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镇环境污染治理的困境与对策-以永康市为例

小城镇环境污染治理的困境与对策-以永康市为例（通用7篇）

篇1：小城镇环境污染治理的困境与对策-以永康市为例

小城镇环境污染治理的困境与对策-以永康市为例

摘要：目前在我国的大多数小城镇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环境却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各种矛盾也随之出现.本文通过对永康市的.调查,阐述了永康市环境污染治理的现状以及污染治理过程中存在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对小城镇环境污染的治理提出一些建议性的对策.作 者：楼诗卉 夏葵媛 LOU Shi-hui XIA Kui-yuan 作者单位：浙江林学院人文学院,浙江,临安,311300期 刊：四川环境 ISTIC Journal：SICHUAN ENVIRONMENT年，卷(期)：,27(4)分类号：X321关键词：环境污染治理 困境 对策

篇2：小城镇环境污染治理的困境与对策-以永康市为例

摘要：产业转移可分为国内区域间的产业转移和国际间的产业转移,“永康-武义”属于前者中的县域间产业转移;在产业转移这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地带动下,两地经济均得到了迅速地发展,但同时又产生了新的问题,其中以环境污染的不断严重和污染范围的迅速扩大最为突出;根据两地间产业转移的发展现状;探讨了产业转移发生的`原因,发现区住条件、产业结构和资源优势等是其发展的主要原因;分析了产业转移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生态环境的优劣可以促进也可以阻碍经济的发展;若只是通过产业转移的经济发展模式一味的追求经济利益,最终导致的只有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停止不前甚至倒退,只有两者相互协调才能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作 者：马国强 孙华 钱益跃 胡晓明 梁伟 王俊 作者单位：马国强,钱益跃(金华市环境监测中心站,浙江,金华,321004)

孙华(南京大学环境学院;浙江师范大学地理系)

胡晓明(浙江永康市环境监测站)

梁伟,王俊(浙江师范大学地理系)

篇3：小城镇环境污染治理的困境与对策-以永康市为例

省际边界区域是指以省级边界线为起点向行政区内部横向延展一定宽度所构成的, 沿边界纵向延伸的窄带型区域。正是由于这种地域上的特殊性, 造成省际边界区的相对封闭性, 使得这些区域的经济也受到一些限制, 城镇化进程更是发展缓慢。然而这些区域由于较少受到外界干扰, 得以保留了较为完整的生态系统、自然景观以及浓郁的民俗风情。这些优势条件, 又为边界区的城镇发展提供了发展机遇。

本文通过因子分析, 提取出了居民生活方面的制约因素、经济方面的制约因素和社会方面的制约因素等3个制约岛石镇城镇化发展的因子;基于因子内部和因子之间的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 因子内部因素之间存在显著地相关性, 而在3因子之间, 社会方面和其他两方面制约因素的相关性显著, 而居民生活方面和经济方面的相关性较小, 因此, 岛石镇城镇化的发展的制约因素主要是社会方面的, 具体体现在政府资金投入不足和商业服务业数量少。因此, 岛石镇的城镇化发展, 应着重解决社会方面的制约因素。

二、制约因素分析

1、数据来源及处理

岛石镇位于浙江省临安市西北部, 与安徽的绩溪县、宁国市交界。岛石镇作为浙皖边界的小城镇, 其经济收入主要来自山核桃产业, 山核桃收入占农户总收入的85%以上。全镇9000多公顷山林面积, 仅山核桃就占了6700公顷, 山核桃产量占临安市的25%左右。但是由于其发展受到多方面的因素制约, 城镇化发展相对缓慢。在本次研究中, 对岛石镇200余户居民进行了调查, 到有效问卷168份。

2、因子分析

为了得到岛石镇城镇化发展的制约因素的概括表述, 合并重复信息, 本文采取因子分析法 (Factor Analy-sis) , 首先使用KMO (Kaiser-Meyer-Olkin Measurement ofSampling Adequacy) 统计量和巴特斯球形检验 (Bartlett’sTest) 对岛石镇城镇化发展的制约因素的合适性进行检验, 其结果显示岛石镇城镇化发展的制约因素的KMO=0.737, 大于0.7, 表明做因子分析的效果较好, Bartlett’s球形检验值为316.063, 在自由度为45的条件下和0.000水平上达到了显著, 表明岛石镇的城镇化制约因素的相关矩阵间存在着公因子, 适合做因子分析。

其次, 使用统计工具SPSS19.0对岛石镇城镇化制约因素进行因子分析, 为了确保因子分析的结果, 将因子载荷与公因子方差小于0.4的描述项舍去, 最后共有10项参与因子分析, 在进行因子分析时, 本文主要采取的是主成分萃取法 (Principal Component Method) 获取初始的城镇化制约因素因子分析结果, 然后适用方差最大化的正交旋转 (Varimax Rotation) 对提取出来的公因子进行旋转, 从而使得公因子具有较为满意的解释。

最后, 按照常用的特征根值 (Eigenvalue) 大于1.0的标准, 共萃取出3个岛石镇城镇化发展制约因素的公因子, 它们分别是“居民生活方面制约因素、经济方面制约因素、社会方面制约因素” (如表1所示) 。

(数据来源:根据本研究调查数据整理)

(数据来源:根据本研究调查数据整理)

3、相关分析

本文在获取影响岛石镇城镇化发展影响因素的基础上, 对因子内部的影响因素和3个因子之间进行了相关性分析。

(1) 居民生活方面制约因素之间的的相互影响

农业收入少有保障与公共服务不完善、家庭经济收入低、新农村建设进程缓慢这3个制约因素之间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474、0.476、0.402, 公共服务不完善与家庭经济收入低、新农村建设进程缓慢之间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521、0.330, 家庭经济收入低和新农村建设进程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518, 这些制约因素两两之间在0.01水平上都存在显著相关 (如表2所示) 。也就是说这些居民生活方面制约因素的内部各因素之间是存在显著相关性的。

(数据来源:根据本研究调查数据整理)

(数据来源:根据本研究调查数据整理)

(2) 经济方面制约因素之间的的相互影响

产业结构单一和年轻劳动力外流、山核桃产销较难、技术很少应用于生产这3个制约因素之间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252、0.262、0.269, 年轻劳动力外流、山核桃产销较难、技术很少应用于生产之间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307、0.179, 山核桃产销较难、技术很少应用于生产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353, 这些制约因素两两之间在0.01和0.05水平上都存在显著相关 (如表3所示) 。可以看出, 产业结构的单一, 会出现一系列就业问题, 会造成年轻劳动力的外流。年轻劳动力的不足, 使得每年在采摘山核桃时, 需要雇佣大量的帮工, 这也造成山核桃生产成本的增加。

(3) 社会方面制约因素之间的的相互影响

政府资金投入的多少与教育医疗服务保障也有一定的关联, 两者相关系数为0.292, 在0.01水平上也是存在显著相关的。因此, 可以预期, 一旦政府资金投入增加, 教育医疗服务的保障将会提高。结果如表4所示。

(4) 3因子之间的相互影响

经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 各个因子内部的因素之间是存在着显著的相关性的。在进一步探讨中, 将这3个因子也做了相关分析, 结果显示 (如表5所示) 社会方面和其他两方面制约因素的相关性显著, 而居民生活方面和经济方面的相关性较小, 因此, 岛石镇城镇化的发展的制约因素主要是社会方面的, 具体体现在政府资金投入不足和教育医疗服务保障不足。

三、对策分析

在因子分析和相关分析中, 可以看出岛石镇城镇化发展各个因子内部各要素之间存在着较为显著的相关性, 而3个因子中, 社会方面的制约因素又是最显著的。因此, 在岛石镇城镇化发展过程中, 岛石镇应该充分把握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 有针对性的制定相关政策, 解决岛石镇城镇化发展的困境。

同时, 在新时期,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4-2020) 》提出要有重点的发展小城镇, 岛石镇应以此为契机, 科学制定城镇发展规划, 充分发挥省际边界的区位优势, 把该镇发展成为临安市商贸集聚、生态适宜的省际边界中心镇, 辐射拉动浙皖两省周边地区。基于城镇化发展阶段的现实基础, 岛石镇应增强政府的投入, 加大对教育医疗的保障, 同时, 应克服多种制约因素, 采用以下对策推进城镇化发展。

1、确保山核桃生产主体的利益保障, 促进农民增收

目前, 山核桃生产环节其中的一个障碍在于政府保障力度不够。农业生产的保障和家庭收入存在着很大的相关性, 政府加强这方面的保障, 一方面可以缓解农户生产山核桃的成本问题, 增加其生产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可以一定程度上增加农户的家庭收入。山核桃生产受自然影响大, 政府应根据实际年份的自然状况, 给农户进行相应的补贴, 确保生产。在销售环节, 中间商的压价, 使农户处在产业链的最低端, 政府应在销售季节来临时, 增强宣传, 吸引企业直接上门收购;或建立完善的产业链, 对山核桃进行农户初步加工后直接送至企业深加工, 增加农民环节的产业价值。

(数据来源:根据本研究调查数据整理)

本次调查发现, 目前从事山核桃生产的农户, 大多文化素质较低。因此, 需进一步强化农业科技服务体系, 推动农业科技指导农业生产能力建设, 完善农民培训体系, 以此增强农户在山核桃生产前、中、后期的经营水平。

2、大力发展特色产业, 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

一个没有产业支撑的城镇, 必然是一个经济基础脆弱、功能不健全的城镇, 必然是一个缺乏造血功能、没有发展动力的城镇[3]。立足岛石镇的特色产业发展现状, 构建以山核桃为主体和重点的现代农业。选取坡度较小的山核桃生产区, 布局山核桃观光休闲旅游产业带;建立浙皖边界的边贸特色街;充分挖掘当地民俗文化, 促进民俗旅游业的发展, 利用节庆旅游来增强岛石镇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培育现代化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专业大户等生产经营主体, 把农民引向市场, 促进规模经营, 使企业和农民建立良好的利益联结机制。

3、完善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推进新农村建设

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需要大量资金投入, 只有在以政府为投资主导的情况下才能使基础设施积累阶段呈现高投入、低回报、长周期的发展态势。政府政策对引导产业的发展方向和建设重点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比如政府运用行政手段逐步消除城乡间歧视, 政府制定政策鼓励农业的发展等。尤其是对于岛石镇教育和医疗服务设施的不足, 政府应加大投入。

降低民间投资准入门槛, 拓宽民间投资渠道。放宽城镇化领域的市场准入条件是促进民间资本参与城镇化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针对多数垄断行业集中于城镇化领域的实际情况, 要深化垄断行业改革, 引导政府投资逐步退出一般性竞争领域, 并放宽民间资本的进入限制, 提高民间资本投资城镇化的程度。

4、加强地区交流与合作, 增强岛石镇的影响力和辐射力

地区的合作表现在多个方面, 如交通的进一步对接, 市场的共建等。推进市场共建, 产业互补是省际边界区域发展的重点。

一是推进建立边界区域的人才交流市场, 岛石镇每年在山核桃采摘季节, 需要雇佣大量工人来协助采摘, 然而, 随着劳动力雇佣成本的提高和劳动力本身的日益短缺, 使得雇工难度加大。因此, 建立地区性的人才交流市场是解决这一难题的途径之一。二是推进边贸产品市场的共建, 如建立省域边贸特色街, 一方面可以加强两地产品的互销, 另一方面可以将其打造成为边贸特色旅游步行街, 吸引外来游客和投资者, 为当地带来客源, 推进该镇小城镇发展进程。

四、结语

省际边界城镇的发展面临着多种多样的制约因素, 但同时也存在着难得的发展机遇。岛石镇需结合实际, 加快解决制约其发展的居民生产生活、城镇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共服务方面等诸多因素, 同时, 在问题的解决过程中, 应注重各因素之间的联系。该镇作为浙皖边界小城镇, 可借助区位优势, 以此次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为契机, 以特色主导产业为立足点, 整合资源吸引外资, 对内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对外加大地区交流与合作, 在推进下辖村庄新农村建设的同时有效推动小城镇发展, 进一步打造为浙皖边界区域中心城镇。

摘要：省际边界城镇由于地域上的特殊性, 在城镇化的发展中既存在发展机遇, 又面临挑战, 成为城镇化发展研究的热点区域之一。本文选取浙皖边界的岛石镇作为研究对象, 利用因子分析方法对其城镇化发展的制约因素进行了定量分析, 得到影响岛石镇城镇化发展的3个因子, 基于3个因子的基础上进行了因子内部和因子之间的相关分析。针对这些制约因素, 提出要确保山核桃生产主体的利益保障, 提高农民收入;以特色产业为依托, 做大做强产业链, 推进产业结构的转型及发展;完善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推进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进程;加强地区间的合作, 增强岛石镇的影响力和辐射力, 将其打造成为浙皖边界区域集边贸、旅游和休闲于一体的中心城镇。

关键词：省际边界,城镇化,制约因素,因子分析,相关分析

参考文献

[1]陈钊:行界区域刍论[J].人文地理, 1996 (4) .

[2]胡静波、张黎:省际边界地区旅游资源开发研究——以湖南省新宁县未来为例[J].亚热带资源与环境学报, 2013 (1) .

[3]阎颖、徐鼎亚:新时期农村城镇化的制约因素及对策[J].理论界, 2007 (2) .

[4]谭宇、何芳芳:推进湖北恩施龙凤镇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政策建议[J].铜仁学院学报, 2014 (1) .

篇4：小城镇环境污染治理的困境与对策-以永康市为例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化；困境；融入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712 （2013） 24-0000-01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速度不断加快，大量农民工涌入城市，其中16岁至30岁逐步成为农民工的主体，被称为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新生代农民工是农民工中的新生力量，新生代农民工比老一代农民工更渴望实现城市化。”但在我国城乡二元体制下，近三十年的农民工城市化进程仍然没有解决农民工城市化进程中所承受众多歧视问题，农民工仍处于城市的边缘状态或半城市化状态。这种状态及社会福利公平问题，对社会的和谐健康发展及小康社会的实现都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化问题逐步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

一、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化内涵界定

在对“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化”界定之前，首先要对“新生代农民工”和“城镇化”一词的含义。新生代农民工是指“30岁以下，在初中阶段或者高中阶段就开始进入社会就业的、没有参加农业生产或具有较少的务农经历的农民工群体。”“城镇化”一词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给出了不同的解释，在本文中，主要从人口学角度对“城镇化”进行界定。人口学把城市化定义为“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的过程。”但人口的城镇化不仅仅是农村人口进入城市，而是“农村人口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的统一，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综合体现。”是城市文化、城市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在农村的扩展过程。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教育程度明显提高，大部分具有高中学历，更加注重消费而非储蓄，在诉求上更希望融入城市而非返回农村。但由于制度、社会环境、自身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在融入城市化过程中存在许多急需解决的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包括有形城市化和无形城市化。有形城市化主要指农业人口向城市转移，包括在城市就业、居住及获得户籍等。无形城市化是指农民工的生存方式、生活质量、文化素养、价值观等与城市融为一体。有形城市化是农民工城市化的初级阶段，无形城市化才是最终的目的。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属于有形城市化阶段，甚至是处于本阶段的初级层次。

二、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化过程中的困境

（一）个人认知困境。新生代农民工虽然比老一代农民工在思想上更希望融入城市，但他们在就业、生活、价值观等方面与城市市民仍存在差距。据一份调查显示，认为“在家乡没什么意思”，“羡慕大城市生活，可以玩的地方多，不用在家干活”等观念的农民工仍不在少数。

（二）个人能力障碍。这里个人能力主要是指其职业技能，随着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城市中更需要成熟的技术工人。但是，在新生代农民工这这部分人只在少数。显然很难保证他们在城市找到具有稳定收入的工作，很多都是临时性工作。

（三）社会保障困境。目前，虽然户籍限制在全国部分省市已经有所放松，但仅限于户口登记，户口登记并不代表能够享有附着在本地户籍上的种种就业、医疗、教育、养老、住房等公共服务。新生代农民工被排斥在种种社会保障之外，享受到的保障很低。

三、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化困境的对策探究

（一）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制度是一个群体获取资源，赖以生存的外在环境，农民工并非盲流，他们是否到城市就业生活，是否愿意在城市定居成为市民，基于现存的制度能不能为他们提供较大利益的理性考虑。”在现存的户籍制度下，就业、医疗、教育、养老、住房等公共服务和户籍紧密捆绑在一起。通过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打破城乡二元分化格局，逐步使新生代农民工获得与城市人同样的各种机会，才能保证新生代农民工能够认同城市、热爱城市、融入城市。

（二）加大对农民工的培训力度。培训内容不仅包括专业技能，同时还要注重素养、观念、价值观的培养，才能逐步消除他们和城市市民在文化素养、价值观等方面的差距。目前首要培训内容在于职业技能的培训。要按照“政府主导、企业发起、部门监督、农民工受益”的原则，加大政府对农民工技能培训的投入，引导企业把农民工培训纳入企业培训计划，注重发挥各类培训院校的主渠道作用，构建全方位、立体式的培训网络，逐步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整体技能水平，增强就业竞争力，增加就业稳定性，提升他们融入城市的机会和能力。

（三）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和城市市民的交流。“刻板印象是指人们对某个群体具有什么特征而持有的观点。”由于各种原因，许多市民总认为农民工老土、低俗、不讲卫生等，从而在心理和行动上对农民工存在不同程度的歧视。新生代农民工渴望融入城市生活，能否同市民之间相互理解、相互交流，是无形城市化的关键。因此，电视、报纸、网络等媒体应大力宣传农民工为城市建设做出的贡献，改变城市市民对农民工的不公正看法，消除对农民工的歧视。采取各种方式，在农民工工作单位和附近市民社区开展一些互动，增加彼此的交流和互动，拉近两者的距离，逐步弥合彼此之间的思想和认知鸿沟。

（四）充分发展现代服务业，扩展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容纳。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不仅能促进城市产业结构调整，也可大幅增加就业机会。发展现代服务业，“一方面是因为新生代农民工在存在服务业就业偏好，另一方面是因为服务业启动资金少，可容纳各种层次的人员将就业。”通过发展现代服务业，扩大城市就业容量，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吸纳新生代进入现代服务业，确保他们获得稳定的工作环境和收入来源，推动他们从城市的“过客”向城市的“主人”转变。

参考文献：

[1]魏学文，刘文烈.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发展路径探究[J].齐鲁学刊，2012（06）.

[2]李根寿.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制约因素及对策探析[J].内蒙古煤炭经济，2008（02）.

篇5：小城镇环境污染治理的困境与对策-以永康市为例

一、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几种关系

1.农村经济合作组织与基层政府间的关系

我国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经历过多年的发展已形成一定的规模。在政策制定、财政资金支持、利益分配等的过程中, 基层政府发挥了实践的指导与引导的作用。但农村经济合作组织与基层政府都是理性经济人, 具有权衡利弊和基本的行为选择的能力。基层政府作为政策的制订者、组织者和资金提供者, 希望通过其多方支持, 使农村经济合作组织不断发展壮大, 从而获得更多的经济与社会的利益;而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希望获得政府更多的政策、财政资金等多方面的支持、使自己不断发展壮大, 获得更多的利益, 从而分担了基层政府的某些职能, 为乡村社会经济发展作出更大更多的贡献。所以, 基层政府与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在一定的制度框架内可实现合作共赢, 现有的体制下政府仍占有支配地位, 起着主导作用。

农村经济合作组织与基层政府还存在着在信息资源的占有方面不对等的关系, 考查农村经济合作组织与基层政府的关系时, 基层政府出于自身利益的理性考虑, 或出于“政绩”的需要, 往往倾向于夸大对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多方支持, 以获得自身利益, 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 总是认为基层政府对其支持不够, 政策支持不明朗, 效果不明显。各自私利价值取向, 严重拷问了双向的互助与诚信原则, 道德风险于是产生。在信息不对称的决策环境中, 面对众多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夸大有效需求的行为策略, 基层政府所采取的博弈策略很可能是减少支持或不支持, 甚至阻碍, 这无疑是一种悲剧。

2.农村经济合作组织与村民自治组织之间的关系

在我国农村社会中, 村民自治是村民通过村民自治组织依法处理与村民利益相关的村内事务的一种自治方式。作为村民自治制度的灵魂, 村民自治权是使村民能够有效参与村内事务的决策、管理、监督过程, 并以此维护其合法权益的有效手段。然而, 现实社会中, 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 农村公共产品和服务由村民自治组织包办的定式很难被打破, 尤其是在农村, 长期以来形成的陈旧观念和小农意识, 严重制约了市场化改革的发展。所以,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对于补充村民自治组织管理和市场调节的不足是十分有益的。

由于大多数时间, 村民自治组织表现为乡镇政府的“下属机构”, 活动主要围绕上级下达的“政务”工作展开。从一定意义上说, 村民自治组织并不能真正做到“来自于民间、完全代表农民利益、表达农民需求”的代表组织。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起主要作用的往往不是农村内部的需求, 而是来自外部自上而下的行政指令, 甚至是为了满足地方政府部门的决策者的政绩和利益的需要。而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有组织地争取政府或社会资源, 也可以依靠自愿集资来持续、有效地生产或维护自身所需要的公共产品, 使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在市场不愿做、政府力不从心的公共服务领域, 发挥拾遗补缺的重要作用, 我们有理由认为,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与村民自治组织之间在提供公共产品时能够实现“合作博弈”, 为农村社会提供更有效率、品质更高的产品和服务。

但是, 此类“合作博弈”的实现, 绝不意味着村民自治组织在公共产品供给中责任的退出和让渡。长期以来, 由于农民组织化程度太低及对自身所拥有的合法权益认识不足等原因, 他们对于公共产品的需求缺少表达的方式和渠道, 缺少一种正式的制度安排。而作为社会公众和公共利益的代表, 作为具有法律权威的组织, 村民自治组织有责任、有权力在公共产品的供给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相对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而言, 具有“官民两重性”的村民自治组织因掌控着物质资源和政策资源对乡村社会发展影响更大。

3.农村经济合作组织与农户之间的关系

农村经济合作组织与农民之间的关系更多地带有强权博弈的色彩。从博弈论的视角看, 农村经济合作组织作为理性经济人, 在很大程度上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本身也存在自利性。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行为经常通过强制性的权利表现出来, 农村经济合作组织与农民之间利益的分配计划由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制定, 即使每个农民报告出自己的利益获得函数, 农村经济合作组织与农民之间利益的分配也不会因此而有所改变。在自利性膨胀的情况下, 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甚至可能做出乱收费以及把理应提供的无偿服务变为有偿服务之类的行为。这种关系中, 农村经济合作组织与农民在权力分配、信息、组织化程度和交易费用方面都存在不对称现象, 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策略处于支配地位, 农民只能在被动地接受这种策略的前提下, 适度地采取利己的措施。在现实农村社会中, 农民作为具有一定理性的经济人, 出于低报需求以逃避分摊相应成本的动机, 往往会少报自己的需求。于是, 这轮博弈以农民的失败和利益受损告终。农民与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在博弈中地位的不平等决定了博弈的结果。当然, 围绕利益分配, 农民与农村经济合作组织之间的博弈是在不平等的交易秩序和博弈环境中进行。因此, 有利于约束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行为, 逐步改变农民与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在博弈过程中的不平等地位, 促使不合作博弈向合作博弈转变。

二、江苏苏南地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

江苏苏南地区是典型的“龙头企业+合作组织+农户”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模式。是龙头企业带动型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 在一个产权独立的决策实体里, 把产供销各环节纳入到一个统一的经营体内, 形成企业化经营。它集服务和生产于一身, 表现为单一经济实体内部相互关联的经济过程。这一组织形式的内部主要是农户和龙头企业, 关键在于龙头企业的建设。龙头企业带动型对农户的带动能力强、见效快, 农户通过和企业签定某种形式的契约关系, 降低了生产经营的不确定性, 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交易的市场风险。由于农户经营规模小, 搜寻信息的手段落后, 信息成本较高, 通过与企业联合, 可以减少其信息成本, 增加经营过程中的确定性。同时较为稳定的供求关系有效地节约了交易费用、降低成本。苏南成熟的龙头企业发展模式在当今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与适用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引导意义 (见表1) 。

资料来源:课题组2007年10月对苏南地区现代农业与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调研。

苏州市积极发展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通过推进农业产业化, 带动农业发展。2007年10月, 全市规模以上农业龙头企业达到332家, 资产总额222.8亿元, 全年完成销售收入、利税总额和出口创汇分别为562亿元、29亿元和3.8亿美元, 比上年分别增长10.2%、13.7%和15.2%。66家市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实现销售收入、利税总额和出头创汇达304.2亿元、18.6亿元和1.9亿美元, 2家省级重点农产品批发交易市场总额和交易量分别达到118亿元和157万吨, 2007年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到400家, 累计入社 (会) 农户36487户, 增长28%, 带动农户19.3万户, 户均增收2060元, 社 (会) 员户均纯收入2.05万元。其中, 从事水产、畜禽、花卉苗木、瓜果蔬菜类等生产的占到83.2%, 围绕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合作组织的趋势较为明显。其中由专业农户领办的各类专业合作组织共225家, 占一半以上, 体现了以农民为主体的鲜明特色。无锡市现有国家农业龙头企业2家, 省级龙头企业18家, 市级38家, 龙头企业带动各类养殖基地373.41万亩, 带动农户85.68万户, 安置农工2.1万人。基地农户从龙头企业获得收益18亿元。按照“多种方式引导、多元主体参与、多种模式发展”的要求, 重点培育发展农业专业合作组织, 提高农业和农民的组织化程度, 发挥对农民增收的带动作用。无锡现有各类农业专业合作组织238家, 带动农户20多万。常州市36家市级以上农业重点龙头企业实现销售收入85.15亿元, 利税2.38亿元, 与此同时, 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加快发展, 全市已发展到441家, 共有会员6.27万户, 带动农户22.3万户, 其中理化畜禽有限公司新发展农户87户, 总数达530户, 全体加盟农户已出栏草鸡1500万羽。

综合分析苏南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笔者认为:第一, 农村经济合作经济组织在带领农户, 立足本地, 面向国内国际市场, 通过集体的力量闯荡市场, 继而促进了区域相关产业的发展;第二, 提高了农民的组织化和产业化程度, 搭起了农民进入市场的桥梁, 联合农户共享信息资源、规模经营、降低了生产成本, 形成价格优势, 提高了市场竞争力, 保障了农民 (户) 的经济利益;第三, 在组织生产和销售的过程中, 通过举办培训班、出外参观学习、信息引导和科技示范等形式, 提供了大量的农业生产信息和农业科技知识, 促进了农业科技的开发和推广, 同时优化了农产品质量, 促进农产品的更新换代;第四, 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可以整合分散的农民意愿, 谋求对话行政权的机会, 努力营建平等的公共话语机制。因此, 通过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创建实现了有效的乡村治理和农村社会的稳定。

三、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在乡村治理中的困境

1.农村的基层治理机构设置存在严重弊端, 没有构建合理的治理主体体系

在传统的治理理论影响下, 政府部门仍然是目前农村的公共管理主体体系中的最主要组织。作为农村基层的公共管理主体, 现有的乡镇政府主要存在这样一些问题:机构设置不合理, 效率低下;管理观念陈旧, 职责不清;干部队伍素质不高, 数量庞大;管理方法不科学, 资源浪费严重等。农村乡镇政府人员冗余、效率低下, 其功能与农村公共管理的要求相差甚远, 必须从机构设置、工作方式、干部素质、管理制度等方面进行相应的改革。虽然在农村经济的发展中, 出现了大量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和中介组织以及其它公共管理组织, 他们对于农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大的作用, 促进了农村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市场体系的健全, 但由于没有明确的法律地位和政策保障, 这些组织在农村公共治理中的应用作用并没有也不能充分发挥出来。

2.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覆盖面小, 其作用未得到应有发挥

截至目前, 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已经有一定程度的发展, 但数量相对较少、覆盖面窄、规模不大、入社农户占乡村总户数的比例小, 同时, 农民在不同地区的发展是不平衡的, 尤其是在一些重点产业和优势区域发展不足, 比较有规模和符合中国优势农产品发展规划需要的、跨地区、全行业性的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缺乏, 与中国农业市场经济的发展、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需要和应对国际竞争的需要差距还很大, 就是经济发达的江苏苏南地区,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还存在发展规模、发展能力等方面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一是大部分组织起步晚, 起点低, 商业规模小;二是带动能力弱, 市场竞争力不强;三是组织机构较为简单, 合作水平低;第四, 对农民利益保护不够。

3.政府对农村经济组织的发展干预太多

地方政府拔苗助长, 过多介入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具体经营管理活动, 埋下了诸多隐患。一是出现以政代社的现象。一些政府机构在涉农经营中尝到了甜头, 直接插手合作社的经营, 以政府干预代替市场经营, 通过垄断形成利润, 导致政府侵占了农民的利益。二是部分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在经营上过分依赖政府, 丧失自治发展权。一些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挂靠在政府的农委、科协农技站、经管站、供销社等职能部门和实体上, 或者在创办之初就依赖政府, 形成其经营服务内容要由政府来规定, 政府的帮助越多、越具体, 农民组织自身良性运作的动力机制就越难以形成, 组织的内在激励机制被弱化, 农民很少参与经营管理, “民办、民营、民受益”合作原则无从体现。同时, 政府职能部门出于经济利益考虑, 不可能在管理决策及利益分配上给予农民很多的行使权力的机会。三是行政介入使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产权不清, 性质发生改变, 组织机构不规范, 法律责任也不明确。现阶段, 合作经济组织一方面要求政府予以扶持和帮助。另一方面, 也要防止政府部门领导的好恶、部门实力的强弱, 乃至部门领导人的更替, 所带来的难以摆脱的行政、非经济性因素的制约。这种状况, 往往会导致对组织失去信任, 危及到组织自身的存在与发展。

4.乡镇政府职能缺失, 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提供服务与产品供给创造了条件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严重不足, 制约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 阻碍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3]由于乡镇政府普遍存在的财源枯竭、债务缠身问题, 导致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落后, 乡村合作医疗名存实亡, 文化设施严重短缺, 义务教育投入不足等。乡镇公共产品供给能力的缺失不仅严重削弱乡村社会对乡镇政府的信任度, 而且也使乡村社会分化, 其中的显著后果之一便是导致了乡村传统的宗族组织重又萌生, 甚而对基层政权的公共权威构成挑战, [4]政治活动遵循强势挤压弱势的法则越是下级政府越“亏损”, 直接导致城乡公共产品的分配不公, 使城乡对立, 社会断裂, 进而构成乡村治理的最大障碍。

5.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效率因素与制度规范, 弥补了“一事一议”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存在的操作上困难

从理论上讲, 现行的“一事一议”办法符合公共产品供给的公共选择机制的基本要求, 是对村民自治制度的完善和具体化, 进一步充实了村民自治的内涵。但是实践中如何规范操作, 是一个有待进一步探索和完善的问题。当前, “一事一议”制度的稳定性还比较差, 没有具体规范的操作程序, 实际操作比较困难。在农忙或村内主要劳动力大都外出打工的情况下, 议事会很难召集起来。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 原来的集体经济组织被家庭经济组织所替代。这一变化意味着同一公共产品对同一地域的农民家庭单位来说, 因不同的土地承包数量、人口等因素而具有不同的收益。农民家庭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如何表达, 谁来整合不同家庭的意愿, 都是“一事一议”办法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一事一议”规定的每人每年支出不超过15元钱的限额办法, 严重违背了地区差异所产生的公共需求不同的规律。从长远看, 要解决不同收入、不同消费偏好的差异只能确立规范稳定的公共选择机制, 由不同的收益主体自觉自愿的对公共供给水平进行决策。村民自治下的村委会召集的村民代表大会决策, 从理论上能够体现公共决策机制的要求, 但由于村民自治制度本身不完善, “一事一议”办法在实际操作中容易出现一些偏差。现阶段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可以发挥“参政议政”的作用, 突显在乡村治理中的决策权与参与权, 依靠自身的政治地位与经济实力来弥补“一事一议”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机制问题。

四、对策研究

1.政府要积极引导发展农村经济合作组织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作为当前我国乡村民间组织的基础, 它的发展对乡村治理大有益处, 政府应当引导和培育。第一, 政府要营造宽松环境, 引导和扶持农民恢复组织能力, 通过能人领办, 龙头创办、部门帮办、“两委”联办等形式积极引导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组建, 让农民组织起来, 提高他们的管理水平, 输入外部的信息, 建立相应的管道。政府应明确政策扶持目标, 重点支持以农民为利益主体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 不断增加财政专项扶持资金, 引导其向利益联结紧密型发展。第二, 政府要营造一个有利的法律环境。政府的支持和立法保护是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不可缺少的外部条件。西方发达国家都为合作社经济提供了较为宽松的政策环境, 以支持农业这一弱势产业的发展。通过完善相关法律, 对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原则、法人资格注册登记、组织行为、内部监督与民主管理、盈余分配、权益保护、政府指导和扶持等有关问题做出明确的界定。第三, 要利用各种媒体广泛宣传成功典型和优秀带头人的先进事迹, 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浓厚氛围。加强对农民群众关于合作思想、合作原则、合作技巧等知识的培训, 提高他们的经营能力和参与热情。第四, 提供各种优惠条件。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一般属于非营利组织的范畴, 在其发展初期应该对其营业税和所得税进行减免;在融资上, 政府一方面应该通过政策措施帮助农民贷款, 另一方面在其建立初期给予大力的财政补贴;加大对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技术扶持力度, 建立技术扶持基金和专家团, 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引进和推广使用新技术提供帮助, 及时帮助他们解决技术上的问题。

2.创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路径, 完善乡村治理结构, 使乡村治理主体在公共产品有效供给边界内具有独立的决策权

要彻底消除行政命令对基层政府的强约束, 必须彻底转换农村治理主体的权威授予来源, 使其由对上负责转向对下负责。改变乡镇领导由上级党委任命的制度安排, 探索实行乡镇长直选制度。真正落实村干部的选拔机制, 由本社区农民通过选举产生, 上级政府不能以各种理由干涉选举过程, 更不能随意改变选举结果。相反, 应该确保选举过程的公正性和选举结果的合法性。同时, 要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建设, 以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村民代表大会和乡人民代表大会为组织依托, 发挥农民在农村治理主体权威授予中的决定性作用, 使农村治理主体真正获得公共产品供给的决策权, 实现乡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由“自上而下”向“自下而上”转变。充分利用乡村治理主体在公共产品需求方面的信息优势, 最大限度地避免误导农民对公共产品的偏好。更重要的是, 自下而上的权威来源改变了对基层政府官员的激励途径, 迫使其从追求上级政府支持最大化转向追求社区内农民支持最大化。农民在本社区内公共产品的供给中赢得了“话语权”, 能够建立起良好的公共产品需求偏好的表露机制, 并根据基层政府在公共产品供给方面的绩效对其合法性作出具有影响力的评价。这样, 才能有效保证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公共选择机制的形成和完善。

3.转变基层政府职能, 推动政府、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农户步入共进双赢的良性循环

政府应把创新农业经营体制的主动权交还给农民, 因为只有顺应农民意愿的决策才是农村社会发展的方向。政府职能的转换实际上是政府角色的转换, 即改变基层政府的价值取向, 变乡村经济剩余的索取者为乡村经济发展的服务者。基层政府的管理职能转变应以向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提供服务为契机, 改革和重组基层政府的管理职能, 将原来属于政府的大部分管理职能合理地转移到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中去, 这样有利于降低政府的行政成本、缓解干群矛盾。具体做法是将能人吸收到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中去, 将致富能手培养成党员, 将党员致富能手中的优秀分子培养成村干部, 将农村党员培养成致富能手。通过这样的培养和换位机制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 在转变管理职能的过程中, 形成“政府扶持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带动农户——农户依赖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良性循环局面, 把过去基层政府抓生产经营的政府行为转变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运用经济手段组织生产经营活动, 并向政府反映会员农户的呼声, 使政府从行政事务中解脱出来, 增强其为农村服务的效率。

4.要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 作必要的乡镇政治体制改革

首先是合理划分乡镇权力, 规范乡镇政府行为, 对乡镇权力的划分, 可以参考和借鉴国外地方自治条例及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划分方式, 应当明确划分乡村两级之间的财权和事权。乡镇政府授权村委会代办的行政工作, 必须给予相应的财力支持, 遵循责、权、利一致的原则。其次, 要调整和改革现行的目标责任体系、政绩评价体系以及乡村财政体制, 减轻乡村的行政压力和财政负担, 为乡村关系的调整提供更大的空间。在对乡镇基层政府的政绩评价上, 要将政绩评判及对基层干部的监督权交给村民, 由村民提出乡镇政府的工作任务和职责, 由群众来考核干部的履职情况, 改变过去基层政权“对上负责”而“不对下负责”的状况。第三, 要切实精简机构和人员, 转变乡镇政府职能和行政方式, 结合农村税费改革推进乡镇管理体制的改革, 明确规范乡镇政权应具备的基本功能和职责, 确定适当的机构和人员, 节约管理成本, 将不承担公共服务职能的乡镇机构推向市场。

参考文献

[1]亨廷顿, 王冠军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上海:三联书店, 1989.

[2]于建嵘, 翁鸣, 陆雷.农民组织与新农村建设—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7.

[3]曲延春.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困境与创新——以制度变迁理论为分析框架[J].改革与战略, 2007, (02) .

篇6：小城镇环境污染治理的困境与对策-以永康市为例

龙胜村地处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经济开发区东北部, 东与洛舍镇砂村村相邻, 南与龙山村交界, 西靠郭肇村, 北为湖州市埭溪镇。下设15个村民小组, 总户数491户, 总人口1817人, 其中劳动力1125名, 全村现有个私企业6家。村地域面积14.72km2, 拥有水田162.07hm2、桑地22.93hm2、鱼塘3.33hm2、山林938.47hm2、竹林116.67hm2, 果园73.33hm2, 而龙胜村主要河道为前埠港和小山漾, 水环境对龙胜村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2 样本基本信息

为了获得科学可靠的数据, 本文采取分层随机抽样方式, 选取龙胜村部分村民进行调查研究。此次调查采用问卷调查方式, 共发放问卷100份, 回收问卷100份, 其中有效问卷100份, 回收率100%。受访者包含学生、上班族和退休老人等各年龄段的村民, 样本具有代表性。总体调查对象中, 男性46人, 占46%;女性54人, 占54%。在年龄分布上, 20岁及以下25人, 占被调查对象的25%;21~40岁为30人, 占30%;41~60岁为34人, 占34%;60岁以上为11人, 占11%。职业方面, 机关事业人员为5人, 占5%;工商企业人员为15人, 占15%;农民为27人, 占27%;学生为36人, 占36%;离退休人员为2人, 占2%;其他为15人, 占15%。如表1、表2所示。

3 调查数据分析

3.1 有关部门的水环境治理态度影响村民的满意程度

如表3所示, 有关部门对于治理水环境的态度使村民对于身边的水环境在总体上表示基本满意。根据调查分析, 大部分的受访村民对于身边的水环境感到基本满意或一般, 基本满意占了42%, 而一般也占了36%。此外, 感到非常满意的占了2%, 感到不满意的占了16%, 而感到很不满意的则占了4%, 如图1所示。而对于有关部门治理水环境的态度大多表示一般, 说明有关部门的治水态度基本达到了村民的要求, 但仍有一段距离。

3.2 水环境问题以水污染为主

农村的水环境问题并不是单一的, 可以说是极其复杂的, 污水、洪水、涝水、供水不足和水浪费过度等问题交叉影响着农村的水环境。而在这五个主要水环境问题中, 污水占了89%, 洪水占了34%, 涝水占了59%, 供水不足占了42%, 水浪费过度则占了76%, 如图2所示。目前污水问题尤为突出, 且一半以上的村民都认为该村水污染比较严重, 正困扰着农村的可持续发展。

而水环境问题的产生, 也是由于各种原因所造成的。如图3所示, 在水环境问题所产生的原因中, 生活污水不经处理直排河道、生活垃圾直接扔入河流占了主要地位, 达到了一半以上。由此可以看出, 农村对于生活污水的处理缺乏正确的引导, 没有相关规定加以规范, 污水处理设施还不够完善, 且村民保护水环境的意识较为欠缺。

3.3 政策宣传力度不足

根据调查显示, 对于“五水共治”政策, 50%的人表示知道但不了解, 28%的人表示知道并了解, 另有22%的人表示不知道, 如图4所示。从中可以看出, “五水共治”政策的宣传效果在一定程度上不容乐观, 只传达了理念, 却缺少具体措施的传播, 难以调动村民进行系统性的水环境治理。

4 水环境治理对策

4.1 强化组织领导, 建立完整高效的水环境整治体系

政府应切实把水环境整治工作摆上重要战略位置, 科学制定届期整治规划、工作目标和任务, 积极治理水环境问题。建立健全领导责任体系, 成立农村治水工作领导小组, 对农村水环境整治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和科学部署, 并下设治水办公室, 负责日常工作统筹协调。强化各级政府的投入, 并使之制度化, 形成制衡和激励相结合的长效机制, 切实加强领导、落实责任、完善措施, 扎实推进各项工作。定期向社会公开治理目标及成果, 加强村民的满意度。同时, 要把各部门的水环境整治工作列为目标管理考核和领导干部绩效考核的重要内容。

4.2 实施综合治理, 重点加强水污染治理

对于农村的水环境, 应实行综合治理, 对症下药。针对村内河道淤积较严重的情况, 应进行河道清淤疏浚工作, 提高河槽容量, 加强河道整治工作, 同时将河道整治与水资源调度相结合有效提高水体的自净能力, 真正做到“五水共治”。重点加强农村最突出的水环境问题———水污染的治理。针对水污染问题, 农村应加快实施生活垃圾集中处理、定期进行河道清理等措施, 并加大排污监管力度。

4.3 加强政策宣传, 动员村民参与

加强宣传教育, 在村委会所在地及村民聚集地张贴“五水共治”政策的宣传海报, 并定期开展“五水共治”政策的宣传讲座, 提高村民的水环境保护意识。同时, 由政府农业部门或其他有关部门采取措施, 指导农民科学、合理地施用化肥和农药, 控制化肥和农药的过量使用, 合理排放生活污水, 防止造成水污染, 积极动员村民参与水环境治理。

5 总结

水是生命之源, 水与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 “水能载舟, 亦能覆舟”, 农村的发展离不开水, 然而现今的水环境问题已经威胁到了农村的整体发展, 农村水环境治理刻不容缓。浙江省出台的“五水共治”政策正在努力改善水环境与人类的紧张关系。笔者认为创新治理措施、提高村民环保意识是农村水环境治理的关键所在, 然而也离不开政府的积极引导及监控的加强。此外, “五水共治”政策的产生也为农村水环境的治理提供了科学的指导, 农村应积极执行该政策。

参考文献

[1]刘耀森, 郭亮.三峡库区水环境治理现状、问题及对策—三峡水库水环境治理调查报告[J].甘肃科技纵横.2006 (1) :12-13.

[2]丁远, 唐仕峰.金山区水环境污染源调查报告[R].上海:上海市水利学会学术年会, 2009:85-90.

篇7：小城镇环境污染治理的困境与对策-以永康市为例

关键词：转型,城镇化演进,困境

回顾已有关于国内城镇化演进相关研究的文献,有学者将城镇化与工业化的演进关系划分为滞后城镇化、同步城镇化和过度城镇化模式[1];有学者根据城镇化的空间形态演变,划分出带状联结城镇化模式和中心辐射型城镇化模式[2];有学者根据城镇化演进的规模结构,划分为小城镇模式、中等城市模式、大城市模式、国际化都市模式或大中小城市相结合模式[3];有学者根据城镇化演进的动力机制,划分为拉力型城镇化和推力型城镇化、内生型城镇化和外生型城镇化、自上而下的城镇化和自下而上的城镇化演进模式[4,5];有学者根据城镇化演进过程中资源利用方式,划分为粗放型城镇化和集约型城镇化演进模式[6];有学者根据城镇化演进的运行机制和管理调控方式,划分为行政主导型城镇化和市场主导型城镇化演进模式[7];有学者根据中国城镇化的具体实践,划分为小城镇为主导的苏南模式、民间资本推动型的温州模式、外资推动型的珠三角模式、城市融合扩张型的长株潭模式、飞地型的张家界模式[8];还有学者结合中国西部欠发达地区具体实际,划分出城镇化的资源开发型模式、旅游开发型模式、边贸带动型模式[9];也有学者从城乡关系角度出发,概括为城市瓦解农村模式、城市馈补农村模式、农村转变城市模式的三阶段模式[10]。从综述中可以看出,已有文献较多涉及城镇化演进模式的分类学研究,而对于城镇化演进过程本身的内在特征,以及模式选择的内在机制缺乏探讨。

一、宏观背景:社会转型与城镇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正在进行着快速而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可以归纳为三个层面的转型,首先是产业形态的转型:中国正在由一个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 645亿元上升到2010年的397 983亿元,全球排名从第十五位上升到第二位;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下降,从1978年的28.19%到2010年的10.18%;工业的比重基本稳定,始终保持在45%左右,但绝对产值快速增长;服务业的比重从23.93%增加到42.96%,产业结构日趋现代化。国家外汇储备从1978年的8.4亿美元增长到2010年的2.8万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一;出口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从1978年的6%上升到2010年的26.84%,这充分体现出“出口”是拉动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与之相伴的是在全球视野,“中国制造”已然成为转型中国的标志性特征之一(见表1)。

其次是经济形态的转型:中国正在由计划经济体制走向市场经济体制。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经济制度的体制转型,及至90年代初,这一时期的转型道路是在徘徊中前行,用总设计师邓小平的话说是“摸着石头过河”。直到1992年中共十四大的召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才被最终确定下来,从此中国经济开始沿着市场经济的快车道加速前行。二十年的时间过去了,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全球最大外汇储备国,经济持续保持高增长,“中国奇迹”、“北京共识”已成为中国经济成功转型的代名词。但另一方面,国进民退、央企垄断、行业准入门槛、民企投融资难等经济现象又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们,中国距离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尚有一段距离,而其中尤待解决的问题就是“政府”角色的转变,即实现由经济主导型政府向社会服务型政府的转型。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

最后是社会形态的转变:中国正在经历从一个封闭保守的社会转变为一个开放包容的社会的转型过程。改革开放初的中国社会是一个经历了30年“闭关锁国”(1)的社会,面对外面世界的好奇、兴奋、继而自卑乃至过度自尊和敏感,是这一时期的社会心理。伴随着国门的日益开放,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出去,越来越多的外国人走进来,特别是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一系列举世瞩目成绩的取得,以及近10年来公民意识的不断觉醒,公民社会理念的不断深入,今日的中国社会变得越来越包容,越来越平和,越来越开放,也越来越理性。社会形态的转型既是产业形态、经济形态转型的必然结果,也为产业形态、经济形态转型的进一步深入提供了社会根基和土壤。

产业形态、经济形态、社会形态转型的同时,也共同地、间接地推动着中国30年城镇化进程的发展,毋容置疑,没有改革开放30年在产业、经济、社会领域的深刻变化,也不会有中国城镇化的快速发展(见图1)。

二、城镇化演进: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城镇化的演进包含了三个层面的内容,一是宏观层面的城镇化演进,它是一种相对概念性和模糊性的描述;二是中观层面的城镇化演进,它包含有城镇化内涵的三个维度,分别是产业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三是微观层面的城镇化演进,它是上述三个维度的详细表征。具体说来,产业城镇化主要表现为国民经济结构中第一产业比重的不断下降,和二三产业比重的持续提升。而人口城镇化则较为复杂,包含了三个层次的演进过程,首先是初始的农业从业者,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弃农从工”,放弃了原本的农作技能,从“农业生产者”转变为“产业工人”。其次,随着他们离开农田进入工厂,他们的生产生活空间也逐步从农村过渡到了工厂企业聚集的城镇;最后,他们从社会身份上实现了由农民向市民的转变。关于土地城镇化,也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土地用途的转变,从农用地转变为建设用地,特别是在城镇周边和城乡结合部,大量的农用地被用作建设开发;二是土地权属的转变,从集体所有土地改变为国有土地,主要是政府通过征地的手段,将集体所有的土地(包括农用地和宅基地)转变为国家所有。三是土地景观的变化,即从乡土景观向城镇景观转变(见图2)。

三、城镇化的困境:实证检视

基于上述城镇化演进的理论分析框架,从城镇化演进的中观层面入手,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产业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水平的变化特征进行科学的测度,进而探索其内在特征。

(一)产业城镇化水平的动态度测算

结合产业城镇化的内涵,首先选取非农产业产值比重作为测度产业城镇化水平的指标,所谓非农产业产值比重指标,就是指用某一个国家或地区内的二三产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表示该国家或地区的产业城镇化水平。用公式可以表示为:

式(1)中,I表示产业城镇化水平,Ic表示二三产业产值,Ir表示第一产业产值,N表示区域国内生产总值即第一产业和二三产业产值之和。

而产业城镇化水平动态度反映的是某一研究区域一定时期内产业城镇化水平的数量变化情况。其表达式为:

式(2)中,KI为研究时段内产业城镇化水平的动态度,Ia、Ib分别为研究期初和研究期末研究区的产业城镇化水平,T为研究时段长,当T的时段设定为年时,KI值就是该研究区产业城镇化水平的年变化率。

在对研究所涉时段的《中国统计年鉴》中相关统计数据收集和整理的基础上,计算得出1978—2010年间,国内的产业城镇化水平动态度(KI)为2.78%。

(二)人口城镇化水平的动态度测算

借鉴城镇化演进的理论分析框架,人口城镇化包含有三个渐次递进、逐步深入的层面,从职业技能的转变(农民到工人),到生活空间的转移(农村到城镇),最后是社会身份的彻底转型(农民到市民)。惟有实现这三个步骤的转变,才能说人口的城镇化过程初步完成了。反观我国现行的人口统计,按国际惯例将那些在城镇连续居住超过6个月的人都统计为城镇人口,这样无形中夸大了真实的人口城镇化水平,进而掩盖了诸多潜在的社会问题与矛盾。可以说这部分身份尴尬的农民工——身份是农民,但职业是产业工人,他们在人口统计数据上是“城里人”,但“城里人”的各项待遇福利又与他们无关——是“被城镇化”或“伪城镇化”的一群人。基于此,本研究中选取城镇户籍人口比重作为测度人口城镇化水平的指标,所谓城镇户籍人口比重指标就是指用某一个国家或地区内的城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表示该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城镇化水平。用公式可以表示为:

式(3)中,P表示人口城镇化水平,Pc表示城镇户籍人口,Pr表示农村户籍人口,M表示区域总人口即城镇户籍人口和农村户籍人口之和。

而人口城镇化水平动态度反映的是某一研究区域一定时期内人口城镇化水平的数量变化情况。其表达式为:

式(4)中,KP为研究时段内人口城镇化水平的动态度,Pa、Pb分别为研究期初和研究期末研究区的人口城镇化水平,T为研究时段长,当T的时段设定为年时,KP值就是该研究区人口城镇化水平的年变化率。

通过对研究所涉时段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相关统计数据的收集和整理,计算得出1978—2010年间国内的人口城镇化水平动态度(KP)为1.41%。

(三)土地城镇化水平的动态度测算

从城镇化演进的理论分析框架可知,土地城镇化主要表现为土地用途、土地权属和土地景观的城镇化,综合统计资料的可获取性和有效性,选取建成区土地面积比重作为测度土地城镇化水平的指标,所谓建成区土地面积比重指标,就是指用某一个国家或地区内的建成区土地面积占区域土地总面积的比重来表示该国家或地区的土地城镇化水平。用公式可以表示为:

式(5)中,L表示土地城镇化水平,Lc表示建成区土地面积,L軈c表示建成区以外的土地面积,S表示区域土地总面积。

而土地城镇化水平动态度反映的是某一研究区域一定时期内土地城镇化水平的数量变化情况。其表达式为:

式(6)中,KL为研究时段内土地城镇化水平的动态度,La、Lb分别为研究期初和研究期末研究区的土地城镇化水平,T为研究时段长,当T的时段设定为年时,KL值就是该研究区土地城镇化水平的年变化率。

通过对研究所涉时段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国土资源年鉴》中相关统计数据收集和整理,计算得出1978—2010年间,国内的土地城镇化水平动态度(KL)为11.56%。

(四)小结

通过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水平动态度的实证计算,可以归纳出城镇化演进的以下特征。首先,无论是产业城镇化、人口城镇化,还是土地城镇化,他们的动态度皆为正,这表示三者的变动方向都是正向增长的,这符合当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逻辑。其次,土地城镇化的动态度(11.56%)大幅领先于产业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这又与中央政府反复强调“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保护18亿亩耕地红线不动摇”,并将之作为基本国策相一致。再次,新中国建立以来,“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一直是产业政策的主要方向,及至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国民经济总量较低,使得非农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并不算低,但这并不能说明中国已是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国,只是“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必然结果,再考虑到1978—2010年间国民生产总值保持年均16%的增幅,以及农业产业部门与非农产业部门间就业人数的“此消彼长”,因此完全有理由认为产业城镇化的实际动态度应比测算值(2.78%)更大。最后,人口城镇化的动态度(1.41%)明显落后于土地城镇化的动态度,以及被低估的产业城镇化动态度,这也是对中国长期以来实行城乡户籍二元制度的现实性注脚。由此,本研究总结出30年来城镇化演进的主要困境应该是人口城镇化水平滞后于产业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

四、从经济增长方式到城镇化模式:一个制度性解释

基于上述城镇化演进特征的分析,针对人口城镇化滞后于产业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这一城镇化困境,本文尝试从经济增长方式的角度对其进行制度性解释(见图3)。首先,本研究把改革开放30年来重视数量型增长、忽视质量型增长的经济增长方式界定为传统经济增长方式。

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在产业城镇化过程中主要表现为:在珠三角、长三角等沿海地区形成一大批主要借助中国廉价而充沛的劳动力资源发展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资源消耗型、劳动密集型、对外依存度高的出口加工型企业。这些企业的出现和蓬勃发展与中国处于全球产业链的末端有着直接的关系,产业发展的比较优势决定了其产业定位。

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在土地城镇化过程中主要表现为:在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的推动下,低廉的征地成本、粗放的土地利用方式以及投资性拉动的土地需求,最终都表现为土地的快速非农化。

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在人口城镇化过程中主要表现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长期处于劳动力绝对剩余阶段(即人口红利期),劳动力优势是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许多产业部门依靠压低劳动力成本以获得竞争优势,这意味着进城农民工在城镇里遭受到了“低工资、低保障”的生存待遇(见表2)和“高强度”的工作条件,直至目前农民工平均工资水平仅略高于大中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水平,再加上城市生活成本相对较高,由此造成了农民工“进城赚钱、回村生活”,以及由于在城市“上学难、看病贵”,因此很少有农民工的抚养人口同步转移到城市。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对于农民工及其家属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化”关注不够,为农民工及其家属提供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不足,再加上文化隔阂等因素,农民工始终感受自己是“外来人口”,对城市的归属感不强,在此情况下也很难将其抚养人口带来城市。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调查数据(2009)。

与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相对应,将这种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在“人口红利”期形成的人口城镇化模式界定为传统城镇化模式,可简单归纳为是“劳动力进城、家属留农村”的模式,是一种“低成本扩张”的城镇化模式,它主要通过增加城市就业机会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但由于企业支付的劳动工资较低,由此限制了农民工家属同步向城镇转移。这种通过劳动人口和供养人口的空间分离从而降低城镇化成本的人口城镇化演进模式即为传统城镇化模式[11]。

与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不可持续一样,传统城镇化模式也是不可持续的,必须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同时进行人口城镇化模式的转型,探索出新型的人口城镇化模式。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预计在2015年,中国即将由“人口红利”逐渐向“人口负债”转变,这是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趋势,因此,推动农民工市民化是保证本地产业发展中劳动力供给的必要措施。伴随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深化以户籍制度为主的一系列综合配套改革,以还农民工一份有尊严的生活为目标,加速推进以户籍制度改革为核心的城镇化模式转型将是探索新型城镇化的重要路径。

五、困境的突破:“重庆户改”解读

2010年8月重庆开启了有地域特色的户籍制度改革探索,为此,重庆市政府专门出台了《重庆市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农村居民转户实施办法》(以下简称《转户实施办法》)作为此次户改实践的指导性文件。截至2012年1月,重庆市已累计完成322万农村居民的自愿转户进城,占全市农村户籍总人口数的14.66%。1997年直辖之初,重庆的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仅为19.5%,到2010年8月户籍制度改革前夕上升到29.2%,13年间累计上升了9.7个百分点,年均上升0.75个百分点,而户籍制度改革一年来重庆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上升了7.7个百分点,达到36.9%,更加真实地反映了城市化的现实。通过对重庆户改纲领性文件《转户实施办法》的文本解读和现实观察,我们可以看出此次重庆户改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转户权是自由的,落户权是受限制的

根据《转户实施办法》的相关规定,此次户改的重要原则之一是“适度放宽主城区、进一步放开区县城、全面放开乡镇落户条件”。这与城市规划中“严格控制大城市、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的理念有异曲同工之妙。但这一思路是否真的科学合理还有待商榷。基于此原则,对于农村居民的转户条件,《转户实施办法》针对不同的落户地相应地作了具体规定。比如,农村居民需满足如下条件之一才能在主城九区落户:购买商品住房;务工经商五年以上,且具有合法稳定住所;投资兴办实业,三年累计纳税10万元或一年纳税5万元以上的,且具有合法稳定住所。而对于想在远郊31个县城落户的农村居民,需满足如下条件之一:购买商品住房;务工经商三年以上,且具有合法稳定住所;投资兴办实业,三年累计纳税5万元或一年纳税2万元以上的,且具有合法稳定住所。而对于只想在乡镇落户的农村居民,则本着自愿原则,可就近登记为城镇居民。由此可见,在“重庆户改”条件下,农村居民的进城门槛已经基本破除,换言之,任何一个普通重庆农民都可以依据自我意愿选择转户进城或者不转,而不需受其他外在因素的阻扰。但是转户之后,在何处落户,是成为主城居民、县城居民抑或是乡镇居民就主要由其个人财产的多寡来决定了。简言之,转户是自由的,但落户是受限制的。从政策制订者的角度出发,一来是担心转户农民扎堆落户主城,稀释主城区本已紧俏的公共配套和资源;二来是可以避免“贫民窟”的出现,并进而引起一系列社会问题。但在笔者看来,转户农民对于在何处落户也必然会有其选择的理性,诚然每一个转户农民都明白,主城区相比县城和乡镇有着更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以及更齐备的生活配套,对舒适生活的向往人皆有之,但他们同样会思考“我(或者是我们一家)怎样在主城区生活下去?”这样一个问题,主城区高昂的生活成本是道无形的门槛,将那些不适合或者没有能力在其中生存者拒之门外。因此,政府完全没有必要制订“具象化”的条文来规定转户农民在何处落户,又或者说是通过政策来帮助转户农民做出所谓符合理性的选择,其实每一位农民都有能力做出属于自己的理性判断,无论是转还是不转,又或是转了之后在何处落户。

(二)既定制度框架下的“流程再造”

“重庆户改”的一个前提条件是承认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存在,它只是放宽或者说是破除了农民转户进城的门槛条件,但城乡之间的这道户籍制度的“门”仍然存在。重庆为何没有选择直接打破这扇门,直接实现户籍制度的一元化?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户籍制度区分的不仅仅是“城里人”或“乡下人”的“身份”,更是其背后所依附的包含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公共服务供给的“不均等”,换言之,户籍制度及其所衍生的“差别化公共服务”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目前以重庆的地方财力尚难以对全市域范围内的所有户籍居民都实行无差别、全覆盖、均等化、同质化的公共服务供给。二是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在现行法律法规体系中,农民在转变户籍成为城镇居民之后,他就不再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因此,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方能享受的相关财产权益———主要是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和农地承包经营权———他也理应不再享有。放弃农村的财产性权益,“裸身进城”去享受城市里并不算太丰厚的公共服务,这将是影响农民是否选择转户进城的一个关键性因素。可以想象,如果原有权利(主要是土地权利)不受到损失,又能享受城里人的各项福利的话,他们肯定是有很大的转户热情的。反之,如果在转户过程中其原有农村财产性权益会受到损失的话,农民就会权衡“失”与“得”之间的利害关系,进而最终放弃转户进城的机会。《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1》提供的信息也支持了这一论断,该报告的调查数据显示,超过50%的农业流动人口打算继续在城市务工居住,却不愿意放弃土地进城;62.1%的人打算未来三年在城市居住;74%的农业流动人口不愿意转为非农户口,其中34%是因为想保留土地,因计划生育政策不愿“农转非”的只有1.6%。而那些愿意进城落户的人中仍有35%不愿意交回承包地;仅有21.3%的人打算返乡就业。可见,地方政府财力的“捉襟见肘”和农民对土地的“依恋”成为阻扰当前户籍制度“二元”变“一元”的重要原因。

(三)转户农民享有土地权益的自由处置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