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富论与中国经济发展（通用6篇）
篇1：国富论与中国经济发展
《从国富论看中国经济——读国富论有感》
管理学院会计1303班 程亚超
摘要：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所著的国富论被誉为经济学开山之作，其中的科学思想对当时的经济发展乃至当今都有重要的影响。本文以国富论的内容和思想为出发点，解读中国经济的过去和现在，以及中国梦的经济发展道路。
关键词：国富论 中国经济 中国梦
正文：
《国富论》出版于1776年，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在英国工业革命以前。书中总结了近代初期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批判吸收了当时的重要经济理论，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运动过程做了系统的描述，被誉为“第一部系统的伟大的经济学著作”，对对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发展起了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虽为资本主义经济著作，但其中也不乏对中国经济的论述。斯密在书中阐述了对过去中国经济的看法和见解，更重要的是其诸多经济思想对于当今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仍具有很多借鉴意义。时至今日，再读国富论，能帮助我们更好的解读中国经济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1亚当斯密眼中的中国经济
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多次提到中国，并提出了关于中国的一些独到的看法。他认为中国的确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中国对白银的需求极大地影响了世界白银的流通和价格。但与西欧国家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相比，中国早已陷入停滞不前的状态，与五百年前马可·波罗的描述相差无几。中国落后的根源是因为极端轻视对外贸易，轻视制造业，以及落后的法律制度。概括来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有关中国的论述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1.1富有但停滞不前 斯密对中国的总体认识可以归纳为两句话：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现在却停滞不前了。“富有”而“停滞”这个观点是斯密在论述怎样增加居民收入和社会资本时提到的。在书中他说到：“ 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就是说，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细，人民最多而且最勤勉的国家。然而，许久以来，它似乎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各旅行家的报告，虽有许多相互矛盾的地方，但关于中国劳动工资低廉和劳动者难于赡养家属的记述，则众口一辞。中国下层人民的贫困程度，远远超过欧洲最贫乏国民的贫困程度。”
斯密对当时中国下层人民的描述大体是无误的，当时的确很多人终日劳作亦难以糊口，手工业者状况则更差。当然，他关于中国“停滞不前”的论点同样有自相矛盾之处。比如如他在书中随后说到：“中国虽可能处于静止状态，但似乎还未曾退步。那里，没有被居民遗弃的都市，也没有听其荒芜的耕地。每年被雇用的劳动，仍是不变，或几乎不变；因此，指定用来维持劳动的资金也没有显然减少。所以，最下层劳动者的生活质料虽还缺乏，但还能勉强敷衍下去，使其阶级保持着原有的人数。”
斯密在行文中反复使用“可能”、“似乎”这样含义模糊的词语，甚至“进步”与“退步”这样自相矛盾的词语同时用在对中国的分析上，显然说明他对中国的实际状况有很多猜测的成分，但并不影响它的实际意义。
1.2重视农业但忽视外贸
一方面，在斯密看来,以农为本的重农国策,是中国长期停滞的重要原因。他承认中国在农业方面的优势,认为,中国比较新大陆国家更富有,比欧洲国家更有优势。新旧大陆国家,与中国的耕作制度和农业产量相比是难以匹敌的。他同时指出,中国是特别注重而且是只重视农业的国家,政府的政策也特别保护农业。恰恰是因为封建中国君主的收入,几乎都是以土地税或地租为唯一源泉。租税征收额的大小,取决于土地年产物的多寡。地租制度使得君主和政府坐享耕作土地的利益,却抑制或挫伤土地经营者的生产积极性。按照斯密的说法, “为了增进农业而特别重视农业,并主张对制造业和国外贸易加以限制的那些学说其作用都和其所要达到的目的背道而驰,并且间接妨碍他们所要促进的那种产业”。重农国策导致过去中国社会发展于农业又停滞于农业,成为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掣肘，在工业革命的的浪潮中被远远抛下。另一方面，斯密在他的著作中更多的是强调外贸的作用，他认为，外贸在国民财富的增殖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古代中国的城市，它不是经济控制中心,而是政治控制力最强的地方。显然，他们不可能成为商品经济发展的因素,也不可能成为对外贸易发展的中心。而且历代王朝的一贯政策都是重本抑末。对商人在政治上严格限制外,经济上残酷勒索,更为重要的强制控制手段,是中国特有的官商、官办手工业制度。该制度既可以使国内商品需求(统治阶级消费)得到满足,也不致失去对商品经济的行政基础。概而言之,鄙视甚至敌视对外贸易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发展。所以,尽管面临代表工业文明的大海,却不能超越大陆。
1.3白银与中国
中国对白银的大量需求对全球产生了影响。白银与中国的关系如此之密切，也难怪斯密在《国富论》多次谈到这个问题。在论述以白银衡量商品的真实价格和货币价格时，斯密对广州和伦敦做了一番比较。他说，在中国广州，半盎斯白银所可支配的劳动量或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量，比伦敦一盎斯白银所可支配的也许还要大。银价的这种差别，在欧亚初通贸易时，亚洲各国尤其是中国和印度就比欧洲高得多，迄今仍是如此。在这里，斯密关于中国经济真实情况的了解可能不是十分的确切，但中国对白银的大量需求以及银价的高昂这一事实，在当时则是确定无疑的，因为他亲眼看到了欧洲白银大量流往中国的事实。现在的研究表明，斯密的论断是非常正确的，也是非常有远见的。
尽管斯密对中国的认识有许多矛盾之处，但他的分析对我们来说仍富有意义，他的许多论点有意无意之间成为我们今天论证的出发点。今天看来仍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2国富论对于当今经济发展的启示
自斯密发表对中国的议论以来,二百多年过去了。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告别停滞不前,迎来迅速增长，在当今世界经济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如今改革事业不断向纵深发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同时，也存在许多问题和缺陷，需要我们不断地思考。斯密在《国富论》中所提出的市场机制，经济人假说，看不见的手等理论，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仍有至关重要的作用。2.1重视市场机制
市场机制仍是现代市场经济最有效的运行机制。斯密在国富论中通过对分工交换、价值规律的分析，来论证市场机制是商品经济发展阶段最有效的运行机制。西方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就是有力的证明。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阶段，邓小平同志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的共性，我们应当尊重经济运行的规律。市场机制虽有局限性，但其对于资源配置的积极作用还是不容忽视。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必须重视与之相应的自由竞争环境的创造，破除经济活动中人为的封锁和垄断，在有关法律规范的保护下，自由公平地广泛开展竞争。
2.2重视私人利益
斯密的经济人假说指出人在经济生活中的利己性是搞好市场经济的前提。私人利益的驱动,自发诱导国民财富自然增进,引导资源得到有效配置,自动使社会供求趋向均衡。人性假定是经济学的第一块基石，经济学的大厦就建筑在这块基石之上。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充分尊重经济个体的理性选择。经济主体利益是支配市场经济运行的前提。市场经济的运行内核，在微观层次是受私人利益驱动并以此为核心的。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必须高度重视主体利益，并确立起以经济主体利益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利益机制，在不违反法律的前提下，让各经济主体围绕其利益的自我制导来从事充分自主的生产经营。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利己性假设，应成为我们分析经济问题的基石，只有这样，才能设计出好的经济制度，才能有行得通的经济理论和实践。在社会主义现阶段, 经济发展的动力问题, 仍然是经济发展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虽然社会主义的企业和劳动者与斯密所说的 “经济人” 有区别, 但决不能因此忽视企业和劳动者个人的经济利益, 这就需要我们自觉地运用利益杠杆来激励和调控企业及其劳动者的积极性, 以便更好更有力地促进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
2.3把握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国富论提出的依靠 “看不见的手” 管理经济、尽量减少政府干预的思想对我国的经济改革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经济由于经济主体利己心的驱动, 其运行机制必然依靠市场的调节。市场自发调节形成了生产者之间的竞争, 竞争使价格水平降低到最小, 既能够保证生产者继续生产, 又使消费者得到了最大的满足。市场自发调节保证了按照经济和最有效率的方式使用资源, 既在最低的价格水平满足了消费者的需求, 又使生产者愿意在最低价格下提供产品。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中, 经济发展主要由关心自己利益的基层人民来推动, 而不是由政府推动,市场经济的权力在民, 而不在政府。当然, 市场经济并不是不要政府, 而是要一个知道自己界线在哪里的政府。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也指出允许政府在“看不见的手”之外发挥重要的调节作用。按照亚当·斯密的观点，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三项基本职责是：保护社会免遭其他社会之暴力入侵；尽可能地保护每个社会成员免受其他社会成员之不正义的压迫；建立和维护特定的社会公共工程和公共制度。而即使在履行这些职责时，政府的设计也应当考虑引入竞争。在市场与政府关系上, 应强调市场的自我调节和经济运行机制, 强调自利和竞争的作用, 并允许政府在 “看不见的手” 之外发挥重要的调节作用。现阶段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应配合有限的政府干预, 以自利和竞争为基础, 以达到市场的自我调节和财富增长的目标。
3中国梦下的经济发展道路
正如中国梦所追求的那样，《国富论》正是在告诉我们如何实现国富民强。而“中国梦”的本质内涵就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经济发展是基石，想要实现中国梦，就必须实现中国经济转型升级，这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和基本主题。从中国梦旗帜下中国经济升级的角度看，质量和效益并重，着力改善民生，绿色生态发展，坚持改革开放都尤为重要。
3.1质量和效益并重
改革开放的30多年，中国经济的长足发展为实现中国梦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新的历史阶段，实现中国梦，实现国富，不能仅仅追求速度和数字，更多地要看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看中国经济能否顺利完成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放慢脚步，发现自身发展存在的弊病，努力创造高效的发展方式。当然，中国经济能否成功升级，经济质量和效益能否提高，根本出路在创新。创新一定要两条腿走路，一条腿是科学技术，另一条腿是制度环境。在鼓励和扶持企业创新的同时还要培植敢于尝试、不怕失败的创新文化。双管齐下，让技术创新带动经济的高质量、高效益的发展。
3.2着力改善民生
中国梦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事，更关乎于每个人的幸福。经济发展在创造“国富”的同时，同样不能忽视“民富”。在今后的发展道路上，改善民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政府应该投入更多财力物力，努力实现城镇化转型，缩小城乡差距；扩大就业，改善居民收入；完善住房保障制度和社会保障，实现安居乐业和人民幸福；促进教育公平，让更多的孩子接受良好的教育。着力改善民生，实现中国经济升级，就需要扩大内需以更高的标准来满足人民群众物质文化需求，让大家过上更加幸福、更加美满的日子，以国富带动民富。
3.3绿色生态发展
中国梦的色彩必定不能缺乏绿色。经济发展固然重要，但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否则国富的实现就没有意义了。今后，中国的的经济升级必须要实现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向绿色、低碳、循环方向转变，与自然环境和谐发展才是长久之计。尤其是现在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如何改善环境需要我们从方方面面做起，建立健全相关制度法规，加大执法力度和环保投资，呼吁全民环保等等。绿色发展不是要我们回到原生态的生活方式，而是超越和扬弃粗放型的发展方式和不合理的消费模式，提升全社会的文明理念和素质，使人类活动限制在自然环境可承受的范围内，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之路。
3.4坚持改革开放
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改革开放，今后的经济发展同样离不开改革开放。首先政府的自身改革至关重要，其中关键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树立正确的职能观。政府应该把该放的权力放掉，把该管的事务管好，激发市场主体创造活力，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把政府工作重点切实转到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上来。其次，经济体制改革也需要更多地投入，才能创造更加自由活跃的市场环境。当然，开放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中国梦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中国的经济升级，是开放的升级。我们要继续学习借鉴国际上先进的科学技术、先进的管理经验、先进的思想文化，发展的大门不但不会关闭，而且会开得更大。自身改革加对外开放，才是中国经济腾飞必须坚持的道路。
4.结语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一本好书就像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对于经典，我们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正如《国富论》一样，二百多年的时代变迁并没有磨灭它的全部光辉。如今，品读国富论，我们不仅可以在书中回顾中国的过去，探究落后的原因；更能从中汲取营养，审视现在，得到前进的启示。经济发展为的就是更好地实现我们的中国梦，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国富论恰恰在教会我们如何实现。而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我们应该坚持经济发展，让经济腾飞带动中国梦的实现！
参考文献
[1]亚当·斯密，国富论[M].谢宗林，李华夏译.中央翻译出版社,2011.[2] 仲伟民.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与中国[J].河北学刊，2003(2)[3] 杨成乐,吴玲.《国富论》核心思想对我国现代市场经济的启示[J].科学与管理，2009(1)[4] 闵勤勤.中国梦与中国经济升级版[J].时事报告，2013(6)
篇2：国富论与中国经济发展
—浅析资本主义资本积累与中国语境下的温州模式 《国富论》,全名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是亚当 斯密一生最为杰出的著作。有学者评价这本书，说它是一部将经济学,哲学,历史,政治理论和实践计划奇怪地混合在一起的书，《国富论》以其独特的风格和现实的内容，成为在经济学领域的不朽之作，也奠定了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而今，《国富论》的影响力远远超越了经济学领域，在更广范围内，例如社会学领域，历史学领域，都产生着重要的指导和教育意义。
我们这里所做的理论浅析，主要涉及《国富论》中关于资本的积累和流通方面。一本著作的最为重要的意义，我们可以借助它了解历史走过的路，并借助其经验或者教训来指引我们现今的蓝图建设。因此，《国富论》我们要读，而且要有所感悟，从西方资本的积累模式和流通方式中，看出现时代中国语境下的资本的发展状况。之所以谈及温州模式，是因为，从小到大一直有种情结，或许是因为父亲的过度提及，又或是媒介的造势传播，对温州的经济发展模式一直是我希望去读懂的一种发展。以前对于温州模式的认识，不过只停留在私企、民营等层次上，想那只不过是小范围的经济繁荣，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各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一个角落而已。如今随着温州人在中国经济体制下的卓越表现，财富的不断扩张和积累，他们在这个时代中所扮演的角色就越发值得深究。
前段时间热闹一时的“吴英案”又将这种小范围的经济发展模式推上风口浪尖，之所以这样讲，源于二者之间的契合点，关于民间集资的问题。有数据显示目前就浙江的民间资本数额已达到七八千亿左右，而温州市的民间资本积累已超过6000亿元。江浙一带的经济繁荣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种民间集资进而投资所带来的。就目前中国的经济形势，尤其在江浙地区，存在着一些人很有钱，而有些人却很缺钱，比如中小企业者。民间集资借贷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这些中小企业的复兴，给予了他们重新走向复苏的活力。
亚当·斯密曾在《国富论》中写道：“一对钻石带扣，或者其他无用的奢侈品，1
对于一千个奴隶来说，可以换的一年的生计，可是对地主来说，除了满足虚荣心并提高自己的身价以外，什么都不是。”其实资本对于所有者而言，也是如此，那些无尽家财和资本的所有者，对于他们而言，金钱货币只不过成为一个数字，而对于那些急需周转而且尚未摆脱贫穷的人来讲，那些财富可以获得生存的延伸。当然这里涉及的就有关财产分配和奉献的事情，有些外扩。回归正题，江浙的经济突围在很大程度上正源于民间集资的投资带来的利滚利，其实不难发现，温州经济模式很少涉及股票这类的投资项目，他们大多是投资实业，所以就会出现难以平息的“炒楼”、“炒油”，还有前段时间的传说的“炒蒜”“炒盐”等等。
起初温州的集资渠道主要在局部范围内，主要是亲朋之类，后来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集资的范围也相应扩大，官方的、民间的、半官方半民间的，各种性质的平台陆续搭建，企图为温州民间资本寻找出路。关于风险投资的各类培训班等在温州密集出现，现在已经有很多具备一定实力的温州企业家，组成一定规模的投资基金后，再去找专业的基金公司、阳光私募。
在美国，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以私募基金的方式引导社会民间资本进入资本市场，投入国家鼓励的产业与行业，在为“游资”找到出路的同时，更为产业顺利升级换代提供了可靠的资金保障，促进了美国国家产业模式的转型和升级。据有关人士介绍，2004年以后的宏观调控以及2008年世界金融风暴中，浙江中小企业接二连三地倒闭，其中不乏民间资本的“推手”。而企业资金链“缺血”就用“高利贷”补充。每天千分之三的利息令借贷企业不堪重负，结果两败俱伤。温州监管分局与市政府金融办负责人曾透露，当地正在建设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以及未上市公司股权营运中心、温州股权投资基金、小额贷款公司与上市企业等，把民间地下资金“阳光化”，引导其进入国家金融管控体系。
在法律上，关于民间资本和民间借贷的规定有所不足，正因为如此，也使得“吴英案二审“的出现，不过正因为在不断出现的事件中我们看到了中国法律的不断完善和进步，肯定民间小型贷款和集资的合法化，鼓励中小型企业的使用集资手段来借势，实现自己的恢复计划。
而另一方面，正如亚当·斯密提出的观点，通过限制进口，奖励出口，来减
少资本外流，加强资本的内部流通和外部资本的进入。我们反观温州的资本发展状况，相对浙江其他的市区而言，温州的资本引进度在市级排名中排名第八，排在舟山等之后，它更多的强调内部资本的流通，更少的关注外部资本的引进。可是在现阶段市场的不断交流中，我们可以得知把资本仅仅圈陷在小范围中，只能陷入循环的怪圈，要是想在更大程度上发挥资本的作用，就必须勇敢的走出去。
在全球化背景下，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的必然要求。要实现产业升级转型，仅仅靠自己的企业家、现有的资源，实在力有未逮。但通过以民引外、中外合璧，就能使我们的民间资本和国外的产业资本结合起来，使新的生产要素、新的产业升级途径，能够为我所用、所借鉴，使得以温州为代表的民营经济在新的开放格局中，形成产业的转型升级。为民间资本有所限制的同时，其实做的是经济转型升级这样一个大课题。
其实《国富论》中亚当·斯密的所谓限制进口或许只是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自由贸易的肆意扩张。不过现在有关数据显示，我国民间资本最为充裕的东部沿海地区，现在又数以万亿计的民间资本如无根的浮萍在市场上空飘荡，他们目标不定，左冲右突，时进时出，哪里有获利“缝隙”便一窝蜂地往哪里钻，主动或被动地扮演着市场“搅局者”的角色。所以有人说“温州资本现在只有知名度，没有美誉度”，这种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来自新闻炒作的效果和社会上一些人的仇富心理。不过另一方面温州民间资本也该反思，应朝国家产业政策引导的路径投资，多做一些老百姓喜欢、又改变温州人名声的实业投资，不要暴利，哪怕赚取微利都行。温州市有关部门透露，全市上下正在倡导温州资本“走出去”，善行天下，树立温州人的新形象。
但是如何让温州模式走在“阳光”下，现阶段就民间资本向私募股权转型发展而言，温州商人普遍认为“难成气候”。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负责人分析，当地民间资本要成长为私募资本与国际化的投资资本，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路总要走，但是究竟该如何走，才是温州资本流通和经济发展应该真正考虑的东西。相比较国外的资本的集资，温州民间资本还处于草莽英雄江湖混战时期，其资本掌控能力、学识水平都与前者要求相距甚远。我想，如果要是先温州模式的新一代的突破和创新，需要的恐怕是新一代的温州人的觉悟和改革，不仅仅是在经济资本的见缝插针，而是真的能够看通经济的脉动，把经济的运作实现更高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在投资环境中，把投资渠道规模化和系统化，有正规的投资渠道和经营模式，而并非一味的进行投机。
从《国富论》中的经济理论中，可以看出西方资本的高级运作，相对温州的野生经营，我们有很大的差距，可是正因为看到差距，我们方知进步的空间。温州模式作为民营资本借贷和投资的先行者，已经走出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像中国所有的经济体制和模式一样，经历了一系列的辉煌，就必须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学会自我突破，就是我们所极力倡导的经济转型，金融改革是一种必然要走的途径，只有经过改革实现自我的约束和规范，才能使温州的资本流通更趋专业化。如果只停留在“炒”的层面，借此获得投资回报的话，那么世界市场无法避免的金融危机将会给温州，乃至中国的投资市场带来又一轮的风险。泡沫经济的命运是化作无有，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在这些泡沫大肆破裂带来金融伤害之前，将这一汪产生泡沫的水域澄清化。
篇3：国富论与中国经济发展
关于自然状态的论述是本书的一个铺垫。斯密为论述分工的原由, 将自然处境下的人与动物进行了对比:两只猎犬同逐一兔, 是出于欲望而非契约, 对于动物来说, “自然状态下, 不需要其他动物的援助”;但是, “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都需要同胞的协助……他如果能够刺激他人的利己心, 使有利于他, 并告诉其他人, 给他做事是对他们自己有利, 那么他要达到目的就容易得多了”“人类如果没有互通有无、物物交换和互相交易的倾向, 各个人都须亲自生产自己生活上一切必需品和便利品”。这种交换倾向与协作正是分工产生的原因, 并且分工的产生使得人们的才能产生差异, 而其实“天赋才能的差异, 实际上并不像我们所感觉的那么大”。也即是, 自然状态下的人, 首先是自利的;其次是具有互相交换的倾向, 人与人必须相互协作, 通过契约、交换和买卖的方式供给自己, 才能使自己生存下来;第三是人与人之间的才能并没有明显的差异。
二、政治社会观
1. 政治社会的财富:来源及分配
在斯密看来, 社会财富来自于劳动。他开门见山地写道:“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 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构成这种必需品和便利品的, 或是本国劳动的直接产物, 或是用这类产物从外国购进来的物品。”而社会财富的增长, 不单取决于参加生产的劳动量, 更取决于更大的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在斯密看来是分工的结果。他写道:“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 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 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斯密对于社会财富来源的判断, 其背景是重商主义者凭直感来强调财富只是货币和金银。而重农学者正确论证劳动生产物是财富的同时, 却不把货币或金银看成是财富。斯密的观点正是对他们的一个回应。马克思后来对此进行了更深刻的剖析。
进一步说, 对于资本主义社会, 劳动的生产性, 表现在它不只为劳动者本身生产作为劳动力价格的工资, 还为资本家的资本生产利润, 为地主提供的土地生产地租。也即是, 斯密将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全部年产物分解为土地地租、劳动工资和资本利润三部分。以这三部分为基础, 对应构成三个阶级的收入, 形成了斯密的三大阶级理论。
2. 政治社会的构成:三大社会阶级
三大阶级关系是斯密政治社会观的一大重点。斯密将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全部年产物分解为土地地租、劳动工资和资本利润三部分。这三部分对应构成三个阶级的收入, 即以地租为生、以工资为生和以利润为生的三种人的收入。而一切其他阶级的收入, 来自这三大阶级的收入。简单说来, 第一个阶级是地主阶级, 地主安于享乐, 流于懒惰和无知;第二阶级是靠工资过活的人, 即工人阶级, 工人缺乏时间和能力来维护自己的社会利益;第三阶级是靠利润为生的雇主, 即资产阶级。资本家具有更为敏锐的理解力, 但是他们对社会的关注出于私利, 而不为公众利益打算。
斯密对政治压迫有着自己的认识, 与后世经济学家掩盖阶级冲突的做法有比较明显的差异。在书中斯密指出资产阶级与另外两个阶级的利益、社会的一般利益存在冲突, 他对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主要持批评态度, 而对工人阶级表达了同情, 指出其无法维护自己利益的困境。
但是, 在讨论分配问题时, 斯密有着比较乐观和自由的调和倾向。这是因为当时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还处在初级阶段, 资本家与地主的斗争还不像产业革命以后那样尖锐。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历史背景, 加上斯密本身的阶级立场, 使得斯密虽然看到了阶级之间存在的一些矛盾, 但在阶级分析时, 还停留在初级阶段, 而不能深入本质。然而斯密的阶级分析仍有其重要的进步意义, 三大阶级的划分和分析为后世作了理论铺垫。例如, 它使后来的马克思以阶级分析为基础, 发展和丰富了阶级斗争的思想。
3. 政治社会的分野:文明、进步与未开化
在斯密看来, 政治社会可分为文明社会、进步社会与未开化社会。
进步社会, 一方面与未开化社会相对应, 划分“进步”与“未开化”的主要标志是社会是否产生分工与协作。他写道:“未开化社会中一人独任的工作, 在进步的社会中, 一般都成为几个人分任的工作。”可见, 分工是斯密判断的主要标准。另一方面, 判断标准不仅仅是分工程度, 还有社会财富的增减趋势。他谈到, “劳动者所享有的生活资料, 在进步社会, 多于静止社会, 在静止社会, 又多于退步社会”, 并且“不是在社会达到绝顶富裕的时候, 而是在社会处于进步状态并日益富裕的时候。贫穷劳动者, 即大多数人民, 似乎最幸福、最安乐”。这里的“进步”与“静止”“退步”相对应, 实质是指建立在劳动者生产资料基础上的社会财富的增减, “进步社会”其实也就是指社会财富处于明显增长状态中的社会。
未开化社会, 作为与进步社会相对应的概念, 了解后者的界定标准后, 也就易于界定。简单说来它主要是一种没有产生社会分工、生产力落后、社会物质资源贫乏的社会状态, 即“在未开化的社会, 既无大商业资本, 亦无大制造业资本”。
文明社会, 一方面几乎等同于进步社会, 与未开化社会相对应。斯密写道, “一个人尽毕生之力, 亦难博得几个人的好感。而他在文明社会中, 随时有取得多数人的协作和援助的必要”。在这里, 分工与协作是文明社会的界定标准, 在这一点上, 它与进步社会等同。另一方面, 更进一步说, 文明社会即是指商业社会, 或者说资本主义社会。例如, 斯密指出, “文明社会的重要商业, 就是都市居民与农村居民通商”, “货币的发明, 它使各文明社会联结起来”, 此处的“通商”、“货币”显然是指一种商业文明或资本主义文明, 而非传统的农业文明。
总的说来, 斯密对这三种社会状态的划分, 无非是通过前后比较, 力图证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 表现对资本主义的赞赏。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比“未开化社会”更加进步, 并极大增进了社会的财富。应该说, 斯密这三种社会状态的划分和评价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联系到前述的阶级分析, 斯密的分析由于受到历史背景的局限性, 停留在表面, 而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 没有深入关注到“文明”与“进步”状态下的个人处境, 容易掩盖阶级斗争的实质。
4. 政治社会的理想蓝图:普遍富裕
斯密在书中有两处明确提到了“普遍富裕”。他认为, “在一个政治修明的社会里, 造成普及到最下层人民的那种普遍富裕情况的, 是各行各业的产量由于分工而大增”, 同时, “引出上述许多利益的分工, 原不是人类智慧的结果, 尽管人类智慧预见到分工会产生普遍富裕并想利用它来实现普遍富裕”。综合起来看, 斯密的“普遍富裕”的最大特点, 一是有分工的推动, 二是有政治修明的保障条件, 三是它不是“人类智慧的结果”。在这样一个理想蓝图下, 社会财富极大增加, 各阶级人民都能过上富裕的生活。
分工在斯密的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斯密由分工所推论出的“普遍富裕”, 在某种程度上有着很强的乌托邦色彩。首先, 仅由分工的前提而单线条式地推出普遍富裕的结论, 没有考虑其他的诸多因素, 其论证逻辑既显得过于简单, 也缺乏足够的理论基础和历史依据作为支撑。其次, “政治修明”的前提条件, 本身也是一个模糊的标准, 如何达到这一标准, 难以界定, 斯密在书中也没有提出。第三, 在《国富论》问世之后两百多年时间的历史已经证明, 无论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 都远远没有达到斯密设想的那种状态。
中国提出的“共同富裕”的理念, 和斯密的“普遍富裕”有相似之处。然而有两个根本不同之处:一个是“共同富裕”是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提出的, 二是中国的共同富裕, 试图以“先富带动后富”的方式得以实现, 是更为切实可行的做法。
5. 政治社会的价值追求:自由
斯密写作本书的最终目的, 正是创建自由的经济学说体系, 冲破封建制度的残余与重商主义限制政策的束缚。因而, 斯密所建构的政治社会, 追求的价值正是自由, 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经济理论正是建立在此基础之上。
对于政治社会而言, 经济自由的最大障碍是劳动力和资本不能自由流动, 这正是本书论述的主题之一。斯密写道:“在各事物都听任其自然发展的社会, 即在一切都听其自由, 各个人都能自由选择自己认为适当的职业, 并能随时自由改业的社会, 情况确是如此。各人的利害关系必然会促使他寻求有利的用途, 避开不利的用途。”具体说来, 劳动力自由流动的阻碍主要包含学徒法令、同业组合的排外特权和济贫法等政策上的不均等。斯密极力论证自由劳动力的重要性, 认为“劳动所有权是一切其他所有权的主要基础……不让他以他认为正当的方式, 在不侵害他邻人的条件下, 使用他们的体力与技巧, 那明显地是侵犯这最神圣的财产”。
可见, 斯密把劳动权利摆到极高地位, 并加以神圣化。其原因在于, 劳动力不能流动, 资本无法自由雇佣劳动力, 资本也就不能自由流动, 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就不能建立起来。类似地, 重商主义的限制政策, 阻碍了国与国之间的劳动力和资本的自由流动。如此, 资本主义的发展自然受到极大的束缚, 斯密力图破除的困局正在于此。他的对策正是通过市场竞争来自由调节经济, 即“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 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 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
斯密的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理论促进了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 “自由”在多大程度上得以实现呢?事实上, 直到1846年废除具有贸易保护主义性质的《谷物法》后, 英国才完全走向了自由贸易时代。可以认为, 经济自由不过只是英国用以虚晃一枪的一块招牌。对于劳动者们来说, 斯密极力吹捧的劳动力自由流动, 并没有带给他们以真正的人身自由。因为脱离了封建制度残余的束缚, 劳动者们最终还是逃离不了资本的控制, 而饱受资本家的压迫, 正如被十九世纪的历史所证明的那样。因此, 对于斯密追求的自由, 既要看到它积极的一面, 也要充分关注它消极的一面。
综上简言之, 亚当·斯密的自然状态, 核心内容是自然状态下的人由于相互交换的倾向而产生分工。政治社会观主要包含五个方面, 即社会财富的来源及分配、三大社会阶级的划分、三种社会状态的分野、普遍富裕的蓝图和追求自由的价值观。
品读《国富论》的时候, 既要考虑其时代背景和写作背景, 又要批判性地分析其内在合理性。一方面, 不可忽视本书思想的历史局限性。另一方面, 斯密的观点有顺应时代潮流的合理之处。书中的合理观点值得批判性吸收, 最重要的是, 它促使我们立足于大变革时代的中国现实, 去思考当下的处境与对策。
参考文献
[1] (英) 亚当·斯密.郭大力, 王亚南, 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上) (下) [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8.
[2] (德)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陈万煦, 译.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2.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一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
篇4：国富论与中国经济发展
改革三十年，是了不起的三十年。
作为研究经济学的学者，我们知道经济学要解决的就是在一定的资源条件下，怎么创造更多的财富。全世界还有很多穷人，包括中国。解决的办法有两个，第一是增加财富的创造，第二是合理财富的分配。
先谈财富的创造，我们这三十年的财富增加了13倍，现在的生活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当然，我们也有问题、有矛盾，还有很大的风险，但再改革开放三十年甚至二十年，中国就能成为真正的发达国家。现在我们国家很复杂，一方面很富，一方面又很穷，一方面很先进，一方面又很落后。这些矛盾的解决，需要我们全国人民有耐心、有理智，懂得过去这三十年我们是怎么过来的，然后安排好将来的二三十年。中国要复兴，这将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
创造财富的路径
我们这三十年改革的成功需要总结。我在1998年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干同样的活，在美国拿的钱多、生活得好，而在中国拿的钱就少、生活得就差呢？
财富是怎么创造出来的。是不是劳动就可以创造财富呢？显然不是，否则美国和中国就应该是同样的劳动、同样的收入，可见有很多别的因素在其中起作用。我们改革的成功，就是把这些因素抓住了。
有一个简单的经济学道理，那就是交换创造财富：
我有100根香蕉，你有100个苹果。但我想吃苹果，你也想吃香蕉。我们交换用一根香蕉换一个苹果，我就变成99根香蕉加1个苹果。两个人加起来还是100根香蕉、100个苹果，但我的财富增加了，你的财富也增加了，为什么呢？我这1个苹果的价值是超过1根香蕉的，否则我何必换？如果有人再找我换，也许你拿了5根香蕉，我才会勉强给你这个苹果。这证明我这个苹果值5根香蕉，交换以前是100根香蕉，交换以后变成了104根香蕉，而且你也赚了。
只要交换就会有财富的创造，改革的成功就在这里。如果不让交换也就把所有创造财富的路都堵死了！全世界有很多穷国，他们为什么穷呢？就是没有一个平等、自愿、自由的环境。为什么美国人赚的钱多、中国人赚的钱少呢？这也是一个根本原因。
制度保障经济
市场经济制度不是一个简单的交换，它需要有很多制度性的保障。第一是产权的保障，我的财产不会被剥削、转移或剥夺。
过去我们在这些方面犯了错误，剥夺了某些人的所有权，现在还有很多国家在继续犯这种错误。我们中国的特点不是财富的转移，而是财富的创造。我们对于交换的认识已经确立，但不能说彻底解决，政府还在干预普通人的交换。马路上摆一个摊，城管就来驱赶了。摆摊是在创造财富，虽然可能妨碍了交通破坏了环境，但这需要管理而不必禁止。乞丐就不创造财富，而是在进行财富的转移。
私有化药方
垄断国企和既得利益者享有特权阻挠改革，这是未来改革开放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我们花钱的四种方式：一是自己的钱为自己花，二是自己的钱为别人花，三是别人的钱为自己花，四是别人的钱为别人花。第一种情况是效率最高的，不会有问题，其他三种情况都会有问题。自己的钱为别人花，虽然省了但用处可能不对。别人的钱为自己花，用处可能是对的，但不会省。别人的钱为别人花，那更不用说了。
财富都是要花掉的，要让它花得有效率就“自己的钱为自己花”，不要拐弯抹角让别人为自己花钱。
改革以前，都是“别人的钱为别人花”即公有制。国家要盖房子，计划部门控制这个钱，建好后房子质量不一定好，也不一定满足消费者的需要，但你只能被动接受。现在我们买房是自己的钱为自己花，所以对质量就有监督了，房子不好我就不买了。义务教育也是别人的钱为别人花。以前是给你分配学校，不满意也没有办法，因为是别人在做决定。现在是家长可以自由选择学校，质量不好就没有人来了。
生产力我也总结出四种情况：用自己的劳动为自己赚钱，用别人的劳动为自己赚钱，用自己的劳动为别人赚钱，用别人的劳动为别人赚钱。
用自己的劳动为自己赚钱，最典型的是小商贩。他们不偷懒、不贪污，因为有竞争也不会降低质量，这是最有效率的，独资企业和个体户就是这种情况。用自己的劳动为别人赚钱，典型表现就是义务劳动。改革开放前人们的劳动就等于义务劳动，你的劳动成果自己看不到，全国变成了一个义务劳动的国家，这会有效率吗？
用别人的劳动为自己赚钱，比如老板请人打工。打工的人要为老板赚钱，老板要监督打工的。民营企业就要解决这个问题，让每一个员工都关心企业的利益。
用别人的劳动为别人赚钱，国有企业就是如此。企业是国家的，赚的钱不是总经理的而是国家的。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不太关心劳动的效率，改成私营后生产效率就得到了提高。
所以，改革的目标就是使生产和消费都是最有效的，药方就是私有化。
自由就是发展
穷国和富国的区别，根本还是在于制度不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森说过一句话：“自由就是发展。”给老百姓自由就得到了发展。给人创造的自由、给人选择的自由。一个社会好不好，既要看有没有自由，也要看对自由有没有约束，二者缺一不可。过去的社会一些人享有特权，改革就是消灭这种特权。有特权的社会，就是没有自由的社会。
什么是平等？每个人的自由一样多，这就是平等。你不能做的事大家都不能做，你能够做的事大家都能做。自由的另一个定义，就是每个人约束自己不妨碍别人的自由，特别是对于那些有特权的人来讲，你的自由就是以不妨碍别人的自由为限。
什么是人权？就是没有特权的社会，尤其不能把职务权利变成个人权利，消灭了这种特权的社会就是一个民主和法治的社会。■
[编辑 龙 莹]
篇5：国富论与中国经济发展
为坚定学员理想信念，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激发学员不畏牺牲的奉献精神。近日，边防系四队组织全体学员学习杜国富先进事迹。
此次活动该队团支部精心策划，提前拟订活动细则。首先，团支部宣传委员带领大家重温了扫雷英雄杜国富的先进事迹。英雄，流血显本色，壮举定乾坤。杜国富用血肉之躯诠释了什么叫“舍生取义”。在面对半露出地面的加重手榴弹，“你退后，让我来，离我远点”，简简单单的几个字书写了新一代“四有”革命军人的铁血荣光，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优秀作风。随后，学员代表依次上台发言，在饱含深情的演讲中，全体学员都为之动容，纷纷表示要牢记一名军人的初心，爱党卫国，爱警精武，护法遵纪，忠于职守，坚贞气节，维护团结。在关键时刻勇于担当，用赤子之心践行爱国报国之志，用满腔热血书写璀璨军旅篇章。
此次活动进一步坚定了学员的理想信念，增强了学员的使命感和责任担当意识，端正、夯实了学员积极向上的价值追求。
篇6：亚当斯密与《国富论》
翻开西方经济史的长卷，首先跃入眼帘的是便是“现代经济学之父”和“自由企业的守护神”亚当·斯密，亚当斯密是经济学当之无愧的鼻祖。
18世纪中叶起，产业革命使生产技术和生产能力得到极大提高。分工加深，市场进一步扩大，为追求经济增长提供了客观条件。生产和占有更多剩余价值的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开始发挥作用，需要通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获得更多剩余价值，国际竞争日益激烈。当时的英国可以说是欧洲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不仅是世界贸易的中心国，尚且是领先其它国家的工业国。18世纪前期欧陆的法国和的德国，尚停留在幼稚的封建的家内工业，或独立手工业的阶段，仍然以这种方式来支配生产。但英国却不然，已经走入资本主义初级阶段，所谓工场手工业已在国内各大都市筑下根柢。
中世纪的家内工业或独立手工业，工人是分散在各家各户，个人在全体作业过程中不过是一个孤立的劳动者。工厂制手工业却是许多的工人在一个工厂劳动，在一个资本家的指挥命令下，使用简单的工具，从事分工的作业。一直到1760年以降发生了产业革命，使用机械的大工业出现为止，在产业革命前英国各国各地所实行的，仍然是这种资本主义前期的工厂制度，这使得生产增加和国民财富积累成为全社会关心的问题，从而必然成为这个时期的经济学者，也就是古典学派的核心研究对象。在批判重商主义和重农学派，继承配第等经济增长思想传统的基础上，古典学者对经济增长问题进行了比较透彻的研究，形成了比较科学而且系统的经济增长思想。休谟先于亚当斯密认识到生产力提高主要来源于比较利益的开发，生产力由产业规模决定，而产业规模又是由对外与对内的贸易规模决定的，因此贸易是双边互利的，决定一个国家繁荣与否的是真实要素而不是通过贸易顺差和金块。休谟也认识到了经济发展的阶段与生产力和增长的关系，思考了增长的极限问题，并讨论了富国和穷国的关系和赶超问题，认为后进赶上先进是由于低工资和技术进步的潜力，而不是以先进国的损失为代价等等。休谟的这些思想对亚当斯密和以后学者的经济增长思想有很大的影响。而在休谟等人的思想影响下，亚当斯密思想最终凝结成为了一本《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国富论》一书是亚当斯密最具影响力的著作，这本书对这本书于1776年出版后，英国和美国都出现了许多要求自由贸易的声浪。这些声浪还认为当时经济的艰难和贫穷是因为美国独立战争所造成的。不过，并非所有人都被说服相信了自由贸易的优点：英国政府和议会依然继续维持重商主义多年。18世纪结束以前，《国富论》就已出了九个英文版本。人们以“一鸣惊人”来形容《国富论》的出版，并一致公认亚当·斯密是一门新学科--政治经济学的创始者。亚当·斯密因此而声名显赫，被誉为“知识渊博的苏格兰才子”。据说当时英国政府的许多要人都以当“斯密的弟子”为荣。国会进行辩论或讨论法律草案时，议员们常常征引《国富论》的文句，而且一经引证，反对者大多不再反驳。《国富论》发表之后，被译为多国文字，传到国外，一些国家制定政策时都将《国富论》的基本观点作为依据。这本书不仅流传于学术界和政界，而且一度成为不少国家社交场合的热门话题。
《国富论》一书技巧高超，文笔清晰，拥有广泛的读者。亚当·斯密反对政府干涉商业和商业事务、赞成低关税和自由贸易的观点在整个十九世纪对政府政策都有决定性的影响。事实上他对这些政策的影响今天人们仍能感觉出来。
该书的伟大成就之一是摒弃了许多过去的错误概念。亚当·斯密驳斥了旧的重商学说。这种学说片面强调国家贮备大量金币的重要性。他否决了重农主义者的土地是价值的主要来源的观点，提出了劳动的基本重要性。亚当·斯密(分工理论)重点强调劳动分工会引起生产的大量增长，抨击了阻碍工业发展的一整套腐朽的、武断的政治限制。
《国富论》的中心思想是看起来似乎杂乱无章的自由市场实际上是个自行调整机制，自动倾向于生产社会最迫切需要的货品种类的数量。例如，如果某种需要的产品供应短缺，其价格自然上升，价格上升会使生产商获得较高的利润，由于利润高，其他生产商也想要生产这种产品。生产增加的结果会缓和原来的供应短缺，而且随着各个生产商之间的竞争，供应增长会使商品的价格降到“自然价格”即其生产成本。谁都不是有目的地通过消除短缺来帮助社会，但是问题却解决了。用亚当·斯密的话来说，每个人“只想得到自己的利益”，但是又好象“被一只无形的手牵着去实现一种他根本无意要实现的目的，„„他们促进社会的利益，其效果往往比他们真正想要实现的还要好。”（《国富论》，第四卷第二章）
斯密在《国富论》中要回答的最后问题是，感情与“公平的旁观者”之间的内在斗争，在社会的长期演进中究竟是怎样在历史本身的大舞台上发生作用的。这个问题的答案见第五编，他列举了社会发展的四个主要组织阶段，除非由资源的匮乏、战争或政府的坏政策予以阻止，否则这些阶段是会连续进行的。这四个阶段是：猎人的最初“野蛮”阶段，原始农业的第二阶段，封建或庄园“耕作”的第三阶段，商业上相互依存的第四阶段。每一阶段伴有与它的需要相适应的制度。例如，在猎人阶段中“没有任何财产„„因此，也就没有任何确立的行政长官或正规的司法行政”。随着牛羊群的出现，产生了比较复杂的社会组织形式，不仅包括“可怕的”军队，而且有不可缺少的法律和秩序堡垒。斯密思想的核心是：这种制度是保护特权的工具，不能用自然法为之辩护。他说，“文官政府是为了财产的安全而设立的，实际上是为保护富人反对穷人而设立的，即为了保护有些财产的人反对根本没有财产的人而设立的。”最后，斯密将演进描述为从封建主义走向一个需要有新制度的社会阶段，这种新制度是由市场确定的而不是由同业公会确定的，是自由的而不是受政府限制的。这在后来称为放任自由的资本主义，斯密称之为完全自由的制度。这种物质生产基础的连续改变，将带来的上层建筑的必然改变，这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有明显的相似之处。可是也有一个重大的差别：马克思主义体系中的最后动力是阶级斗争，而在斯密的哲学史中，主要的推动机制是“人性”，由自我改善的欲望所驱使，由理智所指导。
《国富论》一书也否定了重农主义学派对于土地的重视，相反的，亚当斯密认为劳动才是最重要的，而劳动分工将能大量的提升生产效率。《国
富论》一书非常成功，事实上还导致许多早期学派的理论被抛弃，而后来的经济学家如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和大卫·李嘉图则专注于将亚当斯密的理论整合为现在所称的古典经济学（现代经济学由此衍生）。马尔萨斯将亚当斯密的理论进一步延伸至人口过剩上，而李嘉图则提出了工资铁律（Iron law of wages）—认为人口过剩将导致工资连勉强糊口的层次都无法达成。亚当斯密假设工资的增长会伴随着生产的增长，这个观点在今天看来则较为准确。
《国富论》一书的重点之一便是自由市场，自由市场表面看似混乱而毫无拘束，实际上却是由一双被称为“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 无形之手）所指引，将会引导市场生产出正确的产品数量和种类。举例而言，如果产品发生短缺，产品的价格便会高涨，生产这种产品所能得到的利润便会刺激其他人也加入生产，最后便消除了短缺。如果许多产品进入了市场，生产者之间的竞争将会增加，供给的增加会将产品的价格降低至接近产品的生产成本。即使产品的利润接近于零，生产产品和服务的利润刺激也不会消失，因为产品的所有成本也包括了生产者的薪水在内。如果价格降低至零利润后仍继续下跌，生产者将会脱离市场；如果价格高于零利润，生产者将会进入市场。亚当斯密认为人的动机都是自私而贪婪的，自由市场的竞争将能利用这样的人性来降低价格，进而造福整个社会，而提供更多产品和服务仍具有利润的刺激。不过，亚当斯密也对商人保持戒心，并且反对垄断的形成。
直至今日，亚当斯密和他的《国富论》依旧对我们的经济社会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无数的人在他的影响下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