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与回归--曹文轩的《前方》

流浪与回归--曹文轩的《前方》（精选5篇）

篇1：流浪与回归--曹文轩的《前方》

1.(1)xǐ(2)gē (3)nà (4)nà (5)qiá0 cuì (6)bǒ (7)má0 (8)hà0

2.人有克制不住的离家的欲望。

3、摄影 文字 摄影的视觉性、对瞬间画面逼真的再现能力 散文运用语言来表达对象的自由 第1段从摄影画面起笔，但并没有对画面进行具体的描摹，而是马上展开了联想——“他们正在路上”，图中的人们正在离家或曾经离家，从而引出下文。

4.(1)外面的想进去，进去的想出来。 (2)通过一个爱情故事，揭示了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深刻的人生哲理(‘‘通过……故事’’或‘‘借助……故事…‘用……故事”不可缺;“普遍意义”不可缺)

5.(1)人们面对早已熟悉的一切，失去了原有的新奇，生出厌倦的思绪。 (2)在经历了许多陌生和新奇之后，兴奋消失了，厌倦情绪再度油然而生。

6.(1)对身边的一切深感厌倦无聊，感觉生命失去了光彩，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荡然无存。 (2)已走出原有的环境 对外面的环境还只停留在心向往之的阶段

7.D

8.B E

篇2：流浪与回归--曹文轩的《前方》

有一首歌唱道：“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对于困守一隅的人来说，这句歌词的魅力太大了， ① 人们往往不大清楚外面世界的真情。凭着想象绘出许多精彩的色块，常常羡慕那些流浪者的生活，心里总有一个“出去”的念头。② 面对早已熟悉的一切，失去了原有的新奇，自然要生出厌倦的情绪。

他们在心底自语：既然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何不出去走走看，也不枉一世的时光。于是，有从婚姻的城堡纷纷走出去的，有从熟悉的故土纷纷走出去的，有从乏味的工作中纷纷走出去的，甚至有从生命这头走向了死亡……人们态度坚定，义无反顾，大有“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英雄气概。我想，这是人类的一个大悲剧，一种深刻的厌倦情绪无从排遣的必然结果一一人类的大迁徙，大流浪。

一个人，当他对身边的一切深感厌倦无聊时，生命也就失去了光彩，意义和价值荡然无存。改变生活困顿的局面，唯一的办法就是“冒险”。而“流浪”正是“冒险”的具体行动。我们知道的许多大冒险家，往往是流浪者。分析他们的行为，固然可以找出不少对社会有意义的因素，但根本点都是为了摆脱生命的厌倦情绪。 ③

我们看到了很多行色匆匆的流浪者，也看到了很多面色憔悴的心灵的流浪者。

那么，流派者的情形如何呢?

又有一首歌唱道：“我想有个家。”

这个“家”不是日常概念的字，它的涵盖面很大，是所有流浪者想回来的一个托词，一个沉甸甸的恋旧“回归”， ④ 但是，在经历了许多陌生和新奇之后，兴奋消失了，深感脚跑累了，骨架松弛了，心灵劳累了，厌倦情绪再度油然而生。于是，久存于心底总不敢窥顾的一个铭心刻骨的词冒出来了一一“家”。心头一惊。原来，无论走到哪里也找不到可依恋的归宿，只是随便走了走，看了看;原来，我们只是世间的一个匆匆过客!“我想有个家”，这句低沉而嘹亮的呼唤从遥远的地方传来，震撼着流浪者的心魂。回去吧，我从哪里来，便回哪里去。对从前嫌弃厌倦的一切又生出一种巨大的亲切感，土也可亲，城也可恋，人也可爱，梦里总是从前的人和物。“回去”又成了一个挥之不去的想头，并构思着一步步具体化的行动。最后，终于“回来”了。

出去又回来，回来又出去。

人生就是这样反反复复。“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和“我想有个家”。这两首歌为什么使我们百听不厌?就是因为在我们的心底和骨头里与生俱来地存着一个信念一一流浪与回归。

4.第1段说“我们对于许多事物的态度，大抵如此”。

(1)“此”指代什么?(不超过14个字)

(2)为什么说“钱钟书先生的长篇小说《围城》”“是一个很有意味的‘寓言”’?(不超过30个字)

5.分别写出“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和“我想有个家”这两首歌受欢迎的根本原因。

答：(1)“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2)“我想有个家”

6.“行色匆匆的流浪者’’和“面色憔悴的心灵的流浪者”的相同点和不同点是什么?

答：(1)相同点：

(2)不同点：“行色匆匆的流浪者” ，而“面色憔悴的心灵的流浪者” 。(前者不超过8个字，后者不超过20个字)

7.“外面的世界确实很精彩，充满新奇，有新的朋友，新的山水，新的生活，魅力无穷。”这句话是从原文中抽出来的，它应复原于哪个位置?正确的一项是( )

A.①处 B.②处 C.③处 D.④处

8.下列各项内容中，与原文意思不符合的两项是( )

A.“心灵流浪者”指常想着“流浪”，但未能实现的人。

B.我们每个人只不过是世间的匆匆过客，因为人是没有一般意义上的.“家”的。

C.在人们的心目中，“流浪”与“回归”是一对矛盾的存在。

D.产生“回忆”的心情，是因为对从前的一切又生出了一种亲切感。

篇3：前方记者与后方编辑的意识差异

一、记者的采访意识

(一) 记者的定义

记者, 有广义和狭义两种解释。广义的解释, 把记者、编辑、评论员、专栏作家等都统称为新闻记者;狭义的解释, 是专指那些经常在编辑部外进行新闻采访活动, 以新闻报道为主要任务的人员。本文主要指狭义的记者。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社会出现了分工和生产劳动内部的分工, 记者这个职业就是社会分工的必然产物。为满足新闻媒体越来越多的要求, 记者内部又出现了分工, 有专业记者、机动记者、特派记者、特约记者、地方记者、驻外记者等类型。但是, 任何类型的记者都必须具备政治修养、理论修养、知识修养和专业修养。

(二) 记者的采访意识

随着受众的细分, 记者的任务也有了相应的分化, 但是不同类型的记者又有共同的职责, 概括起来就是采写新闻报道、反应情况、做群众工作。其中, 采写新闻报道是记者的首要职责。在采写新闻报道的时候, 记者必须具备现代新闻采访报道的基本意识, 这些意识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信息意识。

信息是一个含义极广的概念。“信息在日常用语中, 指的是消息、情报、指令、密码等, 它是通过符号 (如文字、图像等) 、信号 (如语言、有某种含义的手势动作、电磁波信号等) 等具体形式表现出来的。”传播信息是新闻的基本功能, 记者要广辟信息源, 增大信息量, 传播正确的信息, 提供含金量高的信息, 力争让信息增值, 快速传递信息, 为广大受众提供有用的信息。总之, 记者要具有很强的信息意识。

2. 受众意识。

受众在传播学中是读者、听众、观众的统称。新闻事业发展到今天, 无论中外媒体, 都要重视受众。因此, 新闻记者要树立受众意识, 即在采访报道中, 报纸记者心中要有读者观念, 广播记者心中要有听众观念, 电视记者心中要有观众观念。新闻记者注重受众意识, 归根到底就是要解决为受众服务和服务更好的问题。

3. 监督意识。

H.拉斯韦尔在1948年发表的《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一文中, 将传播的社会功能归结为三方面, 环境监视功能是大众传播的社会功能之一。美国学者C.R.赖特在1959年在《大众传播:功能的探讨》中提出传播“四功能说”, 环境监视功能是其提出的大众传播的第一个功能。因此, 记者要树立新闻舆论监督意识, 要知难而进, 迎着矛盾上, 要争取党政领导的支持, 为社会的发展作出贡献。

4. 未来意识。

未来意识是一种现代科学意识, 是指人类根据自然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认识未来并对未来做出选择和控制的一种思维活动。新闻记者树立未来意识, 重点要落实在搞好预测性报道上, 给受众展示一个未来世界。

另外, 记者还要树立竞争意识、大局意识, 等等。

二、后方编辑的编辑意识

编辑活动是对人类精神文化的初级产品加以收集、鉴别、审选、加工、改造、整理、提高、排列、组合、规范、定型等媒体化、系统化的再创造, 使之缔结、构造成为社会精神文化生产活动中的关键环节。大众传播媒介中的编辑活动主要是大众传播媒介对新闻记者的稿件进行监审。后方编辑对新闻稿件的监审过程中所具备的编辑意识, 主要表现在:

(一) 大局意识

坚持新闻的真实性、指导性、群众性、战斗性和党性原则, 是我国新闻工作的五项基本原则, 这既是中国新闻事业基本性质的必然要求, 也是党领导下新闻工作长期积累的传统。这一切原则都要求新闻的后方编辑要时刻树立大局意识,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坚持改革开放, 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在监审新闻记者的新闻稿件的时候, 要以大局为重, 以不危害国家的基本利益为基本标准, 还要选择有利于国家发展的稿件。

(二) 协调配置意识

新闻记者以自己的采访意识为标准, 写好稿件, 交给后方编辑, 后方编辑要根据整个报纸的版面进行配置, 符合选题和版面设计的稿件会受到后方编辑的青睐。在整个稿件的编辑过程中, 后方编辑会根据各个板块的主题选择稿件, 这要具备很强的稿件协调配置意识。

(三) 新闻价值意识

新闻价值是事实构成新闻诸因素的客观存在, 是记者和编辑判断事实可否成为新闻的尺度。一般说来, 新闻价值应包含重要性、显著性、时新性、接近性和趣味性五个要素。记者在采访新闻稿件的时候, 都会按照新闻价值五要素进行采访, 编辑在选择记者稿件的时候, 也会按照新闻价值五要素进行选稿, 只不过在众多记者的新闻稿件中, 编辑会选择新闻价值更大的稿件。

三、前方记者与后方编辑的意识差异

从图1我们可以看出, 在大众传播的过程中, 前方记者和后方编辑有着紧密的关系, 然而, 他们之间也存在着很多的矛盾和差异, 我们分析其意识差异具体体现在:

(一) 供与求方面存在的意识差异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供与求是一对矛盾。这一对矛盾同样也体现在大众传媒的采编过程中, 体现在编辑与记者的关系之中, 从而构成采编矛盾的一个主要方面。在大众传播媒介中, 记者和编辑共同经营着栏目或者版面, 但分工各不相同。记者采写新闻, 编辑编辑新闻;记者是新闻稿子的供给方, 编辑是新闻稿子的需求方;记者采写的新闻经过编辑的选择才能进入大众传媒中。在这里, 所谓的供求关系就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记者所供给的大量稿件新闻媒体容纳不下;另一方面表现为记者所供给的稿件不能满足编辑的需求。但是, 当今的新闻媒体往往在记者所供给的新闻稿件和编辑所需要的稿件的供需关系中不断协调, 最终供求双方趋于平衡, 但是记者的供给往往大于编辑的需求。造成供大于求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不少记者缺少独立自主的头脑, 往往根据当前媒介上的宣传重点、报道重点进行采写, 而不是深入研究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 探求新闻的内在规律和本质, 增强稿件的新闻价值。有些记者习惯于跑机关, 将机关现成的文字材料改编成新闻稿件, 以致新闻稿子缺乏可读性。还有些记者, 不能真正地深入生活、深入群众, 真正地采写出受众需要的、感兴趣的稿件, 只会通过网络媒介写一写表面的文章, 以至于受众慢慢流失。总之, 供需矛盾是编辑同记者矛盾最普遍的表现之一。

(二) 大局意识方面存在的点与面的差异

记者和编辑的另外一个差异就是大局意识方面“点”与“面”的差异。在某种意义上说, 记者在采访新闻的时候往往站在“点”上, 他们会过多地按照新闻价值的大小来判定新闻是否适合传播;而新闻编辑往往站在国家大局的立场上, 考虑新闻的传播是否符合国情, 是否为老百姓谋福利等。相对新闻记者的大局意识的“点”, 编辑则站在“面”上。新闻记者站在“点”上看问题, 往往会囿于局部的限制而缺乏全局观点。例如, 新闻记者在采访新闻的时候, 往往认为自己的采访对象“事迹感人”, 或者自己采访的内容趣味性、反常性强, 受众肯定喜欢, 也一定能打动编辑, 但是编辑在选择稿件的时候需顾及大局, 要考虑稿件是否符合国家政策方针, 是否符合当前的传播重点, 是否符合电视栏目或者报纸版面的需要, 等等。记者站在“点”上所写的稿子与编辑站在“面”上所编辑的稿子存在一定的意识差异, 记者一定要认识和处理好与编辑的“面”的关系。

四、结语

在大众传播的过程中, 前方记者和后方编辑构成了大众传媒采编的总体系统, 他们之间存在着互惠互利、共同协作的关系, 但他们之间也存在着很大的意识差异。他们要共同协作, 克服差异, 为新闻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 更为国家发展作出贡献。

参考文献

[1]邓涛, 张其平.话说新闻记者的定义与类型——兼论“记者节”之历史渊源[J].中国广播, 2010 (1) .

[2]王雨田.控制论、信息论、系统科学与哲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6.

篇4：流浪与回归--曹文轩的《前方》

摘要： 社会转型与发展过程中，弱势群体作为社会变迁的副产品，生存与发展不断陷入困境，致使社会问题更加复杂化。流浪精神病人作为弱势群体中更为特殊的一类，在生理、心理和社会层面需要家庭、医护人员和社会力量的协同照顾、护理、关心和支持。基于对C市流浪精神病人的现状调查，从流浪精神病人回归社会、寻求自身发展两个方面出发，联动救助管理站、精神病院、公安局、居民等传统的社会救助体系和社会工作者、社会组织、社区/家庭/中途宿舍、大众媒体等模式下的救助体系，完善和重构其社会支持网络，从而实现流浪精神病人的基本康复，回归家庭和社区，创造社会价值，实现自我发展，提高社会对流浪精神病人的认同感。

关键词： 流浪精神病人；回归；发展

中图分类号：C9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23X（2016）03006507

一、文献综述与问题提出

关于流浪精神病人的特征，美国著名的精神病学家阿道夫·麦尔认为，许多精神病都是一定人格对某种社会处境的反应，导致一个人发病的最大问题是他的希望或抱负与他的现实状况之间的不协调，而有些病人就是用白日梦来解决这一矛盾的。[1]朱凤宜等在对救助站送来的流浪精神障碍患者的现状进行分析时，以“三无”精神障碍患者为研究对象，展现了他们对所处社会环境反应的滞后。[2]张露莹等则认为流浪精神病患者的智商低于一般住院精神病患者，[3]更能体现其问题的复杂性要高于一般的精神病患者。

关于流浪精神病人的身心康复和社会发展，Lyons·J等认为，同辈支持（社会支持网络、支持小组）可以帮助精神病人在社区日常生活中建立与正常公民一样的社会身份。[4]斯班尔门认为，要在原有注重环境中理解人的基本框架基础上关注服务使用者的能力和发展。[5]童敏认为，中国大陆精神病康复多以精神病人家庭为服务介入对象。[6]丁振明认为，可以从患者、患者家属和护理工作者三个角度探讨社会工作方法在精神病院康复模式中的具体应用。[7]但是，从现实中发现，流浪精神病人的康复系统和社会支持系统仍处于缺失状态，亟待救助系统的“兜底”与保障。

综合以上观点，较之一般精神病患者，流浪精神病患者具有居所流动性、生活不稳定性、病因复杂性、病情难控制等特征，缺乏修复社会环境的内部（家庭）支持。对流浪精神病人的救助缺少完善的政策支撑，缺乏回归社区日常生活的路径和外部支持。因此，本文通过厘清传统救助模式中出现的治标不治本的问题，引起大家思考和关注，进一步提出联动模式下，社会工作者如何补充救助管理站的行政工作和社会服务工作；社会组织如何增能精神病院，提高医护人员的积极性，改善流浪精神病人住院康复阶段的生活环境；社区或遗失的家属或中途宿舍如何介入到流浪救助体系中，干预公安局对流浪精神病人的安置；大众媒体如何影响居民，改变其对流浪精神病人的看法，共同帮扶流浪精神病人回归社区。最终实现传统救助模式与联动模式的协同发展，构建完备的流浪精神病人支持系统。基本分析框架见图1。

图1流浪精神病患救助模式基本分析框架二、治标不治本：传统救助

系统的无奈与无助2003年6月，由国务院签发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明确规定，救助站对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是一项临时性社会救助措施。[8]这项救助不是对救助对象进行长期终身救助并使其生活达到一定水平，而是帮助其临时解决基本生存困难。相对于之前的收容遣送政策，该管理办法具有跨越性的意义。历经12年，该办法缓解了一部分底层群众的生活困境，调和了一系列社会矛盾，改善了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促进了国家与社会良性发展的关系。但是，随着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快速转型，流浪人员的救助力度只弱不强，对流浪精神病人的救助力度和救助政策更是漏洞百出，成为民政工作中的顽疾，也成为实现小康社会的巨大障碍。（一）行政救助程序拖沓行政救助的救助程序指的是政府或法律规明确授权的组织，在实施行政救助活动中所遵循的方法和步骤。对于救助程序而言，为保证程序公正，行政救助原则和制度应当体现这样一些内容：程序应当是中立的，没有偏袒的；程序应当是符合形式理性的，排除一切可能造成的不平等的因素；程序中应当有期限制度、说明理由制度、案卷制度等。[9]16然而，在我国救助管理办法中，流浪者一旦被救助管理站工作人员发现，首先要做的就是查明其身份。身份核实主要通过公安系统进行，前提是流浪精神病人提供身份证件。但流浪精神病人处于神志不清和精神分裂状态，无法提供身份证件，于是核查工作就会搁置。再者，即使流浪精神病人经过康复治疗，身份核实清楚，救助管理工作人员要找到其联系家人的方式，确认监护人之后才能办理出站/出院手续。如果家人不接，就要运用行政手段，通过服务对象户籍所在地的救助站批准或者同意接管，流浪精神病人才能被护送回乡。按道理讲，这些流程本该是正常的行政手续，或者是符合规律的处事原则，但是因为涉及救助站、精神病院、公安局等部门，关系到流浪救助对象的社会救助金等问题，救助过程中就会出现欺瞒流浪精神病人真实信息、拖延服务对象出站/出院等现象，导致从核查清楚服务对象的地址到“轮到”送其回乡，要经过大概3个月到半年的时间。所以，救助程序不规范，各部门间不能协同合作，致使大批精神病流浪患者滞留在精神病院和救助管理站，不能及时享受家庭温暖。这一过程既是救助体系内部运作的问题，也是因处于社会急速变迁的阶段，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带来的压力，高强度的劳工作业带来的摧残，越来越多因精神失常流落街头的人需要帮扶。（二）行政救助流程繁琐受韦伯科层制的影响，行政体系内部的工作分工明确，职责清晰，但由于各种原因，不同部分之间的协作不顺畅，救助管理站在这样的制度影响下，救助程序繁琐。

我国目前传统的救助模式实行分散化管理，缺乏规范的、权威的指标体系，现有指标之间缺乏协调性，指标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重叠，有些指标残缺不全。特定情况调查机制不够完善，行政救助主体的自由裁量权过大，随意性强。流浪精神病人的救助采用的政策体系与一般的救助对象并无区别，流浪精神病人不知如何安置的问题在全国的民政工作中属于普遍现象。另外，我国救助程序主要在以下四方面规定不足：一是救助的法定条件，包括有关救助对象、救助物质的条件，救助的具体标准；二是救助的法定形式；三是救助机关的法定权限，必须规定不同的行政救助由不同的救助机关实施；四是救助的具体步骤，如申请、审查、批准、实施等具体的程式。[9]21-22例如，在对C市救助管理站站长访谈时，他说“我们的工作非常多，每天要送1—2个人回乡，只有我们能送（或者有家人来接），其他人不允许的。”①因为牵涉当地救助站与服务对象户籍所在地救助站之间的接洽工作，手续繁多，环节复杂。经过社工的努力，争取了一次送服务对象回乡的机会，也仅仅限于本市内的。救助流浪程序见图2。

图2精神病患救助程序三、回归与发展：救助联动

模式的高效与高能C市流浪精神病人主要有两种入院方式，即110派出所护送和救助站护送。统计发现，在自然特征上，C市精神病医院共有227名滞留对象，80余名女性，110余名男性，155名患有精神分裂症，多是30岁～50岁的青中年。在社会特征上，流浪精神病人以男性未婚者居多，女性已婚者、离婚者较多；整体文化程度偏低；在认知沟通能力上，这一群体中经治疗近50%恢复认知沟通能力，但仍有20%左右依然丧失认知、语言功能。近27%的服务对象心理防御机制强、不愿意与人沟通的病人。②（一）回归：社会支持系统的联动1.社会工作者与救助管理站的联动社会工作者在社会治理过程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社工以其专业的手法、精准的服务、本土化的理念和熟稔的工作技巧建构着社会治理大背景下不同群体的生活。社工对流浪精神病人的康复工作更是在刚性救助制度下一种服务的补充。不仅能够帮助救助管理站减轻工作负担，还能为流浪精神病人提供优质的服务，训练他们的社会技能，促进康复。救助站联动社会工作者，服务流浪精神病人是现阶段民政兜底工作的重要力量。在对C市的流浪精神病人服务过程中，经过社工核查信息发现：男区共有160人，地址不准确的有32人，交流困难的（包括聋哑人员和神志不清难以沟通人员）有39人，有家人了解情况的10人，涉案的有8人，出院或被接回的有25人，转病区的有10人，离世的有1人，被救助站护送返乡的有33人，活动区面积约70平米；女区共有107人，地址不准确的有23人，交流困难的（包括聋哑人员和神志不清难以沟通人员）有43人，医院联系到家属的有15人，有家人了解情况的2人，出院或被接回的有16人，被救助站护送返乡的有8人。③因此，社工运用专业方法和技巧解决了50%的救助难题，帮助流浪精神病人康复率④达到31%。⑤减轻了精神病院的工作负担，缓解了救助站与精神病院在护理病人方面的矛盾，同时也满足了流浪精神病人康复训练的需求。2.社会组织与精神病院的联动社会组织是社区治理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角色，社会组织不仅能提供资源，还能够推动流浪精神病人的康复。精神病院是救助站的合作单位，除去为流浪精神病人护理之外还有其他日常工作，单凭医院医护人员，其精力有限。吸纳社会组织参与救助活动，不仅能够改善流浪精神病人的生活环境，还能减缓其社会功能衰退。因此，社会组织是为精神病院和流浪精神病人增能的重要力量。调查发现，C市志愿者协会与精神病院的联动工作机制没有形成，导致医护人员工作压力大，工作态度消极；流浪精神病人生活条件相对落后，康复活动单调。C市启辰恒福社会工作机构作为本土的唯一一家社会组织，入驻精神病院之后，为院方带来了很大改变，提升了医护人员的自我认知，改变了其对流浪精神病人的态度。3.社区/家庭/中途宿舍联动公安局作为传统救助系统中的重要角色，公安局依法执行对流浪精神病人的管理，协助救助站为整顿市容而努力。流浪精神病人是边缘群体，缺少资源获取能力、情感表达能力以及生活保障能力；流浪精神病人作为边缘群体，存在身体特征的污名化、精神特征的贬低化、社会特征的模糊化等问题。较之有家属陪伴的精神病人，该群体或流浪街头，或被收容在救助管理站，或暂留在精神病院接受康复治疗，登记的名字多以其特征命名，或以“收容地+数字”编号；较之一般的救助对象，如低保户、五保户等，该群体没有对口的救助政策帮扶，没有人身自由，没有选择的权利，还被限制活动范围和活动内容。根据调查发现，C市精神病院托管的200多名精神病流浪者中，只有不到20%的对象能够回到户籍所在地，绝大部分在精神病院和救助站的院舍度过。社区、家庭或者中途宿舍是提供其康复最好的环境，公安系统在接触到这类群体时，能够联动社区、家庭和中途宿舍，帮助流浪精神病人提供足够的归属感，是帮助其康复的最好方法。（二）发展：社会支持网络的推动社会支持网络是指一组由个人接触所构成的关系网，透过这些关系网，个人得以维持其社会认同，并获得情绪支持、物质援助、服务、讯息、新的社会接触等。通过对C市C医院的调查，笔者了解到，流浪精神病人的社会支持网络很小。调查发现，除了医院与救助站的一些帮助与极少数的家人关怀，很多流浪精神病人得不到更多的关注与关心。1.良好的自我认知助力康复自我认知指个体认为自己是区别于他人和物体的独立个体，是个体与他人互动的过程中形成的关于“我是谁”的概念，是个体对自己的生理、心理、社会等方面的认识。对流浪精神病人来说，正确找到自己的非理性信念是关键，通过合理情绪疗法使其领悟自身存在的不合理信念，借助巩固治疗的手段使病人习惯采用合理的方式思考问题，同时自身要提高生活信心和积极性，减少悲观失望及堕落的负性想法，并为此做出努力。在精神状态较佳时，要承认自身存在的问题，不回避精神病的存在，要学会与病为友，慢慢走出困境。

流浪精神病人要通过自己的努力与相关技能培训，不断充实自己，实现就业或再就业，提高工作能力，减轻病态行为，早日回归社会。2.大众媒体与居民的联动作为民众的“眼睛”，了解社会百态的“窗口”，媒体应该呼吁大众关注关怀流浪精神病人，宣传“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唤起家人与社会的责任意识；宣传推广精神卫生知识，消除社会对精神病患者的误解；登载流浪精神病人表现好的和他们做的手工作品照片，让人们减少对他们的歧视与偏见，帮助病人“去标签化”，为病人回归社会营造一个爱的怀抱，同时监督社会支持网络体系不断完善。社会公众则对流浪精神病人能有客观的认知，并对其表示关心与支持，能够欢迎病人在社区里康复，督促与配合社会支持网络体系的实施。同时，社会各界都应该关注到流浪精神病人这一弱势群体，来关怀流浪精神病人。社会慈善机构和志愿者协会等非盈利组织可以提供衣物、书报、添置病人康复娱乐器材，多来陪伴病人，把既有就业愿望又有就业能力的病人分批次地进行职业技能培训，增强内部造血功能。当他们能够康复回归社会时，就能够很好地适应社会。

总之，媒体、社会大众要联动起来，利用媒体的力量传播正能量，影响居民对流浪精神病人的看法，接纳这一群体回归社会，使他们能够实现自我价值，能够为社会的发展带来力量。媒体联合居民共同影响流浪精神病人社会支持网络的建设与完善。 3.家庭、邻里与社区的联动从家庭方面来说，家庭是个人社会化的最初场所，是个人感情寄托的重要单元，是休闲和精神放松的最长久所在，也是个人基本物质保障和精神动力的来源。家庭成员之间的理解、关怀与支持，可以使人得到精神安慰和寄托，消融在社会生活中产生的苦恼和挫折感、缓和精神紧张，获得前进的动力；在家庭中获得被接受、被爱的感受，有助于家庭成员保持积极的情绪和健康的身心，增强在社会中的适应能力。流浪精神病人如果能够得到家庭的支持和接纳，无疑是得到了最重要和最牢固的支撑。为了能够让流浪精神病人更好地回归家庭和社会，家庭成员需要正确认识精神疾病，了解一些精神病的基本常识。家庭成员需要给予更多的耐心和忍耐力，尝试着去接受病人的精神病，并把精神病当作普通的疾病看待，消除对病人的歧视。另外，朋辈群体和邻里可以给病人一些包容、理解和尊重，不要忽视他们的存在，也不要特意疏远他们，给他们一定的肯定和鼓励，让他们感受到温暖和关心。很大程度上，家属之所以不愿接病人出院，主要原因来自于邻里们的反对和歧视。

社区可以设立社区康复站进行康复治疗，让病人置身在一个社会环境中更好地学习和恢复。一个良好的社区环境能够让病人更好地融入社会，并实现其自身价值。理想的状态是在社区、街道建立工疗站，让精神病患者在这里进行康复治疗，同时为他们提供庇护性就业，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这还需要政府进一步推进。在美国，基本上每个社区都有专业的精神科医生，帮助精神病患者康复治疗。另外，还有大量专业的社会组织、协会活跃在社区对精神病人进行帮扶，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精神病人给市民造成的恐慌，国内不妨借鉴这一做法。

四、结语：构建“善治”的救助网络

“生活中到处都是治理术”，作为现代社会管理创新的重大目标，社会治理更加注重多元参与和协调治理。针对流浪精神病人的救助问题，需要多方协作、共同努力，才能实现社会管理创新的目标。（一）完善社会救助的法律法规，加强对流浪精神病人的权利保护加强精神卫生立法工作，进一步改善流浪精神病人的卫生状况，保护流浪精神病人的合法权益，防范对病人的歧视与侵害，使病人得到及时合理的诊断、治疗和看护，同时保护病人的家庭成员和社会大众，让他们的社会支持网络能够充分发挥其功能。[10]建立流浪精神病人法律工作站与援助中心，切实加强对他们权力的保护和落实。针对精神病医院对其精神病人的辱骂和殴打行为，相关部门必须批评警告甚至是严厉惩治，让流浪精神病人的身心能够处在一个相对有安全感的环境里。医院要落实精神卫生法律法规，保障流浪精神病人的的基本卫生条件，改善其生活的卫生环境，相关部门要严格加强对精神病医院的卫生监测。（二）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强调流浪精神病人的特殊性我国对流浪精神病人的社会保障福利方面的关注严重不足，基本上没有社会保障制度来保障流浪精神病人的福利。对社会支持网络的构建需要不断完善流浪精神病人的社会保障制度，制定相关的优惠政策与实施细则，全面扩大和落实流浪精神病人社会保障福利政策。流浪精神病人回归社会之后，可能仍需要药物医治，却一时难以有经济来源得以维持药物治疗，或者是家庭在治疗病人的过程中已经花费大量的金钱，从而导致无法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甚至整个家庭因此陷入贫困状况，此时国家就需要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给予这种家庭经济补助，完善对流浪精神病人的社会救助制度。另外，国家在养老社会保险、医疗社会保险以及失业社会保险上加大对流浪精神病人的支持和保障。让他们的老年生活有保障，生病能去医院及时治疗，回归社会后更加有信心就业，实现人生价值，在失业后仍然能够享受一般人的福利待遇，甚至更好的社会保障福利。有了政策支持，流浪精神病人的社会支持网络会变得越来越牢固。（三）加快推动职业教育，促进流浪精神病人就业加强流浪精神病人的特殊教育学校建设，提高流浪精神病人的教育层次。政府作为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必须不断完善精神病人的教育体系，提高精神病人的教育覆盖率，建设精神病人特殊学校。并且要开展适当的职业教育以及在职培训，通过职业教育培训，提高流浪精神病人的素质与劳动技能，提高他们的就业竞争力。完善精神病人高考招生、就读优惠政策，让更多的精神病人能够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此外，政府通过政策鼓励与政策调整，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地促进残疾人就业。[10]政府可以强制性要求国企设立就业岗位，社会组织也可以适当设立精神病人就业岗位来促进就业和流浪精神病人的再社会化。（四）正确引导公共宣传，促进家庭—康复机构—社区协调康复发展政府和社会组织广泛开展公众对精神疾病的正确认识宣传教育，大力开展对精神疾病的正确认识宣传教育，唤起公民对精神卫生和住院精神病人的关注。反对歧视精神病患者，消除偏见，为流浪精神病人融入社会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消除社会对流浪精神病人的偏见和歧视，能够更好地促进亲缘支持网络对病人的接纳和支持。流浪精神病人的康复模式可分为家庭康复模式、机构康复模式和社区康复模式，主要措施包括社会康复、职业康复和教育康复。[10]为了加强流浪精神病人的社会支持网络，必须要将流浪精神病人的康复工作纳入社会卫生改革和社区卫生服务体系中。加强专业康复机构建设，大力发展社区康复事业，通过家庭、康复机构、社区三者之间的协调，积极开展流浪精神病人的康复工作。

精神病人在康复发展过程中，需要面对患者自身的康复训练、家属对患者的心理支持、医护人员的职业倦怠及耐心等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医院、家庭和社会的共同努力，和谐精神病人与家属及医院的关系。医院及医护人员要摆正态度、遵守医德、以人为本，多些陪伴与鼓励，活跃精神病人的思维，减缓精神病人的社会技能退化速度，进行更多的康复医疗活动。家庭则要付出更多的支持，从心里接受他们，给他们一个温暖的环境，在精神病人康复出院后，家是他们最好的疗伤归宿。而社会要积极接纳他们的重新回归，给予他们法律和制度上的保障，从全人观出发，给他们进行充权与增能，进行社会培训，在优势视角的指导下，消除歧视与偏见，实现他们的就业与再就业，更好地融入社会生活，最终实现回归与发展。形成在医院悉心照顾、康复医疗，出院家庭接纳、温暖心灵，社会包容开放、公正平等的全程支持服务，医院、家庭和社会全程联动，编成一个巨大的安全发展网络，让流浪精神病人真正享受到自身发展的成果。

流浪精神病人的回归与发展之路仍是漫长而艰辛的，这就需要努力提升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加大社会支持力度，建立“工作治疗—娱乐治疗—药物治疗—心理治疗”四位一体的综合康复治疗模式。对流浪精神病人有一个正向的认知，使病人能重新认识自我，帮助流浪精神病人提高使用社会支持网络资源的能力，构建完整的“流浪精神病人—医护人员—社区—家庭—政府”五位一体的社会网络系统，采取“家庭接纳—医院护理—救助站帮扶—个人发展—社会支持”五位一体的解决措施，最终实现“善治”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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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一群流浪儿童的回归

11月7日，新疆少数民族传统节日——古尔邦节。

新疆工读学校穿着民族服装的孩子们快乐地又跳又唱，半年前他们还在内地到处流浪，现在他们说“回家的感觉真好！”

自新疆自治区政府今年4月宣布“接回所有在内地流浪的儿童”以来，已有3000多名流浪儿童回到了新疆，开始了新的生活。在新疆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吐尔文江看来，这项政策在新疆深得民心：“流浪儿童这个问题困扰了新疆人相当长的时间，老百姓一直在盼望着这件事情能够彻底地解决。在新疆面临很多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大背景之下，张春贤作为新疆新的领导人，能在执政的第二年就提出要解决这个问题，说明他看到了这个问题的实质和重大的危害，也看到了新疆各族人民对解决这个问题的盼望，出台这个政策非常得民心，而且是掷地有声。”

根据新疆社科院的调研，目前内地一共有3万到5万新疆籍流浪儿童，这个群体的数量在十年间翻了十倍。和内地其他省籍的流浪儿童不同，这些儿童被犯罪团伙拐骗控制，在棍棒和饥饿的威逼下以偷盗为生。吐尔文江对这几个月来的落实情况并不感到乐观，他认为现在救助流浪儿童的行动有长期化的趋势。

举“微博之力”救助新疆流浪儿童

“最近接收到孩子丢失被拐的信息越来越少，有时候没有消息就是最大的好消息，希望不再会有孩子流浪在他乡，不会有孩子挨饿受冻，马上一年一度的古尔邦节就要到了，希望孩子们能过个团圆的节日⋯⋯”11月2日傍晚，下班回到住所的新疆维吾尔族女孩古丽对着键盘迅速地敲下几行字，通过名为“救助内地新疆流浪儿童”的微博点击发布。

古丽来自乌鲁木齐，两年前从山东一所大学毕业后就开始了北漂生活。

离疆多年的她也不清楚，到底从什么时候起，周围人对新疆人的第一印象，从“能歌善舞”、“瓜果之乡”变成了“新疆小偷”。这让古丽感到很不舒服：“由于新疆人的相貌具有很强的辨识度，在住旅馆时被拒绝过，在街头还被警察带到派出所盘问过，上公交车被内地朋友们躲避过……这些孩子把新疆人的名声都败坏了，但他们却又是最大的受害者。”

今年二月中旬，在学者于建嵘等人发起的“随手拍解救流浪儿童”的人气最为高涨的时候，出于对新疆流浪儿童的关心，古丽与几个新疆朋友经过一番商量之后，开通了救助内地新疆流浪儿童的微博，目的是打造一个信息发布与交流的平台，借助微博的力量与网友一起救助在内地流浪的新疆儿童。

“在内地的维吾尔族流浪儿，超过九成是被诱拐离家，在‘老大’的毒打利诱下从事偷盗活动。因为语言和民族问题，内地警方捉拿他们后，无法取证捉拿背后操纵者，往往只能被迫放人。在被毒打和拐卖的日子里，他们日夜思念家乡和父母的怀抱，但他们离家时年纪太小，被救助后，多数人不知道自己的家庭住址和联系方式。”

这是“救助内地新疆流浪儿童”发出的第一条微博，截至目前，它吸引了1100多次转发和200多条评论，“很大一部分是在内地工作的新疆人，这让我们找到了‘团队’，从此以后，我们发的每一条寻找流浪儿童的微博，都会在这些人之间相互转发，救助新疆流浪儿童，是我们新疆人翘首多年的愿望。”古丽说。

四月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指出：本着对社会、对流浪儿童负责的态度，新疆将接回在内地流浪的新疆籍儿童，以后不论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发现新疆籍流浪儿童，都将全部接回，让他们回到家乡，得到良好教育，健康成长。

得知这个消息以后，古丽流泪了，她把这个政策的出台看作是所有关心新疆流浪儿童的热心人共同努力的结果。

古丽告诉《小康》记者，从开博至今，她们已经帮助十来个新疆流浪儿童安全返家。但是，网络救助面临很多实际的困难，组织身份尴尬，这让公信力成了问题，“当我们在网络上寻求更多支持的时候，许多人就开始怀疑我的动机，再加之维护这个微博的朋友都散居在全国各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很多时候难以兼顾这个微博。”

救助新疆流浪儿童呈现长期化趋势

研究者们发现，南疆三州（喀什、阿克苏、和田）是最大的流浪儿童输出地。那里的经济最落后，生育率和离婚率都相对较高。由于缺少父母关爱和约束，三州有大部分孩子终日流离在外，他们甚至缺乏最基本的戒备心理。

吐尔文江认为，新疆盗窃群体产生的根本原因是新疆和内地经济的差距。因为内地积聚着更多的财富，犯罪团伙裹挟儿童来到内地从事违法犯罪活动，近十年来，这种现象在内地泛滥成灾，但这些团伙并没有受到有效的、严厉的打击，相反，他们所冒的风险和他们所获取的不法财富相比微不足道，这就促使越来越多的犯罪分子争相效法，此外，与新疆相对薄弱的基础教育也不无关系。

长期关注新疆流浪儿童问题的《新疆经济报》记者石速说，在新疆街头的电线杆上、在很多地方的汽车站公告栏里，一抬眼就会看到很多张寻人启事，有百分之九十是未成年儿童，他们中的大部分都被拐卖到内地从事盗窃的行当。

在救助新疆流浪儿童的行动中，新疆自治区政府始终扮演着最为重要的角色。近年来，新疆与多个省区市携手探索治理新机制，初步形成了一套警方共同协作，严厉打击此类犯罪的工作机制。

为了让接回来的流浪儿童有机会学习知识和技能。今年新疆投资5000万元新建了一所流浪未成年人安置培训中心，对他们进行文化知识教育、思想道德教育和劳动技能教育，以帮助他们取得相应职业资格或掌握一定职业技能，更好地融入社会。凡是心理健康又想学习技能知识的流浪未成年人，均可享受政府提供的免费技能培训。

吐尔文江认为，当下的首要问题是在新疆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措施，防止再有新的儿童流失出去，如果能抓住这个核心问题，至少较大程度地从社会层面上消除这个问题。“如果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个类似‘百日战役’的行动，基本上可以把百分之八九十的孩子解救出来，一两年以后，可以做到在内地完全没有新疆流浪儿童。一方面是解救，另一方面是对犯罪团伙的严厉打击，要把这个通道堵死。”吐尔文江说。

新疆社科院调查发现，随着近年来一线城市对新疆犯罪团伙的打击逐渐加大，现在这些团伙逐渐从大型城市向二三线城市甚至是一些边远地区的城市、县城转移。根据新疆民政厅公布的数字，在今年以前，每年有大约3000个孩子被送往新疆各级救助站。“实际上，新疆从去年就开始进行（救助新疆流浪儿童）了”，新疆自治区党委副秘书长、政法委秘书长郭永辉说，在救助新疆籍流浪儿童的问题上，新疆这两年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是难度还是比较大，政府部门还在不断探索。“不光要一时的救助，而且要让他们切切实实地回归社会，得到社会的关爱、父母的关爱，不再二次流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