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父亲谢逸智

回忆父亲谢逸智（共5篇）

篇1：回忆父亲谢逸智

回忆父亲谢逸智

父亲在人生路上那样顽强的拼搏，那份浓浓的乡情，为人处事那种真诚，逆境中的自信、乐观永远留在我们心里。 父亲谢逸智离开我们已经27年了，他的音容笑貌仍历历在目。父亲坎坷的一生留给我们不尽的思念和启迪。多年来作为子女的我们一直想写一些回忆父亲的文字，苦干才疏学浅，难以成就。今年是父亲逝世27周年，我们才鼓起勇气写下这篇短文，以纪念先父，了却心愿，激励后人。 父亲出生在台湾彰化劳苑乡路上村，祖辈务农，兄妹6个。祖父虽没文化，但是重视教育。祖父看中父亲的聪慧，不惜一切卖掉赖以生存的田地供父亲读书。父亲顺利地读完沙山公学、北斗公学、台中一中，又不负重望考取了上海东南医学院。毕业后为学有所长留学日本，赴东京帝国大学医疗专业专攻眼科。学成后，经朋友的`推荐前往同仁医院当医生，从此走上了悬壶济世的行医之路。 同仁医院指派父亲到江苏镇江同仁医院。一年后，父亲就离开医院自开诊所。独当一面，不仅多了临床实践的机会，也有了展示自己才能的广阔舞台。父亲忘我地虔诚地为病患者服务，用先进的医术带给眼疾患者光明。纯朴善良的镇江人向这个没有任何背景的外乡人伸出友爱之手。人们渐渐地接受他、信任他、爱戴他，他成了镇江有名气的眼科医生。以至父亲去世七八年后，居然还有不知情的人登门求医。行医做到这个份上，一生付出也值得了。 父亲去世时已近80岁，也算是高龄了。虽然一生坎坷，但他仍具有乐观的个性。一直到病倒前，他走起路来总是步伐快捷而有力，身板子笔直，一丝不弯。这走路的姿态如他做人的准则――刚正不阿。 记得父亲临终前几天，一个妇女带着小孩走进了病房，对父亲说：“我们从苏北农村来的，孩子的眼睛红肿得厉害，看了不少地方，没有什么效果，想请谢老……”父亲挣扎坐起询问病史，仔细查看病历，对孩子的母亲说，各地的诊断结论是一致的，要配合治疗……父亲声音很微弱却字句清晰。父亲用毕生的精力追求眼科医学的精髓，每天看两个小时的专业文献资料从不间断。70多岁还写信给日本的朋友打听他的老师和同学的下落，准备自费去日本与同行探讨眼科医学的问题，可惜最终因种种原因未能成行。 上世纪80年代初，父亲收到一封由卫生部门转来的台湾来信，捧着这封信像是捧了烫手的山芋。没有太多的思索，他把信原封不动地交到医院政工科。毕竟到了改革开放的日子，时代向前进了一大步。医院明确表示这是私人信件无需上交。一块大石头落地了。原来是父亲的表弟来信，他说不久将到镇江来。不久后父亲接到通知，台湾的表弟要和父亲通电话。那天当电话接通的瞬间，父亲已无法控制夺眶而出的泪水，用家乡话互叙了半个小时，这是等了30多年的乡音。 迟到的春风轻轻地吹来，心中的坚冰开始融化。因在眼科医术精湛，父亲被选为镇江市人大代表，并被推荐为政协委员。他以满腔热情地参政议政，会前充分的调研，认真负责地写提案。他把这当做责任和荣誉，何等的尽力，何等的珍惜。 舒心的日子那么短暂、那么匆忙。父亲病倒了，病魔无情地吞噬他的肌体，3个月后溘然辞世。父亲在人生路上那样顽强的拼搏，那份浓浓的乡情，为人处事那种真诚，逆境中的自信、乐观永远留在我们心里。

篇2：回忆父亲谢逸智

[教学片段]

师:课文中哪个词描写了“父亲”留给亲人的最后一个动作?想一想父亲是在什么情况下做这个动作的?

生1:“望了望”这个词描写了“父亲”留给亲人的最后一个动作。

生2:“父亲”在说完“是的, 她是我最大的孩子。我的妻子是个乡下人。我的孩子年纪都还小, 她们什么也不懂。一切都跟她们没有关系”这番话的时候, 做了“望了望”这个动作。

(师生共同朗读“父亲”的这番话。)

生3:是在“我”机智勇敢地抢在父亲前头说出我是父亲最大的孩子的情况下, 父亲“望了望”我们。

生4:父亲是在“我”的“多嘴”激怒了法官, 法官怒气冲冲, 拿起他面前那块木板狠狠地拍了几下的情况下, “望了望”我们的。

(朗读相关语句, 读出法官的“怒”与“狠”。)

生5:父亲是在我们即将被押下法庭的时候“望了望”我们的。

生6:父亲是在与亲人见最后一面的最后时刻“望了望”我们的。

师:同学们会联系上下文读书, 真不错!让我们放眼整篇课文, 进一步透过“望了望”这个动作, 去仔细体会藏在父亲内心深处的那份深厚的情感。

师:“望了望”这一动作背后, 是一位深沉的父亲和丈夫。我们来讨论交流:透过这“望了望”, 你看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父亲?

生:我看到了一个慈爱的父亲, 他不忍心丢下年幼的孩子。所以, 忍不住“又望了望我们”。

师:多么独具慧眼的见解啊!从这一点看, 他还是一位什么样的父亲?

生:他还是一位有责任心的父亲。他更不忍心把抚养三个孩子的重担压在妻子一个人的身上。

师:你真是学习中的有心人, 连李大钊有几个孩子都被你读出来了。不过根据表达的需要, 作者李星华没有把她的家庭成员一一写出来, 确切地说, 李大钊有五个孩子, 他被捕时其他三个孩子因不在场而幸免牢狱之灾, 李大钊被害时大儿子葆华18岁, 大女儿星华16岁。

师:是啊, 往后抚养三个幼子的重担就全落在妻子那单薄的肩头上了, 这个比李大钊大5岁多的乡下女人质朴厚道, 深明大义, 长年默默地为他分担了不少苦累忧愁, 献出了最深沉、最伟大的爱。眼下她将面临的艰辛就可想而知了……作为丈夫的李大钊怎么忍心把一切都丢给她一人扛呢?此时此刻, 李大钊要传递的是———

生:自责、愧疚、感激、深爱、牵挂、眷恋……

师:让我们以朗读的方式, 来为李大钊传递深藏在他内心的复杂感情。

(学生训练有感情地朗读。)

师:作为父亲与丈夫, 李大钊是有责任感的, 是深爱着他的家人的, 他理当为自己的家庭挑起那份责任。可是, 李大钊仅仅是一位父亲, 一位丈夫吗?

生:不是。

师:他还是———

生1:一名共产党员。

生2:一名党的地下工作者。

生3:一名领导北京地下党工作的革命者。

师:说得不错!李大钊还是党的领导人。你是怎么知道的?

生:我是从父亲对母亲说的话里读出来的。

师:你很善于揣摩人物的语言。生:我知道。我是查阅资料知道的。师:勤查资料是学习语文的一种好方法。

师:作为一位革命者, 作为党的领导人, 李大钊最后这一望又望出了什么呢? (要求学生先把自己的理解写下来, 然后在小组内交流。)

师:现在请各小组推举的代表在班上发言。

生:李大钊这最后一望, 望出了一个革命者对亲人的嘱托。

师:他想嘱托些什么呢?

生:他想嘱托妻子教育好孩子, 让他们长大后像他们的父亲一样为革命工作。

师:他希望革命后继有人。

生:这一望, 还望出了一个革命前辈看到革命后继有人的那份自豪。

师:说话是要讲依据的。能说说你的依据吗?

生:在父亲的影响下, “我”变得勇敢机智, 在凶神恶煞的法官面前, 我敢于站出来掩护哥哥, 抢着说自己是父亲最大的孩子。这说明“我”变得坚强起来了, 革命后继有人了。

师:革命的后代成长起来了。铁铮铮的事实, 确实令人信服!其他同学还有要说的吗?

生1:这一望, 还望出了一个革命前辈看到革命后继有人的那份欣慰。

生2:望出了一个革命前辈对革命后代所寄予的厚望。

师:革命前辈对革命后代所寄予的厚望是什么呢?

生1:是勇敢、是坚强。

生2:是在敌人面前的沉着冷静, 不慌不忙。

生3:是沿着革命的道路走向胜利, 去享受革命成功的快乐和幸福。

师:本文作者李星华已经去世, 如果李大钊和李星华在地下有知, 他们一定会为遇到你们这样的知音而获得安慰。我要替他们谢谢你们!迎接红旗招展的崭新时代是李大钊梦寐以求的渴望, 虽然他没能看到这一天, 但是他坚信这一天必然到来。他相信他的后代们会迎来这一天, 珍惜这一天。他这一望还有别的意思吗?

生:他这一望, 还望出了一个革命前辈对亲人的安慰和鼓励。

师:很有见解, 能说得更明白些吗?

生:父亲的心被一种伟大的力量占据着, 他觉得自己参加革命是正确的, 哪怕为革命献身也是光荣的。他要安慰家人别为他难过, 也要鼓励家人坚强地面对一切。

师:多么深刻的理解, 多么了不起的李大钊。他对自己选择革命的道路无怨无悔, 他坚信革命一定会取得胜利, 为了革命, 哪怕献出宝贵的生命, 也在所不惜。在绞刑架下, 他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 (师生齐声慷慨激昂地读) :“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 必将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师:这深情的一望, 还望出了什么?

生1:这深情的一望, 还望出了一个革命者坚定的革命信念。

生2:这一望, 还望出了一个革命者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

生:望出了一个革命者忠于革命、舍家为国的———

师:谁来帮帮他? (学生纷纷补充:气概、品质、情怀、高风亮节……)

师:同学们的理解越来越有深度了。此时此刻, 李大钊百感交集, 将千言万语融入最后这“望了望”里面。他的女儿李星华用如此朴实自然的语言抒写了内心深处的那份最真挚的情感———对生身慈父、对一位德高望重的革命先驱者的深切怀念。好一个“望了望”, 它因承载了一位父亲的深情和一位革命先驱者的高尚而显得深沉, 甚至神秘, 读来意味深长……

[教学反思]

本教学片段的成功之处可归结为以下三点: (1) 深入研读教材, 准确把握教学重点。《十六年前的回忆》以父亲和革命者一明一暗两条线索来写李大钊, 体现他是慈祥的父亲, 也是杰出的革命者。作为领袖人物他生命价值的体现应侧重于一个革命者的层面。因此, 我把教学的重点指向引导学生体会一个革命者的高贵品质。 (2) 体现“双主”地位。就体现教师教的主导地位而言, 我抓住聚焦李大钊情感的动作“望了望”这个点, 从父亲与革命者两个层面设计了两个有层次的话题, 由浅入深, 引领学生积极参与对话和探究, 把学习的关注点辐射到整篇文章, 甚至延伸到课外, 收到牵一词而动全篇的效果。教学中, 我密切关注学情, 不失时机地点拨、引导、评价、小结, 甚至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 适时调整自己的教学安排。就体现学生学的主体地位而言, 我尊重学生的个性, 倾听他们的见解, 欣赏他们在学习中表现出来的灵性, 用包含赞美之意的语言激励他们。当学生在学习中遇到困难时, 我鼓励学生互相帮助, 营造集思广益的学习氛围, 让他们你一言我一语, 把问题探究得更加深入。 (3) 读、悟、写、说、诵结合。在学生熟读课文的基础上, 我引导学生写一写李大钊作为一个革命者, 他最后的“望了望”有什么深刻含义。接着, 让学生充分地说, 深入了解李大钊, 在学生入情入境, 沉浸在对李大钊的敬仰与怀念中的时候, 我让学生动情地诵读。整个课堂张合自如, 进展有序。

篇3：回忆父亲张治中

父亲从1924年开始追随蒋介石，在长达25年的时间里，他除了在经济、军事等方面多次提出意见，更是为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对苏联的问题与蒋介石有过争论。

他曾经说过，在蒋介石面前肯说话和敢说话的人很少，而在军人当中，他算是最肯也是最敢说话的一个了。

蒋介石喜欢兼职。抗战中期，一度兼任了行政院长，后来四川地方派系闹纠纷，出了问题，蒋介石又要兼任四川省主席。

父亲力言不可，说：“第一，做得好，是应该的，做得不好，有损威信；第二，你是行政院长，又是省主席，主席决定的事要不要行政院长同意?自己指挥自己，不成体制；第三，中央人才多，物色一两个省主席，应不成问题。”

蒋介石说：“因为没有人。”

父亲与陈布雷都认为不可，向其条陈利弊无效，蒋还是自兼四川省主席。蒋介石每次去成都，他和陈布雷都要随同，实在名不正，理不顺，以至闹到他和陈布雷要“同盟罢工”的地步。去了成都两次之后，蒋介石也意识到大家对他主川的态度了，就辞掉了。

抗战时大后方交通业务庞杂重要，尤其是滇缅路通车后，缺少一个统一的领导机构，大家建议在军委会下设置一个交通运输统制局。主管人事部门请示局长人选时，蒋介石在签呈上写下“自兼”。

父亲见了不客气地签上一条： “这个运输统制局，以最高统帅兼任，实在不成体制，可由何总长兼之。”蒋无言以驳，批了一个大大的“可”字。

蒋介石性格急躁。一次外出，蒋介石见4个人坐一辆军用三轮车，其中一个是穿便服的。蒋介石命令“把那个人抓来！”侍从副官奉命办了。蒋介石批示：“将那个搭三轮车的人枪毙!”副官请示父亲怎么办。父亲说：“我负责任，把那张批示交给我吧。”

父亲在蒋介石的批示后加上一批“此人有无死罪，应交军法执行总监部依法审讯”。父亲同时电告军法执行总监说：这不过是委员长一时动了气，非了得的事，“关几天就够了。有什么事我负责任”。

过了两天，蒋伯母请父亲去，问他：“文白兄，听说委员长要枪毙一个人，这个人是遗族学校的学生，并没有犯罪呀！你想想办法，好吗？”

这些事情都是父亲担任侍从室第一处主任期间办的。侍从室有三个处，第一处主管军事机要，第二处主管党政，第三处主管人事，不少人说第一处的工作为重中之重。

我和张自忠将军的女儿张廉云很熟悉，我们父亲的名字很接近，经常被人弄错了。张自忠将军殉国后，抚恤的唁电就是父亲拟写的。前方电话打到侍从室，说：张自忠阵亡！父亲为了争取时间，稳定军心，替蒋介石拟了电稿，蒋介石只改了一两个字就签发出去了。

四次给蒋介石写万言书

父亲“既不愿站在国民党立场来反共，也不愿站在共产党立场来反蒋”。他至少四次上书蒋介石，为国共合作问题不惜大胆在蒋介石面前直言利弊。

第一次上万言书是“皖南事变”爆发后的1941年3月2日。

父亲向蒋介石上万言书，痛陈对中国共产党问题处理的失策，父亲认为是招致两党破裂的开始，关系甚大。他在万言书中建议：“为保持抗战之有利形势，应派定人员与共党会谈，以让步求得解决”，“若犹是听其拖延，其结果将对我无利而有害”。

可惜，蒋介石并没有接受父亲的建议。

他“二到延安”之后的1945年11月，重庆正在准备展开军事会议，为发动内战做准备。父亲在新疆再写万言书，通过郭寄峤带给蒋介石。父亲在信中力言对中国共产党问题采取政治方式解决是独一无二的途径，反对重起内战。

他在万言书中说：“我国经八年之长期抗战……民穷财尽，无日不在水深火热之中。……倘战争再度爆发，必益增人民之痛苦，违反人民之愿望。”

此后两党关系日益恶化，国民党军队对中国共产党部队发动了全面进攻。1947年2月，父亲给蒋介石写了一封长信，详细分析政府威信之低落，其错误的根源是国民党不革命，不实行三民主义。请蒋介石务必改弦更张。

但父亲那时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张群当上了行政院长，竟无视父亲对他“力谋恢复和平”的劝告，下了“戡乱”的命令。最严重的是南京政府勒令中国共产党驻京办事处撤回延安。同年3月7日，董必武先生率办事处人员飞离南京，父亲和邵力子先生到机场送别，心情非常沉重。

第三次是在1948年5月5日，此前的5月1日蒋介石和李宗仁分别当选为总统、副总统。父亲在西安给蒋介石写了一份长信，在信中父亲认为当前大局已经到了最严重的阶段，提出补正之道是：执行亲苏政策、和共政策、农民政策、改革土地制度。

蒋介石对这封信很重视。5月 12日，父亲就收到了蒋介石的回电。蒋在电文中说：“来函与意见书今始详阅，应再加研究后另行电告。”但是，此后蒋介石对此并无下文。

1949年参与北平和平谈判时，父亲还给蒋介石写过长篇改革建议，这封信由屈武带回南京托吴忠信转交。此前，父亲在溪口劝蒋出国未成，在北平更是感到蒋介石留在国内是对和平的最大障碍，所以在万言书里痛陈利害。

父亲后来回忆起自己最后一封万言书时说：“不知蒋介石看后反应如何，事实已经说明他是不会接受的。”

与郭沫若的疏远

1940年9月，父亲奉调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兼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事会书记长。政治部是在南京政府撤退到武汉时恢复设置的。当时还具有两党合作的一些形式和作用：部长是陈诚，副部长之一是周恩来。在这期间，父亲与政治部主管宣传的第三厅厅长郭沫若有过小过节。

其实，在重庆期间，父亲一直袒护郭沫若等人。有人要把郭沫若一派文人排挤出去，父亲非但没有这样做，还在政治部设置一个文化工作委员会，请郭沫若主持，以安置这些左派文人。这个委员会内包括沈雁冰、阳翰笙、冯乃超、舒舍予、沈志远、田汉、洪深、胡风、杜国庠、吕霞光、姚蓬子、郑伯奇、张志让、孙伏园、熊佛西、王昆仑、吕振羽等委员。

父亲的用意很明确：“我特意为我们左派文化人建立了一个租界！”父亲曾当面和郭沫若说过这句话。他还经常与郭沫若谈话，帮助郭沫若解决实际问题。

但是，郭沫若做的一件事情让父亲非常不满意，没有理解父亲的良苦用心。父亲说，到抗日战争中期，在重庆的左倾文化人都有对特务的恐惧，昨天说某人失踪，今天又说某人被捕，他们时刻提防会被逮捕，纷纷向香港、南洋转移。

为此，父亲曾召集文化界人士，发表谈话，表示态度，保证他们在重庆不会有危险；同时指出香港、南洋也不是个安全地带，希望大家勿为谣言所动摇。

父亲说这话是从爱护文化人的角度出发，但是郭沫若对父亲的讲话大加嘲讽。

从香港寄来一份剪报上有郭沫若写的一篇通讯，上面写道：“最好每人送飞机票一张，庶使近者悦而远者来”等讽刺话语。

父亲忍不住，当即写信质问郭沫若：“为什么把我的好意当成坏意？你有意见为什么不和我面谈，反而在香港报纸公开讽刺我？我觉得似乎不是友谊的行为！”

后来，郭沫若客气地回复了父亲一封信解释了一下，父亲也就不再和他争辩什么了。

但是，郭沫若此举已经深深影响到了父亲对他的观感，从此以后，他们的关系渐渐疏远了。

关于“长沙大火”

1938年10月25日，武汉三镇陷落，长沙暴露在敌人面前，形势十分危急。武汉陷落前，蒋介石曾命令陈诚焚城，实行焦土抗战，而陈诚执行不力，蒋介石很生气，随即由南岳飞到长沙，召集高级军事会议。出席者除父亲外，还有何应钦、陈诚、白崇禧、冯玉祥、张群、唐生智、熊斌、何成浚、杨森、关麟徵等。蒋介石在会上滔滔不绝地大谈焦土抗战的重要性。

父亲还记得蒋介石对他的发问：“敌人来了，你们长沙怎么办？”

按照蒋介石的意思：“不论粮食器材，凡不能带走的东西都用火烧掉，这是大家不可忘记的！”

蒋介石把焚城责任交给父亲后，随即飞回南岳。到11月12日上午，父亲接到侍从室副主任林蔚打来的长途电话：“奉委座谕，我们对长沙要用焦土政策！”父亲说他这时候正在军管区兵役干部训练班集合学员点名后训话。

随即又接到蒋介石来电：

“限一小时到，长沙张主席。密。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中正文侍参。”

父亲随即召集长沙警备司令酆悌、省保安处长徐权，要求他们立即拟出焚城计划。下午四点左右，酆悌、徐权送来了焚城计划，父亲在核定计划时还一再叮嘱：“第一，必须在我军由汨罗江撤退后，等待命令开始实施；第二，举火前必须放空袭警报、紧急警報，待群众离家后方可执行。”

这一天，父亲活动极多，到深夜即13日凌晨二时才入睡。他还没怎么睡着，就听见副官王建成来报告说：“城内很多响声，已经起火。”

父亲起床后发现三四处都已经起火了。父亲开始电话还打得通，后来就打不通了。

火势越烧越旺。

原来是警备司令部、警察局和警备二团误传日军已至，仓促放火。这时候，日军离长沙还有200多里。

况且，长沙周围驻扎着10多万国民党正规部队严防死守，要想突破防线并非易事。所以最高军事当局虽然在白天下达了准备毁城的文书，但并没有正式下达毁城的命令。然而谣言却在长沙城中迅速传播，说日军今夜即将入城。

全城人心惶惶。

大火首先从省政府和警察局等重点部门点起，然后点燃学校、医院等单位，最后挨家挨户放火，许多人还在梦中已葬身火海。一把大火把绵延几公里的长沙古城烧为灰烬。据政治部调查：2000多人在火灾中死亡，烧伤者不计其数。省政府、省市党部、高等法院等机关，湖南大学、南华女中、省立长沙高中等学校，湖南省银行、交通银行等银行以及工厂、医院、民房等建筑物几乎全部被毁，建筑物完好保存的所剩不多。无论是公有财物还是市民的私有财产，带出火海的寥寥无几，损失极其惨重，无法估计。

虽然大量证据证明纵火是下面军警不遵守规定私自所为，同最高军事当局和父亲等人无关，但父亲作为湖南省主席，也负有疏忽的责任。

当时也有人说，这与蒋介石的限一小时到的焚城电文有关。如果没有电文，父亲他们就不会做匆忙的准备。也有人说，如果不焚城的话，日本军随时会进攻长沙的，烧了长沙城是保全长沙城。

但是，毕竟，长沙这座名城一夜之间成为瓦砾场，父亲内疚心痛不已。父亲知道自己应该负责任。内心一直有着沉重的负担。母亲说，父亲一直是个做事情提得起放得下的人，但是大火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变得提不起放不下了。

蒋介石随即飞来长沙，把警备司令酆悌、警察局长文重孚、警备二团团长徐琨交付军法审判，随即枪决，父亲则革职留任，办理善后事宜。

1958年12月号的《人民文学》发表郭沫若的《洪波曲——抗日战争回忆录》，其中第15章关于长沙大火有这样的描述：

“放火烧长沙，是张治中、潘公展（时任省政府秘书长）这一竿子人的大功德。他们是想建立一次奇勋，摹仿库图索夫的火烧莫斯科，来它一个火烧长沙市。”

“他（张治中）完全是贪图功名，按照预定计划行事。他把陈诚（时任战区司令长官）蒙着了。十二日的当晚甚至扣了陈诚的交通车。他把周公（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蒙着了，竟几乎使周公葬身火窟。他满以为敌人在进军，这样他便可以一人居功而名标青史，结果是一将功未成而万骨枯！”

父亲看了这些带有个人攻击的描述，十分气愤，一些冤枉话说得太过分、太厉害了。

当初，父亲想把问题报告周（恩来）伯伯，但担心会使郭沫若认为这是在告他的“御状”。所以，他就直接写信给郭沫若了。

后来，周伯伯还是知道了这件事。中央统战部负责人告诉父亲，郭沫若这样写不合适，我们要郭改正。

在父亲给郭沫若的信中，对郭沫若所写的许多不实之处一一驳斥：

父亲说，11月12日他和陈诚住在一处，焦土的事彼此作过商量，火起时大家都在睡梦中。“把周公蒙着了，竟几乎使周公葬身火窟”更是无稽之谈。12日晚上他还和周伯伯通过电话，请他13日中午吃饭谈话。至于潘公展，更是冤枉也，潘公展任秘书长只一个月，大火前几天就去了沅陵。

父亲给郭沫若的信，是1959年1月7日发出的。1月10日，郭沫若给父亲回信：“请您注意那里面的一句话：‘他们的计划是得到了那位当局的批准的’。那就是说，主要该由蒋介石负责，而你们是执行命令罢了。谢谢您把当时蒋的指令告诉了我，证明我的猜测没有错。您不幸是在蒋下边和潘公展共事，我说：‘放火烧长沙是张治中、潘公展这一竿子人的大功德，他们想建立一次奇勋……’并不是专指你一个人。”

“《洪波曲》准备出单行本，也将收入《沫若文集》，我想把您的长信作为附录，想来可以得到您的同意。请赐复。”

父亲在收信后的第三天给郭沫若又写了一封信，父亲告诉他：“你的猜测还是错了。为什么？因为如果是我拟的计划而蒋加以批准，这就变成我主动而蒋被动了。事实上是蒋主动而我被动的，这显然有实质上的差别……你那样解释，逻辑上似乎是说不过去的。”

在家里，父亲还说《洪波曲》里有许多描述错误的地方。

郭沫若于1959年1月18日给父亲第二次复信，信中说：“承您同意把您的长信作为附录，并蒙您进一步指出我的一些错误，谨向您表示感谢。您的信实在是宝贵的史料。”

据出版《洪波曲》单行本的百花文艺出版社同志回忆，父亲的长信确实准备作为附录发表，并已转到了出版社。但后来因为郭沫若直接在文中做了修订，这信就搁在了原百花文艺出版社社长林呐收存的一部《洪波曲》里。“文革”中，这部存有信的书被造反派抄去，后来书被退回时，信已经不见了。

有一次，郭沫若看到父亲，握着他的手说：“真对不起，请恕罪！”算是道歉了。

摘自《回忆父亲张治中》张素我 周海滨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篇4：回忆父亲谢逸智

实际上, 当我们读到“十六年前的回忆”这一标题时, 就会在心里产生一种疑问:

首先, 为什么要特别点明“十六年前”, 而不是像一般的回忆录, 选择以“我的父亲李大钊”或者“回忆我的父亲”为题?作为一位与父亲有深厚感情的女儿, 在回忆自己父亲的文章题目中没有出现“父亲”二字, 好像在情理上说不过去;或许我们可以说, 文章写的是1927年的事, 即便如此, 文章的标题也可以是“父亲最后的日子”抑或是“李大钊的1927”。

其次, 从时间上看, 李大钊的出生日期为1889年10月, 李星华写作本文为1943年, 距离李大钊遇难为十六年。按国人的惯例, 1943年既不是李大钊诞辰几十周年的纪念, 又不是他逝世几十周年的纪念, 却是十六年, 有些不合常理。

第三, 文章中也没有指明为什么选择在“十六年”这个时间里回忆自己的父亲, 只是在开头有一句:“离现在已经十六年了。”

所以, 这个十六年前有没有特别的含义、特别的所指呢?

我又查证了李星华的出生年月, 根据乐亭县文史资料第八集《回忆父亲李大钊》记载, 李星华出生于1911年11月, 李大钊同志遇难那一年 (1927年) , 她正好十六岁!

只有这样一个理由可以解释:

三十二岁的李星华, 想起了十六年前, 生她育她十六年的父亲遇难的那一段日子, 不胜感慨:十六年前, 自己还是个懵懂的女孩, 父亲却以这样的一种方式离开了自己, 当年自己对于父亲并没有太多的了解, 当自己对于父亲有所理解的时候, 光阴却在悄然间又走过了十六个年头!两个十六年, 让她感慨不已。于是, 她就把自己这份回忆录的标题定为《十六年前的回忆》。

所以, 从写作动机来看, 李星华就没有刻意地把李大钊神化, 也没有使用什么宏大的话语, 而是始终从“一个十六岁的女孩看父亲”的角度来描写李大钊最后的日子。因此, “作为父亲的李大钊”是我们解读本文比较合理的切入点。

不过, 话又说回来, 尽管李星华是从这样的角度来写父亲的, 但是她也没有把这篇文章处理成一个纯私人的、纯粹父女情感表达的文本, 在表达父女情深的同时, 她也有意识地注重叙事符合客观实际, 因此全文的笔调看起来是很冷静的。

这我们仍旧可以从时间来看。

第一个确切的时间是“4月6日”, 这是李大钊被捕的日子。

第二个确切的时间是“4月28日”, 这是李大钊被害的日子。

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 庭审的日子并不确切, 文章里只说是“十几天过去了”。问题就在这里, 这个日子是父女最后一次见面的日子, 与前两个日子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 为什么文章中没有写出来呢?还是李星华确实记不起具体的日期来?

我们可以注意到两个细节:“4月6日”这个日期, 文章中写道:“父亲在里间屋里写字, 我坐在外间的长木椅上看报。”“4月28日”这个日期, 文章又写道:“我又哭了, 从地上捡起那张报纸, 咬紧牙, 又勉强看了一遍。”

两个确切的时间, 均写到了报纸, 显示作者对文章中具体时间的写作态度是相当审慎的。而庭审的日期, 她正在狱中, 无从计查时间, 所以也不在文章里贸然下笔。

这又反映出作者的另外一个写作基调:她对于父亲的回忆, 态度是相当严谨的, 有一种史传写作的味道。

所以, 从作者对于时间的处理上, 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写作本文时情感的复杂性:一方面, 作为女儿, 她要尽力在文章里表现作为父亲的李大钊;另外, 由于李大钊作为革命的先驱者, 是一位公众人物, 于是她下笔又很慎重, 要尽力表现作为革命者、作为历史人物的李大钊。

二、作为革命者的李大钊

或许作为革命者的李大钊, 李星华并没有多少鲜活的事实可以表现, 因为她当时只有十六岁, 对于革命, 并无多少了解。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文章里读到一些:

“那年春天, 父亲每天夜里回来得很晚。每天早晨, 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又出去了。有时候他留在家里, 埋头整理书籍和文件。”

“后来听母亲说, 军阀张作霖要派人来检查。”

“不是常对你说吗?我是不能轻易离开北京的。你要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 这里的工作多么重要。我哪能离开呢?”

这些信息, 对于我们认识作为革命者的李大钊, 具有很重要的意义。说明当时李大钊对于自己处境的危险是很明白的, 对于即将来临的流血是有充分心理准备的。

这里有这样几个细节值得注意:

1.“听母亲说”。

这说明父亲的革命工作母亲是有所了解的。至少涉及家庭安全方面的信息, 父亲及时地告知了母亲, 而“我”是“后来”才知道的, 推测一下, 也很可能李大钊关照自己妻子这个情况不能告诉孩子, 以免孩子受到惊吓。可见, 李大钊的家庭责任感是相当强的。

2.“常对你说”。

这说明为了做好革命工作, 李大钊经常做妻子的思想工作。这种思想工作, 不外乎是他作为一位革命者所肩负的使命让他不能轻易离开北京。革命者的身份与父亲身份相比, 孰轻孰重, 一目了然。

而一个小孩子是不可能真正理解革命的, 也是不可能从一个革命者的角度来看待父亲的, 她只会从女儿的角度来看父亲。

三、作为父亲的李大钊

作为父亲的李大钊, 在女儿的心目中, “父亲是很慈祥的, 从来没骂过我们, 更没打过我们。我总爱向父亲问许多幼稚可笑的问题。他不论多忙, 对我的问题总是很感兴趣, 总是耐心地讲给我听。”

作者一口气连用了三个“总”字, 来表现父亲一贯以来在女儿心目中的形象。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 正因为“他无论多忙, 对我的问题总是很感兴趣, 总是耐心地讲给我听”, 所以“我总爱向父亲问许多幼稚可笑的问题”。可见, 这是一位多么有吸引力的父亲, 多么有趣味的父亲, 他的爱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慈爱”, 他关心孩子的精神世界, 关心孩子的心理需求, 他尽一切可能满足孩子。

但是, 革命的事情, 他不能告诉孩子。“不要了就烧掉”, 这话听起来轻描淡写。“你小孩子家知道什么”, 这话听起来又有点不符合父亲平时的作为。虽然, 女儿听来是“含糊”, 实际上, 细细体味, 竟有一种责怪在里面, 至少态度不大好。

这里有两个细节值得回味。“待了一会儿”, 李大钊在想些什么呢?而“不要了就烧掉”后面又加了句号。由此看来, 李大钊在讲这两句话的时候, 口气是很沉重的, 而且还想了一会儿。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李大钊本来也想好好地对自己的女儿说, 可是革命的事三言两语说不清, 而且形势的严峻也让他心里很乱, 所以说出了这样的话来。

这是父亲有反常态的一面。

在危急的时刻, 父亲仍旧表现出了作为父亲的本色。在被捕前, 李大钊告诉女儿“没有什么”, 同时又“不慌不忙地从抽屉里取出一把闪亮的小手枪”。

李大钊拿手枪做什么?可以有三种猜测:一是与敌人作战;二是防身;三是自杀 (从敌人的口中得知) 。

而实际上, 这把枪他根本就没有用。他为什么不开枪, 他在什么情况下才会开枪?

从课文中看, 有两种可能:一是如果敌人开枪, 李大钊出于自卫, 也有可能开枪, 第二是当女儿的安全受到威胁时, 他也有可能开枪。两者相比, 保护女儿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因为此时的李大钊, 对于自己的安危, 早已置之度外。

一把手枪, 表现出的是父亲深沉的父爱。

法庭上的父亲, 又有两个细节:一是他的眼神, 一“瞅”与一“望”, 多么深情, 多么无奈, 有多少的牵挂与留恋在其中。二是他对于自己儿子参加革命工作情况的保护。

两个眼神, 几句话, 父亲的坚定与深沉已跃然纸上。

由此可见, 李大钊在父亲与革命者两个身份中间, 始终努力做到最好。

篇5：回忆父亲袁世凯

我父亲当时一直居住在居仁堂内，有人说他当时住在怀仁堂，是错误的。他的办公室设在居仁堂楼下东头的一间大房间里。楼下的西部，是他会客、开会以及吃饭的所在。另外，在居仁堂的前院，还有一处叫做“大圆镜中”的房子，也是他会客的地方。他在什么地方会什么样的客，是按着来客的身份以及跟他的关系来区别对待的。例如，一般生客在“大圆镜中”，熟客在居仁堂楼下西部，最熟的就在办公室内会见了。如果来客比较有身份，那么，会见的地方也可能有所改变。但是他接见张作霖是个例外。张作霖是当时的二十七师师长，他由东北来京谒见我父亲。按照他的身份以及他和我父亲的关系，是只能在“大圆镜中”会见的。可是我父亲为了表示对他的优待，破例地在办公室内接见了他。当时办公室内的北面，安设着一个多宝格子。格子里摆设着一些古玩器物。其中有一个丝绒盒子，里面放着四块打簧金表。每一个表的边上环绕着一圈珠子，表的背面是珐琅烧的小人，样子是极其精致的。当时我父亲和张作霖分坐在沙发上谈话。张在谈话的时候，不时地注视离他座位很近的这四块金表。我父亲看到这种情况，晓得他是爱上了这几块表了，当时就送给了他。我父亲在送走了张作霖以后，一路笑着上楼，说明了赠表的经过，并笑着对我们说：“他真是没有见过世面，他既然看着喜欢，我就送给他了。”说完了又哈哈大笑起来。

我父亲的卧室，是居仁堂楼上东头的一个大房间。他最喜欢二姐和我，就让我俩住在楼上西头的一个房间里。我家其他人的住处，也是经过他安排指定的。大致的情况是：我娘于氏和二姨太太、大哥夫妇、还有大哥的姨奶奶和他的孩子们以及四哥夫妇都住在福禄居；大姨太太、三姨太太和二哥夫妇、三哥夫妇，还有一部分小弟妹们，住在卍字廊后边的四个院子里；五、六、八、九四个姨太太和她们的孩子都住在居仁堂后边的一所楼上。这个楼和居仁堂的楼上是有天桥可通的。

当时的“大典筹备处”曾给各个弟兄每人做了一身“皇子服”。有一天，四哥、五哥、六弟、七弟、八弟五个人，在“新华宫”内，各自穿着“皇子服”，合着拍了一张照。大家一看，五哥那一套上的金花式样和其他弟兄的有所不同（这张照片，现在还在我处保存），只有二哥的那一套是和五哥的相同。这反映了我父亲的用意所在。在这两人之中，二哥年长，又不时替我父亲外出办事，颇得我父亲的信任。更重要的是，我父亲对他有所偏爱，因为他既是三姨太太的长子，又是过继给大姨太太而为她所溺爱的一个爱子。因此，二哥将要被立为“太子”的呼声就最高。大哥听到这个消息，便扬言说：“如果大爷（大哥称呼我父亲为“大爷”，原因不明）要立二弟，我就把二弟杀了！”因此，“新华宫”内闹得人心惶惶。有一天，我特地把大哥所说的话告诉了我父亲，并且对他说：“咱们家要闹‘血滴子’了！”我父亲听了以后，只简单地说了“胡说”两个字，并没有其他的表示。

“立太子”的事，并没有到此为止。原因是二哥的呼声虽然最高，但五哥的“皇子服”毕竟也有那不同式样的金花。五哥是二姨太太的长子，如果五哥立为“太子”，二姨太太就是未来皇帝的母亲，也就是未来的“皇太后”了。而五姨太太想到自己既是我父亲身边最得宠的人，自然也就希冀着那样的尊位降临到自己身上。因此，她就时时在我父亲身旁嘀嘀咕咕，要求立她的长子老六为“太子”。我父亲处在这内外夹攻的情况下，怎么能够使他不越加恼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