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现在找到的是老公还是男朋友

你现在找到的是老公还是男朋友（通用2篇）

篇1：你现在找到的是老公还是男朋友

你身边的那个男人, 只是你的男朋友, 还是可能成为你的老公?

男朋友在乎你的体重有没有升；老公在乎你今晚有没有吃饱

男朋友在乎你今天打扮的够不够漂亮；老公在乎你今天穿的那么少会不会冻着当你遇到困难的事情时候，男朋友会安慰你；老公会在第一时间赶来帮你解决男朋友在乎你今天开心过没有；老公会在乎你今天遇到不开心的事没有

男朋友只给你买漂亮的时装；老公给你买温暖的羽绒服

男朋友和哥们吃饭不会想你在干什么，吃饭怎么办；老公和哥们吃饭会不踏实时不时给你发信息，一遍遍告诉你他很快就会回来

如果你够漂亮，男朋友会考虑要不要把你带给他的朋友看，长长面子：如果你不够漂亮，你的老公走到哪都会带着你，也许你没有勇气，但是他会给你鼓励。

男朋友的家人如果不喜欢你，他会放弃你：老公的家人如果不喜欢你，他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保护你。

男朋友觉的你们不合适他会走开，即使他还喜欢你；如果全世界都觉得你们不合适，可是你的老公还是会守候你。

男朋友只会限于他所认识的人知道你的存在；老公会告诉整个世界：你是他的宝贝。男朋友打完电话会急急挂掉；老公会等你挂断，他才会挂断。

男朋友会在你烦闷的时候让你自己静静；老公会留下来跟你吵架，帮你发泄。男朋友在你特殊的几天里会躲着你；老公会在那几天给你冲热水，给你讲笑话。男朋友会把你说分手当真；老公会在你说分手之后挽留你，因为他知道你希望被挽留，并不想走。

男朋友会在自己有能力的范围内满足你；老公会付出一切都要满足你，即使满足不了，他还是会尽最大努力。

男朋友想的明天和未来很少；老公会把你们以后的宝宝名字都取好。

男朋友不敢给承诺，给了也未必做到。老公敢于做出了承诺，而且一定会做到。

男朋友不敢相信你们的爱情；老公会把娶你当做他的人生目标，并且渴望和你一起变老。和男朋友散伙叫分手;和老公散伙叫离婚；一个没证;一个有证．．．

老公细致，是电信局的仇家，为省话费，找你时都掐着秒表打你办公室的电话；男朋友粗放，是电信局的托儿，有事没事爱打你的手机，而且没完没了；

老公可靠，他是一笔不多的死期存款，用起来麻烦，却很难花得完，就算遇到大事取光用尽，至少还有十元底钱；男朋友方便，他是现金，随用随有，说丢就烟消去散，说完就一分不剩.

篇2：你现在找到的是老公还是男朋友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曾繁旭采访了许多老人，在一篇《在他们身上找到的智慧》的文章中，（南方周末2005/4/28）他提到了四个人，政治家李锐、画家丁聪、法学家江平和作家舒芜。曾繁旭说：“这些老人的人生轨迹，曾如此相近，老来又大相径庭……在厚重的历史中，他们也只是薄薄的一页，随时就被翻过去了……”记者的文章标题是《在他们身上找到的智慧》，但文章的内容结尾却说：“从他们身上，我所明白的是：旷达地生活和工作，同时学习谦卑。”这是智慧吗？

笔者读了曾繁旭的短文章后，不知为什么，也许是因为知道一些这四位老人的经历，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受过一些牵连。想起来总感觉有一些莫名的沮丧。

毛泽东前秘书李锐，自1959年庐山会议随彭德怀下台后，就消失了，文革十年，他有八年在秦城监狱。落实政策后，在党的十六大前，他给中央常委的信《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意见》，在2003年第1期《炎黄春秋》上，以《关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为题发表。至今，李锐这个名字似乎还是敏感的，仍有许多不便言说之处。

丁聪，中国著名的漫画家。曾担任《人民画报》副总编辑。1956年我40岁了，才和在外文出版社工作，学俄文的沈峻结婚，他们是1956年底结的婚，参加婚礼的来客只有冯二哥（冯亦代）一人。丁聪结婚刚半年，便被打成了“右派”。结婚一年后爱人生了孩子，丁聪没有享受初为人父的喜悦，只在医院隔着玻璃窗望了望自己的儿子，便被发配北大荒，劳动改造去了。丁聪至今仍能乐哈哈地用漫画式的幽默，冷眼旁观着人生的流逝。

江平，中国首批留苏学生，进入莫斯科大学学习法律。1957年被打为右派，婚姻离散，一条腿被火车碾碎。1978年北京政法学院复校，江平恢复教职。北京政法学院于1984年改名为中国政法大学，他升任副校长，主管教学。1988年，荣升校长。有人称江平是中国民法的“教父”。2001年底，中国政法大学特别授予江平先生终身教授荣誉，褒奖这位卓越的法学家对学校及整个中国法学事业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因为无法，江平的心几乎要死了；而因为有法，江平可以扬眉吐气地住进260平方米的房子。

舒芜先生，他写过这样一段话：“由我的《关于胡风的宗派主义》，一改再改三改而成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虽非我始料所及，但是它导致了那样一大冤狱，那么多人受到迫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乃至失智发狂，各式惨死，其中包括了我青年时期几乎全部的好友，特别是一贯挈我掖我教我望我的胡风，我对他们的苦难，有我应负的一份沉重的责任。”舒芜先生1957年被打成右派，受了很多苦，上个世纪80年代后写了不少好文章，但绝大多数胡风案的受难者似乎仍不原谅他。他已经落入了病魔缠身的孤苦境地。

现在，这些人都老了。他们曾经随着历史的风浪起伏，在起伏中让人们触及到一点不太稳定的闪烁着的智慧。如果要问，他们影响了这个时代没有，回答很难说得清楚。

写到这里，我想起另一个李锐。2003年10月10日，在山西作协主席团、党组联席会议上，作家李锐宣布，辞去山西省作协副主席职务，放弃今后山西省作协换届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并同时退出中国作协，放弃中国作协会员资格，随后在16日把中国作协会员证退寄给中国作协。他之所以这样做，是深感作协日益严重的官僚化、衙门化，日益严重的政党化，在这种官本位的等级体制下，文学日益萎缩，艺术、学术无从谈起。

是不是这样呢？一度传说李锐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被提名者，怎么会有如此大的火气呢？不是圈子里的人是很难理解的。不仅如此，按照在张炜与吴亮的“精神格斗”与“精神沙化”问题的讨论中，朱健国在网上介绍李锐的观点说：“自1949年以来以社会主义之名实行的专制政体，至今仍然是每个中国人都要面对的基本生存处境。中国知识分子，中国每一个普通国民的精神阉割，思想奴化，自我审查，自我欺骗，是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一直延续至今的。而最为惨烈的一幕，也正发生在改革开放当中……”

下面过激的话，朱健国引用了，笔者是不敢再引用下去的。因为，当世界公认中国改革开放这二十多年是辉煌发展的时候，尽管还有不如人意处，但改革总是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发展总是需要有稳定团结的环境，我们的知识精英却凭什么要予以彻底的否定呢？他们不是也享受着改革的成果吗？不懂。

我在寻求答案。正好，又是一位老人，中国一代人类学社会学的祖师爷费孝通先生逝世了。由上海大学教授朱学勤和费孝通长谈三天的《费孝通先生专访录》也发表了。费了很大的气力来读这篇不是书写语的文字，可能还是算基本上弄懂了费先生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