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的故事

杨绛的故事（精选6篇）

篇1：杨绛的故事

一百年过去了，岁月的风尘却难掩她的风华，多年前，钱钟书便给了她一个最高的评价：“最贤的妻，最才的女”，现在，她是这个喧嚣躁动的时代一个温润的慰藉，让人看到，“活着真有希望，可以那么好。”

北京三里河一个属于国务院的宿舍小区，全是三层楼的老房子，几百户中惟一一家没有封闭阳台、也没有室内装修的寓所——“为了坐在屋里能够看到一片蓝天”，便是杨绛的栖身之处。自1977年一家人搬进来，她就再没离开过。一晃三十多年了，曾经的“我们仨”，只剩下这位即将在7月17日迎来百岁诞辰的老人，她有时也会喃喃自语，“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但从那时起，杨绛就把这间寓所称为“人生的客栈”，欢乐与伤悲来来往往，都成了过客，已没有什么可以扰乱她平静的心灵。杨绛开始独自一人全身心整理钱钟 书的学术遗物——她把这叫做“打扫现场”，每日的生活简单而规律，笔耕不辍，深居简出。在她身上，人们往往忘掉时间的残酷：一百年无情而漫长，而这位女性 始终一如既往的柔韧、清朗、独立，充满力量，也给予温暖？？

不看书，“一星期都白活了”

杨家世居无锡，是当地一个有名的知识分子家庭。杨绛的父亲杨荫杭学养深厚，早年留日，后成为江浙闻名的大律师，做过浙江省高等审判厅厅长。辛亥革命前 夕，杨荫杭于美国留学归来，到北京一所法政学校教书，就在这年7月17日，杨绛在北京出生，父亲为她取名季康，小名阿季。

父亲杨荫杭对杨绛特别钟爱，她排行老四，在前面三个姐姐中个头最矮，爱猫的父亲笑说：“猫以矮脚短身者为良。”杨绛八岁回无锡、上海读小学，十二岁，进 入苏州振华女中，从小学习好，但也个性顽皮，上课时姓马的老师讲“白马非马”的典故，她调皮回说：“不通不通，假如我说，‘马先生，非人也’，行吗？”闹 得同学一片哄笑。在父亲的引导下，她开始迷恋书里的世界，中英文的都拿来啃，读书迅速成为她最大的爱好。一次父亲问她：“阿季，三天不让你看书，你怎么 样？”她说：“不好过。”“一星期不让你看呢？”她答：“一星期都白活了。”说完父女会心对笑。

拒绝费孝通，与钱钟书“缘起一面”

1928年，杨绛十七岁，她一心一意要报考清华大学外文系，但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清华招收女生，但南方没有名额，杨绛只得转投苏州东吴大学。费 孝通与杨绛在中学和大学都同班，有男生追求杨绛，费孝通便对他们说：“我跟杨季康是老同学了，早就跟她认识，你们‘追’她，得走我的门路。”

杨绛念念不忘清华。1932年初，东吴大学因**停课，21岁的她与朋友四人一起北上京华，当时大家都考上北平的燕京大学，准备一起入学，杨绛临时变卦，毅然去了清华当借读生。母亲后来打趣说：“阿季的脚下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呢，所以心心念念只想考清华。”

当年3月初，杨绛去看望老朋友孙令衔，孙也要去清华看望表兄，这位表兄不是别人，正是钱钟书。两人初见，杨绛眼中的钱钟书身着青布大褂，脚踏毛底布鞋，戴一副老式眼镜，眉宇间“蔚然而深秀”。当时两人只是匆匆一见，甚至没说一句话，但当下都彼此难忘。钱钟书写信给杨绛，约在工字厅相会。一见面，他的第一 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杨绛答：“我也没有男朋友。”从此两人便开始鸿雁往来，“越写越勤，一天一封”，直至杨绛觉出：“他放假就回家了。（我）难受 了好多时。冷静下来，觉得不好，这是fall in love（坠入爱河）了。”

费孝通来清华大学找杨绛“吵架”。他认为自己更有资格做杨绛的男朋友，因为他们已做了多年的朋友。杨绛回应：“朋友，可以。但朋友是目的，不是过渡；换 句话说，你不是我的男朋友，我不是你的女朋友。若要照你现在的说法，我们不妨绝交。”费孝通很失望，但也无可奈何，只得接受现实。

1979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访问美国，钱钟书和费孝通作为代表团成员，不仅一路同行，旅馆住宿也被安排在同一套间，费老还主动送钱钟书邮票，让他写家信回家。钱钟书想想好笑，借《围城》里赵辛楣曾对方鸿渐说的话，跟杨绛开玩笑：“我们是‘同情人’。”费老直到晚年作文时，还把杨绛称为自己的初 恋女友，杨绛直言：“费的初恋不是我的初恋。”彻底撇清为暗恋一场。钱钟书去世后，费孝通去拜访杨绛，送他下楼时，杨绛一语双关：“楼梯不好走，你以后也 不要再‘知难而上’了。”

“最贤的妻”，《围城》名句出自杨绛之手

1935年7月13日，钱钟书与杨绛在苏州庙堂巷杨府举行了结婚仪式。多年后，杨绛在文中幽默地回忆道：“（《围城》里）结婚穿黑色礼服、白硬领圈给汗水浸得又黄又软的那位新郎，不是别人，正是钟书自己。因为我们结婚的黄道吉日是一年里最热的日子。我们的结婚照上，新人、伴娘、提花篮的女孩子、提纱的男 孩子，一个个都像刚被警察拿获的扒手。”

随后钱钟书考取了中英庚款留学奖学金，杨绛毫不犹豫中断清华学业，陪丈夫远赴英法游学。满腹经纶的大才子在生活上却出奇地笨手笨脚，学习之余，杨绛几乎揽 下生活里的一切杂事，做饭制 衣，翻墙爬窗，无所不能。杨绛在牛津“坐月子”时，钱钟书在家不时闯“祸”。台灯弄坏了，“不要紧”；墨水染了桌布，“不要紧”；颧骨生疔了，“不要紧” ——事后确都一一妙手解难，杨绛的“不要紧”伴随了钱钟书的一生。钱的母亲感慨这位儿媳，“笔杆摇得，锅铲握得，在家什么粗活都干，真是上得厅堂，下得厨 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钟书痴人痴福。”

1937年，上海沦陷，第二年，两人携女回国。钱钟书在清华谋得一教职，到昆明的西南联大上课，而杨绛留在上海，在老校长王季玉的力邀下，推脱不过任了 一年母校振华女中的校长，这也是她生平惟一一次做“行政干部”，其实一贯自谦“我不懂政治”的杨绛，正是毕业于东吴大学的政治系。

1945年的一天，日本人突然上门，杨绛泰然周旋，第一时间藏好钱先生的手稿。解放后至清华任教，她带着钱钟书主动拜访沈从文和张兆和，愿意修好两家关 系，因为钱钟书曾作文讽刺沈从文收集假古董。钱家与林徽因家的猫咪打架，钱钟书拿起木棍要为自家猫咪助威，杨绛连忙劝止，她说林的猫是她们家“爱的焦 点”，打猫得看主人面。杨绛的沉稳周到，是痴气十足的钱钟书与外界打交道的一道润滑剂。家有贤妻，无疑是钱钟书成就事业的最有力支持。1946年初版的短 篇小说集《人·兽·鬼》出版后，在自留的样书上，钱钟书为妻子写下这样无匹的情话：“赠予杨季康，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

钱钟书的小说《围城》被搬上荧幕前，导演黄蜀芹曾专门来征询夫妇俩。杨绛边读剧本，边逐段写出修改意见。电视剧果然名声大噪，一时在全国掀起热潮，而出 现在每集片头的那段着名的旁白——“围在城里的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出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被无数人时常引用，实际上就出 自杨绛之手，她可谓是最懂《围城》的人。

许多年前，杨绛读到英国传记作家概括最理想的婚姻：“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把它念给钱钟书听，钱当即回说，“我和他一样”，杨绛答，“我也一样。”

外柔内刚，“文革”时的磨难与风骨

1966年，钱钟书和杨绛都被革命群众“揪出来”，成了“牛鬼神蛇”，被整得苦不堪言，杨绛还被人剃了“阴阳头”。她连夜赶做了个假发套，第二天照常出 门买菜。群众分给她的任务是清洗厕所，污垢重重的女厕所被她擦得焕然一新，毫无秽气，进来的女同志都大吃一惊。杨绛特意把便池帽擦得一尘不染，闲时就坐在 上面掏出书看，倒也无人打扰。

形势越来越严峻，钱钟书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被贴了大字报，杨绛就在下边一角贴了张小字报澄清辩诬。这下群众炸窝了，身为“牛鬼蛇神”的杨绛，还敢贴小字 报申辩！她立刻被揪到千人大会上批斗示众。当时文学所一起被批的还有宗璞、李健吾等，其他人都低着头，只有杨绛在被逼问为什么要替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翻案 时，她跺着脚，激动地据理力争：“就是不符合事实！就是不符合事实！”这“金刚怒目”的一面，让许多人刮目相看，始知她不是一个娇弱的女人。

1969年，他们被下放至干校，安排杨绛种菜，这年她已年近六十了。钱钟书担任干校通信员，每天他去邮电所取信的时候就会特意走菜园的东边，与她“菜园 相会”。在翻译家叶廷芳的印象里，杨绛白天看管菜园，她就利用这个时间，坐在小马扎上，用膝盖当写字台，看书或写东西。而与杨绛一同下放的同伴回忆，“你 看不出她忧郁或悲愤，总是笑嘻嘻的，说‘文革’对我最大的教育就是与群众打成一片。”其实十年文革，钱杨夫妇备受折磨，亲人离散：杨绛最亲的小妹妹杨必被 逼得心脏衰竭辞世，女婿王得一也在批斗中不堪受辱自杀？？而沉重的伤悲未把两人压垮，在此期间，钱钟书仍写出了宏大精深的古籍评论着作《管锥篇》，而杨绛 也完成了译着讽刺小说的巅峰之作——八卷本的《堂吉诃德》。从干校回来八年后，杨 绛动笔写 了《干校六记》，名字仿拟自沈复的《浮生六记》，记录了干校日常生活的点滴。这本书自1981年出版以来在国内外引起极大反响，胡乔木很喜欢，曾对它下了 十六字考语：“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缠绵悱恻，句句真话。”赞赏杨绛文字朴实简白，笔调冷峻，无一句呼天抢地的控诉，无一句阴郁深重的怨恨，就这么淡淡地 道来一个年代的荒谬与残酷。女儿钱瑗一语道破：“妈妈的散文像清茶，一道道加水，还是芳香沁人。爸爸的散文像咖啡加洋酒，浓烈、刺激，喝完就完了。”不 过，书出来后，却只能在柜台底下卖，丁玲甚至说，《班主任》是小学级的反共；《人到中年》是中学级；《干校六记》是大学级。

“最才的女”，创作翻译双高峰 求学时老师给杨绛的批语是“仙童好静”，在英才济济的东吴大学，她很快就奠定了自己才女的地位：中英文俱佳的杨绛是班上的“笔杆子”，东吴大学1928 年英文级史、1929年中文级史，都由她“操刀”。她还喜欢音乐，能弹月琴，善吹箫，工昆曲。大学期间，自修法文，拜一位比利时的夫人为师，学了一口后来 清华教授梁宗岱称赞不已的法语。

求学清华时，一贯爱好文学的杨绛开始自己创作，备受任课教师朱自清的欣赏，她的第一篇散文《收脚印》和第一篇小说《璐璐，不用愁！》都是被他推荐至《大 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杨绛在清华没能拿到硕士学位，后陪钱钟书西方游学，也未攻读任何学位，但她一路旁听，一路自修，坐拥书城，遍读乔叟以降的英国文 学，还不时和丈夫展开读书竞赛。两人回到家中无事，便对坐读书，还常常一同背诗玩儿，发现如果两人同把诗句中的某一个字忘了，怎么凑也不合适，那个字准是 全诗中最欠贴切的字，“妥帖的字，有黏性，忘不了。”钱钟书从昆明回上海后想写 《围 城》，杨绛甘做“灶下婢”，辅佐夫君全力搞创作，闲时在陈麟瑞、李健吾等人的鼓动下，尝试写了部四幕剧《称心如意》。没想这位自称业余的剧坛新手“出手不 凡”，第二年《称心如意》在金都大戏院上演时“引来阵阵喝彩声”，一鸣惊人，她所署的笔名“杨绛”也就此叫开。此后，杨绛又接连创作了喜剧《弄真成假》、《游戏人间》和悲剧《风絮》，讽刺幽默，流畅俏皮，颇有英式戏剧的风格。杨绛的父亲和姐妹一同去看了《弄真成假》，听到全场哄笑，问杨绛：“全是你编 的？”她点头，父亲笑说：“憨哉！”1945年，夏衍看了杨绛的剧作，顿觉耳目一新，说：“你们都捧钱钟书，我却要捧杨绛！”

新中国建立后，知识分子普遍遭受冷板凳的待遇，翻译无疑更为“安全”。杨绛的翻译生涯最早追溯到清华读研时，一次钱钟书的老师叶公超请她到家里吃饭，饭 后拿出本英文刊物，让杨绛译出其中一篇政论《共产主义是不可避免的吗？》。她当时心想：莫非叶先生是要考考钱钟书的未婚妻？在此之前，她英文虽棒，也从未 学过、做过翻译，但也只得硬着头皮“应考”。交稿时叶公超却连连称赞“很好”，推举发表到《新月》杂志。从此杨绛一发不可收拾，走上了翻译的道路。她翻译 的47万字的法国小说《吉尔·布拉斯》，受到朱光潜的高度称赞：我国散文（小说）翻译“杨绛最好”。

1958年，47岁的杨绛，利用大会小会间隙，开始自学西班牙语，打算从原文翻译《堂吉诃德》。译稿历经“文革”的摧残，“被没收、丢弃在废纸堆里”，最后“九死一生”，逃过劫难。1978年4月，杨绛翻译的《堂吉诃德》出版。同年6月，西班牙国王和王后访华，她应邀参加国宴。邓小平惊讶道：“《堂吉诃 德》是什么时候翻译的？”此事一言难尽，杨绛忙于和西班牙皇室握手，无暇细谈，只好答非所问：“今年出版的。”1986年10月，西班牙国王专门奖给75 岁的杨绛一枚“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十字勋章”，以表彰她的杰出贡献。

写于1980年的《洗澡》，是杨绛迄今为止惟一一部长篇小说。“洗澡”是建国初“三反”运动中的专有名词，指的是知识分子需要对自己思想“肮脏”面彻底 “清洗”，一部《洗澡》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各类知识分子在运动期间的众生相。这部18万字的小说被施蛰存誉为“半部《红楼梦》加上半部《儒林外史》”。

走到人生边上，淡泊自在

从1994年开始，钱钟书住进医院，缠绵病榻，全靠杨绛一人悉心照料。不久，女儿钱瑗也病中住院，与钱钟书相隔大半个北京城，当时八十多岁的杨绛来回奔 波，辛苦异常。钱钟书已病到不能进食，只能靠鼻饲，医院提供的匀浆不适宜吃，杨绛就亲自来做，做各种鸡鱼蔬菜泥，炖各种汤，鸡胸肉要剔得一根筋没有，鱼肉 一根小刺都不能有。“钟书病中，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顾人，男不如女。我尽力保养自己，争求‘夫在先，妻在后’，错了次序就糟糕了。”1997年，被杨 绛称为“我平生唯一杰作”的爱女钱瑗去世。一年后，钱钟书临终，一眼未合好，杨绛附他耳边说：“你放心，有我呐！”内心之沉稳和强大，令人肃然起敬。“钟 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当年已近九十高龄的杨绛开始翻译柏拉图的《斐多 篇》。2003年，《我们仨》出版问世，这本书写尽了她对丈夫和女儿最深切绵长的怀念，感动了无数中国人。而时隔四年，96岁高龄的杨绛又意想不到地推出 一本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探讨人生的价值和灵魂的去向，被评论家称赞：“九十六岁的文字，竟具有初生婴儿的纯真和美丽。”走到人生的边上，她愈战愈 勇，唯愿“死者如生，生者无愧”——钱钟书留下的几麻袋天书般的手稿与中外文笔记，多达7万余页，也被杨绛接手过来，陆续整理得井井有条：2003年出版 了3卷《容安馆札记》，178册外文笔记，20卷的《钱钟书手稿集·中文笔记》也将于今年面世？？这位百岁老人的意志和精力，让所有人惊叹！

这也是她一贯身心修养的成果。据杨绛的亲戚讲述，她严格控制饮食，少吃油腻，喜欢买了大棒骨敲碎煮汤，再将汤煮黑木耳，每天一小碗，以保持骨骼硬朗。她 还习惯每日早上散步、做大雁功，时常徘徊树下，低吟浅咏，呼吸新鲜空气。高龄后，改为每天在家里慢走7000步，直到现在还能弯腰手碰到地面，腿脚也很灵 活。

当然更多的秘诀来自内心的安宁与淡泊。杨绛有篇散文名为《隐身衣》，文中直抒她和钱钟书最想要的“仙家法宝”莫过于“隐身衣”，隐于世事喧哗之外，陶陶 然专心治学。生活中的她的确几近“隐身”，低调至极，几乎婉拒一切媒体的来访。2004年《杨绛文集》出版，出版社准备大张旗鼓筹划其作品研讨会，杨绛打 了个比方风趣回绝：“稿子交出去了，卖书就不是我该管的事了。我只是一滴清水，不是肥皂水，不能吹泡泡。”

钱钟书去世后，杨绛以全家三人的名义，将高达八百多万元的稿费和版税全部捐赠给母校清华大学，设立了“好读书”奖学金。杨绛与钱钟书一样，出了名的不喜 过生日，九十岁寿辰时，她就为逃避打扰，专门躲进清华大学招待所住了几日“避寿”。她早就借翻译英国诗人兰德那首著名的诗，写下自己无声的心语：“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杨绛，本名杨季康，生于1911年，1932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1935~1938年留学英法，回国后曾在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清华大学任教。1949年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杨绛是著名作家、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家。主要文学作品有《洗澡》《干校六记》，另有《堂吉诃德》等译著，2003年出版回忆一家三口数十年风雨生活的《我们仨》，96岁成书《走到人生边上》。

杨绛的《堂吉诃德》译本被公认为优秀的翻译佳作，迄今已累计发行70万册，是该书中译本当中发行量最多的译本。80年代后，杨绛写一些散文、杂文、回忆短文，虽然都比较短小，但从平淡文字中透露出来的一种朴素而真挚的情感，经过漂洗的苦心经营的朴素中，有着本色的绚烂华丽和智慧。在92岁到百岁高龄之时，杨绛以她极富才华的笔触，打开尘封多年的记忆，其中不仅仅用梦幻文学的方式讲述了钱锺书和钱瑗生前最后一段时光，而且回忆了很多当年夫妇游学欧洲以及建国后的种种往事。

【人物透视】

《围城》的诞生

上海沦陷时期，钱锺书先生被困，回不去联大。当时，杨绛写的《弄真成假》在上海非常有名，有一次他们看完杨绛的戏，在回去的路上，钱锺书说：“我也要写一部长篇小说！”杨绛马上赞成道：“好！好！你赶快写吧！”当时他们的生活很拮据！如果钱锺书少教几节课，空出时间写书，收入便更少了。杨绛便把保姆辞退，一个人担负做饭、洗衣服等家务，只为省点钱，少一份支出，这样钱锺书便可以少教些课，写长篇，以维持家庭生活；从另一个意义上讲，这是杨绛对自己的牺牲。我们不难理解，对于一个惜时如命的学者，这意味着什么。

于是钱锺书写出一段，讲一段，钱锺书笑，杨绛也笑，这便是钱锺书唯一一部长篇小说《围城》的诞生。《围城》后改为电视剧，妇孺皆知，但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写作背景是这样一种情形，它的诞生与杨绛对钱锺书的理解与支持是分不开的。

【素材解读】

一个惜时如命的学者，为了丈夫的写作，为了在事业和生活上给予丈夫莫大的支持，她毅然做出承担整个家庭的重任，遂使中国文坛有了一颗耀眼的明星。杨绛以她对人生和事业的理解，生动地诠释了什么是无私奉献，什么是理解与支持，什么是爱与担当。

【素材链接】

为了爱，许广平选择了放弃自己的事业。为了让鲁迅更好地写作，许广平常常替他查找和整理资料，替他抄写、校对文稿。每次鲁迅的文章写完后，她总是第一个读者和第一个评论者。每次读完之后，鲁迅都和她讨论、交流，虽然他们之间的学识有很大的差距，但鲁迅也常从与许广平的交谈中得到启发，对文章做一些修改。并且，对于鲁迅的一些重要的谈话，她也注意用心地加以记录和整理；对于鲁迅所写的文稿她都细心地收拣，妥善地保管好。

1936年，鲁迅先生不幸病逝。承受着巨大悲痛的许广平没有被心中的伤痛击垮，与之相反，更是以全身心的精力投入到对鲁迅先生的文集与资料的整理当中。在她的精心整理和积极努力下，借助文化界的友人的热情帮助，许广平完成了凝聚着鲁迅先生毕生心血的《鲁迅全集》的出版，并且还写下了许多介绍、怀念鲁迅先生、弘扬鲁迅精神的文章，为后人学习和研究鲁迅先生留下宝贵的财富。

【最好的纪念】

丈夫、女儿相继去世后，杨绛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将钱锺书的作品整理出来，还把他密密麻麻的读书笔记发表，之后又将他们二人全部稿费和版税捐赠母校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奖学金，奖励好学上进、成绩优秀、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使学生能无后顾之忧地完成学业。钱、杨两位先生对受奖的学生没有别的要求，只希望他们学成以后，有朝一日能以各种形式报效祖国、回报社会。“好读书”奖学金2001年9月建立以来，由钱锺书、杨绛作品出版收入积累的资金目前已近200万元。随着《钱锺书手稿集》（四十多卷）《〈宋诗纪事〉补正》（十二册）《围城》英文版、汉英对照本的陆续出版，基金总额将相当可观。杨绛用自己烛光般微弱的晚年时光，做完这些之后，便开始着手写作女儿钱瑗未完成的《我们仨》——这些是杨绛先生对已逝亲人最好的纪念。

【素材解读】

凭借一腔爱的血液，凭借着一颗高贵的心灵，凭借着回报社会的赤子之心，杨绛在捐助中和出版亲人的作品中体味着人生最大的快乐和幸福。作为钱锺书先生的夫人、钱瑗教授的母亲，当两位最亲近的人相继离开后，杨绛忍着巨大的悲痛，继续完成女儿和丈夫的遗愿。杨绛以她的坚强与豁达所做出的一切，展示出她爱女之心、爱夫之切以及她美丽而高尚的人格，让我们感动和景仰。

【素材链接】

居里夫妇得到7万法郎的诺贝尔奖金，居里夫人还得到了5万法郎的欧西利奖金。她将一部分奖金存入银行，补贴家用和自费招聘一位实验室助手，把其余一些奖金捐助了一些学术团体，又给教过她的一位贫困的法国教师汇去一笔旅费，让老师能重游故乡。按下来，居里夫人把她千辛万苦提炼出的镭（价值100万以上法郎）赠送给了研究治癌的实验室。有人劝她把这些财产留给两个女儿，居里夫人说：“我希望女儿长大自己谋生，我只留给她们精神财富，把她们引上正确的生活道路，而绝不给她们留金钱。”

【“坐”在人生边缘】

杨绛的内心非常安宁与淡泊，她在散文《隐身衣》中，直抒她和钱锺书最想要的“仙家法宝”莫过于“隐身衣”，隐于世事喧哗之外，陶陶然专心治学。生活中的她也非常低调，几乎婉拒一切媒体的来访。2004年《杨绛文集》出版，出版社准备大张旗鼓筹划她的作品研讨会，杨绛打了比方风趣回绝：“稿子交出去了，卖书就不是我该管的事了。我只是一滴清水，不是肥皂水，不能吹泡泡。”在作家们纷纷忙于各地签售会时，读者却只有从一本本出版的书里瞥见杨绛的身影。在许多朋友眼里，杨绛生活异常俭朴，为人低调。她的寓所没有进行过任何装修，水泥地面，老旧样式的家具，始终安之若素。杨绛说：“我家没有书房，只有一间起居室兼工作室，也充客厅，但每间屋子里有书柜，有书桌，所以随处都是书房。”杨绛有着良好的生活习惯，她严格控制饮食，少吃油腻。她坚持每天早上散步、做大雁功，时常徘徊树下，低吟浅咏，呼吸新鲜空气。后来年岁大了，就改为每天在家里慢走7000步。

【素材解读】

杨绛十分钟爱英国诗人蓝德的一句诗：“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前半句说的是淡然的心境，后半句则描摹出那份文人的傲骨。“我和谁都不争”，就是拥有这样淡泊名利之心，杨绛“坐”在人生边上，内心充满安宁与淡泊，过着自己想要的低调的生活，就这样，她度过了自己的百年岁月。

【素材链接】

钱学森是个有杰出贡献的人，也是个有性格的人。他一生做人都坚持四条原则：第一，不题词；第二，不为人写序；第三，不出席应景活动；第四，不接受媒体采访。

钱学森不给任何人题词，不留美名，更不留骂名，平平淡淡，活得坦然。不为人写序，看似有些不近人情，但钱学森知道，这样的“借名”者，多是拉大旗作虎皮，不想在学术研究上坐“冷板凳”，只急着要一举成名。钱学森成就卓著，却从不接受各种媒体的采访，他淡泊名利是出了名的。在上海交通大学读书时，一次考水力学，6道题全答对了，老师给了他100分。但钱学森找到老师说：“有一个字母，不应该简写，我简写了，必须扣掉4分。”最后，老师给他改为96分。在国防部五院时，钱学森最初是担任院长。不久他给聂帅写信，要求改“正”为“副”，以便专心致力于科学研究和技术攻关。就这样，当了一时院长的钱学森，又改当副院长。20 世纪90年代初，深圳有一位老板，要为钱学森立功德碑和塑半身像。钱学森听说后，坚决反对：“一个还活着的人，怎能定其功德？又怎能塑像？” 【人物品读】

笑眯眯的杨绛

陶然

自2004年开始，我和仁强每年9月上北京，主要就是去看杨绛，还回母校北师大去出席“钱瑗教育基金”一年一度的颁奖大会。钱瑗是钱锺书与杨绛的独生女，是我们的老师。

早在2005年4月初，杨绛在给仁强和我的信中说：“应仁强之请，我将是你们的杨绛妈妈。”当然我也明白，这是因为钱瑗的关系。杨绛思念爱女，而我们在钱瑗最困难的时候，特别是仁强，又是可以说得上话的学生兼朋友。她百岁时我也曾打电话过去，她说，你要多保重！那时，我得重病，9月依然上京，上到她二楼的家，她心疼地说，不要做了！仁强你看住他！编杂志要动很多脑子的！

而她在今年6月28日写给仁强、树西的信中说：“张瑗（仁强的女儿，那时刚去北京，看望过杨绛）说，陶然叔叔身体这会子特好。我确是不久前看见我们《文艺报》上有他的文章，好文章！”我也搞不清是什么文章了，但“好文章”之说当然只是鼓励，以前在她家闲聊时，她就笑说，以后陶然的文章，我一定要看！我想不是好不好的问题，而是一种情感在发生作用。她看到我们，便有如看到钱瑗一样。

那时我们极力鼓动，想载她到市内转一转，一起吃餐饭，告诉她现在北京城变化很大。但她总是无动于衷，淡淡地说，电视上也可以看到呀。我们以为不可能劝动她了，不料这次张瑗上京，却有本事把杨绛载走。杨绛在信中说：“张瑗颇有本领，干一行，擅长一行。她开车稳稳地，我坐了很放心。”看得出她很喜欢张瑗，除她个性可爱之外，当然这也是因她父母而起的移情作用吧！

2008年10月24日，杨绛给我和仁强写信说，“接到《香港文学》，特厚，打开一看，里面多了一本《城市文艺》，我老记着钱瑗的话，„以后要留心陶然的文章‟，所以两本刊物上的大文，都一一看了，真是上苍默佑，陶然当《香港文学》的总编，支持下来了。文章篇篇好，《城市文艺》的一篇(指我在该刊写的记仁强的《岁月悠悠，也匆匆》，文内有提及我们的老师钱瑗），尤令人神往。你们两位真是善人，瑗瑗最可怜的时候，得到你俩同情，帮她抵御了所有凌辱她的人。我在王德一(钱瑗的丈夫)去世十天之后，就要下放干校，钱先生早已下干校，家里剩了她一人。她知道妈妈心痛她，不放心，反来安慰我说：„妈妈，你放心，有人同情我。‟你们的同情，她终身不忘。你们两个善人有善缘，也结成了终身的好友；我也由你们一念之仁，和你们都成了好友。所以我把《岁月悠悠，也匆匆》细细读了两遍，不胜感动。”

百岁杨绛，每天读书写作不止，晚上一点半就寝，早上六点半起床，中午休息两小时。吃得很清淡。我所知道的，是她已不怎么下楼运动，她说，下去不免碰到熟人，要寒暄一番。所以她每天在室内来回转圈走路，身上带七支铅笔，每走1000步就放下一支。难怪她脚步轻盈，那回，我们正聊着天，她忽然站起，步向写字台，去翻书。我和仁强悄悄趋近前去，只见那书是《孔子家书》。至于她正写的长篇小说，据透露，暂名《图书馆管理学》，已接近杀青，明年应可出版。这是新消息，我们在北京的时候，问起写作，她总是笑眯眯，不露一点口风。她总说，钱先生和阿瑗都走了，我的路也走完了！听得我们揪心。我们明明看到她步履矫健轻松自在，除了听觉较差之外，一切都好。她透露道，去年查出心衰，她依然谈笑风生，“这个病有两大好处，一是不传染，二是死得干脆，自己不痛苦，也不烦人”。她的豁达，听得我们相顾无言。哪里知道镜头一转，她一笔一画写成的长篇小说已经悄悄地完成了！大概，这是《洗澡》续篇吧？

百岁老人杨绛，总是笑眯眯地坐在她家那张单人沙发上，伸手拍拍仁强和我的手背，听不清了，就拿出纸笔，叫我们写下。还记得那回在她家，窗口的马蹄莲开得正旺，她娓娓道着，我转头一望，客厅靠墙那头，正挂着“我们仨”的合影，从左到右是：杨绛、钱瑗、钱锺书。

篇2：杨绛的故事

■刘淑玲

《听杨绛谈往事》终于出版了，这是一对年龄相加达177岁的老人共同完成的一本书，书的内容自不待言，这本书的诞生就是一个传奇。

杨绛说：“经我的同意而写的传记，只此一篇。”

这是杨绛的传记，又不只是传记，这是一部知识分子的心灵史。

杨绛的人生故事离不开钱锺书，他们相濡以沫63年的婚姻是杨绛人生中最精彩的篇章。《听杨绛谈往事》记录了独有的钱杨式“人性与世态”。

杨绛是智者，这种智慧与修养反映在她的婚姻生活中分外精彩。钱锺书说杨绛绝无仅有地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个角色：妻子、情人、朋友。这是对杨绛的至高评价，也是真实写照。杨绛出身名门，是满脑子西方文学经典的MissYang，是家世丰厚、养尊处优的“四小姐”，却在婚姻生活中默默地学做一切大家庭中儿媳妇所担负的琐务，敬老抚幼，诸事忍让。尤其是战争时期动荡艰苦的生活条件下，大家闺秀降为“灶下婢”，尽管十分劳累辛苦，脸上总笑眯眯的，没有丝毫委屈怨尤的表情，还在灶旁炉边完成她的剧作。所以钱锺书叹曰：他娶到了“最贤的妻，最才的女”。

在钱锺书眼里杨绛是无所不能的人。生活中的钱锺书笨拙，书呆子气十足，杨绛体贴关爱，并用她的幽默把这一切智慧化了。她对钱锺书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不要紧”。台灯弄坏了，“不要紧”；墨水打翻了，“不要紧”。杨绛的“不要紧”伴随了钱锺书的一生。她对爱情的诠释不是Iloveyou，而是Ido，Ibe。有一次，杨绛要捐掉她为钱锺书织的一件毛衣，钱锺书却抱住不放，说：“慈母手中线。”对于从小嗣出的钱锺书而言，这样的爱情该值得何等珍爱。杨绛说：“锺书病中，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顾人，男不如女。我尽力保养自己，争求‘夫在先，妻在后’，错了次序就糟糕了。”这句话看似平静，胜过一万首爱情诗。杨绛先生用最高的智慧，实践了她对爱情的理解。应该说，在某种意义上这本书也是一部知识女性的爱情读本。

杨绛是著名作家，《听杨绛谈往事》里很大篇幅是对杨绛作品的评述，这种评述的方式极其特别，有杨绛自评，也有钱杨互评，再现了很多作品诞生时的历史场景与深层契机，是一部鲜活的微观文学史，可以看作杨绛作品研究的特殊史料。

没有人比钱锺书更了解和欣赏杨绛的睿智才华。书中记录了钱锺书对杨绛作品的精彩点评。比如对杨绛散文，钱锺书就自愧不如并万分折服：“杨绛的散文比我好。”“杨绛的散文是天生的好，没人能学。”他对杨绛说：“照常理讲，我应妒忌你，但我最欣赏你。”“有出版社要将我年轻时的作品与你现在的作品放在一起出版，我不太献丑了吗？”杨绛的作品，人们最喜欢的是她的《干校六记》和《洗澡》，钱锺书却认为写于上世纪70年代的《“大笑话”》是杨绛最好的中篇小说。《“大笑话”》表面看来夸张幽默，实则悲剧感极强，揭示出把世俗当做智慧的所谓知识者中，心相知的两情相悦更难寻觅，更容易被毁灭，也更弥足珍贵。从钱锺书对《“大笑话”》的激赏可以体会到他写《猫》和《围城》等小说的用心。对杨绛的剧作，钱锺书也发表过知音之言。杨绛的第二部话剧《弄真成假》上演之后，钱锺书看了回来说：“我也要写，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可以说，是杨绛的话剧催生了《围城》。对她的译作，钱锺书都有真知灼见。杨绛对钱锺书作品的解读，书中都一一道来。作为作家，他们都是独立的创作者，作为这个世界上最相知的人，他们的作品又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听杨绛谈往事》第一次把他们这种血肉相关的文学体验记录下来。因而“钱杨互评”，成为《听杨绛谈往事》中最有意趣的内容。

杨绛的一生动荡不宁，但她一路走来荣辱不惊，气定神闲。作者说，她听杨绛谈往事，思考最多的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杨绛的人格魅力到底在哪里？的确，杨绛是个奇女子。抗战时期，放下大家闺秀的身份，颠簸辗转仍温婉坚强；“文革”期间，发配干校却旷达乐观，还留下了脍炙人口的《干校六记》。她历尽坎坷却淡定如水，饱经世事却纯真依旧，晚年生活有如“龟蛰泥中”，却胸怀大爱，料事如神„„

这本书，有两个章节都是以“零”命题：《我是一个零》《我还是一个零》。能够把自己归为“零”的人是了不起的。“零”是一种至高境界，是一切的起点。“我必须把自己降为零，一个人如果不能在同类中甘居末位，就永远不能解脱。”这是甘地在自传中向世人的宣言。杨绛不是政治家，她的“零”代表着本真：保其天真，成其自然，身处卑微，脚踏实地。竭尽一切远离虚荣，不慕虚位，努力保持真我，显示了她的人格力量。

杨绛说：学会判断和自我克制，对一个人性格的形成很重要。要以理性锤炼心性，保持幽默和旷达。杨绛一生与幽默相伴。幽默来自于她对这个世界的爱，就像一盏灯，照亮了她的性情、才华和智慧，使她保持一颗仁厚和博大的心，拥有仁慈和勇敢。正因为如此，书中第一次披露了许多让人感动唏嘘又钦佩不已的历史片段，却在她的叙述中妙趣横生，黑暗的人生被她一笑带过。

比如书中有一节叫《体味人生》，回忆了许多杨绛在干校生活中的有趣片段，其中一个场景就是“拉野屎”。作者说，杨绛回忆起这个惊险的夜晚时，仍然笑得眼泪都出来了。一个留学牛津、学贯中西的美才女，在被改造的日子里，不得不在天寒地冻、漆黑荒凉的山村郊野，学着猫儿留下一处“野屎”，这是中国历史多么有趣的一个细节。这些细节杨绛并没有写在《干校六记》中，我们何妨把它们看作《干校六记》的续篇？

《听杨绛谈往事》写作时，适逢中国话剧百年，上海和北京两地同时上演杨绛先生早年话剧作品《弄真成假》和《称心如意》。杨绛先生的往事回忆又与现实联系在了一起。她特意亲笔撰文《杨绛与杨季康》，发表于2007年10月15日《文汇报》。96岁高龄仍是文笔生动，一派纯真。

钱锺书先生离去后，杨绛按照钱锺书的意愿，于2001年在清华大学设立了“好读书”奖学金（Philobiblion Scholarship），取拉丁语“爱好读书”之意，也是来自钱锺书任中央图书馆英文总纂时所主编馆刊的名称，把他们夫妇全部已有和其后发表作品所获得的稿酬全部捐出。杨绛说：“在中国，一字一句的钱我都捐了。”她翻译的西班牙小说《堂吉诃德》卖了80万套，已资助几百位同学获奖。有人把杨绛看作是堂吉诃德的化身，是仁慈与博爱的使者。多年来，吴学昭一直协助杨绛先生管理“好读书”奖学金。《听杨绛谈往事》最欢乐的一章就是记录这个既是往事却仍在继续着的故事。

《我们仨》和《我们的钱瑗》出版后，我惊异于一个老人能够坚强地支撑着如此孤独的生命，原来在她的灵魂里“我们仨”永远活着。看了《听杨绛谈往事》后，终于明白这个老人生命的力量来自哪里——不仅有“我们仨”，还有更倔强的信念，更旷达的人格，更广博的大爱。

吴学昭自幼学习英文，毕业于燕京大学新闻系，又担任多年的驻外记者。为了让杨绛先生在温馨亲切的氛围中追忆往事，她从来不用录音机，而是默记。每次谈话后她都马上整理成文，而后经杨绛先生审读，一些记忆有误或不甚确切的地方，她就反复回忆，并送杨绛先生订正和修改。她不用电脑写作，她的文章是用钢笔写在稿纸上，每个字迹都整齐清晰。杨绛用铅笔订正，也整整齐齐地写在一侧，密密麻麻。在看这些细小的字迹时，吴学昭总是凝神专注，然后一遍又一遍地修改补充。为了考证钱锺书日记中提到的元次山文《水乐说》中的一段话，她曾冒着38度的高温到图书馆去查阅校订。

书中涉及到了很多杨绛的老友，有些还是重要的历史人物，作者都客观地记录下来，还原历史事件中的生动片段，揭开了许多尘封往事。娓娓道来，文笔质朴，温婉亲切，和杨绛的散文有异曲同工之妙。作者说，对待历史，不回避，不粉饰，因为，杨绛的“往事”并不只是个人的生命，而是历史的环节。

吴学昭特别感动杨绛先生《走在人生边上》对灵魂的追问。写作《听杨绛谈往事》时，她身旁就放着这本书。华兹华斯（W.Wordsworth）说过：Plain living and high thinking是人生的至高境界。“简朴的生活，高贵的灵魂”，这是杨绛和吴学昭都非常喜欢的名言。书稿完成后，原本打算收录杨绛先生的照片一百多幅。但作者执意要压低书的定价，忍痛减少照片数量并缩小了字体。我觉得特别可惜，曾经发表意见说：“书厚一点没关系，但一定要做得漂亮，这些照片都要用上，还要把字体加大才好。”但她说：“书是写给大众看的，不是要存在象牙塔里！尤其是青年学生，他们买不起太贵的书，写书的目的就是要他们从中体味人生，学习做人。我不用这本书来赚钱，也不要那些华而不实的包装，我只愿意拥有广大的普通读者。”

篇3：品读杨绛先生的《老王》

再谈杨绛先生, 行文末尾说是“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 杨先生说自己是一个“幸运的人”, 那是相对于身处底层的老王而言的。一是有个温馨和睦的家, 杨绛和钱钟书先生都是大学问家, 女儿女婿也都是高级知识分子, 一家相亲相爱, 受到党和国家应有的尊重, 政治、经济地位非一般百姓可比。三是经历文革磨难的劫后余生。然而事实上杨绛先生也是一个不幸者, 文革中经受抄家批斗, 下放五七干校打扫厕所, 女婿也在文革劫难中被逼自杀, 这种不幸, 作者在文中仅是一笔带过, 文革中老王送钱钟书先生看病, 提出不要钱, 当作者一定要给钱时, 老王“哑着嗓子悄悄问我:‘你还有钱吗?’”仅此而已, 并无其他叙述。在笔者看来, 杨绛先生的不幸较于老王更深更重。

有意思的是, 也是最值得玩味的地方, 老王的不幸在明处, 作者的不幸在暗处;作者的幸运在明处, 老王的幸运在暗处。正是在幸与不幸中, 文章折射出来自底层的光芒以及大知识分子的人性光辉。

来自底层的光芒

文中的老王一辈子很苦。靠一辆破旧的三轮车活命。“文革”期间载客的三轮车被取缔, 他的生计就更加窘迫, 只能凑合着打发日子。他打了一辈子光棍, 孤苦伶仃。他住在荒僻的小胡同里, 小屋破破烂烂的, 眼睛又不好, 他的一生凄凉艰难。

但是老王心好, 老实厚道, 有良心, 关心人。老王的善良表现在:1.主动上门给作者家带送冰, 而且破格优惠“减半收费”, 服务周到。2.“文革”开始后, 知识分子落难, 工资被扣, 有些“工人”正是逞威风之时, 而老王对作者夫妇当时的处境尤其关心, “拿了钱却还不大放心”, 生怕作者夫妇更为艰难。3.带着重病, 双手拿着礼品, 坚持着上门来感谢作者一家多年来对他的照顾。善良是老王身上的闪光点, 然而仅看到这一点还不够, 善良之外还体现了穷人的尊严。一是作为一个不幸的人, 老王自食其力。他“有个哥哥死了, 有两个侄儿‘没出息’, 此外就没有亲人了”, 文中“没出息”三字上加了引号, 既表明老王对两个不争气侄儿的痛心, 又显示他不想依靠亲人的硬气。二是不幸的人也能以自己微弱的光和热去照亮、温暖别人。文革中同情关心处境艰难的作者夫妇, “你还有钱吗?”, 寥寥五字蕴含无限关切。三是投桃报李, 有恩必报。病入膏肓的老王用尽最后的力气送香油和鸡蛋, 不仅是感谢作者一家多年来对他的照顾, 更是感谢作者一家一直把他当人尊重。老王内心深处的这一性格特点与他的善良相比, 同样是无比耀眼的, 而这往往不为学生所觉察。

仁爱厚重的博大情怀

如果说文中的老王有一颗做人的道德良心, 是极其纯朴的好人, 那作为一个大知识分子的杨绛先生则有着非同一般的博大情怀。首先表现为她对老王关心同情。其次表现为对自身遭遇文革苦难的淡然。 (具体分析因篇幅有限在此省略)

杨绛先生的《老王》和她的其他散文一样, 看起来平平淡淡, 无阴无晴, 然而平淡不是贫乏, 阴晴隐于其中, 经过漂洗的苦心经营的朴素中, 有着本色的绚烂华丽。

摘要：苏教版语文必修三选编了杨绛先生的《老王》一文, 作者以其素朴的文字凸现了底层平民的光芒, 表现了一个知识分子仁爱厚重的博大胸襟。透过平淡冲和的笔调, 细细品读, 愈觉如饮陈年佳酿, 绵味悠长。

篇4：杨绛的故事

一

“大事记”记录了很多杨绛的至亲，其中记述的最详尽的一是钱锺书，二就是杨绛的父亲杨荫杭。

有人抱怨杨绛“心思狭隘”，其表现之一就是“护夫心切”，为了力保钱锺书的名誉与权益，不惜和某些重要的钱锺书“研究者”，甚至是从前的“友人”翻脸。读过“大事记”后会发现，杨绛的“狭隘”何止表现在“护夫心切”，父亲的清誉也是她不遗余力的维护的。

在目前能够看到的史学材料、著作中，多是把杨荫杭塑造成一个典型的、积极的、彻底的“反清”革命斗士。一些近代史的研究者甚至希望杨绛能够提供帮助，以便了解清楚杨荫杭如何从一名“革命者”转为了“立宪派”。据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民国史》记载：“江苏地方革命小团体发生最早，1901年夏留学生杨荫杭回到家乡无锡，聚集同志，创设了励志学会。他们借机讲授新智识之机，宣传排满革命。”杨绛指出，这一事件严重失实，因为此时杨荫杭还未卒业回国。

“大事记”中，杨绛写“父亲于1910年获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硕士回国，执教北京政法学校，兼为清室肃亲王善耆讲授法律。……不久辛亥革命，父亲辞职回乡照顾祖母等，父母遂携我到上海避难”。很显然，杨荫杭回国时曾经“身兼二职”，既执教于新式学校，又为善耆担任私人法律教师。这在当时的留学生中可能是很普遍的现象，但在后来的某些“历史学者”的眼中，这显然是“不合理”的。为了建构杨荫杭的“反清”志士的形象，他们在著述中有意淡化甚至抹去杨荫杭曾为清末贵族业师的历史。

杨绛撰写《回忆我的父亲》，这篇文章是应诸多历史研究者之邀而作的，但是并没有按照要求，多谈杨荫杭的“革命”事迹，在她眼中的父亲专注事业，更热爱生活，读书写诗，踏青赏花，“溺爱”孙辈，独独并不钟情谈论与参与“革命”。文末，她说父亲是那个时代常见的知识分子之一。言外之意，就是告诉大家不要把杨荫杭想象成激进的革命党人士，他只是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在“大事记”中，杨绛再次有意识的为父亲的“身份”正名，直言自己“出身开明知识分子家庭”；杨荫杭早年出国后就“脱离了革命，埋头书本”。试猜想杨绛反复的说明父亲的“身份”的目的只有一个——反感他者有意识的虚构杨荫杭的“革命”形象，虚构的故事即使是“光荣”的，也会使先父蒙羞。

二

杨绛的“大事记”中多记录个人的经历，虽然只是记述大略事迹，但是文中却呈现出了明显不同的笔调。比如，谈与钱锺书初识、相恋以及结婚等事时，杨绛罕有的采用了抒情、俏皮的笔调，尤其写二人初恋的误会之事，充满着亲昵之情；再如，“大事记”中还详细地记述了钱锺书著作的出版、翻译、获奖，被编选入教材等问题。在后期出版的《杨绛全集》中，还订正了几处之前有关钱锺书作品出版的时间、版本的记录的谬误。这看似流水账式的记录笔体单调、冗长、乏味，但其背后却饱含深情，正如她在《钱锺书集》代序中写的，“我希望他毕生的虚心和努力，能得到尊重”。杨绛对丈夫的“尊重”就体现在细节之上，她小心翼翼的打扫“战场”，事无巨细，毫不马虎。此用心良苦，令人感叹。

杨绛一生中经历了诸多波云诡谲的政治事件，在“大事记”中，这些“大事”往往只是简要的记上一笔，并不做过多的议论。熟悉杨绛文风的读者会欣然的发现，这正是杨绛以其独特的方式展现个人与时代的关系，表达她对于历史与政治的思考。

少年时，杨绛经历了五四运动、北伐等重要事件。五四运动时期的杨绛刚满八岁，她曾亲见街上浩浩荡荡的游行的大学生，却并未有特殊的时代感受。北伐战争时期，杨绛正读高二年级，此时，她的眼界与心思都逐渐的开阔起来，北伐的胜利使敏感的杨绛终于感受到了时代变化的明确信号——女子开始剪去长发。比较这两处有关杨绛青少年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的记载可以看出，杨绛完全采用的是一种个人的视角观察历史、政治、现实的变化。

杨绛在“大事记”写了一家人在日军侵华期间的生活经历，十分的耐人寻味。1935年，杨绛伴读钱锺书远赴欧洲留学，正在求学的关键之时，抗日战争爆发，两人毅然决定放弃学业，立即回国。夫妇俩回到国内便分隔两地，钱锺书应约到西南联大教书，杨绛带着尚在襁褓之中的钱瑗来到上海，不仅要独立抚养年幼的女儿，还要照顾钱家与杨家两边的长辈，生活的艰难与困窘可想而知。此间，杨绛身兼数职，一面帮助振华女中筹备上海分校，一面要做家教补贴家用，这样的生活坚持了近三年。上海沦陷后，钱、杨得以终止了“分居”生活，日子却并没有好起来，经济上反而更加的紧张了。虽然钱锺书很快在上海谋得了工作，但杨绛却失业了，她坚决辞掉了日本人接管的小学的教职工作。这段时间，她把大部分精力用于照顾家人的起居生活，钱锺书正是在此时写作了《围城》、《人·兽·鬼》、《谈艺录》等重要的小说与文学研究著作。杨绛还利用业余时间编写剧本，她创作的话剧以喜剧为主，因为缺乏“斗争意义”，因而能够由“进步剧团”公开排演。正如杨绛所言，“上海虽然沦陷，但是文艺界的抗日斗争始终没有压没”——她的喜剧里的几声笑“表示我们在漫漫长夜的黑暗里始终没有丧失信心，在艰苦的生活里始终保持着乐观的精神”。

杨绛的父母皆逝于抗战期间。1937年侵华战争爆发，杨荫杭率家人避居乡下，在逃难的过程中夫人身染恶疾，客死他乡。1944年底时，谣传美军要轰炸上海，杨荫杭回到苏州寓所，不久之后，突发脑溢血去世。“大事记”中只简要记述父母离世的时间和原因，此外，1945年中还有一小段文字，“抗日战争胜利，夜闻消息，举家乐极不眠。我思念父亲”。即便是在后来专门怀念父母的长文之中，杨绛也从未疾声厉色地痛斥过战争带来的灾难，尤其在谈到父母仓促离世的事情时，笔调显得异常的冷静与节制。愈是平淡的叙述，愈能让人感到战争带来的无法言说的巨大的创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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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后，杨绛和钱锺书也被卷入到了一系列的政治活动之中。让我觉得有趣的是1972年的一条记录，“3月12日，钱锺书与我随第二批‘老弱病残’者回北京。在北京的研究人员及干部仍在‘学习’（即开会，不工作）”。这是杨绛的“大事记”中含有的一段充满了凌厉的反讽的记述……而有幸留在北京的研究员们、干部们，虽然没有困于乡下辛苦的劳作，这几年之中的生命也几近荒废——日复一日的“开会”，不工作。杨绛不像钱锺书一般于行文中随时洋溢着机智的讽刺，她只在不经意间露出的讽刺的机锋，因而更显犀利。

在《杨绛全集》中，对之前的“大事记”进行了一定的修改，更多的是增补了从2003年至2014年间发生的诸多事件。这一部分的记述，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即对于与钱、杨有关的争议、官司等等，杨绛都用了非常长的篇幅进行记录，细枝末节都写得很清楚。看上去非常的啰嗦与冗长，难怪有认说杨绛“斤斤计较”，令人生厌。但就我个人看来，这实在是非常令人痛心的写法。从前钱、杨与人有了冲突，或受了污蔑，只要事关大是大非之事，杨绛会写一篇有理有据的长文进行争辩，如《从“掺沙子”到“流亡”》、《答宗璞〈不得不说的话〉》、《手札若干纸失窃启示》等。年岁愈长，杨绛可能自知已没有精力再写长文来应付难挡且缠身的是非，不得已采用了这样的方式，在“大事记”中把能说明的情况尽量写清楚。杨绛因为不甘任人诽谤而据理力争，因为爱惜羽毛而“斤斤计较”，这样的不卑不亢的处世态度，难道也有错吗？

三

不出杨绛意料，她刚刚离世，就开始有人以《在杨绛忌日，说几句不合时宜的话》为题做文章，细数钱、杨为人处世的“缺点”——仅能“洁身自好”，不能“奋勇担当”，还将钱、杨的文章归类于“道德文章”，对他们未能成为“具有穿透力与前瞻性的思想家，以及勇猛的行动者”表示遗憾。钱锺书早在四十年代的《谈教训》一文中就讽刺过以教训他人为毕生事业的“道德家”，这位作者显然未读过或未读懂此文，我着实替他遗憾和脸红。仅就这篇批评钱、杨的文章内容而言，题目之矫情，行文逻辑之草率，令人咂舌。

杨绛去世后，几乎一夕之间，人们都在谈论她的作品，议论杨绛不平凡的一生。她的才情、淡薄、从容的精神在有意无意地宣扬下，成为这个时代的绝唱。这样的情形仿佛似曾相识，不禁令人想起钱锺书去世时的场景。

钱锺书曾向杨绛交代，自己死后不留骨灰，不设灵堂，不开追悼会。杨绛当即表示完全同意丈夫的做法，但是也认为此事颇有“为难”之处。杨绛的担心并非是多余的。果不其然，钱锺书离世当晚，她还未能与丈夫做一个安安静静的道别，当时中国社科院领导就前来吊唁，除了哀悼之外，想必也是来“通知”家属如何举行葬礼。在《听杨绛谈往事》一书中，虽然未有记录他们带来的“指示”，但由杨绛的陈词看来，能够遵从钱锺书遗嘱是很困难的：

钱先生去世不举行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不留骨灰，钱锺书这样交代我的。我们虽然不是共产党员，我们都是良民，奉公守法，赞成丧事从简。领导如果不同意，我会坚持向你请求再请求按照钱锺书本人的意愿行事，我会没完没了地向你请求。

杨绛的这番陈词读来令人五味陈杂，思之令人痛心。年逾九十的杨绛追着社科院的领导到了电梯口，反复重申钱遗嘱……最后才如愿，这一事件算是告一段落。

时隔三年之后，杨绛在报纸上得知钱锺书无锡故居开始修复，并筹备“钱锺书文学馆”、“钱锺书生平事迹展”等事。她形容自己的当时的心情是“不胜惶惑”。1996年时，无锡市就开始筹备建馆，那时钱锺书还在世，闻听此事表示坚决反对；钱去世了，大概这些“热心人”觉得时机成熟，应当立即着手这件功德无量的文化大事。无锡市市委认为建立钱锺书纪念馆的理由似乎十分充分，言称要教育后人学习钱锺书的精神。他们还表示，这绝不是自己的主张，而是遵从了许多名流、学者的建议，钱锺书乃“无形资产”，可资“实用”，为旅游创汇。杨绛多方陈情、抗议皆无回应。后来钱锺书故居赫然修复完成，开业迎宾。正如钱锺书生前所预言，他后半生为浮名所累：“我成了一块烂肉，苍蝇都可以在我身上撒蛆”，沉痛之至，令人扼腕。

2012年3月26日，中国社科院院长陈奎元看望杨绛，谈话间杨绛提出了身后事的要求：一、不开追悼会；二、不受奠仪；三、至多七八至亲送送。

陈奎元的答复略显可笑，他答应杨绛“未来事”可依以上遗嘱，但是又提议悠久保留杨绛的故居，供后学参观，钱、杨的物件一并留置、陈列。杨绛当场表示了反对。未曾想到十年之后，杨绛面临着和丈夫一样的难堪的处境。

杨绛于“大事记”中记录，2013年4月18日她公证了遗嘱。经历了一世纪的风风雨雨，杨绛在“回家”之前，毅然选择用法律维护最后的安宁。其父杨荫杭曾以林肯名句“Dare to say no！”教育杨绛要有主见，并敢于坚持主见。身后大事有关尊严，公证遗嘱表明了杨绛坚持维护尊严，决不妥协的决心。

杨绛曾说，如果钱锺书的纪念馆落成，将是对钱锺书生前“淡泊名利”的莫大的讽刺。那么，对杨绛的故居原封不动的封存也无异于此。钱、杨二人携手风雨，早对“人生的讽刺”看得通透，只是那些热心“传承文化”的人们没有明白，这些纪念馆讽刺的哪里是钱、杨，反是正在“在物欲横流的人世间”阔步前行者！

四

读“大事记”中，还有一些谜团令人不解。

比如，钱、杨与白杰明（J.Barme）的“失联”。白杰明是最早翻译杨绛、钱锺书作品的西方译者之一，他近期在大陆出版了丰子恺的传记《艺术的逃难》（2015），从1990年至今，他为何无故与钱、杨“失联”了呢？

杨绛在“大事记”提到，自己于1992年3月28日毁去已成稿二十章的《软红尘里》，并附注“大彻大悟”。这难道是与杨荫杭毁掉《诗骚体韵》的理由一致，只因小说艺术水平“未达心愿”？又或者另有“隐情”，杨绛的“彻悟”到底是什么？此书的“毁去”与钱锺书在后来北上时，“遗失”《百合心》同样令人好奇与痛心。

1956年时，钱、杨二人合力翻译了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译稿完成之后，交于罗念生“参考”，后遗失。2008年的“大事记”中，杨绛对此事语焉不详，并没有指名点姓的道出遗失书稿的人，直到2014年杨绛才在“大事记”中指名点姓的说是罗弄丢了原稿。罗念生在其翻译的《诗学》序言之中，只写感谢“杨季康提出宝贵意见”，全不提遗失书稿一事，更毋提对钱杨公开道歉了。小说《洗澡》中，杨绛曾浓墨重彩的写了一段“骗取”书稿，假装“遗失”的故事情节，钱锺书在与友人的书信中也曾很气愤的谈论过遗失书稿的事情（未点名），不知是否指的就是此事，可见，《诗学》的遗失令钱、杨耿耿于怀，遗失书稿之于二人实有锥心之痛。罗念生一生从事翻译与文学研究工作，在业内声誉极佳，但他对此事不闻不问、不负责任的态度令人不解。更遗憾的是，如今我们无缘读到钱、杨合译的《诗学》，这不得不说是重大损失。

篇5：杨绛的故事：且以优雅过一生

杨绛，原名杨季康，祖籍江苏无锡，197月17日出生在北京一位开明的知识分子家中，未满百日，便随父母南下，移居上海。排行老四，杨绛在姐妹中个头最矮，爱猫的父亲笑说：“猫以矮脚短身者为良。”少年时代，她在上海读书。从小就学习好，但淘气顽皮，曾因上课说话被罚站示众，不服两人说话只罚一人而大哭到下课。

在父亲的引导下，她开始迷恋书里的世界，中英文的都拿来啃。一次父亲问她：“阿季，三天不让你看书，你怎么样?”她说：“不好过。”“一星期不让你看呢?”她答：“一星期都白活了。”

篇6：杨绛的故事：且以优雅过一生

1994年，钱锺书住进医院，缠绵病榻，全靠杨绛一人悉心照料。不久，女儿钱瑗也病中住院，与钱锺书相隔大半个北京城，当时八十多岁的杨绛来回奔波，辛苦异常。“锺书病中，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顾人，男不如女。我尽力保养自己，争求‘夫在先，妻在后’，错了次序就糟糕了。”

因肺癌转脊椎癌，钱瑗1997年去世。钱瑗外语才能精湛，学识渊博，在大学任教时便勇于创新，开创了“实用外语文体学”。在杨绛眼里，“我的生平杰作就是一个钱瑗”。还没有从丧女的悲哀中解脱，翌年12月，相伴了60多载的丈夫钱锺书又离她而去。

“锺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

在北京三里河，一个属于国务院的宿舍小区，全是三层楼的老房子，几百户中唯一一家没有封闭阳台，也没有室内装修的寓所——“为了坐在屋里能够看到一片蓝天”，便是杨绛的栖身之处。自1977年搬进来，她就再没离开过。曾经的“我们仨”，只剩她独自一人，整理钱锺书留下的.多达7万余页的学术遗物，笔耕不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