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标侵权赔偿标准

商标侵权赔偿标准（精选8篇）

篇1：商标侵权赔偿标准

侵权赔偿协议书

甲方：×××公司

乙方：身份证号码：

乙方未经甲方的授权和同意，在同一商品上擅自使用甲方的注册商标和近似商标并对外销售，严重侵犯了甲方的商标专用权，损害了甲方的品牌形象和品牌商业信誉，扰乱了甲方的经营秩序，现经甲乙双方协调一致，达成协议如下：

1、乙方同意一次性赔偿甲方人民币_______元（大写），作为乙方因侵权行为造成甲方经济损失的赔偿，赔偿款在本协议签字后三天内一次性支付。

2、乙方保证在本协议生效后，不再从事侵犯“×××”注册商标（包括甲方拥有专用权的所有注册商标）的侵权行为。

3、甲方承诺在本协议生效后，甲方不再追究乙方在本协议生效前的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责任，包括侵权等违法责任。

4、若乙方在本协议生效后，继续从事侵犯“×××”注册商标（包括甲方拥有专用权的所有注册商标）的侵权行为，甲方仍享有追究乙方全部侵权责任的权利，情节严重的将直接移交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直至司法机关处理。

5、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后生效。若乙方不按本协议书规定及时支付经济损失赔偿款，甲方可以从乙方的信用保证金中直接扣除。

6、作为甲方的特许加盟商，乙方有义务协助维护甲方的市场秩序、品牌形象及合法权益，对发现的任何侵犯甲方合法权益行为，乙方应积极进行举报并密切配合调查；乙方自己若有任何侵犯甲方合法权益的行为，乙方愿意承担赔偿因此给甲方造成的所有损失，并承担一切法律后果。

7、本协议一式贰份，甲乙各执壹份。

甲方（或代表）签章：______________

年月日

年月日乙方签章：

篇2：商标侵权赔偿标准

（北京高文律师事务所骆振宇）

【内容摘要】

侵权人承担责任，是提起商标侵权诉讼的主要目的之一。因此，赔偿数额的如何计算，是商标侵权案件的核心问题。商标侵权赔偿的计算一直是实务司法界和法律研究界比较有争议的问题。那么这些数额的计算是怎么确定来的呢？是一个值得大家去探讨的问题，【正文】

随着国家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大力提倡，社会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日益重视，企业在商标保护的意识上有了很大的提高，商标侵权事件时有发生。从千万元 “红河”商标侵权案；到长城商标亿元侵权案。商标侵权损害赔偿的数额变化越来越大，商标侵权的案件越演越烈。那么这些数额的计算是怎么确定来的呢？是一个值得大家去探讨的问题，侵权人承担责任，是提起商标侵权诉讼的主要目的之一。因此，赔偿数额的如何计算，是商标侵权案件的核心问题。商标侵权赔偿的计算一直是实务司法界和法律研究界比较有争议的问题，目前依据法律的规定，商标侵权损害赔偿数额的计算方法有三种。

从《商标法》第五十六条我们可以找到依据，其规定：“侵犯商标专用权的赔偿数额，为侵权人在侵权期间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或者被侵权人在被侵权期间因被侵权所受到的损失，包括被侵权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前款所称侵权人因侵权所得利益，或者被侵权人因被侵权所受损失难以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五十万元以下的赔偿。”

根据这条的规定，大家可以看出商标侵权赔偿有三种计算方式：

1、侵权人因侵权获得的利益；

2、被侵权人因为侵权而受到的损失；

3、法定赔偿。

对于三种计算方法在实务中的操作，最高人民法院下达的司法解释中可以寻找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 人民法院依据商标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确定侵权人的赔偿责任时，可以根据权利人选择的计算方法计算赔偿数额。”这就是说被侵权人可以自行选择是适用第一种计算方式还是第二种计算方式，如果这两种方式都无法计算，那么由法院直接适用第三种方式。

下面我们就对三种计算方法在实务中的操作简单阐述比较下：

一、侵权人因侵权获得的利益的适用

对于侵权人因侵权获得的利益，按照常规的做法，一般情况下，应该是对侵权人的财务状况进行审查核算就能得出的。但是在实务中，不管是被侵权人所委托的律师，还是拥有国家权力的司法机关，都几乎不可能取得侵权人的完整、真实的财务记录信息；另外此方法也有一定的硬伤，试想一下侵权人很可能并没有实际的获利，例如侵权刚开始就被发现，所有的货物还没有销售出去或者销售量非常的小，还不够前期的包装等费用。这种情况下的获利就是十分少的或者根本没有的。那么怎么能依据侵权人因侵权获得的利益起诉呢，很可能被侵权

人所得到的数额都不值得去起诉，因为和起诉的成本相比，可能最后得到的结果是南辕北辙的。对此，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将这个问题进一步简单处理了。解释第十四条规定：“商标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侵权所获得的利益，可以根据侵权商品销售量与该商品单位利润乘积计算；该商品单位利润无法查明的，按照注册商标商品的单位利润计算。” 这样一来就为被侵权人的计算带来了一定的便利。也更多的能为被侵权人所接受，所以这种计算方法在实务中适用比较多，从调查取证的角度来看也相对容易一些。在上述计算赔偿数额时，要确定侵权人的侵权期间，否则，无法计算赔偿数额，侵权人开始到侵权结束的这段时间。侵权时间分为三种情况：

1、侵权开始日至侵权人停止侵权日；

2、侵权开始日至侵权被制止日；

3、连续侵权的，自起诉日向前推两年。对于第三点连续侵权的，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第十八条规定：“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诉讼时效为二年，自商标注册人或者利害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侵权行为之日起计算。商标注册人或者利害关系人超过二年起诉的，如果侵权行为在起诉时仍在持续，在该注册商标专用权有效期限内，人民法院应当判决被告停止侵权行为，侵权损害赔偿数额应当自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起诉之日起向前推算二年计算。”明确了侵权期间，才能计算得出具体的量和数额。

二、被侵权人因为侵权而受到的损失的适用

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第十五条：“商标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因被侵权所受到的损失，可以根据权利人因侵权所造成商品销售减少量或者侵权商品销售量与该注册商标商品的单位利润乘积计算。”这种方法在实务中是难以适用的。因为任何一种商品都是有生命周期的。被侵权商品的销量下降，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能简单的认为是因为侵权造成的。商品销量下降有很多种因素，比如A公司有一种软件，市场初期，A公司商品投入早，需求量大，销量不错，市场中期，多家公司都有类似的产品投放市场，客户选择多了，有可能其他公司的比A公司的产品更好，这时A公司的产品销量就会下降，这一时期又恰好A公司的产品商标被侵权，这就不能简单的认为是因为侵权造成销量下降的。再比如A公司有一种软件，市场初期，A公司商品投入早，需求量大，销量不错，市场中期，多家公司都有类似的产品投放市场，客户选择多了，但是A公司的产品已经具有知名度和口碑，销量不降反升，而且比以前更好，而这一时期A公司的产品商标也被侵权，那么此种情况A公司的损失在哪里？又该如何去计算被侵权人因为侵权而受到的损失呢？所以在市场经济杠杆调节下被侵权人的产品销量的升降，在一定程度上与侵权人是没有必然关系的。也因此在实务中目前很少看到按这种方式计算赔偿数额。

三、法定赔偿的适用

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第十六条规定：“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或者被侵权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损失均难以确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或者依职权适用商标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确定赔偿数额。”

从解释来看，法定赔偿赋予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是零到五十万元之间，解释同时规定了法定赔偿的使用情况，是在“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或者被侵权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损失均难以确定的”情况下都无法计算时才适用。零到五十万之间的回旋余地是很大的，有人会怀疑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是不是范围太大了？最高人民法院在这个问题上也在解释里的第十六条

第二款：“人民法院在确定赔偿数额时，应当考虑侵权行为的性质、期间、后果，商标的声誉，商标使用许可费的数额，商标使用许可的种类、时间、范围及制止侵权行为的合理开支

等因素综合确定。”此条款约束了法官要根据规定的各种因素进行综合考虑，在上述的因素中，商标使用许可费的数额是具体的，这是法官做出判决的重要依据，那么如果没有商标使用许可费的数额，就只能从其他的因素考虑了。这就要求被侵权人在证据上下大功夫，争取法官的最大支持。

综上所述，侵权人因侵权获得的利益的适用和法定赔偿的适用在实务中比较常见一些。最后，在上述数额里面，都应该包含包括被侵权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此处所说的合理开支包括:

1、调查费；

2、公证费；

3、差旅费；

4、律师费；

篇3：商标侵权赔偿标准

一、商标权客体研究

商标权的客体是集商品信誉与商品标识为一体的共同载体, 商标所表达的内涵除了包含文字、图形、字母以及三者组合而成的识别标识, 也表达商品所承载的商业信誉与公众对产品的信任。“商标是商标权人最可信的图章, 商标权人通过它来保证附着该商标的商品, 它传递着商标权人或好或坏的名声”。商标侵权的有效判断标准与商标客体是密不可分的, 必须满足商标权利的双重内涵, 即商品标识与商品信誉的双重保护。

二、我国现行商标侵权判断标准的缺陷

(一) 商标保护重形式轻内涵, 导致商标侵权纠纷个案的裁决失衡

现行《商标法》第52条强调了商标侵权的客体主要是商标专有使用权, 其侵权判断主要是所使用的标识与商标产品之间是否相同或近似, 忽略了商标注册人是否将商誉赋予了商标, 是否经营商标所载明的商品。例如在“家家”商标侵权案中, 原告在注册获得商标使用权后, 并未真正投入经营, 但法院判决被告除侵权外, 还承担高额的赔偿;在云南省红河光明股份有限公司与山东省济南红河饮料制剂经营部因“红河”商标一案中, 原告并未生产过啤酒, 但被告依然被判败诉。在商标侵权中的个案的显失公平判决主要是因为我国商标法在保护的过程中, 过分注重形式, 违背了法律所彰显的公平与正义原则, 造成了大量恶意注册商标行为的泛滥。

(二) 商标侵权判断标准违背了商标法的基本原理

我国现行的商标侵权判断标准在逻辑的认定上、法条目的与手段设置上, 存在逻辑顺序上的混乱。我国将存在混淆的可能性, 作为商标标识是否近似、商品或服务是否类似的判断标准。这种倒推式的结构, 违背了商标法的基本原理。《商标法》虽明确将商品标识作为保护对象, 但应该将商品生产经营与商标使用情况结合在一起, 避免由此产生的商标符号机械崇拜与商标法保护的本质相背离。我国现行商标侵权判断标准是逼迫“法官造法”的重要因素, 例如在“老坛子”商标纠纷案中, 被告成都统一企业食品有限公司在原告申请商标注册之前已经使用“老坛子”图文商标, 并作了大量广告宣传, 法院判定, 以混淆原则判令被告不构成对该商标专用权的侵犯。法官有意识的用混淆可能性原则判断商标侵权行为, 虽合理但已逾越了司法限度, 成为法官造法的示例。

三、商标侵权采用混淆可能性作为标准的分析

(一) 我国商标侵权有效判断标准将采用混淆可能性原则

在2014年5月1日即将实施的《商标法》第57条中明确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均属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 (二) 未经商标注册人的许可, 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近似的商标, 或者在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 容易导致混淆的”商标侵权判断标准有了突破性的发展, 与当今社会经济改革的大环境, 与知识产权保护的内涵相统一, 具有理论与实践上的重要意义。

(二) 商标侵权行为的判断标准由商标权的客体所决定

商标在简单的字母、数字、图形之外, 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激发消费者认同, 更多代表了商品的质量或者服务, 在这种基础上建立起来对商品的信任。比如, 可口可乐、乐百氏等商标在积累了消费者信任的基础上, 逐渐成为企业的无形资产, 成为商品无声的代言人。商标法是保护商品标志与商品、经营者之间信誉关系的法律, 由于商标权客体的复杂性, 混淆可能性原则能更直接地指向商标侵权的本质, 混淆才会破坏标志与产品来源及经营者信誉之间联系, 而商标的相似仅仅是一种商标外在表象。

(三) 混淆标准有利于商标制度的完善, 更加切合商标法保护的本质

所谓混淆可能性, 是指商标的使用可能与在先商标的使用发生混淆, 是划定合理的商标权利范围的基础, 必须结合市场的客观情况, 结合商标的显著性等进行认定。商标侵权判断标准在逻辑上更加顺畅, 具有良好的周延性, 将商品的商标符号与商品所积累的商誉作为密不可分的联系体。例如将表示产地的“黄骅”二字用于“黄骅冬枣”中并不侵犯商标权利, 这说明描述性要求或者是在不影响他人商业信誉的前提下的行为, 可以正常的使用。混淆标准的建立使得第三人的使用被完整地划分为侵权使用和正当性使用, 保证了制度上的周延性。商标近似于商品类似的集合并非与混淆的概念等同。前者的判断更多的集中在商标图形与符号的对比上, 而不是将混淆可能性作为商标近似、商品类似的判断标准。例如在“艾弗公司诉鳄鱼恤公司商标侵权案”、“南京利源物业发展有限公司诉南京金兰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商标侵权案”中, 对商标侵权的界定就是在混淆可能性原则下进行, 与商标法保护的客体相一致。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国家加大了对商标权利保护的力度。从商标权的本质而言, 保护商标权利是保护商标所衍生的财产权的集合。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对商标侵权行为“混淆可能性”作为判断原则的规定, 我国也吸取了这个立法精华, 由原来对商标侵权行为的列举式方法向商标侵权“混淆可能性”迈进。商标侵权的有效判断标准的转变, 有助于实现我国商标法权利保护的内涵与本质, 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商标,侵权行为,商标权客体

参考文献

[1]余静.商标侵权的判断标准——以商标权客体为视角[J].中华商标, 2012.05.

篇4：商标侵权赔偿标准

1月8日，霍金路伟（Hogan Lovells）国际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霍金路伟（Hogan Lovells）”）与《中国知识产权》杂志联合举办了“中国、美国及欧盟商标在先使用权及知识产权侵权赔偿责任”研讨会。本次研讨会邀请到国内知名知识产权法官、商标局官员、学者以及来自霍金路伟（Hogan Lovells）德国、美国、北京、上海及香港等地域的资深合伙人、高级律师，各方围绕商标在先使用权制度、商标侵权赔偿责任问题进行了主题演讲并展开了比较法上的讨论。

商标在先使用权

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审查协作中心的原琪副主任和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的张今教授分别对中国的商标在先使用权问题进行了演讲。原琪副主任表示，我国商标法实行注册制，2001年《商标法》对未注册商标仅在特定情况下予以保护，如对未注册驰名商标禁止恶意抢注等，这些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和打击了不断增加的“抢注”行为，但对于商标注册成功后注册人能否要求该商标在先使用人停止使用或者损害赔偿却未置可否。新《商标法》确立的商标在先使用权制度是商标注册原则的一种例外，是不侵权的抗辩事由而不等同于注册商标权，其立法目的和意义在于弥补申请在先和注册制的不足，保护因在先使用而产生识别作用的商标，平衡在后商标注册人和在先商标使用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保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和消费者利益。关于在先使用的商标必须“有一定影响”，原琪副主任表示，商标在先使用权产生的基础为在先使用并具有一定影响后产生了商标的识别作用，如果仅仅要求使用在先但不具有一定影响，将会对注册制度造成根本冲击；张今教授认为，“有一定影响”是商标先用权成立的核心要件，对其认定可参考驰名商标的认定因素，但应低于驰名商标的知名度认定标准。关于目前争议颇多的在“原使用范围内”使用的问题，根据二位嘉宾的理解，可以从使用人、使用的商标、商品或服务的范围以及地域范围进行考虑和界定。其中商品或服务的范围应仅仅局限于在先使用的商品或服务，不得擅自扩大至其他类似商品或服务上；而关于地域范围，鉴于现实中的情况纷繁复杂，在相关司法解释出台前，应在个案中对商品商标和服务商标区别对待。二位嘉宾还认为，根据《商标法》的立法目的和精神，第五十九条第三款保护的在先使用应当是善意的使用。

霍金路伟（Hogan Lovells）美国北维州合伙人Timothy J. Lyden先生介绍了美国商标法的商标使用问题。在美国，使用是商标权的基础。一个尚未获得联邦注册的商标可以仅仅通过使用获得普通法（Common law）上的商标权，但该权利局限于该商标使用地域以及所使用的相关商品或服务范围，该权利可用以禁止其他注册人使用该商标、对他人的申请提出异议以及撤销他人对该商标的联邦注册。使用人可以对其已经使用的商标进行联邦注册，以进一步在全美国范围内获得联邦商标法保护。美国联邦商标法（the Lanham Act）对“使用”的定义是“use in commerce”（商业上的使用），其意为基于诚实信用原则的善意的在正常的交易活动中的实际使用，且非仅仅为了保留一项商标权利而进行的使用。而对于尚未使用的商标，所有人可以“意图使用”（intent to use）为基础进行申请和注册，以获得自申请日起对该商标的优先权，但商标注册证仅仅是注册人商标权的初步证据。Timothy J. Lyden先生指出，鉴于“使用”在美国商标申请中非常关键，在申请中应当谨慎签署“使用声明”，不实的“使用声明”对商标申请和注册是致命的。并且，Timothy J. Lyden先生建议企业在美国进行商标申请前进行尽可能全面的商标检索，包括该商标在美国的州注册和联邦注册情况，以及普通法上的使用情况。

商标侵权赔偿责任

霍金路伟（Hogan Lovells）德国汉堡合伙人Morten Petersenn博士介绍了德国商标法关于侵权赔偿责任的规定并分享了相关案例。据他介绍，在德国现行商标法上，侵权赔偿责任应满足以下前提条件（举证责任归于原告）：一是商标保护尚有效；二是侵权人的使用未经商标权利人授权；三是权利人所受到的损害系由侵权人的使用造成，此外还要求侵权人的主观故意或过失，而法律支持的赔偿金额一般不超过侵权人从侵权商品中所获得的利润。关于被侵权商标的实际使用情况，德国商标法规定权利人享有五年的宽限期，在该期间，即使权利人未实际使用其注册商标，亦享有请求侵权赔偿的权利，而五年宽限期满后，权利人应当在侵权诉讼中提供商标使用证据，若未能提供，其请求将不会被支持。而赔偿金额的计算与中国的情况相似。

关于美国商标侵权赔偿责任，据Timothy J. Lyden先生介绍，美国商标法的侵权赔偿责任规定旨在，以公平原则为基础，补偿商标所有人因侵权所遭受的损害或失去的利益，法院在确定赔偿责任时会考虑的因素包括被告的获利、原告因侵权的实际商业损失、原告自身的利益损失、原告支出的律师费用，以及侵权人的主观意识情况等。关于“惩罚性赔偿”（punitive damages），就商标侵权案件而言，联邦商标法（the Lanham Act）并无直接规定，不过法院在裁判时可根据案情适当提高或减低赔偿额，而在一些仅涉及地方（州）的商标侵权案件中惩罚性赔偿可能适用；而针对故意的商标假冒，联邦商标法（the Lanham Act）规定法院应当判决三倍于被告的获利或原告的损失两者中较高的金额，并支持合理的律师费。法定赔偿仅适用于假冒案件，在假冒行为系故意的情形下可主张的法定赔偿金额高达USD 2，000，000。此外，美国商标法一方面要求权利人应主动标示自己的商标已注册（如标记?）以便让他人知晓，另一方面亦给予侵权人较高程度的注意义务而不应以不知为由进行抗辩。

本次研讨会对我国新《商标法》中关于侵权赔偿责任的规定进行了讨论。嘉宾们认为，与美国、德国商标法的规定相似，填平原则仍是我国商标侵权赔偿责任的基础，新《商标法》的规定加大了对商标的保护力度和对侵权行为的惩处力度。有人强调，在确定侵权成立以及赔偿责任范围时要把握好“因果关系”，同时有必要考虑商标注册人是否是善意的权利人。关于一些规定的具体适用，业界仍期待司法解释予以明确以及更多的案例。

霍金路伟（Hogan Lovells）是一家世界性法律事务所，就涉及国内外复杂的法律和商业问题的广泛业务向公司、金融机构和政府实体提供高质量的法律服务。目前该所在亚洲、美国、欧洲、非洲、拉丁美洲和中东拥有40多家分所或办事处，2800多名律师。霍金路伟（Hogan Lovells）是大中华区最大的国际律师事务所之一，在香港、北京和上海设有代表处，共有30余名合伙人和140余名律师，提供广泛的法律服务，其是首批获得在北京及北京以外地区执业许可的外国律师事务所之一。霍金路伟（Hogan Lovells）在亚洲、欧洲及美国等地共拥有近400位致力于知识产权业务的专业人士，其在全球范围内的服务领域包括商标及域名、品牌保护、专利、著作权、不正当竞争、商业秘密及保密技术诀窍、知识产权诉讼及仲裁、战略咨询及组合管理、知识产权交易、技术合同及外包、数据保护及隐私等。

篇5：商标侵权赔偿标准

国内学界对于知识产权面临的因特网挑战的关注主要集中于着作权和邻接权制度，对于商标法律制度关注的相对较少。商标侵权是传统商标侵权在电子商务领域的扩张，因网络的开放性、超时间性和超地域性给传统商标法带来了极大挑战。

一、电子商务对传统商标法的挑战。

当前，电子商务得到了普遍应用，是一个应用领域非常广泛的概念，包括与商业有关的各种活动，其外延涵盖了生产、销售、服务及有关的活动、企业内部的管理活动和业务流程。对电子商务的含义，国际上还没有达成统一的认识，联合国《电子商务示范法》对此解释为：“使其包括不论是契约型或非契约型的一切商务性质的关系所引起的事项”。本文主要研究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商业环境中商标权的法律保护问题。传统的商标法建立在传统的商业经营和商业交易条件下，而电子商务借助于网络平台，因网络的开放性、超时间性和超地域性给传统商标法带来极大挑战。

首先，商标权以地域性为基本特征，一般以法域来确定商标权的边界。网络的虚拟空间没有国界和地域限制，极大的淡化甚至削弱了商标权利的地域特征，任何一个网上的商标使用行为都会具有遍布整个世界的效果。这使得传统商标法对于很多网络商标侵权难以认定，也导致了网上商标权冲突等现象。

其次，开放的网络虚拟世界为现代商业活动提供了开放性的“场所”，并提供了多样性的技术和商业条件，如网络技术大大丰富了商业标志的构成要素，典型的如动态的 flash 等形式，[1]网页链接的标志、纵深链接他人商业标志、将标志符号作为关键词等新使用方式，特别是商标文字可以申请作为网络域名使用，这样导致商标与域名之间的冲突。这一方面使传统商标权的行使范围变得模糊;另一方面又加大了认定网络商标侵权问题的难度。

再次，互联网的超时间性对商标权期限性的挑战。在商标权取得的“使用主义”国家中，决定商标权归属的是谁使用商标的时间在先 ; 在商标权利存续期间，商标权人连续三年不使用将构成对商标权的放弃。另外，商标侵权行为也是具有时间性的，任何侵权不管是一次性还是连续性的都对应了一个时间量度，决定了侵权诉讼的时效计算，并最终影响侵权责任承担。互联网上的商业活动和商标使用行为都难以准确对应现实世界的时间体系，传统商标法必须在时间和期限制度上做出相应规定。

二、电子商务环境中商标侵权判断标准。

(一) 传统商标法一般规定的失灵。

传统的商标侵权理论认定商标侵权，会把商业使用、造成混淆的可能性这两大因素作为重点来考虑。根据我国《商标法》及其实施条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商标侵权种类主要有九种。按照传统商标法的一般规定，在其地域范围内，商标权人有权独占的使用该商标标志，其他人不能使用，任何人没有经过允许在相同或类似产品与服务方面使用相同或相似的商标，都认定为侵权行为。因此，将商标用于因特网上之商业使用应认为构成商标法上所称的“商标使用”，若无权利人的许可而在网上使用就会构成侵犯商标权。

在互联网中认定商标侵权，若适用商标法一般规定，同样也离不开地域性原则，但在互联网上使用该商标标志的行为地域性难以判断，因为网上商标使用行为本身具有超地域性。唯一的解决途径就是对超地域性的网上使用行为进行地域性判断，这显然超出了商标法的现有框架。 商标网上使用行为的超地域性来源于互联网的超地域性，能否在网络技术中通过对互联网和网上的商标使用行为进行地域限定和划分 从目前的情况看，依据国界在互联网上划定地域显然是不可能的 ; 虽然理论上限定访问网址的路径是可能的，但是这需要记载所有用户物理地址的数据库，目前没有这样的`数据库，恐怕将来也不会有;而且，移动IP地址和移动域名技术在实质上也使路径与地理地域失去必然联系。依赖技术本身解决问题并不现实，互联网带给商标法的冲击需要商标法的积极回应，需要对商标实体法做出相应的调整，建立新的制度和原则，解决商标网上使用和互联网的超地域性问题。

(二)“市场影响规则”的提出及其基本内容。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xx年通过的《关于互联网上商标和其他标识工业产权保护的联合建议》第2条规定“在互联网上使用某一标志，如在某一成员国内具有第3条规定的商业效果，则应该构成这些条款中所说的在该成员国的使用”。第3条规定“商业效果”考虑的因素包括提供商品或服务与该成员国的关系;标志使用方式与该成员国的关系;标志的使用与该成员国中该标志的权利的关系等等。上述规定强调仅仅在互联网上使用某一标志，不得当然认为是对该标识依某成员国可能存在的商标权利的侵犯，除了要以商业或交易为目的外，还必须在该成员国产生商业影响的情况下，才可以依照该成员国的法律予以调整和规制。这被认为是“市场影响理论”的雏形，就是说以市场影响作为网络下商标使用行为的地域性标准。市场影响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为解决互联网无疆性与商标地域性冲突提供了方向。

市场影响规则对互联网环境下，商标的使用范围、商标侵权与救济等做出了规定。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可以预测该规则未来有望成为统一的国际实体法规则。就我国而言，作为商标大国，今后的商标领域难免不发生类似冲突。如何有效的适用商业影响规则，需要对商标网络使用情况进行深入的研究。笔者建议，可以结合我国现有商标法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判断：第一，要求商业性使用，首先要求比对的标识要求一方是未注册商标，另一方是享有保护权利的注册商标;其次，要求包含商业目的和商业影响;第二，容易给消费者造成误认混淆的。

三、电子商务环境中商标侵权典型形式及分析。

(一) 链接商标侵权。

网络环境下，链接无处不在。链接即超级链接，指从一个网页指向一个目标的连接关系，指向的目标可以是同一网页的不同位置，也可以是另一个网页，或者是图片、电子邮件地址等。互联网环境下，网页链接是非常基本的一项技术，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种网络文件技术。网页链接可以链接其他网站的主页 (home page)，也可以链接该网站主页下的子网页 (sub page)，后者称为“纵深链”(deep link)。在设置链接的方式上，又可以分为正常链和埋置链，埋置链是一种不为用户明显察觉的隐形链接，使被链接文件在表面上构成链接文件的一部分。

如果深层链接的标志与被链者的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设链者和被链者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是相同或相似的，特别是指向的具体内容页内容与被链者网站内容区别不大，很容易使用户在设链者与被链者之间产生混淆，这种情况下，该深层链接即可能构成商标侵权。判断设置纵深链接者的行为是否构成侵犯商标权或不正当竞争，对其设链目的的考量至关重要。如设链行为并非出于商业性目的，那么该行为一般不构成商标侵权。

(二) 搜索引擎商标侵权。

网上搜索服务是互联网中非常常见的一种网络服务，是根据用户输入的关键词迅速查找、搜索网页的元标记，从中找出与用户搜索的关键词相同或相似的网页，以供用户选择。其中，元标记(meta—tag) 是网页源代码中用来描述网页特征和主要内容的软件参数。当前，网络搜索引擎比较盛行，一些网站经营者为了吸引更多的点击率，开始重视对元标记的使用，比如讲自身商标埋入元标记中;还有的经营者将他人商标甚至竞争对手的商标埋入自己网站的元标记中，目的是招徕其他经营者的客户。在元标记中使用他人商标的行为，构成了搜索引擎商标侵权，这种侵权是在用户难以看到的情况下使用的，所以又称为“商标隐形侵权”。

与显形的商标侵权不同，隐形使用他人商标，依靠他人的商业信誉、品牌价值将网友吸引到自己的网站上。这种行为虽然没有直接在自己的商品或服务、商业广告中使用他人的注册商标，但却对他人的商标造成淡化、降低了该商标对公众的影响，甚至起到贬低作用，因此构成了对商标权的侵犯和不正当竞争。

(三) 网络交易中的商标侵权。

网络交易形式多样，涉及的对象主要有三类：B2B(即 Businessto Business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交易 )，B2C(即 Business to Customer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交易 )，一般以网络零售业为主，主要借助于互联网开展在线销售活动，(网络交易平台只是其销售商品或提供服务的一种渠道，网站经营者自身即网络商品经营者)，C2C(即Customer to Customer 消费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交易) 是为消费者之间的交易提供网络平台，网络经营者只是给消费者提供了虚拟平台，不通过买卖获取利润，也不参与交易。网络商品交易形成的过程中，网站经营者不是买方，也不是卖方。

市场交易主要涉及B2C和C2C两种电子商务形式。B2C 这种网络交易模式中，网络交易平台只是其销售商品或提供服务的一种渠道，网站经营者自身即网络商品经营者，这样的网络交易中出现销售侵犯商标专用权商品的情况，经营主体自然依照《商标法》第五十二条第(二) 款的规定成为商标侵权行为的主体。C2C这种网络交易模式中，网站经营者与商品经营者形成柜台租赁和管理关系。如果网络商品经营者销售的商品存在侵权情况，网络经营者就为销售者提供了便利，使得侵权商品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在网络上传播，引起不良影响。由于网络的开放性，在确定网站经营者的义务，其行为是否构成侵权等是需要进一步考量的问题。

一般认为可以借鉴版权领域的“避风港原则”和“红旗原则”来解决。避风港原则实质上是网站经营者被“通知”其提供的平台上的商品侵权，及时作出删除行为，从而消除侵权影响，这样网站经营者就能免责。这一原则是考虑到网站经营者没有能力对网站的全部内容进行事先审查。而红旗原则是当侵权行为明显到如同鲜艳的红旗一样，一眼就能看出的时候，网站经营者不能视而不见，应主动删除。即是说在侵权行为非常明显的情况下，网站经营者视而不见，故意纵容侵权行为发生，网站经营者就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除此而外，网站经营者不需为相关用户在该网站上的行为承担责任。

四、结语。

互联网环境下商标权的保护更加复杂和困难，商标侵权行为的类型越来越多样化、综合化。从传统商标侵权理论入手分析、判断和解决互联网环境下的商标侵权问题具有合理性和现实性。虽然目前电子商务环境中商标保护法律制度尚未健全，但随着国内外关于商标保护法的不断建立与完善，这种情况会逐渐得到控制。

参考文献：

[1] 崔认红。商标权及其私益之扩张。山东人民出版社。

[2]Torsten Bettinger; Dorothee Thum，Territorial Trade mark Rights in the Global Village— International Jurisdiction Choice of Law and Substantive Law for Trade mark Disputes on the Internet(Pant one)，International Review of Industrial Property and Copyright Law，IIcvol31，No3/，29。

[3] 崔认红。商标权及其私益之扩张 。 山东人民出版社，。

[4] 吴汉东，胡开忠。走向知识经济时代的知识产权法，法律出版社，。

篇6：商标侵权上诉状之侵权认定

1、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或类似商品上使用与注册商标相同或近似的商标的行为。

2、未经商标注册人同意，更换其注册商标并将该更换商标的商品又投入市场的行为 .这种行为在理论上也称为“反向假冒 ”行为。

3、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的行为。结合《商标法》第56条第3款的规定：销售不知道是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能证明该商品是自己合法取得并说明提供者的`，不承担赔偿责任 .因此，这种形式的商标侵权行为是需要销售者主观明知为要件的。

4、伪造或擅自制造他人注册商标标识或者销售伪造、擅自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的行为。须注意的是，这种侵权行为是商标标识的侵权行为，包括“制造”和“销售”两种行为。

5、给他人的注册商标专用权造成其他损害的行为。

根据商标法实施条例第50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规定，属于商标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给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造成其他损害的行为，包括：

1、在同种或类似商品上，将与他人注册商标相同或近似的标志作为商品名称、装潢使用，误导公众的;

2、故意为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提供仓储、运输、邮寄、隐匿等便利条件的;

3、将与他人注册商标相同或近似的文字作为企业的字号或在相同或类似商品上突出使用，容易使相关公众产生误认的;

篇7：商标侵权补偿协议

甲方：亚士漆(上海)有限公司

乙方：重庆建大建筑材料有限公司、重庆美斯丽涂料有限公司 丙方：彭家惠

乙方在未经甲方授权的情况下，擅自使用甲方亚士漆商标生产涂料，并在自接工程中大量使用，经甲方举报后于2013年7月18日被工商机关查处。现经双方协商，达成本协议。

一、乙方之侵权行为给甲方造成严重的品牌声誉损失和重大经济损失，为此乙方同意向甲方支付人民币400万元，作为对甲方损失的一次性补偿。该款由乙方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三天内支付。

二、丙方彭家惠自愿为乙方的上述付款义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三、本协议在各方签字或盖章后生效，因本协议产生的纠纷由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甲方：

乙方：

篇8：商标侵权赔偿标准

一、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标准的立法现状

在笔者统计的19篇设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标准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中, 行政法规1篇, 最高院司法解释1篇, 省级地方性法规8篇, 地方规范性文件1篇, 地方司法性文件8篇。涉及医疗侵权、交通事故纠纷、消费者权益保护、知识产权侵权、人身伤害等多个民事侵权领域。 (2) 考察各个规范性法律文件对赔偿标准的设立方式, 可以归纳如下:

(一) 最低限额式

此种方式仅规定精神损害赔偿的最低限额, 只要在该限额之上, 具体赔偿数额依法官运用自由裁量权确定。对消费者权益保护相关的法律规范全部采用了此种赔偿标准设立方式。至于最低限额, 各地区设定的时间相隔大, 数额差距也大, 如在消费者权利保护领域, 浙江省于2001年规定的精神损害赔偿最低限额为5000元, 而广东省于2012年规定的精神损害赔偿最低限额则为50000。两地区设定时间相差11年, 后者设定的最低限额为前者的10倍。

(二) 最高限额式

此种方式仅规定精神损害赔偿的最高限额, 具体赔偿数额依法官运用自由裁量权确定。笔者搜集的规范性文件中, 只有重庆和四川两地适用此种赔偿标准设立方式, 且规定的最高限额均为10万。

(三) 数额范围式

此种方式规定精神损害赔偿额的上限和下限, 将赔偿金额限定在特定的额度中, 此种方式对法官在个案中的自由裁量权加以最大程度的限制。目前有三份文件使用了此种赔偿标准的设定方式, 如《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确定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指导意见》所做规定。

(四) 分级规定式

所谓分级规定式是将精神损害的赔偿额分为数个级别, 每个级别规定不同的赔偿额度。具体可见《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二十五条之规定。

(五) 确定公式式

此种方式是为精神损害赔偿设定既定公式, 法官处理具体案件时, 根据案情确定公式中变量便可直接得到确定的精神损害赔偿额。这种方式最具操作性和可预期性。使用这种方式的只有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贯彻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意见》。

(六) 基数倍数式

该方式为精神损害的赔偿额预先设定一个基数, 倍率可以为确定的倍率也可以是倍率的上限。如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贯彻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意见中确定侵权行为致人死亡的, 精神损害抚慰金为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费计算20年。这种设定方式兼具刚性与灵活性, 同时与侵权行为发生地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状况可以取得较好的匹配度。

(七) 多种因素综合确定式

这种方式仅规定了确定赔偿额时应当纳入考虑范围的因素, 如根据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下发《侵权纠纷办案要件指南》的通知第二十条规定, 人民法院在确定精神损害赔偿额时应当考虑的因素包括相对方意识状态的可归责程度, 侵害的具体情节, 侵害后果, 致害方的获利情况及其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 以及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

分析上述七种精神损害赔偿标准的设定方式可知, 依据是否对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计算标准做出明确规定, 可以将其分为限定式与非限定式, 其中前六种为限定式, 最后一种为非限定式。在限定式的设定方式中, 依据是给定确定的数值还是给定基数, 可以分为数值式与基数式。其中前五种为数值式, 第六种为基数式。同时也可以发现, 上述设定方法并非相互排斥, 可以在不同情况下同时使用, 从而缩小特定设定方式自身具有的不足, 发挥不同设定方式具有的限定优势。

二、对上述精神损害赔偿标准设立方式的初步探讨

上述精神损害赔偿标准的设立方式各有利弊, 在现行规范性法律文本中, 既存在单独使用特定方式也存在数中方式合并使用的情况, 其目的不过是赋予纯主观的判断事项一定的实际操作性。当然, 这样的限定并不意味着将人们主观遭受的精神痛苦“明码标价”。以作为一般等价物的金钱来衡量精神痛苦的实质是借助可以实现的物质手段实现精神抚慰的目的, 同社会上存在的物质奖励是同样的道理。同时也不得不承认对一些精神损害的恢复, 如因侵权而至精神病的受害人, 往往也要借助金钱以接受治疗, 进而回复到侵权行为发生前的生活状态。 (3)

(一) 对数值式与基数式的初探

数值式包括最小限额式, 最大限额式, 数额范围式, 相比于基数式其优点在于简单明确, 易于操作, 其中的数额范围式最大程度的限制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缩小了当事人预期赔偿金数额与法院判决赔偿金数额之间的差距。劣势则在于基于规范性法律文件的稳定性, 数值式具有稳定性强的特征。如上文所言, 浙江省的法官在处理目前消费者提出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时适用的赔偿标准依旧是2001年制定的, 5000元的赔偿起点已不足以实现精神损害赔偿立法期待的精神抚慰功能, 更谈不上落实惩罚与调整的初衷。并且, 法律文本中确定的数额无论是2000元, 5000元还是50000元, 100000元, 很难说出这些数据科学与否, 为什么就是这些数额而不能设定为其他数额, 也就是说设定的特定赔偿额度存在正当性质疑。

基数式的精神损害赔偿标准, 其最大的难点与价值在于确定基数, 基数既可以是确定的数额, 也可以是某种国民经济指标, 在不同的侵权领域由于考虑的因素不同, 设定的经济指标也不同。笔者整理的19篇规范性法律文件中, 2篇适用基数倍数式来确定赔偿额度, 确定的基数分别为医疗事故发生地居民年均生活费和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费, 除此以外, 此类国民经济指标还可以是最低工资标准, 人均消费性支出或者人均可支配收入。基数在特定案件发生后转化为具体数额, 基数式实质上转化为数值式, 会缺乏对受害人具体情况的关注, 弹性不足。但是基数设为国民经济指标具有客观科学性, 这种设立方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精神损害赔偿额不确定的缺陷, 同时使设定的赔偿标准能够适应不断发展的经济社会文化状况, 避免货币贬值的风险。此时, 设定前置系数对实现精神损害赔偿功能, 确保赔偿额的科学性就显得特别重要。

(二) 对限定式与非限定式的初探

在上文罗列出的七种精神损害赔偿标准设立方式中, 只有多种因素综合确定式对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计算标准没有任何方式的限定。限定式的优点与不足在上文中均有所论述, 至于非限定式的优点, 在于明确法官在确定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数额时应当考虑的因素, 同时具有极强的弹性, 可以对某些极端案件作出与其自身程度相符的判决结果, 从而减少因对判决结果过于僵硬不满而引起的民意聚集。所谓极端案件, 或者国家机关的侵权行为残忍、荒谬的不可思议, 或者受害人遭受到不可思议的精神创伤, 或者还有其他情形。但缺点也极其明显, 过于原则性的规定对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来说, 或许会显得有些“想当然”, 解释权过大则意味着对裁量权的限制是“莫须有”, 设置赔偿标准的部分初衷便难以实现。

三、对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标准的反思

通过上文对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七种赔偿标准设立方式的介绍与初探, 把握每种方式在确定精神损害赔偿额时潜在的优势与不足以后, 笔者试图提出在完善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标准方面的初步建议。

虽然数值式实现了赔偿标准设立时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方面的初衷, 但由于其过于僵硬, 以及对其数值设定正当性的拷问, 在经济社会文化高度发展、公民权利意识日渐完善的今天, 其制度优势已不能够压制暴露出的缺陷, 声讨大大超过认可。 (4) 如果还存在一种排除数值式全部或大部劣势, 同时也能够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赔偿标准, 保留数值式就更无必要性可言了。除此之外, 数值式可道出的另一优势是其简单明确, 易于操作, 能够缩小当事人预期赔偿金数额与法院判决赔偿金数额之间的差距, 降低判决引起的社会消极评价。

基数式的精神损害赔偿标准设立方式相比于数值式适应性较强, 能够体现出不同时间、不同地域的精神损害赔偿额差异。虽然在具体案情确定后它又转化为“数值式”, 但是在具体“数值式”中以特定国民经济指标作为基数具有客观合理性, 不存在对数值正当性的拷问, 在前置系数设定的过程中, 必须充分考虑使受害人回复到侵害发生前的生活状态所需承受的一切经济负担, 以及具有抚慰功能的赔偿款应当占有的份额。 (5) 但是由于此种方式作为限定式的一个分支, 在赔偿额度上依然具有拘束, 在复杂的社会现实中, 遇到极端案件时它依然无法经受住考验。所以基数式的精神损害赔偿标准设立方式在处理国家赔偿精神损害的普遍案件时具有较好的适应性, 可以作为精神损害赔偿标准的基本设立方式。

各种因素综合确定式在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方面不具有普遍合理性, 它最大的合理性在于处理极端案件时饱有充足的弹性。因此可以说, 非限定式是上述限定方式的补充, 在促进司法裁量统一的基础上, 保留充足的弹性以应对数量少但并不排除其存在的极端案件。

综合上述分析, 笔者认为在确定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标准时, 应以基数式为一般方式, 从而应对绝大多数普通精神损害赔偿案件, 将各种因素综合确定式作为基数式的补充, 推动司法裁量的标准统一, 并在出现极端案件时作出弹性十足的、不会与普遍道德观相悖的合理补偿决定。

注释

1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 (第2册) [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8:255.

2姜梅.精神损害赔偿的程序法适用[J].北京电子科技学院学报, 2005 (1) .

3杨秋林, 黄群.国家精神损害赔偿问题研究[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 2005 (5) .

4费锦红.精神损害赔偿的立法缺陷和改进[J].嘉兴学院学报, 2001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