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汶川地震灾区安县返乡农民工情况调查报告

关于汶川地震灾区安县返乡农民工情况调查报告（精选6篇）

篇1：关于汶川地震灾区安县返乡农民工情况调查报告

62250524.doc

关于汶川地震灾区XX返乡农民工情况调查报告

调查人：XXX

时间：XXXX年XX月

调查地点：XXXX

正文:

农民工群体是伴随着我国社会转型而出现的一个有特殊身份的群体，他们亦工亦农，每年大约有1.2—1.6亿农民工游走在城乡之间，在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他们在沟通城乡，尤其在现代化城市建设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成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和一支不可轻视的社会力量。广义上的农民工是指来自农村被雇请从事非农劳动的具有农业户口的人口。狭义上的农民工则指来自农村被雇请从事非农性的体力型或服务型工作的原农村人口。本文主要关注的是农民工中的体力劳动者，即狭义上的农民工群体，他们处于社会弱势群体的地位，处于广义农民工的底层，是真正需要关注的。

作为全国劳务输出的大省和全国劳务输出较早的省之一的四川，据2006年四川省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资料显示，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就达到了1300万，遍及全国各地和国外。然而2008年的5.12汶川大地震中，灾区各地农村家庭更是遭受前所未有的灾难，之后灾区各地外出务工人员纷纷返乡，加入家园重建工作中。截止2009年底，21.5万返乡农民工中，有11万人参与灾后农房重建和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了就地就近转移就业，有6.6万人春节后重新外出就业，1.6万人被本地企业吸纳就业，0.6万人返乡创业，近0.9万人以打短工等形式灵活就业，0.8万人在家直接从事种养殖业。

笔者通过暑期在家乡对广大农户深入调查访问，以及查阅相关资料文献，旨在了解地震以来返乡农民工的相关情况，分析发现其中存在的一系列现象和问题。

通过调查访问的结果显示：八成以上外出务工人员家庭因地震房屋完全倒塌或损坏严重已无法居住，近六成外出务工人员家庭灾后完全无收入来源，只能依靠政府救济；对于返乡的主要目的，近七成外出务工人员表示返乡是为了更好的照顾家庭和参与家乡重建。

返乡的外出务工人员有91.8％是地震之后回家的，男女比例约为4：1，其中以在省外务工为主，占63.7％，省内务工的占36.3％。笔者发现灾区有91.8％返乡的外出务工人员表示由于地震后很多家庭受灾严重，需要亲人在家照顾，同时地震灾区重建需要大量劳动力和受2008年的国际金融风暴影响的就业形势，因而他们选择返乡，且人数上省外比省内多。鉴于灾区重建各方面都处在百废待兴时期，不少工作劳动力强度大，因此返乡民工中以男性为主。

返乡就业的人员中从事第二产业（工业、建筑业等）所占比例较大，为43.8％，从事农业生产的占17.7％，从事第三产业（交通运输、宾馆、餐饮、销售等服务业）的占20.8％，其他占17.7％。在重建工作中，前期阶段工作主要进行的是大型基础设施，大型建筑以及重要工业企业的恢复重建。因此对返乡就业人员而言主要从事第二产业（工业，建筑业等）相对容易，加之大多人返乡之前也主要从事该产业，且该产业技术要求相对不高，主要是体力劳动，同时工资方面相对丰厚、有保障。由于恢复重建工作的其他方面的需要，不少有条件的返乡人员选择了第三产业（交通运输、宾馆、餐饮、销售等服务业），加入重建工作。

其次，被访返乡务工人员每月收入水平多集中在“1001-1500元”、“1501－2000元”、“2001－3000元”上，所占比例分别为21.8％、41％、19.4％，月收入“不足1000元”的被访者占11.2％，月收入在“3001-4000元”，“4001-5000元”和“5000元以上”所占比例分别为4.5％、0.8％和1.4％。自地震以来，据笔者在家乡的了解，民工的工资由于恢复重建初期的劳动力紧缺，曾一度出现过较大幅度上涨，但是不少返乡民工基本上没有什么技术支持，因此在工地，企业的工资仍然普遍偏低。相对来说，从事特殊技术工种的民工工资则相对较高，日工资能大150元左右，但是又由于其特殊性，其工作时间却不会很长，不连续，需求量小。

通过调查访问，笔者发现了存在着的一些主要现象、问题：

1、高年龄段的返乡农民工成主体，29岁以下占总数的27.6%，30到40岁占31.2%，40岁以上占总数的41.2%。三是低文化程度的返乡农民工明显较多，返乡农民工小学及以下学历占37.3%，初中占40.9%，高中及以上占21.8%。不少在外务工人员由于身体状况、就业情况以及劳动技能等方面的因素，大多选择返乡就业，因此，在很多工地上出现了年龄上偏大，青壮年则主要为外来人员。

2、农民工多数没有参加过任何技能培训，低教育程度的农民工接受培训的比例也较低。大部分民工没有一技之长，就业前更没有培训，尤其是地教育程度的农民工。农民工无技术，只能从事体力型劳动，而且工资相对较低，无保障，同时由于岗前培训没有，对所从事的岗位的专业知识和安全保障不了解，导致安全系数低。由于该部分民工无技术，其在就业时的竞争力低，就业也不稳定。对此，不少农民工朋友在访谈中说到对技能培训的看法，他们认为培训既费钱又费时，与其花钱费时，还不如在劳动中自己琢磨。因此笔者认为，政府应健全强化农民工就业前培训制度，积极开展各类技能培训活动，不仅为有意参加的农民工提供培训机会，还可提供相应的培训补贴，激励农民工朋友积极报名和参与，加大对无岗前培训的用人的单位的监督检查甚至处罚；农民工朋友也应重视自己在技术技能方面的投入，积极参加各类职业技能培训活动，提高自身素质和就业能力，提升自己的竞争力；企业应加强对农民工岗前培训工作，通过提高其工作能力与效提升自己的技能率来增加企业的收入。

3、农民工工作制度不优化，积极性不高，效率低。根据笔者在假期的访问交流以及亲身体验中，笔者发现在灾区恢复重建项目工作中工作积极性不高，效率低，主要原因大部分重建工作是计天工，按所劳动的天数来获得报酬，因此导致很多工作被人为地放慢了速度，以图得到更多的收入。但是由于该类工作方式的工资相对较低，导致很多农民工虽然工作时间长，但所得收入仍然很低，同时又延长了工期。对此，笔者认为各施工单位人员应改善优化劳动报酬制度，以提高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效率，对民工自身而言，应积极工作，在优异工作业绩中获得更多更稳的报酬。

4、返乡民工获取工作的方式单一，就业不稳定。由于笔者生活在农村，笔者发现大部分的农民工的就业方式主要为亲友或熟人介绍。大部分民工活动范围较封闭，信息获得方式也单一，获取量也极为稀、无用，因此对农民工来说自己应聘的机会极为稀少。大多农民工家庭贫困，而通过中介组织介绍的方式需向中介方提供一定的费用，因此很多民工不愿将不多的钱花在中介上。同时很多农民工文化程度低，对社会上的各种骗局不易识别，因此由于中介组织介绍的不稳定性，也使相当部分农民工宁愿失业也不走中介组织介绍的方式。由于返乡民工获取工作的方式单一，因此很多农民工就业情况也就不稳定，常常完成一个工程的工作时也就意味着他们失业的开始，很少有人能及时找到下一工作，直接影响家庭收入。笔者认为，在促进农民工就业问题中，政府应积极引导农民工就业，要加强信息搜集和发布工作，在剩余劳动力和用人单位间搭建劳务对接平台，积极召开专场招聘会，开展送岗下乡活动。企业应加强同农民工用工信息的交流，扩大招聘面，录用最优人力资源。对农民工自身而言，应加强获取相关信息的能力，多多了解各用工单位包工人员的信息，促进自己的就业。

来自农村、生活在农村的我，虽然自己的亲人也是农民工群体中的一员，但是我对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了解甚少。通过此次调查活动，对家乡的父老乡亲、农民工朋友们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认识，明白了他们的生活艰难。返乡农民工在很大程度支援了灾区重建的人力资源的短缺，为家乡的重建工作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农民工作为社会上的一个弱势群体，需要社会各界了解、关注农民工朋友，平等对待。情系三农，关注农民工，解决农民工实际问题，加快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的进行，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步伐。

参考文献：

﹝1﹞ 《当代中国农民工文化生状况调查报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 2007.﹝2﹞魏城编著，《中国农民工调查》，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8

﹝3﹞ 《汶川地震灾区外出务工人员返乡意愿调查报告》，四川：四川统计

局民调中心、人口处，2008.﹝4﹞ 杨克文、肖俊、黄正平、刘勋男，《2009年泸州返乡农民工情况调查》，四川：四川统计局，2009

篇2：关于汶川地震灾区安县返乡农民工情况调查报告

一、城镇重建——“壹街区”模式

大地震导致都江堰城镇受灾严重，大量房屋损毁，灾后重建的第一重任就是要着力解决都江堰受灾市民的安臵问题。在城镇住房重建中，融入援建市的建筑风貌和当地特色，是都江堰灾后城镇住房重建的一大亮点。为了城镇灾后的可持续发展，都江堰积极探索“新市镇”城市发展机制，使灾后重建从单一城市功能的应急恢复向系统提升转变。此外，在重建过程中，都江堰注重因地制宜，充分挖掘当地的自然资源和旅游资源，促进产业的发展和提升，带给灾民切实的利益。以“壹街区”为例：

（一）建筑特色——“川西风貌＋上海风情”

“壹街区”是上海市对口支援都江堰市灾后重建第一个功能完整的成街区建设项目，社区内环境优美、交通便捷、功能完善，是一个集川西风貌、上海风情于一体的综合性城区。按照“一街区、一家人”的理念，“壹街区”的设计规划融入上海元素，条条小巷纵横交错，住房建设相对集中，建筑风貌体现上海特有的“弄堂”风情。

（二）命名特色

“壹街区”的命名很有特色，它不仅包含着都江堰人民对援建者的感恩之心，更是传递着新的文化理念和突出其综合功能，让人耳目一新。据悉，当初在为该项目命名时，都江堰为了感恩上海援建、铭记援建者的恩情，提出叫“上海花园”、“上海城”或“上海村”。但被上海援建者拒绝：“援建不是恩惠，这个项目应该传递出更新的理念，拥有更响亮的名字。”而且该项目拥有开放式的特点，无线网络将覆盖于整个区域内，所以“壹街区”也是“E街区”。

（三）功能提升——综合性城区

为了提升都江堰城区的可持续发展力，“壹街区”建设项目通过对口援建、联建等共同参与重建的新模式，形成功能提升的“新市镇”城市发展机制。“壹街区”是集居住、学校、医疗、购物、观光、休闲于一体的综合性城区，公共设施配套完善，对居民的安居乐业和城区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打造出都江堰城区重建的特色街区。

（四）产业提升——“借水还水”生态城区

水，是都江堰城市的灵魂，在“壹街区”中充分利用现有优质生态环境，做足水文章，打造河、岸、林、园的生态体系。将蒲阳河的河水引流到区域中心，打造人工湖，规划成一个舒适宜居的生态城区，带动当地旅游业的发展。

二、农房重建——“十大模式”

都江堰的农房在地震中大量倒塌，为了及时有效地解决农民住房问题，让灾民震后生活和生产有保障，都江堰统筹推进城乡建设，把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成果、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等政策运用于乡镇灾后重建，探索出农房重建的“十大模式”：①“指标换住房”的向峨模式；②运用“联建”政策的大观茶坪模式；③“依山靠水原址自建”的蒲阳花溪模式；④“院落统规自建”的翠月湖清江村模式；⑤“大院落原址自建”的安龙徐家院子模式；⑥建设“新型社区”的青城山石桥模式；⑦产权“抵押贷款”的青城山泰安A模式；⑧臵换平移“大地变小地”的青城山泰安B模式；⑨“指标换资金”的天马向荣模式；⑩“产权融资”的紫坪铺镇沙湾村模式。按照土地和房屋确权与流转制度，以及灾后重建资金筹措的不同，上述十种模式又可分为统建统建、统规自建、原址重建、异地重建和联建共五种住房重建模式。

（一）联建——都江堰农房重建特色

都江堰区别于其他灾区农房重建的一大特色就是联建。联建不仅引入了社会资金，解决了农村受灾群众重建资金瓶颈问题，而且提高了重建水平，解决了受灾群众的后续产业发展问题。大观茶坪模式是利用依山傍水的优美旅游环境和完善的基础设施优势，积极引入社会资金采取“联建”方式进行灾后重建，包括企业参与多家农户联建、自然人参与多家农户联建、自然人与农户联建三种形式。并在联建过程中突出后续产业发展，布局未来乡村连锁酒店业，构筑村民可持续增收平台，有效推进了灾后重建与产业发展的统筹布局。而紫坪铺镇沙湾村模式则是通过产权换住房，成功实现了住房重建。

（二）统规统建

向峨模式的“指标换住房”和青城山石桥模式的“新型社区建设”探索出统规统建新路子。“指标换住房”是指农民通过宅基地产权臵换新居住房、基础设施配套和产业发展等多项权利，对农业实施规模化、集约化经营，使农民的居住方式和生产方式得到根本性转变。“新型社区建设”是指农民通过比选形式选择社会投资方进行“新型社区”建设，不仅保证农民先入住新房再拆除旧房，还能收取租金，并从受灾群众转变为产业工人。此外，为了增强灾后重建和发展的动力，青城山镇泰安村通过两种方式解决资金缺口：一是建房前向金融部门申请担保贷款用于重建；二是建成后申请抵押贷款用于装修，通过产权“抵押贷款”，解决商铺、住房重建的启动资金，促进当地商业的快速恢复。

（三）统规自建

在统规自建上，翠月湖清江村模式的“院落统规自建”使受灾农民就近居住，方便生产生活的需要，实现了基础设施的集中共享。结合“川西林盘”保护，“指标换资金”的天马向荣模式的具体做法是：通过拆小院并大院的方式，将拆除的小院落还耕，由县级政府或成都市级政府回购集体建设用地指标，使土地资源向土地资本转变，从而有效解决重建资金难题。并且结合区域实际,依托产业带动优势，快速推进新农村建设。

（四）原址自建

在原址自建上，蒲阳花溪村在充分尊重群众意见的基础上，采取“依山靠水原址自建”，通过灾后恢复重建永久性住房补贴、自筹资金、贷款资金三种方式筹集重建资金来源，并改善了水电气等基础配套建设，农民生活质量显著提升。而安龙徐家院子模式则采取“大院落原址自建”，一是全面利用林盘院落幽静的环境，对基础设施进行配套；二是在完成居住环境改善的同时，利用紧邻成青路的区位优势，统筹考虑未来产业支撑。

（五）异地重建

青城山泰安在破解资金瓶颈上，则通过臵换平移集体建设用地指标，获得集体建设用地指标出让收益，集中迁址异地重建，有效解决了灾后住房重建问题，促进灾后产业发展。

三、乡镇重建——向峨模式

结合成都市现代农业产业发展要求，都江堰制定了现代农业产业发展规划，发展现代农业和特色产业，带动农民生产生活方式的同步转变。并且，通过对区域的整体规划和产业组合，将生态农业与旅游观光相结合，实现一三产业联动，为灾后产业重建与提升提供了又一典范。以向峨乡为例：

（一）农房重建——“指标换住房”

向峨乡按照科学重建、科学发展的总体要求，运用统筹城乡的思路和办法，在充分尊重群众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土地综合整理，集中修建住房安臵灾民，将城乡用地指标增减挂钩，腾出多余集体建设用地3000亩，在经济较发达的双流县有偿使用这部分挂钩指标，为灾后住房重建筹集建设资金6亿元，有效保证了灾后农房重建的顺利进行。而且集约利用土地，实施规模化经营，促进农民的生活和生产方式得到根本转变。

（二）社区管理特色——“居民自治”

农民的住房问题得到解决后，向峨乡为了保证农民安居乐业，不花一分钱管理好自己生活的安臵小区，提出“群众参与，自治自管”口号，积极探索“政府引导、社区主体、市场运作、居民自治”的新型村级管理模式。以向峨乡鹿池社区为例，为共同创建、共同分享和谐小区，鹿池社区把“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自己的家园自己守”作为小区公共管理的基本原则，积极引导村民参与小区管理，不仅增强了大家的主人翁意识，而且改善生活习惯，提高了文明素质。

（三）产业提升——带动当地可持续发展

一三产业互动。震前向峨乡主要经济收入来源以挖煤为主，产业单一。为实现生态可持续发展，2003年向峨乡放弃了资源挖掘型经济，转而向生态农业、观光旅游产业发展。抓住灾后重建的契机，向峨乡大力实施“四个万亩”工程（猕猴桃、茶叶、“三木”药材、笋用竹），为第三产业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目前，向峨乡农业产业化发展已初具规模，截至2009年已发展猕猴桃基地17683亩、茶叶基地3993亩、“三木”药材基地15974亩、笋用竹基地8679亩，直接带动产业农户1500余户。

高端旅游，实行差异化营销。在灾后重建中，向峨乡因地制宜，根据自身的资源优势和产业特色，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进行旅游开发，与一般的乡村旅游、观光农业区别开来，实行差异划化营销，着重发展高端旅游产业。例如开发莲花湖原生态旅游资源，发展集水上运动、小球运动于一体的旅游休闲中心，吸引高端客户前来消费，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

（四）机制创新——“田间股份制”

值得一提的是，在发展现代农业产业的过程中，都江堰积极探索实践“田间股份制”模式，利用市场化，构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与农民利益的有效联结机制，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使农民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

“田间股份制”模式的具体做法是：计划用三年时间采取“政府扶持、公司出资，农民出地，茶园品质验收合格后，青城贡品堂茶业有限公司逐年将股份退回农民”的形式，在向峨乡开展万亩优质绿茶基地建设。其中，政府投入一部分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其余部分由公司和农户以“田间股份制”投入。茶叶投产后，公司将在前4年分别按照4%、2%、2%、4%的比例将所持股份赠送给农户、村、社、合作社。“田间股份制”不仅使农民土地承包权得到保护，而且充分保证农民在公司的参与权、管理权和收益权。对于公司而言，也获得了稳定的优质茶叶基地，一举两得。都江堰探索“田间股份制”模式是灾后重建中新农村建设的又一典范。

四、产业重建

抓住灾后重建的机遇，都江堰在工业上实现结构调整和转型，实行集约化发展；在农业上从传统走向现代，提出“一镇一特色”的建设目标；在旅游业上，加大恢复和发展，利用都江堰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进行全方位、深层次的开发。

（一）工业——合作共赢

工业基地建设融入上海特色。在建的10万平方米标准厂房就业创业基地融入了上海特色，分为单层、二层和多层建筑，单层主要是安臵重工业企业，二层和多层则是安臵轻工业企业、服装企业、食品加工企业等。基地着力形成以政府引导为关键、各类企业为主体、优势互补为基础、市场运作为导向、产业项目为载体、合作共赢为依托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经济合作机制，推动都江堰的工业集约化发展。

灾后就业培训积极开展。基地的建成将有效解决都江堰面临的就业问题。为了保证人员的顺利就业，都江堰将和上海大力合作，开展就业培训为当地培养人才，特别是技术研发人才、生产管理人才等，保证都江堰工业的可持续发展。

（二）农业——“一镇一特色”

对于整个都江堰发展而言，农业对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灾后，上海援建的10万亩现代农业聚集区将形成都江堰惠及面最广的支农惠民框架体系。据悉，该聚集区覆盖都江堰12个乡镇、60%的耕地、44%的农民，将做到一镇一特色，建成后可带动核心区农民人均年增收1500元以上，成为现代农业示范基地、农民持续增收基地和两地合作交流基地。10万亩集聚区将同时成为都江堰市未来6个4A级景区之一，有望成为一个“一、二、三产”互动、解决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新型农村经济发展平台。

（三）旅游业——“加快恢复提升”

震前，都江堰就拥有很好的旅游业基础，这次地震虽然导致一些旅游景点受损，但也给都江堰增添了新的旅游元素。震后，都江堰凭借其悠久的历史文化资源、丰富的自然生态资源以及新形成的地震旅游资源，进行全方位、深层次的开发，规划一批批特色城镇，大力开发集观光、休闲、度假为一体的旅游路线，努力打造成为国际旅游目的地城市。

五、对口援建——“援建+合作”

在上海的对口援建下，都江堰的灾后重建工作进行的如火如荼。据统计，上海援建资金达80亿元，共112个援建项目。其中，“交钥匙”项目70项，“联建共建”项目39项，“交支票”项目3项。

工业方面，在建的10万平方米标准厂房就业创业基地就是旨在增强都江堰“造血”功能的上海援建项目之一。而且都江堰和上海将在项目上进行优势互补、互惠合作，形成长效支援合作机制，为灾后都江堰的工业重建提供动力。

农业方面，上海援建了10万亩现代农业聚集区，而且开辟“绿色通道”，帮助都江堰10多家特色产品企业与上海大型超市成功对接，扩大销售市场。此外，上海企业还成功举办了“浦江爱.岷江情”慈善义卖、“都江堰猕猴桃产业振兴计划”等活动，促进了都江堰农业产业的重建和提升。

旅游业方面，上海市旅游局向都江堰授发“世博会旅游推广工作站”牌，推出包括世博之旅、爱心之旅等在内的8条上海与都江堰之间特色旅游线路，对外宣传推广都江堰的旅游资源。为了加强客源互动，上海多家旅行社还与都江堰开展合作，推动都江堰旅游产业的恢复与提升。

篇3：关于汶川地震灾区安县返乡农民工情况调查报告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方法, 选取四川省绵竹市2所中学初二、初三、高二、高三年级共413名学生作为调查对象, 收回有效问卷408份, 有效率为98.79%。其中初二学生113名, 初三学生95名, 高二学生96名, 高三学生96名;男生177名, 女生231名;平均年龄 (15.68±1.72) 岁。

1.2 方法

以班级为单位团体施测。调查表由经过培训的调查员统一发放, 由被调查者以无记名方式填写。调查表内容包括被调查个人的一般情况及症状自评量表 (SCL-90) [6]。据我国SCL-90使用标准, 各因子均分在2分及其以上被视为有各种轻度不良反应[7], 在3分及其以上被视为心理问题达到中等及以上严重程度[8]。

1.3 数据处理

所有量表调查数据均输入SPSS 15.0, 采用t检验、方差分析进行统计学处理。

2 结果

2.1 震区中学生心理健康状况

若按有1项及1 项以上因子分≥2 分计算, 有249名中学生有心理问题;若按有1项及1 项以上因子分≥3 分计算, 则有74名中学生有中、重度心理障碍。震区中学生心理问题主要表现为强迫症状、人际敏感、敌对、抑郁和焦虑。见表1。

注: () 内数学为百分率/%。

2.2 震区中学生与国内中学生常模心理健康状况比较

由表2可知, 震区408名中学生SCL-90各因子得分在1.46～2.01之间。得分较高的项目为强迫症状和人际敏感, 得分较低的是躯体化。中学生强迫症状、抑郁、焦虑和恐怖4个因子得分显著高于国内中学生常模水平[9], 偏执因子得分显著低于常模水平。

2.3 震区中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性别差异

女生在抑郁、焦虑和恐怖3个因子上的得分显著高于男生, 而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敏感和敌对、偏执、精神病性的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见表3。

2.4 震区中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年级差异

表4结果显示, 震区中学生在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敏感、抑郁、敌对和偏执6个因子上存在显著年级差异。最低分均集中在初二年级, 最高分均集中在初三年级, 高三年级得分低于高二年级。事后检验表明, 在躯体化因子上, 初二年级得分均显著低于初三、高三年级;在强迫症状因子上, 初二年级得分均显著低于初三、高二年级;在人际敏感因子上, 初三年级显著高于初二、高二、高三年级;在抑郁因子上, 初二年级显著低于初三、高二、高三年级;在敌对因子上, 初三年级显著高于初二、高三年级;在偏执因子上, 初三年级显著高于初二、高三年级。

3 讨论

汶川地震2个月后, 408名震区中学生中, 249名有心理问题, 74名有中、重度心理障碍, 心理问题主要表现为强迫症状、人际敏感、敌对、抑郁和焦虑。震区中学生在强迫症状、抑郁、焦虑和恐怖4个因子上得分显著高于常模水平, 说明地震灾区中学生心理健康问题较为突出。有研究结果表明, 生活环境因素与中学生心理健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11]。究其原因, 可能是与地震这一突发性事件有关, 作为中学生, 不仅要承受对余震的恐惧, 还要面对生活的压力, 面对同学、教师和亲友的伤残、失踪或死亡, 而他们的心理承受和调适能力较弱, 长时间处于焦虑、惊恐的应激状态, 产生许多负性情绪, 又不会采取有效的途径发泄;也可能由于学校停课, 他们不能继续学校学习, 尤其初三、高三的学生承受着中、高考的压力,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的心理健康。

震区男生在抑郁、焦虑和恐怖3个因子上得分显著低于女生, 这一结果类似于周东明等[10]的研究结果, 即男生心理健康状况较女生好。可能与男生和女生所面临的文化、生理和心理成长环境的不同有关, 女生进入青春期后自我评价会降低[12], 更多表现出不自信、对他人的评价敏感等, 于是体验到更多的社会焦虑。在面对突如其来的地震时, 她们又不善于运用放松方法进行自我调节, 生活兴趣减退, 动力缺乏, 从而更加剧了悲观、焦虑和紧张的程度。

震区中学生心理健康在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敏感、抑郁、敌对、偏执6个因子上, 均存在显著年级差异。SCL-90的最高分均集中在初三年级, 初三学生不仅对余震的发生感到担心、面对新的学习环境 (活动板房) 和生活环境 (帐篷) 等的不适应, 还要面对繁重的学习任务、中考的压力及对未来学习、生活的不确定, 感到前途一片渺茫, 做事缺乏动力, 出现较多的学习焦虑问题, 如身体不适感、自卑感, 又无法摆脱一些无意义的想法和行为, 因此, 初三年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相对最差。SCL-90的最低分均集中在初二年级, 说明初二年级心理健康状况相对最好, 因为初二学生已习惯初中学习的模式, 学习任务相对轻松, 父母、教师更多地是关注其生活是否正常和心理是否健康, 他们所承受的生活和心理压力相对较小。高三年级学生得分低于高二年级学生, 说明高三学生心理更为健康。有人认为高考压力在高一时就凸显出来, 而到了高三, 学习成绩基本定型, 能否考上已不在其忧虑范围之内, 心理健康状况反而有所改善[13]。

综上所述, 震区中学生的心理问题较为突出, 政府或相关机构应针对灾区中学生所表现的心理问题, 建立一套中长期的心理干预方案:一方面提供关于地震的正确信息, 给予情感上的关怀与支持, 帮助建立安全感;另一方面提供激情宣泄技术、促进放松和个体活性的动作法, 鼓励不良情绪的宣泄, 减轻身体上和心理上的不适感, 使生理和心理活动在新的状态下获得平衡, 将有助于缓减震区中学生的心理问题。

篇4：关于汶川地震灾区安县返乡农民工情况调查报告

【关键词】 三年后;地震灾区;初中生;比较研究;心理健康状况

【中图分类号】 R-1【文献标识码】 B【文章编号】 1007-8231（2011） 07-0320-02

一、 研究对象和方法

对象：此次以汶川第一中学初中部作为调查对象。采取随机抽样的方式，分别从三个年级中各抽出2个班，每个班均以全班学生作为此次调查的对象，以保证样本的代表性。共调查327人，获得有效问卷314份，有效应答率为96.0%。有效问卷中男生共计152人，女生共计162人，初中一年级学生114人，初中二年级学生100人，初中三年级100人。

工具：（1）、症状自评量表（scl-90）该量表是目前应用心理学典型量表，包含广泛的精神症状学内容，如思维、情感、行为、人际关系等。该量表共包含有90个日常生活的相关问题。每一个问题采取1-5分的5级评分标准，从1分代表无症状到5分代表症状严重，依次递进。分别是无、轻度、中度、偏重、严重。该量表可以分解出10个因子，分别反映10个方面心理症状。

（2）采用特别编制的人口学资料问卷该问卷主要针对灾区不同类型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进行比较分析，同时还可以分析地震后影响学生心理康复的因素，有助于提出具有针对性的解决措施。

（3）spss17.0软件对调查结果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1、有心理问题的人数和百分比，其中，我们主要对因子1——因子9进行了分析。

沃们统计出有不同程度心理问题的人数和百分比，任意因子分中因子<=2的人数有106人，占总人数的33.8%；2<=因子<3的人数比例为50.6%；3<=因子<4占人数比例的13.1%；4<=因子<=5占人数比例的2.5%。

分析表明，随机抽取的314名学生中，有心理问题（任意分子>=2）的人数为208人，占所选出样本容量的66.2%，

2、scl-90各因子均分及各因子在心理问题上存在的比例问题

我们按各因子对不同程度心理问题的人数和比例进行了统计，具体数据如下：在因子一中（2<=因子<3）的比例为13.1%，相应的从因子二到因子九在因子大于等于2小于三的比例分别为24.8%，20.1%，14.0%，15.6%，15.6%，15.6%，14.0%，12.7%。

上面的各项数据主要反映了各个因子在心理问题上所占的比重，根据各个因子的人数和所占的百分比可以得出所调查者各个症状的严重程度依次是强迫—人际敏感—恐怖—敌意—抑郁—焦虑—偏执—精神病性—躯体化。

3、学生中存在较严重心理问题的情况

任意因子分>=3，即是中等及中等以上心理学问题，需要重点关注，这一人数为49人，参见表（一）的统计结果。

从统计数据的结果分析，进一步发现每个因子都有学生出现较严重的程度（因子>=3），具体数据是躯体化6人，强迫13人，人际敏感13人，抑郁14人，焦虑9人，敌意13人，恐怖14人，偏执7人，精神病性8人。

4、心理状况的年级差别

我们对心理状况的年级差异进行了统计，初一，初二，初三中任意因子大于2的人数比例分别为19.1%，22．6%，24．5%。

从以上的数据可以反映出在初一，初二，初三三个年级中，心理问题（任意因子>=2）的比例递减依次是初三，初二，初一。

5、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对比分析

此次的问卷中，人口学问卷共设有十二项。即是从十二个方面去分析特定群体中不同类型的初中生的心理健康状况 。此处结合两个人口学资料进行数据分析。其中我们对地震灾区的留守儿童的心理状态进行重点分析。

（1） 是否是留守儿童的不同心理状态

其中留守儿童在从因子一到因子九得出的因子数大于二的人数比例分别为16.7%,30%,23.3%,23.3%,20%,26.7%,30%,23.3%,23.3%,20%.因子大于二则说明这部分学生存有心理问题。而非留守儿童的因子数在各因子中大于二的比例依次为21.1%，16.4%，15.3%，16．4%，14.6%，27.9%，23.2%，20%，17.9%。

在抽样调查的6个班中，共有留守儿童30人，占总人数的9.6%,其中初一有14人，初二6人，初三10人。可见地震后灾区留守儿童人数相对整体来说较多。另外从上数据中得出：

1.在留守儿童中心理问题占比例最大的因子是因子7—恐怖，其次是敌意，再次是强迫。而非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却集中在因子2—强迫和因子3—人际敏感中，与留守儿童存在的心理问题因子数有根本性的不同。

2.在对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各个因子进行比较中发现。即使在同一因子的比较中，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中有心理问题的因子比例要大，且几乎每个因子都要高于非留守儿童。

讨论：此次研究显示，1.三年后汶川地震灾区初中生整体心理问题的检出率为66.2%，这是一个比例相当大数据，这说明地震后及时的心理干预指导、与后续的心理辅导工作未获得明显的成效，三年后汶川地震灾区初中生仍存在较大的心理问题，应值得长期关注。

2.各个因子在心理问题上所占的比重不尽相同，三年后地震灾区初中生因为所面对的学习生活、家庭环境、接受的心理指导程度、自我调节能力的不同，出现心理障碍的因子数不同，且突出表现在强迫和人际敏感两个心理问题上，故需要针对性的进行心理干预.

3.测评出存在严重心理问题的人数比例为14.98%，这部分的同学虽然占的总体比例不大，但是这部分学生的心理问题已经达到干扰学习和生活的程度，因此必须特别加强关注和采取及时的心理干预，以免因心理问题引发更为严重的后果。

4.存在心理问题的比例由初三向初一递减（24.5%→22.6%→19.1%），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变的也越来越懂事，对地震所带来的伤害就更加的难以忘怀。此外，初三学生要面临升学，所以年级越高学习的压力也就越大，心理问题也就越突出。

5.地震灾区留守儿童比非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更为突出，症状自评的各因子比例大且有根本性的不同。相对来说此类学生更加缺失家庭的温暖、受到地震影响的恢复时间也更长，难度也更大。故应该得到针对性的心理指导。

篇5：关于汶川地震灾区安县返乡农民工情况调查报告

川农业函[2010]462号

关于做好《汶川地震灾区发展振兴规划》

编制工作的通知

有关市（州）及39个重灾县（市、区）农业局、农机局，成都市农委，厅有关单位：

根据省领导指示，省政府近期已启动编制《汶川地震灾区发展振兴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根据省发改委对《规划》编制工作的具体要求，结合农业部门的实际情况，对编制《汶川地震灾区农业发展振兴规划》工作提出如下安排意见。

一、编制规划的指导思想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在巩固灾后农业恢复重建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四川新增100亿斤粮食生产能力建设规划纲要(2009—2012》的实施和现代农业产业基地建设的推进，围绕灾区农村产业培育，进一步提高灾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加快推进灾区现代产业基地建设，以产业发展带动农民稳定增收，解决好灾区农民长远生计问题。

二、规划范围和规划期

规划范围为纳入国家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的39个极重和重

灾县（市、区）。规划期为2011—2013年。

三、规划的主要内容

（一）粮食生产能力建设：包括粮食生产基地、粮食高产创建、高标准农田、机电提灌站、机耕便民道、农业综合服务体系（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农业有害生物预警与控制体系、农业信息服务体系、农机推广培训体系、农机安全监管体系、农业执法体系等）、农民素质提升、高产高效集成创新与推广等。

（二）现代农业产业基地建设：包括产业基地核心示范区、区域良繁基地、农机装备和自动化灌溉示范、农民素质提升、病虫害绿色防控示范区、农民专业合作社（含农机专业合作社）示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培育龙头企业及农产品深加工等。

（三）种子生产基地建设：包括良种繁育生产基地、农作物新品种区域试验站、种子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建设等。

（四）农村能源建设：包括农村沼气、大中型养殖场沼气工程、养殖小区集中供气工程、联户沼气、太阳灶、藏式高效低排生物质炉、手提式太阳能灯、无电村风光互补供电系统、太阳能热水器、农民集中居住区新建乡村生活污水净化沼气工程、农村能源（沼气）服务站点等。

（五）国有农场示范工程建设：包括国有农场基础设施、设备建设，生产生活环境改善，一、二、三产业结构优化，支柱产业培育状大和发展，生态环境保护，贫困农场发展，农场示范工程建设等。

（六）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包括乡村清洁工程和农村面源污染治理。

四、任务分工

省农业厅成立《汶川地震灾区发展振兴规划》（农业部分）编制工作实施小组，由傅志康副厅长任组长，计财处主要负责人为副组长，厅有关单位负责人为成员。日常工作由计财处承办。具体分工如下：

（一）粮食生产能力建设：由厅粮油处牵头，有关处站参加。

（二）现代农业产业基地建设：由厅经作处牵头，有关处站参加。

（三）种子生产基地建设：由省种子站负责。

（四）农村能源建设：由省农能办负责。

（五）国有农场示范工程建设：由厅农场局负责。

（六）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由厅土肥处牵头，省农能办参加。

五、时间安排

各县（市、区）在8月22日前提出《规划》涉及农业的重点项目和政策建议，经市（州）审核汇总后报送省农业厅相关业务处站（农机部分报原农机局相关处站），同时统一发送电子邮件（邮箱附后）；各处站把关审核后交厅牵头单位汇总，8月25日统一交厅计财处。

六、有关要求

（一）高度重视，尽快启动。各单位要高度重视《规划》编制工作，主要领导要亲自过问，并具体落实工作人员负责。

（二）搞好对接，争取支持。厅相关处站与市、县农业部门要加强沟通衔接，加强对《规划》编制工作的指导；市县农业部门要实事求是编制好规划项目，认真研究提出支持政策，并主动与厅有关处站对接，确保全面、完整反映规划内容，按时将《规划》项目报送厅有关处站；要加强与省级有关部门的对接，确保规划项目和政策的协调统一；要加强与农业部对口司局的汇报，确保争取中央支持。

（三）突出重点，依据充分。要突出产业发展，围绕产业发展的相关环节设计重点项目和支持政策，提出的规划项目和政策建议要科学合理、依据充分、可操作性强。

联系电话：（028）85505354，电子邮箱：SNYTJCC@163.com 附表：

1、四川省汶川地震灾区发展振兴规划农业项目表

2、四川省汶川地震灾区发展振兴规划农业项目汇总表

篇6：关于汶川地震灾区安县返乡农民工情况调查报告

[字号：大 中 小]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汶川地震：NGO的生长与艰难突破

——来自四川灾区的调查

■本报记者 谢宝康

“谢谢你了，你们是志愿者吗？”5月25日，在汶川和理县交界处、号称藏族第一寨的甘堡村，一位藏族村民拉住记者的手说。

其时，我们刚下车，什么也没有来得及做，尽管临走时我们把随车带的一些自用的牛奶和零食送给孩子们，但是在这样一个闭塞的山村，听到村民这样的反应，着实令记者惊诧。

事实上，在震区10天的采访中，我们听到灾民说得最多的“关键词”，除了“政府”、“解放军”，就是“志愿者”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事务由政府主导的国度，在这次大地震中，“志愿者”这个词汇给人强烈的印象。

志愿者：热血与现实

“哪怕能救出一个人，这一辈子也值了。”来自北京的志愿者大头在飞机上对伙伴们说。

5月17日，记者从北京飞往成都的空中，结识了一群通过网络自发组织起来的志愿者。他们来自北京、天津、大连、山东、河北等地，有的是刚毕业的大学生，有的刚辞去工作，甚至还有一位现役军人，请探亲假后，自己悄悄加入了这个“我们也是第一次见面”的网络群体，自购机票，飞往成都。几位有经验的人，携带了各种野外救生工具，准备了药品和食品，“除了自用，也可捐给灾区”。

“我们上当了！”当天晚上，记者接到他们临时的头儿，一位北京白领女士打来的电话。记者赶到他们的驻地，与成都方面接应他们的人接触后得知，在物资捐助和救灾活动安排上，双方发生了分歧。

“其实，后来的情况表明，我们的担心也许是多余的。”另一位北京来的志愿者事后对记者说：“但我们遇到的最大的问题是，哪里最需要志愿者？我们能为灾区做什么？”

在这群热血青年到达成都时，已经是震后第五天。四川电视台当晚的字幕信息表明，仅成都一地，志愿者就已经有5万多人。由于没有及时有效地与当地救灾组织沟通，这支从北京来的队伍很快支离破碎，开始分化成若干个人和群体的小组织，散落在成都、绵阳、什邡等地。

在成都，几位志愿者终于在红十字会的物资转运中心找到搬运物资的活干，“心里总算

有点感觉了。”

在绵阳长虹厂接待北川中学学生的安置点，志愿者们尝试去找一些事情做。“我们全厂的职工都组织起来了，对不起，暂时不能接待你们。”那里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们。

“在中国找不到组织，真是寸步难行啊。”牵头的那位北京白领志愿者对记者说。这位在飞机上曾经热血沸腾的年轻人，甚至在第三天就飞回了北京。

草根NGO：大灾就是成长的机会

在这次赈灾活动中，关于志愿者，记者也听说另外一些故事。5月13日，也就是震后第二天，草根NGO根与芽代表、心露基金会代表、攀枝花市东区志愿者协会代表、石敢当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代表在共青团四川省委办公室，就已经讨论民间团体和个人如何参与救助灾区的行动方案了。

当天，一个NGO的联盟组织——“NGO四川地区救灾联合办公室”在成都宣告成立，首批30家NGO正式联盟。NGO川办是这次抗震救灾中出现的最大的国内草根NGO联盟。

这个联盟相比原先各自为战的众多NGO组织而言要专业很多，他们甚至还建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发言人是张璐。据他介绍，该联盟成立当天，办公室就有专职人员16人、本地志愿者团队30人左右、外地志愿者8人，可调配救灾物资转运车辆30辆到35辆。

“NGO川办这次发挥的作用很大，联盟的意义非常值得纪念。”广东的NGO——广东狮子会总监刘小刚这样评价说。

“在去之前，我们就确立了两个方向，其中之一就是要和当地的NGO组织合作，因为合作救援的效果会更明显、更有针对性。”刘小刚说。后来，来自广东狮子会的价值千万元的捐赠善款及物资，都是通过NGO川办负责输送或通过他们的车辆直接送到受灾群众手中。

事实上，在四川灾区，数量庞大的志愿者、NGO、国际救援队伍，从各个方向汇聚灾区，透过民间渠道动员的救济资金和物资也已达不容小视的比例。

正如这场灾难不期而至一样，成都也意想不到地成了中国NGO大检阅的场地。NGO川办联盟的新闻发言人张璐认为，成都今后可能会成为中国NGO后续发展的中心，成为国内未来NGO最活跃的集散地。

“这次地震，表现最突出的是政府的行动力、反应速度，台湾没法比。更让我们吃惊的是这边的志愿者也非常快地投入进来。”5月21日，来自台湾的陈嘉隆在成都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他是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中区协会的会长，这次带领69人的会员在青川木鱼镇救灾。“很遗憾，我们没有救出人员，但救出了两个被困的小动物。”他对记者说．

基金会：“一竿子插下去，并插到底”

人算不如天算。

早在一两个月前，卢德之就计划好了：5月20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华民慈善基金会的成立大会。然而5月12日，汶川地震发生了。有人提出活动还搞不搞？

“搞，一定要搞。这个时候正是我们基金会发挥作用的时候。”5月21日晚，记者在成都见到卢德之博士时，他给记者讲述了他们在这次赈灾前后思想和行动。

5月20日，这家经国务院批准、由民政部主管的国内最大的非公募慈善基金会——华民慈善基金会在北京成立，同时宣布立即向四川灾区捐款三千万元人民币。

华民慈善基金会在国家民间组织管理局注册，由国家民政部主管。基金会首期资金两亿元，主要出资人是卢德之博士、李光荣博士和特华投资控股公司。

华民慈善基金会成立的第二天，理事长卢德之就飞到成都，从双流机场直接赶到都江堰聚源中学现场。

“明天我们就与德阳市政府签订捐赠援建协议”，尽管带着当天在现场感受到的震惊和痛心，记者深夜见到卢德之的时候，还是能感觉到他的决心。

在基金会宣布成立的同时，也已经决定，向德阳市捐款2000万元，分别捐赠修建绵竹市九龙学校900万元、什邡市蓥华学校900万元和什邡市洛水镇敬老院200万元。

“不冠名，什么都不要”，卢德之对正在起草协议的工作人员说：“做事情就是要纯粹，不图名，不图任何功利，否则就不是真正的慈善了。”

“我们做事注重体现两个理念：一是直接性。就是和受助者直接接触，并对慈善项目实行全程监控，一竿子插下去，并插到底。凡是援建的项目，我们都和当地政府签订协议，双方共同监管银行账户，每个项目我们都要派出督察专员，监督规划、设计、施工和监理等各个环节，保证学校的质量，还不能拖欠施工队的工钱；二是非功利性。基金会在灾区的捐助项目中，不谋求任何名利，既不要学校命名，更不会要求任何形式的感激与回报，只求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项目做好。”

说着，卢德之从行李箱里取出一个基金会的文件夹：“这是我们刚印制的。”记者看见封面上有一句卢德之签名的手写体文字：“把最好的事情做到最好！”

公信力：政府、NGO、志愿者的碰撞

“我们本身就是一个慈善基金会，所以就没有必要把钱捐给政府部门或者当地救灾组织了。我们要亲历亲为，直接面对援助项目。”一家基金会的负责人对记者表示。

他没有说，但我们明显地感觉到，民间机构对官方某些部门和机构的做法缺乏必要的信任度。

事实上，在这次全民捐赠活动中，许多公民个人也有类似的疑问。“我捐出的钱和物，到底最后能否发放到最需要的灾民手中？”

在灾区，由于帐篷紧缺，关于帐篷发放中的弊端也不时地从灾民那里听到。

记者还注意到，一些受灾的地方和部门在感谢外界对灾区支援的同时，希望把捐款统一放到政府财政局或部门设立的统一账户上。

四川某机构在听说基金会的捐赠要直接面对学校项目，明显表示出兴趣不大。甚至推脱说，现在领导都在忙着救灾，没有时间接待。

“北川中学、聚源中学什么的，你就别考虑了。”最初的几天，记者接到多家基金会和企业的电话，说他们有意定向援建一所学校，但似乎有些揣着钱不知往哪里找项目的味道。

亲历亲为的还有大牌明星李连杰。在募集善款物资达到4300多万元时，5月17日李亲自率队赶赴成都，第二天跟着自己的物资车队一同前往什邡、绵竹等重灾区，监督和参与物资发放。

5月21日，中国红十字会李连杰壹基金“5·12四川地震赈灾指挥部（临时）”在成都成立。这是壹基金首次成立实体进行自然灾难救助，标志着壹基金此次四川地震的赈灾工作已经从最初的紧急救助阶段转入到长期持续的灾后重建阶段。

在介绍成立临时赈灾指挥部的原因时，李连杰说：“这是一个持久战，灾区的重建工作可能需要几年的时间。”

他说，成立赈灾指挥部就是为了开展长期持续的灾后重建工作，目前，壹基金赈灾指挥部（临时）已经构建起三个小组：统筹组、物资运输组和外联组。截止到5月21日，壹基金已筹集善款5654．57万元人民币，有超过66万人次参与捐款。

NGO：中国市场化进程的必修课

此次赈灾，中国NGO的表现，也引起海外媒体的注意。《金融时报》就撰文说，这是中国社会的一个新生力量，是一种突破。

分析人士认为，行政力量与民间力量的共同参与，成为抗震救灾的新模式，亦可为中国转型期社会治理改革探出一条新路子。中国要走好市场经济这条路，就必须完善相应的配套要素建设，除了市场要素外，一些重要的社会组织、非政府的民间组织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市民社会应有的基本要素。

1830年，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在美国访问期间，感受到美国社会中存在一种独特的志愿精神。他认为正是这种精神，正是因为美国在政府、企业之外还存在一个强大的非政府组织才造就了美国的繁荣。自此，人们开始认识到NGO（非政府组织）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NGO在全球范围内的兴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随着全球人口、贫困和环境问题日益

突出，人们发现仅仅依靠传统的政府和市场两级还无法解决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作为一种回应，NGO迅速成长并构成社会新一极力量。

NGO不是政府，不靠权力驱动；也不是经济体，尤其不靠经济利益驱动。NGO的原动力是志愿精神。

因为各种原因，与国际NGO相对成熟的运作模式相比，国内NGO还略显年轻。不过在这次地震劫难中，我们看到他们正在茁壮成长。

事实上，“目前国内的草根NGO还是在夹缝中求生存。缺乏资源、缺乏资金的情况在很多NGO中普遍存在。”东区志愿者协会的负责人张国远说，目前，国内草根NGO的80％资金都来自国外基金会。政府对NGO的态度长期以来是不支持、不反对，针对NGO管理的法律法规滞后。大多数地方政府没有相关部门愿意接手对NGO组织的管理。国内草根NGO往往没有注册，缺乏合法身份，有的只好在工商部门注册，但这样一来就出现了做慈善做公益还得纳税的问题。

当然，国内NGO自身也存在一些问题。张国远说，心态比较狭隘，一些NGO不愿意分享自己的资源，不善于将资源进行整合。这些资源包括政府支持、资金以及与企业的关系等等。如果有一个开放的心态，资源实施共享，国内NGO在公益事业上的施展空间会更大。

一位专业评论人士认为，纵观日本NGO、台湾NGO的发展和壮大，很大原因在于阪神大地震和台湾“9·21”大地震中NGO积极参与了救援活动，从而获得官方认可。“每一次大灾难带来的大规模救援，都是NGO崛起的重要时机。”

NGO在此次抗震救灾中的表现，可以说是为仍处于草根阶段的本土NGO树立了一个里程碑式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