于韩国, 我们国家的幅员要辽阔的多, 因而农村的地区差距也大得多, 情况相对复杂。通过考察韩国新村运动的实践、分析其特点, 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点有益启示:

（1）要处理好政府主导与政府引导的关系。韩国政府主导是新村运动顺利开展的关键。但是完全的政府主导也存在着一定的弊端, 使民众增加了对政府的依赖性, 限制了自身主动性的发挥。因而, 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 我们应处理好政府主导与政府引导的关系。关系到新农村建设的全局、政策措施等重要问题政府应充分发挥主导作用。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 政府应充分发挥引导作用。

（2）必须做好长期规划, 加强新农村建设的制度保障。由于韩国新村运动主要是由政府主导的, 因而运动在整体上缺乏制度保证, 并且容易受到政治的影响。借鉴这一经验教训, 我们必须坚持科学规划, 各项工作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逐步推进。加强新农村建设的制度保障,以保持新农村建设政策的稳定性。

（3）注重道德以及精神文明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的重要作用。道德建设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强大精神动力。在新农村建设实施过程中, 要加强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改变人们的精神风貌, 提高农民道德素质和精神文明修养, 推动新农村的建设。

（4）要重视提高农民素质。重视农民的教育与培训是韩国新村运动又一显著特点。这就启示我们必须提高农民素质。培养造就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提高农民的科技素质和科学技能。

（5）重在落实。新村运动之所以能够取得实效,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韩国政府切切实实把新村运动的各项工作都落到了实处。现在党和政府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决策已经确立, 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将新农村建设的各项工作和任务都落到实处, 注重实效, 坚决杜绝形式主义, 防止搞花架子。

李水山、许泳峰著，《韩国的农业与新村运动》，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12

韩国新村运动的背景、社会特征及其启示

张伟，韩国新村运动及其启示，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07 年

篇3：韩国新村运动典型案例

(一) 韩国新村运动的背景

韩国是一个农业资源缺乏的国家, 耕地只占全国国土面积的22%, 而人口密度高达每平方公里423人, 耕地人均只有0.05公顷 (0.75亩) , 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 (高于日本) 、人均耕地最少 (少于中国) 的少数国家之一。直到60年代初, 韩国还是一个贫穷的发展中国家, 农村情况更不景气, 农业生产落后, 大量使用着人畜力为主的传统耕作方式;农民居住条件很差, 基础设施落后;通讯困难, 交通不便, 流通不畅。

从1962-1971年, 韩国政府实施了两个经济发展5年计划, 重点扶持产业发展和扩大出口, 但在此期间工农业发展严重失调。此外, 农村人口出现了不合理流动。土地的相对稀缺使部分农村人口处于隐性失业状态, 相对富余的农村劳动力不能完全被土地吸收, 而城乡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 进一步促使农村人口大量流向城市。有关资料表明, 1950-1971年, 韩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从70%降低为46%。但由于对农村人口的流动缺乏有效的措施, 劳动力的流动较为盲目, 一方面, 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并没有很好地被城市吸收, 带来了诸多的城市问题;另一方面, 农村青壮劳动力的流失使农村发展更加缓慢。

城乡发展不均衡, 使韩国出现了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为解决出现的问题, 缩小城乡差距, 韩国政府在实施第三个5年计划时把“工农业的均衡发展”和“农水产经济的开发”放在发展的首位。从1970年开始, 由韩国总统朴正熙亲自倡导, 以“勤勉、自助、协同”为基本精神的韩国新村运动拉开了帷幕。

(二) 韩国新村运动的发展过程

从1970年开始, 韩国政府为全国农村提供一定数量的水泥和钢筋, 用于村里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并根据村子建设情况来划分级别, 以决定提供援助的数量。这些措施激励了村民建设家园的热情, 他们纷纷组织起来, 积极参与到新村运动中来。其发展过程, 李水山总结为5阶段:1.基础建设阶段 (1971-1973) , 这一阶段由中央内务部直接领导和组织实施, 目标是改变农民的居住条件, 如改善厨房、厕所, 修建围墙、公路等。新村运动经过基础建设阶段, 初步改变了农村的生活居住条件。2.扩散阶段 (1974-1976) , 这一阶段, 新村运动向城镇扩大, 成为全国性的现代化建设活动。新村建设的重点从基础阶段的改善农民居住生活条件发展为居住环境和生活质量的改善和提高。在扩散阶段, 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 农业连年实现了丰收。3.充实和提高阶段 (1977-1980) , 这一时期, 城乡差距逐步缩小, 社区经济开发日趋红火。4.转变为国民自发运动阶段 (1981-1988) , 这一阶段, 政府大幅度调整了有关新村运动的政策与措施, 建立和完善了全国性新村运动的民间组织, 培训和宣传工作改由民间组织来承担。当时, 农村居民普遍认为, 他们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已接近了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准。5.自我发展阶段 (1988年以后) , 随着韩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一派繁荣气象从城市开始逐步向四周农村地区扩散, 新村运动也带有鲜明的社区文明建设与经济开发的特征。

(三) 韩国新村运动的政策内容

1.进行农村启蒙, 鼓励农民行动起来, 靠自己改变生活

韩国农民在历史上一直处于社会底层, 受“天命论”影响, 他们安于现状, 缺乏社会个性和开拓精神。新村运动通过向农村无偿提供水泥、钢筋等材料, 鼓励农民行动起来, 自己建设自己的家园, 使他们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此, 他们具有了自立自强的意识和靠自己可以改变生活的信念, 为农村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精神基础。

2.改善农民周围环境, 缩小城乡差异

一是改善农民生活环境, 包括改善住房条件, 1971年, 全国250多万农户中约有80%住在茅草屋内, 到1977年, 全国所有农民都住进了瓦房中, 农村面貌焕然一新;农村电气化, 新村运动期间, 政府优先给积极参与运动的农村供电, 使农村电气化得到了发展;农村用上自来水, 农村安装电话等等。二是改善农民生产环境, 包括修建农村公路, 修筑大小河堤, 推广高产粮食品种等等。通过改善环境, 缩小了城乡之间的差距。

3.增加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提高农民收入

在基建资金筹措中, 政府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不但直接投资, 还为村庄集资提供贷款。基础设施的增加及相关配套政策的实施, 大大提高了农民的收入, 韩国农民人均收入从1970年的137美元升至1978年的700美元, 增加了4倍多。

(四) 韩国新村运动成就

韩国新村运动打破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缩小了城乡差异, 1965-1969年, 城市居民年均收入增长14.6%, 农户为3.5%;在1970-1976年间, 城市居民户均年收入增长4.6%, 而农户则为9.5%。新村运动还带来了农民心理、观念、行为方式等一系列无形的变化, 这些变化又对工业生产起到了推动作用。

二、韩国新村运动对我国缩小城乡差异的启示

(一) 由二元结构下的城乡分割走向城乡协调来缩小城乡差异

韩国的工业化是在社会经济条件尚不成熟时提前发动的, 工业化集中在城市进行, 以牺牲农业为代价, 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等形式支持工业发展。我国发展工业化的背景与韩国基本相似, 也是在经济落后的情况下, 依靠剥夺农业剩余资金来发展工业, 并形成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拉大了城乡差距。从韩国的新村运动, 我们可以看到, 打破城乡二元结构, 取消户籍限制, 由城乡分割走向城乡协调发展, 是缩小城乡差距的根本。

(二) 通过加大农村基础设施供给来缩小城乡差异

基础设施是重要的公共产品, 其性质决定了私人供给的无效率, 因此必须由政府供给;其功能决定了它与经济发展和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呈正相关关系, 其短缺会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韩国新村运动从农民的切身利益出发通过加大供给农村基础设施来实现缩小城乡差异, 发展农村经济的目标, 不但提供了农村基础教育、卫生保健等产品, 而且随着运动的推进, 提供基础设施的层次不断提高。这一方面降低了私人活动的成本, 另一方面降低了农村的生产风险, 大大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缩小了城乡差异。

我国长期以来的以农补工和基础设施供给上的城乡差异, 使得农村基础设施供给数量不足, 质量不高, 结构不合理, 这已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发展, 拉大了城乡差距。以韩国新村运动为鉴, 我国政府应成为农村基础设施供给主体, 国家每年应保证对农业的投资基数并随经济发展稳步上调, 同时鼓励各方面资金积极参与农村基础设施供给。此外, 应注意调整农村基础设施结构, 加大对急需尤其是生产性基础设施的供给, 突破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 发动中国的新村运动, 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

(三) 通过加强农村文化建设来缩小城乡差异

长期以来, 我国农村基础教育薄弱, 许多人文化程度不高。同时, 我国几千年封建文化中的一些糟粕在人们心理上产生的沉淀还不时影响着人们的行为, 自私自利、愚昧迷信等现象还大量存在, 表现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上, 就是“等、靠、要”以及“搭便车”思想严重, 只想无偿使用, 不愿额外付出。加大农村基础设施供给, 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差异, 主要一是靠国家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 二是靠农民积极参与建设和维护, 只有农民真正行动起来, 农村基础设施才能建设好、维护好、利用好, 才能真正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基础动力。以韩国新村运动为启示, 我们应大力加强农村文化建设, 以积极、健康、向上的文化统领农村文化阵地, 鼓励农民行动起来, 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 以艰苦奋斗和辛勤劳动为荣, 以积极参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为荣, 靠自己的劳动和团结奋斗, 缩小城乡差异,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四) 通过政府先行来缩小城乡差异

从朴正熙政府开始, 韩国发动了以“勤勉、自助、协同”为基本精神的新村建设运动, 这场运动中, 政府是积极的组织者和参与者, 其动力是自上而下的。在政府的推动下, 韩国农民改变了旧有思想观念, 积极参与到建设新农村的运动中, 取得了瞩目的成效。我国农民与新村运动前的韩国农民基本相似, 受封建思想影响比较深, 长期以来安分守己, 安于现状, 进取精神不足, 加上我国以前的行政神秘化, 更把农民排斥在社会事务之外, 这就要求在农村基础设施供给中, 从政策制定、筹资、规划到建设等等一系列步伐, 都要政府先行, 要靠政府的推动和积极参与, 逐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培养他们建设农村的责任感, 从而发起新农村建设运动, 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差异,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摘要：始于上世纪60年代的韩国新村运动, 通过农村启蒙、改善农民居住环境、增加农村基础设施供给等措施, 有力地推动了农村的发展, 缩小了城乡差异。本文对此做了简要分析并提出了韩国新村运动对我国缩小城乡差异的启示:城乡协调发展、加大农村基础设施供给、加强农村文化建设、政府先行。

关键词：新村运动,发展,城乡差异

参考文献

[1]毕世杰, 马春文.发展经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

[2]邓鸿勋, 陆百甫.走出二元结构——农民就业创业研究[C].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 2004.

[3]熊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税费改革[D].厦门大学博士论文, 2003.

篇4：韩国“新村运动”的启示

韩国之所以能成为现代化的后起之秀，得益于多方面的因素。在这诸多因素中，“新村运动”作为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不仅比较好地解决了“三农”难题，而且还成为其现代化战略的有力支撑。

韩国是农业资源相对稀缺的国家，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高于日本），人均耕地最少（少于中国）的国家。韩国历史上也曾创造过灿烂的农业文明，然而，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后，伴随着工业的快速扩张和城市化的高歌猛进，出现了农业相对萎缩、农村日渐衰落、城乡差距日渐扩大、农村劳动力严重老化、农村人口无序迁移等较为严重的经济与社会问题。韩国政府认识到，如果不在加速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同时振兴农村，大量农村居民要么大量涌入本已承载不动气喘吁吁的城市，要么被排斥在现代化进程之外，这不仅使国民经济缺乏消费拉动力，而且更严重的是造成尖锐的社会矛盾，甚至会延缓现代化的进程。鉴于此，韩国政府决定实施“新村运动”，并把它作为推进农村现代化的有效载体。

韩国的“新村运动”是一个社会综合开发运动，其目标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精神发展，包括灌输正直诚实的价值观，培养自重、和谐、自助与合作精神，确立牢固的国家认同观念、生活方式的理性化等；第二，经济发展，包括提高农户生活，农业与渔业结构的创新，调整土地开发，技术创新与机械化等；第三，社会发展，包括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等。新村运动每一阶段的侧重点不同，政府的指导方针与考核次序也不一样。其主要做法为：

——在“新村运动”发展初期，主要采取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由政府通过对改善农村居民的居住环境和生活质量、新村项目开发和工程建设、新村教育等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来扩大内需，消耗过剩的产能，逐步缩小城乡差距，调动农民建设新农村的积极性。这一阶段的主要目标是改善乡村居民生活环境条件。政府确定的运动成绩评比的优先次序是改善生活环境——增加家庭收入——转变态度。

——在“新村运动”发展中期，主要采取政府培育、社会跟进的发展模式，其主要目标为发展生产和增加收入，评比的优先次序调整为增加家庭收入—转变态度—改善生活环境。政府相应把工作重点转移到鼓励发展畜牧业、农产品加工业、特色农业、农业保险业及农协组织建设，增加农民收入，逐步培育社会发展实体。

——在“新村运动”发展后期，其主要目标是精神启蒙，通过精神启蒙全面提高和巩固运动成果，并相应转入国民主导型发展模式。政府只是通过制订规划、协调、服务等手段，调整农业结构、发展多种经营、大力发展农村金融业和流通业，为国民的自我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环境。与此同时，通过建立和完善全国性新村运动的民间组织，发挥中介组织在新农村建设中的独特作用。此外，政府还注意在克服新村规模偏小、加强区域合作、密切城乡关系和工农业关系等方面做出一些尝试，鼓励并引导兴建农业与制造业相结合的农业园区，拉长农业产业链，增加农民收入，加速农业高效化、规模化与现代化。

经过三个阶段的不懈努力，“新村运动”取得了超出预期的效果。农业生产取得长足进步并基本做到粮食自给，在此基础上推动了农村非农产业的全面发展；农民收入明显提高，城乡差距日渐缩小并出现了有些年份农民家庭的人均收入高出城市工薪家庭的现象；乡村面貌出现了根本改变，农民的精神风貌也出现了较大变化，一代新型农民逐渐形成。“新村运动”的成功，还为韩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１９７１－１９８１年，韩国国民生产总值从９０亿美元上升到６６８亿美元，人均产值从２７７美元跃升到１９７７年的１０１２美元，到１９８１年为１７３４美元，到１９８７年为３１１０美元。１９７０－１９８７年间，韩国经济增长速度列世界第二。

虽然韩国的“新村运动”也存在一些不足，如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因为复杂的社会原因造成建设资源浪费，工业化进程和“新村运动”的矛盾等，但这一运动不仅有效地解决了现代化进程中的“三农”问题，加速了现代化进程，而且产生了一定的国际影响，俄罗斯、菲律宾等多个国家的总统和部长先后带领国家考察组赴韩国学习考察“新村运动”，并建立了友好交流与合作关系。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上世纪７０年代的韩国的农业、农村状况和现阶段的中国的农业、农村状况在发展阶段与基本情况等方面大致相似，都处于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渡时期，在现代化进程中所碰的难题自然有类似之处。因此，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要注意学习借鉴韩国“新村运动”的经验和做法，避免其失误与弊端，遵循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型过渡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规律，从大处着眼，从小处入手；从无形的精神启蒙着眼，从有形的物质投入入手；从农村居民主导新农村建设着眼，从政府主导启动入手，从而逐步把新农村建设引向深入。

（作者系中共海门市委副书记）

篇5：赴韩国新村运动的考察报告

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韩国政府基于国情，组织实施了新村运动，即农村重建运动。把经济发展、科技发展和国家伦理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在一个资本主义体制和发展中的国家成功实现了国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高度增长起来的经济创造了“汉江的奇迹”，而这些做法对我们目前进行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不无借鉴意义。受贵州省农业厅派遣，20**年10月21日至11月3日，我们一行 10人在省农业厅种植业管理处处长黄俊明同志的带领下，对韩国的新农村运动进行了考察学习，现将考察学习情况汇报如下。

一、关于韩国新村运动的背景

由于长期受战争和政治**影响，在新村运动之前，韩国农村一直处于贫穷落后状态。1962年韩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为82美元，农业增加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3%，农业劳动力占就业总人口的63%。全国250万农户中80%住茅草房，只有20%的农户通电，5万个自然村只有60%通汽车。“住草屋，点油灯，吃两顿饭”，是当时韩国农民生活的真实写照。农村基础设施条件也极其落后，许多物品由人来背或由牲畜驮载，没有任何村庄规划，农民的房子随意建造，村庄内道路狭窄，动力机械进入不了农民的院子。

韩国政府重视城市工业发展的政策导致城乡差距拉大，农业发展后继乏力。1962-1971年，韩国政府实施了两个五年计划，重点扶持工业发展和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初见成效，人均gnp间翻了两番，工业化、城镇化步伐明显加快。与此同时，乡村发展长期受到忽略，政府各级官员普遍缺乏推动农业发展的热情，农村公共设施和生产基础设施投资严重不足，而农产品贸易的市场条件又对农民不利，农产品价格过低，长期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几乎不能维持生计。新村运动前，工农业发展失调，增长速度差距拉大，第一个5个计划中工业发展速度为7.8%，农业发展速度仅 5.3%，第二个5个发展计划中工业发展速度为10.5%，而农业发展速度只有2.5%。城市居民和农民的收入差距拉大，1962年的农户年平均收入是城市居民的71%，而1970年降到61%。当时，全国农村人口的年平均收入还不到城市居民的5%，且这种差距有继续扩大的趋势，农村人口出现大量无序迁移，并带来了诸多社会问题，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弱质化，加上农业机械化发展滞后，农业发展后继无人，部分地区甚至濒临崩溃的边缘。

20世纪60年代以来，由于城乡发展失衡，加上周围国际环境复杂、国家分裂、市场开放和西方文化浪潮的冲击、民主政治制度的不成熟等因素，韩国开始出现就业难、**等一系列问题，社会矛盾一触即发。农业基础薄弱，农村教育落后，农民普遍缺乏自信，鄙视、逃离和离弃农业、农村的风气蔓延，大批年轻人纷纷涌入大城市。东西方文明和价值观相互冲撞，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思潮蔓延，一次又一次冲击着农村原有的传统文化、伦理和秩序。收入分配不公，暴发户和贫困户之间矛盾加剧，社会出现动荡。

这种社会背景客观上要求韩国政府高度重视农村问题，树立农民勤勉、自助精神，官民共建农村家园，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与此同时，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成功，使得韩国政府已有一定的财力支援农业，以缩小城乡、工农、区域之间的差距。

二、新村运动的主要内容

韩国新村运动是一场以改善农村生活环境、促进农业发展、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为主要内容的自上而下的农村现代化运动。运动以勤勉、自助、合作为基本精神，以振兴国家为动力，通过政府支援、农民自主的方式，设计实施了一系列开发项目，带动农民自发开展家乡建设活动。新村运动在农村率先开展后，迅速波及工厂、学校及城市，逐步发展成为全国范围内的国民运动，对促进韩国经济和社会现代化作出了巨大贡献，并奠定了韩国国民的时代精神、国家伦理、和谐社会的基础和文明秩序。

新村运动从1970年正式发起到现在，经历了30多年的风雨历程。其间，根据运动目标和内容的差异可分为基础建设、扩散、充实提高、国民自发和自我发展5个不同的阶段。

⑴基础建设阶段（1970年-1973年）。这是打基础的阶段，主要目标是改善农民居住条件。重点实施了改善生活环境工程、增加收入工程和思想态度变革三大工程。改善生活环境工程重点是拓宽村子内道路，开设户外洗衣设施，将传统的屋顶，围墙，厨房和厕所更换为更耐用或更现代的设施。增加收入工程的重点是通过拓宽农用道路，改良土壤，种子改良和农民之间的劳动合作增加农业收入。思想变革工程目的是改变消极的思想和态度。重点是消除社会没落观，鼓励勤劳节俭的生活方式，创建合作的氛围。1970年11月-1971年7月，韩国政府为全国3.5万个村每村分配 335袋水泥，要求开展政府拟定的20个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主要包括：换房顶（把草房顶换成铁皮或其他比较坚固的房顶），修整村中的小巷，建公共澡堂、公共洗衣处、公共饮水设施，绿化荒山，改善厨房、厕所，修筑围墙、公路，改良作物、蔬果、畜禽品种以及架桥、修路、盖会馆（村活动室）和建设卫生保健等福利项目。为了积极有效配合“新村运动”和相关工程的实施，中央和地方政府成立了各种机构和扶持系统。在中央内务部直接领导下建立了全国性组织“新村运动中央协议会”，形成了自上而下的全国性协议会网络，同时建立新村运动中央研修院，培养大批新村指导员。

新村运动第一年，全国3.5万个村庄中有1.6万多个村表现积极，成效显著，政府又给它们加拨了500袋水泥、1吨钢筋。同时，政府规定，后进村如果下一年干得好，还可以追加给1000袋水泥。为进一步激发各村的积极性，政府还把全国的村分成三等：自立村（最好）、自助村（次之）、基础村（最差）。在每个村前都树立牌子，政府的援助物资只分给自立村和自助村。1973年，全国约1/3的村被划成基础村，此后，基础村迅速减少，到1978年已基本上消失，约有2/3的村升级为自立村。政府的政策、措施极大地调动广大农民立足家乡、建设家乡的积极性，妇女也开始参与各种社会活动，农民生活居住条件得到初步改变。

⑵扩展阶段（1974-1976年）。这是新村运动的全面发展阶段，由乡村至城市，出现工厂新村运动、公司新村运动、学校新村运动、街道新村运动等，成为全国性的现代化建设活动。新村建设的重点从改善农民居住生活条件发展为居住环境和生活质量的改善和提高，修建村民会馆和自来水设施，生产公用设施，新建住房，发展多种经营。

这一阶段在继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着力帮助农民增加收入。这期间政府推出了“第二次增加农渔民收入计划事业”，也称“建设新村运动增加收入事业”。一是调整种植业结构。以郡为单位，在137个地区大力倡导、重点开发21个经济作物品种，山区发展牧业、造经济林等，共有75万农户参加，政府主要在财力和技术上给予支持。二是推广农业技术，广泛普及高产水稻新品种“统一稻”的种植。1974年水稻产量达到 3800万石，首次实现大米自给目标，1975-1978年达到自给有余。

政府对新村指导员、国家各级公务员、社会各界负责人分批进行了新村教育；对成就突出的农村提供贷款，并给予各种优惠政策；动员理工科大学和科研院所的教师、科技人员轮流到农村巡回讲授和推广科技文化知识和技术。

在这一阶段，农业连年丰收，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

⑶充实提高阶段（1977-1980年）。这是新村运动的自立发展阶段。政府推进新村运动的工作重点放在鼓励发展畜牧业、农产品和水产品加工业和特产农业，积极推动农村保险业的发展。据统计，1978年农村企业达到384个，1980个增加到790个。同时，为推动乡村文化发展，政府提供了各种建材，支援农村的文化设施和开发区建设。

⑷国民自发运动阶段（1981-1988年）。在这一阶段，政府大幅度调整政策与措施，建立和完善全国性新村运动民间组织。新村运动的培训和信息宣传工作改由民间组织承担，政府的工作重点定位为制订规划和开展协调以及提供必要的财政、物质、技术支持，着重调整农业结构，进一步发展多种经营，大力发展农村金融业、流通业，继续提高农民收入，改善农村生活和文化环境。这一时期农村居民普遍认为，他们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已接近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准。

⑸自我发展阶段（1988年至今）。随着韩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新村运动也逐渐呈现鲜明的社区文明建设与经济开发特征。政府致力于国民伦理道德建设、共同体意识教育和民主与法制教育，倡导全体公民自觉抵制各种社会不良现象，并积极推动城乡流通业的发展。新村运动初期为启动农村经济、文化活动而建立的政府机构及其活动内容和活动形式逐步弱化，而有助于农村经济、文化发展的机构，如农业科技推广、培训组织，农村教育机构，农协，流通、农村综合开发、农村经济研究等组织机构应运而生，并逐步发挥积极的作用。

三、新村运动的主要政策、措施

韩国新村运动的许多项目都是在政府的政策、措施扶持下开展的，这些政策措施主要有：

⑴建立高效统一的新村运动组织管理机构。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建立了系统的新村运动组织机构和工作程序。中央成立了“中央协议会”，直属内务部，内务部长任议长，中央部委副部级官员担任议员。地方各级政府按中央模式设立了相应的地方协议会。村级设立开发委员会，由10—12名村里有识之士及农民代表、新村指导员组成，里长或新村指导员任议长，具体筹划、协调和执行村级新村运动。村开发委员会根据中央协议会的基本方针，制定具体的开发项目和实施操作方案，再经促进委员会，市、郡协议会，逐级上报到道、中央协议会，重大事项由中央、道协议会研究决定。

⑵实施农村经济、文化全方位建设战略。新村运动按照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的战略向前推进。运动初期，政府把工作重点放在改善农村公路、农民住宅，自来水改造和农村电气化等实实在在的项目开发和建设工程上。随着新村运动的深入开展，政府的工作重点放在推广高产水稻品种，鼓励发展畜牧业、农产品加工业、区域特色农产品产业，发展多种经营，并积极推动农村保险、金融的发展。修建村民会馆、敬老院、读书室、运动场、娱乐场、青少年活动中心等农村文化设施，推动乡村文化的建设与发展。通过举办文艺活动、各类培训，激发村民的勤勉、自助、协同、奉献精神。

⑶制定科学、严格的新村运动管理制度。首先，强化了各级公务员的责任。面、邑和市、郡两级公务员每人联系、帮扶4个村；道一级课长和局长负责一个郡；中央内务部（主管部门）的课长和局长负责一个道。其次，对各级政府新村运动职责做出了明确的规定。面（相当于乡镇）级管理职责：面政府公务员每天在村调查研究，检查督促新村运动执行情况，收集整理有关数据，并向面长报告，面长通过建立图表档案及时收集分析有关情况，每天或每周向郡守报告有关统计数据。郡级（相当于县）管理职责：及时发现农村基层组织有关情况，检查监督中央分配下达的支援物资是否及时、准确地送到面、村。道（相当于省）、中央级管理职责：及时掌握郡、面、村的实际情况，及时制定和调整有关政策措施，各道（省）政府及时收集有关情况并写成报告，每月或定期向内务部部长报告。内务部长收集分析全国的情况，及时制定或调整有关政策。内务部长委托大学教授，并根据情况派中央有关部委官员，负责全国新村运动的检查监督工作。

⑷设立奖勤罚懒机制。一是政府在人财物的支援上实施奖优罚劣的分配政策。根据各村完成公共事业的成绩好坏。把全国3.5万个村划分为自立、自助、基础三级，成绩最好划为自立村，最差的为基础村。新村运动第二年政府的援助物资只分给自立村和自助村。在政府架设电力线路时，干出成效的，即使再偏远，也予以优先考虑。二是尽管新村建设指导者不拿报酬，但政府也给予精神和其他物质奖励，如发勋章，有权随时面见行政官员，优先选拔做国家公务员，坐火车汽车票价便宜50%，子女在初高中考试排在前一百名的免学费并发奖学金。三是对县乡两级公务员实行新村建设考核制度，干得好的提拔，干得不好的调往山区和岛屿工作。

⑸实施村民监督制度。建立村民监督制度以保证政府投入的财力和物资的有效使用。一是所有的财物以村为单位申报领用，政府各部门不参与工程建设。每村委派一名公务员具体负责统计工作并接受村民监督，政府把能否及时、准确无误地将中央分配的支援物资送到村里作为考核公务员素质的重要标准，公务员的晋职加薪与其在新村工作中的政绩、水平挂钩。二是各村村民代表可参与郡、面政府的有关决策会议，可以约见市长、郡守，并当面提出问题、批评与建议。

⑹政府提供一定的物资、资金和技术支持。一是对新村运动前期的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提供了相当于政府预算1% 的资金，向农民发放长达30年的低息贷款，并为农村争取国际组织贷款，政府有关支农资金通过农协直接发放到户。二是给予农村基础设施和民居建设必要的技术支持，如帮助进行村镇建设规划，推荐标准住宅图纸，派技术人员指导道路桥梁建设等。

⑺强化新村运动的教育与指导。一是成立新村运动培训机构，加强对新村运动的教育与指导。1972年成立中央研修院对社会各阶层的核心骨干人员和中坚农民进行培训，举办了骨干农民培训班、新村指导员班、农协管理干部班、妇女指导员班、农村教育骨干人员班等共二十四种培训班，通过集体住宿、集中讨论、生活教育等三个环节达到教育的目的。培训的主要内容有地区开发、意识革新、经营革新、青少年教育等七个方面。到 1995年，各层次的新村教育共培训34.2万多人次。通过新村教育，中央研修院培养了一大批献身于国家经济发展的骨干。二是实施“志愿指导员”制度。全国共有300万新村运动指导员（农村、城市等基层单位运动骨干），除本职工作外，他们无偿提供劳动。

韩国政府的这些政策、措施反映了农民的要求，切中农村实际，解决了存在的问题，有力地推动了新村运动的快速发展。

四、新村运动的主要成就

新村运动不仅改善了韩国农民的物质生活条件和居住环境，也改变了他们的精神面貌，并产生了积极的国际影响，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⑴新村运动增加了农民收入，改变了农村破旧落后的面貌，缩小了城乡差距，促进了城乡协调发展。首先是农村居民的生活、生产设施得到显著改善。到20世纪70年代末，修建桥梁7000多座，改善了村庄道路，基本实现了村村通车；铺设了自来水管道，建设了大量新村会馆和24000座水库；基本实现了农村电气化，农民晚上点油灯的景象开始消失；改变了农村地区靠家庭主妇头顶运水的传统习惯，大多数农户从住处可得到方便卫生的饮用水；传统的茅草屋顶开始消失，全部农民都住进了瓦片或彩钢顶的房屋，就XX区和海岛渔村的农民都住上了设计新颖、舒适方便的砖瓦房。其次是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城乡差距缩小。道路的改善促进了对动力机械的引进，1980-1990年间基本实现了水稻生产机械化。同时，通过大力发展特色农业，实施区域开发，建设农产品流通批发市场，推进农村金融业发展，支持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等多种措施，农村经济迅猛发展，农村居民收入不断增加，20世纪70年代中期曾一度超过了城市居民。1967-1976年间，农民家庭收入从12456韩元增加到96355韩元，增长约8倍，而这期间城市工人的收入从 20720韩元增加到95980韩元，增长约5倍。1979年，农民收入平均达到城市工人收入的84.7%，1993年已达到95.5%。到，农村百户农民彩电拥有率123.6%、电冰箱105%、汽车20.9%、煤气炉100.4%、电话99.9%、计算机6.7%。

⑵新村运动是一场通过物质文明建设带动伦理精神建设的国民运动，改变了国民的精神面貌，成为激励韩国不断进步，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宝贵财富。农民的思想伦理从宿命的“贫穷是我们的命运，我们做不到”等守旧悲观观念转变到“我们能做”、“干，就能成功”、“我们要靠勤劳致富”，大大增加了韩国农民的信心，树立他们自信与合作的良好精神道德风貌。新村运动所倡导的“勤劳、自助、合作”精神转化成农民良好的生活伦理精神，弥补了当时韩科学技术水平低的不足，提高了整体人力资本质量，促进了韩国经济持续发展。

新村运动通过挖掘民众潜在的“美”和“善”，弘扬民族的传统美德，提高了人们合作与和谐共处的意识，缓解了民众的不良情绪，弥补了政府工作的疏漏和社会发展的盲区，缓和了社会矛盾，推动了社会的文明、进步与社会和谐发展。因此，韩国前总理、“新村运动”中央会会长李寿成认为，新村运动是提高国民道德水准、文明程度和社会凝聚力的良好载体，人们参加“新村运动”，不仅能改变农村和国家的面貌，更能提高社会整体的思想道德水准。韩国的“新村运动”既是农村城市化的动力，也是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润滑剂。

三十多年来，“新村运动”的形式和内容不断丰富和发展，社会影响面和感染力进一步扩大，成为一种广泛而长期的社会互助运动，也成为时代精神、国家伦理的象征，激励着韩国人民不断创新与开拓。目前，韩国新村中央研修院人气仍不减当年。新村运动的影响范围不断扩大，从最初的农村生产和生活设施建设逐步发展到城市社会，“和谐与爱护邻里运动”、“帮助恢复经济运动”、“全国公园化运动”、“讲道德守纪律运动”、“爱护环境运动”等各种活动都是新村运动在城市社区的具体体现。1988年汉城奥运会时开展的“奥林匹克新村运动”和亚洲金融危机时为拯救国家经济开展的`“捐金运动”都是“新村运动”的组成部分，为韩国成功举办汉城奥运会和渡过亚洲金融危机作出了贡献。根据韩国媒体的社会调查，新村运动的社会影响和效益超出奥运会和“京釜高速公路”（曾经是激励和牵引韩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象征）。

⑶新村运动产生了积极的国际影响，提升了韩国的国际形象。经过几十年的努力，韩国农村摆脱了贫穷与落后面貌，实现了城乡居民收入的同步提高和城乡经济协调发展，为其他国家解决同类问题提供了范例。韩国新村运动的影响早已跨出国界，其成就和经验得到了联合国有关组织的肯定，受到许多国家的关注，先后有130多个国家派出12000多人参观、学习和取经。越南、蒙古、菲律宾、俄罗斯、刚果等国家的总统和部长先后率考察团赴韩国学习、取经，并与韩国建立了友好交流和合作关系。

韩国新村运动在国家发展和社区经济开发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和问题,如新村运动的理论研究落后于社会实践；在城镇开展此项活动并不理想；因过分强调政府的统筹作用和依赖行政手段，助长了农民依赖政府号召和组织的思想；农村劳动力后继乏人日趋严重；对乌拉圭回合以后开放农产品市场缺乏研究；对农业结构调整、发展特色农业、农业高新技术研究、发展效益农业、农业可持续发展都没有更为有效的对策等。在这一期间，韩国的新村运动组织也组织开展过一些有效的活动，如“一区一社一村一品运动”、“农产品直销”、“城乡姊妹联系”、“文明市民和家庭活动”，以及敬老、环保、交通安全等活动。

韩国新村运动不仅对韩城经济有很大影响，而且对政治、社会也有很大的影响。高度增长起来的经济，进一步激发了“只要做就可以”的国民意识，提高了国民的自信心。如今新村运动随着国内形势的世界化、开放他、区域化的变迁，也逐渐发生了变化，现已应用于解决韩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方案之一。

五、新村运动对我们的启示

韩国新村运动大大加快了农村现代化进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我国新农村建设方兴未艾，“三农”问题亟待解决，通过考察学习，韩国新村运动的经验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⑴新农村建设与工业化、城市化可以同时并举。一国或一个区域是否要等到工业化达到一定水平后才开始扶持农业发展？农村现代化与工业化、城市化之间是否必然存在一个漫长的滞后期？韩国新村运动经验表明，只要政府采取积极有效的政策措施，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可以尽早解决。而且，农村的发展不仅不会延缓工业化进程，反而能为工业发展提供更大的市场和人力、物力支持，进而加快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我国人均gdp已达到1000美元，农业结构占gdp的15.4%，从这两个基本指标看，与韩国20世纪70年代后期较为接近，快速推进农村现代化的时机已经成熟。

⑵新农村建设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扶持和农民的广泛参与。韩国新村运动是一场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群众广泛参与的运动。新村运动的成功开展与韩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政治强人朴正熙总统的大力倡导与热情支持密不可分。韩国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建立了一整套严密的组织领导体系，内务部在道（省）、郡（县）、面（乡镇）建立了相应行政机构对新村运动进行协调、服务、培训、指导；政府还为新村运动提供了有效的资金和技术支持。据统计，从1970-1980年，韩国政府的财政累计向新村运动投入2.8万亿韩元（约相当于1972年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

农民乃至全社会的积极参与是新村运动取得成功的关键。政府虽大力支持新村运动，但并不包办一切。上什么项目、项目的进度如何完全由农民自己选择。新村运动的组织实施者是从农民中选出的“指导者”，而不是具有准公务员性质的“里长”（相当于我们的村长）。即使政府认为对农民有益的事情也要先征求农民的意愿，真正让农民成为各项农村建设事业的主体，决不强制推行。因此，新村运动获得了农民的广泛支持，1970-1980年，参加人数累计达11亿人次（1970年韩国总人口才3200万）。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我们也应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注重激发农民的自信心、创造性。如果过分强调政府的主导地位，沿袭过去那种行政推动的强制式、命令式工作作风，势必抑制农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得不到广大农民的支持，新农村建设也不可能取得成功。

⑶新农村建设需要建立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韩国新村运动中建立的奖勤罚懒、榜样激励的有效机制是其取得成功的重要法宝。在新农村建设中我们也要注重借鉴国际经验，建立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动员全社会力量支持农村发展，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和城乡居民收入的同步提高。

⑷新农村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统筹规划，有序安排，突出重点，注重实效。农村现代化建设涉及农民生活的方方面面，需要统筹规划，有序安排。韩国新村运动从农民实际需求出发，以村庄建设为着力点，以国家财力为基础，注重因地制宜，因陋就简，实施了先易后难、量力而行、注重实效、重点突出、循序渐进的战略，保证了新村运动的顺利推进。同样，我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也是任重道远，头绪繁多，既需要加强农村基础设施、生活环境建设，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又需要逐步建立和完善均衡的城乡福利政策和基层民主体制，加强文化和思想道德建设，还需要考虑各地的差异和具体情况以区别对待。我们应认真学习韩国经验，从实际出发，统筹规划，合理安排，先从乡村道路和村容村貌改造等小型工程入手，改变农村脏、乱、差状况，建设村容整洁，生活、生产便利的新农村，树立农民立足家乡、建设家乡的信心，进而推动农村经济发展、自治管理和文化建设，使新农村建设积极稳妥地向前推进。

⑸新农村建设要注重加强教育培训工作，重视人才的培养和农民素质的提高。韩国新村运动始终注重教育和培训工作，设立了中央研修院并在地方设立了相应的培训机构；采取了请成功者介绍经验、政府官员进行政策说明、实地考察、研究讨论、制订计划等灵活实用的培训方式；在培训内容上强调“精神”培养，把参与相关工作的政府官员和公务员也派到研修院，与“指导员”结对子，同吃同住、同培训，成功地探索出一条教育培养之路。新村运动不仅培养了大批运动“指导者”和运动骨干，而且对农民进行了技术培训，提高了农民的素质，为新村运动的顺利开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同样，我们也应建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指导机构、研究机构和培训机构，在培训内容和培训方式上注重结合实际，讲究实效，解决实际问题，塑造民族精神，提升农民素质，通过各地各部门和全社会共同努力，把中央的方针、政策落到实处，尽快缩小城乡差别，尽早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宏伟目标。

篇6：韩国新村运动典型案例

建设新型农村，是世界上所有国家或地区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韩国在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实施的“新村运动”取得了巨大成就，提高了农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质量，有效解决了城乡发展失衡问题。相比而言，韩国的情况与青岛市有着更多相似之处，表现在农村建设运动的背景、所处地理位置及传统文化等方面。因此。对韩国新村建设经验的分析总结对青岛市新农村建设具有更多的启示意义。

一、韩国“新村运动”及其经验

(一)韩国“新村运动”的兴起

20世纪60年代，韩国在迅速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工农业发展、城乡发展、地区发展出现严重失衡，“三农”问题愈发突出。为实现城乡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韩国政府卓有成效地开展了“新村运动”。1962～1971年，韩国政府实施了第一、二个经济发展五年计划，重点扶持和发展出口加工工业。韩国出口加工贸易的突飞猛进带动了其工业经济和城市发展的一日千里。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韩国的农村经济却裹足不前。城市居民和农民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1962年农户年平均收入是城市居民的71％，到1970年则下降到61％。而当时在全国农村人口中，经营不足1公顷耕地的农户占67％，他们的年平均收入还不到城市居民的50％。这种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普遍存在，并呈不断扩大之势。城乡生活的巨大反差，迫使大批农村人口尤其青壮年劳动力离土离乡，涌入城市。大批青壮年劳动力流往城市后，农村健壮劳动力已所剩无几。据韩国开发研究院统计，到1978年，韩国农村中妇女劳动力占45％，而50岁以上的劳动力高达30％。农村劳动力的老龄化、弱质化，农业生产后继乏人以及农业机械化发展滞后等，致使部分地区的农业生产几乎陷于崩溃的边缘。农业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农渔民的生活环境恶劣、发展意识差且信心不足以及农业发展基础条件落后。在这种背景下，韩国政府于1970年发起了全国性乡村建设活动——“新村运动”。韩国前总统朴正熙下达了这样的指示：通过农渔民、关系单位、指导者之间的合作，寻找让农村自助、自立、振作的方案。本着“摆脱贫穷是我们的责任”和“辛勤汗水能致富”的信念，决定对农村进行全面扶持、改造，在第三个五年计划中，提出了“农渔村经济的革新开发计划”，被称为“新村运动”。

(二)韩国“新村运动”的历程及内容

新村运动就是从乡村实际出发，开展让大家都过上好日子的运动，不仅是指摆脱贫穷，而且还包含精神改革以及要营造现在和未来美好生活环境的含义。其基本目标是促进农渔民树立“勤勉、自助、合作”精神，改善农村生活环境，发展农业生产，提高农渔民的生活水平。新村运动的基本内容涵盖精神启蒙、环境改善、增加收入和经济开发等诸多方面。70年代的“绿色革命”，完成了粮食的自给自足；80年代的“白色革命”，使在塑料温室中培育四季农作物成为现实；而在90年代，通过加强各种农副产品的竞争力，韩国已经做好了向着21世纪生命科学农业进军的准备。时至今日，韩国“新村运动”已开展30多年，大体可化分为五个阶段，每个阶段各有其明确的目标和具体内容。

1、奠基起步阶段(1970～1973)

1970年4月22日，在“靠自己的力量建设家乡”的口号下，新村运动拉开了序幕。1970年10月起，韩国政府为全国每村免费提供335袋水泥，要求必须用于村里公共事业，大大提高了农渔民参与新村运动的积极性。如果按户计算，每户可得到4袋水泥。按当时价格折算，相当于政府拨给每个农户4000韩元左右的资助。这项示范工程以整治江河支流和小水库、修理公共水井、整修落后的房屋、桥梁涵洞、河堤马道、村级公路等“十大建设项目为中心”，参加者达720万人，完成385000个项目，不仅名副其实地激发了农渔民和农渔村“只要行动就会成功”的信心和“必须去干”的积极性，而且也使政府大受鼓舞，产生了“能做到”的决心。除此以外，韩国政府还组建了“新村运动”的最高领导机构——“新村运动中央协议会”，各道、郡、邑都设有相应的协议会，实行垂直领导、管理和指挥，形成了一个自上而下的全国性网络。此外，中央政府还批准组建了新村运动中央研修院，以培养大批新村指导员，由他们组织带领村民进行村里各项建设活动。每项工程在经过全体村民的充分讨论协商后开办。在推进“新村运动”的过程中，政府根据各村的资集水平、劳动效率、村民相互配合能力以及工业产品开发能力等进行综合评比和考量，把全国34656个村划分为基础村、自助村、自立村三种类型。村民参与程度最低的村属于基础村；参与程度最高的村叫自立村。政府根据不同类型村庄的具体情况，制定出各不相同的开发计划。到1973年，韩国农村中的自立村有2307个，自助村约13834个，基础村为18415个。通过这一时期的改善环境运动，韩国农村的面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极大地振奋了广大农民积极向上的合作精神。

2、自发拓展阶段(1974～1976)

新村运动在农村取得成功之后，从1974年起逐步扩散到各大城市，成为全国性的现代化建设活动。改革重点从改善农村环境与农民居住条件转变为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为了增加农民非农收入，1972～1976年韩国政府又推出了“第二次增加农渔民收入计划事业”，又称“建设新村运动增加收入事业”。主要开发禽类、养牛、水产养殖、香菇等林产品21个品种。以郡(县)为单位，在全国137个地区开展，参加农户75万多个。政府从财政、技术上给予了大力支持，各地区因地制宜，发挥各自优势，广开生产经营门路。如平原地区，大力提倡种植经济作物、果树、蔬菜等；山区则发展牧业、林业，开发经济作物等。同时，政府还鼓励农村就地建厂，对产品进行初加工和深加工，达到增产增收的目的。为提高粮食产量，实现大米自给，1972年韩国开始在农村推广普及高产水稻新品种“统一稻”的种植。政府从科学育苗、栽培、管理等诸多方面给予技术上的大力支持。粮食增产、粮价上升、经济作物的种植等使农民收入有了明显提高。1974韩国农民的收入已基本达到城市工人的收入水平。1967～1976年间，韩国农民家庭收入由12456韩元增加到96355韩元，增幅达774％。这期间韩国城市工人收入从20720韩元仅增加95980韩元，增幅为463％。农业生产连年喜获丰收，广大农民的收入普遍得到大幅度提升，是这一阶段“新村运动”的主要成果。

3、自发主导阶段(1977～1980)

1977年是韩国第4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政府把这一阶段农民收入目标定为140万韩元，又把“建设新村运动，增加收入事业”扩大为“建设新村运动，增加收入综合开发事业”。为大力发展农村工业，扩大生产，政府将原来以家族式的小农经营的单一产品扩大到以县、邑为单位的生产基地，形成生产、销售、加工为一体的综合经营。农村工业多数为出口加工厂，如农产品或水产品加工厂等。农村工业的发展，农民非农业收入明显增加，原来预定1981年达到的农村自立目标，提前4年于1977年就已实现。全国34656个村有98％成为自立村，基本消灭了基础村。1978年农村企业达到384个，1980年增加到790个。

4、自发建设阶段(1981～1988)

这一阶段，韩国政府大幅度调整“新村运动”的政策与措施，广大农民在政府引导下自发地开展农村现代化建设。政府的工作重点是建立和完善全国性新村运动民间组织，制定发展规划，做好协调与服务工作，为新村发展提供必要的财政支持、物力支持和技术支持。新

村运动的培训和宣传教育工作转交民间组织承担，鼓励农民积极调整农村产业结构，进一步发展多种经营，提高农村金融和市场流通的效率和农民收入，以此引导农民自发地进行农村现代化建设。这一阶段，尽管政府的主导作用有所弱化，但农民自发建设新农村的热情并未减退，农民的生活水准开始普遍接近城市居民生活水准。

5、自主管理阶段(1988～)

1988年以后，韩国的“新村运动”开始进入一个农民自主管理和自我发展的阶段。此时的“新村运动”也带有鲜明的社区文明建设与经济开发的特征。这一阶段，政府的工作重点是教育广大农民自觉抵制各种不良社会现象，加强国民道德伦理建设，培养村民的共同体意识，强化农村的民主与法制教育等。在这个过程中，“新村运动”初期为启动农村经济和文化活动而建立的相关政府机构及其职能逐步弱化，而有助于推进农村经济、文化发展的组织机构、活动的内容和形式，如农业科技推广和培训组织、农村教育机构、农协、物资的流通、农村综合开发、农村经济研究等组织机构应运而生，为传承和彰显新村运动的价值理念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韩国“新村运动”的主要经验

韩国的新村运动取得的巨大成就令世人瞩目。这种农业现代化运动，既促进了农业的发展，扩大了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途径，又快速缩短了城乡差别，实现了农村的繁荣和稳定。纵观整个运动，有许多成功的经验。

1、以精神启蒙为先导

精神启蒙是韩国新村运动的核心，精神启蒙主要是指农民教育及通过机制的建立调动农民的积极性。韩国农民缺乏个性和开创精神，带有浓厚的宿命论色彩。为此，韩国政府通过一些具有感召力的活动和国民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形式而不是政治宣传口号，使国民长期受抑制而潜在的良好社会伦理道德迸发出来，释放出了无穷无尽的效能。政府专门成立了一个新村培训院，其主要职责就是培训“新村领袖”。其培训方法和内容主要是：强调“精神”培养、请成功者介绍经验、政府官员进行政策说明、实地考察、研究讨论、制定计划等。另外，他们把参与相关工作的公务员也派到研修院，与“新村领袖”同吃、同住、同培训。培训院是新村运动中一个成绩非常突出的机构。

2、长远着眼，小处入手

上马的都是切实可行的小项目，如修路、修井、修塘、拉电网。从1973年始，政府的投资全部转向遍布全国农村的细小项目，见效快、动员群众广泛。而且，项目的上马并不依靠领导人主观决断，都由专家设计，是现代科学和理性决策的产物。并且在实施中，能及时对方案进行修正。

3、政府的主导作用

对于后发现代化国家而言，靠分散的决策方式来发展经济与社会不仅周期长、成本高，而且极有可能丧失发展时机，因而必须依靠政府主导的纲领性决策模式。整个运动过程中，韩国政府在政策目标的确立、政策推进的组织领导、资金的筹措与安排、技术的开发等方面都发挥着积极的主导作用。

4、以农民为主体

韩国在开展新村运动中，始终坚持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始终激发国民的进取精神，引导国民进行自我教育，主要依靠农民自己来实现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目标。坚持以农民为主体，实现村民自主自治。从渔村内部出发，以农渔村民为主体掀起自律运动，以人为主体的相生运动，通过人与人的网络，将邻里与邻里、村庄与村庄联系在一起；把农渔村到城市、农渔村问题到城市问题联系在一起。

5、利用区位优势因地制宜

韩国根据当地农村发展要求、农业生产条件，把农民摆脱贫穷作为立足点和出发点，进行新农村建设。比如，春川市北山面富贵里通过开发樟脑、土产蜂蜜等当地特产，使其成为固定高收入品种；原州市好楮面梅湖里采用无公害农村养鸭法，并且修建绿色农村体验馆；洪川郡瑞石面检山二里用灵芝带动“山林复合型经营新模式”；另外还有山菜村、鲜花新月村、豆花村、高寒区白菜村、桃园洞村、山葡萄村、土雇米村等一系列具有地方特色的农业生态村。充分分析当地情况，利用良好的区位优势，因地制宜，是开发特色农村提高农民收入的有力途径。

6、采取有效措施增加农民收入

为了提高农民收入，韩国新村运动采取了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水稻新品种、通过财政补贴保护水稻新品种的价格、鼓励部分农户种植经济作物调整优化农业结构、政府大量投资扶持农村经济持续发展等多种措施，效果明显。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逐步向农村地区扩散，农户收入中的非农收入所占比重逐步增大，到2004年，非农收入所占比重从1994年的35％增加到50％。与此同时，以农业产业化为动力，鼓励和引导农民发展各类新型的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带动千家万户的农民进入市场，形成一个融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为一体的农业产业化体系，不断提高农业的组织化程度，促进农业生产方式的根本性转变。通过培育新型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将贸工农、种养加、农科教融为一体，增强城乡产业的关联度，促进城乡产业优势互补、一体化发展。

二、韩国、青岛市新农村建设的比较

(一)青岛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概况

韩国的“新农村运动”起始于1970年，中国的新农村建设于2005年正式提出。但事实上，在中国，特别是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各级政府几年前便开始实质性地推进新农村建设。青岛市政府从2000年开始实行“二园一城”建设，通过建设农业园区，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通过建设工业园区，推进农业工业化建设；通过建设小城镇，推进农村城市化进程。2004年的“七个互动”文件切实从城乡要素、农村劳动力、农业机械化、财政收入等方面解决新农村建设中出现的问题。在2005年中央正式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后，青岛市提出了“深化七个互动”文件，以此建设较为完善的农村建设体系。2006年在全市农村全面推进“十八件实事”，2007年抓好“四百工程”，同时对全市农村加强基础建设，“五化”工程效果显著。2008年，青岛市重点扶持100个“一村一品”示范村和10个“一镇一业”示范镇，财政支持三农资金达20.4亿元。对青岛和韩国新农村建设进行客观的比较，有利于从中借鉴经验吸取教训，更好的推进青岛市的新农村建设。在建设内容、目标、社会经济背景等方面，既有许多相似之处也存在明显的差异。

(二)韩国、青岛市新农村建设的相似之处

1、建设初期的思路基本相似

1970年4月韩国政府号召开展以“勤劳、自助、合作”为主导精神的乡村建设运动，主旨表明了农民是主体，运动作用的对象也是村民，运动是否成功也要看村民。我国在2005年提出了“以政府为主导、农民为主体、社会参与的新农村建设”，建设思路与韩国基本相同。中韩两国的农村改革都特别重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并实现两个积极性的有机结合。尽管在农村改革的形式上存在很大差异，但其实质内容却都是赋予广大农民更多的自主权，目的都是更充分地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将农民的生产潜力调动和发挥出来。

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是提高农民收入，但是如何使农民增收，如何提高农民的积极性却是一件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韩国新村运动初期，以大力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

民居住环境为切入点，激发农民参与新村运动的积极性。与韩国相类似，2008年青岛市提出了以实施“五化”(硬化、亮化、绿化、净化、美化)建设为重点的村容村貌整治工程，开展“千村整治、百村示范”工程，每年扶持1000个中等收入以下的村实施以村庄道路硬化为重点的“五化”建设，到2010年使全市行政村基本实现“五化”目标。与此同时，推广清洁能源，继续扶持农村“一池三改”户用沼气、大中型沼气、秸秆气化集中供气工程建设。逐步扩大农村垃圾和污水集中处理系统建设。

2、农村内部问题基本相似

青岛市当前农村面临许多宏观问题，韩国在20世纪70年代也同样存在。比如：农村人口比重大、人多地少、农业基础设施薄弱、农业规模化经营小、农业机械化程度低、农村教育落后、农民文化素质较低等。1970年韩国新农村运动开始时，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45％，人均耕地0.071公顷。据2005年统计，青岛市农村人口占青岛市总人口的52.3％，人均耕地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3、城乡发展失衡基本相似

青岛市被形象的誉为小城市大农村，强工业弱农业。20世纪70年代初，韩国与青岛目前的状况类似，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起步阶段，在城市与农村、农业与非农业、大城市与小城镇之间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农民和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较大。1970年韩国农民收入相当于城市居民收入的75％，而2006年青岛市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5328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为6546元，仅为城市居民收入的42.7％。

(三)韩国、青岛市新农村建设的差异

1、经济发展阶段不同

韩国新村运动起始于1970年，当时韩国处于工业化兴起阶段，而青岛市现在处于工业化中期，说明经济基础比韩国更为成熟。因此，新农村建设的问题和主要矛盾也不同。韩国当年要解决农民基本生活问题，而青岛市现阶段要在解决农民基本生活问题的基础上，解决城乡差距、工农差距以及农民收入问题。

2、农村改革与国民经济整体发展的联系机制不同

韩国农村改革与国民经济整体发展的联系机制是农村社区，例如，在包括劳动力和其他物质资料在内的各项投资总额中，以上的投资来自村庄及村民个人。青岛市甚至中国农村改革与国民经济整体发展的联系机制则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除了土地属于国有且由农民承租使用、使用权一定年不变以及大型农业生产基础设施仍由国家投资建设外，其他所有生产经营性投入均由农村家庭联产承包户承担。

3、农业工业化发展路径不同

在农业工业化发展路径上，韩国是由集中到分散，而青岛市则是由分散到集中。韩国工业化初期阶段，过于强调工业的集中布局和规模经济效益，导致1970年代初韩国经济增长和工业化在空间上的严重失衡，制造业主要集中在首尔和釜山都市区。1973年韩国提出了“新村工厂”计划，通过一系列金融和税收优惠政策，吸引工业投资到农村地区。该计划一方面旨在通过农村工业化来提高农村非农业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和促进农村社会发展；另一方面则试图通过该计划达到促进工业重新布局，将首尔、釜山都市区的部分工厂扩散到农村去的目的。与韩国的制造业集中布局于大都市不同的是，青岛市的农村工业自发地在各区农村中兴起并得以长足发展。但是，工业布局过于分散导致的规模不经济、工业分散布局形成的环境污染和治理的不便，成为制约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在2000年提出“二园一城”，以此引导乡村企业向工业园区集中。

三、韩国“新村运动”对青岛市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一)以思想启蒙为先导，培养内动力

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与人的改造相结合，三位一体，相互促进。朴正熙政权意识到，不改造农民、振奋其奋发向上的精神就无法改善农民生活；而农民生活的提高反过来又会促进农民信心的恢复。“新村运动”把思想启蒙、精神改造作为起点，把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与人的改造有机结合起来，融入到农村开发政策目标的制定和实施中去。这种追求“软利益”的做法可能最值得中国学习。

(二)以“输血”为主、“造血”为辅，拓展资金源

资金是新农村建设的瓶颈，如何破解这道难题，在“新村运动”过程中，韩国政府把国外财政借款中的大部分用于农村建设，并为之匹配了完整的金融政策。因此，必须以政府投入为“催化剂”，有效激活社会各方的资金来源。

(三)以政府为主导，进行统筹规划

新农村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统筹规划，进行合理的设计，有序安排，突出重点，注重实效。以村庄建设为着力点，以国家财力为基础，注重实效，重点突出，循序渐进进行建设。在现阶段，可以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

(四)保持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

韩国的“新村运动”的起点可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的清理高利贷、复兴国民运动。从1970年正式开始延续至今，历时30多年。无论从政策目标的设计、实施的组织领导来看，都表现了计划性、连续性、稳定性的特征，避免了跳跃和动荡，为运动成功做出了保证。青岛市新农村建设，必须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努力推动各项强农惠农政策，惠及基层、惠及农村和农民。一是要继续加大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力度，增加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购置补贴和农资综合直补，切实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二是加快转变畜禽养殖方式，对规模养殖实行“以奖代补”，落实规模养殖用地政策，继续实行对畜禽养殖业的各项补贴政策；三是落实农机购置补贴政策，重点提高玉米、花生生产机械化水平，积极推进机械化保护性耕作及秸秆还田，扎实搞好农机化示范区建设；四是加快供销合作社组织创新和经营创新，推进新农村现代流通网络工程建设。选择有条件的镇村，进行土地股份合作试点，完善土地流转奖励补助办法，建立规范的土地流转机制，引导农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组建土地股份合作社。

(五)根据区域特点和产业基础构建可持续发展模式

韩国新村运动经验表明，新农村建设模式只有与乡村的人文环境、经济资源很好地结合起来才能收到应有的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