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之自然审判小学作文

穿越之自然审判小学作文（精选6篇）

篇1：穿越之自然审判小学作文

穿越之自然审判小学作文

刚刚还是阳光明媚，一瞬间的功夫已经成为了乌云密布。下一秒，空中卷起来一个大漩涡，不会吧，我随着这一个漩涡不停的转呀转呀……

当我的意识渐渐的恢复时，才发现我早已躺在了一个被鲜花围绕着，一个鸟语花香的地方了，难不成，我穿越了?正当我的思想还没有回过来时，一个好听的声音传来“地球的人类污染环境，砍伐树木，捕杀森林间的生灵!实在是罪恶至极。”谁在讲话?我抬头望了一下四周，可是，见鬼了，一个人也没有啊。“屈子熙，你做为人类的代表，还有什么话可说?”那个声音再次响起，我清醒了，屈子熙是我的名字，这里没有人却有声音代表我真的穿越了，可是，这里的具体环境却是——人类的审判，而对我说话的，不是人，是自然审判官。“我，我哪是什么代表啊，拜托，我是一个五年级的学生，要找也找个大人吧!”没错，这就是我的心里想法，只见一瞬间，小动物们全涌了上来，只不过，这一次，它们会讲话了，而且是来告状的。

“尊敬的审法官啊，这些可恶人类，总是在伤害我们啊，昨天烧了我们的房子，害的我们无法找到家啊!”小黄鸟叽叽喳喳的告状，眼里的泪花哗啦啦的落下，接着，小青蛙也开始叫苦“他们人类就在前天杀了我的父母啊!”……叫苦声音数不胜数。

此刻，我的心中有了同情，是啊，不仅仅是人类害死了它们的家园，我也是罪恶的.，我曾今也伤害过它们“屈子熙，你可还有何话要讲?”我摇了摇，还有什么可讲的呢。

“那么，本法官宣判，判人类发生千万次火灾、水灾、地震、海啸……”

“屈子熙，起床啦!”可恶的定时脑中又开始催我了，睁开朦胧的睡眼，才发现，这只是一场梦啊!不过，这一次的梦中穿越让我明白了保护自然，不要再去做有关于自然的坏事了吧，这次梦中的穿越应该是观音娘娘给人类的指示吧!

篇2：穿越之自然审判小学作文

唉!真无聊。写完作业却被家长囚禁在家真无聊，如果能穿越到另一个世界该多好。我在心里叹了一口气。

正在这时，一个甜蜜的声音在我身边缠绕：“想不想穿越到魅蝶大陆?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我好奇地问道。

“在大陆寻找和你有一样印记的人，”那个声音坚定地回答道，“然后一起拯救大陆!”

印记?难道是我额头上的胎记?想着，我的手不自主地抚摸着我额头上的胎记。那是一个规整的`玫瑰，为此，我的同学一直不敢接近我，以为我是妖精。可是，我又想起一个极大的难题：拯救大陆?我能行吗?

那个声音好像猜透了我的心思，叹了口气，说：“放心吧，你是命中注定的大陆守护者，你能行。现在，我把你送到大陆吧。”

“好吧。”我激动的回答道。

听了我的回答，那个声音随即念起一段我听不懂的咒语：“****************……”

篇3：穿越之自然审判小学作文

一、到田边地头亲吻自然风物——以真为基础的教学情境创设

语言文字连同一切的知识都是在情境中发生的, 也一定要在情境中才能得到真正运用。作文是学生对真实生活体验的表达。这正是古代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出的“情以物迁”“辞以情发”。利用农村特有的自然环境, 带着孩子走向大自然, 用真实的情境打动学生, 进而达到好的教学效果。

例如:在教学《春天的发现》 (人教版语文第十册第一单元) 时, 带着学生一起去寻找春姑娘的笑脸, 到小河边欣赏柳枝随风舞动的倩影;到田野里领略花仙子的妩媚……孩子们置身于此情此景中, 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 常常即兴描述他们的所见所闻。在小河边看到柳树那柔软的枝叶, 说“那是春姑娘舞动的长发”, 有的甚至深情地朗诵“不知细叶谁裁出, 二月春风似剪刀。”在田野里看到那遍地都是的蓝色小花, 就脱口而出“这是春姑娘漂亮的连衣裙”“这是夜晚一闪一闪的星星”“她们虽然很不起眼, 但她们为春光增添了无限生机, 把春天打扮得更美丽, 让我们的生活更精彩”……他们既在情境中学习语言, 也在情境中运用语言, 同时也陶冶了情操。这种教学方法, 真正做到了让孩子用自己手中的笔, 写出了自己的真情实感。他们写出了一篇又一篇的精彩习作, 真所谓“情动而辞发”!

二、在学校家庭感受事理人情——以情为基础的教学情境创设

知识来源于生活, 同时也服务于生活。学生只有更好地融入生活、融入社会, 才能加深对生活的感知, 使情感得到升华。比如学生在写《我最敬佩的人》时, 有的写老师, 有的写父母, 有的写正在田间劳作的农民……可写出来的作文往往缺乏真情实感。究其原因, 是他们对这些人的认识还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 不能产生情感上的共鸣。但我们也应该看到, 学生能写出不同行业的使他敬佩的人, 说明他们正在用自己的眼光去观察社会、理解社会。只要教师稍加引导, 便能让他们把内心的真实情感表达出来。

如让学生当一当小老师, 模仿做一些老师的工作;让学生观察爷爷姐姐的日常, 与他们交谈, 试着去分担一些家务事;或者布置学生双休日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 通过具体的情境, 让学生亲身观察、体验社会中的一些人和事, 激发他们的情感, 使他们有话想说、有感必发, 用自己那探索新知的笔, 写好自己身边的人和事。这不仅能使学生写出更真、更实的作文来, 而且很多学生在亲身体验中增加了对社会生活的认识, 增强了社会责任感。

三、看新闻影像丰富间接经验——以形为基础的教学情境创设

所谓“形真”, 主要是要求形象富有真切感, 即神韵相似, 能达到“可意会, 可想见”就行。农村家庭现在普及了电视, 有的家里还有电脑, 真所谓“坐在家中看世界”。强大的信息量丰富了学生的写作素材, 为学生的习作提供了更广泛的天地, 学生知道得更多、更快, 大大提高了教学质量。

如“描写身边的风景名胜”这类作文对于我们长江之滨的学生来说, 是既熟悉而又陌生。虽说每天能观赏汹涌的波涛, 畅饮甘甜的江水, 但长江从雪峰奇山出发, 它以不可抗拒的洪流, 冲过万千山峦, 流过绵绵高原, 淌过千里平川, 汇入东海的壮阔图景, 学生还浑然不知。通过电子白板播放相关视频, 引导学生一边欣赏风光, 一边议论描述……利用网络资源填补学生的知识空白, 充实思想, 丰富间接经历。学生在有话可说、有情可发的基础上, 不知不觉地完成了习作, 效果甚佳。

为了加强学生的表达能力, 让学生每天看十几分钟电视新闻第二天到学校与同学们交流。让有条件的学生轻点鼠标, 赏鉴大千世界。写景可点击“自然风光”, 写动物可搜索“动物世界”……还可根据课文内容延伸, 尝试写作。

利用农村特殊的环境, 在作文教学中, 创设一定的教学情境, 学生在情境中, 触景生情, 由事明理, 返璞归真, 这能让学生产生一种表达的强烈愿望, 教师稍加点拨, 学生将文思泉涌, 便会欣然命笔, 写出比较好的文章, 它能帮助我们教师走出作文教学的泥淖, 走向教与学的坦途。不止于此, 更重要的是避免了矫情枉作, 有利于学生将来真诚做人, 踏实做事。

参考文献

[1]李吉林.小学语文情境教学——李吉林与青年教师的谈话[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3.

篇4：审判环节的刑事和解之论

刑事和解 (西方称之为“加害人与被害人的和解”) 是指在刑事诉讼中, 加害人以认罪、赔偿、道歉等形式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后, 国家专门机关对加害人不追究刑事责任、免除处罚或者从轻处罚的一种制度。[1]刑事和解并不是一个很新的概念, 其起源于西方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被害人刑事保护以及被告人归复社会这两大刑法思潮, 是恢复性司法理念的产物。在我国, 虽然法律中并没有明确规定刑事和解制度, 但随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提出以及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实施, 刑事和解作为解决刑事纠纷的一种新型的途径也逐渐受到理论和实务部门的关注, 各地司法机关纷纷设立试点对刑事和解制度进行探索。其中, 最早的试点应该是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 该院于2002年制定了《伤害案件处理程序实施规则 (试行) 》在我国率先开展了刑事和解的实践, 在以后的几年内, 刑事和解试点相继在上海、浙江、湖南、山东等地的司法机关尤其是检察机关中全面铺开, 其势可谓是如火如荼。刑事和解之所以受到理论界及司法实务界的推崇, 其原因除了当前和谐司法的大环境外, 还在于其中所蕴含的符合现代法制精神的价值。

(一) 公正

公正是人类社会追求的首要价值目标, 自然也是刑事诉讼所追求的第一价值目标。刑事和解的公正价值体现在其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被害人诉讼权利的保障上。认真保障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 特别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的诉讼权利是刑事案件程序公正的具体要求之一。[2]

一方面, 刑事和解提升了当事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 在原有的刑事程序参与权基础之上赋予他们一定的程序选择权。所谓程序选择权, 是指当事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 选择纠纷解决方式, 在诉讼过程中选择程序及与程序相关事项的权利。[3]程序选择权概念源自民事诉讼法, 是民事诉讼当事人的一项重要的程序权利。在传统的刑事诉讼理念下, 刑事诉讼涉及到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公共利益, 由公诉人代表国家对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 因此不容许诉讼双方当事人随意选择刑事程序。然而, 近年来, 随着国际上大陆法系与普通法系刑事诉讼模式的日益趋同以及国内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实施, 恢复性司法理念的引进和兴起, 刑事诉讼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也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承认, [4]刑事和解制度在刑事案件的“民间私了”与“国家垄断司法”这两种解决方式之外开辟了刑事纠纷解决的“第三领域”, 使当事人在公诉案件中多了一种“和解”的选择, 这充分体现国家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保障, 是程序公正的一个重要体现。

另一方面, 刑事和解的公正价值还体现在其能够增加当事人对案件处理的实体结果的可接受程度上。在司法实践中, 案件事实可以分为客观事实和法律事实, 很多情况下, 司法机关查明的法律事实不可能与客观事实完全一致, 加上刑事案件中被害人与加害人本来就处于一种对立的位置上。因此, 如果对不分具体情况一律对案件适用判决, 则有可能会出现当事人一方甚至双方对案件处理结果不能接受的情形, 进而导致上诉、申诉甚至上访的行为。刑事和解将当事双方的对立化为协商, 使当事双方的对立情绪在协商中得以化解, 而且, 案件处理结果是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的结果, 这大大增加了双方当事人对案件处理结果的可接受性, 使当事双方都觉得司法机关对案件的处理是公正的。

(二) 效率

诉讼效率是指诉讼中所投入的司法资源与所获成果的比例关系, 效率也是刑事诉讼所追求的一大价值。刑事和解的效率价值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 对于诉讼当事人而言, 刑事和解能在较短时间内满足诉讼双方当事人各自追求的利益。诉讼民主化进程的深化使迅速审判成为各国刑事诉讼所遵循的一个基本准则, 被告人的迅速审判权已经得到广泛承认。被告人的迅速审判权是一个起源于普通法系的概念, 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追诉中要求得到迅速审判的权利, 迅速审判权并不局限于庭审程序, 还包括侦查、起诉等审前程序。笔者认为, 迅速审判权并非刑事被告人所独享的权利, 作为被害人, 同样应该享有迅速审判权, 当然, 由于被害人不是处于被审判的地位, 我们可以将该项权利称为程序速决权。为什么呢英国有一句古老的法谚——迟来的正义即非正义 (justice delayer is justice denied) , 其意思是说:即使司法裁判的结果是公正的, 如果过迟做出裁判, 或者过迟告知当事人, 公正的结果也将变得不公正了, 因此, 对于被害人而言, 司法的效率亦关系到裁判结果的公正性。而在这点上, 刑事和解制度恰恰能满足当事人对迅速审判的要求:一方面, 如果加害人能够与受害人达成和解协议, 必然会使普通的刑事诉讼程序简单化, 甚至能够终结诉讼程序, 减少自己对不确定的刑事诉讼结果的担忧;另一方面, 如果受害人能够与加害人达成和解协议, 一则能使其本人快速脱离刑事诉讼对自己的二次伤害, 二则能够尽早获取物质赔偿和精神补偿。通过刑事和解, 被害人和加害人可以真正的体会到诉讼效率带来的公正性。

另一方面, 对于司法机关而言, 刑事和解能够提高个案处理上的效率。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 各种犯罪数量急剧增加, 司法资源相对不足, 司法机关办案压力增大, 这必然会影响到刑事案件的办案质量, 因此如何在缩短个案的办理时间, 以便在单位时间内办理更多的刑事案件成为司法机关亟待解决的问题。刑事和解制度作为一种程序分流机制, 能将一些轻微的刑事案件从刑事诉讼的普通程序中分流出去, 适用相对简单的特殊程序, 从而达到提高个案处理效率的目的。

(三) 和谐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 和谐社会包含着许许多多的内容, 其中和谐司法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因此, “追求社会和谐”理应成为刑事诉讼所追求的价值之一。

刑事和解以恢复性司法为理论基础, 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我们知道, 刑事案件的发生, 侵犯了相关法益, 对社会关系造成了破坏, 造成了当事人之间, 当事人的家属之间以及犯罪嫌疑人与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 这种紧张关系是社会不稳定的因素, 是社会不和谐的隐患。虽然对被告人及时进行判决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这种紧张关系, 但是并不能百分之百地化解当事人之间的仇恨和消除当事人之间的矛盾, 相反, 如果能在当事人之间实现刑事和解, 对于被害人而言, 在得到加害人的真诚道歉、损害赔偿之后其因犯罪所遭受的财产利益和精神利益得以赔偿和弥补;对于加害人而言, 其通过道歉、赔偿, 并承当相应责任, 得到被害人的谅解, 从而修复了其与被害人之间的对立关系;对于社会而言, 被害人和加害人的握手言和, 案件处理上的“案结事了”, 意味着社会中的不稳定因素的消除以及社会和谐状态的恢复。因此, 刑事和解中蕴含着社会和谐的价值。

刑事和解的价值, 是贯穿整个刑事和解制度的灵魂和精神, 无论是审查起诉阶段的刑事和解抑或是审判环节的刑事和解, 其构建都需要以刑事和解的三大价值为依托, 本文下面将要论述的审判环节的刑事和解制度, 无不渗透着公正、效率、和谐这三大价值。

二、刑事和解在审判环节的特点

审判环节的刑事和解作为刑事和解的一个阶段, 有着不同于其他阶段的刑事和解的特点, 这些特点包括:

(一) 审判环节的刑事和解是人民法院行使刑事审判权的一种方式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 应当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 应当及时判决。《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自诉案件, 可以进行调解;自诉人在宣告判决前, 可以同被告人自行和解或者撤回自诉。据此, 在民事案件和刑事自诉案件中, 判决和调解都是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的方式。笔者认为, 审判环节的刑事和解理应被认为是人民法院行使刑事审判权的第三种方式, 其理由在于:

一方面, 当事人在诉讼中达成的合意是否有人民法院的介入, 是判断人民法院是否在行使审判权的重要标准。例如, 民事诉讼中的和解与调解都体现了诉讼当事人的合意, 唯一不同的是和解没有人民法院的介入, 全凭当事人自行决定, 而调解则是由人民法院来主持的, 因此, 大家普遍承认调解是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的一种方式, 而不认为和解是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的方式。但是刑事和解不同于民事和解, 刑事和解牵涉到被告人刑事责任问题, 而刑事责任是不可能全凭当事人双方的意志来自行决定的, 因此人民法院会对当事人的和解协议进行司法审查, 在部分案件中, 还要通过判决来确定被告人的刑事责任, 从这个意义上, 我们可以认为人民法院介入刑事和解也是其行使刑事审判权的一种方式。

另一方面, 刑事和解有利于审判权功能的实现。审判权的基本功能在于定纷止争、惩恶扬善、守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刑事和解追求公正、效率、和谐, 这些价值正是实现刑事审判权的功能所需要的:首先, 刑事和解追求和谐, 和谐意味着要在刑事诉讼中充分尊重当事人的合意, 有效调和当事人的之间的矛盾, 切实促进当事人之间的和解, 真正做到刑事案件处理的“案结事了”, 从而达到定纷止争的目的, 据此, 刑事和解的和谐价值与审判权定纷止争的功能如出一辙;其次, 刑事和解的追求公正及效率, 这与审判权的守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功能也是一致的;再次, 刑事和解解决刑事纠纷不但注重惩恶, 而且强调扬善。从惩恶方面来说, 当事人通过刑事和解, 尽管在某些情形下是免除了被告人的刑事责任,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被告人可以不承担其他的任何责任, 刑事和解是建立在被告人承担责任的基础上的, 这就达到了惩恶的目的;从扬善方面来说, 刑事和解制度解决了我国现行刑事诉讼制度对被害人诉讼权利和利益关注不够的问题, 使被害人真正成为刑事诉讼主体, 及时得到损害赔偿, 这也就实现了扬善的目的。

综上, 笔者认为刑事和解是人民法院行使刑事审判权的方式之一。

(二) 审判环节的刑事和解既重视免责和解也强调量刑和解

所谓免责和解, 是指被告人与被害人一旦达成和解协议, 即可以终结刑事诉讼程序, 免除对被告人刑事责任的追究。量刑和解则指, 被告人与被害人和解协议之后, 刑事诉讼程序并不终止, 而只是由人民法院依法对被告人做出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判决。关于刑事和解种类问题, 理论界一直存在争议, 有的学者认为, 刑事和解应该只理解为刑事程序的终结, 也就是说, 只要当事人达成了刑事和解, 其必然的结果就是刑事诉讼程序的终止, 只有这个意义上的刑事和解, 才是真正的刑事和解。有的学者则认为, 不能这样狭义的理解刑事和解, 刑事和解效果既包括不追究加害人刑事责任也包括对加害人进行从轻、减轻处罚。

笔者认为, 在审查起诉阶段, 只强调免责和解是没有问题的, 首先, 刑事和解一旦达成, 公诉机关即可对犯罪嫌疑人适用不起诉或者暂缓起诉, 最终终止诉讼程序, 这充分体现了刑事诉讼的效率价值。其次, 公诉机关过多的关注量刑和解也没有实际意义, 因为公诉机关没有量刑权而只有量刑建议权, 量刑和解的案件最终还是要进入到法院的审判程序, 适用审判阶段的刑事和解程序, 因此, 公诉机关完全可以放弃在审查起诉阶段适用量刑和解而将其留待审判阶段由人民法院予以适用。但是在审判环节, 不但不能否认量刑和解的存在, 而且应该对量刑和解和免责和解予以同等程度的重视。刑事审判权无非为了解决定罪和量刑问题, 因此, 量刑是刑事审判的两个核心内容之一, 刑事审判重视量刑这也就意味着其同样需要重视量刑和解, 而事实上, 量刑和解也能实现案件的快速审理, 同时也能实现当事人对公正、和谐价值之追求, 将量刑和解排除在刑事和解之外无疑会人为缩小刑事和解在审判阶段的适用范围, 有违刑事和解所追求的三大诉讼价值。

(三) 审判环节的刑事和解是庭审分流的方式之一

诉讼分流, 又称刑事程序分流、程序分流, 其定义有狭义和广义之分, 狭义的诉讼分流是指对特定的构成犯罪的案件, 在侦查或起诉环节中即作终止诉讼的处理, 并施以非刑罚性的处罚, 而不再提交法院的制度和做法, 如检察院在审查起诉阶段对犯罪嫌疑人作不起诉或者暂缓起诉的处理。广义的诉讼分流除上述狭义的诉讼分流之外, 还包括庭审分流, 即在审判阶段对原本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采用简易程序处理。在审判环节适用刑事和解制度, 对一些社会危害性较小、事实清楚、被告人认罪、当事人双方同意和解的案件采取了较普通程序更为简易的和解程序来处理, 极大地提高了个案处理效率, 可以实现刑事案件在庭审阶段的繁简分流。

三、审判环节的刑事和解的构建

构建审判环节的刑事和解制度, 以下几个问题值得研究:

(一) 审判环节的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

对于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问题, 理论界存在较大争议, 有的学者认为, 应该将刑事和解的范围严格限制在被告人有可能被判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轻微刑事案件中, 就算以后和解范围需要扩大, 和解范围也应该以五年有期徒刑为限, 对被告人可能被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案件不能适用刑事和解。有的学者则认为, 刑事和解不仅可以适用于轻罪案件, 也可以有条件地适用于重罪乃至有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 并且应当贯穿刑事诉讼的整个过程。笔者同意第一种观点, 刑事和解只能适用于有可能被判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轻微刑事案件。其原因在于:其一, 任何公诉案件, 无论被告人罪行是否严重, 也无论案件中是否具有特定的被害人, 其本身就包含着对公共利益的损害, 也正因为如此, 检察机关才有代表国家对被告人提起公诉的必要。刑事和解, 在某种程度上而言, 是国家公诉权对当事人自决权的让渡, 或者说是国家认可当事人对一部分刑事纠纷进行处分的权利, 但是公诉权的让渡不应该是没有限度的, 有必要将这种让渡限制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案件中。其二, 效率是刑事和解制度追求的一个价值, 刑事和解制度之所以能够提高案件的审理速度, 是因为其在审判中不适用普通程序而适用特殊的和解程序, 然而, 并不是所有案件都适合采用和解程序来处理的, 笔者认为, 三年以上有期徒刑案件属于比较重大的刑事案件, 为了确保人民法院能够查明事实和证据, 也为了保障被告人享有充分的诉讼权利, 无论被告人和被害人是否达成和解协议, 这类案件都必须采用普通程序处理, 而不能适用相对简单的和解程序。既然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案件不能适用简单的和解程序, 那对其适用刑事和解自然也无法体现出刑事和解的效率价值, 因此对于该类案件也就没有进行刑事和解的必要。综上, 刑事和解的范围还是应该限定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轻微刑事案件。具体而言, 适用刑事和解程序的案件应该满足下列条件:

1.事实条件——案件事实清楚, 当事双方对案件事实不存在争议。

2.刑期条件——被告人有可能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刑罚。

3.意思条件——被告人认罪, 对自己的犯罪行为真诚悔过, 并愿意赔偿被害人的损失。被害人已经谅解被告人, 同意进行刑事和解。

4.对象条件——被害人必须是特定的, 危害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刑事案件, 不能适用刑事和解。具体而言, 刑法分则规定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犯罪、贪污贿赂犯罪、渎职犯罪、军人违法职责犯罪等犯罪不能适用刑事和解。在对象条件上, 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是:对累犯、惯犯是否可以适用刑事和解有人认为, 累犯、惯犯主观恶性较大, 对社会危害较深, 对其不应该适用刑事和解程序。但是, 刑事和解追求社会的和谐, 而且主要目的是维护受害人的利益, 因此, 即使是累犯, 惯犯, 只要其实施的是轻微的犯罪, 而且真诚悔过、积极赔偿, 就不能排除对他们适用刑事和解。但是, 值得注意的是, 笔者认为, 对被告人适用刑事和解的次数应该以一次为限, 如果被告人以前已经有过适用刑事和解的记录, 则不应该对其适用刑事和解, 反复对同一个人适用刑事和解难免会给人一种被告人在花钱买刑的感觉, 有损刑事司法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二) 审判环节的刑事和解的适用程序

在审判阶段, 刑事和解必须遵循特殊的和解程序, 特殊的和解程序是针对轻微刑事案件的和解专门适用的程序, 专门的和解程序是刑事和解的标志。专门和解程序之外的和解, 例如死刑案件中被告人与被害人或者被害人的家属达成协议, 积极赔偿被害人的损失, 而后被害人或被害人的家属对其予以谅解, 然后人民法院考虑这些情节, 对被告人从轻处罚, 笔者认为, 像这种没有适用专门的和解程序的和解, 不能算是刑事和解, 只能算人民法院对被告人适用的一个酌情从轻处罚情节。在笔者看来, 审判环节刑事和解的程序应该包含以下内容:

1.启动程序

首先, 审判环节的刑事和解可以由被告人或被害人其中的一方提出, 人民法院在认为案件有和解的可能性的情况下, 也应该告知当事人可以选择适用刑事和解程序。需要关注的问题是, 在审判阶段, 当事双方对是否进行刑事和解迟迟作不了决定的, 人民法院应该如何处理从处理方式来看, 为了保护被害人的和解权利, 一些法院采取消极等待的方式, 这种方式无疑是对刑事和解效率价值的背离, 因此在将来立法时, 应该考虑对刑事和解的启动程序做出时间上的限制, 规定一个提起刑事和解的期限, 防止当事人对是否进行刑事和解犹豫不决而影响刑事诉讼的进程。其次, 在当事人提出要进行刑事和解的情形下, 人民法院应对当事人的和解申请进行审查, 符合和解条件的, 适用刑事和解特殊程序, 不符合和解条件的, 适用普通程序或其他简易程序。

2.主持人员

在刑事诉讼的不同阶段刑事和解的主持人员也是不同的, 在审查起诉阶段, 多认为主持人员应该是检察官, 而在审判阶段, 主持人员自然应该是法官。有人对审判人员主持刑事和解持反对意见, 认为应该由专业的和解人员来主持刑事和解, 原因一方面是审判机关本来就面临着巨大的办案压力, 让审判机关主持和解会分散审判机关的注意力, 影响案件的快速审判;另一方面如果由审判机关主持和解, 法官会因为当事人和解不成而对一方当事人不满, 影响案件的公正处理。笔者认为, 此种观点有待商榷:其一, 在审判阶段, 由法官来主持刑事和解具有天然的优势, 承办法官通过阅卷等工作, 对案件的具体情况已经有深入的把握, 由其主持和解更有效率, 不会影响案件的快速审判, 而且一旦和解成功, 由于和解本来就是法官主持的, 因此可以免去司法审查这一环节, 有利于案件的快速处理。其二, 对于由专业机构来主持和解观点, 笔者认为, 在当前中国社会的司法状况之下是不现实的。我们知道, 虽然刑事和解强调当事人双方的合意, 但是, 当事人的和解协议也是要建立在查明事实、明辨是非基础之上的, 和解协议不能违背法律的规定。而对法律谙熟者非法官莫属, 社会上的专业机构是否具有专业的法律知识, 值得斟酌。其三, 由社会上的专业机构主持和解, 涉及到专业机构人员的遴选、培训等问题, 虽然减轻了司法机关的压力却增加了社会负担, 得不偿失。

3.和解的适用

这是刑事和解程序适用的主要阶段, 在这个阶段中, 当事人双方在法官的主持之下进行对话, 表达各自的看法。对被告人而言, 主要是承认错误, 表达歉意;对被害人而言则主要是陈述犯罪行为对自己的影响, 以及对是否接受被告人的道歉进行表态, 最后, 被告人和被害人需要达成一个书面的刑事和解协议。在这个环节中, 刑事和解协议是程序运行的最终结果, 其具有以下特点:其一, 和解协议具有双重性质, 既是对民事责任的约定, 同时也是对刑事责任问题的间接约定。有学者认为, 刑事和解是民事赔偿责任的和解而非刑事责任的和解, 理由是对于被告人的刑事责任问题, 不是当事人双方可以自行约定的, 而是由司法机关做出决定。但是笔者认为, 在刑事和解中, 人民法院最后对被告人的刑事责任所做出的从轻处理决定, 是依据当事人的和解协议做出的, 如果没有当事人之间的和解协议, 人民法院不可能对被告人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刑事处罚, 因此, 应该承认和解协议具有间接决定刑事责任的效力。其二, 和解协议具有即时履行性, 刑事和解追求效率, 如果协议不能即时履行, 只会大大增加当事人双方签订协议之后毁约的概率, 从而使刑事和解归于失败。刑事和解一旦归于失败, 必然会重新启动刑事案件的普通程序, 司法机关先前为和解所作的努力终将白费, 节约司法资源、促进审判效率的目的终将落空, 这是一个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因此, 对于刑事和解协议原则上应即时履行, 实在不能即时履行也应该让被告人提供相关人保、物保, 以确保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4.和解的效力

当事人双方达成和解协议之后, 人民法院应该依据和解协议对被告人做出如下处理:其一, 自诉案件, 可以同意被害人撤回自诉。公诉案件, 在被告人犯罪情节轻微, 经过和解可以不作为犯罪处理的情形下, 可以同意公诉人撤回起诉。其二, 将和解协议作为对被告人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一个量刑情节。

以上笔者以刑事和解制度的三大价值为出发点, 构建了我国审判环节的刑事和解制度, 严格来说, 笔者上述对制度构建的论述还只是一个粗浅之大框架, 尚缺乏对刑事和解具体程序之分析, 这一方面是限于论文篇幅之原因, 另一方面也确实系笔者之学术水平不足之所致, 构建一个符合我国审判实际情况的刑事和解程序, 有待诉讼法理论的进一步完善以及司法实践的进一步积累。

参考文献

[1]徐倩.论刑法的谦抑性——以<刑法修正案八>第22条为视角[J].安阳工学院学报, 2012, (03) .

[2]李海燕.撤回公诉程序中检察权配置的冲突与协调[J].北京化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9, (03) .

[3]茹梦飙.浅析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的适用[J].才智, 2010, (20) .

篇5：新闻媒介与刑事审判之关系研究

一、新闻媒介与刑事审判冲突分析

(一) 新闻媒介的特点

时效性是新闻的灵魂, 在于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将某个事件传播到尽可能广的地域, 拉近时间与空间的距离。传媒技术迅速发展, 特别是手机APP、电脑、网络杂志等新媒体的不断更新, 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甚至整个社会的传播环境。通过连接互联网和通信卫星实现全球并网, 打破地理区域的限制, 使得新闻事件能够第一时间推送到个人, 极大程度上提高了新闻的时效性。

(二) 刑事审判原则

审判独立是现代法治国家普遍确立的审判基本原则。它要求确保法院能够独立地行使审判权, 以防止法官受到来自其他外界力量的干涉, 使法院真正变成公民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抵制专横权力的一道保障。现代意义上的审判制度和审判程序能够建立, 有赖于审判独立原则的确立和贯彻实施。我国宪法第126条规定, “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 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因此, 要实现司法的公正离不开刑事审判权的独立行使, 这也是国家司法权威和公信力的体现。

(三) 案件事实的认定角度不同

新闻传播与刑事审判各有其特点, 对具体案件的认定方面, 不同的角度决定了他们对待案件的不同态度。新闻媒介报道刑事案件缺乏专业性和客观性, 往往从媒体自身和民众角度看待案件;刑事审判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则体现了司法程序的客观性和科学性, 对事实认定必须遵循严格的司法程序, 且有证据的支持, 以提供法庭作出客观公正的裁判。这充分体现了司法机关对待案件的理性态度, 是区别于新闻媒体最显著的特点。

二、新闻媒介对刑事审判的负面影响

新闻媒介对刑事审判的不合理报道, 极易形成了对法院的审判权的干扰, 以及对犯罪嫌疑人隐私权等人身权利的侵犯。

(一) 新闻媒介的主观性报道

新闻报道的本质应当是客观性, 然而“纯客观”的报道是不可能存在的, 且基于新闻媒介固有的缺陷, 主观性报道则更容易获得公众的“认可”。以“药家鑫案”为例, 公众和媒体一致保持着关注。特别是在审理过程中, 媒体对该案进行了诸多宣传和报道, 尤其是某些大媒体在没有进行实地调查掌握相关证据的情况下, 相继发布和转载本案被告的各种身份资料及背景, 肆意夸大民众要求判处其死刑的所谓的“民意”。新闻媒体对案件的报道激化了民众的愤怒, 反过来民众的反馈又成了媒体新一轮报道的素材。这种无意识情况下营造“拟态环境”周而复始的影响着受众, 也对案件的正常审判产生了干扰。其实本案定性并不复杂, 刑法上对其有明确无歧义的处罚规定, 即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的故意杀人罪。但是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 受新闻媒介的影响, 也是一波三折。

(二) 新闻媒介报道对司法权威和当事人权利的侵害

媒体报道刑事案件, 发挥其社会监督的作用不可或缺, 然而现代媒体增加了公众间的互动性, 传统单向的新闻传播成为了一个互动的平台, 公众得以自由发言而无须负责, 加之媒体管理的缺失, 很容易形成于法院审判权的对抗, 无疑是对司法权威的侵犯, 同时也损害了当事人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而且公众对于案件的关注往往是因为案件当事人的特殊身份, 或是案件本身的“新奇性”暗合社会现状。如明星容留他人吸毒、小贩杀死城管等等。法律职业者能够剥离其身份特征, 直指案件本质。而某些媒体却为迎合受众的口味而添油加醋, 简单粗暴、主观武断的评判当事人, 无疑是对其名誉权和隐私权的侵犯。

三、新闻媒介对当代刑事审判的不可或缺性

(一) 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权利

尽管新闻媒体有时会对刑事审判产生不利影响, 但是新闻媒介对当代刑事审判的正面作用仍然不容忽视。宪法和法律赋予公众监督权和知情权。监督权被美国联邦大法官称为“第四权力”, 新闻传播得到宪法的保障;知情权则指公民知悉、获取信息的权利。信息时代, 大众媒体已经成为公众了解社会公共信息重要渠道, 国家应当对公民的知情权予以确认和保障, 因此, 公众的知情权也成为了新闻媒体及时而准确地报道新闻事件的法律依据。公众通过大众媒体了解刑事审判的进程, 是实现对刑事审判的评论和监督的重要渠道。所以说国家需要充分地尊重公众知情权, 通过完善司法公开制度, 营造公开透明的信息环境。

(二) 价值目标的一致性

尽管新闻媒介与司法机关在刑事审判上扮演的角色不同, 但其价值目标是一致的。能够发现案件的真相, 有罪者得到追究, 无罪者还其清白, 即是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追求。

媒体对刑事案件的适当报道, 有利于促进司法公开, 实现对法院的监督, 通过这种广泛的社会监督的方式, 在排除不正当的外界力量影响上也能起到很大作用, 进一步促进审判独立, 减少司法腐败, 加强制约监督体系的完善;在审判中, 有利于提高证人证言的质量和办案的效果, 保护当事人权利不受国家机器的步伐践踏。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才是现代法治应该达到的目标。

四、正确处理新闻媒介与刑事审判的关系

新闻媒介与刑事审判实现真正的和谐关系, 是衡量现代法治的重要指标。平衡新闻自由与司法公正之间的关系将是当今法治社会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各国在实践中基于国情的差异, 解决之道也不尽相同。在德国, 法律界普遍认为传媒对司法产生的影响是不容忽视且不可逆转的, 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 对于法官个人来说, 是否受到外界的影响反应了法官个人的职业素养和意志力, 由此产生的后果也应由其自身承担;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一系列判例来平衡受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新闻自由权与受宪法第六修正案保护的公正审判权两者之间的关系, 并且摒弃了英国规定的“藐视法庭罪”, 主张“必须抛弃那种通过实质性限制这一方或那一方的权利以解决彼此冲突的思想, 而应当另辟途径以达成目的, 要求法官必须更耐心、更细致和更中庸, 并付出更多的辛劳。”

我国要正确处理好新闻媒介与刑事审判的关系, 还需要积累更多的实践经验。就目前来讲, 主要包括以下三点:

(一) 完善新闻立法, 规范新闻工作者及其新闻传播活动。保障新闻自由的同时, 规范法律责任及相应的救济渠道, 明确新闻媒体的权利与义务。

(二) 贯彻审判公开原则, 建立和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旁听证发放制度等, 同时做好庭前告知工作, 自觉接受社会和媒体的监督。

(三) 提高法官自身素质。真正的审判独立不怕媒体的报道, 提升法官的自身素质是面对复杂案件以及各方面压力所必备的, 只有真正过硬的职业技能才能通过各方考验, 保证审判的公正以及公众的知情权。

我国的传媒事业起步晚发展快, 司法改革尚在不断探索, 民众法治理念还需培养, 媒体与刑事审判的关系需要在一种动态的过程中寻求渐进的改善, 实现新闻媒体与司法的良性互动, 使得司法无惧媒体公开报道, 媒体报道也在循着法治的轨迹, 充分发出民众的声音。总会有几种不同的声音———在言论自由的条件下, 任何人的言论都不具有杀伤力, 只有“惟一”的声音才是可怕的。媒体与司法共同进步, 完善制度建设, 在两者之间寻求适度的平衡, 力求找到最佳的契合点, 使媒体对刑事审判的监督自由而又不过度, 刑事审判对媒体的排斥合理而又不过分, 新闻自由和司法公正的价值得到充分实现, 推动社会民主和法治的发展。

摘要：随着我国刑事诉讼的改革和不断完善, 以及大众媒体的普及和发展, 新闻媒体介入刑事审判活动已经成为成为了一种常态。新闻媒体对刑事审判的报道, 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其关系本质上是新闻自由与司法公正的关系。通常情况下二者能够相互促进, 但这两种价值也会产生冲突, 如何平衡这种关系, 其各自特点和相互关系如何, 怎样调和两者所代表的价值和利益, 实现代法治国家需要考虑的问题。

关键词：新闻媒介,刑事审判,知情权,司法公正

参考文献

篇6：论民事审判程序改革之程序分化

关键词：民事审判程序,程序分化,模式探讨

“程序分化”是指民事一审诉讼程序中的“程序分化”。如何“分化”是个重要的难题。目前民事诉讼法学界有很多学者提出了不同的方案, 主流观点是在我国现有的简易和普通两种程序的基础上引进小额诉讼程序。但小额诉讼程序是作为独立于简易与普通之外的第三种程序还是作为简易程序中的子程序仍然有争议。一部分学者认为, 简易程序其实就是普通程序的简单化, 但各国包括我国均是将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作为两种并列程序设置, 而小额诉讼程序是比简易程序更简易化的程序, 遵循立法例以及域外关于小额诉讼的立法应将其作为第三种并列的程序。另外一部分学者则认为, 保留“普通—简易”的基本模式, 在简易的基础上再进一步划分不同程序, 其中则包括小额诉讼程序。笔者认为此处的关键点在于对外国法的移植借鉴一定要立足于本国的国情。

增加小额诉讼程序, 对我国民事审判现状来说是及其必要的。虽然简易程序相比普通程序已有许多简易之处, 但是仍然不能满足民事诉讼增长的需求。对于小额诉讼的当事人来说, 他们争取的只是微小的利益, 如果简易程序所花费的费用与时间成本超过了胜诉结果的可预期利益, 则失去了进行诉讼的意义;而对于司法机关来说, 随着简易程序的高适用率, 案件已呈积压之势, 为了降低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 则需要通过更简单的程序来进行案件的分流。所以增加小额诉讼程序就显得势在必行。当然也有部分学者持反对意见, 认为增加小额诉讼程序是过分强调程序的简化, 不利于程序的正规化、规范化, 加深了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笔者不这样认为, 增加小额诉讼程序是为了解决已经存在的司法实践问题, 任何程序制度如果不能解决实践问题就不具有存在的价值。而且对程序的简化并不是“简无止境”而是“简而有序”, 正是为了体现程序的价值, 才将其以立法的形式加以明确规定。

确定了需要增加小额诉讼程序后, 就要着重探讨小额诉讼程序的适用标准与制度设计。此处尤其要注意吸取简易程序的教训, 避免抽象的标准设定, 防止适用范围不明从而造成司法实践中的困境。纵观世界各国, 小额诉讼程序的应用都各有不同, 这也是不同社会制度、司法制度等因素共同决定的。小额诉讼程序, 顾名思义标的金额 (不仅限于金钱) 小, 而以标的金额为主要标准界定小额诉讼范围也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但具体“小”到什么标准, 各国规定不尽相同。对我国而言, 一定要考虑到我国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 如东西部差异、沿海内陆城市的差异、城市与乡村的差异等客观情况, 确立与我国经济发展现状相适应的小额诉讼的金额标准。有学者提出, “在立法上只须规定一个最低限与最高限, 各地法院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的金额标准由最高法院通过司法解释授权, 高院视省内不同辖区内的实际情形加以确认。”这里的最低限与最高限的具体数额应在大量调查的基础上确定。以金额为主的同时还应该兼顾案件的类型要求。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的案件一般应为金额较小的债权案件, 而涉及人身权的家事案件、侵权案件、公益案件等都不适合适用小额诉讼程序。

小额诉讼程序设立的主要目的就是简化程序从而降低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这就势必要求其制度设计的基础理念是程序的经济价值。而民事审判程序的最高价值应是程序公正。如何平衡两者, 或者说是孰重孰轻都直接影响小额诉讼程序的建构。但可以确定的一点是:小额诉讼程序比简易程序还要大幅简化, 但如何简化还要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 在借鉴外国法的经验时, 不能照搬照抄。笔者在总结了几位老师的观点后, 有如下的想法:

其一, 笔者认同并觉得具有现实意义的制度设计。①起诉文书表格化。由法院根据各类案件的需求事先拟定格式诉状, 由法院打印好供当事人直接填写, 运用表格进行起诉, 弱化程序的专业性, 增加迅捷性。②庭审不拘于法定方式、法定顺序。③答辩期缩短。④法庭笔录、判决文书适当简化。⑤审限规定缩短。基于前四项的设计, 整个审判程序的周期缩短是可实现的。

其二, 笔者认为不能借鉴外国法的制度设计。①禁止律师代理。该项规定可适用于英美等公民法律意识强、国家法治程序高的国家, 而我国还处于普法阶段, 有违我国的法治理念。②实行一审终审制。规定过于“刚性”, 不利于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保障。小额诉讼一般标的金额小, 争议不大, 故当事人上诉的可能性并不大, 如果有当事人真的上诉, 则很可能该案件并不适合小额诉讼程序。③调解前置。设立小额诉讼的目的就是在诉讼的范围内快速解决案件, 当事人为了微小的利益进行诉讼是出于对诉讼程序的信赖, 强制性调解前置违背了当事人的初衷。

其三, 笔者有疑惑的制度设计理念。程序选择:当事人可以自主进行程序选择。虽然是经过了双方当事人的合意, 但是是否会违背审判公开原则?是否会侵犯当事人的诉讼权利甚至是实体权利?小额诉讼的当事人很可能是缺乏法律常识的群体, 当事人在不了解民事诉讼中各项程序的包含内容与目的所在的情况下而放弃或选择某项错误程序, 极可能会导致当事人实体权益的受损。要想充分保障当事人的权利则势必会增加法官“释明”的责任, 加重法官的任务, 同样无法提高诉讼效率。

参考文献

[1]周孟炎.民事审判程序研究[D].中国政法大学, 2004.

[2]江伟.中国民事审判改革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 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