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十大案例

宪法十大案例（共6篇）

篇1：宪法十大案例

康菲公司渤海湾漏油事件

时间：2011年6月4日 地点：山东蓬莱

2011年6月4日，由中海油和美国康菲石油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康菲中国石油公司合作开发的蓬莱19-3油田B、C平台分别发生溢油事故。七月份，国家海洋局才公布了19-3油田溢油事故情况，并限康菲公司于8月31日前完成溢油点的添堵与治理工作，然而，这一要求并未得到认真对待，在8月份，康菲公司还将新增的漏油点称为是原有的漏油点，漏油情况进一步恶劣。

蓬莱19-3油田，位于山东半岛北部的渤海中，距山东省龙口市仅48海里，属于特大型整装油田，是国内建成的最大海上油气田。

入选理由：在此事件中最大的受害方应当是渤海湾的渔民，然而他们的诉讼却被海事法院驳回，他们面对三难：立案难、评估难、取证难，并且诉讼费高，他们无力承受。而在今年三月，吴邦国委员长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做报告时表示：党的十五大提出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立法工作目标如期完成。

试问：《宪法》第9条规定：‘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而本案中，为何诉讼要被驳回？

云南李昌奎事件

时间：2011年3月4日 地点：云南

2009年5月16日，云南省巧家县茂租乡鹦哥村村民李昌奎，将同村的19岁女子击昏后强奸，之后将此女子与其3岁的弟弟一同杀害。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强奸罪、故意杀人罪数罪并罚判处李昌奎死刑。但是2011年3月4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自首”为由，二审推翻原一审判决，判处李昌奎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云南省高院副院长田成有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二审是考虑到国家的刑事政策以及法律的基本精神，而不是像公众想的那样存在任何黑幕或者法官徇私枉法的问题，并且他表示“我们不能以公众狂欢的方式杀死一个人”。但在巨大的社会压力下（药家鑫案），法学界也对云南省高院的判决表示质疑，2011年8月28日，云南省高院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并当庭宣判撤销原二审死缓判决，改判李昌奎死刑，又返回到一审判决。

入选理由：李昌奎案本身的法律问题并不复杂，但是，社会的强烈反映及云南高院的再审决定却有诸多法理问题值得认真研究。这些问题是一个从人治走向法治的国家躲不过的问题，对它的回答及相应的行为选择将影响中国的法治进程。回想夏俊峰案，判决情形似曾相识。由李昌奎、夏俊峰引发的“李昌奎现象”值得我们深思。

“北海辩护”事件

时间：2011年6月份 地点：广西北海

2009年11月13日晚，广西北海市两拨年轻人发生冲突后，警方抓捕了7名犯罪嫌疑人，最终4人被刑事指控，罗思方、杨再新、杨忠汉、梁武诚4位律师分别担任他们的辩护人。2010年9月26日，该案一审，辩护律师进行了无罪辩护，庭审中提出了该案的许多疑点，3名证人亦证明4被告无罪。2011年1月28日，北海检方认为证人“有作伪证的嫌疑”，并认为4名辩护律师辩护过程中有罪。6月份4名律师被捕，在这期间，北海政法委多次召开公检法司部门开会，确定了该案的调子：犯罪嫌疑人肯定有罪，4名律师肯定有罪，必须抓捕。之后，北海市的律师队伍开始声援4名律师，全国各地的多名律师也加入他们的队伍并介入该案。2011年7、8月份，北海律师辩护团在取证、会见被抓律师的过程中频遭围攻、殴打以及警方、检方的刁难，北海中院多次无故延审，律师辩护团只能暂时离开北海等待案件的开庭。2011年11月13日，“北海案刑事理论研讨会”在北京召开。

入选理由：北海案系中国部分地区司法乱象的缩影。它在实体上和程序上所反映出的诸多问题：律师的“人权”如何来得以保证？从宪法的角度来看此类案件，反应出我们应该如何制衡公权力的滥用和抵制司法腐败、狙击冤假错案。

“7.23”动车事故事件

时间：2011年7月23日20时34分 地点：温州双屿下岙路段

2011年7月23日20时34分，在温州双屿下岙路段D301动车组与D3115动车组发生追尾，造成D301次列车第1至4位脱线，D3115次列车第15、16位脱线，本次事故造成40人丧生，200余人受伤，在事故发生后温家宝总理赶到现场，国家有关部门以及附近的救援部门都展开了积极的救援。

入选理由：在此次动车事故的救援过程中，暴露出我国在突发事件救助、关键信息披露、官民关系的构建中都存在着很大问题。铁道部在这次动车事故中暴露出许多问题，贪污问题、豆腐渣工程、在事故处理中对民众的冷漠以及事故处理措施的不当，这些问题都让铁道部处在风口浪尖之中。特别是事故的报告，事件发生后的几个月没有出台，出台后又遭各方质疑，不得不从新再来。而于此期间各地火车、地铁的问题频出，很让人不得不断的拷问国家的追责制度以及对于政府对于财政收入支配的公开性问题，以及铁道部的浩大工程如何收尾。

针对重大事件的调查，是不是应当依据是我国《宪法》第71条，铁道部“OUT”，人大“IN”?然而按全国人大议事规则，启动这一程序十分苛刻。最后的结果也很明显，不在此累述。试问：这样真的不怕雷劈么？

甘肃正宁校车事故事件

时间：2011年11月16日 地点：甘肃正宁

2011年11月16日9时40分许，甘肃省庆阳市正宁县榆林子镇西街道班门口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货车与一辆榆林子镇幼儿园接送校车迎面相撞，事故共造成21人死亡43人受伤，其中19名死者是幼儿，导致本次车祸最直接的原因是校车超载——核载9人的车实载64人，超载达55人。

本次车祸引起了全国对于全国农村地区校车安全的担心。据媒体透漏在正宁县737个孩子仅有4辆面包车进行接送，而在国内的许多偏远的山区这种情况极为普遍，在一年公车消费在800亿的情况下，网上纷纷质疑政府在教育中的投资比例，而事故发生后，许多地区则恰恰相反取消了幼儿园的校车接送，那里的孩子们不得不步行十几里上课。事故救治过程中，微博上更是曝出一份“维稳名单”，由几个专人负责一户死亡孩子家庭的稳定以防止上访等情况出现，引发了人们同动车事故中一样的质疑：是“稳定”重要还是人命、人权重要？

入选理由：我们提倡的“以人为本”，是怎样的一种“以人为本”？从7.23动车事件到此次校车事件，我们的“官与民”之间，真的有这么大的差距？权力私化下的部门利益膨胀，值得深思。。。

郭美美炫耀“干爹”事件

时间：2011年6月20日 地点：新浪微博

一微博昵称“郭美美Baby”的20岁湖南人郭美玲，自称“住大别墅，开玛莎拉蒂”公然炫耀其奢华生活，其认证身份居然是“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遂引起轩然大波。“红十字会”的“经理”身家居然如此富有？6月22日中国红十字会称“郭美美”与红十字会无关，新浪也对实名认证有误一事而致歉。而郭美美在接受郎咸平采访时曾一度承认，她的两部豪车都是她妈和“干爹”(中红博爱公司前董事王军)送的，但这一说法立即遭到了知情人的反击。随后郭美美又改口，说王军是其男友。

于是乎郭美美在网上炫富的行为在网上一石激起千层浪，红十字会信誉全线下降，多地捐赠陷入停滞，中国慈善事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尴尬。2011年11月，网上曝出河南宋庆龄基金会投资过亿修建高达24米的宋庆龄雕塑与周边设施，但其工作人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雕像是“黄河女儿”，2010年河南宋庆龄基金会捐赠收入超过10亿元，慈善机构的透明刻不容缓，慈善NGO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娱乐本无罪，郭美美只是不该拿自己的“干爹”娱乐。

入选理由：关注官方性质的社团（组织）的财务状况是宪法赋与公民的权利，但是权利如何履行？

广州基层人大选举事件

时间：2011年5月26日 地点：广州

由于五月份江西新余刘萍参选基层人大代表遇到重重压力，激发了一批有正义感、关心中国前途，想为中国民主尽一份力的公民参与到人大选举中来。自广州天河区吴泽广5月26日宣布参选，到9月8日广州市选举日，广州全市共出现梁树新、吴泽广、邓仲豪、叶瑞立等18位（个别人是否属于独立参选有争议）人大代表独立参选人。这在9月5日北京市十三位公民宣布联合参选之前，广州市的参选人是全国最多，声势也最大。由于广州选举日在全国大中型城市中靠前，广州的参选热也就掀起了2011年公民参选人大代表的第一轮高潮。这也是自1980年的第一波参选热以来，广州首次作为主力在基层人大选举中发挥重大作用。然而，结果总是让人失望的，民与官，这个话题的胜利者在现在中国，是永远不会是“民”。

入选理由：广州选举，我们从期待到最后的失望，选举过程中充斥了各种阻碍参选的离奇理由，以及约谈施压等明目张胆的操控手段，让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这个过程，反思参与各方的得失，总结经验教训，并借以思考未来的路。

以人为本、公平正义，这些难道在现实中都要有相对性？宪法赋予我们的权利，到底该怎么样实现？

《行政强制法》五审终获通过 规范行政强

制避免权力滥用

时间：2011年6月30日

地点：北京

经过12年、5次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 6月30日表决通过了行政强制法。同日发布的主席令宣布，该法自 2012年1月1日起施行。

法律开宗明义指出立法目的：规范行政强制的设定和实施，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责，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行政强制措施由法律设定。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是否可以设定行政强制措施，是规范行政强制的首要问题。规范行政强制权的设定是主要立法目的之一。行政强制法第九条规定，行政强制措施的种类：(一)限制公民人身自由；(二)查封场所、设施或者财物；(三)扣押财物；(四)冻结存款、汇款；(五)其他行政强制措施。

此外，该法律坚持教育与强制相结合原则，并为受害人提供全面的权利救济途径。法律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强制，享有陈述权、申辩权；因行政机关违法实施行政强制受到损害的，有权依法要求赔偿。

入选理由：行政强制，关系到公民的自由、尊严和财产权利。自从1999年提议以来，经历过漫长岁月，这部法律

终于得以确立。这部法律的出台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是一个告诫：公权力行使应当有边界，行政强制措施的行使必须谨慎。

《精神卫生法（草案）》艰难面世 民生

三问惹争议

时间：2011年6月10日 地点：北京

6月10日，备受关注的《精神卫生法(草案)》历经26年漫长孕育终艰难面世，国务院法制办就草案向社会开展的首次意见征集昨日截止，社会各界通过不同方式参与讨论,另有多家专业机构递交了修改建议书。除了精神障碍患者的非自愿住院医疗制度，社会各界关注焦点还包括如何加大投入，建立和完善精神卫生服务体系、如何保护患者合法权益等问题。如何设置非自愿住院医疗制度，是精神卫生立法的重中之重，也是难点中的难点。

相关各方暗战犹酣：究竟什么样的人应该强制收治?谁有权力把人送进精神病院?有病没病谁说了算?强制收治属于医学范畴还是司法范畴? 在递交给国务院法制办的修改建议书中，民间公益组织“精神病与社会观察”和“衡平机构”提出，作为强制收治的适用条件，“扰乱公共秩序”容易被滥用，应予删除;中

华全国律师协会宪法与人权专业委员会则认为，这个概念过于宽泛，应予细化;来自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的专家则认为，草案确定的强制收治适用条件过窄，可能导致很多需要治疗的患者得不到及时治疗。

入选理由：该法的主要立法目的，是解决精神病患者及有精神压力人员的预防、救治、康复、康养等保障问题。规制的主要是政府的保障职能与服务体系、网络的建设和管理。而当下最为热议、非议的“被精神病”忧虑，并非精神卫生法律的法域内问题，而是对患者的侵权损害问题。侵权损害，轻则由《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规制民事赔偿责任，重则涉及到行政处罚和刑事责任的追究，自有《治安管理处罚法》、《刑法》等诸多法规可以依凭，与这部精神卫生法律的草案，关系不大，即法域不重叠。本草案，应该着力解决的，只是精神病人的福利待遇问题，即基本生活保障、医疗（预防、治疗、康复、康养）保障问题。非自愿的住院，在精神疾患救治这个领域属于常态，你企图围绕一个常态情形，把规程搞得那么复杂，最后，实际也就等于没有。

兰州大规模钉子户事件

时间：2011年11月11日 地点：兰州

甘肃兰州市17名拆迁钉子户因与城管发生冲突被提起公诉，为国内目前最大规模的针对钉子户的起诉。检方在起诉书中称，钉子户召集周边村民聚集、搭建凉棚、栽木桩、拉横幅、贴标语，煽动村民阻碍执法人员执行职务，因此被诉妨碍公务罪。

入选理由：新“拆迁法”中对拆迁工作遇阻进入司法程序有明确规定，这无疑是法律的进步。兰州由检察院对钉子户的起诉中，虽然放弃了放任、强权暴力拆迁等思想和做法，但却显然看不到新“拆迁法”的进步与亮点所发挥的作用，这无疑是让人失望而纠结的。

篇2：宪法十大案例

【案例一】违宪审查的一般原理：马伯里诉麦迪逊案(Marbury v.Madison, 5 U.S.[1 Cranch]137[1803])事件概要：

在180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联邦党人遭到惨败，但即将卸任的联邦党人总统约翰•亚当斯利用仍然在职的机会任命了42名联邦党人担任哥伦比亚特区的治安法官。不过时任亚当斯总统国务卿的约翰•马歇尔却没有把委任状全部发出。当新总统托马斯•杰弗逊继任总统以后，他命令其国务卿詹姆士•麦迪逊不向其中的17人颁发委任状，其中包括威廉•马伯里的委任状。马伯里决定提起诉讼。他所依据的理由是1789年《司法法》第13条的规定，即，“最高法院„„有权在法律制度和习惯授予的权限的范围之内„„向在合众国任职的人员„„发布法院的命令状”（命令状是法院签发的一种要求具有法律责任的官员履行职责的命令）。马伯里通过他的律师向最高法院提出申诉，要求最高法院向国务卿麦迪逊发布一道命令状，命令他发放委任状。但最高法院的发言人约翰•马歇尔（当时已经成为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则认为，1789年《司法法》第13条与联邦宪法第3条第1款相抵触，因为宪法本身把最高法院的初审权限制在“涉及到大使、公使、领事以及以州为当事人的案件”。由于马伯里不属于以上的任何一类，最高法院不愿意受理此案，尽管《司法法》第13条与宪法相抵触。

判决内容：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此案中主张：尽管马伯里的权利受到了侵害并应当得到法律救济，但是，联邦最高法院对这一属于政治性的问题却没有管辖权，并且最高法院认为，马伯里所依据的1789年的《司法法》的有关规定违宪无效，不能适用于本案。据此，最高法院驳回了马伯里的诉讼请求。

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马歇尔（J.Marshall）在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中，首创联邦最高法院有违宪司法审查解释的权力。马歇尔在判决中详细地阐述了联邦最高法院享有违宪司法审查解释权的理由

一、马歇尔认为，美国国会的立法权是有限的，限于宪法列举为国会有立法权（美国宪法第1条第8款），而又未曾禁止国会行使立法权（第1条第9款）的事项。人民组织政府，给予各种机关以各种权限，不许各种机关有越权之事；议会也不能例外，其行使立法权须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欲使人们不会忘记权力之有限制，欲使限制范围不致发生错误，故将“限制”写在宪法上。如果国家机关受了限制，而又可以破坏其限制，那么限制的目的又何在？写在宪法之上，又有什么意义？如果这种限制不能拘束国家机关，关于国家机关的行文不论是禁止的事项，还是允许的事项，均可以是有效的行为，那么，立法与专制又有什么区别？总之，议会不能用普通立法程序来变更宪法，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

二、宪法是国家的最高法律。宪法作为国家的最高法律，不能用一般立法程序加以变更吗？或者是与一般法律处于平等地位，议会可以随意加以变更呢？如果前者为是，那么，违宪的法律不是法律；如果后者为是，则一切成文宪法的宪法程序就无须复杂严格。因此，起草宪法的人，必然以宪法为国家的最高法律，在成文宪法之下，法律违宪者无效是当然之理。

三、法院为何拥有违宪司法审查解释的权力。阐明法的意义，是法院的职权。法官适用法规，以审判诉讼案件，当然有解释法规的必要。两种法规相互抵触，法院必须决定适用哪一种法规。所以，法律若和宪法抵触，而法律与宪法又都可以适用同一种案件，那么法院是适用宪法的规定、还是适用法律的规定？二者必居其一。如果法院尊重宪法，以为宪法的效力在法律之上，则宜舍法律而适用宪法，否则，一切成文宪法都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一方面 1

要限制议会的权力，另一方面又要给予议会以万能的权力；一方面加以限制，另一方面又允许其逾越限制，这在逻辑上是矛盾的。

四、马歇尔根据美国宪法条文的规定，说明法律不可不审查的理由：联邦司法权，管辖联邦宪法之下所发生的一切案件（Cases and Controversies），这是联邦宪法明文规定的。有了这种条文，法院能够不参与宪法而乱下判决吗？举例示之，宪法禁止各州对输出的贸易货物征收直接税或间接税（宪法第1条第9款第5项），倘若某州法律蔑视这项条文规定，而致发生诉讼，法院能够不考虑宪法，而仅参照法律吗？又如联邦宪法禁止议会制定禠夺公权的法案和追溯既往的法律（宪法第1条第9款第3项），如果议会制定了一个法律与这个条文相左，而致发生诉讼，法院能够不考虑宪法，而置犯人于死地吗？显然，制宪者不但欲用宪法来拘束议会，而且要用宪法来拘束法院。

总结马歇尔阐述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享有违宪司法审查解释权的理由，概括起来主要是三个方面：（1）法理理由。宪法在其他一切法令之上，故违反宪法的法律、法令、命令、规则和处分等，当然视为无效。（2）制度理由。依照三权分立的观点，独立于立法权之外的司法权，自有自主的宪法解释权，以纠正立法的谬误。在实行人民主权的国家，宪法代表了人民的最高意志，因而自然优于人民代表所组成的国会意志，法院在人民与国会之间起中介调停作用，适用法律时应视人民意志高于国会意志。（3）政策理由。法院作为宪法的守卫者，在处理具体争诉时，保障人民权利，使人民权利不受违宪法令的侵害。

【案例二】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

（Brown V.Board of Education of Topeka,347 U.S.483,1954）事件概要：

肯萨斯州托皮卡市的奥利弗•布朗夫妇要求当地学校允许他们的孩子在专门为白人子女开办的学校上学，但遭到拒绝。布朗夫妇遂根据联邦宪法第14条修正案关于平等保护的原则，向地区法院提起诉讼。结果，地区法院以“隔离但平等”原则为依据，判决布朗夫妇败诉。1954年，布朗夫妇仍以同样理由上诉联邦最高法院。

决定内容：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判决中指出，这一案件所涉及的白人学校和黑人学校在有形条件方方面是平等的，但是，作为公立学校，采取“平等但隔离”原则很显然有碍于公立学校的教育，不利于保护儿童的平等权利。

美国最高法院在判决中明确指出：在公立教育领域中，“隔离但平等”的理论没有立足之地，隔离的教育设施实质上是不平等的，所以，我们认为，原告们以及这些诉讼所涉及的其他与原告们处于相同境遇的人们，由于他们所控告的种族隔离的原因，被剥夺了联邦宪法第14条赋予的法律平等保护权利。这一结论已使我们没有必要再讨论种族隔离是否还违反联邦宪法第14条修正案关于法定程序条款的问题。我们现在宣布，公立教育中的种族隔离是违反法律平等保护的规定的。在公立教育制度中，1896年以来实行的只将“政治平等”，不讲“社会平等”的原则是不存在的。在普莱西诉弗格森案件中，所有与上述判决相反的言论必须予以否定。

【案例三】选区之间人口比例不平衡的违宪与否判决 【韩国宪法法院1995年12月17日判决，95宪戊224】 事件概要：

A某准备参加1996年4月11日实施的第15届国会议员选举，但他认为他所在的选区和其它选区之间的人口比例相差比较大，如出现1：4.64、1：3.6、1：4.46等不同比例。请求人A某主张由于选区之间人口比例不平等，使他们行使的选举权价值出现了不平等，要 2

求对“选区议员的地区选区区划表”的违宪与否进行审查。

本案的审理对象是《公职选举及选举不正防止法》规定的“国会议员地区选区区划表”。本案的争议点主要集中在平等选举和投票价值平等的宪法意义以及选区划分时应允许的人口偏差标准的确定等。

判决内容：

宪法法院于1995年12月17日作出判决，决定《公职选举及选举不正防止法》第25条第2款规定的“国会议员地区选区区划表”违反宪法。（违宪）

宪法法院在判决文中认为，平等选举原则是平等原则在选举中的具体适用，它首先否定复数投票制，实行1人1票（one man.one vote）的原则。同时意味着投票结果价值的平等，即一票的投票价值对选出代表的选举结果在贡献和价值是平等的(one vote, one value)。当然，投票价值的平等对投票结果产生的贡献及其影响力难以达到数量上绝对一致，在划分选区时除考虑1人1票的投票价值平等的人口均衡原则后，还要综合考虑一个国家的行政区划、地形、交通情况、生活权及其历史传统等政策和技术的因素。

在划分选区时，最重要和最根本的标准是人口比例原则，选区划分中保障投票价值平等直接关系到国民主权原理的实现，构成国家意志形成的正当性基础，其它非人口的要素在性质上与国家意志的正当性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因此，有关划分选区的国会裁量权存在着来自于宪法的界限，当判断是否违反投票价值平等原则时需要考虑这种不平等是不是宪法允许的合理裁量权范围之内。国会通常要考虑各种事项，即对各种非人口性因素无法判断其是否具有合理性时有可能出现投票价值不平等等违反宪法的后果。

韩国国会采用一院制，国会议员在法理上是国民代表，但在现实上具有一定程度的地域代表性。由于急剧的产业化、城市化的发展，人口向城市集中现象比较突出，于是城市和农村的人口出现不平衡。因此，在划分选区时有必要适当缓和选区之间的人口比例原则。在人口偏差的允许界限问题上法官金英俊等5人意见和法官赵世衡等四人意见存在分歧。

五人的共同意见是：人口偏差的允许界限首先是如何掌握标准的问题，即是以最小选区人口数为标准，还是全国选区平均人口数为标准的问题。有必要把选区人口不平衡问题采取比较严格的平等原则判断和最小选区人口的方法，使选民享有“投票价值中采取中庸的平均选举权”，考虑各选区选民的投票价值具体受损害的程度。选举权概念中包括“平均投票价值”，各种选举权如果受侵害最后导致选举权现实上的侵害。以选区平均人口数为标准分析，在韩国国会议员选举中，全国选区的平均人口数超过上下60%偏差就被视为选区划分超越国会合理的裁量范围，属于违宪。选区划分时，人口比例原则是最重要和最根本的标准。在严格适用平等选举原则的条件下，最大选区和最小选区之间的人口偏差如超过2：1的比例应认定为违宪。当考虑其它因素如最大选区和最小选区的人口偏差超过4：1的比例时很难做出与宪法一致的说明，即它已超过全国平均人口数的上下60%的比例。平均人口数标准上下60%的偏差是具有合理依据的。

对5名法官的意见，金文熙等三名法官提出了以下补充意见。国会在划分地区选区时除人口要素外可以考虑其他要素，但必须坚持最大选区和最小选区的人口偏差不得超过2倍的原则。国会应努力纠正人口偏差问题，把它调整到最大选区和最小选区之间的人口偏差不超过2 ：1的比例。宪法法院也有必要依据这一标准作出违宪判断。

4名法官的意见是，在划分选区时我们需要考虑如下三个要素，即作为投票价值平等的人口比例原则、采用一院制国会而产生的国会议员地域代表性以及城市人口的集中问题。从韩国选举制度、国会制度及外国立法判例看，全国选区人口偏差的允许界限应在全国选区平均人口数上下60%。（4：1），城市类型的选区和农村类型的选区之间人口偏差的允许界限应在选区平均人口数的上下50%（3：1）的比例。由于选区区域表与行政行域的人口、经济、地理、历史背景、政治状况等复杂因素的影响，一旦决定的选区区划表意味着各选区之 3

间存在相互的关连性，部分选区的变动对其它选区也会产生直接影响。如一个部分存在违宪要素，选区整体上也存在违宪的可能性。根据选区划分的相关性原则，应对选区划分表宣布违宪，然后分别对请求人的请求理由进行判断。

对判决书的第1项内容赵世衡法官提出如下反对意见。认为，当某一个法规存在瑕疵时应考察其瑕疵与整个法规之间相互关系，如有可能寻求合理的解决方案，尽量不要扩大违反宪法的范围，这是违宪审查的基本态度，不能简单地判断所有选区违宪，只需对部分选区宣布为违宪。

【案例四】个人自由的宪法保护

（法国宪法委员会1977年1月12日，75DC）事件概要：

1976年4月，政府提交了一份内容为旨在搜查和预防刑事违法而对车辆进行检查的授权法案的法律草案，内政部长伯纳多斯基（Poniatowski）先生表示，为了有效地打击日益猖獗的违法犯罪活动，要求议会授权司法警察为调查和预防刑事违法而搜查车辆及其内部物品的权力。该草案在1976年11月提交国民议会讨论时遭到诸多异议。后移交参议院审议，参议院经过两次审议后否决该法律草案。1976年12月20日国民议会最终单独通过了该法案。

以皮埃尔-若克斯先生（M.Pierre Joxe）为首的130名国民议会议员于1976年12月21日，以亨利-卡亚韦先生（M.Henri Caillavet）为首的79名参议员于1976年12月22日和1977年1月11日向宪法委员会提交关于对该法案的审查申请。

该单一条款的内容为：执法官或者执行其命令或者上级指令的执法人员，可以在车主或者司机在场的情况下，在公共道路上搜查其车辆及其内部物品。除非涉及明显属于抛弃车辆。

本案的争执点在于，行政警察能否行使搜查权？本案涉及的主要法律文件是

1、宪法第64条；

2、宪法委员会组织法

决定内容：

宪法委员会经审查认为：

1、个人自由原则构成为共和国法律所保护的基本原则之一，并且为1946年宪法序言所宣告，为1958年宪法序言所确认；

2、宪法第66条重新确认了该原则，并授权司法机关作为个人自由的保护人；

3、交由宪法委员会审查的法律文本旨在：将在车主或者司机在场的情况下，在公共道路上搜查其车辆及其内部物品的权力交给执法官或执行其命令的执法人员；

4、除上述两个条件外，该条款授予执法官或者执行其命令的执法人员毫无限制地行使搜查权，即使没有任何违法行为，也没有任何法律规定对危害公共秩序的行为予以控制的情况下；

5、由于转移给执法官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力的扩大，而其性质又没有明确界定，因此在权力行使时，很容易导致检查界限不明确，从而损害那些基本原则以及建立在这些原则基础上的对个人自由的保护。由此可见，如此规定是不符合宪法的。

基于上述理由，宪法委员会作出如下决定：

1、宣告为了搜查和预防刑事违法所制定的有关车辆搜查的单一条款不符合宪法；

2、该决定将在法兰西共和国官方公报上公布； 1977年1月12日宪法委员会开会评议。（见1977年1月15日官方公报第344页）

【案例五】罗伊诉韦德案

（Roe V.Wade,410 U.S.113,1973）事件概要：

1969年，一位化名为杰内•罗伊的妇女和其他人一起向德克萨斯州限制堕胎的法令提出了挑战。该法令规定，除非因为维护孕妇的生命，州内一律禁止妇女实施堕胎手术。罗伊主张：德州限制堕胎的法令剥夺了她在妊娠中的选择权，因为她既无钱到可以合法堕胎的州进行手术，又不能中止妊娠，所以，分娩之后不得不将孩子交给了不知身份的人收养。德州限制堕胎的法令使得她无法自主地决定在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为何种理由而终止妊娠。被告德州政府在诉讼中辩称：生命始于受孕而存续于整个妊娠期间，所以，怀孕妇女在整个妊娠过程中，都存在着保护胎儿生命这一国家利益。宪法中所称的“人”包括胎儿在内，非经正当法律程序而剥夺胎儿生命是联邦宪法修正案第14条所禁止的行为之列。

该案最终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1973年，联邦最高法院以6：3的多数意见裁定，德州限制堕胎的法令过于宽泛地限制了孕妇在妊娠过程中的选择权，侵犯了联邦宪法修正案第14条所保护的个人自由，构成违宪。

决定内容：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布莱克门大法官为代表的多数意见支持了罗伊的诉讼请求。布莱克门大法官在判决中认为，虽然联邦宪法没有明文规定公民享有隐私权，但是无论是权利法案提供的特定保障，还是联邦宪法修正案第9条所确认的“剩余权利原则”，或者是联邦宪法第14条修正案确认的未经正当程序不可剥夺的“自由”，都为公民隐私权的保护提供了广阔的宪法空间，而“隐私权的广泛性足以涵盖妇女自行决定是否终止妊娠的权利”。只有个人权利才是宪法所保护的基本权利和法定自由。司法对基本权利的保护应当遵循下列规则：限制基本权利的法律违反宪法，除非限制是为了维护某种“不可抗拒的国家利益”，而限制措施又没有超出实现立法目的所必须的限度。在罗伊一案中，首先应当承认妇女堕胎权是宪法所保护的个人隐私权。但是，也应当看到，决定堕胎与否的个人隐私并不是绝对自由的。在妊娠期间，存在着两种“重要和正当”的国家利益：一是保护孕妇健康；二是保护潜在生命，政府得在同时考虑上述两种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制定限制堕胎的法律。这两种利益在妊娠期间同时存在，各自在某一个时间点内成为不可抗拒的国家利益。在罗伊案件中，德州法律对堕胎作了过于宽泛的限制，即没有区分妊娠早期和晚期的堕胎，只是将抢救母亲生命作为允许堕胎的唯一理由，而排除了堕胎所涉及到的其他利益，因此，德州法律违反了宪法修正案第14条正当程序条款。

布莱克门认为，在考虑保护孕妇健康与保护胎儿生命两种不同的国家利益时，存活的可能性是划分潜在生命的国家利益和妇女选择权的一条基本界限。所谓存活的可能性就是指胎儿能够脱离母体、借助人工辅助而成为生命。为了在这两种利益之间划分一个明确的界限，布莱克门等多数法官将妊娠期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在妊娠头3个月，堕胎危险性小于正常分娩，政府没有必要为保护孕妇健康而限制堕胎，孕妇可以与医生商量之后，自行决定是否堕胎，不受法令限制；第二阶段是在妊娠头3个月之后，胎儿具有在母体外存活的可能性之前，堕胎危险性增加，政府得以保护孕妇健康为目的限制堕胎，但是，限制手段只能以孕妇健康为必要；第三阶段是在胎儿具有脱离母体存活的可能性（一般第24周至第28周）之后，政府可以为了保护潜在生命或者孕妇健康而采取包括禁止堕胎在内的措施，除非堕胎是为了挽救孕妇的生命。

伦奎斯特法官在此案中代表少数意见认为，罗伊案例由于与婚姻无关，因此，它不涉及到隐私权问题。从36个州有关堕胎的立法史来看，妇女的堕胎权利一直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不可能是一项“基本权利”，因此，不应当受到任何特殊保护。

【案例六】流动住宅非法搜查案

（CAN-1997-2-004,115 Canadian Criminal Cases(3d)129）事件概要：

警察在调查一名杀人凶手的时候，发现杀人凶手溜进了被告人居住的流动住房里。警察敲门无人回答。因此，在没有搜查证的情况下，警察进入了被告的流动住房。警察唤醒了正在睡觉的被告人，发现被告人的衬衫上有血迹。被告人被告知可以享有聘请律师的权利，但是，被告人并没有机会与律师联络。被告人的衬衫当时就被查缴，被告人流动住房里的其他财产在警察取得搜查证后被一同起获。被告人被指控犯罪。上诉法院确认了有罪指控。为此，当事人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诉。

决定内容：

最高法院经过审理，否认了对被告人提出的有罪指控，要求重新进行审理。最高法院多数派法官提出了以下判决意见：

根据《加拿大权利和自由宪章》第8条的规定，被告人免于缺少正当理由的搜查或羁押。在住宅中，没有命令状依据的逮捕一般情况下是受到禁止的，并且，仅仅只有逮捕命令状也不足以保护犯罪嫌疑人的隐私权。在警察进入住宅执行逮捕之前，应当有法院颁布的逮捕令。该逮捕令必须有充足的理由，并且明确应当进入住宅中需要加以逮捕的人。隐私权的保护不能因为颁布命令状就当然终止。除了是在紧急状态下，警察进入住宅进行搜查必须作出合适的通报。此外，多数派法官还认为，被告人在被搜查时要求律师帮助的权利也受到了侵犯。

少数派法官也就此案提出了若干异议，认为没有逮捕令进行搜查是没有正当性的，这种假设也是可以反驳的。特别是在搜查行为是依据法律授权进行的情况下，授权法就是正当的理由，由此搜查也是正当的。

在该案判决作出后不久，联邦司法部建议在刑法典中写进警察有权进入住宅逮捕某人。

【案例七】申克诉美国案

(Scheck v.U.S., 249 U.S.47, 1919)事件概要：

申克案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美国与德国正处于交战状态。该案的起因是美国社会主义党反对战争和征兵。

申克是美国社会主义党的秘书长，参加了准备并向等待应征入伍的人散发传单的活动。标题为“维护你的权利”的传单指出，征兵违反了第十三条宪法修正案禁止的非自愿性奴役条款，并号召人们“„„加入到社会主义党废除征兵法的运动中来。向你们的国会议员写信。„„你有权要求废除任何法律。行使你的言论自由权、和平集会权和要求政府进行权利救济的请愿权。„„请在向国会要求废除征兵法的请愿书上签名。帮助我们清除掉宪法上的污渍！”传单还指出，如果官员不“承认你维护反对征兵立场的权利，”那么官员的行为就属于违宪行为。传单提醒人们“不要忘记你选举反对征兵官员的权利。”

申克和另一位社会主义党官员因为准备并散发这些传单而受到三项指控。一是违反《反间谍法》，图谋煽动军队中的“反抗”情绪和“阻碍”征募士兵的工作；二是以实施违法活动、邮递《反间谍法》禁止邮递的邮件的方式来对抗美国；三是非法使用邮件来散发传单。初审法院认定上述三项罪名成立，申克被判六个月监禁。申克以《反间谍法》违反第一条宪法修正案为由，提起了上诉。

决定内容：

最高法院一致维持了有罪判决。霍姆斯法官代写了司法意见书。在意见书中，霍姆斯提出了著名的“明显的和现实的危险”标准，说明了维持有罪判决的原因。他写道：

我们不否认，在和平年代的许多情况下，被告发表他在传单中发表的所有言论，都属于宪法权利保护的范围。不过，每种行为的性质都依赖于发生这种行为的各种环境因素。即便是对言论自由最严密的保护，也不会保护在剧场中不恰当地高喊着火了并引起恐慌的人。它也不会为那些发表可能引起煽动性暴力行为后果的言论而应受到禁止的人提供保护。无论如 6

何，问题都是发表的言论是否出现在上述情况之下，是否具备会带来国会有权制止的、具有实质性危害的明显的和现实的危险的特征。这是一个接近与程度的问题。当一个国家处于交战状态时，许多可以在和平时期发表的言论都会成为阻碍国家采取行动的负面因素，它们不会存续像人们竭力争取的那么长的时间，也没有一个法院会认为它们应当受到宪法权利的保护。人们公认，如果能证实的确存在破坏征兵工作的障碍，有关言论将承担引起这种后果的责任。

【案例八】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

（New York Times Co.v.Sullivan, 376 U.S.254, 1967）事件概要：

纽约时报案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风起云涌的时期，案件起因于纽约时报刊登了由某个民权组织资助的政治广告。

1960年3月，纽约时报刊登了一条政治广告“请注意正在高涨的呼声”。广告列举了小马丁•路德•金博士及其追随者在南方经历的种种不幸遭遇，并号召人们捐款。文中特别提到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政府动用军警来镇压黑人的抗议活动。虽然广告没有指名道性，但4名蒙哥马利市的市政官员推测广告含有贬损他们履行公共职责的意思，因而在州法院提起了诽谤诉讼。市政官员沙利文还要求纽约时报和刊登广告的人支付巨额赔偿金。原告在起诉书中声称，广告中陈述的事实几处不实，比如，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只被政府逮捕过4次，广告中却说7次。根据严格的私人诽谤规则——除非被告能够证明自己陈述的事实属实，否则就要对错误的陈述所造成的诽谤承担赔偿责任；原告无须证明实际损失的存在，就可以获得惩罚性赔偿金——亚拉巴马州法院赞同原告提起的诽谤指控，并以广告措辞不完全准确为由，驳回了被告有关事实真相的辩护意见。州法院还认为，由于广告中的基本事实有误，被告不享有公正评论的特权。陪审团同时课以原告50万美元罚金。亚拉巴马州最高法院否认第一条宪法修正案保护诽谤性言论，维持了州法院的判决。

决定内容：

在布伦南法官代写的司法意见书中，最高法院一致裁定亚拉巴马州关于公正评论的规则违反第一条宪法修正案，因为它以说话人因言论中的任何事实出入而承担严格责任的方式，企图取缔对政府官员过于严厉的批评。第一条宪法修正案的“精义是保证‘公民批评者’批评政府的权利。”“我们宪政体制的基本原则，乃是保护自由政治讨论的机会，使得政府响应人民的愿望，并通过合法手段得到改革；这种机会对共和国的安全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公民“关于公共问题的讨论应当是不受约束的、生动活泼的和完全公开的，而且可以对政府和公职官员进行猛烈的、尖刻的和令人不快的尖锐批评。”正如政府官员享有豁免权，可以自由履行其职责一样，“公民批评者”也必须享有适当的民事损害豁免权，以便使他在民主政体中履行他的职责。关于如何协调政府官员的名誉权与公民批评者言论自由的关系，布伦南指出，政府官员必须证明被告的陈述带有“实际恶意”（actual malice）,即被告明知陈述是错误的，或者轻率地忽视言论中的事实是否错误，否则政府官员不得因对自己的诽谤错误而获得赔偿。即便公民批评者明知陈述有误，或者轻率地忽视言论中的事实是否属实问题，政府官员也只能获得损害赔偿。最后，布伦南认定，本案并没有宪法上要求的充分证据，来证明被告的言论针对官员个人。宪法不允许利用传统的诽谤理论，把对政府的非个人攻击演变为对负责官员的诽谤。

【案例九】公务员忠诚案

（BverfGE 39,334, Beschluβv.22.5.1975）

事件概要：

1975年“公务员忠诚案”缘由于基尔大学的一名法律系毕业生。该学生在大学期间曾经参加了一个叫做“红色细胞”的极端学生组织，并出席其会议。所以，州政府根据州“公务员忠诚法令”的规定禁止他参加州司法与行政机构的实习。他在州行政法院提起申诉，要求法院维护其继续深造的权利。州行政法院怀疑该州的“公务员忠诚法令”可能违反了基本法第3条规定的平等原则、第5条规定的言论自由、第12条规定的选择职业的自由、第21条规定的政党受到特殊保障以及第33条规定的公务员的权利与责任等规定，因此，将该案件提交到联邦宪法法院。联邦宪法法院在审查该州“公务员忠诚法令”的过程中，判定该法令并没有违反基本法的规定。

判决内容 ：

联邦宪法法院第2法庭在判决中，就“公务员忠诚案”提出以下意见：

公务员的忠诚起源于现代行政国家的要求，也就是说，职业公共服务必须忠于国家及其宪政秩序。当然，公务员可以批评政府，并且支持改变现状的建议，但这些仅限于宪政秩序的范围之内。从联邦基本法的条文来看，这部宪法的价值并非完全中立的，宪法不允许破坏民主秩序的行为的存在，所以，也就禁止国家去接受那些排斥与反对自由民主秩序、法治和社会福利国家整体的公务申请人。因此，公务员相对国家来说具有特殊的责任。所以，本案涉及到州“公务员忠诚令”并没有超出合宪的范围。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本案中，行政机关的执法活动，尤其是执法程序存在着一些问题，此外，宪法法院中的少数派法官还主张，在宪法法院没有宣布某个组织为违宪组织时，任何组织也不得被视为违宪组织，而学生参加学习也不宜对其施加忠诚的要求。

【案例十】合众国诉尼克松案

(United States v.Nixon,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418 U.S.683[1974])事件概要：

合众国诉尼克松案件是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初发生的“水门事件”的组成部分，也是美国联邦宪政史上的一个最重要的案件。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对该案件的判决，重新确定了美国总统的宪法权力和宪法地位，扭转了近半个世纪以来美国总统过于集权的局面，并为美国众议院弹劾美国总统尼克松和尼克松辞职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事情起源于1970年，尼克松上台不久，便指示其行政班子人员秘密建立一个广泛的监视系统，以保卫国家安全为名，对所有嫌疑人员进行监视和监听。尼克松授意这个班子在必要时可以对嫌疑人的办公室和私人住所进行破入式的检查。但是，所有这些行动都缺少宪法和法律上的依据。尼克松建立的这个秘密情报班子在1972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为了充分了解竞争对手民主党的活动动向，一直积极地开展各种搜集情报的活动。1972年6月17日深夜，这个班子的5名成员在破门进入设在华盛顿水门大厦内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办公室的时候，被警察拘捕。警察从作案者身上搜出了与尼克松竞选委员会有关的证据。

该事件成为“水门事件”的开端。但是，尼克松本人在8月29日声明他的政府中没有人涉及此案。1973年1月，联邦司法部对涉案7名人员起诉，其中，5人认罪，2人被判刑。在审判该案件过程中，联邦地区法院被告知该案与白宫有牵连。1973年5月至8月，参议院的特别委员会进行了公开听证会，对水门事件进行广泛的公开的听讯调查，多名白宫官员被传讯。这些证人证明尼克松直接参与和组织了特别调查小组的活动。为了公众舆论开始披露和抨击白宫的行为。在参议院的要求下，尼克松的司法部长只得任命一名特别检察官阿奇博尔特-考克斯对此案进行全面调查。考克斯要求尼克松交出有关的磁带遭到尼克松的拒绝。联邦地区法院判定考克斯的行为合法。尼克松不服，上诉到哥伦比亚特区联邦上诉法院。联邦上诉法院对联邦地区法院的决定表示支持。尼克松提出，只交出磁带的文字材料，这个要求遭到考克斯拒绝。尼克松一气之下将考克斯予以解职。1973年11月，尼克松迫于国会和 8

舆论的压力，只好让司法部长任命新的特别检察官来调查此案。新的特别检察官利昂-贾沃斯基仍然要求尼克松交出磁带。与此同时，众议院的司法委员会开始对弹劾议案进行审议，并命令尼克松交出磁带，但尼克松只交出了磁带的文字副本。在审理了录音副本后，联邦地区法院大陪审团在1974年3月将尼克松列为“为定罪的同谋者”，并将此决定转交给众议院司法委员会。1974年6月，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命令尼克松交出磁带。尼克松仍然以行政特权为由，声称磁带中含有国家军事机密，拒绝交出磁带。联邦地区法院和特别检察官遂将此案上诉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定名为合众国诉尼克松案。1974年7月24日，联邦最高法院作出最后判决，要求尼克松交出磁带。与此同时，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经过激烈辩论，于7月23日投票决定以三条罪名对尼克松进行弹劾。三条罪行分别是：（1）尼克松亲自参与和指示其下属参与了对水门事件的掩盖活动，对法律的实施进行了有意的阻挠，违反了宪法赋予的职责；（2）尼克松滥用职权，以非法手段对公民进行调查打击，侵犯公民权利，违反了就任总统时的誓言；（3）无视国会要求交出磁带和其他证据的传票，严重阻碍了弹劾的工作程序。

1974年8月5日，尼克松交出了磁带。磁带显示尼克松早在1973年3月以前就参与了掩盖活动，并曾下令指示下属动用中央情报局的力量来阻止对水门事件的调查。到此，不论尼克松是否直接参与策划了水门事件，但证据显示他已经直接地参与了掩盖水门事件的活动，这些正是众议院弹劾的铁证。1974年8月8日，尼克松发表电视讲话，宣布辞职。8月9日上午11时35分，尼克松向国务卿基辛格递交了辞呈，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辞职的总统。30分钟后，由副总统杰拉尔德-福特继任总统。1个月后，福特总统宣布对尼克松“犯下的和可能犯下的所有的（触犯联邦法律的）的罪行”予以无条件的赦免。至此，水门事件以美国总统尼克松的辞职而告结束。

判决内容：

1974年7月24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8：0的决定，由首席大法官沃伦-伯格代表最高法院对尼克松是否应当交出磁带发表了以下三项意见：

一、特别检察官有权对他名义上的上司起诉，因为他的职责允许他这样做，根据联邦宪法第2条第2款的规定，国会授权司法部长处理合众国政府的刑事诉讼，国会还授权司法部长任命下属来协助他履行职责。根据这些规定，司法部长把特定事务中的代表合众国的权力委托给特别检察官，因此，特别检察官在履行职责时是依据法律来行使职权，受法律保护，而不是只听从其名义上的上司联邦总统的意见。由于本案起因于联邦宪法第3条所规定刑事诉讼程序，并且审理象尼克松这样的案件在历史传统上一直是由最高法院来进行的。所以，该案并不是如同总统律师所主张的只是行政机构内部分支之间的“管辖性”争议。

二、尽管总统的录音磁带中包含了行政特权的内容，尤其是那些涉及到国家军事机密的东西，但是，当这些磁带被视为一桩犯罪案件的调查证据时，总统必须服从法院的决定，将磁带交出；总统的行政特权不能无止境地延伸到阻碍司法审查的正常程序，司法程序的合法需要可以超过总统所享有的行政特权。从传统来看，法院一贯尊重总统的职责。但是，如果允许总统享有的行政特权去扣留与刑事审判相关的证据，则会深深地侵犯法律所规定的正当程序。因此，当刑事审判必须使用收到传票等资料时，仅基于保密的笼统利益而宣称的行政特权，并不能超越刑事司法中的正当法律程序的基本要求。在刑事审判中，对行政特权的广泛宣称必须让位于对证据的确实和具体需要。

篇3：案例教学在宪法教学中的应用探析

近几年, 法律专业教育有了较为迅速的发展, 正日益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但在宪法教学中, 相对枯燥的法律条文难以能让学生深入掌握, 这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不少人认为院校只要教会学生对法律条文的牢记就行, 他们一踏上社会便有“用武之地”。这种认识不仅来自学生, 也来自社会, 甚至于教学第一线的教师。存在这种认识, 宪法教学效果就可想而知了。发展和完善宪法教学模式, 将案例教学与宪法条文相联系, 在宪法教学中渗案例教育, 这是我近几年一直在努力尝试的。

一、宪法教学存在问题

(一) 宪法教学的空洞早已引起学术界广泛重视

如我国著名的宪法学家莫纪宏博士在他的著作《现代宪法的逻辑基础》中指出的“我国宪法学理论的功能没有得到充分的展开和实现”。韩大元教授在《现代宪法学原理》一书亦提及“我国目前宪法学体系中存在的问题恐怕与我们对宪法实践的认识有关, 即没有深入分析和掌握宪法实践的发展规律, 对社会实践和知识相互连结的方式理解过于片面”。

(二) 教学方式枯燥

宪法教学的课程设计是以讲授理论为主要方式, 多数教师比较注重联系古今中外的理论资料去介绍、分析和评价某种立法或学术观点, 而忽视分析研究我国司法实践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及实际经验, 造成理论与实践脱节。由于灌输式教学法形式单调, 加之宪法学的内容又比较抽象、枯燥, 虽然某些教师讲授时使出浑身解数, 但在学生听来却是索然无味, 因而很难被学生接受, 一定程度上, 使师生双方面的积极性都受到挫伤。

二、宪法教学中案例教学的创新策略

近年来中国社会发展中出现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宪法个案, 引起了学术界、民间与官方的关注, 在实践中出现的个案为宪法学的教学注入了新的活力。在宪法学的课堂上, 以案例分析为特征的教学方式, 弥补了传统的宪法理论的教学方式的不足, 激活了沉闷的宪法教学, 开始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

(一) 与学生的专业紧密联系, 突出案例教学的实用性

宪法教学的教学定位是培养人才的实际法律素养, 对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以及职业生涯中的知法守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宪法教学中, 一定能够结合学生所学习的专业内容进行教学。怎样详细考察各专业学生之间的知识差异, 选取尽量适合他们的教材与配套的扩展内容, 是实用教学的关键。在课堂教学外, 教师也应在学生掌握教材的基础上鼓励他们摄入社会调研, 也可以组织演讲比赛、知识竞答等多种方式, 以此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法律意识。如“聂树斌冤案”和“佘祥林杀妻冤案”, 我们可以以此来讲解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问题, 在这些个案的背景下, 体验我国法治建设与人权保障的现实。

(二) 教材的选择利用

怎样按照学生们的个体差异, 选取适宜的教材以及相配套的课程大纲, 让教材不单单展示应用性、专业性和适宜性、实用性, 更要难度适合, 架构分明, 能够起到多元与多维彼此贯通, 使得实用性教学能够系统化与相互贯通, 不但能便于教师的教学, 更加有利于学生的掌握与自身进步与发展。以孙志刚被害案为例, 不但可以让同学了解相关法律知识, 同时就后期三名法学博士生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对《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审查建议进行扩展讲解, 使同学们同时能够了解《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 (草案) 》的出台以及《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废止背景。

与此同时, 教师可以在教材的基础上组织社会调研活动、讨论等多种形式, 以此增强学生的深刻理解以及应用能力, 单纯的法条没有明显的趣味性, 但是可以通过案例教学模式提升学生的参与意识, 增强学生的学习热情。

(三) 教师的搭配

不同内容要有不同的教师配备, 这是案例教学实施的基本前提。宪法案例教学里的任何一个水平层次都要配备有适宜能力、教学经验、勇于尝试、热情倾听的教师。尤其是对于那些基础较差的同学们, 学校更应该安排能力上强的教师来教学, 因为这个团体是最需要提高成绩的人群。怎样充分激发教师们的积极性, 科学完善的考评教师们的教学水平是实施宪法实用性教学的重要标准。

(四) 教师提高自身能力、转变角色定位

因为以往长时间的思想认识和教学模式的因袭, 教师的自身定位是否合理是深切关系到宪法案例教学的成败。由此, 教师当实施宪法案例教学的时候, 必须要切实根据客观情况能动性的对教师担当的角色充分把握。第一点是要时时刻刻的提升自己的全面素质;第二点是要在日常教学中敢于应用新方法, 剔除陈旧教学理念造成的不良教学方式;第三点是要保持旺盛的创新意识和自我批评精神。

(五) 实现课程内外的融汇统一

在大学里, 同学们所学专业多种多样, 想要加强他们的法律素养, 就必须跟各自的专业融汇统一。现在各专业往往都有专业英语, 但少有“专业法律”, 若是在专业教学中设置一定课时的宪法案例教学, 在他们将各自专业与宪法学习融为一体, 这便于学生在课外时间也可以提高他们的法律水平。

三、结语

宪法案例教学, 是法律教学的一次崭新体验, 它的实施扭转了法律教师的宪法教学理念, 使他们认识到了宪法案例的重要性, 优化了教师的日常教学模式, 使他们不断提高教学水平, 完善了教师的职业思维, 使他们的思想更加进步, 同时也融洽了师生关系, 为后面的学习打下了环境基础。实践证明, 宪法案例教学明显提高了不同专业学生的法律成绩。由此可见, 宪法案例教学的创新研究和实践, 对学校和学生的发展有着良好的效果, 其影响不但是现实的, 而且是深远的。

参考文献

[1]王秀玲.宪法学教学重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J].中国大学教学.2003 (07)

篇4：案例教学在宪法教学中的提升功能

关键词：宪法 案例教学 初探

一、有效的训练学生的宪法思维方式

宪法思维是一种“权利” 保障的思维，而权利保障离不开对权力的制约，于是权力与权利的关系就成为宪法思维的主角，一言以蔽之，宪法思维是一种有关权力——权利秩序的思维。但这种权力——权力秩序的思维方式应当区别于政治学的思维模式，宪法学虽然是以政治国家和公民权利为研究对象，但政治学可分析的是宪法规范及宪法意识生成的政治条件或背景。而作为一门法学学科的宪法学，它的“终极关怀”不在于考量规范背后的那些现象，而在于探究规范本身，这种方法具有高度的专业技术性和法学性，对建构宪法学学科独特的法学性特征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不同于那种“大大咧咧”、“莽莽撞撞”的学问，而是立足于宪法规范本身，进行研究的方式；这种研究方式，不同于纠缠于政治意识形态的价值与阶级分析，能够将宪法学从政治宪法学困境中解救出来，即“围绕宪法规范形成思想”。

综上，宪法学的思维方式，应当是在一种规范宪法学或曰解释宪法学的方法指引之下，围绕着权利—权力秩序的思维方式。然而，由于传统上我们的宪法学并不注重宪法规范本身，仅仅致力于探究那些围绕着宪法规范而展开的诸种社会性的要素，使得宪法学向宪法周围的那些社会性要素扩展，而忽视了对宪法规范的理论研究，在社会现实与宪法规范发生冲突之后，才发现我们以往的宪法研究迷离与事实规范与价值规范之间，现有的宪法理论远远不够解释实践中的问题，宪法案例的出现，给我们的宪法研究更重要的是为我们的宪法教学敲响了警钟，诚然，没有系统的宪法理论教学不行，但如果一味地灌输理论容易造成宪法课程的“空中楼阁”之势。学生的思维被局限于泛泛的宪法原理，对宪法的实践功能感触少，直接影响了学生宪法思维的形成。

宪法案例教学法的引入可以有效地缓解宪法教学中这种被动的局面。从法律推理的角度讲，以案说法，用案例证明法理，将呆板的理论放到活生生的案例情景之中，不但增强了学生对于宪法学的兴趣，更重要的是，在为解决实际问题而去寻找宪法规范以及发现宪法规范的优劣的过程中，可以将学生发散的思维收拢到规范宪法的轨道上来，锻炼他们立足于宪法法律规范的学习和研究思路，致力于细致的、严肃的、“规范化”的学术营构，形成围绕规范形成思想的习惯。

二、为其他部门法的学习提供理论指导

谁也无法否认宪法在终极意义上为包括民法在内的其他法律提供了法律基础。就像凯尔森在阐释宪法对一般规范内容的决定中论述的：“宪法可以消极的决定法律必须不要的某种内容。例如，议会不能通过任何限制宗教自由的法律。在这种消极方式下，不仅法律的内容，而且还有这一法律秩序的其它所有内容都可以由宪法规定。然而，宪法也可以积极的规定未来法律的一定内容就如美国宪法规定的那样“在一切刑事诉讼中，被告享有由发生罪案的洲或地区的公正陪审团予以迅速和公开的审理，该地区应该事先已有法律的规定”。凯尔森把宪法定位为法律体系中的最高法律规范，其逻辑上的依据是因为宪法在实在法体系中乃是一个最终的“授权规范”，但凯尔森显然并没有把宪法本身仅仅视为一中“基本规范”或“根本规范”，也就是说，凯尔森对宪法的“根本规范”的界定是有具体特指的含义，因为西方学者侧重于从宪法与人权保障的关系中把握宪法的内容特质，进而认识宪法的最高性。也就是说，由于宪法将有关基本人权的根本价值加以规范化，并由此确定了对国家权力进行法律意义上之限制的“基本秩序”， 从而使宪法获得了最高法律规范的地位。所以宪法的最高性，宪法对其它部门法的“法律基础性”，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法律体系秩序的设定问题，而是人类完成了这样一中历史性课题：将一些人的基本权利这一最高的价值赋予宪法规范加以体现，一图划定国家权力的界限，而肩负这一使命的宪法本身才获得了最高法的地位。这才是宪法对其他部门法之决定的思想底蕴。

三、拓宽宪法学的教学和研究思路

从学科历史发展角度讲，宪法学与政治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宪法学本身就是从国家学与政治学中逐渐脱离并发展起来的，两个学科的共性在于：研究国家权力的组织和运行规律；研究国家原理；研究国家权力的限制界限及程序，虽然内容上有交叉之处，但在研究方法和探究思路上却有很大的差异，政治学研究的是政治现象，宪法学研究的是宪法现象，宪法学作为一门“法”的学科，应当是从“法”的角度来揭示政治发展的规律，来解释政治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对垒与博弈。然而长久以来，我国宪法学将宪法作为“社会科学”的特色发挥得淋漓尽致，用“马克思主义法学观”透析宪法的“阶级本质”，政治学、法理学等其他社会学科用一种“粗放型”的抽象的理论或价值考察就取代了宪法学本身的研究方阵，使宪法学呈现出“法将不法”的局面。这种情形成了宪法学教学舞台上的单一“布景”，笔者作为一名长期从事宪法学教学的教师深切的感受到，在传统的宪法学教学过程中，停留在政治学或法理学的研究思路上的宪法成了政治课的“剩饭”，这从一个侧面上印证了一个所谓“宪法学之悲哀”的情势。面对近些年出现的宪法个案，传统的“粗放型”宪法学理论明显表现其滞后性，缺少必要的理论准备与学术解释力；随着个案出现而增加的社会对宪法的需求与宪法学理论的应对能力之间的反差，说明宪法学理论实践功能的落后；个案的出现给宪法学家的传统的研究思路与研究对象带来了新课题，迫使学者们认真地对待生活中的宪法问题，提出有说服力的宪法学理论例如，在以往讲授宪法的实施这章内容的时候，谈到违宪审查这个知识点的时候，由于其相关的概念和理论都非常抽象，学生普遍反映理解上比较困难，但是如果能够将马伯里诉麦迪逊按与我国的“孙志刚”案进行比较，既可以立足我国自身的宪政制度条件来探讨在中国法律法规违宪时的解决方法，探讨在中国设立违宪审查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也可以比较中西方在该问题上的理论与实践差异，找出我们制度上的不足与缺漏。再比如，我国出现的乙肝病毒携带者的歧视案，就可以将平等权的平等保护问题具体化，发现我国宪法规范与事实存在的冲突，并进而寻找该问题的解决办法。

四、促使学生关注中国宪政发展的现状，推动宪法学的中国化 。

中国的国家和社会生活中不断出现的改革成果为宪法学教学内容和方法的创新提供了大量的实例，这些实例中有很多涉及宪法问题，具有教学价值。在宪法学课程中引入宪法案例教学法可以紧密结合宪政实践和民主政治的发展以及近几年我国宪法司法化和世界各国宪法监督制度不断完善的趋势，尤其是现行宪法在四次修改过程中，每次都集中反映了中国新的改革成果和理论思想，透过这些现象可以找出非常多的实例，为宪法学的案例教学提供不断创新的素材。比如，孙志刚案件引发了人们对人权问题的普遍反思及对法律位阶的关注，尤其是三名博士写信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后，促使国务院迅速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修改为《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使人们看到了中国法治的进步和希望。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民主制度的法律化，公民权利的保障书，宪法学涉及许多敏感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如果我们在讲课时有意回避，那么，学生永远对这些问题都无法正确认识，甚至产生错误的想法。只有直面现实，运用宪法理论讲透这些现实问题，才可以使学生去正确认识和面对，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掌握过硬的本领，为将来走上社会建功立业打下坚实的基础。比如，在讲到我国的国体是“以工人阶级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时，有同学问道：“工人阶级既然是领导阶级，工人为什么还下岗呢?”面对这样的问题，一味回避不行，用抽象的理论说明也很苍白，只有用恰当的案例和实例才能解释清楚。宪法个案的是在国家与社会、国家与公民之间关系发生变化的环境中出现的，表明我国从身份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型的现实，标志着以公权力为主体的高度一元化的社会结构向公权力与私权力相互平衡的社会结构的转型[1]。从齐玉苓案到延安黄碟案，每一个案例的发生都蕴含了深刻的社会背景，在以往的宪法教学过程中，运用宪法学一般原理来分析宪法案例时，我们可能会发现国外的宪法学原理很难解释中国自身的实践，很难直接运用国外的理论来解决中国自身的问题。宪法案例的出现为宪法学教学过程中的知识的传承提供了“本土”素材，这样，就会迫使我们去研究案例和思考相应的对策，努力发展出能解释中国的宪法、解决中国自身宪法问题的方法。

篇5：2012十大宪法性案例

一、山西省长治“公考笔试面试总成绩第一，却因体检被刷”案件，引发社会关注。山西省查处长治市公务员录用舞弊案，其中8人因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二、安徽‘官二代’陶汝坤因追求少女不成毁容”，官二代被判刑入狱，受害者备受社会关爱。

三、四川省村民吴高在自家承包地中挖出罕见巨大乌木后，却被当地镇政府收归国有。珍贵乌木的归属问题立即引起了广泛争议。

四、曾经轰动全国的河南“天价过路费案”主角时建锋。从一审犯诈骗罪被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到改判有期徒刑两年零6个月。

五、8月7日，轰动全国的云南巧家爆炸案侦破后，警方宣布曾经被指认为犯罪嫌疑人的赵登被证明没有参与作案，是一名受害者。对这一失误当地警方“表示诚恳道歉”。体现了对人权的尊重。

六、继陕西“戴表哥”之后，广州市有爆出“房屋叔”，有网友晒出，广州市城管执法局番禺分局政委蔡彬及其家庭成员名下拥有21处房产，经当地纪检部门初步调查，情况基本属实。当地纪委成立调查组。

七、涉嫌杀害多人的嫌疑人周克华被警方击毙，但是，社会上疑问仍然不止，公安机关如何公开透明、满足公民知情权，值得期待。

八、5名身份不详的男童，躲进垃圾箱点火取暖避寒窒息“闷死”。这消息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当地有关负责人已经受到行政问责。个别官员和部门的麻木、漠视让人心痛。

九、浙江温岭一位幼师的“老师”虐童案件曝光后，舆论一片哗然。经过慎重审查，这名无良教师不构成犯罪被无罪释放，这一决定，体现了对宪法和法律的尊重，以及对公民权利的保护？

十、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和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分别约李庄谈话，显示李庄申诉案件有了实质性的进展。这一跌宕起伏的案件，是否能够回归到法制轨道值得期待。

宪法性事件的评选标准是：发生在2012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4日期间，涉及宪法学与行政法学的基本问题，具有较强的理论研究价值，以及较广泛的社会影响，代表性或典型性较强的事件。

篇6：2006十大宪法事件

我们的宪法权利就在身边 ——2006年度中国十大宪法事例

近日，中国人民大学宪政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北京市律师协会宪法与人权专业委员会联合发布了“2006年度中国十大宪法事例”，并召开了学术研讨会。

中国人民大学宪政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莫于川教授介绍说，此次参与候选的有20个宪法事例，通过给专家学者寄函、在中国宪政网以及相关网站进行投票，根据各事例的入选票数评选出了10个事例。

据了解，本次评选遵循三大原则：有影响力，要是广大民众普遍关心的社会热点问题；有学理性，要与宪法、行政法相关，有探讨空间；有典型性，要在类似的事件中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这些事件分别是： 1《监督法》获得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以下简称《监督法》)从起草、审议到2006年8月27日表决通过，历经20年。

为保障人大常委会监督不失职、不越权，《监督法》既有监督权力的规定，又有监督程序的规定，确定了听取和审议“一府两院”的专项工作报告、执法检查、备案审查、询问和质询等制度，并对一些传统制度和程序作了具体化的规定。

《监督法》总共9章、48条，已于今年1月1日施行。［入选理由］

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国家权力体系中，人民代表大会的地位是绝对的，其他国家机关必须服从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与其他国家机关是主从关系，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其他国家机关的权力不得超越和凌驾于人民代表大会之上。

然而，随着公关管理高效化的需求，经常走入公众视野的往往是政府权力。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规范，人大的监督职能往往难以落到实处，这也使得人大一度被称作“橡皮图章”。因此，《监督法》中有关人大各项监督权力的规定被寄予厚望，希望人大能借此促进依法行政、公正司法。

［评析］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陈云生曾参加《监督法》的第一次论证会，“当时有很多人反对。”他说，主要原因是，草案中除部分条款外，绝大多数内容现行法律都有规定。

宪法监督是宪法学界关注的热点和难点问题。陈云生认为，就宪法监督的现行体制而言，制定部门法，明确人大监督权力的范围和履行权力的程序，使得监督工作具有可操作性，是《监督法》的积极意义所在。

但是，陈云生也认为，《监督法》在宪法监督方面并不是尽善尽美。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刘茂林坦言，对《监督法》不能寄予太多希望。“一部法律要有罚则。如果‘一府两院’不履行义务、滥用权力，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他说，“《监督法》对此并未明确。”

2西部教育免费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义务教育存在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不够完善、教育质量和师资水平偏低、学生辍学率较高等问题，普及和巩固农村义务教育的任务十分艰巨。

2005年12月24日，国务院发出《国务院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通知》，承诺确保2006年，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全部免除学杂费；2007年，这一免费政策扩展到中部和东部地区，对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课本和补助寄宿生生活费。

［入选理由］

自1919年的德国《魏玛宪法》开创性地制定了公民受教育权这一内容后，很多国家的宪法、法律中都对此有了详细规定。我国宪法第4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 但是由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教育经费不足、师资力量薄弱等一系列困难使得农村学生辍学率偏高，这些孩子的受教育权难以得到实现。西部义务教育免费事件，引起了人们关注一项公民的基本权利——受教育权。

［评析］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刘飞认为，这一事件体现了宪法规定的平等权。受教育权中的平等主要包括性别平等、地区平等、城乡平等以及民族平等几个方面。“对不同群体有必要区别对待，”刘飞说，“否则，就会构成不平等。”

受教育权的实现，现实地依赖于国家与政府积极地履行义务，但经济是基础，一切义务的履行都归结在“钱”的问题上。因此，公民受教育权实现的现实途径是国家及政府财政投入的不断增加。从西部义务教育免费到中部、东部义务教育免费，需要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承担资金支持，这很好地体现了国家履行保障国民受教育权的义务。

3死刑核准权的收回

我国死刑核准权经历了一个从逐步下放到全部回收的过程。

1980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对杀人、强奸、抢劫、爆炸、放火等犯有严重罪行，应当判处死刑的案件，高法可以授权高级法院核准。

2006年10月31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高票表决通过《关于修改〈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决定》，将《人民法院组织法》的第十三条修改为：“死刑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今年1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所有死刑案件的核准权。［入选理由］

2004年，我国宪法修正案规定，“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众所周知，没有生命就没有一切，生命权是第一人权、是最基本的人权。

随着佘祥林“杀妻”、聂树斌“强奸杀人”等一系列冤错案的曝光，死刑核准权下放等问题饱受人们诟病，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因此，收回死刑核准权，可以在制度上保证死刑的公正，对判决死刑的人的权利进行救济，体现对生命权的终极关怀和尊重。

［评析］

苏州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上官丕亮说，死刑又称生命刑，实际上就是国家对罪犯生命权的剥夺。许多国家的宪法在规定人人享有生命权的同时明确规定废除死刑。在保留死刑的国家，则严格控制死刑。上官丕亮表示，只有用于惩罚故意致人死亡等极其严重的犯罪适用死刑，才不算侵犯宪法上的生命权

4《物权法(草案)》合宪性学术争议

2005年8月12日，北京大学法学院法理学教授巩献田在网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一部违背宪法和背离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物权法〉草案》，称这部草案的基本原则违背了宪法，背离社会主义方向，开历史倒车，需要经过原则性修改才能通过。

之后，《物权法(草案)》偏离了预定的立法轨道，没有在2005年12月底的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上如期接受“五审”，也未被列入2006年3月全国人大的审议议程。

这场《物权法(草案)》合宪性问题的**从此愈演愈烈，民法学界的诸多知名学者包括曾经参与过《物权法(草案)》起草的中国人民大学著名民法学教授王利明、北京大学著名民法学教授尹田等人纷纷对巩献田的观点予以反驳。

2006年12月25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对物权法草案进行分组审议，常委会组成人员普遍认为，《物权法(草案)》通过多次审议，已经越来越成熟，赞成提交2007年3月召开的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

至此，这场旷日持久《物权法(草案)》合宪性的学术争议暂时画上了句号。［入选理由］

物权法是规范财产关系的重要法律，是涉及所有人切身权益的法律。物权法在草拟过程中出现的曲折让很多人始料未及。《物权法(草案)》的合宪性之争，是部门法与宪法之间关系的争论。

［评析］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莫纪宏认为，物权法不仅仅是民法问题，而是涉及行政法问题乃至整个法学界。但他认为，双方争议焦点集中在合宪性问题上，并未触及问题本质。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对此表示赞同，“这场争议本身的宪法涵义并不多，由此引发的一些宪法问题更值得深思。”张千帆说，任何一部法律都是对宪法基本权利的细化。如，《物权法(草案)》中规定国家征收土地，应当给予合理补偿。但究竟是否属于公共利益的需要、是否给予合理补偿、谁来判断合理等问题，却并未明确

5深圳“卖淫女示众”事件

2006年11月24日开始，福田公安局在区内进行为期60天的大扫黄，全面查封违法、违规场所，全面打击皮条客、灯头(容留吸毒的组织者)、鸡头、妈咪、保护伞及黑帮势力。

11月29日，福田区公安分局挂出“福田公安分局打击整治涉黄违法犯罪公开处理大会”的横幅，将连日大扫黄中逮捕的167人押到色情场所集中的“三沙”(上沙、下沙和沙嘴)地区游街示众。这些人全部戴上口罩，面部几乎全部遮住，仅留一双眼睛。警方在众人围观下分别读出他们的姓名及籍贯，宣判各人行政拘留15天。

此事一经报道，社会反响强烈，12月1日,上海普若律师事务所律师姚建国给全国人大写了一封公开信，称“这样的活动本身是违法的。”而且，“有必要对这种公开示众的做法以立法的形式予以明令禁止。”

［入选理由］

人格尊严是公民权利的基础，根据我国现行宪法第38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在现代宪法理论上，人格尊严是宪法价值的集中体现，是宪法权利的核心内容。

［评析］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公安部就强调对于犯罪嫌疑人不能游街示众，不能挂牌子。但是这样侵犯公民人格尊严的事件还是时有发生。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田思源认为，在这一事件中，要思考的是“为什么这件事会发生在改革开放起步早、民主法制相对更健全的深圳？”

国家行政学院博士赵永伟进一步指出，在法制建设进程中，要防止3种不良倾向：一是以道德评判取代法律判断，这是公权力行使过程中存在的普遍问题。二是以公共管理创新为名突破法律底线。三是在公共执法中，以对个人隐私的公开掩饰政务不公开。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律系教授齐小力说，行政机关在执法过程中，要注重维持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间的平衡。“公权力如何保障相对人的权利和人格尊严，是这一事件带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

6福建漳州“纳税大户子女中考加分”事件

2006年，福建省漳州市出台的一项规定引起了广泛争议，即“经漳州市政府办审核公布的2005年度漳州市民营企业前100名的纳税大户的控股企业主的子女(外商子女也参照本规定执行)，可享受加20分(课改县13分)的照顾。”

漳州市教育局副局长骆沙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这是市委市政府的决定，主要考虑到漳州市民营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工业立市进程缓慢，此举是为了鼓励民营企业，为他们创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 制定政策的当地部门表示，民营企业将会成为推动漳州市经济发展的最大推动力。既然纳税大户为社会作出了很大贡献，社会为何不能投桃报李？

［入选理由］

平等权是宪法规定的一项基本权利，当然包括公民在受教育方面的平等。对纳税大户子女的差别待遇意味着侵害其他学生公平接受教育的权利。

［评析］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教授马岭认为，在受教育权方面，差别情况要差别对待，但是需要有正当理由。漳州市的加分政策是基于纳税大户对当地经济的贡献，从而对纳税大户的子女中考加分。“这个差别待遇的理由不但不成立，反而破坏了受教育权的平等性。”马岭说，对这些人在经济上的贡献，社会可以从其他途径给予回馈，应该奖励其本人而非其子女。

现在，常见的对烈士、见义勇为人士子女的加分政策则与此不同。“这些人已经牺牲，或者失去了自食其力的能力，难以保证其子女受教育。”马岭认为，当社会给他们本人的回馈已无可能时，给其子女适当的照顾是站得住脚的。

山东大学法学院教授范进学则表示，此事涉及公民基本权利，应由法律制定，地方法规、部门规章以及规范性文件不能进行创设性规定。因此，漳州市及其教育部门无权出台此类政策。

7手机短信侮辱县委书记案

2006年9月，重庆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教委借调干部秦中飞因填写的一阙《沁园春·彭水》而涉嫌诽谤罪被批捕。词中暗喻传言已被逮捕的彭水县原县委书记马某，和现任县委书记、县长，以及两件轰动一时的官民纠纷，3个政府公共工程。

随后，秦中飞通过手机短信把他的得意之作“发给了10~15个朋友”；又通过QQ“传给了4~6名网友”。

8月31日，秦中飞被警察带走。公安机关认为，秦捏造了一首引起群众公愤、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和县领导名誉的词，认为“肯定会影响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

经过一天的审讯后，县公安机关以涉嫌诽谤罪将秦中飞刑事拘留，关进看守所。9月11日，县检察院批准逮捕秦中飞，如果罪名成立，秦中飞将获3年以下有期徒刑。

这起案件经媒体报道后，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反响。10月24日，县公安局承认诽谤案属于错案，向秦中飞道歉，并让其领取2125.7元的国家赔偿金。

［入选理由］

该事例比较典型地反映了中国言论自由权的保障问题。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言论自由权是公民的一项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言论自由的范围包括以言论方式表现思想和见解的权利。

［评析］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湛中乐认为，言论自由作为基本人权应当得到国家的尊重和保护。在行政执法、司法实践过程中，应当允许普通公民对公共权力机关“评头论足”。“彭水政府缺乏足够的自信，不敢面对公众的批评。如果让人们三缄其口，那真是一种悲哀。”湛中乐认为，国家、政府对公民的不当言论应该适当宽容，当公权力与私权利发生冲突时，必然要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这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

郑州大学法学院教授苗连营认为，公权力最大的特性就是公共性，公权力的行使应当置于阳光下，官员接受社会大众的批评也是其中应有之意，“哪怕是激烈些的。”

8“孟母堂”事件

2004年9月，全日制私塾“孟母堂”在上海松江开设，教学内容以读经为主，如《易经》、《道德经》、《论语》等中国古代传统典籍；英文则从《仲夏夜之梦》起步；数学由外聘老师根据读经教育的观念，重组教材，编排数理课程；体育课以瑜伽、太极之类修身养性的运动为主。

2006年7月17日，上海市松江区教育局下发告知单，指出：“孟母堂”属非法教育机构，从事的是非法教育活动，应立即停止非法行为。24日，上海市教委发言人阐述了三大理由：学堂未经教育行政部门审批，未获得办学许可；“读经教育”与义务教育多学科、全面发展的要求不相符，违反了义务教育法的多项规定；未经物价部门审核，擅自收取高额学费。而家长未按规定把适龄子女送到经国家批准的教育机构接受义务教育，也属违法行为。

然而，“孟母堂”负责人则声称，孟母堂并没有违反《义务教育法》。教育部门的告知书和公开发言，无法律依据，并准备以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分别起诉上海市松江区教育局和上海市教委，通过法律手段维护其合法权利。

［入选理由］

宪法第46条规定了公民的受教育权，“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义务教育法》在对其进行细化时，明确规定适龄儿童接受义务教育必须“入学”，而且，义务教育阶段的教学制度、教学内容、课程设置，包括教科书的审定都是由国务院主管部门确定的，各地没有原则性差异。这样，家长的选择自由与之产生冲突就成了一个复杂的宪法问题。

［评析］

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刘飞宇认为，“孟母堂”确实违反了《义务教育法》，但国家是否允许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内容多样化，如果从宪法角度考虑，《义务教育法》是否违宪就有了讨论空间。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刘莘则认为，“孟母堂”无非是为那些实际上失去学习机会和兴趣的孩子提供了另一种学习途径。“有教无类”强调的是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因人施教”强调的是针对不同的受教育对象施以不同的教育

9郑州市专项工作报告未被通过

2006年10月24日，在郑州市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郑州市政府有关负责人作了《〈关于解决城乡弱势群体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代表议案办理情况的汇报》(以下简称《代表议案办理情况的汇报》)。

出人意料的是，该报告经表决未获通过。原因在于人大代表认为办理情况汇报太虚，与广大市民的“只要政府重视，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的心理预期相差太大。这并不是偶然事件，全国各地都曾有过这样的事例。

2006年12月，甘肃省金昌市人大常委会否决了金昌市公安局交警的工作报告。

2006年6月，湖北省荆州市第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政府关于优化经济发展环境等工作情况报告。在29日的表决中，关于优化经济发展环境的报告未获通过。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市第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否决了昌吉市政府关于2004年财政决算和2005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理由是昌吉市政府财政支出超过了人代会批准的财政预算，预算执行中有违反《预算法》的行为。

2001年12月28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否决了市政府所作的整治网吧的工作报告。

［入选理由］

按照现行宪法规定，地方人大和常委会监督“一府两院”是“天然”的权力行为。但各级人大常委会否决某议案的行为却并不平常，这是人大力图摆脱“橡皮图章”的尴尬形象，力图加大自身监督力度的努力。

［评析］

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熊文钊认为，长期以来，政府权力过大，各级人大与之相比，往往处于弱势，人大的监督常常难以落实到位。“这个事件让我们看到了希望，各级人大应该重视宪法赋予的权力。”

10馒头》恶搞《无极》

胡戈可谓一夜成名，成名原因就是他恶搞了著名导演陈凯歌耗资巨大的《无极》。

2006年，“恶搞”这个不太规范的词语风风火火地跃入了大众视野。打开“百度”，有对恶搞的解释，全称即“恶劣的搞笑”，特征是主角的性格会变得有些扭曲，或是故事情节逗笑，也可以用无厘头这样的词语来解释。

当《无极》的成功与否还不太好准确判断时，胡戈恶搞此片制作完成的《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迅速在网络走红。这部长约20分钟的短片，截取了《无极》的画面，通过重新编排、配音，以戏谑的方式将其编辑成了一个与电影风马牛不相及的新闻纪录片。该片还根据剧情穿插了滑稽的广告，令人忍俊不禁。《无极》导演陈凯歌得知此事后，颇为气愤，“我们一定要起诉而且就这个问题解决到底”，“我觉得人不能无耻到这样的地步。”陈凯歌愤而诉诸法律的“威胁”并没有终止这场网络的恶搞风，反而愈演愈烈，出现了各种版本的恶搞作品。

这场纠纷以陈凯歌的放弃而结束，但由此却带来了相关法律问题的争论。［入选理由］

如果此案进入司法程序，首先是著作权案件；但从宪法角度看，胡戈对影片《无极》的嘲讽实则是他的艺术自由，而这却与陈凯歌的人格尊严、艺术自由之间产生了冲突。以宪法的眼光看，“馒头案”是个典型的“基本权利冲突”的案件。

［评析］

全国人大法工委行政法室处长童卫东认为“馒头案”关系到胡戈的言论自由。在传统媒体时代，受物质条件限制，即便电影盛名难符，观众也仅能抱怨“上当”，除此之外，再无其他途径表达自己的观点。在童卫东看来，胡戈这种“恶搞”其实是一种艺术批评的方式。进入互联网时代，普通大众不仅仅是听众、观众，他们可以借互联网表达自己的看法，“这是这个时代的幸运，”童卫东说，根据宪法第47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国家对于从事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公民的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 当然，公民的表达自由权“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至于胡戈的这种行为是否侵犯了陈凯歌的创作自由，需要据法律而定，因为对表达自由的限制是法律的权力。如果侵权，要根据《著作权法》、《民法》、《刑法》的规定承担法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