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苗合同

购苗合同（精选4篇）

篇1：购苗合同

甲方：(以下简称甲方) 乙方：(以下简称乙方) 经甲、乙双方共同协商，甲方向乙方订购东魁杨梅苗，具体合同如下：

一、苗木名称：1-2年生砧木嫁接东魁杨梅苗

二、苗木规格：抽梢50cm以上

三、苗木数量：

四、苗木单价：

五、交货地点：

六、交货时间：交货前一星期通知乙方

七、包装及运输方式：通过物流运输，包装须打泥浆、塑料薄膜保湿，分批次运输，苗木不得损伤。

八、付款方式：

1、签订合同时甲方付乙方订金壹万元(10000.00元)人民币。

2、每批苗到，甲方验收合格后付清本批货款，预付壹万元订金用作冲抵最后一批苗款。

九、违约责任：

1、若乙方所提供苗木品种不符，造成的一切后果由乙方承担。

2、以上合同望双方共同遵守，任何一方不得违约，否则违约方付守约方违约金总价的30%，并赔偿对方的经济损失和承担法律责任。

十、本合同一式贰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

甲方签字：

甲方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地址：

日期： 年月

日 2 乙方签字： 乙方身份证号码：联系电话： 地址： 日期： 年 日 月

篇2：购苗合同

甲方：烟台市昀泽园林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乙方：烟台市萌兴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现有烟台市昀泽园林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购买烟台市萌兴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的绿化苗木。经甲、乙双方协商，达成以下协议：

1、签订本协议后，甲方预先支付乙方苗木订金10万元整。

2、甲方有权根据自己的需要要求起挖苗木的开始时间、暂停时间。但甲方必须提前一天通知乙方。

3、此协议书要求内的所有苗木必须带土球，具体土球规格按照规范标准执行。如有特殊情况，双方另行商议。

4、苗木的起挖、装车、运输所产生的费用由乙方负责。苗木送到甲方要求的指定地点后，甲方质检人员验收苗木合格后，方可卸车。以后苗木出现任何问题再与乙方无关。

5、苗木的质量要求：苗木必须全冠运输到甲方指定地点，没有甲方通知，乙方不得擅自对苗木进行修剪。乙方在起挖、装车、运输过程中一定要保护好树木。树皮不得有损伤。

6、甲方人员收到乙方苗木后，给予乙方人员收到条，不给现金，等苗木全部起挖完后，结算苗木款。苗木起挖最晚时间不得超过2011年5月20日。

7、苗木名称、规格、数量、单价及总价。

序号

名称

规格

数量（株）

单价（元）

合价（元）

银杏

胸径：30cm

50000.00

100000

2.银杏

胸径：40cm

70000.00

350000

对结白蜡

胸径：50cm

100000.00

200000

合计

6500008、如在起挖过程中出现其他情况，甲乙双方自行协商。

9、本协议签字盖章后生效。

甲方（公章）：

乙方（公章）：

法人或代理人：

法人或代理人：

日期：

日期：

篇3：购苗合同

合同涉及的相关行政审批和行政许可等内容, 为合同的履行行为之一, 是合同的组成部分, 但不能决定合同的性质。对于合同的定性问题, 需从合同的目的、职责、主体、行为、内容等方面进行综合判断。

案情简介:

2004年9月, 辉县市政府与河南省万通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万通公司) 签订《关于投建经营辉县上八里至山西省省界公路项目的协议书》 (以下简称《协议书》) 并约定:由万通公司出资设立的新陵公司承担本项目的投融资、建设及经营管理, 经营期满后交于辉县市交通行政部门。辉县市政府应协助万通公司办理项目投资、建设、经营等相关手续。2007年2月, 河南省新乡市人民政府向河南省人民政府上报请示, 同意新陵公司设立项目收费站并认可新陵公司已完投资12600万元, 具备通车条件;同年6月, 河南省发改委为新陵公司颁发《收费许可证》并确定新陵公司的收费项目、标准、范围。之后, 新陵公司出资建设完成了相关收费站办公楼及附属设施。因辉县市政府未履行“路段两端的接线等相关问题的协调工作”, 致使新陵公司所修路桥为断头路, 无法通行。

2014年12月, 新陵公司以合同纠纷为由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要求辉县市政府回购公路并支付投融资金额及相关利息。辉县市政府认为, 协议书系采取BOT模式的政府特许经营协议, 新陵公司的回购和补偿请求均以该合同为基础。根据新《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的规定, 该合同是行政合同而非民事合同, 且因被告为辉县市政府, 基层法院不适宜审理, 故属于河南新乡中院辖区内重大、复杂的行政诉讼案件, 应当由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一审观点: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 《协议书》对案涉道路建设的融资、收益及双方责任、违约责任等事项的约定系作为平等民事主体的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约定, 新陵公司因履行该合同产生纠纷提起民事诉讼, 该院作为民事案件受理并不违反法律规定。辉县市政府以该合同为行政合同、该案属于行政诉讼为由提出管辖权异议没有法律依据, 故裁定驳回辉县市政府的异议。

二审观点:

最高人民法院维持了一审法院的裁定, 并对裁判理由作了更加充分的说明。最高人民法院指出, 本案是典型的BOT模式的政府特许经营协议。案涉合同的直接目的是建设新陵公路, 而开发项目的主要目的为开发和经营新陵公路, 设立新陵公路收费站, 具有营利性质, 并非提供向社会公众无偿开放的公共服务。虽然合同的一方当事人为辉县市政府, 但合同相对人新陵公司在订立合同及决定合同内容等方面仍享有充分的意思自治, 并不受单方行政行为强制, 合同内容包括了具体的权利义务及违约责任, 均体现了双方当事人的平等、等价协商一致的合意。本案合同并未仅就行政审批或行政许可事项本身进行约定, 合同涉及的相关行政审批和行政许可等其他内容, 为合同履行行为之一, 属于合同的组成部分, 不能决定案涉合同的性质。从本案合同的目的、职责、主体、行为、内容等方面看, 合同具有明显的民商事法律关系性质, 应当定性为民商事合同, 不属于新《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 (十一) 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法释[2015]9号, 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 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辉县市政府主张本案合同为行政合同及不能作为民事案件受理, 没有法律依据。

律师评析:

一直以来, 特许经营合同的定性问题在实务届与理论界均存在重大争议。尤其是在当前全国各地已纷纷步入PPP大浪潮的背景下 (据财政部建立的全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PPP) 综合信息平台统计, 截至2016年6月30日, 财政部两批示范项目总投资额达8025.4亿元;地方PPP项目总投资额达10.6万亿元) , 特许经营合同或者说PPP项目合同的定性问题更受到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合同的定性问题直接决定了项目发生争议时投资人救济途径的选择:行政诉讼?还是民事诉讼/仲裁?对于投资人而言, 争议解决方式的重要性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为过。

在最高人民法院以判例形式明确BOT合同的定性之前, 现行的已生效法律、司法解释、部门规章对特许经营合同的定性也不完全相同, 具体为:

2014年11月1日, 全国人民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关于修改<中国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决定》 (2015年5月1日生效) , 该决定将原《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修改为第十二条且内容为:“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下列诉讼:…… (十一) 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反变更、解除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等协议的”, 即将特许经营协议定性为行政协议。

2014年11月29日, 财政部发布《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操作指南 (试行) 》 (财金[2014]113号文) , 其中第二十八条第 (三) 款“争议解决”内容为:“在项目实施过程中, 按照项目合同约定, 项目实施机构、社会资本或项目公司可就发生争议且无法协商达成一致的事项, 依法申请仲裁或提起民事诉讼”, 即将PPP项目合同 (含特许经营合同) 定性为民事合同。

2015年4月22日,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 其中第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为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 在法定职责范围内, 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 属于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的行政协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就下列行政协议提起行政诉讼的, 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一) 政府特许经营协议; (二) 土地、房屋等征收征用补偿协议; (三) 其他行政协议”, 即将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定性为行政协议, 但增加了部分前置条件, 如“为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 但就其在实际操作层面上的理解与适用问题, 又成了新的困惑和难点。

2015年4月25日,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六部委联合发布《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 (2015年6月1日生效, 以下简称《办法》) , 其中第五十一条规定:“特许经营者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 有陈述、申辩的权利, 并可以依法提起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 即六部委仅明确:针对具体行政行为提起的是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 并回避了特许经营协议的定性问题。而该办法的《征求意见稿》第四十八条内容为:“特许经营者与实施机关就特许经营协议发生争议并难以协商达成一致的, 可以依法提起民事诉讼或仲裁。特许经营者认为有关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决政府特许经营协议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 有陈述、申辩的权利, 并可以依法提起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 即六部委将特许经营协议定性为民事合同, 但在正式稿中删除了。这一重要改变很可能是基于《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已再次将特许经营协议定性为行政合同, 为避免与上位法的冲突, 六部委仅保留就具体行政行为可依法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内容。如该办法早于《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发布, 可能我们今天看到的是另一种结果。

直至2015年10月28日, 最高人民法院首次在司法层面就BOT模式下特许经营协议的定性问题表明观点并作出裁判, 结论为:典型BOT模式下的政府特许经营协议, 如具有明显的民商事法律关系特征, 应定性为民事合同。虽PPP项目中的特许经营与《办法》所指的特许经营、《行政诉讼法》所指的特许经营, 并不完全相同, 且在立法层面上对这三者至今尚无明确的界定, 但最高人民法院在本案中的裁判思路对社会资本方参与PPP项目仍具有较大的参考意义。

案例索引:

篇4：合同诈骗罪与合同法之合同解析

摘 要：自刑法典将合同诈骗从诈骗罪中分离出来后，合同诈骗罪的相关问题一直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探讨的热点，尤其是有关合同诈骗罪之合同与合同法之合同的界分在实践中也是困扰不已。

关键词：合同诈骗罪；合同法；合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取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的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据此规定，我们无从得知此罪状中的合同究竟是与《合同法》中的合同进行全面衔接，还是具有其独特内涵。而学界对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应以何种标准进行界定，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当具有怎样的性质，具体包括哪些形式的合同，也存在较大争议。

一、合同诈骗罪之“合同”

合同诈骗罪是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第八节扰乱市场秩序罪中的罪名，利用合同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行为不仅侵犯了对方当事人的财产所有权，更重要的是利用合同诈骗的行为使人们对合同这种手段失去了信赖，扰乱了动态的财产流转市场秩序，妨害了国家对合同的管理秩序。因此，在认定行为人是否利用的是合同诈骗罪之合同手段这个问题时，必须考虑合同诈骗罪复杂的客体性质，即合同诈骗罪中之合同，必须存在于合同诈骗罪复杂客体的领域内，其合同必须是能够体现动态的财产流转市场秩序之合同。凡与这种社会关系无关的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不在合同诈骗罪的合同之列，而应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因为严格地讲，此类合同不具有动态的市场经济特征，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交易合同，而更类似于一般民事合同。

《合同法》的起草几乎与现行《刑法》的修订同期进行，刑事立法者不会不关注我国合同制度的调整。虽然《合同法》修改在后，但它是一个基本法，况且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范围已经不仅仅限于经济合同，更多的存在于市场活动主体间的以民事合同为手段的诈骗犯罪开始涌现。并且，将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局限于经济合同将合同诈骗罪很难发挥刑法打击此种犯罪的威力，不符合刑法的保护目的。虽然合同诈骗罪的合同在立法渊源上以两个司法解释为基础，但立法渊源不应影响刑法的目解释，也就是当行为人利用除了经济合同之外的其他合同进行诈骗，只要是能够体现市场秩序的合同类型，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就可以认定构成合同诈骗罪。

二、合同法之“合同”

关于合同法之合同的概念，民法学上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理解合同是指确立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包含经济合同、行政合同、劳动合同等；狭义的合同是指确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的合同，包括物权合同、身份合同等。从《合同法》第10条的规定，我们可以看出合同的形式包括：①书面形式，即指以文字等有形的表现形式订立合同的形式。依《合同法》第11条规定，书面形式也包括合同书、信件、数据电文等三种形式。②口头形式，即当事人之间运用语言对话的方式订立的合同。③其他形式，即指当事人采用书面形式、口头形式以外的其他方法订立的合同，如推定形式。上述三种合同形式都可以成为合同诈骗罪的合同形式，但应当强调的是采用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进行合同诈骗的行为需要有证据证明合同本身的存在，否则会因证据不足而无法认定为合同诈骗罪。

因此，从内容上看，《合同法》之合同与合同诈骗罪之合同并不完全相同，《合同法》之合同范围要广于合同诈骗罪之合同， 合同诈骗罪之合同只占《合同法》之合同的一部分，只有那些能体现合同诈骗罪客体特征的合同才能成为合同诈骗罪所指的合同。对于不属于合同诈骗罪之合同诈骗内容的行为，虽然行为人利用的是《合同法》之内容的合同，看似采用了合同的手段，却不能以合同诈骗罪定罪量刑。如果符合普通诈骗罪的犯罪构成， 只能以普通诈骗罪论处，即应当将口头合同排除出合同诈骗罪的合同范围之外。

三、司法解释确认可成立合同诈骗罪之合同种类

考虑到经济合同与其他民事合同的区别不明显，同时技术合同、涉外合同等没有包括在《经济合同法》规定的“经济合同”中，以及制定统一合同法立法的趋势，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均采用了合同诈骗罪这一罪名，表明刑法第 224 条合同诈骗罪之合同不限于《经济合同法》之合同，还应包括《技术合同法》及《涉外经济合同法》之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涉外经济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答》的规定，涉外合同有 17 种。这些涉外经济合同除利用涉外信贷合同进行诈骗构成贷款诈骗罪、利用涉外保险合同进行诈骗构成保险诈骗罪之外，其他 15 种涉外经济合同均可成为合同诈骗罪的合同种类。在涉外经济领域已经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和与国际接轨的大趋势的要求，《涉外经济合同法》已失去了独立存在的客观基础。所以合同法中已取消了“涉外经济合同”的提法。但是涉外合同毕竟是客观存在的合同，并且也确实有着与国内合同不同的特殊性，即主体、客体、内容等法律关系的涉外性，以及由此决定的纠纷解决、法律适用等方面的独特性。值得注意的是，民事合同中除了上述《合同法》、《担保法》和司法解釋确认的合同之外，实践中还有联营合同、旅游合同、合伙合同、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合同、商标转让和许可使用合同、演出合同、出版合同等，这些合同也完全符合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内涵要件，因此都可以成为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

就本文所阐述的问题而言，我们在理解合同诈骗罪中有关“合同”的相关问题时，不可能不基于民事法律特别是合同法中对合同相关法律规定及基本理论来理解，否则，对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理解或阐述就失去了其理论基点。总之，我们认为对于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理解应建立在民事法律尤其是合同法相关理论基础之上的，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更好地对之进行理解，进而有助于在司法实践中准确处理相关问题。

参考文献：

[1]蔡刚毅.析合同诈骗之合同[J].刑法问题与争鸣，2001.

[2]赵秉志.合同诈骗罪专题整理[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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