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管理三合一制度

档案管理三合一制度（共9篇）

篇1：档案管理三合一制度

一、档案管理人员要主动及时地收集各种档案资料，对接收来的各种档案要及时进行登记，统计、分类、编号和整理、鉴定。

二、按不同档案分专柜存放，做到勤检查、勤调整、防震、防盗、防火、防水、防潮、防尘、防虫、防鼠、防高温、防强光。

三、严格保密，维护档案的完整和安全。

四、按规定及时承办鉴定和销毁已过保管期限和无保存价值的档案。

五、档案室钥匙专人保管，门窗及时关锁，闲人严禁入内。

六、保持档案室的整洁卫生。

七、建立对档案工作的监督，发现问题及时改进。

八、档案人员调动时，必须进行档案全面清点，做好交接工作。

九、建立电脑数据库，实行微机管理。

十、借阅档案要做好保管，不得损坏、丢失或修改，档案员要做好借阅记录。

篇2：档案管理三合一制度

2、指导文书立卷人和专业技术人员做好文件材料的收集、立卷归档工作，提高案卷质量。

3、做好档案的收集、整理、鉴定和登记、统计等基础工作，熟悉所保管的档案情况。

4、保护档案的安全，做好防护工作。

5、开展档案业务指导工作，并采取各种有力措施，检查督促所属单位做好档案工作。

6、做好档案利用服务工作，编制多种检索工具，迅速准确地调查档案，汇编档案资料。

7、遵守保密制度。未经批准，不得利用职权擅自扩大档案的利用范围，不得泄露档案的机密内容，确保档案机密的安全。

篇3：档案管理三合一制度

一、房地合一的模式——个集体房地产买卖纠纷引起的话题

1998年, 经政府批准, 某村三组占本组集体土地建农贸市场一处。1999年2月, 三组将农贸市场临街铺面500平方米, 以每平方米800元的价格卖给某银行, 银行支付全部价款后, 将所购房屋作为银行营业场所使用至今。双方所签协议未涉及相关土地的问题, 买卖双方未到政府部门办理交易登记手续。这是一个集体房地产买卖纠纷的典型案例, 关于该案的处理有截然不同的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 依据“地随房走”的原则, 房屋买卖引起土地权属的变化, 而农贸市场房屋用地属集体土地, 法律禁止集体土地使用权自由转让, 且其购买价格高于当时的建筑造价, 所以应以非法买卖土地论处, 依照《土地管理法》第七十三条进行处罚。

第二种观点认为, “房主地从”, 该案应视为房屋买卖后未办理过户手续。因为三组并不是直接将集体土地转让给银行, 由银行进行非农建设, 而是将合法的集体财产 (房屋) 处置后引起土地权属变化, 所以不适用《土地管理法》第七十三条进行处罚, 更不适用该法第八十一条处罚, 而应当在办理土地征用和出让手续后, 确认银行的土地使用权。

本案应如何定性, 直接涉及到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与建筑物所有权之间的关系问题。若以非法买卖土地论处, 依据《土地管理法》第七十三条规定, 买受人银行将被“没收非法所得”。那么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被没收后, 银行所购房屋如何处理, 是否同样视为非法所得, 予以没收?若视为非法所得, 可采用何种具体措施实施没收?

笔者认为, 不能简单地将上述案例定性为非法土地交易并“没收非法所得”, 而应当根据其中具体的法律关系和有关法律规定进行具体分析。村民小组作为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 不是将集体土地使用权直接出售给银行建筑房屋, 而是将经过政府批准的在集体建设用地上建筑的房产出售给银行, 这是一种农村集体组织处置自己合法财产 (房屋) 的民事行为。由于房产交易而引起的土地权属变化, 不适用《土地管理法》第七十三条关于非法买卖土地和擅自改变土地用途的规定, 也不适用《土地管理法》第八十一条的处罚规定;而应当在办理土地征用和出让手续后, 在确认银行的土地使用权或者房产所有权并办理有关手续后, 直接确认其享有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

上述案例是目前我国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与建筑物所有权关系的实证体现。如何科学认识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与建筑物所有权之间的关系, 并在立法上予以明确规定, 以指导实际操作,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房地关系的理论和制度分析

大陆法系各国关于土地使用权 (地上权) 和建筑物所有权之间的关系, 存在不同的认识和法律规定, 主要有两种不同的理论和制度:一是关于土地使用权和建筑物所有权附合的理论和制度;一是关于土地使用权和建筑物所有权主从关系的理论和制度。

1. 附合说

关于土地使用权和建筑物所有权附合的理论和制度, 是以德国民法为代表的一种观点。德国民法否认建筑物具有相对独立性, 也就是说, 在他人土地上建造房屋, 建筑者无法取得该房屋的所有权。这种现象显然有悖于法理。因此, 为了补救这种不合理的现象, 德国于1919年颁布《地上权条例》, 该条例第十二条规定“在他人地上设定地上权后, 该土地上的建筑物为地上权的构成部分”。地上权的设立, 目的就在于确保他人土地上所有建筑物的权利。虽然颁布了《地上权条例》, 但德国的现行法律仍以地上权对建筑物的“附合”而否认建筑物的相对独立性, 地上权的效力和范围及于建筑物等附合物。

2. 主从说

关于土地使用权和建筑物所有权主从关系的理论和制度, 是以日本民法为代表的一种观点。日本、我国台湾地区的民事立法均承认建筑物可以成为独立的所有权客体。我国台湾地区的地上权以土地使用为目的, 因而, 在“构筑物”或“竹木”尚未存在之时便可以设定地上权, “构筑物”或“竹木”灭失之后地上权并不当然灭失。我国的民事立法也承认建筑物可以成为独立的所有权客体。笔者认为, 在承认建筑物相对独立性的前提下, 我国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和建筑物所有权具有主从法律关系。

3. 房随地走与地随房走

在传统民法理论和制度中, 主从关系一般指主物和从物之间、主权利和从权利之间的关系。从物是相对于主物而言的, 必须具备三个要件:一是从物不是主物的组成部分, 与主物相对独立;二是从物具有经常性辅助主物的功能;三是从物与主物属于同一个民事主体。区分主物与从物的法律意义在于对主物的处分及于从物。日本民法和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均规定, 抵押权的效力及于抵押物的从权利。例如, 抵押物如果是建筑物, 其所占有土地的使用权 (或地上权) 即从权利, 建筑物所有权便是主权利。我国实行土地使用权和建筑物所有权权利人一致的原则, 同时也承认房屋等建筑物具有相对独立性, 可以成为所有权客体。无论是土地使用权还是建筑物所有权的处分, 其效力均及于另一方。因而, 笔者认为土地使用权和建筑物所有权之间具有主从的法律关系。同样, 我国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其建筑物之间具有相同的主从关系。

需要指出的是, 土地使用权和建筑物所有权之间主从关系的划分不是绝对的, 两者主从位置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换, 其关键是看哪一个为具体法律关系的客体。如上述案例中买卖的标的是房屋所有权, 则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是从权利, 而房屋所有权是主权利, 反之亦然。而且, 我国法律也允许“房随地走”和“地随房走”两种法律事实并存。如我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土地使用权转让时, 其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所有权随之转让。”而第二十四条则规定:“土地使用者转让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所有权时, 其使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随之转让。”

三、房地一体流转制度的设想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 农村集体组织成员在宅基地上建造的房屋, 属农民个人财产, 根据我国《民法通则》之规定, 农民享有个人财产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 为此农民当然也就有权处分宅基地上建造的房屋, 在“地随房走”的现行体制下, 必然导致农村宅基地使用权转让。然而, 按现有法律法规、政策, 宅基地严禁流转。

2007年, 国务院、国土资源部在多个会议中反复强调“城镇居民不得到农村购买宅基地、农民住宅或‘小产权房’”。可见, 制度上仅规定“房地合一”的原则对于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而言远未足够。从珠江三角洲城市发展来看, 在具有较大市场经济潜力的地区, 集体土地范围内已经没有多少剩余的建设用地。因此, 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制度不仅应当包含房地一体的流转类型, 而且还应当成为真正的“房地一体”的流转制度。现有的法律、政策障碍可以通过制度设计加以平衡。

笔者认为, 在上位法明确农村住宅流转的合法性以前, 应当以用途是否为住宅来区分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制度的适用范围。凡用途为住宅的集体土地、房屋不得在本集体经济组织范围以外流转;凡用途为非住宅的, 无论是空地流转还是房地一体流转均实行同样的程序和形式, 只是流转当事人所持的房地产权利凭证和流转后的房地产权属登记类型存在差别而已。

四、房地流转纠纷的司法受理原则

由于集体土地范围内的大量建筑存在没有依法报建的情形, 因此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中, 往往会存在地合法、房不合法的案件, 司法对于此类纠纷案件的处理原则, 笔者认为应遵从“先行政、后司法”的处理原则。

篇4：档案管理三合一制度

2016年6月30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五证合一、一照一码”登记制度改革的通知》（国办发〔2016〕53号），要求在全面实施工商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三证合一”登记制度改革的基础上，再整合社会保险登记证和统计登记证，10月1日起实现“五证合一、一照一码”，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实现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进一步为企业提供便利化服务。

“五证”问题的由来

上述“五证”上的五种标识码都是标识码。从其产生背景看，编码都是有关部门面向机构赋予的唯一识别码，有的编码附带有区域码、机构类别，除此之外，编码并未承载其他含义。

五码的出现和应用均在九十年代电子政务建设早期，在对信息资源进行管理时，必须为管理、服务对象进行编码，以对其进行标识。由于赋码时缺乏统一规划，又分别制定了上述证书和代码的管理办法或规章，致使各部门分别赋码，自成体系，其中任何一个部门又都无力去协调其他部门统一编码，只能通过高层的批示和督办后“三证”、“五证”才得以合一。从中可以看出电子政务规划和应用中经常遇到的信息共享程度低、业务协同难等典型问题的症结所在。

行政管理业务协同和信息共享的难点

部门间的业务协同并不是信息技术广泛应用后才出现的，在传统管理时期同样存在部门间的协同问题。例如，八十年代曾有审批需要几十个部门盖章的报道，当时人们主要从体制、管理模式上找原因，而不会从信息技术应用、信息系统等方面找原因。当前，政府部门的信息化应用已经较为深入，客观上具备了即时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的技术可能性，故而开始从电子政务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的角度查找问题，这也是社会和公众对政府管理和服务方式创新的新要求和期待。

顶层设计仍是电子政务的最大困难

谁来设计？人们常说信息化工程是一把手工程，其中一层含义是指一把手可以调动本部门的一切资源，可以通过信息化改造现有的业务管理模式和流程，其另一层含义则是指规划时要站在部门一把手的角度去分析和处理问题。只有站在部门一把手的角度去全面规划本部门的业务，才能厘清各项业务的关系，明确业务间的联系和边界，业务协同和信息共享才有可能实现。

怎么设计？信息化工程虽然是一把手工程，但一把手不可能全程参与项目规划和方案设计，也不能苛求一把手能够全面掌握各项业务的内容、边界、关系。这就需要设计人员能够从全局角度去梳理、分析现有业务，整合提炼出科学的管理模型。

在具体工作中，许多信息系统的建设是由业务部门提出，需求分析和功能规划也常常由几位业务工作人员承担，具有较强的主观色彩，有时连本单位内部的信息资源共享都未能全面规划。通过这种方式建设的信息系统将既定的业务管理模式固化下来，在某种情况下可能加剧了日常工作中业已形成的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的业务管理模式。

跨部门的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需要有力的外部推动

从行政管理角度看，各部门按照职能分工履行职能，每个部门都是较为封闭的系统，与外部的联系较少，纵向的业务联系远比横向的业务联系多。横向间的业务沟通协调主要靠成立协调小组、联席会议等进行业务沟通。即使在一个部门系统的内部，其内设业务部门间的业务联系也呈现纵强横弱的状况。

从信息共享和交换的角度看，部门间业务联系少必然导致信息的沟通缺乏快捷的方式和渠道。部门间共享信息资源必须在部门间达成一致才能实现，如果两个部门对这一问题重要性、紧迫性的认识未能达成一致，或者二者通过信息共享和交换获取的信息的质量、数量不对等，都会导致有关工作无法有效开展。另外，共享和协同的效果也会受到人为因素的影响，部门负责人、具体工作人员的理解和认识程度、工作风格等都会对共享的程度、效果等造成影响。如果其中涉及部门利益、行政权力、责任分担等问题，则会使这一问题更加复杂。

从信息系统开发的角度看，不同部门的信息系统开发时间、应用程度不同，信息系统的开发工具、技术体系、部署方式都有差异，导致信息共享和数据交换在实际操作中存在一定的技术困难。

跨部门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的有关建议

由于电子政务建设的主导权是政府机构，近年来在规范内部管理、增强履职能力方面取得了很大成效，但在公共服务方面还有欠缺，原因之一就是跨部门的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推进力度不大。

强有力的行政管理和推动

在目前的行政管理体制下，即使对于部门内部的具体业务，方案的设计也应从全局的视角来规划，与外部门有业务联系和交集的业务，需要更高一层级的部门来协调和规划。应该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国家政务信息化工程规划是由国家发改委会同中办、国办、中编办、工信部、财政部等部门组织编制。由更高层级的部门组织进行规划可以跳出部门的小圈子，从全局的视野去梳理、分析、整合业务，厘清业务间的数据联系，建立有效的信息交换、比对、更新方式，从而为信息资源共享和业务协同奠定基础。

2015年8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五次会议研究了《关于建立居民身份证异地受理挂失申报和丢失招领制度的意见》，要求发挥公安机关人口服务管理信息化优势，让信息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让信息多跑路”是指部门间的信息共享、交换、比对、更新等业务交互方式。中央深改组研究身份证管理这一具体事务性工作，说明跨部门、跨地域的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问题已经得到了高层的关注，相信今后涉及民生、社会管理、公共安全等领域的政务信息系统规划设计和应用将会更多地考虑部门间、区域间的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问题，真正实现“信息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项目规划和建设时需明确共享的信息和业务协同方式

“三证合一”是在总理的亲自过问和督办下才得以实现，这是一项显而易见需要整合的业务。各部门在日常管理中重复采集了多少信息？日常生活中使用的供电、燃气、自来水、有线电视、宽带等编码是否可以整合为统一号码？企业日常经营、公众日常生活中提交了多少材料？政务事项中有多少可以整合、精简？如果借鉴近期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梳理的作法，在政务信息系统规划时梳理出各项业务与其他部门的边界、可提供其他部门共享的信息及需从其他部门共享的信息，同时明确信息交换的标准，则会较容易实现部门间的业务协同和信息共享。

严格的绩效考核

由政府办公厅或编制管理部门、发展改革等具有宏观管理的部门负责部门间业务协同和信息共享的组织协调，对跨部门跨地域的政务信息系统建设方案进行论证和审核，协调解决项目建设和应用中的具体问题。同时建立严格的绩效考核制度，对部门间业务协同情况、信息共享的范围和质量等进行考核，从而推进部门间的业务协同和信息共享，提高政务效能和公共服务水平。

（作者单位：山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信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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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档案管理三合一制度

登记制度改革问题解答

问题1：什么是个体工商户“两证整合”登记制度？

个体工商户“两证整合”登记制度是指将个体工商户登记时依次申请，分别由工商（市场监管）部门核发营业执照、税务部门核发税务登记证，自2016年10月1日起，改为一次申请、由工商（市场监管）部门核发一个加载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以下称“统一代码”）的营业执照，申请人只需填写“一张表”，向“一个窗口”提交“一套材料”即可办理个体工商户工商及税务登记的登记制度。“两证整合”后加载统一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具有原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的功能。

问题2：“两证整合”的适用范围？

“两证整合”适用于本市登记的个体工商户，包括港澳居民、台湾居民、台湾农民设立的个体工商户。

问题3：什么是市场主体“五证合一”登记制度？

在“三证合一”“两证整合“的基础上，整合社会保险登记证和统计登记证，自2016年10月1日起，由工商（市场监管）部门核发加载统一代码的营业执照，社会保险登记证不再另行发放。

问题4：“五证合一”的适用范围？

“五证合一”适用于本市登记的各类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个体工商户、外国（地区）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等市场主体。问题5：什么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根据国务院相关文件要求，对法人和其他组织建立覆盖全面、稳定且唯一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该代码设计为18位，一个主体只能拥有一个统一代码，一个统一代码只能赋予一个主体。主体注销后，该代码将被留存，保留回溯查询功能。

问题6：“两证整合”“五证合一”改革的意义是什么？ 实现“两证整合”“五证合一”是继续深化商事制度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重要举措，对于营造有利创业创新的市场环境，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促进创业创新和经济发展，推进部门间信息共享、提升政府管理能力和服务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问题7：2016年10月1日前设立的各类市场主体如何办理“两证整合”“五证合一”？

2016年10月1日前设立的各类市场主体，可以直接向工商（市场监管）部门申请换发加载统一代码的营业执照，也可以在变更登记同时换领加载统一代码的营业执照。

问题8：已办理“三证合一”的市场主体是否还要重新办理“五证合一”？

已办理“三证合一”并领取加载统一代码的营业执照的市场主体不需重新申请办理“五证合一”。

问题9：办理“两证整合”“五证合一”是否需要缴回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社会保险登记证和统计登记证？ 个体工商户办理“两证整合”时，无需缴回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社会保险登记证和统计登记证。

其他市场主体办理“五证合一”时，需要缴回税务登记证和组织机构代码证，无需缴回社会保险登记证和统计登记证。

问题10：本次换照收费吗？

换发加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不收取任何费用。问题11：“两证整合”“五证合一”后，未换发的证照可以使用到什么时候？

暂未办理“两证整合”的个体工商户，其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证继续有效。

除个体工商户外，暂未办理“五证合一”的其他市场主体，其证照在2017年12月31日前继续有效，有关证照到期的可以向工商（市场监管）部门申请领取加载统一代码的营业执照。

问题12：换发营业执照后，注册号变成了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是否有相关证明文件？

市场主体换领加载统一代码的营业执照后，可以要求工商（市场监管）部门出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启用证明。同时，在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官网（）办理职工参保登记手续，同时补充填报相关社保信息（如单位开户银行基本账户、单位社保工作联系人等）。具体详情可登录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办理调整手续。问题20：取得加载统一代码营业执照后，市场主体注销登记后是否需前往社保经办机构办理社保注销手续？

已为职工办理参保登记的用人单位办理注销登记后，应在注销之日起30天内至参保所在地社保经办机构办理社保注销登记，逾期未办理的，社保经办机构将对社保账户作暂停处理。申请办理社保注销登记前，应当缴清应缴纳的社会保险费、滞纳金和罚款。

问题21：取得加载统一代码营业执照后，其他关于社保登记的其他事项该如何知晓？

可登录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或致电12333咨询。

问题22：实行“五证合一”后，原持有的“上海市统计登记证”该如何处理？

篇6：议行合一——政治制度

议行合一是一种国家机关工作的决定和执行高度协调一致的政权组织形式，有时也被看做一种政权组织原则。其政权组织为拥有立法权的议会在最上位，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从属于议会。由于实行的国家大多同时实行一党制，被认为较容易形成集权与专制。中国、越南、朝鲜、前苏联、前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均被普遍认为实行这种政权组织形式。在一些实行独裁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实体中，如训政时期的中华民国、苏哈托时期的印度尼西亚也实行议行合一的体制。

基本特征其基本特征是：

1.由人民直接或间接选举的代表机关统一行使国家权力；

2.国家行政机关和其他国家机关由人民代表机关产生，各自对国家权力机关负责并受其监督。

被普遍认为是与三权分立体制相对立的一种政治组织架构。

起源

一般认为，有关“议行合一”想法在近代最早是由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也叫《民约论》，Du Contrat Social）中阐述的。在此书中他提出了有关“主权在民”和立法权、行政权统一于一种主体的学说，被传统的赞成“议行合一”的学者看做是“议行合一”思想的近代渊源。后来，巴黎公社、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均被普遍认为采用了这种政权组织形式。现今，有学者对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体制归类为议行合一体制有争议。

与三权分立体制的比较

（此条目仅具有一部分地区的观点或资讯，无法完整表达普世通用，并包含广泛区域的观点。请协助补充以避免偏颇。）

相同点

议行合一体制与三权分立体制按其机构设置和职权范围分析，有其相同点： 国家管理机构分立两种政权组织形式均分设了立法机构、行政机构和司法机构。比如在实行成熟的议行合一体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人大常委会是立法机构，国务院是行政机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则同是司法机构，国家主席作为国家元首，职位本身并无实权（不过由于国家主席经常兼任中共总书记一职，故仍可能掌握实权）。在同样实行议行合一的前苏联，也分别设立了不同的立法（苏联最高苏维埃，包括联盟院和民族院）、司法（苏联最高法院、苏联最高检察院）和行政部门（苏联部长会议）。

在实行三权分立体制的国家中，一般分为总统制和议会制。实行总统制的美国，其立法机构是由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的美国国会，行政机构是美国总统，司法机构是美国最高法院。而实行议会制的日本，立法机构同样是国会（包括参众两院），行政机构是首相领导的内阁，司法机构则是由最高裁判所，天皇则作为国家的象征和国家元首，无实权，也非国家权力机构。所以，虽然世界上实行三权分立的国家（著名的如美国、法国、德国、英国和日本等）分为总统制和议会制，但权力部门的机构设置则大同小异。

国家机构分别拥有一定的独立处理权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人大常委会拥有立法权、人事任免权、对国家生活中重要问题的决定权；国务院行使行政立法权、法律提案权、行政领导权、经济管理权、外交管理权、社会管理权、军事权；最高人民法院是国家最高审判机关，行使对现行法律、法令的部分解释权和最终审判权；最高人民检察院是国家最高检察机关，拥有检察权。

而在美国，国会拥有立法权和人事批准权；代表行政机构的总统拥有行政权、立法倡议权、外交权和军事权等；最高法院享有解释权和司法审查权。

所以按现代政治学观点，三权分立和议行合一体制并非是完全矛盾的，在分权和国家机构设置方面是具有统一性的。

不同点

（此章节的中立性有争议。内容、语调可能带有明显的个人观点或地方色彩。）

法律地位有异这是议行合一和三权分立制度之间的最大区别。在前苏联，苏联最高苏维埃是苏联的最高权力机关，苏联部长会议、苏联最高法院、苏联最高检察院均从属于最高苏维埃。印度尼西亚的人民协商会议也属于这种政治架构。从权力结构看，只有一个权力中心——全国人大、最高苏维埃或者是人民协商会议，司法和行政机构是最高权利机构的派生，从属于该最高权力机关（实际上是立法机构)。因此，机构在法律上是处于不平等地位的。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由国家(中央)纵向向下延伸至省(直辖市、自治区)，市(地、州)，县(区、市)各级行政区划，横向上均按照以下机构进行设置：同级中共党委、同级人大、同级政府、同级政协，以国家(中央)一级为例，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协商会议。按照前述议行合一的分析，在以上设置中，全国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央军事委员会都从属于它，可权且作为“议行合一”制与“三权分立”制在理论上的区别例证。但如果不采取避重就轻态度，切实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实践，很容易进一步分析可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及其下设各级党委，在同级别机构设置中是作为实权机构存在，各级政府作为执行机构(即行政机关存在)，各级人大、政协为虚设机构。以省(直辖市、自治区)及中央分别为例分析：省一级国家机构设中国共产党省委员会(省委)及该中华人民共和国省人民政府，省委最高级别官员为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最高级别官员为省长。省委设常务委员会，成员为省委常委，该省省委书记、省长、省纪委书记、省政法委书记一般均为省委常委。省委书记一职通常为中共中央委员(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以中共中央级别授权保证实际权力大于省人民政府省长，在制度上确保该级党委在结构上的实权，而同级人大和政协官员均为党委和政府官员在退休前3年退出该级中共常委并调任，自上而下的保证人大和政协的权利在体制上的虚设，从而实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国家机构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通过逐层上级党委授权，并通过当级党委常委会内部权力牵制，确保掌握在中共党委手中，而国务院(各级人民政府)、各级人民法院和各级人民检察院均从属于它。

而实行三权分立的国家，其立法、司法和行政机构是平行的，互相制衡的。比如美国宪法规定，立法机构、行政机构和司法机构既平等又独立，不存在依附和从属关系，也不存在最高国家权力机构，因此，三机构无权力中心，处于相对独立又相对分散的状态。[6]总统制和议会制之间的区别则并不在于是否有最高权力机关，而是国家资源的主导权在政府还是在议会。

人民授权方式差别

议行合一体制反映的是单一授权方式。选民通过一次性投票把管理国家权力授予最高权力机关，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法机构全国人大，再由全国人大授权给司法和行政部门。地方授权方式也相同。

三权分立体制是一种复合授权体制。选民在同一或不同时期授权给不同的对象（行政部门的总统和立法部门的议员）。地方授权方式也是相同的。

权力部门间的活动方式与功能体现有异议行合一体制，由于法律地位不平等，这从根本上决定了各机构的活动方式与功能体现，比如，中国的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是受到全国人大节制的，相反，国务院、最高院、最高检是无权对全国人大进行相应的或交叉性制约的。管理权与责任主要集中于全国人大，行政机构和司法机构只有部分管理权与责任，权力不交叉，各自本身是一个权力主体，据此，可以将议行合一体制这些特征概括为单向式、集中式。

三权分立体制内行政、立法和司法机构在法律地位上是平等的、平行的，同时，行政、立法和司法机构的权力又有交叉性，因此，三个权利部门存在着双向或多向制约，并且，制约是平等的，有互补性。管理权与责任分散于三机构之中，三权分立体制特点可概括为双向（多向）式、分布式。

因此，从国家机构的效率方面而言，议行合一是比三权分立模式效率高的。不过，三权分立模式在权力制衡方面比议行合一模式更均衡。

权力部门的产生渠道不同

一般而言，议行合一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采用的是非直接民选的办法“选举”产生，而三权分立国家的议会和政府一般而言则采用选民直接选举或间接选举的方法产生。不过近年来这种区别逐渐变得相对模糊。

军事体制的差别

和实行三权分立体制的国家相比，议行合一的国家在对军队的领导却显得更多元。中国的军事力量归属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军事力量的具体行动则由中央军委下属的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总参谋部和总装备部制定。国务院国防部则是行政机关的军事工作部门，基本职能演变为：统一管理全国武装力量的建设工作，如人民武装力量的征集、编制、装备、训练、军事科研以及军人衔级、薪给等，总体而言是军事力量后勤的一部分，无权调动军队和指挥作战行动。而苏联武装力量的最高领导是苏共中央、最高苏维埃和部长会议。国防会议是平时的最高决策机构，战时是军事最高领导机关。国防部是武装力量的中央领导机关，总参谋部是主要指挥机关，总政治部是武装力量中党的领导机关。

而美国和其他实行三权分立体制国家的军事力量一般是直接由国家行政部门直接进行领导，行政部门下属的国防部制定具体的作战计划。美国的国防部下面还有参谋长联席会议对总统和国防部长的作战方案和行动计划提供咨询。

优势与弊端

篇7：“三证合一”登记制度知识点

10月1日起我国实施“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和“税务登记证”三证合一制度，即所谓的三证合一，具体就是说企业登记时依次申请，分别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工商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管理部门核发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部门核发税务登记证，改为一次申请、合并核发一个营业执照的登记制度。今天，小秘书就把“三证合一”的那些事儿全都整理在一起跟大家做个汇总存档方便以后工作中的查询使用。

1税务登记是否就取消了啊?

其实“三证合一”并非是将税务登记取消了，只是将此环节改为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一口受理，核发一个加载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营业执照，这个营业执照在税务机关完成信息补录后具备税务登记证的法律地位和作用。

2那“三证合一”之后，企业该怎么办理注销登记呢?

首先您需要先向税务主管机关申报清税，填写《清税申报表》。企业可向国税、地税任何一方税务主管机关提出清税申报，税务机关受理后将企业清税申报信息同时传递给另一方税务机关，国税、地税税务主管机关按照各自职责分别进行清税，限时办理。清税完毕后一方税务机关及时将本部门的清税结果信息反馈给受理税务机关，由受理税务机关根据国税、地税清税结果向纳税人统一出具《清税证明》，并将信息共享到交换平台。

3我们公司在“三证合一”后30日内未到税务机关报道，是不是就逾期登记了?

企业在工商登记，取得“三证合一、一照一码”证照后，即使30日内没能去税务机关报道，也不属于逾期登记啦。

4“一照一码”又是什么东西呀?

所谓“一照一码(一照一号)”，就是通过“一口受理、并联审批、信息共享、结果互认”，将由三个部门(工商、质检、税务)分别核发不同证照，改为由一个部门核发加载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

“一照一码”的适用范围与原三证的.适用范围相同，各类企业纳税人领取“一照一码”后，其在办理需要出示税务登记证等相关业务时，均可以营业执照代替。

5那企业在取得“一照一码”营业执照之后，该如何报送涉税信息呢?

其实在企业办理工商登记时已报送信息，不用再重复报送税务机关;其他必要涉税基础信息，由企业在办理有关涉税事宜时报送税务机关。实施“一照一码”后，纳税人办理纳税申报与原来并无太大差异，纳税人在办理工商登记，领取营业执照时，等同于办理了税务登记证，应在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15日内将其财务、会计制度或财务、会计处理办法报送主管税务机关备案，在开立存款账户之日起15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报告全部账号，并按规定进行申报纳税。有需要网上申报的，可以前往主管税务机关开通“网上(电子)办税服务厅”网报功能。

6如果更换“三证合一”的企业，发生生产经营地址、财务负责人、核算方式信息变更，应该向谁申请呢?

在实施“一照一码”改革后，不论是领取“一照一码”的企业还是尚未领取“一照一码”的企业，其生产经营地址、财务负责人、核算方式三项信息的变更都是要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的。

篇8：档案管理三合一制度

(一) 我国知识产权审判级别管辖的冲突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可知, 我国知识产权案件纠纷一般是由中级以上人民法院管辖, 基层人民法院如果要获得知识产权审判权, 必须要经过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准才能够获得审理一般知识产权民事纠纷案件, 一般知识产权民事纠纷主要指的是著作权纠纷以及商标权纠纷, 而不包括一般性专利案件纠纷以及一些技术性较强的专利案件纠纷, 如果是技术性较强的专利案件纠纷, 则只能由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高级人民法院和一些省会城市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而涉及知识产权刑事案件与涉及知识产权行政的案件, 一审的司法管辖权一般是由本辖区的基层人民法院管辖, 在这样的一种审判体制下, 在审理同一涉及知识产权民刑交叉案件时, 同案不同判的情况时有发生, 因为在我国, 案件的审理往往是采取“先刑后民”的原则。我国知识产权“三审合一”审判模式的改革趋势是将涉及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知识产权行政案件以及知识产权刑事案件的级别管辖权统一, 规范后的知识产权审判模式将会给法院与当事人带来效率与便利。

(二) 我国知识产权审判与行政机关确权程序相冲突

我国知识产权审判与行政机关确权程序相冲突主要原因在, 我国法院没有权利对专利以及其他的知识产权进行确权, 其有效与无效都是由行政机关作出。众所周知, 我国是实行单轨制的国家, 人民法院在审理知识产权侵权诉讼中, 如果遇到商标与专利权需要确权问题时, 一般都先中止诉讼, 先去国家知识产权局或者是国家工商总局进行行政确权解决效力问题, 再解决民事侵权问题, 这样就会造成程序繁琐, 诉讼拖延, 不利于权利人的权益保护。

(三) 我国知识产权“三审合一”改革试点工作在审判实践中尚无明确的法律

到目前为止, 我国在知识产权“三审合一”方面还没有制定一部规范的包含审理程序、证据交换、证据认定等方面的法律或者法规以及司法解释, 我国是单一制国家, 再加之我国法官队伍里大多数是没有系统的研习过知识产权法以及相关的法律, 司法实务部门与行政机关对同样的问题会有不同的理解, 这在一定程度上会损害权利人的利益, 既不利于我国企业创新, 也不利于我国大力倡导发展知识产权事业。

二、我国知识产权审判“三审合一”的意义

我国知识产权审判“三审合一”的审判模式是将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知识产权刑事案件、知识产权行政案件的级别管辖权进行统一, 有利于与同级的行政执法部门、公安、检察部门的衔接和沟通, 有利于与知识产权行政部门进行沟通, 有利于当事人进行诉讼, 也节约了司法资源, 也提高了审判效率, 更为重要的是维护了司法权威。

三、我国知识产权“三审合一”审判方式的改革趋势以及知识产权法院体系的建构

前几年法院系统掀起一股热潮, 各地都纷纷尝试在自己的辖区内试点知识产权“三审合一”审判模式, 目前还存在许多问题, 需要进一步完善。就在2008年6月, 国务院出台的《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还明确提出了“研究适当集中专利等技术性较强案件的审理管辖权问题, 探索建立知识产权上诉法院”的要求, 这为我国知识产权审判模式指明了方向, 就是不仅要建立知识产权法院, 还要建立知识产权法院系统, 知识产权初审法院、知识产权上诉法院、最高人民法院, 初审法院相当于我国法院的中级人民法院, 知识产权上诉法院相当于我国的高级法院, 这样就建立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审判体系。目前我国已经在全国建立了三家知识产权法院, 分别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广州知识产权法院, 这三家法院的建立证明我国越来越重视知识产权。笔者建议我国我国目前可以建立知识产权上诉法院, 即在北京、上海、广州分别建立一家知识产权上诉法院, 也就是作为目前已经建立的三家知识产权法院的上诉法院。把涉及知识产权刑事案件、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知识产权行政案件审判分别归于知识产法院审理, 使“三审合一”审判模式在知识产权法院得到实现, 这样就会使知识产权审判更加专业, 提高司法效率, 作出更加令人信服的判决, 维护了司法权威。有利于我国企业的科技创新, 有利于我国的经济持续快速的发展, 有利于我国参与国际竞争, 有利于提高我国国民知识产权保护意识。

参考文献

[1]沈杨.知识产权“三审合一”改革的启示[J].人民司法, 2009 (12) .

[2]阮思宇.知识产权审判的“三审合一”改革[J].特区实践与理论, 2012 (1) .

[3]张晓微.知识产权“三审合一”改革的审视与反思[J].知识产权, 2013 (6) .

篇9：国学与管理如何共谋“知行合一”

参会嘉宾

董平浙江大学哲学系主任、《传奇王阳明》一书作者

田传科中亦安图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万宁商业价值杂志社总经理

李晨晔索奥（中国）CEO

兰宝石北京大学MBA校友会常务副理事长

周洪波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辑

傅强智囊传媒总裁

主持人

冯宗智《新智囊》主编

从千年历史中走来的古老国学，如今突然又“火”了起来。“国学与管理”相结合的讨论不绝于耳，各种“总裁国学班”也顺势而生。然而，对此击节赞赏者有之，冷观质疑者亦有之。国学之于管理，究竟是附庸风雅的应景之作，还是一个无须讨论的必然之需?

在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 马克斯・韦伯曾经描述了新教精神在近代资本主义兴起中的重要作用, 而当我们审视现今中国蓬勃的“企业家国学热”时, 似乎从中也可以窥到中国商业社会长期理性发展的契机。

王阳明是明代的思想巨匠，精通儒、释、道，创立“心学”，彻底改变了明代中叶以后中国思想发展的整体格局；他也是明代一个重要的政治人物，当皇室内部出现军事叛乱之时，他力挽狂澜，拯救了明王朝的历史命运。他以一介文人，而能建立赫赫事功，受到后世读书人的崇拜，其思想影响了张居正、曾国藩、章太炎、孙中山等众多后世名人。其学说也成为日本明治维新的思想先导，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领袖西乡隆盛，当代一手创办两家世界五百强企业的稻盛和夫，都将王阳明视为精神偶像。

王阳明最大的贡献之一就是解决了知行合一的世界难题，他的办法很简单，就是错误的意念一发动，就要放到“良知”的心里衡量。心正，意念自然就正，而意正，行动就自然符合“天地良心”，于是知行便合一了。

那么，我们从王阳明身上，可以追问：国学与管理的关系到底是什么？管理上的“知行”真的可以合一吗？

本期的智囊悦读沙龙，由智囊传媒和商务印书馆共同主办，特邀《百家讲坛》主讲人、《传奇王阳明》一书作者、浙江大学哲学系主任董平教授与众多嘉宾一起，深入国学与企业的关系以及中国企业走向未来的使命与责任。

如何看待商界的“国学热”？

主持人：非常感谢大家来参加这次沙龙，我们讨论的问题是国学与管理的关系，其中有一个非常关键和重要的问题——从王阳明先生的知行合一，看如何破解管理上的知行差距。那么，国学也好、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也好，跟我们这个民族有什么关系？在国学热的这一背景下，应该如何更好地看待企业的发展？

董平：社会发展到今天，我们为什么又会形成一次对中国文化本原的反溯呢？它只表明一点，一个民族的发展，不管局势如何变动，中国的企业是不可以脱离它自己的文化本原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不论是儒家、道家还是佛教的，只要当它作为一种文化积淀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之中，作为一种文化因子积淀在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之中，它就仍然会在我们的现实当中发挥它自己的作用。

傅强：在中国管理界兴起的国学热，以前更多说是从一种智慧的角度来理解，其实今天，我觉得是董老师把这个“根”给找到了。因为，中国原来的管理智慧在国学里面其实就有强大的实用性和土壤。而这个管理学其实是讲究效益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在讲效率与效益的控制或者是一种延伸。这也就是为什么国学热比管理学尤其在中国的企业土壤中有蔓延之势。我想，这可能是基因里边的东西。

万宁：我发现，现在很多知名的企业家都在用一种非常简单的或者非常机械化的方式去进行所谓对自己管理的理论溯源的过程其实是失败的，这里面我有很大的体会。所以我现在回应傅总的话，其实从国学热到今天，我们并没有真正出现董老师所说的：大家有意识地从二千年文化管理的知识宝库里面寻求有用的东西，而是在套用。

周洪波：商务印书馆一直以“昌明教育、开启民智”为己任，我们在整个工具书和汉译名著这一块做了一些努力，被社会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被誉为“工具书的王国”和学术出版的重阵。这几年，我们也一直在进军新的领域。去年，我们在国学的普及这一块也做了尝试，比如《传奇王阳明》就是我们做了尝试的一个成果。这也是当前国学热的背景下，商务印书馆开拓的一个全新产品。

国学与管理有什么相干？

主持人：我们没见过哪个西方人试图从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寻找现代企业管理哲学。一个企业家是否有“仁、智、礼、义、信”，与读过没读过《论语》没什么相干，如果精研《易经》可以做好企业，又何必学习德鲁克？从这个角度来说，西方人和中国人其实是站在了管理学的同一起跑线上。对此，我们应该聚焦一下到底什么是国学，什么是管理？国学跟企业有什么关系，跟我们的管理又有什么关系？

董平：说到国学和管理的关系，我想说，它们两者之间一定有关系，这是毫无疑问的。如果把德鲁克看成是管理学的创始人，那管理学到现在大概也就六十来年的历史，但是要知道，当人类进入到一个公共体的社会生活状态的时候，管理就已经存在了。在这个意思上讲，中国数千年的文明为我们留下了相当丰富的关于管理的论述和思想，中国的企业家们可以从国学当中获得足够多的启迪。但不懂得或者不想去了解国学的企业家，那就叫集体无意识。但是话说回来，如果有那么一些企业家，他们能够主动地、自学地研究、了解《周易》、了解孔子、了解老子，就可以转换这种无意识而成为一种自觉，境界是不一样的。

傅强：我理解的国学的范畴，不仅仅是儒家的，可能是“儒”、“释”、“道”，甚至还有更大的范畴。说管理这部分，我觉得定义非常多。刚才跟董老师讲，“智囊”包括我本身在“知行”这方面体悟得也比较深：管理是认知，是对知的解读；管理是实践，是对行的解读；后来我们在后面加上“管理是沟通”，是对言的解读。

李晨晔：关于国学与管理的关系，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管理和国学似乎靠得非常近。这两个，不大像大家感觉的那样：管理是西方的概念，国学是中国的特色。在我们研究和实践的过程中，它的特点就在于，不在我们研究以外，而恰恰是我们研究当中吸收了大量的思想。它们更像是一种互相印证，互相影响的关系。

田传科：对于管理，我认为，首先说理，其实它是理出一种秩序；理出一种人心；有一句话说得好：“理不出一种人心队伍不好带。”在理出一种秩序、理出一种人心的前提下，用人性的方式实现一种目标，这就是我认为的管理。那么国学这一块，我是非常认同国学与管理是有关联的，而且和管理之间，也希望是有契合点的。

万宁：我认为国学是一个更大的外延，而管理只是它的一个小小分支。所以，我认为不要把它们两个并列在一起，有些人非常强硬地把它们划成一个等号，说国学的某些东西就可以用之于管理，我觉得这是现在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你让他真的去管好，其实也是很难的。所以我认为管理只是国学中很小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