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企后工作总结

转企后工作总结（通用4篇）

篇1：转企后工作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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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单位改革最新消息：事业单位转企后养老保险也转轨

“公益三类”事业单位向企业养老保险过渡;人社部要求落实方案需在5月底前备案 不是所有事业单位，都纳入了《国务院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改革范畴。

昨天记者获悉，人社部、财政部已下发的《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的通知》中，将改革的范畴给予了清晰的划分：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中公益一类、二类参与养老保险并轨改革，而新闻媒体等公益三类事业单位，将逐步向企业养老保险过渡。

这意味着，以后公益三类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将与其他机关、事业单位不在同一个“池子”。

人社部的通知规定，作为对机关事业单位“养老并轨”政策的落实，各地方的实施办法按规定需在5月底前报人社部备案。

事业单位在编人员才能参加养老改革

今年1月颁布的《国务院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提出，所有机关事业单位进行养老金并轨改革。由于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单独建账，与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分别管理使用。很多人预计，所有事业单位都将参与这次改革，并与机关单位一道，在企业养老保险基金外，进入“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专户单独建账。

其实，记者查询发现，该《决定》规定的对象是，按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单位、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机关(单位)、事业单位及其编制内的工作人员。也就是说，即使在事业单位工作，但没有编制也没办法参加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

人社部、财政部已下发的《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的通知》(人社部发〔2015〕28号)进一步明确，参加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的事业单位是指，根据有关规定进行分类改革后的公益一类、二类事业单位。

“公益三类”事业单位养老逐步企业化

按照人社部等已出台的政策，在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并轨改革中，全额拨款的机关、事业单位参加养老保险，由财政、个人缴费实现参保;对差额拨款单位，由财政、单位、个人缴费实现参保。对自负盈亏的公益三类事业单位，最终将参加企业养老保险。

这与之前公布的职业年金做法稍有差别。作为养老金并轨的重大举措之一，国家在机关事业单位中强制性推进的职业年金，只分为两类，一类是财政全额供款的单位，由单位、个人缴费实现;对“非财政全额供款”的单位，单位缴费实行实账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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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表述，实际上是说，在非财政全额拨款事业单位里，只要有编制，都要建立职业年金，而职业年金是与企业年金相对的，属于机关事业单位特有范畴。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杨燕绥分析，对于自负盈亏的事业单位，职业年金支出属于必须负担的人力成本。

在公益三类事业单位中，假如有编制人员在企业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参保，又购买与企业年金不一样的职业年金，以后养老金如何发放? 广东省社科院研究员郑梓桢认为，基本养老保险、职业年金都属于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重要手段，不在同一个框架下，以后运作中可能会出现不顺畅的地方。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认为，我国事业单位太多，通过前几年理顺单位属性，事业单位分层次改革正逐步推进。他认为，公益三类事业单位不管是参加企业基本养老保险，还是在机关事业单位参加基本养老保险，首先应该明确，对这类事业单位应该给予一个什么样的保障水平。如果他们完全等同企业，那这类企业应该完全市场化，可之前改革看，公益三类事业单位完全市场化还有难度。

据郑梓桢了解，一些公益三类事业单位中，以前曾是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差额拨款事业单位，早期参加工作人员都有事业编制，一直被视为国家干部。突然让这部分人参加企业养老保险，并不合适。

事业单位编外人员参加企业保险

人社部的通知，实际上也断掉一些人的念想——在机关事业单位工作，虽无事业编制，照样纳入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范畴。

事业单位人员在入岗后，会办理入编手续，享受公费医疗等服务，但一些事业单位长期不为入职人员办理入编。一些人认为，按照“同工同酬同待遇”的原则，既然做同样的工作，就应该像老员工一样享受事业编制待遇;一些职工还认为，长期不为事业单位员工办理入编，是典型“惰政”表现。

按照人社部的通知要求，要严格按照机关事业单位编制管理规定确定参保人员范围;编制外人员应依法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人社部门一位处长告诉记者，公益三类事业单位长期不为员工入编问题的确存在。假如该单位编制还有空余，可以征得业务主管部门的同意，走一定程序，如公开招考、公示等环节，按照先来后到的原则予以解决。除此之外，目前没有好的补救办法。

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四统一”

企业基本养老保险从珠三角起步，再推向全国。通过不断摸索，这个制度先实现县区统筹，再实现全市范围内统筹，现在逐步要实现全省、全国统筹，以抵御基金支付风险。

不过，由于企业基本养老保险是从下到上逐步提高统筹面，各地参保基数、参保比例、保障水平不一，导致全省、全国统筹呼吁多年，一直难以推进。人社部的通知明确指出，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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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区、市)要制定和执行统一的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和政策，统一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比例和缴费基数，统一基本养老金计发办法、统筹项目和标准以及基本养老金调整办法，统一编制和实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预算，明确省、地(市)、县各级政府的责任。

也就是说，在全省范围内，只要缴费水平、基数相同，不管是在发达地区，还是在贫穷地区退休，退休待遇是一样的。

对于最受关注的“中人”过渡方法，《通知》明确全国实行统一的过渡办法。即对于2014年10月1日前参加工作、改革后退休的“中人”设立10年过渡期，过渡期内实行新老待遇计发办法对比，保低限高。

记者了解到，目前包括广东在内，多省已经制定具体实施方案，正在广泛征求意见。按照规定，方案报省政府批准后实施，并将于今年5月底前将具体并轨方案、各类人员视同缴费指数表等报人社部、财政部备案。

公益单位分哪三类

公益一类是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也就是大家常说的“依照管理，参照管理”，这类单位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公共教育、公共文化、公共卫生、经济社会秩序和公民基本社会权利的公益服务，如中小学等机构，社保中心、医保中心里的在编人员。这类单位中，有些事业单位如证监会、银监会、人社系统劳监部门等，与机关一起招考，与公务员差别不大。

公益二类是提供公益服务并可部分实现由市场配置资源的事业单位，如公办大学、公办医院，一些单位下属的培训中心、研究所等，这类单位实行差额拨款。

公益三类是提供的服务具有一定公益属性，可基本实现由市场配置资源的事业单位，自收自支、自负盈亏、经费自理，自主开展公益服务活动和相关经营活动，政府根据需要，购买其有关服务的机构，如广播电视、党报、党刊等机构，这类单位开展公益服务和相关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属政府非税收入的纳入财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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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转企后工作总结

关键词：大学出版社,转企改制,学习型编辑

随着图书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 为谋求出版社的生存与发展, 国家教育部、新闻出版总署和中宣部要求, 大学出版社在三年之内 (2008年~2010年) 必须完成转企改制工作。转企改制意味着出版主体恰逢“浴火重生”的机遇, 更意味着严峻的挑战——“脱离”大学母体, 投身市场经济的大潮。作为出版单位的主体的编辑, 应思考如何在转企改制后做好编辑工作, 推动出版社的良性发展, 成为当务之急。

大学出版社转企改制势在必行

大学出版社是我国出版社的重要组成部分, 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它诞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20世纪50年代, 在改革开放的30余年中发展壮大。目前全国共有200多家大学出版社, 占出版社总数的1/5, 而年销售码洋占1/5强。 (1) 几十年来, 大学出版社一直遵循建社之初提出的“弘扬学术, 服务大学”这一办社宗旨。然而,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与诸多社会领域一样, 旧有体制的弊端日益显露, 严重阻碍其向前发展。一场变革势在必行。变革并非对原有一切的否定, 办社宗旨仍然不变, 变革只是将其调整至适应新形势的发展要求。“坚守学术阵地”仍是大学出版社矢志不渝的追求, “拓宽服务视野”是新时期其生存发展的必经之路, 只有做到“拓宽视野”, 才能保证“坚守阵地”。大学出版社编辑应以此两点为行动指南, 并在工作中体现之。

依托母体大学, 充分利用现有资源

大学出版社建社之初是以大学为母体, 作者多是教师和科研人员, 出书范围也以大学内部学术著作、教材等为主。据近年来统计数字显示, 在依托母体大学出版的学术专著和教材这一巨大的“蛋糕”市场中, 大学出版社分割到了大部分:全国大学出版社数量约为出版社总数的1/5, 其每年出版学术专著和教材数量占同类书市场的半数以上。 (2)

与其他出版社相比, 大学出版社与母体大学密不可分的关系, 注定在这两类图书的出版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高等院校是学术专著的沃野和主要来源, 各个学科人才济济, 思维活跃, 成为学术著作的写作主体;他们掌握着本学科学术资源与最新科研成果, 而最新学术研究成果的展现——学术专著的出版也是不断更新。高等院校的教师和科研人员也是教材的写作者和使用者。随着近年来高等院校专业设置的不断调整、教学模式的改革、招生人数的扩大、多类型教育的开展, 服务于教学第一线的新教材的出版也如火如荼。这种与生俱来的优势可以给大学出版社带来经济与社会利益的“双丰收”, 是大学出版社一直所珍视并充分利用的。根据统计数字显示, 大学出版社每年出版新书约1万种, 其中学术专著和教材的数量占到70%。 (3)

近年来在内外经济、社会因素的影响下, 大学出版社的出版范围有所扩大, 编辑确定图书选题有些内容与大学联系并不紧密, 例如图书写作主体并非来自大学, 图书用途也主要投入大众市场并非母体大学等。对此现象应该一分为二地看待之。这些现象出现的原因是当大学出版社有了一定实力的积累, 编辑开始涉足更多的图书出版领域, 并在一些领域具备了竞争力。与建社之初的外部环境相比, 面对市场存在诸多的赢利点, 采取不为之所动的一味回避当然不正确。大学出版社编辑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充分利用现有资源, 依托大学母体, 同时顺应经济规律, 努力寻找学术著作与市场读物之间的最佳契合点。这既是要求大学出版社编辑在大学母体的优势学科中, 积极策划适合教师和科研人员写作的选题, 同时全方位了解市场状况, 在写作体例和风格等环节中指导作者尽量按照市场需求去实施选题。策划教材类图书, 利用现有作者资源, 应考虑开发服务视野的多层次、多用途。在“服务大学”这一宗旨的指导下, 除了出版与母体大学有直接联系的图书, 也可以开发一些间接相关的衍生产品。

所谓拓展服务视野, 即在新形势下, 要求大学出版社编辑依托大学母体, 利用现有资源, 积极寻找更多更合适的写作主体;寻找更广泛的读者群;寻找更畅通的营销渠道。当然, “拓宽”并非意味着无限制, “服务大学”与“弘扬学术”是底线。如果大学出版社的编辑一味跟风, 为了一时的经济利益, 将办社宗旨抛于脑后, 试图与其他类型的出版社在自身毫无可资利用的资源的领域展开较量, 策划一些“另类”选题, 结果或许侥幸成功, 但过程可能很艰辛。而这对于大学出版社行走自己的路线, 创建特色品牌的长远发展百害而无一利。

做一名主动的学习型编辑

编辑是出版单位的主体, 其职业素养、专业水平和主观能动性是出版单位发展之源。如何做到“坚守”, 怎样进行“拓展”, 是需要编辑不断学习, 大练内功得以实现的。大学出版社建社之初, 编辑均为学校正式编制人员。他们的工作表现与收入报酬、职称晋升关系并不紧密。在旧有体制下, 出版社竞争并不激烈, 编辑没有太大的生存压力, 他们安于现状, 工作较为被动:学校老师找上门出书就接受书稿, 编辑是一个仅在书稿的编辑加工环节有用武之地的“文字匠”, 对于图书的事前策划、事后营销等环节几乎没有主动费过心思。随着市场经济渗透至教育领域和出版领域, 新专业、学科层出不穷, 招生人数连年递增, 一些非大学出版社瞅准商机, 开始涉足母体大学, 试图抢占学术专著和教材这块阵地。出版社之间竞争加剧, 编辑的原来那种作风已不合时宜。“上门出书”这种原始的出书方式越来越少, 所带来的微薄的收益仅维持工资收入都相当困难, 毋论其他;而人事制度的变革, 更多“新人”进入出版社, 他们没有事业编制这一后盾, 有着更多背水一战的实干劲头, 所引发的竞争更使这些“老人”无法被动下去。无论“老人”、“新人”, 大学出版社转企改制后待遇、晋升等方面渐趋统一, 充满斗志, 积极学习, 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编辑才可以成为出版社发展的生力军。为适应这一新的变化, 编辑应:主动策划选题、主动组稿、主动更新知识结构、主动参与市场营销。

主动策划选题。策划选题是编辑工作的起点。优良的构思是成功的一半。要做到这一点, 编辑就要改变“出书上门”的传统思维, 改变“文字匠”的单一身份, 广泛调研, 利用现有资源, 构思适合市场需求的选题, 提出成熟可行的图书出版策划方案, 在图书出版的事前环节发挥作用。

主动组稿。有了一个较为成熟的选题策划方案, 主动组稿是将方案付诸实践的第一步。在组稿之初, 编辑首先应在现有作者资源中寻找合适的写作主体, 然后制定一个科学、详细的计划表, 写作分工、到稿时间、编写体例、写作要求等, 做到未雨绸缪。在到稿阶段, 编辑应监督计划表的实施情况, 督促作者及各方面人员严格按照计划书执行, 必要时作出适当调整。

主动更新知识结构。当书稿到稿, 进入编校环节, 编辑此时的身份是“文字匠”。但是在新形势下, 此文字匠非彼文字匠。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知识更新日新月异。身处大学出版社的编辑, 唯有不断地主动学习, 更新自身的知识结构, 才能实现与母体大学中前沿学者的“对话”, 也才能挖掘更多选题, 读懂这些新知识、新观点, 编辑出版有价值的学术专著、教材或者其他类型图书。

主动参与市场营销。市场是出版社生存的外部环境, “适者生存”。首先, 编辑要清楚自己所处的环境, 明了图书的购买对象, 同类书面临的竞争对手等, 才能有针对性地去推销自己的产品。其次, 编辑应该根据掌握的外部环境情况, 积极参与产品的营销, 制定营销方案。大学出版社转企改制前后, 采取了多种营销手段, 如建立高校图书代办站、印制出版图书书目、媒体新书宣传等。编辑可通过撰写书评、与营销人员一同制定营销方案、深入市场调研等途径, 积极参与图书出版的事后环节, 逐步成长为营销型编辑。对市场熟悉且驾驭能力的提高, 会促进编辑策划图书能力的提高, 同时也会在组稿中有更强的针对性与有所取舍, 指明知识更新的方向。

每所大学都有独特的办学特色、学术专长, 可统称之为“大学精神”。鉴于大学出版社与母体大学二者之间的“皮毛”关系, 形成与“大学精神”一致的“出版精神”是大学出版社发展的追求。一方面, “大学精神”是附之于其大学出版社的无形资产, 另一方面, “出版精神”有力地促进了“大学精神”的稳定与传播。“坚守学术阵地”是传承“大学精神”的底线, 而“拓宽服务视野”是新形势下传播“大学精神”, 使大学出版社立于不败之地的必经之路。

注释

1刘振军.我国大学出版社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出版发行研究.1999 (12) .

2张宏.中国大学出版:去从两相知.出版广角.2010 (4) .

篇3：出版社转企后的文化责任

改制后的出版社应该承担三个“自”

朱杰人(华东师大出版社有限公司董事长)：我认为，改制后的出版社应该承担三个“自”：“自觉”，即文化自觉；“自信”，即文化自信；“自守”，即文化自守。

首先要弄清楚为什么改制。我觉得改制是为了塑造一个新的市场竞争主体。许多出版社实际上是“躺”在事业单位、国家拨款、计划经济这样的“温床”上的。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文化竞争的压力从外部开始慢慢渗透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的出版业还是躺在原来的轨道上的话，恐怕會出问题。所以，改制的需求应运而生。

但是，改制仅仅是为了提高市场竞争力，为了赚钱吗?错了!出版社是企业，但不是一般的企业，而是有文化承担的企业。我觉得，改制以后，出版社在市场竞争力加强、经济竞争实力增强的同时，更不能忘记自身的文化使命。如果出版社不搞文化，而仅仅为了赚钱的话，那出版社又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呢?我认为，对出版人，尤其是出版社的当家人来说，如果忘记了文化承担，那将是非常危险的。现今社會很大一部分书籍可谓是庸俗、跟风，甚至是格调低下。这些书籍之所以能够堂而皇之地出版，就是某些出版社、出版人缺乏文化自觉。

为什么现在出版社一窝蜂地出教辅呢?归根结底，还是缺乏文化自信。我认为，出版社要有文化自信，要相信好的精神产品是既有社會效益，又有经济效益的。文化自信还有一点，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有自信。我发现，目前国内畅销的人文社科类书籍绝大多数是翻译类图书，这个现象很值得我们思考。当然，这也有一定的原因，‘‘文革”造成了我国的文化断层，而且由于我国学术评价体系的原因，使得学者渐渐变得功利化，学术浮躁现象日益凸显，所以肯定缺乏好的学术著作。这也使得出版社“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只得将目光转向国外。但是，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内优秀的学术著作，优秀的人文社科类的书籍會大量涌现出来的。

“文化自守”即出版人要清楚自身的文化担当，要有一条起码的底线。哪些书该出，哪些书不该出，我们要有清楚的认识。当然俗文化也是一种文化，也被老百姓所需要。但是出版社一定要想清楚一个问题——我们是为了提升老百姓的文化品位，还是为了迎合老百姓的文化品位甚至不断降低他们的文化品位?我想，这需要出版社的文化自守。出版社应该要提升老百姓的审美情趣，而不是把老百姓的审美情趣推到庸俗、低俗、媚俗的方向。把学术成果转化为

老百姓喜闻乐见的知识

岳楚渔(中国社科院近代思想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我本身并不从事出版业，对出版的认识可以说是一名“白丁”，所以就简短地说两点看法。

首先，什么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一直以来都没有界定清楚。有人论述的传统文化实际上是先秦文化，有人觉得传统文化好得很，有人认为糟得很，因而争来争去，其实说的不是一个概念，而是各说各话。所以应该先搞清楚传统文化的定义是什么。这离不开出版界各位的努力。其次，关于俗文化与雅文化的问题。一方面，俗文化是雅文化的基础，没有俗文化哪有雅文化。比如爵士乐，原本是非洲非常原始的一种音乐，但是被美国人拿去，经过改造，变成了爵士乐。可见雅文化是由俗文化孕育而成。另一方面，雅文化是对俗文化的提升，也是规范俗文化的一个标准。如何发展雅文化?这就需要中国的知识分子切实负起责任来，不只是在象牙塔中钻研学术，而是要把学术成果转化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知识、文化。比如阿炳的二泉映月吧，也许本身是社會底层自娱自乐的俗文化，但是经过整理，成了世界有名的雅文化。知识分子应通过努力，以科学的思维方式把俗文化发展为雅文化，并发扬光大。大学出版社应承担为大学

实现四个功能的作用

张建初(苏州大学出版社社长)：转企改制就是为了让出版社成为市场独立的主体。方向是对的，但是问题在于，现在的市场并不是发育完善的市场，还保留着许多计划经济的特征。

进行“十二五”规划时，我们提出“立足做好传统出版，有效推进数字出版，积极探索多元经营，服务教育奉献社會”四句话。第一句话很简单，目前我社仍然靠传统出版维生，尽管面临很大困难，我还是希望经过努力，在传统出版上能够做到足以维持生计甚至有所发展。第二句话，在数字化浪潮的冲击下，任何出版社都不可能游离之外。尽管目前数字化的盈利模式还不清晰，但还是要有计划地去有效推进。第三句话，多元化经营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十七届六中全會的决议鼓励文化企业跨领域、延伸产业链、多元化发展。这对我社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信息与鼓励，但具体向哪个方面延伸，向哪个方面多元化，还需要充分论证。第四句话，是我们的出发点，也是我们的最终目标。

至于出版社转企后的文化责任，可以分成三个关键词：大学出版社、转企改制、文化责任。大学出版社是大学金额投资的一个文化企业，创办初期就是承担着为大学提供服务的功能、肩负着社會文化责任，转企改制后大学出版社成为独立面对市场的主体，其经济责任更加突出，但文化责任仍然是首位的。大学的功能有三个：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會服务。现在又加了一条，文化引领。大学出版社自然应该承担起为大学实现这四个功能发挥应有作用的责任。如何实现“文化引领”，我认为应该做到这样五点：一是文化自觉，雅也好俗也好，至少不能有毒有害，不能是落后的倒退的，应该是符合时代发展趋势的，代表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二是文化坚守，前面朱董事长已有很好的阐述。三是文化境界。编辑也好，编辑部主任也好，要先从自己对文化的认识、对文化境界的追求上提升自己，才可能在策划组稿中编辑出好的作品；四是文化的制造与创新，我们应鼓励有更多原创的、民族的、有新意的作品面世。第五是文化素食，返璞归真，有一点本真的东西，不要有太花哨的东西，不要仅以一个封面、一个书名来吸引大众的眼球，要出实实在在的、很本真的东西，奉献给读者。

出版社的责任应该放在文化影响力上

孟白(学苑出版社社长)：我们出版社是九三学社下属的，从成立那天起，国家、地方上一分钱没有给过我们，所以转企和我社的关系不大。在商言商，出版社就是拿文化来挣钱的，文化积淀越厚，挣的钱就越多，盈利的时间也會越长。反之，结果也就是相反的。

有些人讲到文化产业、出版业，要在GDP上、利润上、规模上为国家多做贡献。举个例子，一家烟草公司一年的利税

是几百个亿，整个出版业的利税有没有这么多呢?我们出版业再怎么壮大，对国家的GDP能有多大贡献呢?

我觉得，文化的贡献应该放在影响力上。比如，人教社出的教材，大多数人上学都是读的这些书本，从小学到中学，获得知识；像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影响几代人的小说，我觉得出版社的责任应该在这个方面。对于我社来讲，无论改制与否，做的一直都是中华文化积淀。所谓文化积淀无非两块，一块是开发上游资源，无非是大学、研究所的研究员、教授，还有一些文化单位的文化人。例如我社这十几年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现在很时髦，但我们刚开始做的时候，还没这个专用名词，那个时候叫“民俗”、“民间文化”，冷得不能再冷了。我们正好和这方面的专家比较熟，所以也做了起来。十几年下来，随着申遗活动的增多，好像终成正果，从国家层面、各个省市层面，包括海外，都有很多主动联系我们要做项目投资的。我想，这种文化积淀也有它的意义价值。我认为，尤其是五四以来，中国对过去的传统文化片面的理解太多，既然现在的环境比较轻松了，应该正本清源，把过去很多东西的原始状态勾勒出来，整理出来。

另一块是下游销售资源。网络对出版社的冲击是有的，但也可以为我所用，可以直接面向终级客户，也就是读者。我们做过调查，一些大学教授、学者想要的书，通过书店看到的很少。这主要是由于书店进货人未必懂，下一步我们要进行直销或网购，希望有更大的起色。

建立保障创意产业可持续性发展的有效机制

何林夏(广西师大出版社集团董事长)：出版社的重要责任就是文化传播。开启民智，传承文明，这是我们出版社本身义不容辞的责任。出版行业作为创意产业，如何建立保障其可持续性发展的有效机制，是保证出版社能否有效实现和承担自己社會责任的重要因素。

首先是在认识上，我们是否可以不简单地以经济效益和经济规模来衡量出版社的发展和作为考核出版社的核心指标，而应该坚持正确的导向，重点考察出版社的文化建设做得怎么样，社會影响力如何，怎样体现出版业文化传承的社會责任。经济效益會随着市场的变化而不断变化，而社會效益则需要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间来培养，出版社一旦把主要精力放在经济效益上，势必會影响到对文化传承、文化发展的注意力。

其次，我们是否需要有一种机制，能够让创意产业的创业者尤其是领导者，能够较长时间地在一个岗位上和领域中耕耘和坚守。我们现在的行政干部管理有严格的轮岗规定，在一个岗位上的工作时间是有限的，而我们对干部的考核往往又流于所谓的“创新”和“业绩”考核，为了突出自己的业绩，很少有新任职干部愿意继续完成前任的工作，而是把所谓的“创新”作为展示自己业绩的重要手段，于是许多事情都是从头开始。而现在的出版社又都是参照一定的行政级别进行管理的，我们很难要求所有的年轻干部能够在一个固定的岗位上干较长的时间而没有综合提升，包括行政级别的提拔，于是创意产业领导者的岗位就缺乏足够的稳定性，这也是不利于创意产业的发展的。

最后，创意产业的收益，是否应该与创意产业的经营者、领导者有一定的必然联系。或者说，如何让创意产业的经营者、领导者能够分享创意产业的成果，这个问题我们是否也可以拿出来讨论一下?如果在创意产业中，没有经营者、领导者与创意产业成果在责权利上的大致对应，我们也很难设想创意产业的可持续性的发展。

出版社转企后的一个重要责任：向数字出版转型

沈水荣(人民出版社分管数字出版领导)：现在国家数字出版的产值已经占到整个新闻出版业产值的10％以上，但几乎没有传统出版企业的份额。有人认为，过不了几年传统出版业會像胶卷摄影被数码摄影所代替一样，这种说法虽然值得商榷，但也不能不引起重视。

我判断，再过若干年，我们相当一部分传统出版企业有可能成为民营出版商的编辑室，而这点还没有引起我们传统出版社的警觉。我最近几年参加一些数字出版會议、展览等，发现大多数出版社对数字出版反应迟钝，缺乏参与热情。

我认为数字出版远远不是目前大家所认为的“网上看书”这么简单，而是有许多的文章可以做的。现今属于知识爆炸的时代，过去总讲“一目十行”，现在假如我们开发一个软件，可不可以实现“一目一百行，一千行”，“一目十本书，一百本书”呢?比如说，我点击一本书的封面，就可以看到这本书讲了哪些人、哪些事、哪些思想。再比如，我们可不可以做一本有声读物，我说的有声读物不是单纯的播音员朗读出来或是模拟声音念出来，而是可以自主选择各种功能，按不同的需求来听。还比如说，文章里引用了老子、孔子的话，或者马克思、恩格斯的话，需要到图书馆里去找这段话的出处以作校对，那么，不知道未来可不可以开发一种软件，把引用的引文粘贴到一个对话框里，一点击就自动校对出来了。还说一种“假如”，就是可以在未来尝试建立一个数据库，数据库里有1万本书，其中有20处涉及需要的知识点，只要点击一下，就可以把这20个知识点都一个不漏地调取出来。

有人要说，这4个“假如”是天方夜谭。但是，我要欣喜地告诉大家，人民出版社已经做到了!我们已经在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中央编译局、中央党校、清华大学等单位，已经投入使用达两年多，同时，亦获得王选新闻科学技术一等奖，被专家认为在这一领域达到国内外领先水平。

大学出版社应是出版领域没有围墙的大学

张黎明(北京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北大的出版活动起步于1902年，当时称京师大学堂译书局编书处。译书局以翻译“西学”教科书为主，编书处编纂“中学”教科书。1917年，北大成立出版部，出版教材和学术专著。可以说，传播知识，积累文化，繁荣学术，服务社會，是北大几代出版人坚持履行的使命。转制以后，这一传统并没削弱，而是得到了加强。这既是文化责任的担当，也是提高效益的最优选择。

我习惯把大学出版社设想为没有围墙的大学。大学的使命是什么?说法不一。借用耶鲁大学的表述，就是保护、传授、推进和丰富知识与文化。大学社处于学术创新前沿，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理应是大学使命的坚定的承担者，发现、抓住那些最具潜力的新学科、新思想、新技术、新方法。有学者送给我们一句话“学术的尊严，精神的魅力”，来阐释这一理念。目前不少大学社正实现转型，在教育资源领域进行拓展，由单一的图书出版转向出版与服务并重，提供完整的解决方案，大学出版的功能因此进一步凸显。

可以说，承担大学使命，构筑起学术、教育高地，大学社拥有独特的竞争优势。牛津大学出版社采取公司制形态，传播牛津的教育理念和学术成果。哈佛大学出版社实行精品出版战略，做英语世界最棒

的学术书。出版市场全球化的背景下，他们把学术出版做到世界一流，登峰造极，创造了极富竞争力的国际品牌。类似的案例不仅限于大学出版。现代出版史上，商务印书馆迅速崛起，获得读者认同和接受，就是以学术、教育出版作为支撑的。

出版业重新洗牌的今天，大学社的成长还需突破不少困境，會碰到很多新情况、新问题，其中之一，就是面临经济学家所说的选择问题。要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要求我们在各种目标间权衡取舍。我们社转制方案规定，加强企业化运营的同时，要强化对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的支持，强化文化积累和文化传承的功能。总之，要通过制度建设，确保长效机制，坚守学术尊严，继续担当起大学出版的文化职责。

企业要追求包括社會价值在内的总体价值最大化

徐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副总编辑)：也许某些出版界人士认为：转企后的出版社首先是企业，单纯强调经济效益、追求利润最大化是天经地义的，对经营性出版企业不应再提“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的要求。由此就产生了这样的问题：文化建设的目标何以实现?似乎企业经营与文化建设是截然对立的两面，其实这是一个伪命题。

现代企业理论在企业战略目标问题的探索上，实际上也经历了一个从利润最大化到股东财富最大化再到利益相关者以及社會价值最大化这样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由此可见，企业经营与文化建设和社會责任并不是截然对立的概念，企业不仅要创造利润，更要追求包括社會价值在内的总体价值的最大化。对于文化企业来讲，我想更是如此。

我认为，之所以要讨论转企改制后出版社面临的市场环境、生存环境，最主要是因为出版社长期在事业体制内生存，在成为独立主体并重新面对市场的时候，我们缺乏自信。所以，我觉得现阶段对出版社来说，更大的问题是如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下来。作为出版企业，要在市场中胜出，就要了解读者的需求，提供有益的思想；同时，还要考虑产品的外在形态，总之，要以真正的精品影响消费，争取读者。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读者不需要、不认可的产品，就要被淘汰，没人读没人买，肯定是没有经济效益的。

不可否认，的确有一类产品，带有较强的学术性和一定的公益性，它自身的经济效益可能是负的，但从整个社會来看，其效益却是正的。政府对这类出版物一般都有财政预算，资助这些成果的立项和出版，而且资助的力度逐年加大。出版社应当抓住这难得的文化大繁荣的机遇，顺势而为，努力策划好的出版项目，出版和传播人类优秀的文化成果，为文化的发展尽一点力。从这个角度讲，文化建设是企业和国家共同的责任。

近年来，人大社获得国家级、省市级资助出版项目近400项，仅2009年以来，就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出版类项目61项，多个项目获得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和北京市社科出版基金资助，引领和带动了人大社学术出版的品牌效应、规模效应，实现了社會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

文化企业担负更多的文化责任不因经济利益而淡化

孙汉生(福建教育出版社副社长)：关于文化责任，我想到在参加中宣部举办的学习十七届六中全會研讨班时，中宣部副部长的讲话。他阐述了为什么會议把主题定为文化二字，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国家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各个方面基本上满足了人民群众的物质需求，只有文化这个行业还没有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具体到出版这个行业，我们有没有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呢?比如，五年前教育理论方面的书，我们是教育出版社中比较早出版教育理论高端著作的出版社，一般印数是二三干册。这二三干册是远远不能满足读者需求的。近一两年，我们社改变了一些思路，出版了一些同样是教育理论，但中小学教师也可以阅读的图书，这些书一般都有二三万册，或上十万册。这说明我们在满足需求方面，有所进步。二三干册的理论著作我们照样出，尽管有些人可能读不到，我们还是在不计成本、坚持不懈地出版。同时，出版教育理论大众化图书也没有放弃。这些都说明，我们在满足文化需求方面是有所改革、有所探索的，这个问题与改制与否一点关系都没有。任何一个企业都有社會责任，文化企业就担负了更多的文化责任，我们都是非常自觉地这样去做的。现在改制了，也不會为了经济利益而淡化文化责任。

从教育出版社的立场来说，维护和巩固原来已有的教材教辅的市场，是应尽的责任，不管任何时候，改企不改企，有没有利润，我们都要满足读者需求、尽文化责任。我们2008年在北京成立八本坊文化传播公司，就是试图做一些新的探索，更好地尽到文化责任，满足读者需求。这是在改制之前就做的。另一方面，积极谨慎地介入数字出版，早在十几年前我们就创办了多媒体有限公司，主要做一些校园的网络维护等硬件建设方面。今后，要通过数字技术对我社出版的中小学教材进行多媒体开发、立体互动等工作，打造精品产业链，由一个单纯的内容出版转为立体的教育服务，向产业上游以及下游进行延伸。

把图书做出品牌同样會有市场价值

丁波(商印文津文化(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编辑)：大家对商印文津文化(北京)有限责任公司有点陌生，这里我简单介绍一下。文津公司是商务印书馆的二级子公司，成立于2009年。两年多来，依附于商务印书馆的品牌优势，文津公司编辑出版了一系列市场效益和社會效益具佳的优质图书，有效地延伸、拓展了商务印书馆品牌力量。

文津公司曾集商务前贤之语，提出了自己的口号：“承学术薪传之重任，做文化光大之公仆”。但是在面临集团化和数字出版化的今天，作为文化企业如何更好地完成自身的文化担当呢?提升和巩固品牌的力量十分重要，而更重要是落到实处，出版有价值、有意义、有影响的图书。我这里以商务印书馆“世说中国”丛书为例做一个简单阐释。当下，通俗历史写作非常流行，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带火了一批通俗历史读物，图书市场跟风之作层出不穷，出现了《汉朝那些事儿》、《唐朝那些事儿》等。在通俗历史读物大行其道的形势之下，作为一家拥有百年历史的学术出版重镇，商务印书馆没有盲目跟风，在审慎地市场分析之后，以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品牌号召力为基础，从日本东方书店的“东方选书”中精选出十余种图书，改造为自己的品牌“世说中国”丛书。这套丛书是日本知名学者写给日本民众的中国历史通俗读物，丛书从社會生活史的角度，以专题为突破口，在一个个趣味横生、娓娓道来的故事讲述中，展示了中国古代生活的方方面面，与国内众多大同小异通俗历史读物相比，卓尔不群。丛书出版以后，引起了广泛关注，《妓女与文人》连续三周登上《新京报》学术类图书排行榜，《北京晨报》连载了《宦官故事》，并认为“通俗历史写作在当下异常流行，但即使是《百家讲坛》专业学者的创作，也很少能达到这套丛书的水准”。“世说中国”丛书的出版，补充和丰富了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品牌内涵，既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对通俗历史读物的需求，实现了文化单位的文化担当，又提升和巩固了商务印书馆品牌。大众著作不等于没有文化。而失去了文化，出版也就失去了存在价值。

高端出版既有社會效益又有文化责任，经济效益也不错

韩建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社长)：上交大出版社多年来走的是文化道路，主要做高端出版。而高端出版，政府高兴，学校高兴，我社现在走的出版家项目的发展模式，要让编辑快步绕到学者的前面去，发挥出版社的综合优势、策划优势、平台优势，利用学者的学术优势去策划项目，推动学科发展。这也能体现国家意志，也能有特点，社會责任也就理所当然地体现出来。

另外，国家出版基金也不断支持我们。我们社每年都遴选一批对接国家战略、发挥交大优势的重大项目，这些项目都是高端的，既有社會效益，又有文化责任，同时经济效益也不错，也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和社會的认可。对于大学出版社，要发挥学校的学科优势、品牌优势，调动整个编辑队伍的积极性，社會和文化责任也就体现出来了。

篇4：转企后工作总结

随着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 不少科研单位已由事业制转为企业单位, 很多的科研单位转企前已将部份科研成果产业化, 并成立子公司以便于生产管理, 现就科研单位生产型子公司成本核算的现状、原因及解决措施进行如下探讨:

1 科研单位成本核算的现状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 1999年起我国已有相当部份科研单位转型为科技型企业, 科研单位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只讲投入, 不讲产出, 不计成本, 不讲效益的财务管理机制, 已越来越不适应科研单位发展的要求, 表现为如下几点:

1.1 成本核算方法适应不了需要由于经济体制及科研单位财

务管理机制的制约, 科研单位成本核算较简单, 有些科研单位还没有成本核算制度, 生产型子公司的成本核算也停留在按产品的大类粗计成本, 科研单位生产的产品大部是自主研发产业化的产品, 没有标准的工艺流程, 有些产品的工艺很复杂, 反复的工序很多, 给成本核算增加了很大的难度, 人工、制造费用的分配只按产品数量简单地分配。

1.2 成本核算没有明确的目标在科研单位核算制度的规定

中, 对成本核算没有指出明确的目标, 科研单位内部会计核算制度中也没有明确的成本核算目标, 科研单位会计制度主要是以收付实现制, 收支平衡为主线, 保证收支平衡并略有盈余, 如超支还可申请增加拔款。

1.3 内部控制制度执行薄弱科研单位一般都有几十年的历

史, 受计划经济的影响, 职工都存在“铁饭碗”的观念, 企业内部的责、权、利不清, 内部控制制度执行较弱。

2 科研单位成本核算现状形成原因

长期以来, 由于有“皇粮”的供给, 科研单位的成本费用环节的控制比较薄弱, 即使是后来设立的生产型子公司, 对成本核算要求也不严格, 究其原因, 主要表现如下:

2.1 成本核算方法与现代成本核算方法差距较大过去科研单

位主要依赖财政拨款, 一般只限于事业费、基本建设费和科研专项费三大块, 资金来源比较单一, 财务制度是收付实现制, 而科研单位的子公司虽然是实行市场经济后设立的, 但子公司的管理人员和大部份员工都是母公司的人员, 制度也是参照母公司设立, 对子公司的影响是直接的, 科研体制可从以下对成本核算的影响:计划经济下科研单位会计核算制度中的收付实现制决定了科研单位的成本核算只按收和支核算现金来源和现金支出, 而转制后的科研单位以及子公司, 有些已通过ISO9000的认证, 在企业管理模式上虽然仍有计划经济的影子, 但很多科研单位都已应用现代管理理念和手段, 使转企后的科技企业发展很快, 随着科技企业的高速发展, 科研单位的成本核算突显不足, 由于旧制度下形成的各自为政的管理模式, 生产工时记录单, 生产过程的生产记录单等基本的成本核算资料缺少, 成本核算基础较差, 全员成本核算意识不强, 成本核算仍被认为只是财务部门的工作, 成本核算方法比较简单, 人工、制造费用按产量简单分配, 管理费用等期间费用没有作合理的分摊。

2.2 成本核算目标不明确成本会计中的成本核算目标是指成

本核算工作应达到的目的和要求。成本会计目标应与其职能相适应, 在职能范围内制定科学、可行、先进的核算目标, 在目标的实施过程中体现其功能作用, 由于对成本核算的要求不高, 科研单位内部会计制度中大多没有明确规定成本核算的目标, 财务部门完成成本核算并入帐后, 成本核算资料很少向企业管理人员和车间一线人员提供, 成本核算的作用很有限。

2.3 受内部控制制度执行力不强影响科研单位或全或不全地

建立了内部控制制度, 如资金授权制度、固定资产、内部审计制度等, 但受体制的影响, 内控制度的执行力不够强, 由于执行力不强, 成本核算的准确性差些, 同时, 由于责任不够明确, 成本核算的重要性得不到重视。

3 加强并提高科技企业生产型子公司成本核算的探讨

科研单位转型后即为科技企业, 成本核算主要为生产型子公司的成本核算, 下面仅讨论转企后科技企业生产型子公司的成本核算

3.1 更新成本管理观念, 改进成本核算方法在科技企业发展

战略中, 科研单位转制为科技企业后, 转型后的生产型子公司与一般的工业企业已没有区别, 应当按照现代工业企业的管理模式和财务管理模式进行日常管理, 成本控制就处于极其重要的地位。如何有效地核算、控制成本, 使科技企业的资源利用达到最大的效益, 应该从作业入手, 力图增加有效作业, 提高有效作业的效率, 同时尽量减少以至于消除无效作业, 成本核算从作业入手分摊制造费用, 这样计算出来的成本较传统方法准确。

3.2 明确成本核算的目标问题科研单位转为科技企业后, 企

业的主营方向大多为产品生产, 科研融于生产中, 与工业企业一样具有同样的成本核算目标。 (1) 成本会计核算的基本目标:科研单位转型后就是企业, 成本会计核算的基本目标是指经济效益, 成本会计正是从费用成本的计量、记录、计算及监督等方面着手, 为提高经济效益服务, 并以经济效益为最高目标。 (2) 成本会计的具体目标:科技企业成本会计核算的具体目标是指成本会计实践中向谁提供会计信息、提供哪些会计信息、怎样提供会计信息。 (3) 成本会计信息的服务对象:众所周知, 财务会计是一种对外报告会计, 其服务对象主要是企业所有者、债权人及国家政府有关部门。成本会计是一种对内报告会计, 属于企业合法的商业秘密, 企业没有义务、也不可能对外报告。因此成本会计的服务对象主要是企业内部的有关部门和人员, 应包括以下四个方面:a是科技企业行政管理部门。b是科技企业生产管理部门。包括工厂、车间等组织和管理生产过程的部门。c是科技企业基层生产单位。工段、班组是产品生产的最基层单位, 是直接材料费、直接人工费的发生地, 是最基本的责任成本中心。d是科技企业内部员工。成本会计有义务向职工报告成本会计信息。 (4) 成本会计信息的服务内容:成本会计信息的服务对象不同, 所需求的会计信息也不同。服务对象的层次越高, 所需求的成本会计信息越具综合性、全面性, 反之亦然。

3.3 严格执行企业内部控制制度通过建立和完善各种内部会

计制度, 并严格付诸实施, 可促使科研企业加强内部管理, 提高职工的管理意识和成本意识, 真正实现向管理要效益, 更重要的是可以防范经营风险, 保证会计资料真实, 确保资产安全、完整。

综上所述, 转企后科研单位的生产型子公司, 在成本核算及成本管理上应当采用现代成本核算观念, 运用新的成本核算方法, 通过电子计算机手段, 培养成本核算人才, 实现成本核算目标, 提高成本核算水平, 以达到提高企业经济效益, 防范经营风险的目的。

摘要：针对目前有些科研单位成本核算存在的问题, 探讨了科研单位生产型子公司成本核算面临的问题以及应如何加强和提高成本核算水平, 以达到提高企业经济效益, 防范经营风险的目的。

关键词：科研单位,成本核算,核算方法,核算目标

参考文献

[1]罗伯特.S.卡普兰罗宾.库珀.成本与效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3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