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叙利亚战争的范文

写叙利亚战争的范文（精选6篇）

篇1：写叙利亚战争的范文

在叙利亚感受战争中的百姓生活

枯燥冰冷的数字远不能说明战争给一个国家造成的伤与痛。持续两年半的叙利亚战争给这个国家的民众究竟造成了什么样的身体伤害和心理创伤？

《环球时报》记者9月1日至10日在大马士革深入采访，与各行各业的人交心深谈，切身感受战争环境中叙利亚人的真实生活，内心的想法和对未来的期盼。

炮声下的“正常生活”

如果站在大马士革四季饭店方圆5公里范围内，你不会感觉到当地人生活跟其他国际大都市人有什么两样。“明明是双向两车道，可走着走着就会变成了双向四车道甚至六车道!”常驻大马士革的同事向记者描述说：“早晚上下班高峰，环绕四季饭店的所有道路都变得水泄不通，跟北京市中心没有丝毫区别。”在老城的大马士革古堡景点前，如果不是守卫那里的叙利亚特种部队官兵跟《环球时报》常驻记者熟悉的话，停车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餐饮业的火爆同样让记者感到意外：上午11时，老城巴巴图玛区的几家知名餐馆刚开门，就有男女老少上门，点一杯茶和一壶水烟，开始了天南海北的聊天。20岁的经济专业大学生阿尔弗莱德告诉记者，在战争前，父母都是公务员的他几乎每天都要到老城餐馆消遣。如今，火箭般上升的通胀数字逼得他节衣缩食，可每周仍要下两次餐馆：“位置安全的餐馆还得排队”;在中产阶级聚居的嘎萨区，衣着时尚的青年男女挤满了街边的餐馆，5台悬在房梁上的大屏幕电视机播着“最美声音”选秀和欧洲足球赛;晚上10时左右，位于大马士革北部富人区内的“三角地”高档餐饮区开始热闹起来，泰餐、土耳其餐等异国风味都能在此找到。

巴沙尔总统的新闻顾问哈姆扎向《环球时报》记者谈及自己的“抢购”经历时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在风传美国人要对我们进行军事打击前一天，我疯狂地跑到超市去采购，把冰箱塞得满满的。可当我跟朋友见面吃饭时，发现他们很淡定，而我的‘抢购’反而成了他们的笑柄。”

本报记者在大马士革两家最大超市里看到，虽说物价是两年前的三四倍，但基本物品并不缺，货架不但没有外界形容得“被抢一空”，反而很齐满。走进大马士革老城批发市场，来购买日用品、食物和布匹的顾客逼得你不得不侧身行走，小贩们用三轮车推着山一样高的“中国制造”商品吆喝让路。

大马士革人的娱乐生活也似乎照旧：在距离四季饭店100米外的一幢临街旧楼里，两层上千平方米的空间一到中午就挤满了中老年大叔，打牌娱乐直到深夜才散去;四季饭店西边2公里外的大马士革公园内，谈情说爱的男女，携家带口的中年人坐在草坪中和座椅上，摆上点心、喝茶、抽水烟。赫赫有名的伍麦叶清真寺广场更是大马士革市民纳凉的好去处。

不过，时而响起的隆隆炮声会提醒这里的每一个人：大马士革的“正常生活”并不正常，仅限于市中心的这5公里范围内。

事实上，在四季饭店的高层房间内，拉开窗帘随时都能看到南边和东南方向腾起的一股股浓烟;马路街道边随处可见沉重的水泥块路障，全副武装的军人和警察随时拦下车辆行人核查身份;在最热闹的嘎萨区餐馆吃着饭，1.5公里外的枪声与爆炸声响成一片。“那是政府军和反对派武装在阿巴森广场展开争夺战。”大马士革英文出版社编辑卢巴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双方在那里已经打大半年了。”

“日子总得继续过吧”

是什么样的心态支撑着大马士革看似正常的城市生活呢？

在城区一家国营菜市场内，家庭主妇法唐·阿里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你问我怕不怕战争？怕不怕美国的军事打击？我觉得没啥好害怕的，日子总得继续过吧。”

加洛·达里安是典型的“富二代”：在阿勒颇有豪华别墅，在大马士革住在富人区，父亲和他经营的游艺园设备产业遍及阿拉伯世界，甚至在亚美尼亚还有祖传豪宅。这位到过中国香港、澳门和广州的青年谈起眼下的日子不禁摇头：“现在真是歹人横行呀。我父亲去年就被人绑架过，如果不是及时交了4.5万美元的赎金，恐怕连命都没有了。”

在达里安的眼里，所谓的“叙利亚革命”根本就是“又懒又穷的人拿起武器做坏事”：“他们要干的就是绑架要钱。绑架的对象不分穷富，因为穷人绑了之后同样家人要出一笔钱，如果实在拿不出，那么肯定就会砍掉他的一只胳膊，通过这种方式警告有钱人：别以为我们只是说着玩，我们可是玩真的!”

达里安还举例说，有一个工人之前替他家看阿勒颇的别墅，偶尔清洁一下游泳池，每个月可以有100美元的收入，但不久前却辞职了，“他自称‘现在每天能赚200美元!’你想想，做什么生意一天能赚200美元，不就是参加绑架么？”

达里安和家人现在游走在叙利亚和中东多国之间。时局不稳时就出国，时局有好转就回国照料生意。“有钱人基本都这样，”达里安坦言。

克里斯蒂安是大马士革老城巴巴阿莫尔区“马灯”餐馆的老板。身为基督徒的克里斯蒂安可谓家大业大，光是他那家有300年历史的餐馆一次就能容下200余人就餐。尽管基督徒加上富人的身份意味着在反对派面前很不安全，但克里斯蒂安没有逃难的意思。他自己花钱购买了1万发子弹和数支冲锋枪。

被问及为何不逃到国外时，克里斯蒂安神情黯然地说：“我不想过没有尊严的异国难民生活。再说如果我们全都逃离了，我的餐馆肯定会遭洗劫，与其那样，不如捍卫自家的祖业。”

面对美国可能的军事打击，大马士革市民跟记者交谈时都表示“不害怕”。有人甚至开玩笑称，一旦军事打击开始，他们就躲到桥下去。不过，也有一个居民担忧：“如果美国的导弹打中了化学武器仓库，毒气团扩散到全城，那大家又能躲到哪里去呢？”

死神阴影笼罩着每个人

《环球时报》记者采访过的每位大马士革人都能给你讲述他们经历过的亲人生死。大马士革英文出版社编辑卢巴告诉记者：“我每天醒来去工作，却不知道晚上还能不能平安回家!”卢巴的一名好友8月在大马士革朱巴区被打死。当人们为他举行葬礼时，一发炮弹从天而降，来送葬的多名亲友被炸死。

大马士革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易卜拉欣博士在家中接受本报记者的采访。尽管他家位于大马士革安全区，可走进他家的客厅仍然如同进了武器库：沙发边放着一支AK-47，高脚柜上摆着数个手雷，茶几上还有一把手枪和一些子弹，还有一名人高马大的保镖别着手枪来回转悠。易卜拉欣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这不是杞人忧天，曾经有一车的恐怖分子准备伏击我，还有恐怖分子想用汽车炸弹炸我。”

《环球时报》记者下榻的四季饭店外，一座过街桥顶棚被炸得七零八落，铁扶手上全是累累弹孔。常驻大马士革的本报同事说：“一辆瞄准军车车队的汽车炸弹在那里爆炸，造成多名行人死伤。”

“对于人口仅2000多万的叙利亚来说，两年半的内战已经造成10万人死亡，超过500万人流离失所。如果哪家没有人遇难，那简直就是奇迹。”叙利亚新闻部一位官员坦言。

无能为力的国际组织

国际红十字会驻大马士革办事处官员利玛·卡迈尔向《环球时报》记者展示的战争创伤照片触目惊心：成片的城市居民区毁于战火，在交火中惨死的居民横尸街头数天。“虽然我们开足了马力为难民提供食物、药品和干净的饮用水，但仍有众多地区无法照料到。”这位瑞典姑娘说，“在得知大马士革东古塔地区遭到化学武器袭击的消息后，我们立即组织特别救护车辆和人员试图进入事发地，但因为政府军封锁彻底，所以我们根本无法知道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叙利亚代表尤瑟夫·贾里尔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儿童是叙利亚战争中最大的受害者：“全国有400万儿童需要人道主义援助，其中100万人处于最前线，200万人在国内流离失所，100万人沦为国际难民，这几乎相当于所有叙利亚战争影响人数的一半。还有7000儿童死于这场战争。”不过，这还不是最沉重的代价：“如果战争持续下去，可能意味着整整一代人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这对于这个国家来说简直就是灾难。”贾里尔表示，在叙利亚新学期开始之际，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起了一场名为“百万书包”的运动，也就是为叙利亚全国100万儿童提供上学用的书包。

叙利亚总统新闻顾问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直言不讳地提出，希望中国的相关组织或者民间机构能够为叙利亚的就学儿童提供“学习用具”：“只有孩子们能上学，才不会让仇恨一代代地传延下去，才能真正有未来。”

篇2：写叙利亚战争的范文

作者：歌剧院幽灵

刊于《战争史研究》第17卷

一、“上帝的后花园”

二、“来自北方的解放者”

三、马其顿问题

四、巴尔干战争

五、从萨拉热窝到萨洛尼卡

六、“火车头沙皇”

七、绑上德国战车

八、退潮

九、新秩序“上帝的后花园”

“巴尔干山耸云空，蓝色多瑙波涛涌，红日高照色雷斯，庇林浮现紫雾中。”

这是保加利亚国歌“祖国颂”（Mila Rodino）的歌词开头。寥寥数语，便勾勒出了这个巴尔干小国的地理面貌。在保加利亚的民间传说中，上帝在创造出太阳、月亮、星星之后，又创造了天地和人畜，并把土地分给了不同的人种和国度。迟到的保加利亚人问上帝：“我们的国家在哪里？”上帝环顾四周，说：“土地都分完了。既然这样，你们就住到我的后花园里去吧。”这样，保加利亚就有了“上帝的后花园”的美称。

传说归传说，保加利亚人的真正起源直到近代都依然是个谜。连保加利亚人自己也无法否认的事，他们的先祖保加尔人极可能属于突厥种族。在公元二世纪前后，他们从祖居的中亚地区被匈奴大军连根拔起，挟裹在这些马上民族的中间，像潮水一样向西涌去，定居在黑海北岸和伏尔加河之间的那片土地上。

又过了300年，阿瓦尔人和突厥人再度像海浪一样袭来，将他们冲刷到东部欧洲的腹地，多瑙河的岸边。民族大迁徙的浪潮消失之后，这些保加尔人搁浅在多瑙河和蒂萨河之间的那片土地上，在公元6世纪末建立了“大保加利亚联盟”。

一份颇有研究价值的史料——作于公元八世纪的《原始保加利亚历代可汗名册》记录了早期保加利亚的历代统治者，其家族成员和各可汗的在位时间。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保加尔人已经同斯拉夫部落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斯拉夫保加利亚王国。保加尔可汗是统治者，斯拉夫人则是居民。其中，卡尔达姆可汗（777—803年在位）和克鲁姆可汗（803—814年在位）是最著名的两位统治者，他们向北进攻并消灭了阿瓦尔汗国，向南袭掠拜占庭帝国，向西北进攻法兰克帝国。克鲁姆可汗的武功尤其显著，他在战争中杀死了拜占庭皇帝尼基弗鲁斯，然后按照亚洲大草原的传统，将后者的头骨做成了酒杯。

有趣的是，《原始保加利亚历代可汗名册》里面所采用的纪年方法并不是当时流传于东欧的拜占庭纪年，而是古老的中国十二生肖纪年：鼠年、蛇年、马年、狗年……这种纪年法无疑从侧面有力地证明了保加尔人的突厥—亚洲起源。

893年至927年在位的西美昂可汗（这时保加尔人已经皈依基督教，接受了基督教名字）把保加利亚的领土扩张到了极点。他在战争中连连打败拜占庭军队，深入帝国腹地，甚至到达加里波利半岛和希腊南部的科林斯地峡。与拜占庭结盟的塞尔维亚帝国也于924年亡于保加利亚大军铁蹄之下。西美昂在对拜占庭作战取得巨大胜利之后，废弃了原来所用的“克尼亚兹”称号，自封为“保加利亚人和希腊人之凯撒”，或称“沙皇”。大约也是在这一时期，保加尔人已经完全斯拉夫化，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保加利亚人。

西美昂的目的不在于创建一个新帝国，而是梦想通过自己的国家来充实和恢复一个包括整个基督教世界的广阔帝国，也就是说重建东罗马帝国。然而他的伟业只延续了一代人的时间。他死后，保加利亚帝国的大部分土地被拜占庭收回，部分 土地则落入与拜占庭皇帝结盟的若干塞尔维亚王公之手。971年，保加利亚沙皇鲍里斯二世被拜占庭俘虏，带回了君士坦丁堡。到1018年，第一保加利亚帝国已经被拜占庭皇帝巴西尔二世灭亡。尽管如此，西美昂的帝国还是在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人中间产生了巨大反响。复兴西美昂帝国的梦想成了巴尔干斯拉夫人以后多次运动的纲领和宗旨。

12世纪，拜占庭帝国在塞尔柱突厥人、马扎尔人、威尼斯人和十字军的夹攻下日趋衰弱，皇帝的权力极弱，有些封建领主开始独霸一方。在这种局势下，保加利亚贵族伊凡•阿森和彼得•阿森兄弟于1185年秋天发动了暴动，经过两年多的战争，拜占庭皇帝伊萨克•安吉洛斯被迫承认保加利亚的独立，第二保加利亚王国就此诞生。1204年十字军灭掉拜占庭之后，保加利亚借机吞并色雷斯和马其顿，并在1230年灭掉了伊庇鲁斯专 制国，其疆土延伸到三海（黑海、爱琴海和亚得里亚海）之滨，成为巴尔干半岛最强大的国家。

拜占庭复国之后，新兴的塞尔维亚帝国对巴尔干发动了一系列进攻，保加利亚不得不与拜占庭结盟抵挡塞尔维亚人的进攻。大约在14世纪中期，保加利亚已经丧失了马其顿和多布罗加，剩下的国土又被伊凡•亚历山大沙皇分为特尔诺沃王国和维丁王国两个国家，国家实力大为削弱。当赫勒斯滂海峡的亚洲一侧出现一个新兴的军事力量时，保加利亚再也无法抵挡新的进攻了。

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入侵引起了巴尔干各国的惊慌。1352年，他们跨过达达尼尔海峡，在欧洲站稳了脚跟。1362年，穆拉德一世登基，土耳其人开始了征服巴尔干的大规模行动。1364年，保加利亚的旧扎果腊和普罗夫迪夫落入土军之手，1382年索非亚沦陷。土耳其人接着准备着手攻打塞尔维亚，塞尔维亚大公拉扎尔和波斯尼亚国王特弗尔特科结成反抗土耳其人的联盟，特尔诺沃王国沙皇伊凡•希什曼也加入了这一同盟。1389年，土军在科索沃平原击败了由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匈牙利人、阿尔巴尼亚人、波斯尼亚人和保加利亚人组成的联军，塞尔维亚就此变为土耳其人的藩属。穆拉德一世也在这场战争中送了命，其子巴耶扎德继位。这个新的土耳其苏丹立志要完成征服保加利亚的霸业。

几十年来，保加利亚人曾与土耳其人殊死奋战，此时又为保卫其京城大特尔诺沃而进行了最后一次顽强抵抗。他们凭借坚固的城墙击退了土耳其人的多次进攻，坚守城池达三个月之久，直到最后粮尽援绝。这个京城在1393年7月17日落入土耳其人之手，伊凡•希什曼沙皇也被巴耶扎德下令处死。1396年夏天，当匈牙利国王西吉斯蒙德兴师反抗土耳其人时，另一个保加利亚王国——维丁王国也揭竿而起，赶走了土耳其驻军。但西吉斯蒙德不久之后在尼科堡被打得一败涂地，维丁王国也就此沦亡，全部保加利亚人陷于土耳其的统治之下，竟达5个世纪之久。

保加利亚被土耳其人征服后，处于深重的民族灾难之中。繁荣的城镇和乡村化为废墟，教堂被拆毁或改成清真寺，田园一片荒芜。所有被征服的土地都成为奥斯曼苏丹的地产，他将其分给帝国的各个集团：一部分土地成了苏丹及其宠臣的私产，另一部分土地分给了清真寺，第三部分分给了新迁移过来的穆斯林。最大的一份土地，即所谓“斯巴希”，成为土耳其军队的采邑，其士兵按照军龄获得年 限不等的土地收租权。这些土地都由被称为“赖雅”（Rayah，意为“牲畜”）的基督教农奴耕种。还有一部分被征服的基督徒被宣布为需要负担特殊义务的“赖雅”，比如充当土耳其军队的后勤辅助部队、在牧场上看管苏丹的马匹、为苏丹宫廷饲养猎鹰等等。

除了这些贡赋和劳役之外，保加利亚的基督教徒还要承担另外一种可怕的、令人憎恨的贡税——被称作“德夫沙尔美”的残酷的血贡。每隔一定时期，土耳其征服者就要征集一些保加利亚小男孩，让他们同自己的家庭和亲人完全断绝关系，成为伊斯兰教徒，并不断地向其灌输宗教狂热和盲信精神，然后把他们送到土耳其步兵部队里去服役。这些小男孩长大之后就是臭名远扬的“雅内萨里”（“近卫军”），他们成为土耳其征服巴尔干半岛的主力。

在被当作牲口奴役的黑暗岁月里，在深受东正教及拜占庭文化影响的保加利亚人中产生了一种信念，认为远在北方的“第三罗马”会担负起解放他们的使命。在摆脱蒙古人的统治之后，莫斯科大公国逐渐发展为一个信封东正教的斯拉夫强国，并自命为“所有斯拉夫被压迫民族的保卫者”。保加利亚被土耳其征服后，许多教会人士和学者跑到俄国去避难，他们有的在俄国教会学校中担任要职（比如莫斯科大主教），从而与俄国沙皇建立了直接联系。流亡俄国的保加利亚僧侣时常回到被占领的祖国，向人民宣传“北方沙皇”的威力，从而使保加利亚老百姓对俄国会来“解放”他们的信念进一步得到加强。保加利亚人的另一个反应是加强了“海杜克”（Haiduk，即“游击队”）传统。尽管海杜克缺乏强烈的民族感，但他们保持着反抗精神，并引出许多许多激发民族解放精神的传奇故事。“来自北方的解放者”

1768年，俄土爆发战争，俄军的一名保加利亚裔上校秘密潜入保加利亚北部，散发了《俄军最高统帅部宣言》，号召保加利亚人起来反抗土耳其人。在苏沃洛夫将军向土耳其境内进军的途中，俄军得到了保加利亚游击队和居民的支持。1774年俄土两国在保加利亚一个草原小村庄里签订的《库楚克—开纳吉条约》虽然没有改善保加利亚人的处境，但是奥斯曼帝国被迫承认俄国对土耳其境内的基督教民族有“保护权”。这种措辞不够确切的让步令俄国喜不自胜，因为它使接连几代的沙皇有了借口，得以在尔后八十年中不断干涉土耳其事务，并可以随心所欲地发动对奥斯曼帝国的战争。

1806年，俄土再度开战，保加利亚人闻讯后欢欣雀跃，向圣彼得堡派出使节，请求沙皇把他们从伊斯兰铁蹄下拯救出来。但是拿破仑的入侵迫使俄国结束了对土战争。1821年，希腊人民爆发起义，土耳其军队在镇压起义过程中暴行累累，沙皇尼古拉一世以此为由再次对土耳其宣战。在所有这些战争中，保加利亚人都曾起兵支援俄军，然而在战争结束后又都被俄国丢给狂暴的土耳其人来报复。凡是起义者曾经路过的村庄，男人都按照传统的土耳其刑法用木桩钉在地上，有姿色的妇女和少年则在供奥斯曼官兵淫乐之后被剖开肚子、剁去手脚。相比之下，老人和幼儿就幸运得多，他们通常是直接被土耳其人一刀砍死，或用长矛捅死。

从19世纪初到保加利亚独立的这段时间里，逐渐老弱的奥斯曼帝国曾经多次致力于革新，但几乎都是一无所成，顽固、僵化而日益腐朽的土耳其封建制度几乎 原封未动，继续成为进步和文明的巨大障碍，而土耳其也就因此而日益衰落下去。希腊、塞尔维亚、瓦拉几亚和摩拉维亚相继独立，使得奥斯曼帝国丧失了最富庶的几个行省，于是加紧了对剩下的欧洲领土的控制。不幸的是，保加利亚是狂热的土耳其移民最密集的地方，与帝国首都的距离也最近，因此受到的掠夺、剥削和监视也最严酷。

直至19世纪30年代，在整个保加利亚没有一所正式的学校，只有很少保加利亚人有机会在俄国“斯拉夫慈善委员会”的资助下去莫斯科读书。这种做法的结果是，这些保加利亚知识分子比留在国内的一般民众更糟的看清了沙皇俄国专 制制度的暴君本质和压迫性质。波兰人在沙皇统治下的悲惨境遇使他们更加不信任泛斯拉夫主义那一套丰富有力的言辞。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保加利亚爱国者开始在布加勒斯特寻找避难所，在那里他们可以较少地依赖俄国的庇护。这些人想利用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来解放祖国，但是不想被泛斯拉夫主义的俄国所利用。

尽管保加利亚民族领导人无意为沙皇火中取栗，但圣彼得堡却继续将金钱倾入巴尔干，因为土耳其的持续衰弱为俄国提供了插手干涉的机会。正如1853年尼古拉一世对英国大使谈起土耳其时所说的那样：“我们手头有一个病人，一个病入膏肓的人。我坦白地告诉你，如果他一旦死去，特别是在一切必要安排做好之前死去的话，那将是一桩绝大的不幸。”

1866年，柳贝恩•卡拉维罗夫和瓦西尔•列夫斯基在布加勒斯特成立了秘密组织“保加利亚中央革命委员会”，为全国起义做准备。普法战争之后，俄国趁机宣布不再承认克里米亚战争后英法强加给俄国的黑海非军事化的义务，于是人们纷纷议论“巴尔干积雪融化时，春季**恐将再起”。

1875年7月，奥斯曼境内黑塞哥维那省的基督徒开始反叛。到8月，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也起而反对他们的土耳其主子。总部设在布加勒斯特的“保加利亚中央革命委员会”还没有做好发动全面起义的准备，保加利亚诸省便在1875年9月16日发难。由于准备不足，起义为时甚短便被扑灭。

次年春天，从罗马尼亚渡河潜入的“保革委”特工再度在农民中煽动不满情绪，于是起义再度爆发。保加利亚农民攻占了乡下的土耳其衙门和派出所，城市居民则在教堂鸣钟作为城区起义的信号。土耳其人早有戒备，调来了装备优良的“巴希—巴佐克”部队（非正规军），接着又调来了正规军，步、炮、骑兵俱全，经过6个星期的战斗，毫不费力地将其扑灭。

在镇压起义过程中，以及起义被镇压下去之后，嗜血成性的土耳其人再度犯下了滔天暴行。他们屠杀了3万多名男女老幼，许多村庄都变成了一片片大坟地。土耳其非正规军的胡作非为激起西方人的愤怒，从而改变了这场“东方危机”的性质。西方记者深入保加利亚内地，英国《每日新闻》和美国《纽约时报》如实地把土耳其人杀人放火、强奸妇女的细节告诉给他们的读者。英国自由党领导人格莱斯顿批判保守党政策的著名小册子《保加利亚的恐怖事件与东方问题》在出版的第一个星期就卖出了4万多份。雨果、加里波第、达尔文和王尔德等名人也为 “捍卫保加利亚人民”向英法公众发出了强烈的呼吁。土耳其暴行在俄国掀起了更愤怒的风暴，俄国老百姓为受难的保加利亚人捐款，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涅夫斯基和门捷列夫这些名人也表达了“随时准备以一切可能方法援助斯拉夫兄弟的迫切愿望”，由于俄国的坚持，欧洲列强成立了一个调查团，对土耳其暴行进行调查。

这场“东方危机”随着俄国和奥匈帝国在1877年1月秘密达成“布达佩斯协议”而恶化了。该协议保证奥匈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随意行事，奥匈则在即将爆发的俄土战争中保持友好中立。两国彼此默认保加利亚将成为独立国，但奥匈迫使俄国保证打败土耳其后“绝不成立一个斯拉夫族或其他民族的巨大的实体国家”。随后，由于俄国的坚持，在君士坦丁堡召开列强会议，研究保护土耳其基督徒问题。经过长时间讨论，列强建议土耳其给予保加利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自治权。但是，新即位的阿卜杜尔•哈米德苏丹拒绝了这个自治方案。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对这个拒绝真是喜上眉梢，1877年4月12日，他向土耳其宣战。

这场战争是在两条战线上进行的，主战场在保加利亚，在高加索也打过一仗。俄军在6月15日至27日渡过多瑙河，然后兵分三路作战：西路指向尼科堡，东路进攻鲁塞，南路则向大特尔诺沃和巴尔干山脉进军。俄军一开始似乎一切顺利，到7月中旬他们就控制了巴尔干山脉，先头骑兵已经跨过地处要害的希普卡隘口，进入色雷斯大平原。但是，由奥斯曼帕夏指挥的一支土耳其军队固守普列文城，由苏莱曼帕夏指挥的另一支军队从亚德里安堡向巴尔干山脉进发，在旧扎果腊同俄军发生激战，在整个秋季和初冬击退了俄军的三次进攻。俄国迫于情势，便放下架子，同意卡尔大公指挥的一支3万人的罗马尼亚军队参战。

直到1877年12月，俄军才攻克普列文，向索非亚和普罗夫迪夫进军，由于进展神速，土军来不及在亚德里安堡布臵防御，这座城市未经战斗即被俄军拿下，通往君士坦丁堡的道路已经扫清。但是英国不能坐视俄军哪怕是暂时地占领土耳其首都，便在奥匈的支持下以战争威胁俄国，于是俄国便同土耳其人签订了停火协议。

和约在离君士坦丁堡仅有8英里的小村庄圣斯特法诺签订，因此被称为《圣斯特法诺和约》。土耳其被迫作出影响深远的让步：完全取消对塞尔维亚、黑山和罗马尼亚的宗主权，三国并各自得到一些额外的领土补偿。和约丝毫不考虑“布达佩斯协议”的规定，创建了一个自治的保加利亚，远远向西延伸，直抵阿尔巴尼亚，其版图之大，竟然横跨巴尔干半岛。此外俄军还将在保加利亚留驻二年，直至该国完全独立。

获得解放的保加利亚老百姓对俄国和俄国人心怀感激。在他们看来，俄国人民以巨大的牺牲（伤亡20余万）为代价，把保加利亚从长达五个世纪的土耳其压迫下解救了出来。几个世纪以来，普通的保加利亚人一直对俄国怀着友情和忠诚，相信它能肩负起解放自己的使命，1877—1878年的战争进一步加深了这种感情，并使它成了“永恒的、牢不可破的俄保友谊”。在保加利亚的各个城市里，以及希普卡隘口的高地上，都耸立着俄国“解放者英雄”的纪念碑，索非亚的“解放者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纪念碑”甚至奇妙地幸存到了共产党垮台的时代。马其顿问题

按照《圣斯特法诺和约》的相关规定，1879年保加利亚大国民议会在特尔诺沃召开会议，选举德国巴腾贝格家族的亚历山大亲王为大公。亚历山大随即离开他正在服役的波茨坦卫戍部队，从柏林出发，经克里米亚（在那里聆听了沙皇的教诲）和君士坦丁堡（在那里拜会了未来的宗主奥斯曼苏丹），在瓦尔纳港登上了保加利亚的土地。

亚历山大是俄国皇后玛丽亚的亲外甥，祖上是德国黑森选帝侯的近亲，在血统的高贵程度上无可非议。但是，此人个性极强，来到保加利亚后，特别不喜欢硬被派来充当国防大臣的俄国将军埃伦•罗特（芬兰人），同时也怨恨俄国包揽保加利亚军队里上尉以上的全部指挥官职位。有一次，他在新首都气愤地说：“俄国所有的下贱坯子全都在这儿找到了藏身之所，玷污了整个国家。”另一方面，亚历山大也不愿意让保加利亚的自由党按照宪法拥有过多的权力。俄国人把亚历山大视为敌人，而自由党把他看作独裁者而不信任，这位大公在其国土上成为相当孤立的人物。

就在这时，东鲁米利亚省的保加利亚革命者突然一击，在1885年9月发动起义，并宣布与保加利亚大公国合并。为了提高威望，亚历山大•巴腾贝格前往东鲁米利亚首府普罗夫迪夫，承认了合并。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厌恶巴腾贝格，不肯让他利用合并来巩固其大公地位，因此命令外交大臣就保加利亚违反柏林条约一事提出抗议，并将俄国军官撤出保加利亚。

俄国人认为，在付出巨大代价帮助保加利亚获得独立后，他们理应有权决定这个国家未来的发展方向。1886年8月20日，俄国在索非亚炮制了一场宫廷革命，一批军官在王宫里抓住了大公，迫使它签下退位诏书，然后将其交给了俄国人。然而不到两个星期之后，临时政府就被国民议会议长斯特凡•斯塔姆鲍洛夫和普罗夫迪夫卫戍司令姆特库罗夫中校推翻了，反俄派政党闹哄哄地把亚历山大迎了回来。这个可怜人做了最后一次努力，想同沙皇和解，但此举使得他在臣民中不得人心。看来，如果继续留在大公位子上，下场不是被俄国代理人干掉就是被革命者刺杀，于是，在复辟11天后，亚历山大•巴腾贝格再次宣布退位，指定斯塔姆鲍洛夫、穆特库罗夫和卡拉维洛夫摄政。

斯塔姆鲍洛夫无视俄国的意图，强行召开了大国民议会，把丹麦的瓦尔德亲王选为新大公。但这位亲王嗫嚅着遵从了亚历山大三世的要求，拒绝登位。为了结束这场政治危机，保加利亚国民议会在奥匈帝国的支持下，决定不经俄国的同意便选出了新的大公。1887年6月25日，大国民议会在一片恐怖气氛中进行选举，把奥皇推荐的候选人——萨克森•科堡—哥达家族 的斐迪南亲王选为保加利亚大公。

在当时看来，斐迪南充当保加利亚统治者的时间不大可能超过几个月：他是在没有得到沙皇同意的情况下被选出来的，面对着俄国的敌意，是个罗马天主教徒，而且他即将统治的这个国家缺乏稳定的政治体制。但是斐迪南一直稳坐在君主宝座上，直到1918年11月，而且活生生看到他的王朝在1946年被共产党推翻。这如果不足以表明其政治道德，至少也能说明这位被列强称为“狡猾的斐迪南”（Foxy Ferdinand）的君主是多么精明强干。

为了讨好俄国人，斐迪南修改了保加利亚宪法，规定大公及其继承人“除了信奉东正教外，不可信奉其他任何宗教”，并且让他的长子、1894年出生的小鲍里斯重新接受了东正教洗礼，保加利亚还派鲍里斯王储率代表团去圣彼得堡，向新去世的亚历山大三世墓地献了鲜花。俄国新沙皇尼古拉二世接见了保加利亚代表团，两国开始和解。1896年，俄国恢复了同保加利亚的外交关系，斐迪南被俄国承认为合法的保加利亚大公。

也是在这一时期，“马其顿问题”这片不祥的阴云开始出现在巴尔干上空。《圣斯特法诺和约》把马其顿大部分地区留给了“大保加利亚”，但《柏林条约》却将其留在了土耳其境内。巴尔干战争之前，马其顿成为勾引起“大保加利亚”、“大塞尔维亚”、“大希腊”等等美梦的一个共同因素。马其顿混乱的种族分布令相邻各国都看到了大好机会。在处理起人口数字时，巴尔干各国的政府们就像一群魔术师。1899年塞尔维亚王国公布的一份人口统计宣布马其顿地区有204.8万塞尔维亚人和5.7万保加利亚人；翌年保加利亚公布的另一份统计却宣布只发现了700名塞尔维亚人，而保加利亚人倒有118万，相差的92万人不知去向，也许变成了“土耳其人”或“其他种族”。事实上，该地区民族混杂之甚，从以下事实即可看出：法语里面“杂拌”（macedoine）这道菜名的词源就是“马其顿”。

马其顿人口大部分是斯拉夫人，但是在他们使用的语言究竟是塞尔维亚语还是保加利亚语这一问题上发生了大量争执。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都能毫无困难地听懂马其顿语，但它同这两种语言毕竟还有区别。同样的，当地民族的社会和家族习俗也被援引为争论的根据。更热闹的是，这地方也有罗马尼亚的利益，尽管它由于地理位臵所限而不可能在马其顿要求领土，但其居民却有10多万是瓦拉几亚人，因此无论马其顿问题最后如何解决，罗马尼亚总能以此为借口而要求在别处取得补偿。

1881年，塞尔维亚和奥匈签订秘密协议，同意遏制波斯尼亚境内的塞族民族运动，以换取奥方支持塞尔维亚对马其顿的领土要求。尽管困难重重，但塞尔维亚政府仍拿出钱来，在马其顿开办了一百多所学校，以便同当地的八百所保加利亚教会学校 竞争。罗马尼亚和希腊也出资办学。这些相互竞争的教育活动有时导致反常情况：如果一个父亲无力把所有孩子全送进他自称所属的民族开办的中学，那么，由于奖学金的吸引，他往往把他们分别送往敌对民族开办的学校。而一个由某一民族花钱培养的少年，从荣誉出发，必然倾向于使用这个民族的语言，并认同于该民族。这种事在农村中经常发生，因此一个“希腊族”的父亲有时竟然会同时拥有“保加利亚族”、“塞尔维亚族”和“罗马尼亚族”的儿子。

1893年，几个马其顿医生在萨洛尼卡港成立了“马其顿—亚德里安堡内部革命组织”（IMRO，简称“内部革命组织”），其目的是不分民族地把仍在土耳其统治下的马其顿和色雷斯各民族团结起来，一致反抗奥斯曼帝国。不久之后，斐迪南大公下令在索非亚成立了“马其顿—亚德里安堡最高委员会”（简称“最高委 员会”），试图干预并接管“内部革命组织”的事务。

1903年8月2日，“最高委员会”在马其顿西南部和色雷斯东部发动了起义，保加利亚人、瓦拉几亚人和希腊人组成的联合起义军攻下了一些城市，但是他们遭到土耳其和阿尔巴尼亚穆斯林的殊死抵抗，不久就再度被土耳其的“巴希—巴佐克”压制下去。这一次，土耳其政府决心让保加利亚居民在色雷斯和亚德里安堡绝迹，因此这里离帝国首都实在太近了。几百个保加利亚村庄遭到洗劫和焚毁，五千多人被杀害，七万多人流离失所，三万多人逃往保加利亚避难。

令人头疼的是，除了“内部革命组织”的起义军和土耳其武装外，周围的邻国也趁乱派来了武装人员，这些部队杀起异族基督徒来比土耳其人毫不逊色。塞尔维亚的“切特尼克”（Chetnik，即“非正规军”）攻击保加利亚的“科米塔吉”（Comitadji，即“志愿人员”），反过来又遭到对方的仇杀；双方都和希腊的“安达提斯”（Andartes）一样到处追杀阿尔巴尼亚和土耳其的穆斯林，土耳其当局则在基督徒中挑拨离间……

马其顿的混乱状态给俄、奥两国提供了干涉的借口。1903年，它们向苏丹宫廷提出了行政、财政和治安方面的一系列改革要求，要求土耳其把马其顿变为一个基督教自治省，分为五个区，由列强代管。斯科普里区归奥地利，萨洛尼卡区归俄国，塞雷区归法国，德腊马区归英国，比托拉区则归意大利。

列强关于马其顿自治的要求土耳其当局大为震惊，“统一与进步委员会”（或称“青年土耳其党”）决定主动在本国实行改革，以消除这一迫在眉睫的危险。1908年6月，他们在马其顿的庞大驻军中发起暴动，要求苏丹实行宪法，从而开始了被称为“青年土耳其革命”的政变。

土耳其的事变使保加利亚政府和斐迪南大公大为震惊。他们原想通过“内部革命组织”的起义兼并马其顿，土耳其实施宪政改革无疑会使保加利亚失去这一机会。青年土耳其政变后，保加利亚发现不仅不能等马其顿这个果子熟透了之后自然掉下来，反而要赶紧动手去摘。保加利亚一方面进行了紧张的战争准备，另一方面决定利用土耳其苏丹被废除的这一混乱局面宣布独立，彻底摆脱对土耳其的臣属关系。但是独立就意味着撕毁《柏林条约》，会给保加利亚带来危险。巧合的是，根据《柏林条约》的规定，奥地利将在30年占领期满后（即1908年）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归还土耳其，它也不想这么做，于是这两个国家走到了一起，决定步调一致地撕毁《柏林条约》。

1908年8月2日，土耳其外交大臣在家里举行午宴，没有邀请保加利亚驻君士坦丁堡的外交代表，于是保加利亚就利用这一“侮辱事件”召回了外交代表，并着手准备宣布独立。秘密访问维也纳的斐迪南大公一回国，便于1908年9月22日在古都特尔诺沃的保加利亚第二王国皇宫遗址上宣布了独立。次日，奥地利宣布兼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保加利亚宣布独立后，为了防止土耳其的进攻，立即开始在保土边境集结军队，土耳其人也采取了同样的行动，气氛日益紧张，战争爆发只在旦夕。最后，俄国 出面调停，同意豁免1878年战争的土耳其赔款，作为交换条件，土耳其也放弃了它对保加利亚的赔款要求，并承认了保加利亚的独立。

为了奖赏自己在这次事件中的英勇，斐迪南将大公的年俸从100万列弗 加到了120万。接着，他又在国民议会中庄重地宣布，保加利亚不再是一个公国，他自己也不再是头衔寒酸的大公、而是“全体保加利亚人的沙皇”了。保加利亚第三王国诞生了。

巴尔干战争

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法国总理克雷蒙梭曾经对土耳其做出过尖刻的评价：“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亚洲或非洲，所有的例子都显示，土耳其在每个国家的统治都伴随着经济衰退和文化落后；同样，所有的例子都显示，没有哪个国家不是因为土耳其的撤出而经济日益繁荣，文化水平日益提高的。无论是在基督教欧洲，还是穆斯林叙利亚、阿拉伯和非洲，它征服过的地方，除了满目疮痍还能有什么？”

这个评价真是再恰当不过。到1910年夏天，在土耳其统治下的马其顿地区，穆斯林与基督徒之间由来已久的仇恨又像过去一样强烈了。1911年意土战争的爆发更是推动了巴尔干各国的战争准备工作。意大利的胜利暴露了土耳其在军事上的软弱，同时也表明在巴尔干领土问题上有可能出现新的、危险的觊觎者。在这种局势下，巴尔干各国改善关系的迹象才日趋明显。

1912年3月13日，保加利亚与塞尔维亚签订同盟条约，规定按下列方式瓜分马其顿：夏尔山脉以北的全部土地归塞尔维亚；罗多彼山脉和斯特鲁马河谷以东的全部地区归保加利亚；此二者之间的地区成立一个“自治的马其顿”，如果不能实现，则在该地区中部另划一条线，将斯科普里、库马诺沃和德巴尔留给塞尔维亚，而将科拉多伏、弗累斯、比托拉与奥赫里德给保加利亚。塞尔维亚承诺不在此线以南提出领土要求，保加利亚则保留对此线以北土地（包括斯科普里）提出要求的权利。这片争议地区究竟归属于哪国，将取决于军事行动的发展，以及塞尔维亚能否获得一个通往亚得里亚海的出海口。这将由俄国来仲裁。

1912年5月12日，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又补充签署了军事协定；一个月以后，保加利亚和希腊签订了共同军事防御条约。黑山也和希、巴两国谈判，并与塞尔维亚签订了条约。这四个国家在反土战争中将作为一个整体，因此有时被统称为“巴尔干同盟”。

马其顿的局势、特别是阿尔巴尼亚人的起义，促使巴尔干同盟与土耳其之间的战争立即爆发。由于基督教居民拒不接受青年土耳其党的“奥斯曼化”政策，马其顿又一次成为劫掠和杀戮的屠场。1911年，阿尔巴尼亚人为了反对增加赋税、取缔地方武装而发动起义，到了1912年8月，起义军已经攻克斯科普里，接着要求实行自治，把包括科索沃和比托拉两州在内的大片土地割给他们。

这些**再度削弱了土耳其政府，也使巴尔干邻国大为震惊，他们认为如果再出 现一个“大阿尔巴尼亚”，将使自己在马其顿的利益受到威胁。四国决定在土耳其这个“近东病夫”临终之前就下手抢走其遗产。1912年9月，同盟各国颁布动员令。10月8日，黑山对土耳其宣战，要求调整边界。10月14日，其他三国也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其将《柏林条约》第23条（在马其顿进行根本性的变革）付诸实施。面对这种情况，土耳其苏丹于10月17日对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宣战，次日希腊对土耳其宣战。

巴尔干同盟的预定计划是把色雷斯东部作为主要的作战地区，因为土军主力部队就集结在那里。保加利亚军队总数为35万人，由斐迪南沙皇亲任总司令，分为第一、二、三军，共有11个步兵师和1个骑兵师。第一军下辖4个师，指挥官瓦西里•库廷切夫；第二军辖2个师，指挥官尼古拉•伊凡诺夫；第三军包括3个步兵师和1个骑兵师，指挥官拉德科•季米特洛夫；此外还组织了数支单独的特遣旅。保军的任务是跨过罗多彼山脉南下，一路直指爱琴海，一路沿斯特鲁马河谷进入色雷斯。规模很小的保加利亚海军 在保加利亚沿海担任警戒任务。

开战前的塞尔维亚军队为22万人，分为10个师和2个旅。塞尔维亚统帅部将其编为三个军，第一军包括8个师，由王储亚历山大指挥，担任马其顿北部的主攻力量；第二军下辖1个塞尔维亚师和保加利亚的第七里拉师，部署在塞保两国边界地区；第三军辖1个师和2个旅，在奥地利的新帕扎尔州边境集结，准备进攻阿尔巴尼亚。

希腊为巴尔干战争提供了11万人。希腊主力为“色萨利军团”，包括7个步兵师、1个骑兵旅和8个游击队营，由康斯坦丁王储指挥，在色萨利平原集结，准备进攻马其顿中部及萨洛尼卡港。另外一支部队“伊庇鲁斯军团”负责扫荡左翼的伊庇鲁斯山区。强大的希腊海军，包括3艘战列舰、1艘崭新的装甲巡洋舰、7艘驱逐舰和若干鱼雷艇，负责封锁土耳其港口并攻占爱琴海上的各岛屿。

就连小小的黑山也为巴尔干战争集结了3.5万人的军队，编为4个师，沿着阿尔巴尼亚北部边境集结，其任务是夺占规模巨大的斯库台要塞。

向奥斯曼帝国这个五个世纪以来的世仇进行总清算，令巴尔干各国感到无上的快意。宣战公告受到人民的热情支持，军队情绪也分外激昂。

与庞大的巴尔干联军相比，土耳其能动员的部队总数只有50万人，在色雷斯战线，双方兵力旗鼓相当，但在其他战线上联军具有相当优势。

当时的保加利亚号称“东方的普鲁士”，在领土和人口上都居首位，在经济和军事上也最强。由于俄国教官以及德国和奥地利军火商的帮助，保加利亚军队训练有素，装备先进。他们在战争爆发后即迅速推进，在交战的头几天，保加利亚第一、第二军便粉碎了土耳其的反攻，并开始包围亚德里安堡城。保加利亚第三军则攻下了洛曾格勒城。土耳其最高统帅部对败退的军队进行了整编，以便在布尔加斯和布纳尔希萨尔两城之间的卡腊加奇河流域重新发起总攻。在那里，经过5天（10月22日至26日）的血战，土军又被击溃，开始向乔尔卢和君士坦丁堡仓皇退却。

土耳其军队在溃败的路上杀害基督教平民来泄愤。常规的屠杀和奸淫已经不足以令土军重振士气，当一支土耳其溃军经过一座基督教村庄时，那里事先得到风声的居民已经跑光了，士兵们搜遍了村庄，只抓来一个吓得直哆嗦的老人。负责指挥的土耳其军官下令把他活着扔到附近铁路上一辆蒸汽机车的锅炉里，然后示意部下侧耳静听。当老人的头颅被烧炸、锅炉里传来闷耳的“砰”的一响时，这个军官及其手下拍着大腿哈哈直乐。

保军在围困了亚德里安堡后，继续向加里波利半岛和马尔马拉海西岸挺进。在西色雷斯和马其顿，保军也获得了巨大胜利，相继攻下德腊马、塞雷、斯特鲁米察等城市。希腊军队从西边开进了萨洛尼卡，比从北边入城的保加利亚部队只早了几个小时。巴尔干联军在伊庇鲁斯、阿尔巴尼亚和马其顿北部的攻势也获得巨大成功，希腊海军还在伊利岛和利姆诺斯岛同土耳其海军打了两场有声有色的海战。总之，在战争爆发后仅仅20天的时间里，土耳其就面临了军事上的总崩溃。只有被围攻的亚德里安堡、约安尼纳和斯库台这几个大要塞还在继续抵抗。

在这种情况下，土耳其政府向保军总司令斐迪南求和，提议缔结停战协定。斐迪南野心勃勃地想要攻下君士坦丁堡，拒绝了这一提议，并进而下令攻打土耳其在马尔马拉海沿岸的恰塔耳贾阵地。那里工事坚固，并配有野战炮和海岸炮加以防守。由于保加利亚的进攻部队已经疲惫不堪，他们与后方的联系又被切断，这次攻坚战役以失败告终。只是在这时，斐迪南才接受了停战提议，并于11月21日同土耳其签订了停战协定。

此后不久，巴尔干同盟和土耳其在伦敦开始了和平谈判。同盟国要求土耳其割让米迪亚至埃内兹一线以西的全部欧洲领土、和爱琴海上的全部岛屿，土耳其政府迟迟不接受这一要求。当它最后决定接受时，君士坦丁堡却发生了政变，亲德派攫取了政权，并再次同巴尔干国家作战。但是，这一企图扭转败局的挣扎仍然归于失败，保军击退了土军在恰塔尔贾、夏克约伊和布累尔发动的一切进攻，并于1913年3月20日攻下了亚德里安堡，约安尼纳和斯库台随后也相继陷落。亚德里安堡失陷后，土耳其乞求恢复在伦敦的和谈。

土耳其与巴尔干各国的和约于1913年5月30日在伦敦签订。米迪亚至埃内兹一线以西的全部土耳其欧洲领土，以及爱琴海上的全部岛屿割让给同盟各国，第一次巴尔干战争就此结束。但是列强（尤其是奥匈帝国和意大利）不愿意看见塞尔维亚在亚得里亚海岸获得立足之地，于是设法创造了一个独立的阿尔巴尼亚。此外，罗马尼亚借口保加利亚已经获得大幅领土扩张，而且马其顿的瓦拉几亚居民又将归保加利亚管辖，于是要求得到南多布罗加作为补偿。由于俄国从中斡旋，保加利亚最后决定将锡利斯特拉城及其周围的一小块领土让给罗马尼亚。

军事胜利带来了新问题，撕开了旧伤口。巴尔干各国在如何分配战利品的问题上发生了争执。根据塞保秘密条约的条款，保加利亚要求获得已为塞尔维亚军队占领的比托拉和奥赫里德地区，但是塞尔维亚无意退让。他们的理由有三：首先，保加利亚在战争过程中未能全部实现规定给它的军事义务；其次，列强成立了一个独立的阿尔巴尼亚，这个意外情况使塞尔维亚丧失了出海口。塞尔维亚与爱琴 海之间已经隔了一条希腊占领区，它不愿意再加上一条保加利亚领土，以致塞尔维亚商品通过萨洛尼卡港出口时要向保、希两国缴纳双重关税；最后，有必要在巴尔干保持均势，以免为保加利亚的“过分扩张”所破坏。另外，罗马尼亚也对保加利亚的南多布罗加提出了新的领土要求，保加利亚则对希腊“抢走”了萨洛尼卡感到愤怒。

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国间的口头论战变为公开的敌对行动。塞尔维亚和希腊开始在它们所占领的马其顿地区驱逐保加利亚籍的教师、教士和居民。保加利亚人报复起来也毫不逊色，在某些地方还发生了武装冲突。保加利亚人此时犯了灾难性的大错误，公众情绪激动，一心向往“更大的军事胜利”，并怀疑政府软弱。“内部革命组织”的一帮人威胁斐迪南，而保加利亚陆军大臣萨沃夫将军则向沙皇提出了实际上的最后通牒：只有在马其顿发动进攻，才能使保加利亚免于发生军事暴动。斐迪南于是以总司令的身份干下了一桩“犯罪的蠢事”——1913年6月3日，他下令攻打占领着马其顿的希腊和塞尔维亚军队，第二次巴尔干战争就此开始。

战争一打响，保加利亚第1、3、4、5军就向马其顿的塞尔维亚驻军发起进攻，第2军则进攻萨洛尼卡的希腊部队。塞、希两国的军队对这一袭击早有防备，很快转入攻势。7月3日，希腊国王康斯坦丁指挥着6个师、7.2万人的兵力，在基尔基斯（Kilkis）击败了8万人的保加利亚第2军。保军7000人阵亡，6000人被俘，130门大炮被敌人缴获。康斯坦丁对这次战役得意非凡，以致将此后不久从美国购买的两艘战列舰之一命名为“基尔基斯”号。

当黑山、罗马尼亚和土耳其也先后参加了这场混战时，保加利亚的地位就更加岌岌可危了。保军虽然击退了塞军和希军的进攻，甚至还取得了一些胜利，但罗军却在7月10日入侵并很快占领了保加利亚北部，威胁着索非亚；土耳其也夺回了色雷斯东部和亚德里安堡，并继续向西挺进。罗、土两军都没有很大伤亡，不过由于天气炎热，在其部队中都爆发了霍乱，因此当保加利亚在7月31日提出停战请求时，先是罗马尼亚和土耳其，然后是另外三国，都很快同意了这一要求。

随后签订的《布加勒斯特和约》剥夺了保加利亚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的大部分战果：马其顿的大部分被塞尔维亚、小部分被希腊吞并；罗马尼亚获得了多布罗加的南部；保加利亚只得到了马其顿的一小角，以及爱琴色雷斯的一小部分。随后签订的保土条约又规定，包括亚德里安堡在内的东色雷斯大部分地区仍归土耳其统治。

这样，对保加利亚来说，两次巴尔干战争就以与其巨大牺牲极不相称的微弱战果结束了。从1878年起就像变形虫一样伸缩不定的保加利亚边界终于就此固定了下来，把大约100万将保加利亚视为其保护者的马其顿人留在了边界之外。从萨拉热窝到萨洛尼卡

在20世纪的头10年里，保加利亚从一个沉闷的、纯粹的农民国家慢慢地向工业化的天堂迈进。自巴黎和君士坦丁堡开来的“东方快车”不仅为保加利亚宫廷带来欧洲最新的时髦风尚，法国、比利时、德国和奥地利的工业家和投资者也带着 种种发展计划，坐着这趟快车来到索非亚。

然而，仿佛是为了与保加利亚的农民特色相称（当时这个国家85%以上的人口是农民），新兴起的工业几乎全都集中在面粉、纺织、皮革和玫瑰精油提炼这些简单的消费品产业上，只有火柴厂和肥皂厂这样的企业引进了一些现代工业技术。至于更加富于重工业色彩的采矿、冶金、电力、五金和军火制造等企业，保加利亚一概没有。要知道，当时连塞尔维亚都在克拉古耶瓦茨建造了庞大的王家兵工厂。

为数较少的工厂在政治经济学上就意味着相对弱小的无产阶级。实际上，当时保加利亚最强大的政治力量，除了军官团之外，就是农民了。甚至在巴尔干战争之前，保加利亚农民党就表现出惊人的自信、保守与力量。保加利亚农民党领袖亚历山大•斯塔姆博利斯基 把城市以及“城里人”描绘成万恶之源，他说首都索非亚是“所多玛，所多玛，它要是有一天彻底毁灭的话，我是绝对不会惋惜的。”

农民党把索非亚说成“所多玛”不是没有道理的。斐迪南沙皇在欧洲王室圈子里是个出了名的好色之徒和双性恋者。早在巴尔干战争之前，他几乎每年冬天都要去意大利的卡普里岛，与弗里德里希•克虏伯这样的家伙 一道寻欢猎色。甚至在巴尔干战争中最紧张的关头，他也时常抛下军务，和眉清目秀的年轻副官们一起去打猎。

不过，斐迪南和克虏伯在卡普里共同切磋的显然不只是渔色心得，因为如果有可能在那里为保加利亚找到一个强大靠山、或者买到一批平价军火的话，斐迪南是从来不辞舟车劳顿之苦、必然要亲自为之的。在巴尔干战争以前，保加利亚是克虏伯公司在巴尔干半岛的最大客户。每当从保加利亚陆军部传出新一轮的武器采购消费时，来自英国或瑞典的步枪和大炮推销员总是懊恼地发现，他们已经被克虏伯或奥匈的斯科达兵工厂 捷足先登了。1914年夏天，德国贴现银行还向保加利亚提供了一笔为数惊人的贷款，以便用来重新武装凋零的保加利亚军队。

德保接近是奥匈帝国从中撮合的结果。布加勒斯特和会的结果使保加利亚陷入怨恨和沮丧之中，此后三年里，它的对外政策几乎一反常态的疯狂。早在1914年2月，保加利亚就试图与德国和奥匈帝国结成同盟，但德皇威廉二世并不特别信任出自萨克森•科堡—哥达家族的国王们，尤其是斐迪南本人——他长得太像威廉那个可恶的舅舅爱德华七世；而奥地利则对此有意拖延观望。最后，对《布加勒斯特和约》的忿恨比其他任何争端都更有力的决定了保加利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对待交战双方的态度。政权落入亲德派手中，塞尔维亚人、希腊人和罗马尼亚人已经继土耳其人之后成为保加利亚全国爱国者的仇恨对象。

第二次巴尔干战争结束不到10个月，奥匈皇储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和他的妻子就在波斯尼亚首府的一条大街上被塞尔维亚“黑手会”成员刺杀。诚然，这个皇储与奥匈帝国关系不佳，人们都知道他对斯拉夫人怀有同情，也知道他为维也纳的泛日耳曼主义者所憎恨，但无论如何，他的死总算是给奥匈帝国提供了一个继续“东进”的口实。此后不过一个月稍多一点，欧洲的大国小国们便在从比利时平原直到波兰平原的漫长战线上打得难解难分了。

大战爆发之后，协约国和同盟国在巴尔干诸国展开了一系列宫廷阴谋活动。双方都对布加勒斯特、索非亚和雅典的国王们开出了一系列报价，协约国尤为迫切，因为它们正企图强行攻占达达尼尔海峡。它们给保加利亚开出的价码是，至少让它重获1913年丢给土耳其的东色雷斯——君士坦丁堡除外，因为俄国早就准备在灭亡土耳其之后将其改名“沙皇格勒”，并让罗曼诺夫家族的某个康斯坦丁大公或者弗拉基米尔大公出任复活的拜占庭第二帝国皇帝；然后，如果战后塞尔维亚吞并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话，将1912年塞保协定中分给保加利亚的那部分马其顿土地归还给它。

同盟国的报价，由于德军在法国和波兰的胜利，显得更加诱人：整个马其顿、西色雷斯、南多布罗加和萨洛尼卡全部归保加利亚，塞尔维亚本土的尼什以及阿尔巴尼亚的几小片地区作为额外的奖赏，此外土耳其还答应在马里乍河对边界进行少量的有利于保加利亚的修改。

尽管农民党领袖亚历山大•斯塔姆博利斯基在得知有关与同盟国进行秘密会谈的传闻后，特地进宫警告沙皇，如果再奉行亲德政策就“不仅有丢失王位的危险，而且也可能丢掉脑袋”，但是在忖度之后，斐迪南及其政府还是认为同盟国开价更诱人，因此在1915年9月6日与德国签订了秘密的友好同盟条约，并将斯塔姆博利斯基逮捕入狱。此外还单独签订了一项保加利亚参加对塞尔维亚作战的军事协定，规定在德、奥两国沿多瑙河和萨瓦河发动联合进攻一星期之内，保加利亚攻打塞尔维亚前线的东侧。

9月23日，保加利亚发布动员令，军队开始沿保塞边境和保希边境集结。集结一完成，保加利亚就在1915年10月1日对塞尔维亚宣战。斐迪南在其慷慨激昂的宣战诏书中称：“欧洲战争很快将胜利结束，我号召保加利亚武装力量和人民起来保卫国家，向背信弃义的邻居开战，解放遭受塞尔维亚奴役的我国兄弟。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神圣的……上帝保佑我们的军队！”

当时只有400万人口的保加利亚，军队的人数却超过了50万人，全部动员起来可达85万。他们被分为3个集团军，第一集团军在北，第二集团军在南，开赴马其顿前线，协助从北面和西北挺进的德奥军队。保军人数占压倒性优势，而且刚刚参战，于是慢慢地、然而毫无疑问地占了上风。塞军三面受敌，无力抵抗，只得向南撤退。

决定性的一战是在科索沃平原打的。塞军在这里被冯•马肯森的三个集团军和保加利亚的两个集团军彻底打垮。挤成一团的塞尔维亚军队，挟裹着王储、内阁官员和大量的妇女儿童，逃向阿尔巴尼亚边界。德奥军队不屑于对这些残兵败将再追下去，但是在民族复仇情绪刺激下的保加利亚军队却像饿狼一样追击这些溃不成军的队伍。总数达42万的塞尔维亚军队中，只有一些零星的小部队 得以越过阿尔巴尼亚的丛山，逃到亚得里亚海东岸，免于被俘，有16万军队和900门大炮成了保加利亚人的俘虏。

为了庆祝胜利，斐迪南沙皇在尼什设宴会招待威廉二世皇帝，日期是1916年1 月18日，这正是腓特烈一世加冕为普鲁士国王和黑鹰骑士团创立215周年的日子（斐迪南也是该骑士团成员），也是德意志帝国建立45周年纪念日。此情此景，如此盛会，激起了斐迪南一世经常用来感动自己的浪漫主义情怀。他用浮夸的古罗马式语言向德皇发表了祝酒辞：“欢迎你，皇帝、凯撒和国王。您是胜利者，荣耀属于您。在古城尼什，所有东方民族向您致敬。您为被压迫者带来繁荣，您是被压迫者的救星。” 德、奥、保三国对塞尔维亚的威胁所造成的间接后果，使得英法不顾希腊的中立，于10月5日在萨洛尼卡港联合登陆，希望以此阻止保加利亚参战。法国还不顾希腊国王康斯坦丁的强烈抗议而强占了科孚岛，俘获了希腊海军的几艘主力战舰。协约国部队登陆后便急忙向北挺进，但在随后的战斗中败于保加利亚第一集团军，被迫退回希腊境内。

虽然协约国用武力控制了希腊的北半部，但当时该国仍然是中立的，因此保军按照德军最高统帅部的要求在希腊边境上停止了追击。这样，在协约国和同盟国这两个集团之间就形成了自萨洛尼卡附近一直向西延伸到亚得里亚海的第四条战线，也叫东南战线或巴尔干战线。

到1916年，当德国确信大多数希腊政治家站在协约国一方、而以亲协约国的前首相维尼齐罗斯为首的第二个希腊政府与亲德的雅典宫廷抗衡又在萨洛尼卡成立时，保军就再度发动了进攻。但是这一次他们遭到了失败，被迫停下脚步。这样，在巴尔干战线上就开始了旷日持久、牺牲巨大的壕堑战。保加利亚第三集团军在陆军总司令尼古拉•灿可夫的亲自指挥下独自防守这条战线，帮助他们的只有一些兵力薄弱的德国部队。

1916年，罗马尼亚也戏剧性地加入了战斗。战争爆发时，罗马尼亚并没有想起一贯所做的那样追随其“拉丁母亲” 对同盟国宣战，而是明智地在一旁静候观望。1916年夏，当协约国开始占上风时，罗马尼亚最终决定参战，要求协约国许诺将整个特兰西瓦尼亚、直至蒂萨河的匈牙利平原、整个布科维纳和巴纳特奖给他们，并要求在战后和会上与英法美日意五强并列。不够理智的是，他们的贪欲表现得太明显了，用法国外交官的话说，“就像东方集市上的小贩”，不过最后协约国还是同意等战争结束后再度审视这个交易。这样，罗马尼亚也投入了战争，在欧洲战场上出现了霍亨佐伦王室的罗马尼亚同霍亨佐伦王室的德国交战、萨克森•科堡—哥达王室的保加利亚同萨克森•科堡—哥达王室的英国和比利时交战的奇妙现象。

不过，罗马尼亚人没有选好时机。等到其部队准备好行动时，同盟国已经重振旗鼓了。在多布罗加，入侵的保军同强大的俄—罗联军进行了一场血战后将其占领。随后冯•马肯森指挥一支德、土、保联军渡过多瑙河，进入瓦拉几亚。12月6日，德军开入无人防守的布加勒斯特。战线此后沿着塞特勒河和多瑙河三角洲一线固定下来，在那里也开始了壕堑战，直至十月革命爆发。

随着战事旷日持久地拖延下去，保加利亚人开始从对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获胜的陶醉中清醒过来。尽管政府一再许诺胜利易如反掌、指日可待，但战争还是一拖 再拖。算起来，从1912年对土耳其宣战开始，保加利亚人已经时断时续地打了6年仗，其伤亡人数按比例来说比德国和法国都大。此外，由于农民被动员以及耕畜被征用，谷物和其他农产品产量下降了，物价飞涨，出现了饥荒。而且国家经济也受到德国工业康采恩的盘剥，保加利亚本来不多的谷物、肉类、矿石和汽油被源源不断地由水陆两路朝西北方运去，换来的是埃森或比尔森 生产的炮弹和子弹。

直到1917年，保加利亚军队还堪称战况良好，甚至在该年4月和5月击退了英军在马其顿发动的两场猛烈进攻，使其伤亡5000人以上；但是到了1918年时，生活的极端困苦、“征用委员会”的横征暴敛、前线的惨重伤亡，以及无处不在的饥饿，终于压垮了保加利亚这个同盟国链条上最薄弱的一环。

俄国发生十月革命以后，罗马尼亚成为潮退后困在沙滩上的鱼，俄国的停战把它同协约国隔开了，只好在1918年5月7日单独媾和。之后，在夺自罗马尼亚的多布罗加归谁占有的问题上，保加利亚与德奥发生了争执。两国同意把南多布罗加归还保加利亚，但是不同意割让北多布罗加。最后，三国签定了一项共同占有这块土地的协议。保加利亚国内的反对党利用这一事件攻击亲德的人民党政府，终于在1918年7月把它推翻了，代之的是民主党和激进党的联合政府，这两个都是亲协约国的政党。一时间在保加利亚人中间产生了希望，似乎保加利亚很快就要同协约国缔结停战协定了。

但是，和平的希望不久就成为泡影。新政府想退出战争，但是军官团不同意，因此保加利亚只好重申它忠于与同盟国的联盟，并将继续作战直至“最后胜利”。眼看脱离苦海的最后一点希望破灭，已经极度厌战的保加利亚人终于忍无可忍了。

1918年9月15日，协约国军队在多勃鲁平原击破了保、土军队的“巴尔干防线”，攻占了斯科普里、普里累普、弗累斯等城镇，然后向左迂回到保军背后，大有包围突破点以西的10万保军部队之势。保军司令部向德国最高统帅部告急，但是正在西线苦战的德军没有派来援军。在这种情况下，保军前线部队开始自行从巴尔干防线西线撤退。

9月22日、23日，在保加利亚西南的贝洛伏和佩切伏爆发了士兵起义。24日，暴动部队攻占了丘斯滕迪尔，设在那里的保军最高司令部被暴动士兵夺占。他们随后在腊多米尔城成立了一个小小的共和国，被沙皇派去前线安抚士兵的农民党领袖斯塔姆博利斯基任总统。一支15000人的叛变军队随后向索非亚进军，并攻占了近郊的弗拉纳，王室的行宫近在咫尺。接着在索非亚郊外发生了内战，捍卫旧制度的一方包括保加利亚陆军中的德国炮兵、军校士官生和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的狂热分子。幸运的是，内战只持续了三天，保加利亚同协约国限定停战协议的消息一自萨洛尼卡传来，叛乱军队就自动解散了。

10月3日，在协约国占领当局的要求下，斐迪南沙皇把王位禅让给了23岁的王储鲍里斯。当天晚上，他登上了孤零零地停靠在索非亚火车站月台上的沙皇专列，离开了生活32年的保加利亚国土，前往他成为君王之前在奥地利居住过的庄园 颐养天年。12点整，随着一阵沉闷的汽笛声，火车消失在冥冥黑夜中。

1948年9月10日，斐迪南一世死于他祖宗的老家，德国的科堡，尸骨埋在了当地的圣奥古斯丁天主教堂。对于一个出生在维也纳的萨克森•科堡—哥达家族的成员来说，不知这里应该算是“故里”还是“异乡”。

“火车头沙皇”

令人惊讶的是，停战后出任首相的斯塔姆博利斯基没有废除君主制，也许他是对“懦弱的小沙皇”鲍里斯动了恻隐之心。此外，停战之后的保加利亚再也经不起更多的**：国土被协约国军队占领，北部边境的罗马尼亚军队正准备南下；希腊正在南部边境集结部队，并指责包括偷牛事件在内的一系列“保加利亚罪行”。至于保加利亚的那个西部邻国，尽管一部分塞尔维亚人昔日的梦想——将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合并成南斯拉夫国——似乎没有完全泯灭，但是鉴于保加利亚在战争中的表现——先是和德奥军队钳击并消灭塞尔维亚军队，然后劫掠破坏其领土，虐待其战俘——此时谈论塞保合并并不吉利。

巴黎和会期间，年轻的新沙皇忐忑不安地等着瞧他为其父亲1915年押错赌注要付出多少领土。令人惊奇的是，保加利亚在战败后几乎还获得一份领土。

按照美国总统威尔逊的“民族自决”原则，参加巴黎和会的美国代表提出了一份复杂的领土交换方案：罗马尼亚把保加利亚人占多数的南多布罗加归还保加利亚；保加利亚可能愿意放弃一些西北地方的领土给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后称南斯拉夫）；南斯拉夫或许因此会同意把一部分巴纳特地区交给罗马尼亚。美国专家还同意保加利亚保留爱琴海出海口，甚至还要给他马其顿的一部分地区。毫不惊奇的是，美国人提出的这些领土调整建议最终一无所获。希腊、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都拒不妥协。美国正准备从欧洲事务中抽身，因此也只能作罢。

然而，当南斯拉夫试图索要保加利亚西部的大片地区，以及多瑙河上的维丁港时，仇视南斯拉夫人的意大利出来担任了保加利亚的第二位保护者。协约国占领军中的意大利部队甚至故意释放被圈禁起来的保加利亚战俘，还发给他们武器，让他们袭击南斯拉夫人。最后，由于意大利的反对，保加利亚只割让了四小块土地给南斯拉夫。

但是，甚至连美国和意大利的竭力帮助，也未能保全保加利亚在1912年付出巨大代价和挫折而获得的爱琴海岸。这片地区被协约国占领，1922—1923年希腊在希土战争中遭受巨大灾难后，英法将该地区交给希腊聊以抚慰。虽然国联曾数次保证让保加利亚在该地区保留一个出海口，但是希腊拒不执行，整个西色雷斯地区都被希腊强行吞并。

1919年11月27日，在巴黎郊外纳伊城古老的市政大厅里，举行了一个简单的仪式。在法国总理克雷孟梭主持下，面色灰白、忧心忡忡的斯塔姆博利斯基在绿色台面呢的桌子上签订了《纳伊和约》。所有的领土割让都得到正式确认，保加 利亚失去了大约十分之一的领土，此外还要赔款22.5亿金法郎，相当于9000万英镑或18亿金马克，其年度赔付金额远远超过了保加利亚的预算。

作为一战中占领塞尔维亚的代价，保加利亚每年还要额外向南斯拉夫赔偿5万吨煤，此外还要在6个月内向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和希腊赔偿125头种牛、13500头奶牛、12500匹马、2500头骡子和33000只羊。

保加利亚军队也被大幅度削减，陆军被限制在2万人，海军则只能抱有4艘鱼雷快艇和6艘巡逻艇。在英法军官的监督下，保加利亚空军所有的51架飞机、113台引擎、3个气球和76挺航空机枪，以及所有的航空照相设备都用大锤和焊枪销毁。一些军官和飞行员设法藏起了7架飞机以及10台梅塞德斯航空引擎。

事实证明，斯塔姆博利斯基还算个杰出的政治家。他承认了新的国界，交了牲畜，遣散了军队，销毁了飞机和大炮，并成了国际联盟的拥护者。他还谴责过去的扩张主义行径，并进一步与南斯拉夫修复关系，共同打击“内部革命组织”那些无法无天的恐怖分子。他甚至开始在东欧各国中筹建农民党的“绿色国际”，以对抗赤俄的“共产国际”。

然而斯塔姆博利斯基的内外政策也得罪了不少人：保加利亚民族主义者、军官团、马其顿恐怖主义者、饱受高税收与通货膨胀之苦的中产阶级，可能还有沙皇。1923年6月，保加利亚发生军事政变，农民党内阁被保加利亚军官团、右翼政党和“内部革命组织”联合推翻。当斯塔姆博利斯基被杀害时，叛军首先砍掉了他签订《纳伊和约》的那只手。

在1923年的反农民党政变中，保加利亚共产党坐山观虎斗，看他们的两个敌手互相残杀。及至他们自己在9月根据共产国际的决议发动起义时，也遭到同样野蛮的镇压。一夏一秋，那年被杀的保加利亚人可能超过一万。

经过两场斗争后，极右翼的“人民协商联盟”头子灿科夫教授 出任首相，保加利亚军官团和他们的头子、国防部长沃尔科夫上校牢牢地掌握了大权。保加利亚复仇心最重的一伙人掌了权，令其邻国大为震惊，开始在边境集结部队。只是由于英国和意大利出面警告，南斯拉夫才打消了与希腊和罗马尼亚共同出兵干涉的想法。

鲍里斯三世对1923年政变持中立的、不闻不问的态度。这位年轻沙皇是个秃顶，身材瘦弱，略微驼背，面带病容。他人生最大的乐趣是开火车，其次是研究钟表的机械结构。穿越欧洲大陆的“东方快车”司机们得到铁路公司的警告，列车在保加利亚境内行驶时，不许其国王靠近驾驶室。

这种对政治心不在焉的态度实际上有助于保住他的性命和王位，因为在巴尔干当国王不是件轻松的事。在20世纪的头35年里，塞尔维亚及后来的南斯拉夫有两位国王被害，凶手分别是本国军官团和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者；黑山有一位君主被废黜；希腊有两位国王被三次废黜，还有一位国王被猴子咬死；罗马尼亚则有一位国王在推翻了自己9岁的儿子之后取而代之。至于保加利亚，虽然老国王已经 隐居到奥地利，新国王也对君主插手国事这一敏感问题采取了有益寿命的态度，但是谋杀还是找到了这位沙皇的头上来。

1925年4月13日，鲍里斯三世同皇家自然博物馆的著名昆虫学家伊尔切夫去巴尔干山脉采集昆虫标本，次日清晨在返回首都的路上被保加利亚共产党派出的枪手伏击，伊尔切夫和国王的狩猎向导被打死，司机身受重伤，国王的副官也被打伤。鲍里斯接过方向盘，从凶手的脚上碾了过去，成功脱险。15日上午，“军官同盟”创始人康斯坦丁•格奥尔基耶夫将军在领着孩子从教堂出来横穿马路时，被保共的便衣枪手击毙。16日，当人们在神圣礼拜大教堂为格奥尔基耶夫举行葬礼时，事先藏在屋顶上的炸弹爆炸，教堂被炸毁。从瓦砾中挖出250多具尸体，其中有大主教、索非亚市长、警察总监和不下十四位将军。鲍里斯先出席了昆虫学家和狩猎向导的葬礼，当他准备去神圣礼拜大教堂时，爆炸已经在15分钟前发生，这才幸免于难。

爆炸发生后，保共赶紧发表声明，否认自己和这些恐怖事件有关系，然后又说爆炸是几个极端分子的个人行为，“严重背离了党的正确路线”。不过这种辩解在复仇心切的军官团面前一点用处也没有，灿科夫政府先是从监狱中提出与“神圣礼拜大教堂”遇难人数相等的共产党囚犯处死，然后又不加审判的杀死了更多的共产党嫌犯。保共领袖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在两年前逃往莫斯科，但他的一位兄弟却死于这次“白色恐怖”时期。

保加利亚共产党在其成立初期就深受巴尔干宗族复仇传统和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的影响，具有滥用恐怖主义的倾向。1933年德国国会纵火案中，纳粹逮捕的那些共产国际成员都是保加利亚人，恐怕不能完全说是巧合；而20世纪80年代对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的暗杀，则公认是由保加利亚特工策划的。就1925年的这起案件来说，制造爆炸的保共党员以前曾是为“内部革命组织”干湿活的恐怖分子。

保共和“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在1923年政变后都遭到了军政府的围剿，因此不免惺惺相惜，互相交换“革命经验”和有经验的杀手。保加利亚官方取缔“内部革命组织”，是怕该组织的挑衅将邻国的怒气招引到保加利亚头上。1925年希腊部队入侵保加利亚南部，为的就是这个无法无天的恐怖组织不断越过边境对希腊进行骚扰。

1931年，世界经济危机的浪潮冲上保加利亚的海岸，导致了政治的进一步动荡和日益高涨的工人骚乱浪潮。1933年，一些抱有亲法西斯主义、极权主义和技术主义观点的保加利亚青年军官决定成立一个更强有力的组织，叫做“秘密军人同盟”，以取代已经官僚化、腐败化的旧军官同盟。他们与一个号称“环节集团”（Zveno）的右翼组织在1934年5月18日晚发动了政变，宣布终止宪法，解散议会，查封工会，禁止集会和示威游 行，撤销地方自治，并实行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一些少壮派的政变头目进而鼓吹剥夺沙皇的权力，甚至建立法西斯共和国。

“环节集团”头目西蒙•格奥尔基耶夫将军 怀揣新政府名单拜见了沙皇，另一 个衣兜里装的是退位诏书，准备在沙皇不同意对新政府的任命时拿出来。鲍里斯知道秘密军人同盟具有强烈的反君主制思想，但是他要保住皇位，又离不开军队的支持和拥戴，于是在得知政变消息后，穿上将军军服，佩上勋章，跨上腰刀，毫不犹豫地在新内阁名单上签了自己的名字。

这次政变无疑向鲍里斯“无为而治”的观念提出了严重的挑战。登基的头几年，他确实只想当一个象征性的国家元首和名义上的军队总司令，做个“统而不治”的沙皇。但是1923年和1934年的两次军官政变都对王位构成了威胁，从而促使鲍里斯走上了君主专 制的道路。集权统治此时在欧洲已经成为一个相当吸引人的新制度。极权统治此时在欧洲已经成为一个相当吸引人的新制度，许多在旧制度上面临绝路的巴尔干国家都准备吃一副这种灵丹妙药。南斯拉夫在1929年、希腊在1935年、罗马尼亚在1938年都建立了富有巴尔干特色的君主独裁政体。1935年，鲍里斯三世不前不后也确立了君主专 制。他利用老军官和年轻军官之间的内讧，迫使倾向共和制的西蒙•格奥尔基耶夫辞职，然后取得了军队的人事权。那些桀骜不驯的“秘密军人同盟”成员，有的被驱逐流放，有的被派到国外当公使或武官，还有的因“叛国罪”而被处死或长期监禁。

虽然保加利亚在1938年恢复了议会，但重建的议会成了纯粹的咨询机构和橡皮图章。1934年对政党的查禁令则依然有效。这样，军人集团消灭了内阁和议会，政权最终却落到了沙皇个人手中。对于鲍里斯来说，开火车和收集火车头虽然依然有趣，但国务繁忙，从此只能成为奢侈的娱乐了。

1935年夏天，德意志第三帝国的二号人物赫尔曼•戈林和新婚妻子去东南欧度蜜月，路过保加利亚。鲍里斯三世向这位胖胖的元帅颁发了“圣亚历山大”十字勋章，向埃达•戈林夫人赠送了一对精美的钻石手镯。事后沙皇和随从副官开玩笑说，也许这两件礼物应当对换一下，因为他注意到，戈林看到那幅手镯之后，那双星蓝色的眼睛里露出了只有女性走进珠宝店时才有的贪婪之光。

到1935年，德意志帝国已经大致恢复了它在巴尔干半岛各国的传统影响。世界经济危机后，法、比等国从东欧抽回了资本，从而为德国资本的渗入大开了方便之门。为购买保加利亚的出口产品，德国愿意付出比国际市场更高的价格，但是付款周期很长，而且保加利亚经常被要求用这些钱购买德国产品。德国同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和中国这些国家做买卖时采取的也是同样的政策。这是第三帝国世界经济新秩序的第一步试验，而且很成功。到1939年，德国在保加利亚进出口贸易中所占的份额分别达到65.5%和67.8%，保加利亚成了德国在巴尔干国家中的头号贸易伙伴。

1936年1月，在出席英王乔治六世葬礼时，鲍里斯三世顺道去了德国，除了去科堡宫看望老父亲外，还会见了戈林、沙赫特等访问过保加利亚的“老朋友”。当年8月1日，沙皇率保加利亚代表团参加柏林奥运会，并和希特勒进行了亲切的谈话。希特勒承诺帮助保加利亚“医治由战争造成的创伤”，鲍里斯则表示要学习元首的榜样，在保加利亚建立独裁统治。

不过，尽管同德国的关系变得紧密，但鲍里斯还是不愿意在一棵树上吊死，而是 在大国之间打秋千，为保加利亚争取最大的利益。在出席俄土战争纪念碑落成50周年仪式时，他不忘歌颂斯拉夫俄国的功绩，称颂“兄弟的俄国人民的伟业”和“慷慨的援助”。至于英法，它们为同德国争夺保加利亚的好感，在1938年强迫巴尔干协约国希腊、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土耳其同保加利亚签订了一项协议，允许保加利亚改组其军队，并可以自由地重整军备。

鲍里斯经常讲的一句话反映出他“打秋千”时的为难心态：“我的军官团亲德，而我的人民热爱俄国；中产阶级喜欢英法，王后和孩子们亲意大利……只有我和我的议会是拥护保加利亚的。”换言之，保加利亚和德意、英法、苏联这三大集团都有割不断的联系，显然在这些国家之间保持中立才是最佳的选择。

然而实际情况不允许保加利亚做出这样的选择。对于鲍里斯本人来说，由于在德国有亲戚，又娶了个意大利公主，他对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力量和局限性都很清楚。当同一时期罗马尼亚的卡罗尔二世在亲德的钢丝上向前挪步时，鲍里斯倒宁愿站在远处欣赏这样的政治杂技，不时瞧瞧表演者脚下的深渊，深感忧虑。

但是，保加利亚军人和政治家却只看到了更肤浅的一面：德国在1935年、1937年和1938年已经展示了令英法政治家雌伏的魔力；而意大利，虽然其表演往往更富于喜剧效果，但也依靠扎开羽毛恫吓对方而捞到了不少好处。总的来说，二战前夕的保加利亚政府和军人同德意一样反对巴黎和会所制定的欧洲新秩序，致力于打破现有局面、收复失去的领土，而英法则致力于维持欧洲现状，还大力扶植巴尔干协约。虽然鲍里斯三世对保加利亚完全倒向德国阵营大摇其头，但是军官却不这么看。危险的是，军官团知道他们是有力量推翻沙皇的，沙皇也知道这点。

绑上德国战车

1939年9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波兰的迅速灭亡使巴尔干国家首次见识到闪电战的威力，但更令它们感到恐怖的是苏联红军的汹涌东进。半个波兰和三个波罗的海国家都落入了斯大林的血口袋，勇敢的芬兰人在让苏联沐浴了15个星期的红军鲜血后，也几乎被淹死在红军的血海中。见到这五个苏联邻国的命运、东南欧的每一个国家都开始争先恐后地使自己显得为德国所不可或缺，指望希特勒会帮助阻止斯大林的血盆大口。

1940年9月，鲍里斯三世高兴得看到邻居卡罗尔二世终于从亲德钢丝绳上摔了下来。德国不仅没能帮助罗马尼亚保住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反而措辞险恶地逼迫其同意割让半个特兰西瓦尼亚给匈牙利。3天后，希特勒又迫使罗马尼亚将南多布罗加归还保加利亚。这是鲍里斯从德国那里得到的第一份厚礼。

1940年秋天，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相继加入了“三国公约”。如果不是因为意大利一直不怀好意，南斯拉夫恐怕也早就加入这个条约了。风烛残年的斐迪南沙皇也从德国带来口信：“切勿错过志愿加入三国轴心的良机。”鲍里斯却回答说，“现在还不是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 面对几乎淹没巴尔干的“德国潮”，鲍里斯三世仍然壮着胆子尽量拖延加入轴心的时间。要知道，德国这时已经几乎征服了整个欧洲，波兰、丹麦、挪威、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已经沦陷，法国宣布投降，英伦三岛在德国空军的轰炸下呻吟，德军已经进驻罗马尼亚，意军则在进攻希腊。在这个时候还对德国的邀请犹豫不决，无疑需要相当大的勇气，以及政治上的先见之明。

英国也注意到了保加利亚的犹豫。乔治六世给鲍里斯发去密信，要求保加利亚“三思而后行”，不要站在德国一边，否则“将以灾难告终”。鲍里斯则请英国公使转告伦敦，保加利亚很难顶住德国的压力，如果希特勒咄咄逼人，任何反抗都徒劳无效。不出他所料，10月16日，里宾特洛甫急电保加利亚政府，要求它在3天之内加入轴心。鲍里斯以“此举可能把土耳其推入英法阵营”为由来抵抗。见保加利亚没有马上就范，德国同意把这个最后通牒期限延长10天。

10月28日，鲍里斯亲自写信给希特勒，表达了模棱两可的立场。他一方面称元首是伟人，保德之间从一战起就结下了深厚友谊，一方面辩称“无论是过去还是今天”，保加利亚的利益同第三帝国的伟大利益是一致的，恳请希特勒考虑一下这个问题：“保加利亚非得无条件地改变现在的政策吗？”显然，一个中立的保加利亚也能帮助德国在巴尔干发挥作用。

然而事情的发展由不得鲍里斯，甚至也由不得希特勒——因为斯大林出手了。1940年11月上旬，莫洛托夫把斯大林的意见转告给希特勒，苏联坚持把保加利亚纳入其势力范围；苏联许诺保障保加利亚的安全，甚至同意保留其君主制。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索波列夫还建议苏保两国签订一个不祥的“友好互助条约”。要知道，当年夏天，苏联正是靠这种“友好互助条约”吞并了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

11月17日，受到惊吓的鲍里斯沙皇亲自前往贝希特斯加登拜访希特勒，探听德国的要求底线。希特勒告诉他，德国只要求过境权，并保证土耳其不会动保加利亚一个指头，因为“我在24小时之内就能同斯大林达成协议，土耳其就会从地图上消失”。至于苏联，“我有100个师整装待发，只要3个月就可以征服苏联”。6天后，索非亚通知柏林，保加利亚原则上同意加入三国公约，但请求稍晚一点签字。

此外，保加利亚还允许一个200多人的德国空军信号兵部队先行入境，在希保边境建立通信站。后来又允许数量不多的德国部队装扮成旅游者进入保加利亚架设桥梁、修建铁路、建造机场，以迎接德军大批部队的到来。

1941年1月21日，罗斯福总统的密使多诺万上校秘密来到索非亚，想做最后的努力。他代表美国政府建议保加利亚严守中立，以武力抵抗德军过境，原因很简单，因为保加利亚处于关键地区，是巴尔干半岛的“一把钥匙”，站错队就会国破人亡。鲍里斯回答说：“不错，我们是巴尔干的一把钥匙，可是这把钥匙在别人手里。”

2月28日，李斯特陆军元帅指挥的德国第12集团军开入“上帝的后花园”。次 日上午，在华沙的贝尔维德宫，保加利亚代表在三国公约上签字，加入轴心国。

1941年6月22日苏德开战后，保加利亚根据加入轴心时预先谈好的条件，没有对苏联宣战。鲍里斯担心老百姓会从朴素的斯拉夫感情出发，反对同苏联的战争，而希特勒竟然也就同意了这种观点。也许他认为，一支保持完整的保加利亚军队毕竟可以在巴尔干半岛担任维持秩序的任务，在将来苏联求和的时候保加利亚也可以充当谈判渠道。另一方面，苏联在撤回了驻德国大使之后，也委托保加利亚使馆照管其在轴心国的外交利益。

从法律的角度说，保加利亚1941年12月追随德国对美宣战、顺便也对英宣战，直到此前为止还是一个完全中立的国家。不过这并不妨碍它在希腊和南斯拉夫灭亡后参加分配战利品，虽然保加利亚军队并未直接参加对这两国的战争。按照德国最高统帅部的安排，保加利亚军队进驻了南斯拉夫马其顿（即“瓦达马其顿”）的大部，以及塞尔维亚本土的东南部地区。瓦达马其顿西部的两块地方被并入意大利控制的阿尔巴尼亚。在希腊，保加利亚占领了1918年割让的爱琴色雷斯地区 以及马其顿的南部。尽管德国尚不允许保加利亚直接吞并这些土地，但即将“收复失土”的前景令保加利亚全国沉浸在狂热的激动和兴奋之中，鲍里斯三世被议会尊称为“解放者沙皇”和“统一者沙皇”。

1941年的保加利亚军队由陆军、海军和空军组成。其陆军兵力达45万人，包括24个步兵师、1个装甲团、4个边防旅和1个独立装甲团。一个满编制的保加利亚步兵师通常由3个步兵团、1个炮兵团、1个机枪营、1个反坦克营、1个通信营、1个工兵营和1个骑兵侦察营组成，此外还配有防空营、后勤连、宪兵连、卫生连、炊事连、屠宰连、兽医排、战地邮局和野战医院。

保加利亚陆军的第一支装甲部队组建于1934年，当时保加利亚花费1.74亿列弗从意大利购买了14辆菲亚特L3/33轻型坦克，以及火炮牵引车、重型卡车、高射炮、弹药及配件。保军随后成立了两个装甲连，其中第二连装备的是1936年从英国装备的8辆维克斯6吨坦克。两个装甲连在1939年合并为第一装甲营，后又升为装甲团。

1944年以前，保加利亚陆军的主要任务是在希腊和南斯拉夫的占领区维持治安、剿灭游击队，其中驻扎在南斯拉夫的第五集团军包括5个步兵师和2个骑兵团，驻扎在希腊的第一军则包括3个步兵师。按照希腊人战后的说法（南斯拉夫则对此保持了沉默），保加利亚占领军在屠杀游击队和平民方面似乎比德国和意大利占领军还要凶狠，不过从巴尔干地区的传统来看，这种说法大可只相信一半。

保加利亚是德国倾销其过时军火和淘汰武器的好市场。1940年，保加利亚从德国购买了36辆原属于捷克陆军的斯科达L(t)-35坦克，组建了第三个装甲连。在当年保加利亚吞并南多布罗加时，这些坦克被配备在保土边境，防范土耳其的进攻。

德国攻陷法国后，保加利亚在1941年以非常低的价格购买了40辆德军缴获的法制雷诺R-35坦克，成立了第2装甲营。1941年6月25日，两个装甲营在索非 亚合并成为第1装甲团。德军开入保加利亚后，其第16装甲师承担了保加利亚坦克部队的培训和训练工作。

1942年底，德国在向土耳其出售了一批武器，为了安抚保加利亚，允诺协助其重新装备10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和2个装甲旅，全部配备德式武器。按照替代计划，保军将继续使用性能相对优良的L(t)-35坦克，而将全部雷诺坦克撤换下来，用作步兵师的支援力量。更老式的菲亚特坦克改成装甲救护车和弹药输送车，8辆维克斯坦克则用作装甲侦察车。1943年1月，德国提供了第一批12辆“迈巴赫”IV号坦克和20辆III号突击炮。

到1944年9月停战为止，保加利亚一共从德国获得了46辆IV号坦克（订购91辆），25辆III号突击炮（订购55辆）以及20辆SdKfz222/223型装甲车。此外保加利亚还订购了德军淘汰下来的25辆I号坦克和10辆III号坦克，但是德国人送来的却是19辆法制哈奇开斯H-19轻型坦克和6辆索玛（Somua）S-35坦克。这些坦克实在是太不中用了，最后只能配给警察和边防部队。第三帝国和它那些小跟班之间的买卖，往往就是这种结果。

保加利亚王国海军比起陆军来要寒酸得多。在二战期间，这支近岸防卫力量只有4艘巴尔干战争以前建造的老式鱼雷艇和3艘巡逻艇，其最强大的打击力量也不过是1939年从德国订购的两艘S-1型鱼雷快艇。整个保加利亚海军的舰艇总吨位只有680吨。此外，还有1艘建造于1884年的游艇“坎奇卡”号，有时客串一下布雷艇的角色。保加利亚水兵都管这艘老掉牙的船叫“巴比什卡”（意为“老奶奶”），它的年龄也足以当大多数水兵的奶奶。

在苏德战争期间，保加利亚海军的主要任务是保卫海岸，有时帮助德军执行一些运输任务。1943年8月20日，保加利亚货船“瓦尔纳”号（2141吨）在黑海上被苏联潜艇击沉，当时它正在为德国运送弹药。苏联潜艇II-4号躲过了为其护航的两艘罗马尼亚军舰 和6艘德国军舰，向其发射了两枚鱼雷，当即引爆了货舱内的弹药，“瓦尔纳”号在两分钟之内就沉没了。另一艘保加利亚商船“巴尔干”号（3838吨）被德国征用，当作运兵船，于1943年12月17日在爱琴海利姆诺斯岛附近被波兰潜艇“索科尔”号（ORP Sokol）击伤，6天后被英国潜艇“冒险家”号（HMS Sportsman）击沉。

虽然保加利亚与苏联不是敌国，但是苏联也没放过对保加利亚的颠覆行动。经常有保共特工搭乘苏联潜艇或飞机潜入保加利亚国土，进行宣传和渗透工作——虽然其宣传总纲是“对苏联无限忠诚”，但是变成具体口号之后也很有趣：1939年纳粹—苏联条约之前，他们宣传的是德国纳粹和保加利亚“君主法西斯”的罪恶；当年8月23日之后宣传的是苏德友谊的伟大、第三帝国的强盛、以及胆敢反抗纳粹侵略的“资产阶级”国家（如英国、荷兰或挪威）是如何如何的可恶；1941年6月22日苏德开战后，保共的态度在两年里第三次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开始煽动保加利亚人民发动“推翻法西斯政府”的起义，来“武装保卫苏联”。虽然许多保共特工一踏上祖国的土地就被当局逮捕或处决，但是也有不少幸存者发动了针对德国和本国军事、经济目标的袭击，包括炸毁油库、颠覆列车、刺杀重要官员等。

除了这种渗透活动之外，苏联潜艇对正常航行在黑海上的保加利亚商船也发动过袭击。1941年9月15日，满载出口牛肉和水果的保加利亚冷藏船“希普卡”号被II-4号潜艇击沉。1942年2月24日，小型近海客船“斯特鲁马”号在瓦尔纳外海被浮上海面的III-213号潜艇用火炮击沉，船上乘客死伤惨重。同年6月2日，III-214号潜艇对一艘向土耳其运送烟草和罐头的保加利亚帆船进行登船临检。苏军登船小组发现这艘船没有安装无线电，无法求救，于是高兴地抢走了船上的食品、香烟、金钱和海图，随后用炸药将该船炸沉。保加利亚船员被带到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法官宣布他们为“法西斯间谍”，将其悉数投入劳动力紧缺的劳改营。

面对苏联的敌意攻击，保加利亚海军也做出了相应的反应。1941年11月11日，苏联潜艇C-3号在执行运送特工的任务时在布尔加斯湾触雷，包括特工在内，艇上的51人全部丧生。12月6日，另外一艘苏联潜艇III-204号在瓦尔纳港外20海里处被一艘渔船发现，保加利亚空军随后派出飞机，用机枪和炸弹将其炸伤，使其失去控制。次日该艇飘入罗马尼亚的第18号雷区，其48名船员随艇一道触雷沉没。

保加利亚空军尽管规模不大，在这场战争中却一直打得有声有色。1919年《纳伊和约》本来禁止保加利亚拥有空中力量，但是在1925年，保加利亚陆军就从本国的“国营飞机工厂”（Dargeavna Aeroplanna Rabotilnitsa，缩写为DAR）购买了数架DAR U-1型飞机，用于训练和侦察。此后10年里，保加利亚相继从捷克、法国、波兰购买了包括阿罗（Aero）、波泰（Portez）、PZL等型号在内的各种战斗机、轰炸机和侦察机。

1934年，保加利亚空军正式成立，此后德国成为保加利亚的主要飞机供货商，提供了Do-

17、FW-189、Ju-52和Ju-87等比较先进的飞机。从1940年到1944年，保加利亚还从购买了261架Me-109型飞机，这种性能优良的战斗机成为二战中保加利亚空军的战斗主力。此外，在1944年保加利亚倒戈之后，还从苏联获得了120架雅克—9战斗机和伊尔—2强击机。在战争期间，保加利亚空军一共组建了6个战斗机联队、2个轰炸机联队、1个运输机联队、1个侦察联队和2个训练联队。

二战中保加利亚空军的战果主要集中在1943年以后，因为盟国只是从这时起才加大了对东南欧国家的空袭力度。1943年8月1日，保加利亚飞行员斯托扬•斯托扬诺夫中尉首夺战果，击落了一架空袭完罗马尼亚的普罗耶什蒂油田、穿越保加利亚领空返回基地的美国B-24“解放者”轰炸机，他为此获得了鲍里斯三世的亲自接见。斯托扬诺夫后来又击落了3架B-24和两架B-38，击伤4架飞机，成为保加利亚空军头号王牌。

在退出德国阵营之前，保加利亚王家空军一共击落了117架盟国飞机，大多数是B-24和B-17轰炸机，200多名盟国飞机员在保加利亚上空丧生，329名飞行员被俘，一直关押到1944年10月。保加利亚方面有19名飞行员在空战中阵亡。许多美国空军飞行员在战后都心有余悸地回忆了保加利亚人的凶悍战斗力，其中 包括两次用机身撞毁敌机。第一次撞击发生在1943年12月20日，保加利亚飞行员斯皮萨列夫斯基驾驶其受伤的Me-109G战斗机撞上一架B-17“空中堡垒”的尾部，与其同归于尽。第二次发生在1944年4月17日美国对索非亚的“黑色复活节”空袭期间，尼古拉•邦切夫中尉在7000米的高空撞击了另外一架B-17，将其击落。邦切夫本人奇迹般地在撞击中生还，跳伞着陆。退潮

二战中德国同保加利亚的关系，和它同罗马尼亚、匈牙利这些国家的关系差不多。虽然希特勒本人对这些国家的态度有所不同，但它们在经济上都处于德国支配之下，沦为第三帝国的“多瑙河农业和原料行省”。德国在保加利亚的经济目的可以一言以蔽之：强化农业。为了鼓励保加利亚多出口农产品，德国提供资金和技术，帮助保加利亚建造屠宰厂、冷藏厂、玻璃暖房等设备，法本化学公司还向保加利亚低价提供化肥和农药，以提高产量。

在战争中，保加利亚被迫每年向德国提供相当于30万头生猪、10万只羊、2万头牛所产的肉和皮革，此外还要运去大量油脂、罐头水果、蔬菜、烟草和几乎全部玫瑰精油。为了尽可能地多揩油，德国人为地将马克升值，并且扣留保加利亚应得的货款，让其在德国设立清算账户，用这些钱购买德国的工业产品——大至机器、军火、药品和化肥，小到玩具、缝纫机、灯泡和打字机。随着战事的推移，保加利亚的粮食和原料出口不断扩大，德国工业品的输入却不断减少，到1944年9月，德国欠保加利亚的债务已经高达700亿列伊。

为了完成给德国的供货合同，保加利亚在1941年冬天成立了“征收委员会”，规定农民应将剩余农产品上缴。此外保加利亚政府还按照德国的要求，招募了大约5万名农业工人和建筑工人送到德国。保加利亚农民很快就学精了，当有风声说官家要下乡征粮时，他们就把牲畜赶到山上，把小麦和玉米藏起来，然后在收税官员询问时闷闷地指着眼前看得见的一小堆。至于志愿劳工，无论招工广告把德国的工作条件吹嘘得怎么动人，但是被派去的保加利亚不断跑回国内，而德国本土缺衣少粮、拖欠工资、轰炸不断的真实情况也就很快像风一样在保加利亚老百姓中扩散开来。至1942年底，向德国输送劳工的这股涓涓细流也就无声无臭地消失了。

到1943年春天，第三帝国败相已显。3月底和4月初，鲍里斯三世两次拜访了希特勒，讨论战争形势、两国关系和犹太人问题。鲍里斯三世，和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十世一样，反对迫害犹太少数民族的行为。战争爆发至今，保加利亚还只是颁发了一道象征性的反犹太法令，其中只规定对犹太人的企业加倍征税。战前保加利亚有5.5万犹太人，到战争结束时为止，没有一人被强制驱逐或关入集中营。在轴心阵营中，只有它和芬兰做到了这一点。保加利亚犹太人社团至今仍为此感激鲍里斯。不过，在马其顿和南色雷斯，德国党卫队亲自出面兜捕国籍为南斯拉夫和希腊的1.3万犹太人，保加利亚民政管理当局以及教会虽然都出面加以阻止，但最后还是无能为力。

1943年7月24日，晴天一声惊雷，意大利传出墨索里尼倒台的消息。第二天，意大利国王维克托•埃曼纽尔三世将成立新政府的消息告诉了女婿鲍里斯，并说 意大利的停战指日可待。8月9日，从德国传来急电，希特勒要在大本营会见保加利亚沙皇。8月14日，鲍里斯一行来到东普鲁士腊斯登堡的“狼穴”大本营，随后就与希特勒和一干德国军事领导人进行了3天的会谈。

鲍里斯身体一向虚弱，很不适应“狼穴”的地下生活。他在那里感觉睡眠不好，脸色疲倦，还感到呼吸局促。希特勒要求保加利亚向苏德战场派遣军队，增派两个师到希腊北部作战，并准备在意大利倒戈时出兵接管阿尔巴尼亚。鲍里斯一项一项地拒绝这些要求，甚至同希特勒发生了争吵。最后，他被迫口头同意向希腊、阿尔巴尼亚增派军队，但要求回国同国防大臣米霍夫将军协商后再作出最后答复。

8月16日，鲍里斯和保加利亚军事代表团乘坐希特勒提供的Ju-52专机离开腊斯登堡，返回索非亚。其间沙皇还亲自开了一会儿飞机。第二天，疲惫的鲍里斯来到里拉山脉的比斯特里查别墅休养。19日，他和弟弟基里尔亲王一道爬了里拉山的最高峰莫萨拉峰，下山时脸色苍白，身体疲倦。23日，鲍里斯返回索非亚处理公务，突然感觉胸口疼痛，并且呕吐。医生们会诊后认为沙皇得了心脏病，从柏林和维也纳紧急请来的医疗专家也认为鲍里斯得了心肌梗塞。27日晚上，沙皇病情恶化，开始昏迷不醒。次日下午4点22分，49岁的鲍里斯三世沙皇心脏停止了跳动。当天晚上，保加利亚内阁发表了《告保加利亚人民书》，宣布了“统一者沙皇”去世的消息。

时值乱世，因此人们对鲍里斯的真正死因产生了怀疑。有人认为他在“狼穴”会见希特勒时试图退出与德国的同盟，因此被德国人下了毒；还有人认为他是被共产党毒死的，为的是在保加利亚制造混乱。伦敦BBC的广播援引了特工发来的消息，说沙皇是在索非亚火车站被人开枪打死的，后来又改称希特勒毒死了沙皇。

无论其真正死因为何，鲍里斯的死使保加利亚在战争的紧要关头丧失了一位善于随机应变的统治者。他生性机敏，而且由于四分之一世纪中多变的命运而更加富于经验。沙皇的继承人是他6岁的儿子西美昂二世，王权由三人摄政委员会代行。这个委员会的首领是鲍里斯的弟弟基里尔•普列斯拉夫亲王，真正掌握权力的则是后来名声扫地的前首相波格丹•菲洛夫教授 和国防部长米霍夫将军。

相当一部分保加利亚人认为，鲍里斯的性格很像他的外曾祖父、法国“平民国王”路易•菲利浦。他以其文明举止和谦虚行为，从一开始就几乎赢得保加利亚各阶层的尊敬。不少传记作者指出，鲍里斯的生活十分简朴，丝毫没有巴尔干君主中常见的那种奢华嗜好。他曾多次削减王室侍从，降低俸禄，每年王室俸禄的节余都被他捐赠给“儿童之家”慈善组织，为贫穷儿童购买食品。鲍里斯还禁止随意装修宫殿，禁止国家为他进口高档消费品和高级汽车，甚至连出国访问的费用也是由沙皇自掏腰包。要知道，就连号称立宪君主典范的英国王室，也只是在20世纪末才实行这些激进的措施。

鲍里斯三世生前一直认为，他立身行事的准则，应当是遵守《圣经》中“对国王的训勉”那段训言，并用以自勉：“……要替不能说话的人发言，维护孤苦无助者的权益。要替他们辩护，秉公判决，为穷苦人伸冤……”鲍里斯在位25年，他是否真得这么做人、这么管理国家，历史已经做出了回答。

在战争年月里，沙皇的追悼仪式和葬礼都简短朴素。除了民众自发前来送别外，还邀请了为数不多的外国代表团，其中规格最高的是凯特尔元帅率领的德国代表团。凯特尔还带来了希特勒的亲笔唁电：“惊闻噩耗，我个人丧失最忠实的朋友和盟友。我本人和德国人民将永远怀念他。”鲍里斯的遗体经过防腐处理后安葬在保加利亚西南的里拉修道院，战后被共产党当局掘出，埋到了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地点。1990年代保加利亚政府试图重新安葬鲍里斯时，没有找到他的遗体，只是找到了他的心脏。

随着1944年的来临，如何跳下德国战车、在苏联红军“解放”自己之前就及时改投门庭，成了轴心国成员们面临的现实问题。当年1月10日到3月30日，保加利亚的主要工业城市遭到了美英飞机的10次猛烈空袭。4月17日“黑色复活节”那天，美国第8航空队出动对索非亚市中心发动了规模最大的一次空袭，造成了惨重损失。

面对日益恶化的战争形势，1944年6月1日，由右翼农民党人巴格里扬诺夫领导的新内阁宣布即将改变保加利亚的外交政策，准备脱离轴心国。保加利亚共产党则仿照苏联，变希特勒的“反布尔什维克战争”为斯大林的“卫国战争”的经验，成立了“祖国阵线”，拼凑起曾经得罪过君主制和君主制得罪过的一切政党：农民党、社会民主党、“内部革命组织”，甚至还有1934年发动“发动政变”的“环节集团”。

1944年8月23日，罗马尼亚成功掉转枪口；9月5日，芬兰人也反戈一击。这两个国家的停战在索非亚产生了震撼性的效果。三人摄政委员会开始四下寻找亲西方政党的领导人，希望他们出面组成内阁。巴格里扬诺夫政府也通过土耳其与亲美进行试探性谈判，邀请英军和土军抢在红军之前进驻保加利亚。9月2日，保加利亚又成立了农民党人穆拉维耶夫的新内阁，开始在开罗与盟国进行停战谈判。

然而单有亲西方的感情是不够的。9月5日，苏联将保加利亚的中立地位斥为“虚伪”，宣布与其进入战争状态，随即准备渡过多瑙河进入保加利亚领土。八面玲珑的穆拉维耶夫在同一天就请求停战，紧接着又在几个小时内对德国宣战。然而这些都无济于事。9月8日，进驻罗马尼亚的苏军在托尔布欣元帅的指挥下开进保加利亚国土，没有遭到任何抵抗，反而受到保加利亚老百姓的热烈欢迎。虽然这些老百姓中年岁最大的人也不会记得65年前“北方解放者”到来时的情景，但还是手捧面包和盐，与那些尘土满面的“斯拉夫兄弟”亲吻拥抱。

当天晚上，“祖国阵线”中两位发动军事政变的老手——“秘密军人同盟”首领维尔切夫将军和“环节集团”头目格奥尔基耶夫将军——娴熟地在索非亚夺取了政权。他们轻车熟路地调动军队占领了政府的要害部门，逮捕了内阁和议会成员。次日清晨，格奥尔基耶夫将三人摄政委员会的成员召入王宫，逼迫他们在组成新内阁的文件上签字，然后将其逮捕。这三个倒霉鬼随后被移交给苏军情报部门，盘问了三个月后交还保加利亚。“人民法庭”在1945年2月1日判处他们死刑。三名被告和其他30多名前王国政府官员在索非亚公墓的一个弹坑里一个挨一个地被枪毙了。倒霉的基里尔亲王虽然在担任摄政前后都不过问政事，年轻时还在欧洲各国欠下一屁股赌债和风流债，但临死时倒还保持了王室成员应有的尊严。他跳下汽车时表示，自己愿意第一个被处决。

由于小沙皇西美昂二世即位时只有6岁，政变时只有7岁，实在找不出什么“罪行”，因此连苏联人和保共都不好意思判处他死刑。但是有人建议枪毙身为意大利公主的约安娜王后，还有人建议枪毙鲍里斯的几个妹妹。保共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出面阻止了这些纯属帮倒忙的建议。他指出，目前的首要任务是同旧王国政权划清界限，使斐迪南一世和坟墓里的鲍里斯三世名声扫地。萨克森•科堡—哥达王朝成了“大保加利亚沙文主义的叛国集团”，这里保共创造性地将“大保加利亚”同“叛国”结合到了一起；“统一者沙皇”鲍里斯三世则是“刽子手和罪犯”。为了审判坟墓里的沙皇，“人民法庭”传唤了数十名证人。

保加利亚新政权的另外一个当务之急是配合苏军的行动，对德军部队发动进攻。驻扎在这个国家的德军向来不多，其中大部分部队在保加利亚掉转枪口之前即已撤离，而且希特勒已经决定，鉴于罗马尼亚的背叛，有必要将驻巴尔干半岛的全部德国部队撤回，以在中欧建立一条新防线。1944年秋天，褐色、褐色和田野灰色的德国潮水，像四年前汹涌袭来时一样突然，从巴尔干退走了。

新秩序

苏联在1944年9月9日，即对保加利亚宣战一天之后，就解除了两国之间的战争状态，随后同英美一道在10月28日与保加利亚签订了停战条约。条约规定苏军留驻保加利亚，保加利亚撤回在南斯拉夫和希腊领土上的占领军，并“惩办法西斯战犯”。此后，保加利亚军队在撤换掉不可靠的高级指挥官后，被臵于苏联最高统帅部的指挥下，与乌克兰第三方面军协同作战。在马其顿，一些部队对新政府的成立顾虑重重，于是拒绝撤回国内，选择同德军一道继续战斗，这些人大约有3000人左右。

乌克兰第三方面军交给保军的任务是向西进攻，切断希腊的35万德军沿摩拉瓦河向本土撤退的退路。保加利亚第二军在10月8日发动了战斗，快意地再次踏上南斯拉夫马其顿的土地。在同党卫军第七“欧根亲王”师进行激烈战斗后，保军在10月13日占领了尼什城，接着向科索沃平原进军，以阻断波斯尼亚与马其顿之间的德国部队。与此同时，保加利亚第一军和第四军也在其左翼600公里长的前线上向西进军。11月22日，保军占领米特罗维察，从而切断了德军经科索沃平原西撤的道路。在这一阶段的战斗中，保军伤亡达16463人，其唯一的装甲旅损失了47辆坦克。

1944年12月，经过重新整编的保加利亚第一军 开入萨瓦河和多瑙河之间集结待命。后来，它又开入匈牙利，部署在德拉瓦河至巴拉顿湖之间的战线上。1945年3月6日，德国南方集团军群发动了“春醒”战役，从巴拉顿湖的西南和东北方向以步兵和坦克部队向苏军发动进攻。保加利亚第一军首当其冲，其防线很快 被突破。只是由于苏军乌克兰第三方面军的顽强抵抗，以及泥泞道路的阻碍，德军的进攻才告失败。

经过长时间的激烈战斗，保军在苏联第133军团的协助下转入反攻。接着，他们在3月末向奥地利方向转移，最后于5月8日在阿尔卑斯山麓的克拉根福同自意大利出发的英国第八军建立了联系。这一阶段保军的伤亡总数达14900人。

德国投降后，保加利亚进入和平状态。军队很快从战时的45万人复员至13万。众多“法西斯战犯”被“人民法庭”判处死刑，其中包括前宪兵司令鲍里斯•季米特洛夫、前总参谋长康斯坦丁•鲁卡什、驻南斯拉夫占领军司令阿森•尼科洛夫和驻希腊占领军司令西莫夫等一干高级将领。保加利亚空军的王牌飞行员也受到怀疑，特别是两名飞行员在1946年驾机叛逃意大利之后，那些优秀的飞行员纷纷被共产党当局勒令退役或投入监狱。到1945年4月“人民法庭”结束工作时，共审讯11122人，其中2730人被判死刑，1305人终身监禁，5119人被判长达20年的徒刑。非官方的估计表明，有多达30000名政治反对派被处死。

按照盟国和苏联在战争期间所作的一系列交易，保加利亚在战后将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1946年夏，保加利亚国民议会宣布对君主政体的前途进行公民投票。在9月8日的投票中，92.7%的人赞成成立共和国，只有4.2%的人赞成保留君主政体。9月15日，在国民议会的一次庄严会议上，保加利亚被宣布为人民共和国。苏联人用飞机运回来的瓦西里•科拉罗夫当选为临时主席。11月，大国民议会开幕，反对派农民党的领导人佩特科夫被指控为“阴谋颠覆政府”，然后被警察撵出了议会，并于次年被逮捕并处死。在莫斯科流亡了22年的季米特洛夫成为人民共和国的新总理。1947年12月4日，大国民议会又通过了一部由苏联专家起草的“季米特洛夫宪法”，为按共产主义原则重建国家提供了法律依据。

小沙皇的命运成了同情君主制的外国人关注的焦点。季米特洛夫此时显得相当仁慈，他允许西美昂二世随其母亲离开保加利亚，并且允许他们带走任何想带的财产。1946年9月16日，废王一家带着20多个箱子，乘政府提供的专列前往土耳其，然后从那里坐轮船到埃及。约安娜王后的父亲维克托•埃曼纽尔和哥哥翁贝托二世也在那里流寓。1950年，小沙皇一家受佛朗哥的邀请移居西班牙。

1947年2月10日，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和芬兰在巴黎签订了最终和约。在此前的谈判中，希腊曾要求保加利亚割让罗多彼山脉以南的全部领土，并赔偿9亿美元。但是，由于苏联的保护和宽容，保加利亚最终只需赔偿7500万美元，其中5000万美元给希腊，2500万美元给南斯拉夫。苏联保护保加利亚不是没有原因的，毕竟，这是红军在东欧孵化出来的第一个共产主义国家，毕竟，在这么多巴尔干国家中，也只有保加利亚人对苏联的“解放”真心地表示欢迎，并甘愿接受共产主义新秩序。

遵照斯大林的宠臣日丹诺夫1947年9月在共产党情报局成立会议上的指示，在保加利亚“消除多元化”的步伐加快了——社会党和农民党被并入共产党，“环节集团”和其他较小的党也在自我清算后成为“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组织”的一部分。共产党还开始重新组建全国总工会，并逐步强迫所有的工人组织加入该公会。

各种青年组织也同样并入“季米特洛夫共产主义青年团”。保加利亚教会的斯特凡督主教因为抵制共产党直接控制教会事务的企图而被迫辞职。

为了建立一个纯粹的保加利亚种族国家，在战争中幸存的5万名保加利亚犹太人在政府的半鼓励半威胁下移居以色列。保共政权还打算把国内所有的土耳其人和吉普赛人撵出国境。不过，由于保加利亚南部农业区的主要劳动力都是土耳其人，所以此举后来被强制性的“斯拉夫化”政策取而代之。

在革命前，保加利亚是一个比较纯粹的农业国家，不像东德人或捷克人那样见识过富庶的资本主义时代，因此其战后蓬勃发展的工业化进程确实让巴尔干的老农们打开眼界。苏联援助建设了“列宁”炼钢厂、两个火力发电厂、以及众多的化工厂、电缆厂和机器制造厂，东德援建了“恩斯特•台尔曼”纺织厂，捷克则援建了两个汽车修配厂。

不过，苏联在其“大家庭”里给保加利亚的定位与纳粹德国给的定位别无二致，也是成为农业基地而不是发展工业。为了给苏联消费者提供水果、肉类、烟草和玫瑰精油，因此保加利亚在建设了基本的、必要的重工业之后，就转而发展那些生产消费品的企业，而这些消费品大部分是为苏联生产的。这种做法为其当政者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好处。在战后的东德、捷克、匈牙利等国，由于畸形发展服务于苏联需求的重工业，劳动人民、特别是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都下降了，从而引起了1953年到1956年席卷东欧的那一系列暴动。但在保加利亚则确实是上升了，因此保加利亚也成为苏联集团内老百姓最听话的一个国家。

按照斯大林在晚年为东欧设计的伟大魔术蓝图，保加利亚将在适当的时候与南斯拉夫合并、组成一个更大的南斯拉夫国家，同时罗马尼亚与匈牙利合并，波兰与捷克斯洛伐克合并；然后，这三个认为拼凑的新国家再“自愿”并入苏联。吞并的第一步工作，即保南合并，在1944年保加利亚政变后就开始作为一项认真的话题加以讨论了。然而，在合并的方式上存在巨大差异，因为南斯拉夫设想保加利亚将作为第七个共和国加入联邦，地位与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马其顿相同；保加利亚则希望成立一个南斯拉夫—保加利亚二元共和国。由于这个原因，以及个性极强的铁托在1948年与斯大林决裂，“巴尔干联邦”计划最终胎死腹中，两国之间一度偃旗息鼓的马其顿之争又重新端上了台面。

1969年，为纪念《圣斯特法诺条约》签订九十周年，保加利亚人大肆庆祝，断言马其顿土地本属保加利亚，导致与南斯拉夫的关系紧张化。而当年夏天保加利亚取道瓦尔纳和敖德萨向捷克斯洛伐克派出坦克和步兵部队时，保南紧张关系明显加剧，两国纷纷向马其顿边境地区增派军队，边境上的气氛剑拔弩张。

出兵捷克斯洛伐克，是二战结束之后、伊拉克战争之前，保军参加过的唯一一次军事行动。保加利亚在战后没有多久就撕毁了巴黎和约中的所有军事限制：其陆军兵力在1949年便突破了55000人的限额；海军在1954年拥有了潜艇；空军飞机数目在1955年超过了90架的限制，而且拥有了轰炸机。这些都是托苏联关照庇护之福。

一位法国人曾经说过，“俄国就像狮子，你若是想对它产生好感，离它起码要有10公里的距离”。与屡次亡国于沙皇手中的波兰不同，也与1940年曾身受苏联欺凌的罗马尼亚不同，与苏联远隔数国的保加利亚人对其没有那么大的反感。对苏联“解放者”感恩戴德的态度成为战后保加利亚的主流意识，也使其成为苏联集团中最温顺、麻烦最少的一个卫星国。

大概是因为亲俄亲苏的思潮过于强烈，无论从哪个方面看，保加利亚都像是苏联在巴尔干半岛的一个迷你翻版：苏联批判死去的斯大林时，保加利亚批判他那活着的门徒、“保加利亚的小斯大林”契尔文科夫；勃列日涅夫推翻赫鲁晓夫时，托多尔•日夫科夫推翻了据称是“毛 泽 东主义者”的马其顿人安东•于哥夫。保加利亚人甚至还仿照红场，在首都最大的“9月9日广场”上为死在苏联的季米特洛夫建造了豪华的白色陵墓，以保存他那经过防腐处理的尸体。日夫科夫也像崇尚享受的勃列日涅夫一样，把一系列风景优美的王宫、山庄、猎场和海岸变成专供他和其党羽享用的疗养所，尤其是1981年保加利亚举国庆祝完他的70大寿后，其生活更是腐化堕落。昔日东罗马君主的排场又得以恢复，那些自称为拜占庭继承人的古保加利亚沙皇们若是地下有知，亦当感欣慰。

然而拜占庭的生活方式是足以腐蚀统治者的，无论他的头衔是沙皇还是总书记。20世纪80年代末，保加利亚在苏联模式下长期积累起来的矛盾终于总爆发，不过其突破口却是民族问题。1989年春天，保加利亚南部的穆斯林不断举行集会示威，要求恢复穆斯林姓名和自由移居土耳其。在共产党掌握权力后，这还是第一次在保加利亚发生反对政府的游 行。5月29日，日夫科夫宣布开放边界，超过30万的保加利亚穆斯林离境去了土耳其。然而这些举动向人民暴露了当局的软弱性，让他们大开眼界。当年11月，保加利亚爆发规模更大的游 行，其矛头已经直指政权。在一场典型保加利亚式的宫廷政变后，日夫科夫被保共政治局宣布解职。然而这也无济于事。

篇3：写叙利亚战争的范文

一、加大投入, 将面临美在中东的第三场战争

911事件使美国受到了独立以来200多年历史上最大的威胁和羞辱, 在此之前能与911事件匹敌的, 也只有偷袭珍珠港——在那次事件后, 罗斯福总统坐着轮椅来到国会, 声情并貌地迎得了这帮最难搞的人的致支持, 美国从此全面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而911之后, 颇具牛仔气质的小布什总统和切尼、拉姆斯菲尔德在85%的民意基础上水到渠成地发动了对阿富汗战争。10多年过去了, 在倾超级大国之力消灭了本拉登之后, 美国宣布将阿富汗的管理权交还给阿富汗人民, 留下战争给阿富汗人民造成的死亡和伤害。10年之前, 美国又在伊拉克发动了一场持久战, 彻底打开了中东教派冲突的潘多拉魔盒, 时至今日, 汽车炸弹、自杀袭击还在幼发拉底河畔的伊拉克上演。本就深陷中东泥潭难以脱身的美国在面对叙利亚问题上似乎举步维艰。

二、赤字高悬, 难以说服群众承受战争苦果

2007年5月25日, 民主党与当时入主白宫的共和党达成妥协, 在国会通过了不包含伊拉克撤军时间表的紧急战争拨款法案。之后, 美国著名的反战人士辛迪·希恩宣布隐退。这位反战母亲在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当天告诉美国人民她将回归家庭, 照孩子。身后留下了对政府发动战争, 滥用赋税的失望和不满。2004年她的儿子死在了伊拉克战场, 从此她走上了反战之路。尽管两次被捕, 她仍然坚持自己的反战主张, 并赢得众多抗议者追随, 但是政府对战争的执著和对死亡的漠视让她彻底失望。英国广播公司 (BBC) 同年曾经公布一项全球民意调查, 3%的受访者不赞同美国在伊拉克采取军事行动。在美国的主要盟国英国, 高达81%的英国人反对美国出兵攻打伊拉克。在美国国内, 反战的民众比例也达到了57%。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教授和哈佛大学肯尼迪行政学院比尔米斯教授的力作《3万亿美元的战争》一书中指出,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天下也没有免费的战争”, 并认为2008年以来的全球金融危机是伊拉克战争后果长期蓄势的暴发。美国政府发动的战争, 将世界人民拖入了贫穷。近年来, 更是连美国政府都屡屡因为财政危机陷入削减开支、公务员失业的窘境。

三、形势不明, 阿萨德政府并非孤木

叙利亚局势持续到今天, 令很多人没有想到的是阿萨德政府能够坚持如此之久。毕竟, 在美国、欧盟国家和一些地区国家的围攻下, 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国政府已纷纷下台解散, 领导人改朝换代。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欧美官员称, 伊朗向阿萨德提供全面的援助, 帮助后者镇压反对派, 包括电子监测系统、干扰示威者互联网通讯的技术、以及伊朗制造的用于空中监测的无人机。据说俄罗斯也将加入提供武力支持的行列。当然, 目前并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这一点, 就如同当初本拉登被击毙的视频中明晃晃的“三环”挂锁不能证明他得到了中国的援助一样。但是阿萨德政府屹立不倒也是显而易见的事情, 势单力孤但统治牢固的政府和金主强大但一盘散沙的反对派, 孰胜孰败还属未定之数。

而政治谈判的存在, 给美国政府提供了一条可供考虑的退路。奥巴马也曾经表示, 通过谈判解决叙利亚危机是可行的, 不是每个国际问题都可以用美国和盟国军事介入的手段解决。5月, 美国国务卿克里在访问俄罗斯期间与俄方达成协议, 同意在去年日内瓦公报的基础上尽快召开叙利亚问题国际会议, 并邀请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代表参加。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则暗示, 俄罗斯对巴沙尔个人的去留不感兴趣。双方各退一步, 在通过谈判解决叙利亚问题上释放了积极信号, 让大家看到了打破叙利亚僵局的曙光。

四、绕开战争, 帮助美国从中东脱身

美国在中东越陷越深, 除了拥有巨大游说势力的美国军工企业, 相信无论是奥巴马还是普通美国百姓, 都不愿再无休止地将国民收入石沉大海一般投进中东泥潭。叙利亚具有重大的地缘政治意义, 对整个中东地区的和平都有决定性的影响, 更涉及到美国在中东的忠实战友以色列的安全形势, 也是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重要据点。虽然“不听话”的阿萨德政府并不是美国的最佳选项, 但徐徐图之才是对美国而言最不劳民伤财的解决途径。

五、稳住俄罗斯, 维持美俄关系

究竟是美俄关系更重要, 还是美叙关系更重要, 潜在的美中关系会不会因为叙利亚问题受到影响?目前来看, 美国似乎没做好与俄罗斯再起正面冲突的准备, 更何况, 目前与俄罗斯站在同一战线的中国虽然不喜欢战争, 但也并不是没牙的兔子, 难以推测一旦美国和俄罗斯在第三块土地上发生冲突的话中国会做何举动。从地缘上来说, 尽管美国在中东有大量的战备力量, 但其远在地球另一边的本土对于伊朗和俄罗斯来说仍然显得有点远, 会让远离故土的士兵陷入在别人家门口做战的不利境地, 也是兵家大忌。

六、适当示好, 改善美国国际形象

一直以来, 谈到美国总是让大家想到颐指气使、横行霸道的, 总喜欢当太平洋警察的世界老大。看谁不顺眼就打谁好似已经成了美国的行为准则。在叙利亚问题上, 由于受金融危机影响的美国实力的下降, 再加上阿、伊两场战争的阴影, 美国并没有表现出一贯的强势和粗暴, 而是在僵持以后做出谈判的姿态, 给人示好示和之感, 与咄咄逼人的希拉里·克林顿不同, 新上任的国务聊克里似乎更乐于展现和善的一面, 在一系列的外交访问中, 克里表示, 当前叙利亚危机已经到了无法再等下去的时候, 如果不能产生新的领导层和实现和解, 叙利亚国内将会发生更为严重的冲突并造成更加严峻的人道主义危机。与美国常常与自己所宣扬的价值观背道而驰的行为相比, 这样的说法也许更易被国际社会所接受, 有利于改善美国在世界人民心目中的形象。

尽管谈判对美国、俄罗斯、叙利亚来说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对美国而言也是利大于弊。但是还是要看到, 已经持续两年多的叙利亚危机使各种矛盾交织, 政治解决前景并不乐观。叙利亚政府已经表示要参加和谈, 但叙利亚主要反对派“全国联盟”则重申, 任何政治解决叙利亚危机的举措, 必须以巴沙尔下台为前提。叙利亚的反对派派系林立, 每个反对派身后都有来头不同的金主, 既难以达成一致, 又很难跟他们讲道义道理。再加上中东地区长久以来的教派冲突, 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越来越大的裂痕, 不断做大的伊斯兰极端势力, 土耳其、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伊朗等地区国家势力的卷入, 种种因素都使得叙利亚问题越来越错综复杂, 解决起来绝非易事。美俄的倡议有助于推动国际社会为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作出新一轮努力, 但是不是能够替代战争, 使得叙利亚人民从无休止的爆炸与枪击中脱身出来, 还需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

摘要：2013年6月18日的《外交政策》杂志报道, 美国政府宣布叙利亚巴沙尔政权在去年多次小规模使用化学武器, 触犯了美国此前默示的两条“红线”之一, 即化学武器不能扩散, 这两条“红线”的另外一条是,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不能扩散。美国政府表示将向叙利亚的反对派提供武器援助, 以帮助反对派在叙利亚国内取得优势。

篇4：面包：叙利亚的另一场战争

在巴沙尔政权控制的首都大马士革，44岁的公务员Amal Zuhairi离开Oumawyeen国家合作商店时两手空空。斋月刚刚结束，她打算买一些玉米油——几周前，她在这里以每升325叙镑的价格买了玉米油，而现在，商店中的玉米油已经售罄。在市内最大的Bab Serijeh食品市场，玉米油倒是有货，不过售价已经涨到了每升490叙镑。

战火重创了经济，根据联合国的估计，叙利亚的国内生产总值相比战前已缩水40%。制裁，农田抛荒，使得物质匮乏，货币贬值，严重的通货膨胀进一步侵蚀了普通人的购买力。在今年年初的面粉短缺时期，以前只卖25叙镑的面包。甚至一度涨到了500叙镑。

高涨的物价，即使是效忠巴沙尔政权的公务员也在艰难度日：今年6月22号，巴沙尔下达总统令，上调其公务员、军方人员工资，以及上述两类职业退休人员的退休金，以提高士气。在此之前，公务员的工资收入最低档为9765叙镑，最高档为38800叙镑。上调之后，最低档的工资达到了约14000叙镑，幅度高达40%，但是在通胀之下，这一次的上调并没有起到鼓舞士气的作用，无人庆祝。

在自由军控制的地区，景况也同样糟糕：在阿勒颇，自由军包围了政府控制的市中心，控制供应线的反对派寻租团体从围城开始就对进城货物征收附加费，更是加剧了战时的通胀。西红柿等普通蔬菜的价格涨了两倍，关键的燃料价格是以前的四倍。在贫困的居民区，人们只能依靠每日的粮食定额配给来维持生存。

制裁的影响

美国在2011年8月即开始对叙利亚实施单方面制裁。制裁内容包括，冻结叙利亚政府在美国权限内的一切资产、停止一切美国对叙利亚的投资、禁止向叙利亚出口油气产品、禁止从叙利亚进口油气产品、禁止一切美国个人和企业与叙利亚政府交易等。

实际上，美国与叙利亚的经济往来并不密切。对叙利亚的经济打压更严重的，来自其最大贸易伙伴欧盟和阿盟的制裁。欧盟对大宗商品石油的禁运，以及阿盟停止与叙利亚中央银行、叙利亚政府、叙利亚商业银行的所有交往，使得叙利亚在出口和外汇业务方面，损失惨重。

其中，欧盟、伊拉克、沙特阿拉伯、土耳其等4个贸易伙伴对叙利亚的制裁，就占到了叙利亚对外贸易额的近60%。

首遭重创的是旅游业。旅游业在叙利亚国民经济总量中的比重占到11%，冲突和制裁发生之后，几乎已经看不到游客的身影，旅游业收入暴跌9成以上。曾占到叙利亚财政收入近30%的石油出口，主要面对意大利、德国等欧盟国家，也近乎停滞。

在2011年的冲突爆发前，巴沙尔政权的外汇储备高达170亿美元。在制裁开始之后，巴沙尔政权立即禁止进口除未加工原料和谷物之外的绝大多数物资，以保存外汇作为应对措施。根据国际金融协会的估计，用于战争的开支、政府雇员的补贴，燃料进口等方面的支出，已使得巴沙尔政权的外汇储备几乎用尽。

向其盟友求助的行为间接证明了国际金融协会的估计——从2012年开始，巴沙尔政权即开始向俄罗斯和伊朗求助，以物物交换的形式，换取短缺的物资，如加热用的柴油、天然气、汽油等，以及，要求为其提供贷款。

巴沙尔政权的经济困境

8月4日，巴沙尔·阿萨德签署命令，禁止在叙利亚任何商业业务中使用外币。命令指出，禁止借助外币和贵金属进行支付、赔偿、交易和任何其他商业业务，只允许使用叙利亚镑。违令者将面临罚款和6个月至10年的监禁，监禁时间取决于金额的多少。不过，这种禁令的效果值得怀疑，动荡导致巴沙尔当局的执行力大大减弱，而民间的黑市换汇则十分活跃。

叙利亚冲突爆发两年多来，叙利亚镑严重贬值。冲突前，叙利亚镑兑美元的汇率为47：1，但低谷时一度跌至300：1，即使到现在，也只维持在200：1的水平。这导致越来越多的叙利亚人更愿意使用稳定的外币，如美元、欧元，从进出口商、房地产商人，到食品小贩、出租车司机，莫不如是。

叙利亚官方没有公布最新的通胀数据，但该国负责经济事务的副总理Kadri Jamil估计，截至2012年底，叙利亚的通胀率已经达到120%。而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应用经济学教授Steve H.Hanke的判断，叙利亚目前的通胀率应该在213%左右。

巴沙尔当局本就不多的外汇储备，更是让通过买入本币来抑制叙镑贬值的作用变得微乎其微。

而对巴沙尔政权打击最大的当属石油上收入的锐减：国际社会的石油制裁，以及反对派对油田的控制，使得其石油产量从原来的一天38万桶降到了现在的一天2万桶。

尽管如此，巴沙尔政权仍在想办法渡过难关。由于战争，政府关闭了不少学校和医院，这减少了在政府补贴上的支出；此外，大规模的基础建设也被搁置了，对新的道路、公共工程的投资，在战前几乎占到了政府预算的一半——是全球所有国家中比例最高的；更关键的是，巴沙尔政权有能力依赖其盟友，主要是伊朗和俄罗斯，来帮助支撑其经济的运行。就在8月初，《德黑兰时报》报道，伊朗和叙利亚两国的中央银行签订了价值36亿美元的石油合同，根据该合同，伊朗向叙利亚提供36亿美元的贷款以帮助叙购买石油，而伊朗将通过在叙利亚的投资，逐步收回贷款。

反对派获得了多少援助？

在巴沙尔政权挣扎之时，叙利亚的反对派组织也加紧了对国际社会的游说，从争取到更多的经济援助——在直接的武器援助被拒绝之后。

在叙利亚冲突爆发的第一年，他们没能从国际社会得到多少援助——从2011年10月成立，到2012年11月。总共获得的金融援助额仅为4040万美元，分别为阿联酋提供的500万美元、卡塔尔提供的1500万美元，和利比亚提供的2040万美元。这部分资金主要用于人道主义目的和日常行政开支。

随着“叙利亚反对派和革命力量全国联盟”在2012年11月成立，并先后得到海湾六国、北约、阿盟、美国和欧洲国家的承认后，这种局势立即得到了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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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月，英国首相办公厅宣布，英国将向叙利亚危机受害者追加3000万英镑人道援助，以及追加1000万英镑非军事援助，用于加强叙利亚反对派力量，降低冲突波及邻国的可能性，及支持人权和公民社会。这使得英国对叙利亚反对派提供的援助总额达到了1.7亿英镑。

继英国之后，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今年8月宣布，美国将向叙利亚反对派新增1.95亿美元人道主义以及食品援助。这也意味着自从两年前叙利亚危机爆发以来，美国已经向叙利亚提供超过10亿美元人道主义援助。

除了这样大手笔的“输血”，帮助叙利亚反对派的“造血计划”也一直没有停歇。

在4月份，欧盟部分取消了对叙利亚的石油禁运制裁，并将开始在反对派控制下地区油田购买原油以支持叙利亚反对派。此外，欧盟还将部分开放对叙原油产业的投资，条件是：取消限令的地区不得发生任何支持巴沙尔政权的行为。

在6月，美国国务卿克里签署了一项决议，取消美国对叙利亚反对派控制区域的部分经济制裁措施，以便于向这些区域提供救援和重建所需的物资和资金。克里签署的这项决议包括允许向叙利亚反对派控制区域出口部分产于美国或转口于美国的商品、软件、技术和服务，其中包括水供应和卫生系统、农产品和食品加工、发电、油气生产、建设和工程、运输以及教育设施等。此前，美国方面已经允许向叙利亚反对派控制区域出口食品、药品和医疗设备。决议中还提到，美国财政部准许美国公民申请特定许可征，参与叙利亚境内某些经济活动，特别是有助于叙利亚“叙利亚反对派和革命力量全国联盟”及其支持者的石油交易，以及涉及叙利亚农业和电信行业的交易。美国财政部同时还着手修改相关规定，准许向叙利亚反对派控制区域出口服务和转移资金，用于支持旨在保护叙利亚文化遗产的非营利活动。

经济=武器

于是在战火之外，双方都用上了经济这一武器。

巴沙尔政权燃烧农田、炮击那些被反对派控制的区域，以使得农田抛荒，减弱其经济活力；同样的，反对派则袭击电网、攻击巴沙尔政权的油罐车，希望使燃料等供应枯竭。

这甚至造成了一种奇观：为了维持经济的正常运行而获得民心，在战场上你死我活的双方，甚至在交战的城市中达成了维持经济运转的默契。

阿勒颇坐落在叙利亚最北部，是叙利亚最大的城市，拥有400万人口，也是叙利亚的经济中心。在2011年初爆发内战之前的10年，这个城市经历了一轮经济繁荣。因此当这个城市被卷入冲突之时，巴沙尔政权和反对派都把它当成了决定战争走向的关键之地。巴沙尔政权派出了成千上万的援军来坚守市中心和反击反政府武装，而反对派则加强了围城的力量。

从去年夏天开始，阿勒颇外围已变成了一个狙击手出没、布满地雷的战场。数十万人逃离。难民们涌入市中心。时至今日，战争仍在持续。政府军飞机时常低空扫射反政府武装控制的地区，坦克在大街上逡巡，阿勒颇的中世纪城堡驻扎上了军队。

尽管反对派已经包围了政府控制的市中心，切断了来自大马士革的后续增援，但在收紧包围圈的过程中，反对派武装没有让这座城市挨饿。这当然是争取民心的考量：起义的目的是为了赢得民心。

资金支持（以汇款形式）仍在流入阿勒颇。很多公司虽已关门，但银行继续营业，据西联汇款（Western Union）的工作人员介绍，虽然2012年向叙利亚的汇款有所减少，但汇款仍是阿勒颇的一条重要生命线。此外，自去年冬天出现食物短缺后，反对派武装已准许面粉运抵这个城市的面包店。并且在夺下阿勒颇的发电厂之后，他们也与巴沙尔政权协商，如何与其控制的城区共享电力。

在战场上你死我活的人，在经济生活中，却建立起了一套秩序，让这个城市中的生活能够继续下去。

于是，人们甚至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在阿勒颇市中心，市民的生活仍然维持着表面上的正常。啤酒价格已大幅飙升，但酒吧仍满座；年轻人依旧在大街上嬉笑打闹；不停电的时候，电视节目依然能看到HBO。女人们还是在做指甲和头发，男人们上咖啡馆，抽水烟，饭店内也坐满了人。你甚至听得到几公里之外，有呼啸的子弹声和隆隆的迫击炮声，有人正在死去。

战争创造了新的市场

叙利亚人正在适应他们的战争经济。玻璃制造者通过修补破碎的窗户做起了兴隆的生意；在大马士革，房地产中介甚至比战前更能赚到钱：富裕的中产阶级急于将自己的房产出手，而价格被压得很低。

在反对派控制的区域，对武器的需求，甚至催生了很多“家庭兵工厂”。人们制造爆炸物、枪械，维持生计，为战争尽一份力。

亚辛就是其中的一个。这个原来的网络工程师，如今是阿勒颇最好的武器制造者之一。他拥有一个自己的兵工厂，每天能制造数百磅爆炸物，希望能“杀伤更多巴沙尔的士兵”。他出售的武器包括：迫击炮弹、雷管、反坦克地雷、燃烧瓶、臭气瓶、手榴弹、各种尺寸的投掷弹等等。

他原本只是作为志愿者，开着救护车救护伤员。有一次，他见到了一位申请武器的反对派军官，由于武器供应紧张，这名军官最后只要到了50发子弹。军官的脸色很难看，因为这意味着：其所带领的队伍可能弹尽而亡。亚辛决定投身这一事业。他用战前的积蓄作为启动资金，建立了一个新的公司，他把公司戏称为“卡迪巴军事工程”。靠着和反对派的关系，他们获准使用一所已经被废弃的学校作为制造武器的场所。

由于不会制造枪支，他把目光投向了爆炸物和手榴弹。绝大多数现代爆炸物的威力都是由复杂的混合物造就的，亚辛使用的是硝酸铵。硝酸铵是最普通的一种化肥，能够大量采购，成本低，并且易于获得。为了使炮弹易于引爆，他靠着自己的互联网知识，用网络搜索引擎寻找制造炸药的方法，并利用学校的化学实验室不断改进配方。在掌握了基本的炸弹制作方法后，他开始研发更加复杂的武器，比如用空的灭火器和液化石油气罐制作体积更大的炸弹，这种炸弹可以埋在地下，待敌人接近时用引线引爆。

亚辛表示，他并不想要靠着卖武器赚大钱。他掌握了武器的制造方法之后，就开始琢磨如何降低这种武器的价格。比如，在制造手榴弹时，他使用了从一家工厂免费获得的废料，使得每枚手榴弹的成本降到了3美元左右。他说，其实每制造出一枚炸弹都会让他感到悲伤，因为他的双手沾满了鲜血。

篇5：写战争的作文：可恶的战争

1937年8月28日，一位小孩和他的爸爸妈妈要逃离这即将被日本鬼子占领的地方，于是他们来到了上海的火车站，这里全是逃难有的的人们。有的哭,有的叫, 有的喊，有的生气……。可是没有想到，死神却悄悄的降临在这里。

只听，天上传来几架飞机的声音，人们还以为是中国的飞机呢，可是仔细一看，原来是日本的飞机，飞机像猛兽一样很快把车站给封锁了，人们都跑了起来，可是就在这时，日本的侵略者的`飞机开始往下扔炸弹了，轰轰几声响，这个车站就被炸成了一片废墟，尸横遍地，血流成河，惨不忍睹。因为这个小男孩被他爸爸妈妈压在身体下面，那个小男孩才幸免遇难，没有受伤。当小男孩听到外面没有声音了以后，他才慢慢地爬了出来，可是那个小男孩怎样叫他的妈妈，他的妈妈都没有答应，于是那个小男孩又去叫爸爸，可是爸爸也没有答应，然后小男孩就坐在地上哇哇打哭了起来，小男孩哭的特别伤心。

篇6：写战争的作文

写战争的作文

那一场“战争

我家养了一只母鸡，它身穿黄中带黑的大皮袄，显得很高贵。小小的红鸡冠是它炫耀的资本，它常常摇来晃去。瞧它整天昂首挺胸“咯咯咯”的样子，我真想告诉它要“高调下蛋，低调为鸡”。

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温和的阳光抚摸着大地，小草在溪边扭起了秧歌，白蝴蝶在野花丛中翩翩起舞，一切都显得那么祥和。忽然，一阵鸡鸣打破了原有的宁静。我打开了窗户往下望去，只见一只黄毛恶狗眼中喷着怒火，又尖又利的牙齿全从嘴里露了出来，像裂开了嘴的石榴。与恶狗对峙的正是我家那只“高调鸡”，它身边的三只小鸡在恶狗的怒视中惊慌失措，有一只还躲在母鸡身后“叽叽叽”地颤抖着。看那母鸡，全身的羽毛扎煞起来像极了刺猬。它面对着恶狗，毫不示弱，俨然一位正面临强敌的武士，我情不自禁地在心里赞道：好样的，母鸡!我这就下去帮你对付恶犬。但转念一恕，觉得还是先静观其变为好。

我继续趴在窗边看着，战争还在进行中。只见母鸡伸长了脖子，爪，子紧紧按在地上，一副决一死战的模样。黄毛恶狗气极了，向母鸡扑去，我的心顿时提到了嗓子眼儿，生怕母鸡打不过恶狗，拿起一把水枪瞄准恶狗，准备在母鸡失败时助它一臂之力。这时，母鸡朝恶狗冲了过去，一扇翅膀就跳了起来，使劲啄黄毛狗的鼻子，狗疼得“嗷嗷”直叫。这下黄毛狗彻底地愤怒了，使出了多年未用的“爪功”。战争更加激烈了，场面一片混乱。恶狗的`黄爪好似漫天菊花瓣让母鸡招架不住，一下就从母鸡身上抓下几根毛，巨痛缠身的母鸡“咯咯咯”地叫着，身旁的小鸡也“叽叽叽”地叫着，不知是害怕，还是在为白己的妈妈助威。母鸡瞧了瞧小鸡，使出浑身力量，对着恶狗狂叫几声：“咯咯……”黄毛狗一愣，竟惊慌失措地逃跑了。母鸡拍了拍翅膀走到了惊魂未定的小鸡面前，“咯咯咯”地叫着，声音是那样温和，仿佛在安慰受到惊吓的孩子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