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位作家笔下的秋日，美极了（通用6篇）
篇1：十位作家笔下的秋日，美极了
作家笔下的秋天，多姿多彩，或明澈，或浓郁，或成熟，或伤感，不同的秋天，呈现了不同的人生境遇。
秋天的音乐已如圣殿的声音;这壮美崇高的轰响,把我全部身心都裹住、都净化了。我惊奇地感觉自己像玻璃一样透明。
——冯骥才《秋天的音乐》
秋天，无论在什么地方的秋天，总是好的。可是啊，北国的秋，却特别地来得清，来得静，来得悲凉。
——郁达夫《故都的秋》
谁此时没有房子，就不必建造，谁此时孤独，就永远孤独，就醒来，读书，写长长的信，在林荫路上不停地，徘徊，落叶纷飞。
——里尔克《秋日》
秋天的美，美在一份明澈。有人的眸子像秋，有人的风神像秋。代表秋天的枫树之美，并不仅在那经霜的素红;而更在那临风的飒爽。当叶子逐渐萧疏，秋林显出了它们的秀逸，那是一份不需任何点缀的洒脱与不在意俗世繁华的孤傲。
——罗兰《秋颂》
秋天深了王在写诗 ，在这个世界上秋天深了 ，该得到的尚未得到 ，该丧失的早已丧失。
——海子《秋》
秋天把旧叶子揉掉了，你要听新故事吗。静静的河水睁着眼睛，笑着说：总有回家的人，总有离岸的船。
——简媜《浮舟》
黄色的花淡雅、白色的花高洁、紫红色的花热烈而深沉，泼泼洒洒，秋风中正开得烂漫。
——史铁生《秋天的怀念》
秋天也是从脚心的颜色、指甲的光泽中出来的。初秋让指甲留点肮脏是否更暖和些呢。秋天曲肽为枕，胳膊肘都晒黑了。假使入秋食欲不旺盛，就有点空得慌了。耳垢太厚的人是不懂得秋天的。
——川端康成《初秋四景》
大概我所爱的不是晚秋，是初秋，那时暄气初消，月正圆，蟹正肥，桂花皎洁，也未陷入凛冽萧瑟气态，这是最值得赏乐的。
——林语堂《秋天的况味》
秋日薄暮，用菊花煮竹叶青，人与海棠俱醉。
——林清玄《温一壶月光下酒》
篇2：作家笔下的冬天
林语堂的冬是生动有趣的。在《北平的冬天》中, 林语堂笔下的北京, 在冬天显得很好看, 西北风把街道吹得干干净净, 阳光淡淡地挂在天际, 人们则被包得严严的, 只露出一张脸。但冷也有冷的好处, 人们呆在的家中, 体会合家团圆, 其乐融融的温暖;一出门, 被冷风一吹, 又能叫人精神为之一振。不知不觉中, 北京冬天的情调, 就在人们生活的点点滴滴中体验出来。
郁达夫的冬是灵秀委婉的。在《江南的冬景》中, 郁达夫写到, 告别了春的湿润, 夏的炙热, 秋的忙碌, 江南飒爽地进入了无雪的冬天, 采集天地的灵气, 孕育来年的桃红柳绿, 草长莺飞。冬日的江南, 温柔, 平和, 娴静。郁达夫借助丰富的想象, 在不经意的点染之间, 一幅悠闲情调的水墨画, 就呈现在我们眼前。
老舍的冬是温晴多姿的。在《济南的冬天》中, 老舍写济南周围的一圈小山, 在冬天特别可爱, 好象是把济南放在一个小摇篮里, 它们安静不动地低声地说:“你们放心吧, 这儿准保暖和。”那山、那水、那阳光、那白雪……都给人一种美的享受。特别是浸透在如诗如画美景中的情致, 更使冬天有了一种神韵。
丰子恺的冬是简洁恬淡的。在《初冬浴日漫感》中, 丰子恺写初冬的街道, 是安谧的萧条, 也是寂寥的活泼。路上静悄悄的, 再看不到多的行人, 却时时可以看见黄叶飘零。风起时, 树稍扫过, 呜呜作响;落叶划过, 哗啦啦如纸般鲜脆。丰子恺的文字, 如同一片片落英, 蕴含着人间的情味。
冯骥才的冬是丰厚博大的。在《冬日絮语》中, 冯骥才写到, 冬意最浓的那些天, 屋里的热气和窗外的阳光一起努力, 将冻结玻璃上的冰雪融化;它总是先从中间化开, 向四边蔓延。透过这美妙的冰洞, 他发现原来严冬的世界才是最明亮的。冯骥才把不尽的思绪揉进冬日里, 让人感悟到, 只有到了冬天, 才能实实在在触摸到岁月的存在。
贾平凹的冬是空灵通脱的。在《冬景》中, 贾平凹写冬天的河边, 那些固定歇身的石凳儿, 空落着, 连烫烟锅磕烟留下的残热也不存, 手一摸, 冷得像烙铁一样地生疼。天把石头当真冻硬了, 瞅着一个小石块踢一脚, 石块没有远去, 脚被弹了回来, 痛得“哎哟”一声。贾平凹把北方冬日里冷得发痛的感受, 表达得淋漓尽致, 简直就是一首空灵美妙的冬之歌。
篇3：女作家笔下的女作家
莉季娅是阿赫玛托娃的超级粉丝，她们相交于阿赫玛托娃没落期的前夕。有近十年的时间，少年成名的阿赫玛托娃没法在公开场合发表一篇作品，甚至，隔墙就是耳。阿赫玛托娃常常一边高声喊着“你喝茶”，一边把手中的诗稿偷偷递给莉季娅，随后又用最快速度把它焚毁，以免沦为物证。但是，这些字句，居然被莉季娅记在心里，落在札记上，“我不记得回家的每一步了，可我记得她的诗。”
阿赫玛托娃的傲骨，得自她的精神化。即使住在没有供暖的屋子里，窗户上塞着破报纸过冬，她也要天天有人来和她谈诗论文，彼时她几乎是处于亲情的绝地之中——哥哥自杀，父母疏离，丈夫离弃。能给她足够安全感，让她放声笑骂，肆意挥斥的这个话语平台，就是莉季娅。她们在诗句的浸润中，相濡以沫。
《阿赫玛托娃札记》三卷本，跨时近30年，随莉季娅四处隐匿，饱受流离之苦。这种耐力，源自于莉季娅对阿赫玛托娃的爱：闺密之间的亲昵，粉丝对受难偶像的同情，甚至，慈母对胆小孩子的怜惜。阿赫玛托娃的刻毒；阿赫玛托娃的霸气；阿赫玛托娃高频发作的神经质，锁门都要锁好几次；阿赫玛托娃小面积的谎言，她明明为一个字都能易稿数次，却声称“我从不关心别人的看法”。莉季娅的笔下没有回避这些。她就是爱原装的、本色的阿赫玛托娃。
再看吉非笔下的吉皮乌斯。她形容吉皮乌斯是白色恐怖。她的女伴穷得住不起有暖气的屋子，她一早跑过去，告诉人家她的大别墅阳光多么好。这个女伴就是吉菲，所以我相信她写的吉皮乌斯，比任何一个崇拜者都写得锋利。
再看芒索笔下的杜拉斯。她眼中的杜拉斯，专横，自私，蛮力。不过，芒索是个不错的记者，她说：“我要用中间色写这本书”，我觉得她基本上做到了这点。
编辑 赵萍
篇4：陕西作家笔下的西部形象
一、地域对陕西作家创作的影响
陕西作家以自己写作所透露出来的乡土意识或者说地域文化意识而成为一个文学群体, 一大批的文学家都因这样的地域因素而写作, 而这种地域文化之中也自然渗透着文化的因素:陕北的雄浑壮阔, 主人公终生与黄土高原的对抗和对立, 于是在路遥的作品里屡屡见到的是怀揣着理想, 想要走出黄土地的人;关中一直作为政治中心而存在, 这种宗法制度的确立使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崇尚礼乐的儒家文化, 而陕南也因在秦岭巴山之间拥有了自身的神秘之感。
法国19世纪著名的哲学家、文艺理论家泰纳在《英国文学史》序言中提出了种族、环境与时代之间的关系, 其中他在论述环境与文艺关系的时候写到:“自然界环绕着他, 人类环绕着他, 偶然性和第二性的倾向掩盖了他的原始倾向、物质的本质时, 起了干扰或凝固的作用。”1因此, 作为陕西的作家, 因为陕北、关中、陕南不同的地理环境因素的影响, 在路遥、陈忠实、贾平凹三个人的文本中我们感受到的也是不同的风格。任何一个时代的艺术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都是会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 我们读者要了解文本也就必然要从自然环境入手。
作为法国浪漫主义先驱的史达尔夫人, 她也提出了南北文学的不同取决于地理气候条件所形成的不同人性, 她认为, 正是因为男方和北方在环境上有所差别, 有所区分, 这就使得在人性上也有所不同, 这样的不同也自然显现出南方文学与北方文学的差异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地理风物在小说文本中反映出来, 本身就是作为意象存在而来起到人物形象塑造作用, 甚至还具有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作用。
二、陕北、关中、陕南作家笔下的西部形象
1. 陕北
陕北最为典型的文化形态是黄土地, 因为千沟万壑的黄土地, 贫瘠而恶劣的自然环境自然让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拥有一种坚毅和刚强, 拥有这一种坦荡和与自然对抗搏击的崇高美感。当黄土地的人们站在这片土地上, 他们面对无法对抗的自然, 并没有逃避, 而是在一种对立中将自身的刚强、沧桑都投射在他笔下的人物形象上。这些人物面对命运一次又一次的玩笑, 他们并没有妥协, 而是选择了与自然抗争, 在对立中作为一个大写的“人”字要走出黄土地。高加林一心想要离开黄土地, 去到城市谋生, 孙少平一步一步走出黄土地, 最终进入煤矿开始了自己的生活。孙少安虽然扎根黄土地, 但是却并没有停止过于黄土地对抗, 他一次次的创业便是最好的证明, 这些人物身上具有的这些特点都是由陕北的自然环境所造成的, 而我们在小说中也不断的看到一系列黄土意象:沙漠、沙尘暴、干旱、黄土, 在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中关于自然景物的描写占有很大的比例。在第一部第七章中写道关于田家圪崂的时候, 用了大段的篇幅:从庙坪山和神仙山之间的沟里流出来一条细得象麻绳一样的小河, 和大沟道里的东拉河汇流在一起……这河虽然小, 但来历不凡。传说古时候这沟里并没有水。那时天上玉皇大帝一位下凡游乐人间的女儿到了这里, 爱上了一位姓金的后人……2
这样的描写在小说中出现, 并不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 甚至不塑造人物形象, 但是作为这样带有典型陕北特色的风物却让我们在这个美好的神话传说中看到了贫瘠土地上的他们对于美好的向往, 而这一点是体现在小说中每一个人物身上的。
当孙少平和郝红梅分手之后, 有一段关于孙少平站在山上俯瞰全城的景物描写, 这里我们看到的苍凉的风物本身将他DE悲伤掩埋。而孙少平每一次和田晓霞约会在山上的时候, 也会出现大段的风物描写, 这样的形象本身对于塑造孙少平那憨厚、淳朴的性格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2. 关中
关中有“八百里秦川”之称, 它成为联结陕北、秦岭的要地, 自古以来有无数的统治者在这片土地上扎根也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就笼罩在这片历史悠久的土地上。陈忠实生活在关中, 他扎根这片土地, 因此, 他对这片土地拥有着深厚的情感, 他在《白鹿原》中所塑造的每一个任务都充斥着一股儒家文化, 生长在这片土地的人们无论面对怎样的困境都是一种接受, 他们用宗法和礼仪统治着人们的想法, 人们并且将这一系列的规约内化为集体无意识, 无论是故事情节的设置, 还是人物形象身上都有着一种固有的文化规约人们的行为。这种道德规范、乡约已经完全渗透于这片土地上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他们甚至形成了一种意识, 于是在一种看似“无为”之中维护着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
在《白鹿原》中所展现的是广阔的麦田, 是一片片荒凉的山田, ”白鹿书院坐落在县城西北方位的白鹿原坡上, 亦名四吕庵, 历史悠久。宋朝年间, 一位河南地方的小吏调任关中, 骑着骡子翻阅秦岭到滋水县换乘轿子, 一路流连滋水、河川飘飘扬扬的柳絮和原坡上绿莹莹的麦苗……”3在这样广阔的西部型险种是一群被乡约归定着而数去活力的乡民, 因而广阔的大地与大地上的人们是那么的和谐而又安稳。
3. 商州 (陕南)
陕南不同于陕北和关中平原的地理环境, 贾平凹作为一个地道的陕南人, 给看我们展现的是一种来自山野的神秘:南北十里, 东西几十里的河川道里, 洋芋还没有出芽, 踩着软塌塌的, 放眼望去, 一畦一畦的田埂上长满了草, 过冬的草还是枯草, 但硬根的白蒿, 还有野小蒜却绿了一地, 于是绿中透黄, 黄中泛绿……4
在贾平凹的笔下树木风貌、山水相间, 炊烟伸起, 仿佛有一种人间仙境的感觉。在《怀念狼》《高老庄》中他也有着这样的描写, 这片土地在他的笔下倘若远离世俗的桃花源, 宁静而又悠远。
三、结语
陕西作家笔下的“西部形象”并不是统一的, 而是受到地域的影响而显示出各自的不同, 而土地所给予小说文本中人物的是一种他们身上所具有的精神内核。作为读者, 西部形象已经固化为人们心中的黄土、沙漠已经包着头巾, 与世无争的乡民, 而我们在小说中, 看到的并不是铁板一块, 而是在不同的地域环境中打磨出来的不同形象。
参考文献
[1]伍蠡浦西方文论选下卷[M].上海译文出版社, 1979.
[2]丁帆.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M].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
[3]肖云儒.中国西部文学论[M].青海人民出版社, 1989.
篇5：作家笔下的伦敦
著名散文家朱自清，1931年留学伦敦。在雾重重的伦敦，朱自清除了学习外，大部分时间用在游览。朱自清在《伦敦杂记》中，对伦敦的书店、市民生活、政治事件，都有极其亲切的观察和描写。只是伦敦人的饮食，饭吃来吃去，主菜无非是煎炸牛肉排羊排骨，配上两样素菜。“每日下午四时半左右要喝一回茶，就着烤面包黄油。请茶会时，自然还有别的，如火腿夹面包，生豌豆苗夹面包，茶馒头等等。”朱自清写莎士比亚等名人的故居，以及对故居的敬仰和保护，到现在读了都感慨万千，对比我们破四旧等等毁坏古代文化和文明的暴行，更是无语凝噎。
著名作家萧乾，1939年来到伦敦，成为二次大战中唯一直接报道欧洲战事的中国记者。诺曼底登陆后，作为战地记者，萧乾与海明威、威尔逊等，同行于进军行列。珍珠港事件后，中国成了英国的盟邦，中国人同时也成为英国人的“伟大盟友”。在《旅人行踪》中，萧乾描写过一桩趣事：在伦敦公共汽车上，邻座发现他是中国人，大声问好，萧乾谢了他。全车听到此人为中国欢呼，都鼓起掌来，萧乾再次起身答谢。这个邻座大概喝醉了，继续发表感谢中国的演说，弄得萧乾恨不得汽车赶快到站。此种民众自发的好感，有哪个旅居伦敦者再有机会享受?
著名作家王蒙，1987年第一次去伦敦。伦敦的那次短暂的逗留，已經使王蒙注意到伦敦许多地方的独特风格。王蒙在《风格伦敦》一文中，写到伦敦的文化氛围先声夺人，伦敦出口的最佳物品就是牛津式的英语。伦敦的出租汽车还保留着半个世纪前的高顶，为了适应当时英国绅士的高庄帽子，市议会多次辩论，决定坚持不改它们的独特式样。伦敦人的穿着首屈一指，老老少少，男男女女，大多都穿得那样合体、雅致，几近考究。王蒙还注意到伦敦很少能见到从日本进口的汽车，伦敦人不愿意用日本车，与其说是由于爱国的政治情绪，不如说是由于他们的讲求风格的传统和本能。
著名作家叶永烈，2011年访问伦敦。伦敦人对帽子情有独锺，给叶永烈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在《伦敦人的帽子》一文中，叶永烈好奇伦敦人为何对帽子都如此偏爱?据伦敦朋友告诉他，这是伦敦特殊的气候所致。帽子具有四大功能，即“防雨、遮日光、保暖、装饰”。叶永烈还注意到，伦敦的民宅以两层为主，几乎都有一至两个方形大烟囱。这烟囱不是用于厨房排烟，而是壁炉排烟。那些新盖的住宅依然砌了方形的烟囱，以满足伦敦人浓厚的怀旧情绪，伦敦人的心态很值得玩味。
篇6：中国作家笔下的梅毒
……至于淫色……则耗尽元气，丧元精而怡然安之，甚则染恶疮、耽弱病而甘心不悔也，谓之何哉！
色不迷人人自迷，迷他端的受他亏。精神耗散容颜浅，骨髓焦枯气力微。
犯着奸情家易散，染成色病药难医。古来饱暖生闲事，祸到头来总不知。
相信其中的“染恶疮、耽弱病”、“骨髓焦枯气力微”和“染成色病药难医”，即是在描写梅毒。联系前此明朝伟大医药学家李时珍（1518—1593）《本草纲目》中说的“杨梅疮”，说它“古方不载，亦无病者，近时起于岭南，传及四方”，也许可能成立。不过毕竟写得过于简单，描述也不明确，而其他的几部文学巨著，作于梅毒传入欧洲之前的《水浒传》自然不必说了，《西游记》甚至《红楼梦》中似乎也都没有写到此病。看来，这所谓的“恶疮”是不是梅毒，仍不能匆匆予以肯定。
自古以来，中国文学不乏对疾病的描写，但似乎没有明白写到梅毒的。在唐诗、宋词、元曲中常可读到描写肺结核和忧郁症的字句，尽管都只是笼统说“病”，而没有具体写明是这两种病。明清小说里大多也是泛指的“病”，虽然读者也能举出，《儒林外史》里范进中举后的病是精神分裂，《红楼梦》里林黛玉的病是肺结核；《水浒传》开头写的“京师瘟疫”，根据史料记载，1058年，一场洪水几乎淹没了赵宋王朝的京都东京，因而推测这瘟疫大概是鼠疫：因为洪水泛滥、粮食颗拉无收，野外带菌的老鼠就会逃到城内觅食，传播鼠疫。晚清小说大多也笼统写病，作为社会制度和封建礼教弊害的象征或隐喻，自然无需写明是何种疾病。
中国传统上历来就有种种“不入诗”的禁忌。梅毒极少被写入中国的文学作品，原因可能是：文学排斥空洞概念的叙述，强调细致具象的描绘，给读者以美的享受。梅毒是人类所有病患中最丑陋的意象，患者全身处处是肿块和瘢痕，并流着脓液；晚期梅毒病人最后瘫掉鼻子，丑陋无比，甚至连体形都变得不像常人，不由不令人感到厌恶。让人在生理上产生厌恶的事物，难以产生文学艺术所需求的化丑为美的审美效应，因而就不宜入诗、不宜写入文学作品。周作人就不止一次以梅毒来比喻他所不齿的“黑幕小说”，说“黑幕小说的作者和读者都是患有这种疾病的人”。似乎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兴起科学救国的热潮之后，才见作家直面梅毒，从而进一步去认识其危害性，并付诸于笔墨。
鲁迅一直关心国人的体质，有关梅毒的危害性，系统学过医学的鲁迅自然完全了解。鲁迅1920年在翻译俄国作家米哈伊尔·阿尔志跋绥夫的短篇小说《幸福》时写的“译者附记”中，介绍说这部作品是写“雪地上沦落的妓女和色情狂的男人”，称它“描尽了‘不惟所谓幸福者终生胡闹，便是不幸者们，也在别一方面各糟蹋他们自己的生涯’”，指出《幸福》的女主人公“赛式加标致时候，以肉体供人娱乐，及至烂了鼻子”，便是说她因皮肉生涯而染上了梅毒，疾病发展到第三期，鼻软骨和骨质受到破坏，形成塌鼻和鼻中隔穿孔。两年前，鲁迅在剖析中国人“自大”的老病时，将此种守旧而不求革新也比喻为患了梅毒、“掉了鼻子”，希望像606医治梅毒这一肉体上的病那样，有“科学”这一707的药来医治这思想上的病。多年后，在回答李秉中“结婚然否问题”的信中，鲁迅还念念不忘指出梅毒的可怕，说是19世纪末的文艺家“曾赞颂毒酒之醉，病毒之死”，这里说的“病毒”即是梅毒，而不是指今日所说的引发某种疾病的某种“病毒”（virus）。“赞颂病毒之死”是指欧洲有些艺术家以纳妓和包养情妇为荣，染上梅毒后还调侃式地赞颂称，梅毒是维纳斯的礼物。于是，鲁迅回答李秉中说，“赞颂固不妨，身历确实大苦。于是归根结蒂，只好结婚”，虽然结婚之后也有大苦、有大累，而不结婚，则“易于得病，一得病，终身相随矣”。说的是不结婚，可能会逛妓院，被染上梅毒，乃“终身相随”之“大苦”。这虽然是1928年的事，但相信鲁迅本就有此认识。
1919年，鲁迅在观察和思考中国社会“亲权重，父权更重”、“神圣不可侵犯”的现象时，读到挪威剧作家亨利克·易卜生1881年创作的社会剧《群鬼》。易卜生在这部剧作里首次尖锐地揭示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阿尔文太太是一个追求自由解放的女性，但由母亲的安排，只好嫁给侍从官阿尔文上校。婚后一年，她发现丈夫行为放荡；因听从曼德牧师的劝导，死守着自己所不爱的丈夫，过着逆来顺受的日子。丈夫死后，她把希望寄托在儿子欧士华的身上。不想欧士华不但继承了父亲的恶习，还遗传了他的病毒（应该说是螺旋体），得了先天性梅毒，无法医治。阿尔文太太心灵受到深重的打击，成为一个旧礼教和淫乱社会的牺牲品。
《群鬼》问世后，在国外深受欢迎，西欧各国的一些新剧院都把它作为开业演出的新剧目。在中国，先是著名翻译家林纾（1852—1924）通过懂外语的友人转述，早早将它译成汉语，以《梅孽》之名发表。后来，当时还是北京大学西语系学生的潘家洵（1896—1989）从英语转译的这部剧作，比林纾更准确地传达了原作的精神。鲁迅读过易卜生的这部剧作之后，剧中父母的罪恶对无辜孩子精神上造成的伤害，给他留下极深的印象。梅毒的传染以及它的遗传，既反映出受染者思想、行为的堕落，又极大地伤害患者及其子女的肉体和心灵，显然会更引起鲁迅的关注。鲁迅认为，像剧中那种不正常的家庭和父子关系必须改革，写出他的名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号召“觉醒的人们，应先解放自己的孩子，为他们肩起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此后幸福地度日，合理地做人”。就在这篇文章中，鲁迅联想到易卜生的《群鬼》里写的先天性梅毒，写道：“易卜生做的《群鬼》（有潘家洵译本，载在《新潮》一卷五期）虽然重在男女问题，但我们也可以看出遗传的可怕。欧士华本是要生活能创作的人，因为父亲的不检，先天得了梅毒，中途不能做人了。他又很爱母亲，不忍劳他服侍，便藏着吗啡，想待发作时候，有侍女瑞琴（今本译为吕嘉纳——引者）帮他吃了，毒杀了自己；可是瑞琴走了。于是他只好托他母亲了。”于是，鲁迅愤愤地说：“这一段描写，实在是我们做父亲的人应该震惊戒惧佩服的；决不能昧了良心，说儿子理应受罪。”并指出当时的现实：“这种事情，中国也很多，只要在医院做事，便能时时看见先天梅毒性病儿的惨状：而且傲然的送来的，又大抵是它的父母。”
像鲁迅一样，当时在美国留学的胡适也十分关切梅毒对人的危害。在看了法国剧作家白里欧的戏剧《梅毒》之后，胡适更感受到此病的危害不限于患者个人和他的家庭，它甚至会影响到整个国家和整个民族。
欧仁·白里欧是法国的戏剧家，现实主义戏剧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微含训世意味的剧作，揭露了当时的社会罪恶，对传播新自然主义风格产生过很大的影响。萧伯纳对白里欧有极高的评价，说他是莫里哀之后法国最伟大的作家。《梅毒》（Les Avariés）是白里欧1901年的一部三幕剧，是他受了富尼埃的思想的启发而创作和奉献给富尼埃的作品。白里欧在给富尼埃信中这样申说他的创作意图：
先生，我请您允许我把这部戏剧奉献给您。剧中寻求为人接受的思想，大部分都是您的。我像您一样，认为当人们敢于公开说某一种疾病既不可耻，也不是一种惩罚，且患有此病的人都认识到他们的病苦是会扩散的，更意识到他们对他人和他自己都负有责任的时候，梅毒就不很危险了。
白里欧是以人道的眼光，把梅毒看成是一种疾病，把梅毒患者看成是一个病人。就像看待另一种疾病麻风，不能按《圣经》和基督教的传统观念，认为是由于犯有罪孽，引起上帝的愤怒，所以才遭到如此的惩罚。梅毒患者混乱的性生活固然不是值得夸耀的，而是不光彩的、需要予以谴责的。但他既是一个病人，出于人道主义，就该同情他、爱护他、帮助他，而不能鄙视他是一个可耻的人。与此同时，也必须让他严肃地认识到疾病的传染性，只有认识到这一点之后，梅毒患者才能负起责任，自觉地检点自己的生活，警惕不受梅毒的传染，更需杜绝将此病传染给他人。
胡适是1914年2月3日在他所读康奈尔大学的所在地纽约州伊萨卡与友人一起进“兰心剧院”看了这部《梅毒》剧的，并在当天的日记中记下了自己的感想。
虽然剧院的“戏单”（即说明书）对该剧有简要的介绍，除此之外，胡适无疑对这部剧作及其作者白里欧的背景还有更多的了解。演出的英语剧名叫Damaged Goods，翻译起来，该是叫《损坏了的商品》或者《贱货》。但胡适肯定知道它作为白里欧的著名剧作，便从它的法文原名Les Avariés来称它为《梅毒》。英文的“戏单”对《梅毒》有一段简单的介绍：
《损坏了的商品》
（法兰西科学院）白里欧著
本杰明·布兰查德由法语改编
本剧意在探究梅毒疾病及其与婚姻的关系。剧中没有引发丑闻和令人厌恶的场景，也没有任何淫秽之词；它也许会为每个人所爱看，除非我们必须相信愚昧无知是女性品行端正所必须。
这段话原是当年在巴黎演出时舞台监督对观众的致辞。胡适在日记中只引用了其中的一句，其他全是胡适自己观剧后对戏剧艺术的评价：“此为近日社会名剧之一，以花柳病为题，写此病之遗毒及于社会家庭之影响，为一最不易措手之题，而著者以极委婉之笔，曲折达之。全剧无一淫亵语，而于此病之大害一一写出，令人观之惊心动魄，真佳作也。演者都佳。串医生者尤为特色。第二幕最佳矣。”但胡适更看重该剧的思想意义。他说：
伊卜生（Ibsen）之“鬼”剧（Ghosts）（指易卜生的《群鬼》）亦论此事，惟不如此剧之明白。伊氏作“鬼”剧时（一八八一），花柳病学尚未大明，其攻之者，犹以为花柳之病，流毒仅及其身及其子孙而已。三十年来，医学大进，始知花柳之毒传染而易，不独为一家绝嗣灭宗之源，乃足为灭国弱种之毒。白里而氏（Brieux）此剧，盖得法国花柳病巨子之助力，其言不独根据学理，又切中时势，宜其更动人也。
从这段说明可以看出，胡适已经看到易卜生对梅毒危害性认识的时代局限性，并且了解白里欧受到富尼埃的启发，才以如此的深度解释梅毒的危害。
检读30、40年代中国作家的作品，首先会想到钱锺书小说《围城》中方鸿渐的大论。方鸿渐以假文凭的“博士”身份受邀在省立中学演讲西洋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时，因为忘了带讲稿，先是以自己的直感声言：“海通几百年来，只有两件西洋东西在整个中国社会里长存不灭。一件是鸦片，一件是梅毒，都是明朝所吸收的西洋文明。”随后又凭以往泛读中的零星记忆，声称叔本华早就说过，近代欧洲文明的特点，第一即是杨梅疮——梅毒；并指点听众：“诸位假如没有机会见到外国原本书，只要看徐志摩先生译的法国小说《赣第德》，就可略知梅毒的渊源。”他甚至还说，鸦片和梅毒“这两件东西当然流毒无穷，可是也不能一概抹煞。鸦片引发了许多文学作品，古代诗人向酒里找灵感，近代欧美诗人都从鸦片里得灵感。梅毒在遗传上产生白痴、疯狂和残疾，但据说也能刺激天才……”
钱锺书在这里可能意在揶揄方鸿渐夸夸其谈的样子，但方鸿渐所言的也并非毫无一点儿依据，表现了小说作者的博学。《赣第德》即是法国伟大作家伏尔泰（1694—1778）1759年的哲理小说《老实人，又名乐观主义》“老实人”一词（Candide）的音译。在这部小说里，伏尔泰写到家庭教师邦葛罗斯与男爵夫人的侍女巴该德通奸，因而接受了她的“礼物”，染上了“疱疹”，也就是梅毒。作家以追溯的笔法叙述此病的由来，即方鸿渐所说的“渊源”：
“巴该德的那件礼物，是一个芳济会神甫送的；他非常博学，把源流考证出来了：他的病是得之于一个老伯爵夫人，老伯爵夫人得之于一个骑兵上尉，骑兵上尉得之于一个侯爵夫人，侯爵夫人得之于一个侍从，侍从得之于一个耶稣会神甫，耶稣会神甫当修士的时候，直接得之于哥伦布的一个同伴。”（傅雷的译文）
算得上是一段倒叙的梅毒传播史。另外，方鸿渐说“向酒里找灵感”，这在古今中外的诗人和作家中，确有不少的都有这样的希求。甚至梅毒“能刺激天才”的说法，也不是信口开河。有学者考证，早在十六世纪末，疱疹—梅毒传入欧洲之后不久，就有西班牙的学者提出，它既是肉体之敌，因而也便是精神之友，下疳会造就出一个对共和国更有用的白皙的、忧郁的人，而不是红润、贪吃、挥霍无度缺乏想象力的酒徒；相信梅毒能赋予人以极高的禀赋和才华。后来还有一位医生以假名马克·拉马什发表论文，结论说：在一万个梅毒病人中，病原螺旋体会使九千九百九十九人疯癫或死亡、但会使一个激发起才华，成为一个天才。
张资平（1893—1959）是描写言情小说的能手，有人看他是中国现代言情小说之父，他的作品在当年常常是一经出版便被抢购一空。当年所说的“言情”，即是爱情之意。不过不同于那时的很多小说，描写青年男女的爱情在封建伦理的压制下的悲剧；张资平的这类小说表现的大多都是女主人公“离家”、跨出旧伦理的藩篱之后产生的悲剧。
张资平的中篇小说《最后的幸福》描写主人公——处于青春期的魏美瑛在希望找到一个外貌和心灵两全其美的夫婿期间，经历拒绝与期待、错过与被错过的情感煎熬和纠葛后，熬成一个“剩女”，在性的苦闷和外界的闲言冷语中，终于不得不把自己嫁了出去。残酷的现实距她的浪漫幻想是何等的遥远：她的第一个丈夫是一个烟鬼。他死后，再婚嫁的杨松卿又是一个梅毒患者。这个“染了满身病毒的松卿对她的肉身还像狂兽一样的加以蹂躏”，把疾病传给了美瑛，使美瑛的“健康也一天不如一天”，不但“妊娠中胎儿受了病毒”而流产，她自己“一双绯红的眼睛，脸色像黄纸般的，双颊瘦得像穿了两个窟窿”，“预知到……只有死在等待她”。直等到真正爱她的青梅竹马吕阿根来到她跟前“和她亲吻”，才让她感到最后的幸福，这幸福也不过是“精神混乱”中的一抹幸福的幻影。
张资平《红雾》的女主人公朱丽君也同样有美好的理想。十八岁时，她“麻醉于自由恋爱的思想”，“想打破现社会的习惯”，仿效易卜生《傀儡家庭》（如今通译为《玩偶之家》）的女主人公，离家出走，“丢了丈夫，丢了小孩”，先后跟三个男人同居，结果“染上了不良的性病”：先是腰部有点疼痛，随后，“不但腰部常常会酸痛，近来下腹部也时时隐隐地作痛了，多行了几步，便像会掉下来般的。至于头脑，差不多是每天都在发晕”。最后发展到随着一阵腹痛，阴部“淅淅沥沥地下了一阵液体。……是一种黄白色的粘液，还混有些像蛋壳蛋白的皮膜一样的白膜片，同时发散出一种奇臭”。经医院的显微镜检查，确定是受淋菌感染引发的性病，让丽君感到“有点像听见裁判官对她作死刑的宣告”。更惨的是，在丽君沉沦于肉欲的欢乐中时，忘却了自己是一个母亲，致使三个儿女中，小的一个死于营养不良，另外两个也因患了伤寒而先后死去，丈夫也精神崩溃，枪杀后妻，自己最后也在永久的悔恨中自杀。
张资平这两部小说都描写了因混乱的性生活而被染上梅毒和性病，表现了旧的封建伦理道德固然钳制了青年男女的爱情，但是超越传统封建伦理道德的“爱情”，未必一切美好如意，因此有研究者认为，小说中有关性病梅毒的描写还具有一种潜在的含义，隐喻建立在新伦理之下婚爱的缺陷。
疾病也常被作为隐喻来应用的。而梅毒和性病在中国文学作品中的隐喻，巴金的《第四病室》是最突出的。
1944年6月，巴金为“矫正鼻中隔”，入贵阳“中央医院”，一个三等病房的“第三病室”住院十多天。因为他当时已经创作出版有《爱情三部曲》，尤其是《激流三部曲》，以及另外多部作品，是一位名作家了，便用了一个化名“黎德瑞”，以免受人打扰，可以静心治病，顺便观察身边的人和事。
十几天的医院生活和观察，使巴金收获不小：就据这段时间的亲身感受，“不加修饰，不添枝加叶……只把原来的第三病室同第四病室颠倒一下”，他写出了一部中篇小说《第四病室》。在这个不大的房间里，紧紧地挤放了二十四张病床，病人有接腿骨的，割盲肠的，患胆囊炎的，挖眼睛的，治斑疹伤寒的……其中第二床那个年老的病人，是用担架抬进来的，身上多处都长出“可怕的疮，整个后颈烂成了一个大坑，粉红的，深红的，黑的，白的，黏在一块儿，分不出哪里是肉，哪里不是肉，看上去倒像一个烂的，虫蛀的桃子，连桃核也露出来了”。不难看出，他患的是梅毒，且已经到第三期了：全身，“连嘴，连身上都烂了”，臭得连他儿子也不敢挨近他。还有那个被妻子染上淋病的，病情已经侵犯到头颅，不得不挖掉一只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