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害关系人证明

利害关系人证明（精选8篇）

篇1：利害关系人证明

证明

经******利害关系人同意，将其坐落在***********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

乡镇村委会

年月日

篇2：利害关系人证明

【关键词】：行政许可 听证 正当法律程序

《行政许可法》是继《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和《行政复议法》之后，对行政权力行使加强规制、对公民权利予以充分保护的又一部重要法律，被学者们称为行政程序法治化的重要里程碑。其重要性体现在它不仅在行政许可领域为行政机关设立了较规范的操作步骤，而且引入了正当法律程序以切实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

我国通常将行政许可分为五种类型。第一种被称为一般许可，它涉及到安全、环境、调控而需要批准的事项，它的性质是公众事先有这个权利，只是国家为了管理，将一般性禁止作为从事其些行为的前提。第二种被称为特许，我国宪法规定公有资源、自然资源的所有权主体是国家，一般社会公众个体不拥有天然的权利，因此，这种开发利用权的转让是一种特别许可。第三种被称为认可，指提供公共服务并且直接关系公共利益的职业、行业，需要具备特殊信誉、特殊条件、特殊技能等资格资质的事项。这里的资质和能力不是行政机关赋予的，而是主体本身就有，只是需要行政机关予以承认。第四种被称为核准，指对一些特定的物（设备、设施、产品、物品）进行检验、检测、检疫，以确定其是否符合技术标准和技术规范，其性质是将物与一个参照标准进行比照而予以审定。第五种被称为登记，指企业或其他组织的设立需要确定主体资格的事项，原则上讲只要主体具备条件即可获得许可。因此，行政许可的范围是广泛的、内容是丰富的，它涉及到众多的行政领域和部门。

一、许可—管制中的利益

现代行政管理模式历经着几个变化的阶段，从十九世纪的“夜警国家”到二十世纪初的“全能政府”再到二十世纪中后期的“有限政府”，这几个阶段体现了政府行为方式的转变。政府行为方式指的是行政的规则，而行政的规则在很大的程度上主要是行政许可问题。[①]在不同的行政管理模式背景下，行政许可制度有着较大的区别，从世界范围看，19世纪末20世纪初，强化管制是主流，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际上出现了放松管制的浪潮，这种放松体现在政府的管制范围、管制力度、管制方式受到严格的限制，也体现了相对人或利害关系人的权利更加得到尊重和保护。

行政许可制度的社会效果具有二重性，一方面，许可是对社会进行有效管理的重要方式之一，它和行政处罚等手段相比，具有诸多的优越性，因为它是一种事前的监督和规范，可以提前将相对人的行为纳入进监管的视野，减少了行政相对人违法的概率，另一方面，它的缺点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许可的前提是自由受到限制，故而许可设定的越多，公众的自由就越少。因此，行政许可事项的设立，体现着国家对公民权利进行保护与限制的权衡，需要加以限制的事项，往往是可以获益的事项，无论许可的性质是“普遍禁止的解除”，还是“特定权利的赋予”，其核心都是社会主体对其种资格的期待。既然需要管制，往往意味着对资格的需求量要大于给予量，资格的取得也就意味着获取利益的可能性，因此，行政许可对社会公众而言，就是利益的分配。一项行政许可的法律后果关系到众多相对人、利害关系人的权利与义务，因此，我们说行政许可是管制中的利益。

从前述五种行政类型来看，许可会在社会上形成不同程度序的竞争局面，特许最强，一般许可次之，认可、核准、登记较为宽松而且从理论上讲甚至是没有数量的限制以致于不会产生竞争。但从我国当前的许可制度来讲，设定许可的目的就在于管制，绝大多数许可都存在着数量限制，广泛地影响着社会公众的公平竞争权、相邻权、环境权等等。享有上述权利的人我们通常称之为利害关系人，对利害关系人权利的有效保护，无疑是正当行政许可制度不可回避的课题。

二、利害关系人的权利保护范围

作为一部较好体现民主意识的法律，《行政许可法》确立了一些重要的制度和规则，其中告知、听证制度成为一项核心制度，它彰显了公民在行政法律关系中的主体地位，在这些制度和规则中，特别值得关注是对利害关系人的权利保护制度。《行政许可法》第三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行政许可事项直接关系他人重大利益的，应当告知该利害关系人。”、“行政许可直接涉及申请人与他人间重大利益关系的，利害关系人享有听证的权利”。这里的利害关系通常表现为相邻权、竞争权、环境权。在行政许可的过程中，对非行政相对人所主张的相邻权、竞争权、环境权的保护机制，一般有两种，一是行政机关主动考虑相关因素后，理性的作出决定，另外就是为行政机关设定一定的义务，用义务来保障权利的实现。第一种机制存在的前提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具有高度的理性，能自觉地、主动地避免错误的发生，但社会常识告诉我们，这只能是美好的愿望。而第二种机制则是理性社会的通常手段，以可能出现错误为前提，为行政机关设定义务的机制，而告知、听证制度就是为行政机关设定预防性机制，将其对利益的分配置于阳光之下。

为保障公众权利，《行政许可法》为行政机关设置了一系列的义务，在这个制度设计中，对相对人（许可申请人）的程序性保障，对其优缺点进行判断在理论上没有多大的障碍，但对于利害关系人（相邻权人、环境权人）的程序性保障，有着很大的伸缩空间。该法条的用语是“直接关系他人重大利益”、“申请人与他人间重大利益关系”，其中“直接”、“重大”均是对程度的表述，与其相对应的词是“间接”“、轻微”，二者之间的界限怎样划分？标准何在？立法上的模糊用语往往导致自由裁量的出现，既然是义务就意味着约束，而趋利避害又是人的本能，这种情况下，很多利害关系人对有关行政许可事项往往没有被告知，更没有称述、申辩的机会。因此，就告知、听证问题为行政机关设计刚性的义务性规则是发展和完善《行政许可法》所面临的重要课题。

三、利害关系人的权利保护机制

我国的《行政许可法》在制定、颁布之时有很多颇具特色的地方，近来，很多学者视告知、听证制度为《行政许可法》的核心制度，同时也指出：告知、听证制度尚不完善，保障听证制度的落实还需要进一步努力[②]，笔者认为，所谓保障与落实是指：告知、听证制度不仅应当具备其应有的形式，更应当承载一定的内在价值，如此才能被称为正当的行政许可制度。

对于正当的行政程序判断标准问题，争论久矣，功利主义分析法学派的先驱边沁以“增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作为“衡量法律的好坏”的标准。[③]这种模式认为：程序的正当性在于结果的有效性，“只要结果好，过程也就是好的，过程的意义在于结果之中”[④]，之后的德沃金对此观点有所修正，但仍是强调工具性重于其内在正义。这种绝对工具主义观过分强调了程序立法的形式，而没能体现对公民权利保护的内在价值，这种思想指导下的程序存在着大量的不正当程序。经济分析法学的代表波斯纳及20世纪七十年代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将经济效益作为衡量程序正当性的标准，以各方利益之间的量化比较结果作为判断标准，表面上看，它让程序的正当性变得明确宜于操作，但它所欠缺的仍是正当性往往无法用算式计算。我们称的正当性到底是什么呢？

美国法学家罗伯特．萨斯于1974年首次提出了法律程序的独立价值标准，贝勒斯、马修相继进行了深入地分析与论证，以美国宪法上的“正当法律程序”的内涵为基础，提出正当的法律程序应当是具有正义性的，而正义性就是通过“平等、可预测性、透明性、参与”的程序“使人的尊严获得维护”，[⑤]这种程序本位主义观彻底地坚持和论证了程序正义的独立性，赋予程序内在价值以全新的意义。但这种理论的缺陷在于将重实体、轻程序的错误推向另一个极端，极易让程序变成繁文縟节而走上形式主义道路，它既可能让当事人的权利受到限制，也有可能让公共利益得不到维护。

以上几种判断模式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行政程序的正当性进行了揭示，提出了很有见地并各成体系的思想，但均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片面化、绝对化的缺陷。这种缺陷表现在：单一的标准、僵化的规则无法对繁纷复杂的行政事务做出统一的要求，行政关系中时间、事项、相对人等因素的改变将导致程序正义向其另一面转化。我们知道，行政程序约束的是行政机关而非民众，这种约束机制的正当性应体现出民主、责任、法治、参与。现代行政的明显特点是行政程序与实体总是相互交织、同时存在，这就要求我们要根据不同的行政目标、不同的行政过程判断相应行政程序的正当性，既要反对程序工具主义又要反对程序本位主义，努力实现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辩证统一。高秦伟老师提出，正当行政程序的判断基准应当包括以下四组参数的辩证统一：程序的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公平与效率、个人权利和公共利益、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

程序对于任何一种价值的舍弃，都必须有足够充分的正当理由予以说明，[⑥]并进而提出，以具备某些基本要素的最低限度的基本程序来保障程序的正义性，所谓基本程序是指面对瞬息万变的社会生活，在程序保障与个案需求之间设立一些最低的标准进行调和，这种最低标准是确保程序正义实现的必要条件。这种最低限度的基本程序，就是我们熟知的自然正义、正当法律程序，对于“最低限度”的认识，学界的分歧也还是有的，二大法系的学者们都对最低限度的要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三要素说”、“四要素说”、“五要素说”、“六要素说”都表明了“最低限度”的核心是告知、陈述、说明理由，至于在此过程中产生的异议及其解决机制，应当属于后行政程序中的权利救济问题。

《行政许可法》将告知、陈述做为行政机关的义务、公民的权利进行了原则性规定，但对其适用范围及其保障的程度（如是否应说明理由、异议产生的制约）未进一步规定，造成实践中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余地过大，而过于自由的裁量往往造成权利保护的缺失、行政权力的恣意行使。如城市规划行政许可中，公民申请建房许可时，相邻关系人应否被告知？可否提出异议？对提出的异议行政机关应否给予说明？这就关系到建房能否被视为涉及申请人与他人间重大利益关系，实践中，建设规划部门往往不愿进行如此归类而给自己带来过多的麻烦。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许可中，非竞争人（原使用权人）可否提出异议？实践中，挂牌出让公告应当可以解决被告知问题，但原使用权人及其职工（享有划拨土地使用权的单位职工）提出的异议往往不能被视为具有法律效果的陈述予以对待，不能当然的启动告知听证程序，不能产生阻却行政许可进程的法律效果。

又如在排污许可中，环保部门在审查排污许可申请时，往往只对申请人的条件进行审查，而该许可对相邻权人、环境权人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却无法启动相应的强制审查机制。在公益诉讼制度尚未建立的今天，由于缺少最低限度的程序公正，公众无法了解行政许可的过程，更无法通过一个对抗性的机制来维护自己及公众的权利，公众的竞争权、相邻权、环境权因缺少制度保障而往往受到漠视。许多触目惊心的环境污染、国土资源的破坏、国有资产流失、城市规划侵权事件屡屡发生，其制度根源即在于此。在种类众多的行政许可领域，告知、陈述是正当许可程序中公民与行政机关权利义务关系的纽带，而正当性则体现在将告知与听取陈述并说明正当理由做为行政机关的义务予以强调，这是通过设定义务来保障权利的积极依法行政方式。当然，竞争权、相邻权、环境权涉及到社会主体的具体权利，而具体权利的属性也是可以做出基本的权重比的，如生命健康权总是高于获取财富的权利，生存权利总是高于享受娱乐而愉悦的权利，这种权重比在正当法律程序的保障下，会在最低的标准下获得最高的保障，从而使行政程序具备了基本的正当性。

正当法律程序所承载的价值理念，推动了西方宪政的发展，成为一条宪法基本原则为世界各国普遍采纳。但这一理念在我国仍停留在理论的层面，并未成为明确的法律原则出现在成文法中，《行政许可法》所设定的告知、陈述制度隐约中折射出正当法律程序的光芒，但仍有一步之遥，这一步就是本文所关注的、有待进一步确立的“最低限度”。愿我们在立法实践、行政实践乃致司法实践中形成良性互动，在正当法律程序的指引下构建起具有我国特色的正当行政许可制度。

注释

[①]参见：《江比新教授在行政许可法培训班上的讲话》，2004年6月29日。

[②]应松年：《〈行政许可法〉实施以来所暴露的问题》，政府法制半月刊，2005年第5期。

[③]谷春德主编：《西方法律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处社，2000年版，第186页。

[④]高秦伟：《正当行政程序的判断模式》，载《法商研究》，2004年第4期。

[⑤]高秦伟：《正当行政程序的判断模式》，载《法商研究》，2004年第4期。

篇3：利害关系人证明

( 一) 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定义

原告资格问题在法学界中有合法权益说、利害关系说、实际影响说等观点。行政诉讼资格是一种能够获得法律上的认可的能力, 即从实体法的角度来确定什么真正具有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的主体。①

( 二) 关于我国原告资格的法律规定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四十一条以及司法解释第十二条所确定的是否是原告资格的标准。②各国行政诉讼中几乎都承认了公平竞争权人人的原告资格、相邻权人的行政诉讼主体资格。行政诉讼原告资格从侵害人诉讼向利害关系人诉讼演变, 也与行政活动对社会关系的调整力度和影响关系密切。用行政法学的概念来说, 这种现象是行政行为中具有第三人效力的行政行为越来越多的必然要求。

二、行政诉讼原告资格中“法律上的利害关系”问题的典型案例

( 一) 房屋租赁让你能否对房屋征收决定或补偿决定, 提起行政诉讼? 居民诉扬州市规划局行政许可行为侵权案例。首先行政诉讼相对人的权益并没有通过法律得到有效的保护。关于“被征收人、公有房屋承租人对补偿决定不服的, 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 也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所以房屋承租人针对征收决定, 一定要拿起行政诉讼救济手段, 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其次居民所主张的通风权在法律当中并没有规定, 法律不能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做出裁判, 因此法院只能判决驳回28 栋楼居民的诉讼请求。

( 二) 笔者认为首先行政法学理论对权理、利益、合法权益在法理上的探讨和研究不够。其次, 笔者认为立法对于“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没有清晰的界定。行政诉讼法中规定: 只有当原告认为其合法权益遭到具体行政行为侵害时才能一起行政诉讼。

三、行政诉讼中原告资格中“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原因分析

( 一) 理论缺少。

( 二) 我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是从无标准时期到法律规定标准时期、合法权益标准时期、利害关系人标准时期。③

( 三) 立法上对利害关系无清晰的范围界定。

( 四) “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在司法实践中难以判断。以“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作为法院判断行政诉讼法原告资格的标准具有很大的伸缩性, 法院很难凭借这个标准对是否具有原告资格作判断。法官在对“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进行司法适用时, 还会受到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的影响。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立法模式采用概括和列举相结合。④在实践中, 原告资格与受案范围往往会被混淆, 对于有的案件法院不受理明明是因为原告资格的问题而法院却以不属于受案范围为由作不予受理的裁定。

四、完善我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中“利害关系”的建议。

( 一) 从法理上对权利、权益、权利冲突进行深入理解

上文对行政诉讼法中“合法权益标准”和司法解释以及行政诉讼法修正草案中“利害关系”的理解和把握的基础是理解什么是合法权益, 再理解合法权益之前, 需要对权利、权益、权利冲突进行深入的解读, 例如什么是权利、什么是权益、什么是权利冲突以及如何解决权利冲突。

( 二) 立法明确界定行政诉讼原告资格“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内涵

在借鉴大陆法系国家和英美法系国家的立法经验的基础上, 笔者认为“利害关系”应该在立法上达到一个相对明确的程度。关于“利害关系”应包含的要素, 立法应该将“利害关系”这个法律概念分解为若干要素。才会防止法官因为害怕行政机关强大的行政权而非利用“利害关系”。

( 三) 司法机关对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判断应持宽松态度

法官在对我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标准中的“利害关系”进行解释和适用时, 应该更多偏向于考虑到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这一行政诉讼目的。也应该看到国际上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司法审查朝着资源和宽松的方向发展。法官需要对“利害关系”进行能动的解释, 从而不断适应新的社会环境。正如马克思所说: “法官的责任是当法律运行到隔壁场合时, 根据他对法律的诚恳的理解来解释法律。”⑤

参考文献

[1]江必新, 梁凤云.行政诉讼理论与实务[M].北京:北大出版社, 2009.

[2]“评行政诉讼法草案”[J].行政论坛, 1989 (1) .

[3]马怀德, 周兰领.行政诉讼案例教程[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5.

[4]殷清利.新行政诉讼法实务解析与裁判指引[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5.

[5]王雅琴.行政诉讼十二讲[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0.

[6]杨寅.行政诉讼原告资格新说[J].法学, 2002 (5) .

[7]马怀德.行政诉讼原理[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3.

篇4：利害关系人证明

关键词：参与权；知情权；补偿机制

在城市规划中，行政机关享有广泛的权力，这种权利由于法律、法规的不健全而缺少制约，因此容易侵犯行政相对人的利益，面对强大的行政权和国家的土地所有权，行政相对人处于弱势地位。

我国新颁布的《城乡规划法》健全了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和公众参与机制，强调城市规划制定、实施全过程的公众参与，将公众参与纳入规划制定和修改的程序，提出了规划公开的原则规定，确立了公众的知情权作为基本权利，明确了公众表达意见的途径，并对违反公众参与原则的行为进行处罚。目前，《城乡规划法》对城市规划利害关系人的权益有了一定的保护，因此本文主要探讨我国《城乡规划法》对城市规划利害关系人的法律救济。

一、我国城市规划的现状

城市规划是建设和管理城市的基本依据，是确保城市空间、土地资源和公共设施有效配置、利用的前提与基础。城市规划本质上是一种警察权力的行使，其实施者是城市的政府，因此城市规划属于行政权力。同时，城市规划涉及的是整个城市的土地的利用，建筑、街道或者其他设施的功能和形式等方面的建设措施，不单单是对某一具体的事项或者具体的相对人行使的权力。因此，城市规划是一种行政立法行为，而不是具体行政行为。

城市规划作为行政规划的一种方式，在我国以前主要体现在《城市规划法》中。城市规划往往直接或者间接的涉及公民个人的权利和利益，城市规划中涉及的相对方的权利，包括财产上的权利和人身权，财产上的权利包括国有土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公共设施的经营权和其他财产性的权利。城市规划利害关系人包括其合法权益受行政许可决定直接影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如何合理的安排公共利益与公民的个人利益之间的冲突，保护相对方的合法权益，我国《城市规划法》存在一定的缺陷，因此我国城市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很好的保障。

《城市规划法》作为我国在城市规划和管理领域的第一部法律，它的实施使我国的城市规划和管理正式走上了有法可依、科学管理的轨道。但是我国《城市规划法》存在规划的调整和修编的随意性较大，规划实施中对规划的改动和突破较为随意，对规划编制、审批、调整等环节的监督检查不力等问题，缺乏对规划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的法律救济，具体如下：

（一）利害关系人缺乏对整个规划的撤消请求权

因为城市规划并不是针对个别人制定的，而是对多种利益协调衡量的结果，通常情况下，相对人只能情况撤消规划的一部分内容，或者请求规划计划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

（二）立法不完善

我国《城市规划法》没有规定补偿条款，立法上的不完善导致城市规划中相对人的财产权受到损失后得不到真正的补偿。在城市规划中，由于公共利益的需要，相对人的房屋所有权、土地使用权等受到特别的损失时，往往得不到适当的补偿。

（三）缺少权力制约机制

在城市规划中，行政主管部门拥有广泛的权力，即享有准立法性质的规划权，而且享有广泛的行政管理权以及准司法权，即对城市规划争议的复议权。同时，缺乏对城市规划主体违法行为的责任的规定，虽然在城市规划法及各地制定的城市规划条例中，都有法律责任的规定，但这些法律主任主要是指相对人违反法律、法规而承担的法律责任，对行政机关违法侵权责任的规定很少，而且这些规定往往都不是直接针对行政机关，而是针对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的纪律惩戒。

（四）欠缺公众参与机制

城市规划是与城市居民权益相关的政府行为，但在城市规划法中关于规划制定程序的规定没有将拟订的规划公开的要求，也无公众参与的任何内容，是我国《城市规划法》的一大缺陷，使利害关系人的利益得不到很好的保护。将权力主体、责任主体、执行主体和监督主体集于一身，规划的朝令夕改，一方面严重损害了城市规划法律的严肃性，另一方面使城市建设主体对规划无所适从，又没有适当的途径进行表达。因为在旧法中，虽然规定了“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遵守城市规划的义务，并有权对违反城市规划的行为进行检举和控告”，以及“城市规划经批准后，城市人民政府应当公布。”但也仅给予了单位与个人的知情权与义务，缺乏相关主体参与权的规划带来诸多社会问题，影响社会稳定，使政府的公信力受到挑战。

（五）欠缺对利害关系人的法律救济条款

我国的《城市规划法》只规定了对行政处罚行为才可提出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而把其他行政行为排除在司法审查以外。

二、我国城市规划中利害关系人的法律救济的完善

我国于2007年10月28日通过了《城乡规划法》，2008年1月1日起施行，《城市规划法》同时废止。

《城乡规划法》完善了旧法的不足，规划的修改、监督及检查相比于旧法，更为完善。旧法在某种程度上，将权力主体、责任主体、执行主体和监督主体集于一身，严重损害了城市规划法律的严肃性，而新法构建了公众参与制度，直面民主监督程序，公共利益优先，同时保护合法私人权益，做到了与《行政许可法》和《物权法》中体现的保护私权的基本精神相互衔接。总之，我国《城乡规划法》完善了城市规划中利害关系人的法律救济。

（一）参与权

在城市规划中，加强公众参与的力度，可以使行政机关与规划利害关系人得到很好的沟通与合作。我国《城乡规划法》规定了听证制度和听取专家的意见，使城市规划利害关系人能够很好的参与到城市规划中，能够很好的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城市规划民主性、社会性强，直接涉及公共利益或者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依法应依听证程序实施。听证制度一般包括六个程序，提交拟订的规划、征求意见、展示拟订的规划并公告提出异议的期限、举行听证会、展示规划的改动及听证的结束。

在展示拟订的规划并公告提出异议的期限中，任何利害关系人，均可以在展示之后一定期限以内以书面或者口头表达，行政机关记录在案的方式，向听证机关提出对规划的异议。在举行听证的阶段，异议期届满，听证机关应与规划拟订主体、受规划影响的行政机关以及提出异议的个人一起，就针对规划按时提出的异议以及行政机关的表态召开听证会；听证机关也可以考虑逾期提出的异议。

总之，听证制度涉及城市利害关系人、申请人的陈述、申辩、质证权的保护，又涉及许可机关如何做出许可决定，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法定程序。

根据《城乡规划法》第26条规定：“城乡规划报送审批前，组织编制机关应当依法将城乡规划草案予以公告，并采取论证会、听证会或者其他方式征求专家和公众的意见。公告的时间不得少于三十日。”第46条规定：“省域城镇体系规划、城市总体规划、镇总体规划的组织编制机关，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定期对规划实施情况进行评估，并采取论证会、听证会或者其他方式征求公众意见。”在听证制度中，规划拟订的主体和其他规划的事宜的相关的行政机关以及所有城市规划利害关系人之间能充分的发表意见，为规划确定机关做出合法、合理的决定提供足够的信息，能最大程度上避免行政机关的主观偏见，从而充分的保护城市规划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

（二）完善补偿机制

行政相对人因信赖规划的存在而享有补偿或者赔偿请求权。相对人信赖利益的保护，是指行政相对人基于对公权力的信任而做出一定的行为时，由此所产生的正当利益应当予以保护。随着对公民权利保护的日益加强，我国也应该明确规划变更或者废除的信赖保护原则。对于公民基于对规划存在的合理信赖所造成的损失，必须予以补偿或者赔偿，补偿或者赔偿可以适用国家赔偿法的一般规定和原则。

《城乡规划法》第57条规定：“因撤销行政许可给当事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给予赔偿。”

此外，我国《城乡规划法》规定在选址意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发放后，因依法修改城乡规划给被许可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给予补偿。

（三）增加对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管

《城乡规划法》35条新增条款中，20条是与监督检查有关的。新增的两个独立章节，其中之一就是监督检查，其中包括了上级行政部门对下级的监督、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以及全社会的公众监督。上级对下级的监督是全面的监督；人大监督的重点是规划的实施与修改；社会监督的重点是违反规划的行为。这些监督制约机制将对行政权力起到有效地制约作用。

（四）建立完善的救济途径

我国《城乡规划法》完善了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加大了处罚力度。由对实施违法建设行为人的责任追究，到对违法行为批准实施的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主管部门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行政责任追究，特别是对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构成犯罪的，还要追究刑事责任。对城乡规划编制单位未取得资质证书、以欺骗方式取得资质证书、超越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承揽城乡规划编制工作以及违反国家标准和规范编制城乡规划的违法行为，设立了罚款、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吊销资质证书等行政处罚，并确立了损失赔偿责任。同时，对违章建筑，新法规定要限期拆除，逾期不拆除的要予以没收，并实施强制执行权。对单位或者个人的其他违法行为，也规定了严格的法律责任。

（五）知情权

《城市规划法》虽然规定了“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遵守城市规划的义务，并有权对违反城市规划的行为进行检举和控告”，以及“城市规划经批准后，城市人民政府应当公布。”但给予了单位与个人的知情权与义务。我国《城乡规划法》第9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遵守经依法批准并公布的城乡规划，服从规划管理，并有权就涉及其利害关系的建设活动是否符合规划的要求向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查询。”第54条规定“监督检查情况和处理结果应当依法公开，供公众查阅和监督。”这些相关规定，赋予并保证了普通公众的知情权。

参考文献：

1、陈国刚.论城市规划与私有财产权保障[M].法律出版社,2006.

2、姜明安.行政法程序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3、黄德林,夏云娇.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

篇5：利害关系人证明

利害关系人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死亡的条件

（一）下落不明满四年的；

（二）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从事故发生之日起满二年的。战争期间下落不明的，下落不明的时间从战争结束之日起计算。

篇6：利害关系人证明

王欣新

根据破产法第二十四条第三款的规定，与本案有利害关系者，不得担任管理人。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对何为利害关系作有具体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如何正确理解法律与司法解释规定的本意，如何合理地认定利害关系，仍存在一些需要澄清的问题。

与本案有利害关系者，不得担任管理人，以免影响公正履行管理人职责，这是各国破产立法的通例。从各国立法的具体规定看，对是否存在利害关系的认定主要是从身份关系、业务关系、利益关系等方面考虑。因各国国情不同，对利害关系限定范围的规定，宽窄也有所不同。主要包括以下几类情况：第一，正在或此前一定期限内（具体期限规定有所不同）在债务人企业中任职者，包括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雇员等；第二，债务人企业的股东（包括实际控制人）、关联企业、债权人、债务人、其他权益持有人或义务人（如保证人）等；第三，正在为债务人或者其债权人等利害关系人提供诉讼代理等中介服务，正在或在此前一定期限内为债务人或者其债权人等利害关系人提供过相对固定的中介服务，如律师的法律顾问服务、会计师的审计与评估服务、投资银行的融资服务等；第四，与债务人或债权人等利害关系人有较为重要的经济往来；第五，前述各类人中的自然人的一定范围内的近亲属，如数代内的血亲或姻亲关系，墨西哥将具有同居关系、存在密友或公开的敌人关系也纳入此项之中，还有的国家将本案审理法官的近亲属包括在内。在具体立法规定方式上，有的国家以列举方式规定，也有的国家如美国，在列举规定的同时还通过概括规定的方式将与上述人等有任何直接或间接利益关系者均纳入利害关系范围。

我国在《规定》中对管理人的利害关系问题作有详细规定。其第二十三条规定：“社会中介机构、清算组成员有下列情形之一，可能影响其忠实履行管理人职责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企业破产法第二十四条第三款第三项规定的利害关系：（一）与债务人、债权人有未了结的债权债务关系；（二）在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三年内，曾为债务人提供相对固定的中介服务；（三）现在是或者在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三年内曾经是债务人、债权人的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四）现在担任或者在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三年内曾经担任债务人、债权人的财务顾问、法律顾问；（五）人民法院认为可能影响其忠实履行管理人职责的其他情形。”第二十四条规定：“清算组成员的派出人员、社会中介机构的派出人员、个人管理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可能影响其忠实履行管理人职责的，可以认定为企业破产法第二十四条第三款第三项规定的利害关系；（一）具有本规定第二十三条规定情形；（二）现在担任或者在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三年内曾经担任债务人、债权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三）与债权人或者债务人的控股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夫妻、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或者近姻亲关系；（四）人民法院认为可能影响其公正履行管理人职责的其他情形。”

据此，我国对“利害关系”主要是从经济关系、业务关系、身份关系方面界定的，实质性的判断标准是是否存在可能影响公正、忠实履行管理人职责的情形。在此需注意的是，对“有下列情形之一，可能影响其忠实履行管理人职责”这一规定的理解。有的人认为，只要存在法律规定的.情形，就属于影响忠实履行管理人职责，无需考虑情节问题；有的人认为，仅仅存在法律规定的情形，还不足以认定构成管理人禁止任职的情况，还要看其是否达到影响忠实履行管理人职责的程度。笔者认为，两种说法都不是十分全面。司法解释列举规定的各种情况只是存在利害关系的一般外观表现，在一定情况下（非全部情况）仍需要法院依据实质原则进行必要的裁量判断。所以在司法解释中，对“利害关系”既作有概括性的原则规定，也作有列举性的具体规定；既有强制性禁止规定，也有授权性裁量规定。

人民法院对利害关系可以进行裁量认定的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在立法列举的范围之外进行裁量认定，即司法解释中关于“人民法院认为可能影响其公正履行管理人职责的其他情形”的规定，对于存在同学关系、同居关系、密友关系等可能影响公正履行管理人职责的其他情形，就可以通过这项规定对担任管理人的资格予以排除；第二种是在立法列举规定的范围之内对某些情况进行裁量认定，即对是否属于立法规定的情形，该情形是否达到足以影响公正履行管理人职责的程度进行必要的裁量认定。但需明确的是：第一，仅有部分立法列举的情形存在可裁量的问题；第二，裁量权的行使范围通常仅限于关系影响的程度，而非关系本身的性质。

通常认为，存在利益冲突的身份关系属于管理人任职的禁止性情形。如果中介机构、清算组的人员与当事人存在立法规定不得担任管理人的身份关系时，如任职关系、亲属关系，对于此种情况人民法院是无裁量权的，因为这种身份关系的性质是没有裁量余地的。但对于某些业务关系、经济关系是否属于法律规定的情况，是否达到可能影响到公正履行管理人职责的程度，有时则存在可以裁量性考虑的情节。例如，如何认定“相对固定的中介服务”，律师在一定期间内为当事人连续代理多个独立诉讼能否认为是相对固定；再如，“与债务人、债权人有未了结的债权债务关系”包括哪些情况，正在为债权人提供有偿的非固定的中介服务如诉讼代理，尚未支付的代理费用，是否属于未了结的债权债务关系，如果数额很小，因为与担任管理人的利益相差悬殊，是否可以认为不足以构成实质利益冲突，这些情况有时可能需要人民法院进行适当的裁量。不过如果现存情况会构成身份冲突，则不能担任管理人，如律师在一个与债务人之间的小案件中担任债权人的诉讼代理人，仅从案件代理利益的角度看可能不足以构成实质利益冲突的，但是在担任管理人以后，将代表债务人应对诉讼，就会变成对双方的代理，这一利益冲突不解决，就不应被指定为管理人。法院行使裁量权时应当作出必要的说明，讲明理由与依据，不能滥用裁量权。

有一个实践中的问题需要特别指出，在破产特别是重整程序开始前，债务人、债权人或新的战略投资者可能会聘请律师等中介机构为顺利启动程序而事先提供法律、财务等服务。有的观点认为，在破产程序启动前存在这种中介服务就属于存在利害关系，该中介机构不得在此后启动的破产或重整程序中再担任管理人，或成为清算组管理人的成员。

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是不妥的。首先，从一般原则而言，曾为破产或重整提供预先服务，不应视为存在可能影响忠实履行管理人职责的利害关系。第一，违背市场客观需要。中介机构为企业破产或重整程序提供预先服务，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有助于破产法的顺利实施和案件正确审理，是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机制的表现，本应加以鼓励。如果由于中介机构进行了预先服务就禁止其在随后启动的破产程序中担任管理人，就会导致无人愿为当事人提供预先服务，这是不利于破产与重整进行的。第二，不符合破产法的发展趋势和运作规律。为了通过重整程序更好地挽救企业，现在各国在不断完善重整制度，提倡实行债务人自行管理程序、预重整程序，而债务人自行管理和预重整程序的进行是肯定需要中介机构的事先服务的。将提供预先服务视为中介机构存在利害关系，禁止其在破产程序中担任管理人，将严重影响债务人自行管理和预重整程序的适用，给我国破产立法的完善造成实际障碍。第三，违背立法规定本意。为当事人提供破产预先服务，性质不同于司法解释中规定的禁止任职的“提供相对固定的中介服务”或“担任债务人、债权人的财务顾问、法律顾问”的服务。禁止任职类的服务，通常是在冲突的利益博弈中去维护委托人一方的利益，由于事先某一独立利益关系的存在而可能影响后续管理人职责的公正履行。而破产预先服务与管理人工作职责并不存在利益冲突，两者在事务性质上具有同一性和延续性，在利益方面具有一致性和相容性。破产预先服务的立足点，是依据公平维护多方当事人权益的破产法解决企业的挽救或清算问题。预先服务本身并不会形成与破产程序利益以及管理人职责相对立的独立利益，不存在影响忠实履行管理人职责的利害关系矛盾，与破产程序启动后提供的管理人服务也没有本质区别。()更何况企业的破产特别是挽救，还必须在破产程序内进行协商和博弈，期间还有法院与债权人会议的监督，包括对重整计划草案的表决，乃至对管理人的更换，有足够的制约机制。所以，破产预先服务本身是不具有影响公正、忠实履行管理人职责情形的，反而是有助于管理人职责的顺利实现。但是，在一般原则之下也会存在例外，如果在前期的破产预先服务中，由于中介机构的原因，不能依法公正、忠实地履行服务职责，甚至引发利害关系人之间的矛盾，可能导致其在后续的管理人工作中也难以公正履行职责，人民法院则可以认定其属于破产法规定的“人民法院认为不宜担任管理人的其他情形”，不予指定，即便指定了，法院也可以依据债权人会议申请或者法定职权予以更换（没有预先服务关系的管理人不能公正履行职责也应当更换）。

篇7：包含利害的成语

关于包含利害的成语

[利害攸关] lì hài yōu guān

利害所关。指有密切的`利害关系。

[利害相关] lì hài xiāng guān

指有密切的利害关系。

[利害得失] lì hài dé shī

好处和坏处，得益和损失。

[晓以利害] xiǎo yǐ lì hài

晓：使人知道。把事情的利害关系给人讲清楚。

[不知利害] bù zhī lì hài

不知什么为利，什么为害。

[兴利除害] xīng lì chú hài

兴办对国家人民有益利的事业，除去各种弊端。

[趋利避害] qū lì bì hài

趋：奔向。奔向有利的一面，而避开有害的一面。

[开利除害] kāi lì chú hài

犹言兴利除弊。兴办对国家人民有益利的事业，除去各种弊端。

[进利除害] jìn lì chú hài

犹言兴利除害。兴办对国家人民有益利的事业，除去各种弊端。

[违害就利] wéi hài jiù lì

避开祸害，追求利益。

[除害兴利] chú hài xīng lì

根除对人民有害的事，兴办对人民有利的事业。

[避害就利] bì hài jiù lì

篇8：多维人性及其利害分析与调控

一、多维人性的认识与划分

有史以来, 人类在自然界里生息、繁衍与发展, 进行各种活动, 表现出多面人生, 显示多维人性, 这是人生的实况, 对人的认识需要多方面的考察研究。人性是人的特质赋予的本性, 存在相联互补的多个方面, 共同反映人的特性, 概括起来可分为基本人性、高级人性、低级人性与潜在人性的多维人性, 见图1的多维人性模型。

(一) 基本人性

基本人性是人作为高级动物的特质所反映的人生存的本性, 是对人的形态与活动的认识概括, 主要包括高智性、自然性、自我性、依赖性、情感性、享乐性、自管性, 是人都具有的基本特性。

1. 高智性是人的高级智慧的本性。

人是高智能的动物, 能够认识事物, 探索发现发明, 不断获得新知, 掌握新技术, 增加新能力。

2. 自然性是人所属于大自然的本性。

人来源于自然界, 作为自然界的产儿, 以其特有的自然形式和规律在自然界中生活, 构成大自然的重要组成部分。

3. 自我性是人个体生存的本性。

人由骨架及其头、身、肢体构架, 由心、肺、肝、脾等器官组织组成, 有吃、穿、住、行等多方面的需求, 以自我的个体为基本单位生活。

4. 依赖性是人依赖别人生存的本性。

人在关联依赖中生存, 孕育和年幼及其成长依赖父母, 年老依赖子女, 生活用品依赖他人提供等。

5. 情感性是人的喜怒哀乐等心理本性。

有对父母的感恩, 对亲朋好友帮助的感谢, 以及对奸诈虚伪的反感, 对损人利己的憎恨, 对抢劫暴力的惊恐等。

6. 享乐性就是人享受乐趣的本性。

有追求喜好之乐、童年之乐和天伦之乐等。

7. 自管性是人的自我管理的本性。

人的活动是以思想意识为先导的, 用认知的科学与经验进行控制和调整, 达到预期的目标, 进行自我管理。

(二) 高级人性

高级人性是人的高贵品性, 主要包括真诚性、公正性、宽厚性与仁善性, 属于符合人类共同生存的理性要求而有益于人们生活的人性。

1.真诚性是做人的品性, 是人的真正诚实的反映, 是人健康生活的根基, 能端正家庭、企事业与政府等人的行为。

2.公正性是断事的品性。是人的公平正义的反映, 如在是非面前敢于主持公道、坚持正义。

3.宽厚性是待人的品性。是人的宽容厚道的反映, 能促进家庭、企事业等社会和谐发展。

4.仁善性是为人的品性。是人的心性善良、同情、爱护和帮助他人的反映, 能够营造人们之间关爱互助的良好和谐的社会氛围。

(三) 低级人性

低级人性是人的低等品性, 主要包括自私性、虚伪性、贪婪性与忌妒性, 这种过于自我或极端性的品性不利于和谐生活。

1.自私性是人的过于为己的品性。表现为处处为自己考虑, 谋取属于自己之外的利益的现象。

2.虚伪性是人的不实在的品性。表现为掩盖真实的虚假现象。

3.贪婪性是人的贪得无厌的品性。表现对金钱、财物、权力等的渴求而不知满足的现象。

4.忌妒性是忌贤妒能的品性。表现在对才能、名誉、地位或境遇等比自己好的心怀怨恨的现象。

(四) 潜在人性

潜在人性是人具有的在一定条件下表现出来的一种本性, 主要包括攻击性、残暴性与自弃性, 是人内涵的隐存的通过外在因素引发的人性。

1.攻击性是进攻打压对方的品性。表现在对他人的不满采取危害其人身及其利益的打压现象。

2.残暴性是残忍凶恶的品性。表现在对他人的人身残害的现象。

3.自弃性是对任何事物都无所谓而不在乎的品性。表现在受到严重的伤害、迫害、委屈等, 达到连个人生命都不在乎的极端境地。

以上的基本人性、高级人性、低级人性与潜在人性从不同方面反映人的本质, 基本人性具有基础性, 正常情况下是不变的, 叫做不变人性;潜在人性一般情况下无表现, 在一定的外在因素刺激下显现出来, 叫做内涵人性;高级人性与低级人性是对应的两级人性, 在一定的条件下会发生变化, 低级人性会转变为高级人性或高级人性转变为低级人性, 高级人性与低级人性叫做可变人性。其中, 低级人性与潜在人性存在危害, 可叫低劣人性。

二、多维人性利害分析

多维人性存在多维作用, 基本人性为人之本, 高级人性有益于人, 低劣人性有害于人, 分析其利与害, 趋利避害, 势在必行。

(一) 高级人性的利

高级人性的利即是高级人性的作用益处, 具体就是真诚性、公正性、宽容性、仁善性的作用益处, 体现在利人、利事业、利国家与利人类几方面。

1. 利人。

一如雷锋传人郭明义, 真诚待人, 心怀仁善, 帮助有困难的人, 资助贫困儿童, 无私奉献, 并且号召大家参加公益事业, 并成立了7个郭明义爱心大队, 郭明义个人已累计捐款20多万, 资助贫困学生300多名, 义务献血6万多毫升等;郭明义爱心团队已累计捐款200多万, 资助贫困学生2900多名, 义务献血130多万毫升等。

二如模范检察官张飚, 忠于职守, 公平正义, 坚守法度, 认真核实每一个案件, 曾耗时5年时间平反张高平冤假错案;回归脱管失控近10年的罪犯;纠正服刑人员刑期计算错误9件;办理在押人员申诉、举报案件21件, 其中发现问题依法复查7件;参与审查服刑人员减刑、假释材料7600多份, 其中发现和纠正违法减刑、假释74人等, 不冤枉好人, 不放过对罪人的法治与改造。

2.利事业。

对于一个组织来说, 尤其作为组织的管理者, 高级人性促使人们时刻为组织发展尽心尽力、尽职尽责, 如海尔集团管理掌门人张瑞敏千方百计为员工与用户服务, 使海尔得到快速发展, 取得骄人的业绩, 见表1所示。

3. 利国家。

一如曾获“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获得者的著名爱国科学家钱学森, 赴美留学, 一心报效国家, 冲破拘留和重重阻挠最终艰难回国, 为中国物理力学、航天技术、工程、系统科学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 是中国载人航天奠基人, 为国家的科学发展与强大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资料来源:海尔集团网站。

二如被誉为“当代毕升”的著名科学家王选, 他是创始人和技术负责人, 他献身国家的科学技术事业, 领导研制出汉字激光照排系统, 为新闻、出版全过程的计算机化奠定了基础, 被誉为“汉字印刷术的第二次发明”, 为中国的印刷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

4. 利人类。

资料来源:春秋战国军事网, 2005/3/15, http://www.cqzg.cn。

资料来源:新闻晨报, 2004/03/16;人民网, 2011/06/22;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2014/05/22。

资料来源:World Investment Report/UN, UNCTAD.2006。

一如一些国家领导人在处理国际事务时, 能从全球社会人类生活的大局出发, 坚持和平, 大力发展经济, 促进合作交流, 推动世界经济发展, 见表2所示。

二如被称为“管理学之父”的彼得·德鲁克, 他心怀仁善, 以全球管理事业为己任来研究探索管理, 不仅重视发达国家社会的管理问题, 也关注和重视发展中国家社会的管理问题, 从事管理、教育、咨询等, 目的是为了使管理人员与服务对象受益, 使不同国家地区的人们生活好。

(二) 低劣人性的害

低劣人性包括低级人性与潜在人性, 低级人性有害于人, 潜在人性危害较大, 主要体现在危害人、危害事业、危害国家与危害人类几方面。

1. 危害人。

在社会生活中, 低级人性和潜在人性往往联系在一起发生危害作用, 当低级人性导致人们之间的关系紧张, 达到尖锐的对抗状态, 就会引发潜在人性的发作, 对人造成严重的伤害, 不仅钱财, 甚至害命, 见表3的危害他人的严重事件。

2. 危害事业。

有的经营管理人员自私自利, 只顾个人或小集团利益, 不顾社会消费者公众利益, 生产经营伪劣产品, 尤其是食品, 如“地沟油”、“瘦肉精”、“彩色馒头”等, 不仅直接伤害他人, 也危害事业发展。

如据过去有关典型事件的资料, 全国累计报告因食用三鹿牌奶粉和其他个别问题奶粉导致泌尿系统出现异常的患儿29.4万人, 累计住院患儿51900人, 累计收治重症患儿154例。原三鹿集团, 生产含有三聚氰胺有害物质的婴幼儿奶粉, 致婴幼儿患病, 发病地区包括甘肃、宁夏、广东、上海、北京等全国许多地区, 危害很大, 导致了企业破产, 终止了经过多年努力发展起来的事业。

3. 危害国家。

如原辽宁省锦州输油管理处党委书记付健, 被境外情报机构收买, 进行情报交易, 出卖国家利益, 于1997年8月至2002年5月, 先后20余次将国家机密情报提供给境外情报机构, 总计获得6.09万美元及大量贵重物品, 危害了国家安全。

从国际上考察可以了解到, 过去发生的国家之间的战争, 危害甚大, 甚至灭绝人性, 发动战争者的低劣人性危害充分显现, 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给诸多国家和人民带来惨重的伤害与巨大损失, 据初步统计的二战对主要国家的危害恶果, 见表4所示。

4. 危害人类。

如2014年的昆明恐怖事件, 8名暴力恐怖分子在昆明火车站残杀无辜的旅客, 致使29名群众遇难, 重伤73人, 轻伤70人, 造成社会恐慌, 危害社会和谐。

从全球社会来看, 20世纪以来, 人类的战争一直不断, 发动战争者的低劣人性主导了人类的对抗、残杀, 对当事国及其地区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无辜人民遭受了人为的惨无人道的浩劫, 据初步统计的20世纪以来主要战争对人类的残害与巨大财产损失, 见表5所示。

以上分析可知, 高级人性与低劣人性的作用截然相反, 高级人性施惠于人、造福于人, 低劣人性施恶于人、造祸于人, 无疑人类的选择必须是抑恶扬善, 趋利避害, 重视调控, 追求和谐美好的幸福生活。

资料来源:新华网, 2003/3/22。

三、多维人性调控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 多维人性对人生影响很大, 基本人性使人自立, 高级人性使人类生活受益, 低劣人性使人受害, 甚至浩劫灾难。应高度重视人性及其利弊, 尊重基本人性, 抑制潜在人性, 转化提升低级人性, 弘扬高级人性, 探索相关者积极参入作为的多维调控模式, 有关方面应各尽所能。

(一) 公民个人作为

作为社会主体的个人, 都是多维人性的当事人, 并都受到多维人性的作用, 既是高级人性作用的受益者, 又是低劣人性的危害对象。所以需要人人都不做危害的施予者, 而作高级人性的作为者。首先, 在思想上要有自我意识, 了解、解析并认识自己, 明辨是非, 自知长短, 规正自己, 尊重基本人性, 自觉培养高级人性, 反对和消除低级人性, 积极预防潜在人性;其次, 在行为上抑恶扬善, 施惠于人, 做一个有益于人的人。

(二) 家庭作为

家庭是人生活的最基本的社会组织, 也是最早接受教育的场所, 家庭教育直接关系做人与成长进步, 作为家长或家庭主要成员要首先做好自己, 做好榜样, 言传身教, 在认识事物、为人处事、相互交往等生活实践中, 教育子女明辨是非利害, 确立做人的良好的标准, 努力培养塑造高级人品。

(三) 学校作为

学校是专门培养人的社会组织机构, 承载育人立人的重任, 担负人才培养的神圣职责。学校要把培养高级人品作为人才培养的首要内容, 贯彻于教育的始终。教师是教育的施予者, 应符合高级人才培养的高标准要求, 应具有高尚人品的优秀教育资质, 在教育态度上, 应有很强的事业心与责任感, 能以高品质人才培养为己任与立业追求;在教育能力上, 应有一定的相关知识、能力与素养, 能够实施探究与操作的实践性教学;在教育效果上, 应为学生做出学习的榜样, 培养学生成为高品质人才。

(四) 从业单位作为

从人成长参加社会生活的秩序来说, 一般经过家庭与学校的教育走向社会, 在一定的职业组织单位从业, 从事人们社会生活所需要的各种事业, 担当保障社会发展进步与人们生活改善之责任。特别是生产企业, 要在生产经营的实践中教育培养职工, 如坚持通过为用户生产经营货真价实用户满意的产品, 全心全意为用户服务, 培养从业人员的高贵品质。

(五) 民间组织作为

民间组织即是由有共同意愿与活动目标的居民自愿组成与自我管理的组织, 包括文化体育、慈善救助、公益服务等, 他们一般都关注社会, 有正义感, 积极参入社会公益事业, 如救灾、助贫、维护公共秩序、保护环境等, 可以通过他们的有关活动, 弘扬正气, 助人为乐, 反对歪门邪道, 促进抑恶扬善, 促进培养高尚品质的居民。

(六) 国家作为

国家即是一定范围内的有共同的语言、文化、领土等人群所形成的共同体, 国家作为在于国家的管理, 通过国家各种职能机构对所属区域的社会进行管理。国家管理具有强大作用, 至关重要, 首先国家管理人员要起模范带头作用, 做抑恶扬善的表率;其次要严惩作恶行径, 竖起国家威严;三是要大力褒奖正义善举, 营造风清气正的文明国度, 造就品行端正文明的高品质国民。

(七) 全球作为

全球即是指地球的人类社会, 是人类生活的大家庭, 为了这个大家庭和谐幸福生活, 必须要进行全球管理, 有所作为。全球作为的方式是全球管理, 就是作为人类社会管理者, 为了维护人类的共同利益, 对全球的国家、社会、地区人们的活动进行的管理。

英国著名哲学家大卫·休漠有句名言, “一切人类努力的伟大目标在于获得幸福”。联合国是全球代表性的国际组织, 要把维护国际和平、防止世界战争作为联合国的首要任务, 应把育人、改造人做为一个重点, 考虑多维人性及其利害, 抑恶扬善, 采取积极有效措施, 尊重基本人性, 弱化消除低级人性, 预防控制潜在人性, 培育发扬高级人性, 造福人类。

参考文献

[1]齐经民.人力资源管理[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7.

[2]齐经民, 景楠.多维人性论[J].延边党校学报, 2011 (04) .

[3]黎伟华.三鹿奶粉受害者的赔偿之路[J].民主与法治, 2009 (01) .

[4]程实.财富与幸福的悖论[J].中国经济周刊, 2005 (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