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加薪的情况下提高生活质量

不加薪的情况下提高生活质量（通用8篇）

篇1：不加薪的情况下提高生活质量

1. 使用现金，

在可使用现金的场合，例如餐厅、加油站、以及超市时，一定要使用现金而不是刷信用卡或借记卡。支出现金能使你更加真切地感受自己的消费行为，此外，还可以便于你更好地掌握自己的经济状况，避免入不敷出的情形出现。

2. 每周转存点钱。

我有一个在Simple Dollar工作的朋友，特伦特，他每周都从开支中留出20美元并存到一个固定的账户。受他启发，我决定每周拿出40美元存起来——40美元其实不算多，它完全不影响我的日常生活质量。一年下来，我竟然存下了美元——这都是每周转存40美元的功劳。

3. 待在家里。

待在外面会使你花很多不必要的钱。上餐馆会多花钱、逛商场也会多花钱、就连停在加油站你都有可能因为买零食而多花钱。你在外面就避免不了各种各样的花销，而留在家里，你不但可以观看免费娱乐节目，还能增进与家人的感情——多棒啊！

4. 拒绝宣传手册，

 

管理资料

或宣 售产品的电子邮件。

他们对其新奇酷或促销产品的宣传很可能诱使你购买你用不着的东西。因此，从源头上杜绝这类怂恿你买东西的宣传信息，能大大减少你的开支。

5. 列个“30天考验”清单。

如果你因为冲动而想买一些不是特需要的东西，那么你先把它放到“30天考验”清单上。你的钱只能你买生活必需品，所以其他的都列到清单里，并标注好日期。当30天考验期一过，你就可以买下它们了——但结果往往是，你早已失去那强烈的购买欲了，这也有利于你更冷静地做出买或不买的决定。

6. 在家就餐。

我知道你肯定会说这比下馆子麻烦多了，其实，在家做饭并非那么困难。你只需要把冷冻蔬菜和去骨鸡肉放到锅里，炒一炒，过过热，就可以出锅了。（我的最爱）豆腐加酱油的搭配也不赖。你还可以试试自做披萨：在做好的披萨底上，放一些酱、奶酪和蔬菜，在撒上一些香料后把它放到烤箱里，在等待披萨出炉的同时，你可以煮几杯糙米。比起外出就餐，自己做饭不但更经济实惠，还更加健康营养。

7. 运动。

保持强健的体魄等于节省昂贵的医疗费。

 

篇2：不加薪的情况下提高生活质量

随着“95后”大学生迈入校园、互联网和手机为代表的新媒体成为大学生不可或缺的生活元素、越来越大的就业压力;国际背景呈现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等新形势下, 如何结合高校大学生专业年级实际, 进一步提高大学生党员组织生活质量, 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是值得思考、探索实践的重要课题。

一、新形势下提高高校大学生党支部组织生活质量的重要性

大学生党支部组织生活是党员继续教育、管理和监督, 提高党员的思想政治素质, 增强党员党性意识, 提高党组织战斗力、凝聚力和影响力的重要制度[3]。高校大学生党支部组织生活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提高大学生党员的政治理论水平和思想觉悟的使命要求。

党支部通过开展理论学习和组织活动, 大学生党员能深入系统地理解掌握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学习党的有关理论知识, 详细了解掌握党的最新理论知识和热点问题;从而提高大学生党员党性修养, 培养大学生党员的归属感和高度责任意识, 进一步激励大学生党员端正入党动机, 真正从思想上入党, 全面提高大学生党员的政治理论水平和思想觉悟。

2. 充分调动大学生党员的能动性, 发挥大学生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示范作用的重要平台。

通过开展党支部组织生活, 统一思想, 促进调动大学生党员的能动性, 争做领头雁, 要做优良学风、班风建设的模范带头引领者, 在普通大学生中树立良好的党员形象, 充分发挥大学生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示范作用。另外, 还应积极吸收发展在大学生科技创新、社会实践、文化体育、文明礼仪等方面表现优秀的大学生为新党员, 并开展切合实际的组织生活平台, 发挥这些党员的示范引领作用, 带动身边更多的大学生开展课外活动, 全面提高党支部成员及所在年级专业大学生的综合素质。

3. 提高大学生党支部的战斗力、凝聚力、感召力和影响力的现实需求。

大学生党支部是大学生班级团结进步的核心力量, 是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战斗堡垒。通过开展党支部组织生活, 党支部全体党员达成统一的思想认识和凝聚集体智慧, 增强大学生党员的主人翁意识, 从而增强党支部的战斗力、凝聚力和感召力。另外, 通过大学生党员的示范引领作用, 吸引更多的高素质大学生加入党组织。

二、新形势下大学生党支部组织生活存在的问题

大学生党支部组织生活是教育引导大学生党员的有效形式, 大学生党支部组织生活的内容、形式、质量等直接影响大学生党员参与的积极性和政治理论素养的提升层次, 影响着大学生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发挥。大学生党支部开展组织生活总体上是有序的、规范的, 基本符合制度化、规范化和民主化的要求, 做到“定期、定点、定计划、定主题”, 但普遍存在组织生活形式单一、质量不高、吸引力不够等弊端, 不能适应高校党建工作的要求[4]。

1. 大学生党员对党支部组织生活重要性认识不足。

在校“90”后大学生党员成长在世纪交替、社会快速发展的复杂环境下, 受到各种思想潮流和价值观念的耳濡目染, 特别是来自无孔不入的网络世界的各式各样的良莠不齐的信息, 同时面临来自课程学习、家庭经济条件、未来发展方向等各方面的压力。部分大学生党员比较注重与就业密切相关的专业文化知识和技能的学习, 但是对党性的培养和锻炼意识没有放到应有的高度, 甚至把党支部组织生活当做一种“课余生活”, 片面地认为过党支部组织生活是形式主义和浪费时间, 对综合素质的提高没有多大帮助, 因而参加党支部组织生活比较缺乏主动, 存在对党支部组织生活重要性认识不足的现象。

2. 党支部组织生活质量不高, 缺乏有效平台。

大学生党支部组织生活质量不高, 内容单调、缺乏抓手平台是目前大学生党支部组织生活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大学生党支部组织生活普遍面临有效平台少、学习内容和方式陈旧与大学生党员对组织生活质量要求日益提高的矛盾。部分大学生党支部开展组织生活就是理论宣读、文件精神学习或者讨论党员的发展和转正, 缺乏有思想深度、贴近大学生面临的实际问题的活动, 不能满足新形势下加强大学生党员教育的需要。

3. 党支部组织生活存在“活动化”倾向。

大学生党支部组织生活在大学生党员提高政治理论水平和彰显党员意识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有些大学生党支部对组织生活的庄严地位认识不够, 出现组织生活“活动化”现象。有些大学生党支部开展组织生活片面认为就是开展如演讲比赛、知识竞赛等活动;反而对党支部组织生活最重要的功能如批评与自我批评、学习党中央最新政策精神等方面发挥作用较少, 致使大学生党员不能静下心学习研究, 以及其政治理论水平和认识不能与党中央政策精神时刻保持一致。抑或出现党支部组织生活开展的教育学习等活动是走过场形式, 即支部书记或组织者以单项灌输的方式进行, 不能实现全体党支部成员共同提高成长。

三、新形势下提高大学生党支部组织生活质量的创新与探索

新形势下提高大学生党支部的组织生活质量, 关键是建立健全制度体系、搭建平台、创新载体、探索新思路新形式, 多措并举地形成合力使大学生党支部组织生活真正成为党员接受教育、扎实成长、示范引领的平台, 从而促进大学生党组织的良性发展, 为提高大学生党支部的战斗力、凝聚力、感召力和影响力打下良好的基础。

1. 完善制度和成立学生党建服务中心, 软硬件保障组织生活质量。

从学校层面看, 要对大学生党支部组织生活的开展有总体的规划和具体的工作要求, 同时各学院也要根据实际具体布置年度组织生活计划和考评激励制度。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制定了《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学生党建工作考评办法》, 其中从学院党委的组织领导、学生党支部建设、学生党员发展、学生党员教育管理服务和监督、学生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及附加考评等六个方面制定了详细考评标准和考评依据, 为大学生党支部组织和开展组织生活规划了主题内容和提供了制度保障。

学院根据学校要求并结合工作实际, 在学院党委和学院学生党总支的领导下, 组建成立学院学生党建服务中心:以学院党总支书记为指导老师, 学院党总支副书记具体指导的党建小组。小组由五六名理论素养高、业务熟练、写作宣传能力强本科生和研究生党员组成, 协助具体策划落实学生党总支日常工作。制定一套切实可行的、完备的大学生党支部组织生活制度, 确保大学生党支部组织生活按组织要求高质量开展。

2. 根据年级专业特点开展组织生活, 结合实际激发参与原动力。

大学生党支部开展组织生活必须结合年级专业特点组织开展, 这样能够增强党支部组织生活的吸引力, 能激发全体大学生党员积极参与, 并成为自觉参与和接受教育的主动者。丰富多彩、贴合大学生党员实际需求的组织生活内容, 是增强大学生党支部组织生活活力、增强大学生党支部组织生活有效性源泉的原动力。

大学本科四年各党支部系统开展适应教育为主题的起航工程组织生活、以规范教育为主题的领航工程组织生活、以推动高端发展主题的导航教育组织生活、以考研就业相关主题针对性教育组织生活;研究生党支部注重开展为学术科研创新、引领本科生发展主题组织生活。大学生党支部组织生活要结合大学生基层实际需求, 符合大学生的年级专业特点, 把政治理论学习与时事政策、学习生活中遇到的实际问题结合起来, 在学习中提高政治素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 拓展组织生活载体和平台, 延伸工作转手。

在新形势下, 只有大学生党支部组织生活有活力、突出时代性和贴近大学生学习生活实际, 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大学生党员积极主动全员参与。这就要求在组织生活的规划组织过程中拓展组织生活载体、搭建平台, 切实开展高质量组织生活。

(1) 在党支部层面开展组织生活主题项目制[5]:高校大学生党支部以组织生活主题的项目制要以服务于学生成长成才为目标, 构建成为大学生党支部组织活动有效性的可行性载体。大学生党支部可以选择符合本年级专业特点的组织生活主题立项, 能有力促进大学生党支部组织生活个性化、特色化、实效化, 提升组织生活质量。一方面, 将大学生党支部主题活动与项目管理结合起来, 用项目化管理的模式引导大学生党支部围绕自身实际开展组织生活主题立项工作, 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另一方面, 以立项的方式对大学生党支部组织生活主题活动进行重点管理和建设, 并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根据各个环节的要求严格过程控制, 项目实施结题后深入开展考核、总结交流与长效机制。

(2) 在大学生党员个体层面实施目标管理制度[6]:一方面, 将党支部的目标层层分解成有质量、数量及时限要求的具体的工作目标分配到党支部每名成员, 把“虚”事变成实事, “软”任务变成硬指标, 增强党支部管理工作的完整性、计划性、可操作性及科学性。另一方面, 与大学生党员签订目标责任书, 详细划分学习责任区、社会工作责任区、遵纪守法责任区、校园文明责任区等, 每学期开展党员自查自管, 党支部指导检查, 群众监督评议, 学院党总支考核评比的方法的实施。通过大学生党员目标管理制度, 很好地将大学生党员凝聚在党组织的周围, 挖掘潜能, 提高党组织的战斗力;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构建成为培养他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 自觉接受群众监督的有效载体。

(3) 搭建党支部间合作交流平台, 特别是研究生党支部和本科生党支部之间[7]:充分发挥研究生党员在政治思想引领、科技创新指导、参与大学生教育管理等方面的优势, 开展党支部间互动交流, 以达到相互促进、相互交流、开阔视野、优势互补的目的。通过大学生党支部互动建设平台, 带动党支部建设, 促进良好班风、学风形成, 凝聚力量, 增强大学生党支部的战斗力和影响力, 发挥党员的先进模范带头作用。

(4) 搭建专业系教工党支部和学生党支部交流平台:学生党支部在征集本支部所在的专业班级同学存在的思想上、学业上、专业发展、就业等方面的问题, 定期与所在系教工党支部开展零距离互动交流。依托专业系教工党支部, 选拔优秀教师担任学生宿舍导师、科技创新指导老师、学业指导班主任等形式开展帮扶结对, 扎实推进实现学校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理念。

参考文献

[1]伍处文.加强大学生党支部建设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11, 13:1.

[2]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部分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EB/OL]. (2012-11-14) [2012-11-19].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12/11/19/c_123970342_2.htm.

[3]张彦, 陆锡汉.新时期高校班级学生党支部组织生活的现状与对策[J].教育与职业, 2010, 06:169-170.

[4]雷丽.提高高校学生党员组织生活的实效性[J].高校理论战线, 2006, 08:29-31.

[5]邹志强, 张丽.以组织生活主题项目制提升学生党支部活动有效性[J].上海党史与建设, 2013, 08:42-44.

[6]史永军.高校学生党支部目标管理研究[D].吉林:吉林大学, 2012.

篇3：不加薪的情况下提高生活质量

关键词：民主生活会；质量；对策；领导班子

中图分类号：D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5）06-0025-01

一、当前存在的问题

（一）思想政治性不强。有的基层党组织的民主生活会缺乏积极健康的思想接触，丢掉了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有力的武器，失去了锐利的光芒，思想性、政治性不强。有的民主生活会不是围绕工作谈思想，而是撇开思想谈工作，安排工作、总结工作成了民主生活会的主题，把以解决思想问题为主的民主生活会开成了单纯的工作总结会。

（二）会前准备不充分。有的单位召开民主生活会纯粹是为了完任务，奉命而开，应付了事，注重走程序、搞形式。不注重实际效果，会前不做深人细致的调查研究，不能多方面地征求群众意见，造成班子成员准备不足，会上只能人云亦云，简单应付，简化程序，使民主生活会质量大打折扣。

（三）开展批评不够深入。从了解的情况看，有的单位召开民主生活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时，主要存在五种倾向：一是空洞乏味，不切实际。二是隔靴搔痒，轻描淡写。三是相互奉承，评功摆好。五是陈腔老调，乏善可陈。

（四）整改措施难落实。有的单位召开民主生活会时，从班子到班子成员，只注意摆问题、找原因，而不注意研究制订切实可行的整改措施；有的措施制订了，但缺乏针对性和操作性，有相当一部分整改措施难以得到落实。

二、有关对策及建议

（一）深化认识，提高自觉性。民主生活会质量的高低，关键取决于参与者参与意识的强弱。具体工作中，要进一步深化三个方面的认识：一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对解决党内自身问题、推进党的事业重要性的认识。要正确分析市场经济对我们党的自身建设带来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树立越是经济发展、越是改革开放，越要坚持开展党内生活的意识，保持党的生命力，推进党的事业不断发展。二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对维护团结、增强基层班子战斗力重要性的认识。只有坚持召开民主生活会，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武器，才能让班子成员把平时工作中遇到的矛盾、误解放到桌面上，坦诚地交流意见，消除误解，化解矛盾，才能避免背后议论、相互猜疑、互相拆台现象的发生，增强协调，发挥好整体效能。三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对关心爱护干部、促进干部健康成长重要性的认识。通过坚持召开民主生活会、深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对班子成员自身存在的问题早提醒、早预防，促进干部的健康成长。

（二）规范程序，增强严肃性。召开党内民主生活会，既是一项严肃细致的工作，又是一项严密系统的工作，必须严格程序，保证民主生活会扎扎实实的开展。基层民主生活会每年以集中召开1次为宜，遇到重大问题和工作需要也可随时召开，防止因次数过多、精力达不到而走过场。具体要抓好六个环节：一是确定会议主题。二是广泛征求意见。三是搞好思想剖析。四是组织开展谈心。五是会中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六是制订整改措施。

（三）加强监督和指导，保证实效性。一是提前介入。对基层单位民主生活会，上级党组织要统一安排，派出专门的工作指导组，负责基层单位民主生活会的意见收集、反馈，民主评议，组织谈心交流，会中引导，会后的整改督促等项工作，保证指导有的放矢。二是把握好开会时机。上级党组织对基层单位召开民主生活会的报告和准备工作情况要严格审核把关，坚持做到时间服从质量，防止因准备不足而草率开会。三是搞好会中引导。指导工作组要与班子主要负责同志一起，引导开好民主生活会。四是要明确衡量标准。民主生活会缺乏内容上的规定性，特别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衡量标准不具体是导致有些基层民主生活会走过场的重要因素，必须明确衡量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标准。当前自我批评质量应主要看：是否鲜明地讲出了个人党性党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并讲清其表现，认识其危害；对群众提出的意见是否有正确的态度，并做出了实事求是的回答；是否从领导班于存在的突出问题，从本单位近年来发生的重大事件或典型案件中总结和吸取教训；衡量开展批评的质量应主要看：班子成员之间是否相互开展了批评；批评是否触及到被批评者的主要问题，是否达到了“红红脸、出出汗”的目的。对问题较多又不认真开展自我批评的同志是否进行帮助并促其改正；通过批评，是否达到了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目的。五是要搞好跟踪督导。民主生活会结束后，上级党组织要继续跟踪搞好督导，督促抓好整改措施的落实。对那些问题比较突出。班子自身解决起来有困难的，上级党组织要帮助解决。对涉及上级党组织的问题，上级党组织要带头整改；为基层做出榜样。

篇4：台湾企业老板为何不愿加薪?

企业既然都赚钱了, 为何实质平均薪资 (扣除消费者物价指数后) 不升反降?到底盈余跑哪去了?

重资轻劳, 盈余大多分给老板与股东

根据台湾财经专家分析, 按照惯例, 每年企业会根据所得 (营收扣除原物料成本) 进行分配, 大致可分成四大项。据台湾“行政院主计总处”的数据显示, 近25年来, 岛内受雇人员报酬 (包含薪资、法定支出等) 和间接税净额占台湾GDP的比例有往下降的趋势, 增加的是营业盈余 (可作为股利, 盈余保留等) 与固定资本消耗 (折旧) 。结果发现, 台湾受雇人员报酬占GDP的比例从1990年的51.71%降至2012年46.17%, 降幅远较其他国家和地区严重。

也就是说, 当企业老板分配所得时, 与员工相关的劳动报酬不升反降, 导致实质平均薪资开倒车。其中, 2013年台湾工业及服务业受雇员工实质薪资平均为44, 739元, 仅为15年前的水平 (1998年为44, 798元) 。

反观营业盈余的占比却升高了, 从1990年的29.62%增至2012年32.98%, 意味着钱都跑到老板、股东的口袋。

政大劳工研究所所长成之约说, 台湾的产业政策重资 (本) 轻劳 (工) 。盈余分配时, 资方拿到的最多, 员工薪资却不见增长。

台湾“劳动部长”潘世伟也坦承:确实有些老板获利却不愿分享。调薪牵涉到企业的认知问题, 有些企业再怎么赚钱也不会涨工资, 有些则是默默调涨。确实有些企业真的太不象话, 南部有些厂商的薪资真的太低。

降低成本, 追求利润极大化

开南大学财金系助理教授孙效孔以日月光集团为例, 其2012年营收近2000亿元, 雇用5.5万人, 总薪资仅300亿元, 平均每位员工年薪53万元, 比上市柜各产业前5大企业少19%。日月光集团税后净利166亿元, 只需动用1/3就可为每位劳工每年加薪10万元。孙效孔建议, 台当局可以分级制定薪资支出占营收的比例, 未达标准者从毛利中征收特别捐款回补给劳工, 以解决民众总收入的分配问题, 薪资才有可能提高, 这是最直接有效的方式。

同时, 随着产业越来越专业化, 有技能与国际能力的企业高级主管难寻, 他们也分走了比较多的薪资报酬。

注:受雇人员报酬系指薪资、法定成本、奖金福利等;营业余额系指所得分配后的盈余, 可作为股利发放, 盈余保留或转移捐赠等;间接税净额系指生产必须支付的税, 例如营业税、货物税等;固定资本消耗系指固定资提列的折旧本, 例如厂房、机器设备等。资料来源:台湾“主计总处”

台大“国家发展研究所”副教授辛炳隆指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会将员工分成核心与非核心两部分。当经济越不景气时, 核心成员越重要, 分配所得时也是先从这些人开始。而非核心的工作已被标准化, 谁都可以干, 无须提高薪资。以岛内科技企业为例, 人员中有六、七成都属于基层员工, 薪酬却只占三、四成。

尤其是企业为追求利润极大化, 目前普遍大力推行KPI (关键绩效指标) 制度。为达获利目标, 许多经理人即使企业已经赚钱, 也要不断降低成本, 让基层员工的薪水更难上调。

还有一大块盈余分配给股东。台湾的投资者非常在意股利政策, 上市柜公司为维持股价, 都会核发不错的现金红利, 这也是台湾综合所得税申报的股利所得是仅次于薪资的第二大来源的原因。

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朱云汉务实地说:在目前台当局难有所作为、高端人才外流等问题无法解决的情况下, 台湾经济增长的果实仍将由老板、大股东、高阶经理人与土地资产拥有者分食。

未雨绸缪, 保留部分盈余

过去10年来, 台湾企业历经美国次贷风暴、欧债危机后, 更加谨慎小心, 宁可多保留部分盈余现金以备不时之需。

注:加计特别重建公司税等, 实质为38.01%;针对持股达50%以上的家族企业;2015年调整为10%~55%资料来源:台湾安侯建业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台湾“劳动部政务次长”陈益民指出:近年来, 台湾民众家庭储蓄净额并无明显变动, 但是公司企业储蓄不仅大幅增加, 而且在2010年超过家庭储蓄, 显示为应对全球经济日益升高的不确定性, 提高未分配盈余, 也排挤了分配给劳工的分额。

其实在自由经济市场, 很难强制企业分配盈余的方式。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董事长詹火生表示:企业不是慈善事业, 只能呼吁老板善尽企业社会责任, 将盈余合理分配给员工, 尤其对基层员工多些照顾。最终还是要将市场作大, 否则只能在有限资源里重分配, 难以拉高平均薪资。

租税负担全球最低, 资本家还享免税

台湾的租税负担率不仅低于发达国家, 也低于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堪称世界最低, 2012年不仅为12.8%, 营利事业所得税也从2010年的25%降至17%, 足足少了8%, 远远低于中国大陆、韩国和日本。

台当局给予企业友善的租税环境, 也引来外国人的赞叹:台湾真是资本家的乐土。

既然如此, 为何多数企业不加薪, 让台湾薪资远落后于日、韩、香港与新加坡呢?

从税制分析, 台湾的所得税制分个人综合所得税及营利事业所得税。个人综所税又分应税所得与免税所得, 例如土地交易所得、证券交易所得税等。而资本家与有钱人同时扮演两种角色, 虽负担较多的应税所得, 却也享有更多资本利得的免税额, 这也是拉大台湾贫富差距的主因。

在应税所得部分, 企业主与有钱人对综所税的贡献确实高过一般人。根据财政部的数据显示, 2011年所得净额超过226万元以上的家庭, 占全台湾总户数的2.57%, 共缴了65.13%的综所税, 对金库的贡献强过一般民众。

但这样的说法只说对了一半。资诚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会计师许褀昌指出:台湾所得净额423万元以上的家庭 (4, 4351户) , 对薪资税收的贡献只有5.56%, 股利所得贡献度却高达38.61%;113万元以下的家户 (5, 212, 289户) 薪资贡献度累计达到73.32%, 而股利所得贡献度仅35.49%;显示越富有者, 靠钱滚钱的资本利得远比薪资收入高。然而偏偏这些资本利得大多是免税!

根据台湾“财政部”资料显示, 目前岛内所得净额1000万元以上的家庭共有9, 571户, 2011年所缴的综所税, 薪资为7, 222, 455余万元, 股利所得却高达20, 363, 517余万元, 相当薪资所得2.82%;反观305, 226户所得净额在113万至226万元的家庭, 薪资所得为5, 181, 820万元, 股利所得只有10, 472, 119万元, 仅为薪资所得的20.2%。若换算成家户所得, 显示所得净额千万元以上家户的平均股利所得是2, 127万元, 与50万至113万元的家庭比, 差距拉到152倍, 与不用征税的家户比, 更高达898倍。

政大统计系教授郑宗记指出:薪资不涨非常可怕, 从报税所得明显可见, 台湾有79.49%的人所得净额在50万元以下, 却只拥有台湾47.20%的总所得。股利所得成为富有阶级主要收入, 企业主与大股东们是主要成员, 台当局却几乎征不到他们的税。

16年前台湾开始实施两税合一, 让企业主、股东的股利所得可扣抵17%营所税。例如公司盈余100亿元, 扣除17%营所税后, 将83亿元分给股东, 假设某股东的综所税课征税率为最高40%, 扣除17%, 只要再缴23%的税, 有的甚至还能退税。

对资本家有利的税制还包括证所税与土地交易所得税。证所税2013年终于踏出第一步, 却仅有少数需课征。

至于不动产部分, 买卖房屋有课征财产交易税, 赚的部分并入综所税报税, 却不征土地交易所得税, 只课征根据土地公告现值涨价总数额来计算 (约市价五成、六成不等) 的土地增值税。

企业少征税, 却未反映在薪资上

1993年时, 台湾土地增值税收一度达到1869亿元。台当局却在2002年减半税率, 造成当年税收降到只剩479亿元, 2005年又修正税率为20%、30%、40%等, 直到2013年才重回1033亿元, 但仍无法跟上台北市、新北市、台中市、高雄市地价上涨的速度, 导致拥有土地越多的人减免越多, 引发赋税不公的声浪。

注:数据为2011年资料;报税级距是根据所得净额 (收入减去免税额、扣除额后) 而来;报税总所得 (要扣除土地交易所得免税等, 只要有报税才列入) 。资料来源:台湾“财政部”

根据2011年台湾“监察院”的报告, 以一栋台北市帝宝法拍屋实际交易金额为例, 卖方获利1.73亿元, 但只缴212万元的土地增值税及房屋交易所得税, 税率约1.225%。如果将获利算成薪资所得, 采用40%的税率, 需要缴6920万元的税。

不仅综所税、土地增值税制对富有阶级有利, 企业租税也相对优惠。根据资诚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发表的2014全球缴纳税款指标调查显示, 全球174个经济体中, 各国和地区企业的平均实质总税率 (含公司所得税、劳动税率等) 从2004年的53.4%降到2012年的44.3%, 台湾则降到35%, 低于世界平均值9.3%。

在最主要的营利事业所得税 (也称为企业所得税) 方面, 各国和地区平均实质税率从9年前的16.5%调到19.2%, 台湾则从21.7%大幅降至12.6%, 低于平均值达到6.6%。而邻近的日本, 企业所得税率则高达38.01%。

台大经济系副教授李显峰指出:所谓平均实质税率是营所税率17%, 扣完各种租税优惠后, 台当局真正收到的营所税收只有12.6%。

这也引起劳工团体质疑, 为何少征8%的税, 企业负担越来越轻, 却未反映在薪资增长, 赚的钱跑到哪里了?

从企业的租税负担来看, 台湾的投资环境已相对不差。最近台湾财经部门又研议, 为了刺激景气, 要进一步以租税优惠鼓励企业投资。

但是学者大多认为, 台湾的租税已经到了降无可降的地步。2010年调降营所税时, 就应该跟就业、加薪绑在一起。当时错失好机会, 现在已经没有用租税政策提升就业的筹码。

老板喊苦:劳动成本不断增加

探讨台湾实质平均薪资低迷不振的原因时, 企业主也是满腹苦水, 认为劳动成本已逐年增加, 因此不愿加薪。

根据台湾工业总会估算, 近10年来岛内企业要上缴给台当局的法定支出 (只计算劳健保费、劳退金提拨的部分) 增长幅度达8.47%, 且逐年增加。从薪资结构来看, 这些法定支出薪资的百分比就高达17.88%, 意即企业每付给员工100元, 每个月就要多交给台当局17.88元的劳动成本。

资诚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副营运长吴伟台根据《2014全球缴纳税款指标》调查指出, 9年来, 台湾的劳工税从2004年的10.6%大幅提高到2012年的19%, 增加8.4个百分点, 这与工总计算近10年增加8.47%的法定支出成本相吻合。

不过劳工团体认为, 法定支出应扣除提拨劳退金的6%较合理。台湾劳工阵线主任洪敬舒说, 资方可能说6%劳退金是多出来的成本, 这个本来就是要给劳方的, 只是将旧制政为新制, 强制企业履行义务而已。

即使扣除劳退金的6%, 仍有11.88%的法定支出成本。台湾工总秘书长蔡练生表示, 将来劳动成本只会持续走高, 例如劳保费率逐年提高0.5%、二代健保补充保费、规划中的长期照护保险都会增加雇主负担。还有缩短工时、延长育婴假、2015年多增加休假天数6天等增加人民“小确幸”的政策, 都是让企业面对加薪时更为慎重考虑的原因。

以一个月薪3.5万元的上班族为例, 资方每月支付3.5万元薪水外, 还要交6489.81元的劳健保、劳退基金等费用给台当局, 占薪资比达18.54%。假设2013年的年终奖金为3个月, 资方还要为这位员工多交1374元的二代健保补充保费, 总计2013年企业就要额外交给台当局79251.72元。而且随着上班族薪资不断调整以及劳保费金每年提高0.5%, 企业负担将越来越重。有些雇主会将这些成本视同加薪, 但因为不是直接拿给雇员, 雇员感受不到。

专攻劳动政策与福利的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董事长詹火生说:每个员工增加的成本看似不多, 积少成多, 对企业都是负担, 尤以知识型产业或外包业务居多的企业, 负担更重。

某家员工数240名的文化事业财务长透露, 今年元月发年终奖金, 雇主就多负担二代健保补充保费近百万元, 也要帮外包兼差的人缴全额二代健保补充保费。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家具业老板感叹:台当局照顾劳工天经地义, 但也要考虑资方的承受力。台湾中小企业家数占全部企业的97.67%, 约1, 306, 729家, 规模、竞争力都不够, 劳保、健保费率随便一调, 都是很大负担。他满腹无奈地说:“员工抱怨薪资低, 加班太多, 不要说他们, 连我自己都快要过劳死。”

汇整业界目前最关心的劳动政策包括劳保费率与负担比例, 基本工资调整、派遣法、劳基法松绑及服务业工时等问题。其中, 劳保费率与分担比例、基本工资调涨、派遣法三大劳动政策都被企业视为“不可承受之重”。

台湾商业总会秘书长赖荣坤认为:台当局先前提出的劳保费率版本极不合理。“行政院”因年金改革, 研拟从2014年起以年增0.5%的累计方式, 加到2021年达12% (未含1%失业保险费率) , 届时精算后, 如果未来20年保险基金还不足以支应保险给付, 以后每年还将继续调高0.5%, 最高费率可达18.5%。保守推估, 从现制开始的6.5%逐年调整至12%, 工商界累计至2034年的劳保负担将达3.6万多亿元;如果再调高到18.5%, 累计将骤增至4.6万多亿元。采用“行政院”的新制, 企业将增加1万多亿元的负担。

一位有200多名员工的企业财务长私下抱怨:劳保费率只要调升0.5%, 每年保费就要增加至少50万元, 何况还要不断累增至12%, 加上其他如就业安定费、二代健保补充保费、基本工资调整等政策, 对企业而言确实是沉重负担。

近7年来, 岛内基本工资方面共调涨5次, 包括2007年7月从15, 840元调涨至17, 280元, 2011年元月加至17, 880元, 2012年元月又调整为18, 780元, “行政院”2013年9月又核定基本工资将于今年7月涨至19, 273元。总计7年来涨幅已达21.7%, 马英九任内就调涨3次, 增幅为11.53%。

篇5：不愿意升职加薪的员工

从小一起玩耍一起上学关系好不错的刘军坦诚地介绍了他的这份新工作，2015年年初，经朋友介绍，他入职了这家上海小额贷款公司，而他的主要工作是拉存款。通常，公司会以年收益10%的存款利率来吸收客户的存款，其间还会组织这些客户进行免费的旅游和赠送应季的海鲜和水果。作为业务经理的刘军依靠这些年来在上海积累的人脉关系总能拉倒不少存款，而他每月的工资来源则是以存款数额为考核的不固定工资，同时他也能加入那些免费旅游等客户福利中。

然而，刘军心里明白，“我现在的这份工作就像在走钢丝，哪一天公司老板跑了不仅仅是丢工作的事情”。所以尽管每个月基本都能轻松获得六七千元的收入，他心里却有些不安，而且公司老板好几次都说想要给他升职加薪，他都拒绝了。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个小职员相对安全一些，如果成了主管，将来公司万一真跑路了就肯定会被抓进去。作为好友，我努力地劝刘军远离这样的工作，但他以现在很多地方都存在这样的公司为由拒绝了。

年后，大家各奔东西。谁知在南京市浦口区检察院的一次采访中再次听闻了类似的这种小额贷款公司的新闻。在南京市也存在着不少这样的一些小额贷款公司，并公开打着专业合作社的旗号，在当地吸收存款和发放贷款。其中一家公司竟然在浦口区的闹市区故意模仿正规银行的装潢，以高额贴息款诱惑市民存款，短短一年多就有近200人受骗，涉案金额近2亿元。在被警方查处后，该公司法人代表及3名“业务经理”已被刑事拘留。

浦口区检察院的一名检察官告诉我，这些公司表面上都是具有工商登记营业执照的各项手续，但却常常违规扩大业务范围，通过业务经理吸收关系人的存款，再高利放贷给房地产等领域的投资者。一旦利益链条断裂卷款跑路，那么那些存款户将血本无归。不知道这些业务经理里是否有着同样不想升职加薪的员工。

篇6：不加薪的情况下提高生活质量

对于如何解决司法实践中存在的这一问题, 理论界和实务界反响强烈, 但尚未提出有说服力的理论和合理可行的方案。因此, 有必要对这一问题加以探讨。本文将以笔者在浙江台州、湖南长沙地区调研中掌握的一手资料为基础, 以日常家事代理权理论为切入点, 通过分析夫妻一体主义与夫妻别体主义的区别, 对《解释二》第24条的适用加以反思, 并试图在实体上和程序上加以完善。

一、夫妻一方不知情的情况下共同债务的认定困难

由于夫妻共同债务问题既涉及财产法又涉及身份法, 因此在认定上历来非常复杂, 也是困扰实务界的一个疑难问题。然而, 理论界在这一问题上也是莫衷一是, 在一定程度上又加剧了问题的复杂程度。

笔者在浙江台州地区、湖南长沙地区就夫妻共同债务问题进行了调研, 访谈包括法官、案件当事人、代理律师、妇联权益部、新闻媒体记者在内的数十名对象, 通过第一手资料对新闻报道案件进行深入的研究, 并翻阅了大量法院的判决书, 在此基础上, 对目前法院裁判的现状与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总结。

在调研过程中, 我们发现, 很大一部分案件非举债方配偶对债务是不知情的, 待到债权人诉至法院, 身为共同被告的非举债方才知晓债务的存在 (2) 。而此类案件的争议焦点虽是夫妻离婚时的共同债务认定, 但由于案件具有财产性质, 法院一般不作为离婚案件处理, 通常将其定位成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即使在离婚案件中, 一方当事人提出确认债务性质, 由于涉及第三人利益, 便难以在离婚案件中协调, 法院也会按照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另案处理。笔者在对浙、湘两地的一线法官访谈中得知, 目前司法实践中, 百分之八十左右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都涉及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 (3) 。且此类案件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比例非常高, 法院通常会直接适用《解释二》第24条的规定判决。

在调研过程中, 实务部门有观点认为 (4) , 由于现有的裁判规则其裁判路径并非是唯一的, 不同的裁判逻辑自然导致了不同的裁判结果。此种说法固然有其合理性, 但笔者认为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法条与司法解释规定了不同的标准, 而如何解释二者的规定, 就成为困扰当下的主要问题。根据《婚姻法》第41条规定, 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标准为借款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而《解释二》第24条则规定了, 夫妻共同债务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发生的债务。那么, 发生了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债务依据司法解释, 应当视为夫妻共同债务, 这与《婚姻法》第41条规定相左, 恰恰是这种不一致导致了实务的混乱。而司法解释的目的是什么, 究竟与《婚姻法》41条是何关系?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在理论层面进一步梳理和探讨的。

二、对《解释二》认定标准的反思与重构

上文已经指出, 导致夫妻共同债务认定困难的主要问题在于立法与司法解释中采用了双重标准。因此, 想要解决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 尤其是配偶一方不知情的情况下应当如何认定的问题, 就应当从认定标准的分析上入手。

(一) 当前关于认定标准的争议

在这个问题上, 有观点认为, 婚姻法司法解释 (二) 第24条忽视了“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债务”这一核心特征, 不加区别地规定一律“应当按照夫妻共同债务处理”, 违背了《婚姻法》第四十一条的立法原意和立法精神 (5) ;而有的学者则认为, 两者间不存在逻辑性冲突, 可将二者视为夫妻共同债务的充分非必要条件, 只要满足两条件之一, 即可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6) 。

笔者认为, 法律和司法解释之间虽然表面上并不一致, 但从本质上还是一致的。《婚姻法》第41条规定的“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 应当共同偿还”, 其立法侧重点在于保护非举债方配偶的利益。言下之意, 只有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 才应共同偿还, 而不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债务, 则应由债务人独自承担。而《解释二》第24条关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欠债务应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的规定, 意在保护善意债权人的利益。二者仅是侧重点有所不同, 本质上并不矛盾。在债权人、债务人、非举债方配偶的三角关系中, 债权人会面临债务人利用夫妻关系的秘密性转移财产、逃避债务的风险, 而非举债方配偶会面临债务人恶意举债、与第三人串通虚构债务的风险, 综合《婚姻法》与《解释二》的规定, 法律对债权人的合法债权和非举债方配偶的财产权益应予以同等的保护。因此, 仅以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内推定的理解方式就显得有失偏颇, 并未理解法律的本意。笔者认为, 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 当是夫妻共同债务还是夫妻个人债务不能确定时, 再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而除外情形为该条但书部分所列两种特殊情形。这样理解可避免将债务一律推定为共同债务而产生实质不公。

然而, 这只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抽象的标准, 就当下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还是个人债务的具体标准而言, 《解释二》指出可以进一步考虑一下两个判断标准:第一, 夫妻有无共同举债的意思表示。如果夫妻形成了共同举债的合意, 则无论双方是否分享了债务所带来的利益, 都应视其为夫妻共同债务。第二, 夫妻是否分享了债务所带来的利益。尽管夫妻事没有达成共同举债的合意, 事后另一方也没有对债务予以追认, 但当债务发生后, 夫妻双方共同分享了该债务所带来的利益, 则同样应视为共同债务。然而, 考察这两个标准并不能很好解决配偶一方不知情的情况。根据《婚姻法》第41条的表述, 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 应当共同偿还, 但有时“为夫妻共同生活”仅是债务人的主观愿望, 而非债务的客观用途。

(二) 对现行认定标准的反思与重构

笔者认为, 在配偶一方不知情的情况下, 如何界定共同债务的性质是解决适用问题的前提。在这里, 我们必须引入日常家事代理权的理论, 以求寻求到合理的解决途径。

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理, 债权人只能向合同的相对人主张债权, 而债权人可以非举债方配偶作为共同被告的请求权基础源于日常家事代理权。日常家事代理权, 是指夫妻对于日常家事可以互为代理人, 不必通过授权行为, 一方得为他方就日常家事对外为一定的民事活动。而这里的日常家事, 一般意义上指的是夫妻双方及其共同的未成年子女日常共同生活必要的事项。其范围通常包括必要日用品的购买、医疗医药服务、合理的保健与锻炼、文化消费与娱乐、子女教育、家庭用工的雇佣等决定家庭共同生活必要的行为及其支付责任。[2]因而夫或妻纯粹职业上的事务, 并非日常家事的范围。从家事代理制度出发, 由于夫妻间的特殊身份关系存在, 故而该问题突破了财产法上的合同相对性规则。因此炒股所借债款, 虽主观上是为夫妻共同生活, 但当事人的主观愿望法律难以考察证明, 而且炒股并非日常共同生活之必要事项, 并不是日常家事代理得范围, 需夫妻达成合意方可认定为共同债务, 否则就违背了日常家事代理制度的设计初衷, 也不利于对配偶合法财产权益的保护。

日常家事代理制度的引入可追本溯源至夫妻一体主义与夫妻别体主义的划分, 由于坚持一体主义和别体主义的不同立场, 导致了不同学者对债务性质的对立观点, 从而影响夫妻共同债务的范围。如果基于夫妻一体主义, 则更偏向于完全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而使举债人配偶承担债务。所谓夫妻一体主义, 也称为夫妻同体主义, 指的是男女结婚后人格相互吸收, 合为一体。在立法上体现家庭为本位的立法思想。[3]但随着近代夫妻关系以夫妻人格的独立与平等为基础的背景下, 夫妻一体主义也随之失去了其社会基础。而如果基于夫妻别体主义, 由于其理论认为男方与女方结婚后各自保持人格的独立与平等, 婚后的夫妻的人格并未丧失其独立性, 故而其夫妻财产制度也更倾向于分别财产制或共同财产制, 夫妻之间的财产关系更为独立, 基于此理论则更容易认为应将夫妻共同债务的范围缩小。

这两种理论基础所得到的结论在司法实践中都可能与实体正义相悖, 故而笔者认为应当适当结合并吸收夫妻一体主义和夫妻别体主义的思想来解决民间借贷中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标准问题。

由此, 笔者认为, 考虑到实践中出现的夫妻一方不知情情形, 我们参考立法的精神, 在《解释二》两个判断标准, 即夫妻有无共同举债的合意和夫妻是否共同分享了债务所带来的利益的基础上, 再增加第三个标准———债权人是否善意的。在司法实践中, 存在着夫妻既没有共同举债的合意, 双方也没有共同分享了债务所带来的利益的情况, 但是债权人在借款时本着谨慎态度, 并且尽到了注意义务, 有理由相信夫妻一方的行为构成家事代理时, 法律应该保护善意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这也符合《解释二》本意, 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在考察债务性质为共同债务还是个人债务之时, 应当综合考察上述三个标准:首先明确夫妻双方是否就举债达成合意, 如果夫妻已在举债时达成合意或一方时候追认, 则不论债务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 都应按共同债务处理。而实务中多出现配偶一方抗辩, 双方并未就举债达成合意, 甚至对债务并不知情, 此时应重点考察债务的用途, 即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 如果是显然应认定为共同债务, 反之, 则应认定为个人债务。

三、关于举证责任分配的思考

笔者在调研过程中发现, 法院对举证责任的分配存在着因案而异的问题, 很大程度上与法官的个人价值取向相关, 因此导致了司法实践中非举债配偶、债务人、债权人的举证责任不明确, 甚至三者对同一待证事实同时承担举证责任的状态 (7) 。根据《解释二》当前的规定, 在司法实践中, 如果出现配偶一方不知情的情况, 债务人不证明债务用途通常对其有利, 因此往往会出现债务人怠于举证, 而债权人与非举债配偶都无法就债务用途举证的情形, 法官无法就现有的证据达到内心确信, 此时必须通过举证责任的分配与推定的方式做出判断。按照原先的文义理解, 非举债方配偶应对债务的用途承担证明责任, 只有在该方配偶举证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 或者债权人知道夫妻之间采取了约定分别财产制的情况下, 才无须与举债方共同承担债务。否则将会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 即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大部分情况下, 法院采取的是这一做法。但这一规则对于非举债方配偶来说显得过于严苛了。

长期以来, 人们认为夫妻之间的知情程度要高于债权人, 债权人无法就债务用途举证, 因此不应该将举证责任分配给债权人的想法存在误区。首先, 由债权人举证符合家事代理权的法理基础, 也符合民事诉讼中“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规则。其次, 从举证难易程度上看, 债权人举证要比非举债方配偶举证更加合理。主张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经营的事实, 属于积极事实;主张债务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经营的事实, 属于消极事实。从逻辑上讲, 当事人仅能就积极事实进行举证证明, 对消极事实进行举证证明的难度很大。即使是在夫妻恶意串通假离婚以逃避债务的情况下, 由非举债方配偶举证证明分享债的利益几乎等于形同虚设, 而由债权人主张自己是善意的即可要求夫妻承担连带责任, 显得更为合理。第三, 由债权人举证有助于防范虚假债务和举债风险, 从根源上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具有良好的社会引导效果。债权人享有是否借款的主动权, 他可以通过让夫妻另一方对借款进行确认以降低债务无法到期清偿的风险。而且, 债权人只要尽到了其注意义务, 即使日后夫妻假离婚以逃避债务, 债权人也可以其善意要求夫妻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因此, 债权人在主张债权时, 除需证明债务的真实性之外, 还必须证明其含有合理理由相信借款是用于家事, 方可保护其信赖利益。如果债权人明知借款并非用于家事, 仍要求其配偶偿还, 则属于恶意, 丧失了主张权利的请求权基础, 法律不应予保护。

四、结语

由于《婚姻法》第41条与《解释二》第24条存在所谓的双重标准问题, 实践中法官在认定夫妻共同债务时比较复杂, 并且, 在配偶一方不知情的情况下又尤为复杂。在这种情况下, 直接适用《司法解释二》第24条导致了审判结果的实质不公平, 将非举债一方配偶置于不利地位, 侵犯其财产权益。由此, 本文通过对两个规范条文的重新解读, 通过日常家事代理权将二者之间存在的分歧有效衔接起来, 将不同的认定标准以演绎推理的方式有效统一, 先考察夫妻是否就举债达成合意, 再分析债务的用途, 最后将债权人是否善意作为判断债务性质的补充标准, 解决了夫妻假离婚逃避债务和债务人恶意举债、与第三人串通虚构债务的双重矛盾。同时, 本文认为应当将举证责任分配给不同的主体, 原告方债权人需证明自己是善意的, 而被告当事人债务人及其配偶则需证明是否就举债达成合意, 以及债务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债权人是否善意的标准为不知也不应该知道债务人将债务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 并通过其是否尽到其注意义务来判断, 其中举债金额的大小、当地生活水平、家庭日常收入和支出是判断举债必要性的重要指标。

由此, 法官在裁判时应全面考察三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 在遗漏认定标准的情形下作出判决, 会造成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 案件裁判的实质不公正。只有根据双方举出的证据, 结合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 在足以形成内心确信的前提下作出判断, 方可实现司法正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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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史浩明.论夫妻日常家事代理权[J].政治与法律, 2005 (03) .

篇7：升职不加薪

升职是件令人开心的事情，如果少了加薪，这份开心就要大打折扣了。升职一般意味着你工作职责和权力的扩大，当然工作量和压力也会相应增加。新的工作写在简历中，往往都是有含金量的，而且确实能提升你的能力。至于老板不加薪或者避而不谈，建议你升职以后找机会和老板沟通一下这个问题。

首先，你要明确不给你加薪的原因，需要时间确认你是否胜任，还是公司预算有限，或者老板就是压榨你，针对不同的原因我们要考虑不同的办法。比如老板还不确认你是否能胜任，需要考察你一段时间的话，你就要知道老板会用什么指标考核你？期限是多久？大家有了统一的标准以后你的努力才有方向，如果是跨国大公司，预算都是一年一做的，比如你在年终升职，可能收入增加需要层层審批，在这种情况下，你需要理解老板的苦衷，也要让老板知道你的辛苦需要物质加以肯定，不要忘记和老板约定一个期限，希望老板在什么时间提升收入。

当然不排除很多私人老板故意压榨你，给你一堆工作，还是原来的薪水，这时候就要判断升职对你的能力提升或者长期发展是否有帮助，如果有帮助，虽然没有增加收入，还是可以在这个职位做一年半载。因为一般故意压榨你的公司规模都不大，你想从比较低的级别跳槽到大公司再做一个高职位的工作，机会比较小，所以即使没有增加收入，你可以做一年半年，感觉自己能力确实提升，这时候可以寻找外面的工作机会。如果你判断这个新职位没有什么含金量，就赶快做好寻找下一份工作的准备吧。

篇8：不加薪的情况下提高生活质量

顾名思义,幸福感就是一种感觉,一种心理欲望得到满足时的状态。随着改革开放的步步推进,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较三十几年前都有了显著提高,吃、穿、用、行等均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可谓人所共知,有目共睹。然而『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发展时少。』有人或者较大一部分人却觉得生活改善了,幸福感并不那么明显提升，甚至体会不到,对此问题难以回答。更有甚者,他们身在福中不知福,有的知恩不报,对党和政府并不领情,麻木不仁,令人费解,发人深省。那么,是何原因让一些人缺少了心中本应有的那份幸福感呢?

第一、社会贫富差距不断加大,富的越来越富,穷的很难致富。

我们原有的社会福利制度被打破了,新的福利制度未跟上发展步伐,分配不均,尤其是最缺乏公平,造成了国民幸福感大幅减退,社会矛盾日益突出。据有关方面提供的数据表明,我国经济增长五十年,年平均增长10%,财政收入增长约1000倍。按理说。这样快的增长幅度,体现生活水准的人均消费水平应该该随之水涨船高。但内需不足的问题始终困扰着国人的手脚,特别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村人口的手脚。换句话说,这个百分之十的增长,获益的不是广大农村居民,而是少数所谓的“有本事”的人。农村人口的平均生活水平,仍位于全球贫困线下。如目前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比为3.23:1,是全球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是全球贫困人口(按国际标准超过一亿)最多的国家。另据国际劳工组织提供的数据显示,世界绝大数国家的城乡人均收入比都小于1.6,只有3个国家超过2,中国名列其中。媒体上说,我国农村居民2012年人均纯收入达到7917元,而且是连续三年增幅为两位数。笔者的乡亲们说,他们从本世纪以来一直感到自己年收入与上头公布的大相径庭,去年他们人均收入最高达2500元,年年与国家说的差一半。再看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2年中国基尼系数为0.474,比2010年的中国基尼系数0.61虽有所降低,但这一数字不仅大大高于0.44的全球平均水平,而且仍含有水分。有人说,这连童话故事都不敢这么写。在这种分配不公、贫富悬殊的情形下,老百姓口袋里仅有的几个钱,谁还敢放手花。这就导致了消费不足、常常不敢消费的状况。所有这些,就使人们的“幸福感”大打了折扣。“幸福经济学”的鼻祖和奠基人、美国学者依斯特林认为,中国经济增长虽然飞快,却“丝毫没有迹象显示人们的生活满意度也在增长”。就是说,中国的改革还未把“最大公约数”找出来。

第二、家家“难念的经”增多了。

中国有一句家喻户晓的话,“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今天,每家每户难念的经不只一本,而是几本,甚至多本。有的人“幸福很少来敲他的门”,比如“上学难”“入学难”“入托难”“就医难”“瞧病难”“买房难”“住居难”“过马路难”“娶媳妇难”,而且什么商品都贵的离谱。这个贵、那个贵,这个难、那个难,千难万难就有人不难。有头有脸的就没有难办的事儿,有钱能使鬼推磨,有权还能磨推鬼。农村光棍何其多,有人一辈子没老婆。而有人包二奶,三奶……有的官员掌权没几年就搞了好多女人,还有的长期包妾。光棍们无奈地说,有权有钱的十个八个的搞女人,我们一辈子沾不上女人的边,闻不上女人的味。这些男人没有“性”福感,哪有幸福感呢?他们常常是数着星星度日子,活一天算一天。再如,全国各地多次发生的矿难恶性事故及黑煤矿,黑砖窑等死难者均为普通工农,没有一个当官子弟干这些下等营生的,卖命的当然只能是普通百姓及其子弟了。你说他们的家人能有幸福感吗?不骂社会就够好了。还有,我国数以千万计留守儿童的“幸福感”居最低线,绝大数国人都这么认为。2013年春节前夕,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一个节目,播放了由于父母与子女不能回家团圆,只在视频上会面交谈的画面,那些孩子们无奈的眼神,痛苦的声音真叫人揪心,那些在家的“空巢”老人满脸愁云的态势让人寒心。特别是有的孩子双眼射出了愤怒的目光,让人寒不而栗。有人说,这是一种仇恨的目光,还有人说,这些孩子很可能是今后社会一颗颗随时要爆炸的“炸弹”。他们今天缺少幸福感,我们国家明天就缺乏“安全感”。这可不是危言耸听啊!这些年经常发生的城市扩张,农民失地,强迁强拆等问题,“得罪”了不少农民和市民,好端端的房子被夷为平地,造福子孙万代的农田被盖了楼房,不计其数的国人并没有因为房屋的剧增而居有其屋,只能继续为房而战。而有钱有权的人,不仅当地有大房好房,而且在北京、海南、深圳、珠海购了好房,一家拥有几套或十几套,还有的在国外和香港买了房,当着“候鸟”在国内外飞来飞去。而普通人为了一套小房绞尽脑汁,磨破了嘴,跑断了腿,至今颗粒无收,充当“房奴”。你说,这些人能有幸福感吗?起码现时没有。

第三、假的东西太多,欺人太甚,防不胜防,将人们的幸福感给冲走不少。

充斥人们生活中多年的假烟、假酒、假药、假种子、假币、假文凭等,至今打而不死,而且打假、造假,越打越假。广大农村是送“祸“下乡的重灾区,广大农民是假冒伪劣最大受害者。食品安全问题更大,有的米面有增白剂,猪羊肉含有瘦肉精,鸡蛋含有舒丹红,牛奶含三聚氰胺和皮革,蔬菜残留农药,正油中有地沟油,酒里还有甲醇和塑化剂等。还有什么遍地都有的重金属污染。就是一个假字,滋生了又一层的问题,即“楼脆脆”“桥塌塌”“路陷陷”“钱飞飞”“毒校服”以及“小悦悦”等事件,还有这个“中国式”,那个“中国式”。人在路上行走着突然砸下了广告牌,瞬间被埋死于非命。还有山体滑坡、泥石流、沙尘暴,由季节性变为频繁的雾霾天气,人身安全,财产安全难以保障。人们说,没有安全感,哪来幸福感?什么幸福感都没有。也有人一语道破:“这假、那假,归根结底是人假了,良心丢了。瞎吃吧,瞎喝吧,瞎吸吧,瞎活吧!”就是他们无奈的话语。如今,在金钱支配和金钱万能的中国现实社会,在一切向钱看的年代,是非换位了,人心变坏了。有的老师正课不好好上,他家里办的是培训班、补习班,学生换个座位也得千二八百元,有的医生开大药方,过度医疗,凡是有权的地方就吃拿卡要,名目繁多,无奇不有。老百姓做啥啥不方便,办啥都得求人,大大增加了经济负担和精神负担。在这种事事上火情况下,能叫人们嘴里吐出他有幸福感吗?只能说:“我姓曾”!

第四、官员的特权腐败行为和先富之人的过于贪婪,把老百姓仅有的“幸福感”也给“偷”走了。

尽管目前中国社会各阶层人群的收入水平较20年前有了不同程度的提升,但普通百姓对部分官员的不满情绪也在增加,对一些“先富起来的人”的“嫉妒恨”也在积聚。人们刚刚积下来一点幸福感被这些人悄悄的或明目张胆地拿走了(实际是偷)。一些裸官身在官位心在国外,一些富人身在曹营钱在汉,一些人子女公派出国学成不回,肥水流入外人田,中国的票子流到他乡异国,这都是些什么玩意儿!中国古人早已告诫:“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贪而患不安”。入党做官,公权私用,胡乱作为,前腐后继,贪得无厌,为富不仁,花样多多,无奇不有。我国北方某市一家居民小区,2005年建的159套住房,分了三六九级等级。头等房专供副处以上干部人称“小二楼”,上下三层均为钢筋水泥浇注,而且用的是优质粗钢筋;二等房为预制板结构,面积稍大,建材较好;三等房为普通职工居住,预制结构。一个小区居民楼成了“三个世界”。而他们向上级打报告是以条条企业的名义申请款项,始终打着为广大职工解决住房的旗号。更令人不解的是,公司副职待遇以上的干部,每人以平价购买了小区一处门面房。这20来套门面房原本是为小区居民物业使用,后被公司领导层人员以平价买走。现在每户年租金就能达二十万元左右,就是说,只收两年的租金,就将本钱拿到手了。这不是把职工的幸福感给偷走了吗?这仅是干部腐败行为的冰山一角。还是这家小区,住户户主有地市级的,有县处级的,还有乡村级的。你可不要小瞧村干部着这些“末品官”,他们户口在村,进城住小二楼,坐着高级轿车,有的人每天喝的是高档酒,抽的是高级香烟(卫生员打扫时发现,一礼拜能清出一批茅台酒瓶、高级烟盒)。他们村的人还在村。煤也挖完了,地下水也采空了,干部、煤老板都跑出来了,这些人不但在当地市里有其居,而且在北京和南方省市有房屋。他们可真是幸福了,幸福得流油,平民百姓仍感觉不到幸福,只能说是“被幸福”(他们年收入数字节节攀升)。结果使人民群众本应有的幸福,早已被一部分人的“负能量”给“抵消”了。无数事实告诉人们,单纯的经济增长也不一定会给大多数人带来多少“幸福感”。

第五、信仰丢了,信任缺了,良心没了,“幸福感”就少了、或者没了。

“目前,中国社会的总体信任进一步下降,已经跌破60分的信任底线。人际不信任进一步扩大,只有不到一半的调查者认为社会上大多数人可信,只有两到三成信任陌生人。”这是前不久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社会心态蓝皮书[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2—2013]发布的一个情况。“群众不信任领导,学生不信任老师,患者不信任医生……在我国已不是个别现象,有人说,没有信仰,就没有信任。过去,人们相信组织,相信政府,相信群众,都有感恩之心。现在,有些人就相信人民币。由于缺了信仰,也就丢了党性、良心,道德危机、信任危机随之而来,知恩图报荡然无存。给了好处不说好,过上好日子不以为然。有病的哼哼,没病的也哼哼,互相帮助少了,互不信任、见死不救、见危不扶的现象时有发生,没有信任,就没有幸福,人也不会萌发“幸福感”,总觉得“幸福不敲他的门”。当今这种人真不在少数。由此人们看出,幸福的一个很大障碍是对幸福的奢望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