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长城的故事（通用9篇）
篇1：万里长城的故事
一天，爸爸妈妈带我来到北京看万里长城。
我刚到飞机场，就乘车去八达岭长城。我们到了那里，就乘缆车到长城的山顶。下了览车，我觉得这里的缆车和别的地方的览车不一样，别的地方的缆车没像这里的览车，一上一下的，很吓人。接着，我们沿着楼梯爬上长城的起点，我看见几个洞口，朝下一看，突然觉得自己在一百楼看下面的东西。妈妈告诉我：“这个洞口就是原来抗日打日本的时候，借助长城来打日本的。”然后，我和爸爸妈妈开始爬长城了，我刚跨上一步，就觉得自己整个人要从这上面摔下来了，只听妈妈又说：”儿子，你看长城凹曲型的，有点像古代打仗的时候守卫战在这上面一样。”最后，我和爸爸妈妈终于爬上了长城。这时，我觉得长城像巨人，像巨蛇，像巨龙，像山丘，像一座很大的飞机场，像一栋很高的大厦……
我喜欢爬万里长城!
本文作者：戴易扬(微信公众号：程老师教作文)
篇2：万里长城的故事
北京的长城位于郊外，八达岭长城是明代长城中保存最好的一段，也是最具代表性的。
初登长城，你会被它雄伟的气势所震撼，极目远望，山峦起伏，郁郁葱葱一片，望不到尽头，修筑在此山上的长城，也格外壮丽。若踮起脚看，如一条浮于空中的走廊;从空中俯视，又如一条盘旋于山顶的巨龙，银白的龙鳞在阳光下发出了耀眼的光芒，整条龙也似乎要长啸一声，直奔云霄。因此，长城因山势而雄伟，山势因长城而更加险峻。
站在山下，若望得见长城，自然就能幸运地看到世界上最美的“龙”了，它的鳞片是一颗颗明珠簇拥在一起的，令人惊叹!
抚摸着这一块块坚固结实的城砖，仿佛能看到挥汗如雨地修建长城的劳动人民，在风吹日晒的煎熬下，用汗水和血肉筑起了一条世界上伟大的.军事防御工事。
在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战场上，战士们在瞭望台上观察敌情，强弩利箭，凭借那险峻的山势，秦兵们有了易守难攻的优势。敌人冲上来了，烽火台上一名士兵点燃烽火，很快便又有了一支队伍来增援。面对爬着梯子上来的匈奴士兵，秦兵们毫不费力地从山上抛下几块大石头，又拼命放箭，满空中的箭密密麻麻，如雨点般落下，射穿了敌人的心脏，秦兵很快就取胜了，只留下了满山的敌人尸体横七竖八。受伤的匈奴人吓得丢盔弃甲，仓皇而逃。秦兵欢呼雀跃，在营帐外吃肉喝酒，捷报很快就传到了咸阳宫。秦始皇高兴极了，咸阳宫内，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人们欢天喜地，庆祝顺利。
普天同庆的日子，在一间农舍里，昏黄的油灯下，一位父亲在一丝不苟地，一遍又一遍擦拭儿子留下的一把弯刀，一脸悲戚。母亲则在一旁泪水涟涟，整理着儿子的遗物。他们的大儿子修长城累死了，就埋在长城脚下，二儿子和三儿子刚刚战死在长城上。朝廷又征兵了，可他们家已失去了三个儿子，谁又能再为国出征呢?
山村里静悄悄，这一家人屋里的灯亮了一晚上。第二天天还未亮，老两口背着包袱就出发了，他们去哪儿呢?几天后，他们来到了长城脚下，很快老父亲穿上了军服去保卫长城;而老母亲则为士兵做饭洗衣。老父亲来到了儿子曾经战斗的地方，向敌人射去一支支仇恨的箭，投下一块块复仇的石头，敌人一次又一次被打退，这位老父亲鲜血染红了脚下的长城……
此时，军营的灶房一角，那位老母亲蜷缩着，寒风撕扯着她满头的白发，她仿佛看到她的丈夫和三个儿子回来了，他们一家人快乐地回家了……
篇3：我的丈夫黄万里
丁玉隽:国民党元老丁惟汾的小女儿,黄先生的妻子,早年留学日本,后就职于清华大学。
我的丈夫黄万里1911年生于上海,他是民主人士黄炎培第三子,1932年毕业于唐山交通大学,1934年赴美,相继在康奈尔大学、爱荷华州立大学、伊利诺大学学习,1937年春学成归国。
“以后请你不要再来了”
1937年黄先生回国乘坐的轮船经过日本,此时正好是我们放春假的时候。先前我们每次回国都是坐日本船,我有一个同学是上海人,很活跃,她说我们这次回去坐坐美国船,看看美国船的服务怎么样。我们就选了从美国经过横滨的船,而这艘船上正好坐着黄先生。
我们从东京坐火车到横滨上船。我们一群女孩子,和黄先生他们一群从美国回来的男孩子就这样相遇了。
他们的年龄比我们大得多。我与黄先生之间相差6岁,我当时就觉得他是年纪很大的人,一定很有社会经验,但对他没什么好的印象。我觉得我比他小那么多,他把我当小孩子看待。他童心未泯,非常天真诚恳,感情丰富,和他在一起觉得很放心。在船上度过两天一夜,走的时候大家互相留了地址。
后来,他从南京下了火车,提着他的小箱子,拿着他的履历表,就来找我了。我都差不多忘记了,我觉得他是挺老成的一个人,但没有觉得可以和他做朋友。我还在念书,在女子学校也没有接触过男孩子,根本没想过要找一个男朋友。
第一次他来我家时父亲没看见,第二天再来时,父亲看见了就问我,怎么认识的?我说在船上认识的。父亲又问我,他是什么地方的人?我说他是上海人。父亲说,上海人是靠不住的,你怎么可以随随便便让他到家里来。我说,我又不是只给他留了地址,而是给大家都留了,以便以后互相联系。父亲亲自到客厅对黄先生说:“以后请你不要再来了。”
当时南京有一个单位接收这些从国外回来的专业技术人才,我姐夫也在这个单位,黄先生就认识了我姐夫,通过我姐夫找到我们家里来。姐夫和姐姐正筹备结婚,我们大家经常凑在一块儿玩。父亲不同意我们的婚事,黄炎培老先生知道后,找来一个朋友提亲。但那个人不敢跟我父亲说,怕被父亲回绝了,耽搁了几个月,后来黄老先生又找了我父亲的秘书陈希豪来说。陈希豪与黄老先生有交情,挺仗义,父亲非常信任他,因此就同意了。我也同意了。
后来抗战爆发,上海打仗了,南京开始撤退。我回不了日本,也没有地方可念书。中国在战乱的时候,有女儿的都要赶快出嫁,免得麻烦。我那个时候无所谓,觉得黄先生挺老实的,比较靠得住。他喜欢比较自然、比较朴实的人。如果按照他当时的情况以及他的关系,他可以找到很漂亮的女大学生,但他没有这种想法。
他开着破吉普车来结婚
后来国民政府瘫痪了,很多人都往后方撤退,我们家也退到了庐山。当时黄先生已经在四川水利局找到工作,要去四川。他开着他父亲的破吉普车来庐山与我结婚。由于是在战乱期间,婚礼很简单。当时黄老先生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已从南京迁到武汉。婚礼后,我们也要路过武汉去四川。本来那是一辆破汽车,可黄老先生舍不得,就让他把车开到武汉。然后他开着车,过了九江,但车开到长沙坏了,没法再修,就把车丢在了长沙。之后我们从长沙坐火车到武汉。
我在武汉见到了黄老先生,他非常高兴,给我们做了很多去四川的准备工作,到宜昌的船也是他帮助我们办理的。从武汉坐船到了宜昌,但民生公司没有船了,我们只好租了艘木船,逆流而上。这是很危险的,很容易翻船。幸运的是,没走多久就碰到从南京来的家属逃难大船,我们丢了小船上了大船。巧合的是,我们家人正好就在那艘大船上。
在四川的8年是我们一生中最宝贵的8年,我们的6个孩子有5个是在四川出生的。第三个孩子出生在一个工地上;黄先生在三台整治涪江航道,我们有个孩子就是在那儿生的。
我们住在江边的高坡上,茅草屋。1940年三台被轰炸过,我们住在三台县城一个银行行长的房子里,当时我和孩子们就在门旁边。房子对面的街上爆了一个小小的炸弹,幸好没有伤着人。如果炸弹再多投一个的话,我们就麻烦了。后来,他们水利局的人都去收拾炸弹留下的残渣。
在四川期间,货币贬值严重,工程人员很难靠薪水生活,因此黄先生就组建了长城公司,承包工程,包括为美军建机场、修宿舍。美国飞机从那个机场起飞去轰炸日军。但这个公司在抗战胜利后就结束了,工程人员各奔前程,黄先生回到了南京水利部门。
水利部门先派他去江西,后来又派到甘肃做水利局长。我们刚到甘肃的时候特别不喜欢那里,后来住了一段时间,发现那地方很好,夏天很凉快,没有蚊子,有各种瓜,比如哈密瓜。他在那儿大干了一场,把老部下都带过去了,做了好多工程。他二哥黄竞武在上海被害后(编辑注:黄竞武为黄炎培次子,在上海解放前夕被国民党特务逮捕杀害),省主席对他很好,说你赶快走,不走要出问题。他就把我们送到上海。当时上海已经被解放军围攻,我们半夜下了飞机出不了机场,第二天清早才出去,后来我就在上海等到解放。他从甘肃辞职,去了香港,之后从香港到了上海。
反对“三门峡”工程
1949年,上海刚解放,东北农林部就到上海来招聘建设东北人员,黄先生去应聘了。我们8月份离开上海,9月18号到达沈阳。他在东北水利局做了一个冬天,1950年去了唐山交通大学。
在唐山,黄先生开始尝到政治运动的滋味。他的同事沈智扬被扣上“贪污”的罪名,黄先生对他说,“你要是贪污了就必须承认,但你要是没贪污,也不要瞎说一气,瞎说也不好。”这话被工人听到后,黄先生遭告发,成了被怀疑与批查的对象。
1953年,全国院系调整,黄先生调到清华大学。1956年,黄先生不同意苏联专家提出的“三门峡”规划方案,坚决反对上马“三门峡”工程。他在大会上说:“你们说‘圣人出,黄河清’,我说黄河不能清,‘黄河清’,不是功,而是罪。”《中国水利》却在1957年第7期刊登他们当时开会的情况,包括他在会上的发言,第8期却是批判他的文章,第9期还是批判他的文章。人家怎么批判他,他当时在会上怎么说的,都是历史事实摆在那里。
现在,三门峡的问题是已经明摆着的了,各种杂志、网上都有很多材料,大家都看见了。在他活着的时候,没有人认为他的意见很重要。
1957年春,黄先生在清华校刊《新清华》发表短篇小说《花丛小语》,批评“三门峡”工程。清华大学多次开会批判他。校党委向他宣布划为右派分子的处分决定时,他说:“伽利略被投进监狱,地球还是绕着太阳转!”虽然我没有直接听到他说这样的话,但这样的意思肯定是有的。
清华大学水利系教师胡家博、李亚莉和当时的学生党治国、李晓凤、张锡彩等人,也因为黄先生辩护而被打为“右派”,特别是党治国,受了很多苦,还差点被枪毙。黄先生虽然在单位遭到批判,但他回家后照样干他的,看书、洗澡、出去遛达,这些遭遇不妨碍他,不影响他。
他被打为右派之后,先是在密云水库工地劳动。我去工地看他,住在半地窖里,又冷又饿。直到1960年才从工地撤回来。那时正是生活紧张的时候,我们住在清华解放前盖的新林园平房里,院子很大。他就在院子里种玉米、南瓜、各式各样的豆子,虽然以前没种过,但种得好极了。甚至到1964年的时候,还剩下几百斤老玉米,后来都喂鸡了。北大有几个男同学,每个礼拜都来吃一次。文化大革命闹得最厉害的时候,我们被赶出来,职工抢进去住了,一所房子住两家人,院子里盖了很多小房子。
1966年“文革”爆发后,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来抄了我们家,没有抄到什么。8月24日,我被校医院叫去开会,开完却不让我回家,让我在办公室坐着。等我回家一看,黄先生已被红卫兵打得浑身是血。后来黄先生自己给周总理写了一个条子,具体写的什么,我记不清了,但肯定是反映清华打人的事。我把这条子送到国务院接待室去。几天后,上面派人来清华宣布,不准打人。
1969年,我们被下放到江西鲤鱼洲血吸虫疫区,后来有些人得了血吸虫病。我们住在像兵营一样的大仓库里。黄先生被斗得精神恍惚,连自己都搞不清是不是特务了,还给大女儿写信,让大女儿帮助回忆一下,自己是不是特务。1970年6月的一天,黄先生中暑了,发高烧,但两个头头折磨他,说,要到39度才可以不干活。1971年,我们才从江西回到北京。但黄先生仅仅在北京呆了半个月,就又被下放到三门峡水库打扫厕所。他身体不好,前列腺出了毛病,甚至出现了血尿。“四人帮”垮台后,他才回到北京治病。
“一直到写不动还在写”
1978年,清华大学三大右派之一的黄万里在全校最后一个摘掉了右派帽子。那时他已经退休,实际上应该是离休的。
1949年10月以前参加革命工作的算离休,而他1949年8月在上海参加过招聘团,担任东北水利局顾问,那时起就享有供给制,没有工资。但清华没有管他这一段历史,改为退休了。当时小女儿生小孩,我正好去美国。走的时候,我说你一定要知道你应该是离休而不是退休,可是清华还是给他办了退休手续。我回来说不对,让他们去调查,他们调查了一年多,没有结果。
后来当过清华校长、以前在东北农林局管水利的刘达说,你们不要调查了,我知道黄万里什么时候到的东北,他是1949年9月到的,应该算离休。清华才停止调查,给他改为离休。离休是一种政治待遇,还有工资差别,离休是100%,退休是80%多。而公费医疗,离休是可以全部报销的,这一点很重要,要不是离休待遇,后来他5次手术,工资的钱都不够。
虽然离休了,但黄先生仍然要上课,要发表他的意见,发表他的论文。没有别的意图,不是说他上课,要给他加工资。解放前他就是二级工程师(教授),而他去世的时候还是二级工程师,这些他不计较。但这是资历的问题,一直是二级工程师,那你这个人几十年干了什么?
当时,学校让他申请带博士。他说我有资格带博士,我不用申请,要考虑我的资历,考虑我的学识,你们认为我能带博士,那就应该聘请我,而不是我来申请。他不申请,但学校有关方面说,假如你不申请的话,就不能带博士,所以他就一直没有带博士。
上世纪80年代上马三峡工程,他一开始就反对,写过好多文章,给每一个总理上书,写他的意见,一直到他写不动还在写,也不管他的右派身份。他说,我只管写,听不听、采纳不采纳是领导人的事。
他这种坚持真理的精神是一贯的。
1998年长江洪水后,黄先生感到以前在水利授课上有不足,于是向系里呈上书面申请,列出讲义,要求上课。系领导同意了他的请求,为他安排了一堂给研究生班和教师的课。黄先生很高兴。那一年他88岁,身患癌症。他指定要穿白色西服,打上红色领带、戴着黑色领巾。他觉得讲课不容易,要穿得整齐,才能提高学生注意力。他坚持站着讲课,自己写板书。
2001年8月20日,清华大学水利系为黄先生举行90周岁生日祝贺会。之前,他表示希望能坐轮椅到会上去,但19日开始发高烧,没能去成。27日,就去世了。
篇4：讲他人的故事，望我们的长城
李成才格外钟爱《货币》片头的解说词，为这217个字，他足足推敲了三四个月。
至今，他可以，更愿意，平缓地、一字不落地诵读它——她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仿佛是空气，是水，是阳光……地球的生命是45.6亿年，人类的生命是250多万年，她的生命是5000多年。她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泥板上，她在亚细亚海边的贝壳里……如果把人类的250万年压缩成24小时，那么她伴随人类不足3分钟。人们知道她从哪里来，但不知道她会到哪里去，她就是熟悉而又陌生的货币。
这是迄今为止中国纪录片最长的片头，2分23秒，它来自李成才的心底。“每一个数据都是一点儿一点儿算出来的，在人类的长河里，在无垠的星空下，去算我们和货币的关系”，这么小心翼翼，“只是为了让大家看一眼这个和人类朝夕相处的文明物证”。
字幕上，用以代表“货币”的字是“她”，因为李成才将货币视为一个生命体进行表达，“我特别希望将《货币》定位为一部人类学的影片”。用“她”代表货币并不符合汉字使用规范，摄制组提早逐级申报，最终在中央电视台总编室备案后，“她”如约而来。
当思想御风而行，它轻若鸿毛；当思想落地生根，它重如泰山。
《货币》搭载了什么？
在《货币》之前，李成才已经完成了《大国崛起》和《华尔街》，同样是两三年的拍摄周期，同样是相对年轻且称不上“专业”的团队，在这部片子首播之际，李成才却感受着从未有过的懊恼与忐忑。
压在李成才心头的是三个“是否对得住”：第一，货币这个重要的人类文明的物证，你是否对得住它？第二，货币抽象又具体，和每个人都有关系，你是否对得住它？第三，在电视界内，大多数人知道这个团队正在制作《货币》，你是否对得住它？
“越到交作业的时候越诚惶诚恐，甚至怀疑里面错的东西很多，就像一个不自信的高考学生快交卷子前的感觉，慌张得一塌糊涂”，李成才想起的了威尔第。歌剧《茶花女》首演时，全场嘘声一片，威尔第嚎啕大哭，因为他觉得对不住观众。
播到第三集时，开始有人说，这部片子是在探讨人类文明。李成才的心落地了。随着片子一集一集播出，包袱一点儿一点儿卸下来，“播出前，很多人以为做的是关于货币应用层面的内容，没想到我们在挖掘世界格局背后的货币线索”。
为了梳理这条线索，李成才和他的团队阅读了大量典籍，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西美尔的《货币哲学》、弗里德曼的《货币之祸》、尼尔·弗格森《货币的崛起》和周其仁《货币的教训》。除了《货币的教训》是从货币政策、央行及货币与人的关系来谈论货币，剩下的都是从货币与人类文明的角度来谈论货币。他发现，历史上研究货币的学者特别多，唯独没有中国人，“即使有，也仅仅停留在应用层面和鉴定层面，无法上升到哲学的高度”。中国人为什么写不出《货币之祸》这样的书？这是李成才无解的疑问。
这条线索里，自然会有波澜，会触及敏感话题。比如，《货币》第七集《三条红线》里，讲述了国家的起源，国家的钱从哪里来，无非是三种方式：收税、发行货币和借债，“我们必须对这三种方式有各自严格的限制，否则就不是现代国家”。当时很多人为这一集“捏了一把汗”。看到这个时候会清晰地发现，李成才在《大国崛起》里未充分表达的一个话题依然绵延在《货币》里——政府的权力如何产生？政府的权力如何约束？政府的权力边界在哪里？事实上，在《华尔街》的《两条道路》那一集里，探讨的核心也围绕这个话题展开。“这个话题一直要讲，一直讲到我们认为中国完成了向现代政府的转型。不管这个使命有多么微弱，我依然要坚定地把它散发出来，因为我执拗地认为，这对中国特别有意义！”
李成才说：“我们要不断地让大众了解什么是国家契约，人和政府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现代国家的诞生过程是什么；要让他们理解，几百年来，人类对社会科学进行了多么艰苦的探索。我们要以更有品质的方式关心政治，太粗糙的关注没有任何价值。人之善与人之恶可能都没有边缘，我们必须探讨共同的规则和规范，否则就会出底线，比如重庆模式。”
从《大国崛起》开始，在摄制组的顾问团队里，始终可以看到吴敬琏的身影，作为推动中国市场经济进程的一面旗帜，老先生甚至亲自出镜阐述清楚哪怕是一个最基础的概念。李成才说：“近一两百年来，我们一直在赤裸裸地批判金钱关系，一直没有给货币一个名正言顺的解释，不管是存天理灭人欲，还是大公无私，这些文化都与货币文化有着严重的冲突，货币文化要尊重每个人对欲望的认可，要在法律、规则和制度上给予相应的约束，保证人们去完成个人追求。”
在《货币》的最后一集里，讲述了欧盟的诞生和货币的多元走向，表达了对欧盟彻底打破国家归属感进行探索的尊重与认可。庆幸的是，片子播出前，欧盟获得了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听到这个消息，李成才“心里特踏实，我们的立意没有错”。
阅读美国的价值
过去10年里，《大国崛起》、《华尔街》、《货币》等重磅纪录片因时而生。机缘牵线，李成才也与美国有了过多的交集，“想躲都躲不掉”。拍《大国崛起》研究美国3年，拍《华尔街》又研究了3年，到了《货币》还在研究美国，规划中的《好莱坞》、《硅谷》、《财富方向》也要研究美国，以至于“书桌上全部是关于美国的书”。
他说：“按照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年）的理论，自然条件塑造一个国家的文明形态。美国的幅员、人口和复杂性与中国特别接近，其他国家都没有美国对中国的借鉴意义这么大，所以美国是个特别值得阅读的国家。”
在美国的博物馆里，工作人员会告诉参观者，美国的每个符号都和古希腊哲学连在一起，“一个看上去极其简单的符号，实际上能够一下子把你拉到很遥远的地方，然后他跟你谈这个符号的诞生”。每当这个时候，李成才就会反问，为什么哲学在中国这么不发达？
虽然中国有着丰富的人生哲学，但鲜见涉及人和宇宙、世界、自然之间关系的著述，“如果你解释不了这些问题，就会感觉作品总是轻飘飘的，是应景式的”。李成才的书架上有三本关于中国的书—一位美国编辑用了25年写成的《茶叶全书》，英国人撰写的《稻米全书》和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当别人研究我们的时候，我们在干什么？”
这几年游走于中西之间，李成才总是带着这样的疑问—为什么科学与民主在美国可以生长？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土壤？“我们只看到了自由，听到了‘不自由毋宁死’，但我们没有看到自由背后的残酷，无法想象欧洲的战火与悲情，体会不到权力较量的惨烈”。
所以，《大国崛起》的讲述重点放在了美国的政治制度，外拍组的主要精力放在制宪会议。摄制组在费城实地拍摄了1787年召开美国制宪会议的原址，“你可以想象那个场景，55名代表坐着马车，翻越阿巴拉契亚山脉，聚集在一起，开了116天的会议，最后剩下42名代表，有39人在《宪法》上签字”。李成才还通读了会议记录者麦迪逊留下的手稿译本《辩论》，“规则是怎么诞生的？什么人参与了规则的制定？为什么要三权分立？为什么按比例选议员？每一场辩论都可以看到为什么要把政治制度当成政治科学，每个学问的诞生一定有它合理的依据”。
2008年《华尔街》立项时，爆发了金融危机，项目因此轻松过关。但李成才提出了“四不”原则—不评价、不奚落、不凌驾、不指责。“批评和指责很容易，加入到当时的世界情绪里去就可以了，但我们要看到的是华尔街如何塑造了美国的崛起。讲问题对中国没多大帮助，尤其在开放的进程中，正在没有更好的办法完成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的时候，探讨华尔街的合理性，借鉴它的经验，吸收它的优点，对中国更有价值”。
李成才希望，在时机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去拍摄白宫、常春藤，将触角深入到美国的每个领域、每个毛孔，看看和我们近似的国家如何处理与世界的关系，如何调整自己的心态。美国梦的基础无非是以私有财产为标志的社会制度，保护人创造幸福生活的权利，追求物质追求财富的权利。那么，中国梦呢？“我希望更多地愿意促进中国改革进程的人能够看到我们的作品，我们要为中国的现代化转型提供镜鉴和思考，看看这个世界究竟是怎么回事”。
尊重语境，尊重情感
《华尔街》播出期间，适逢上海市市委领导汇报工作—我们正在建世界金融中心。某领导提到《华尔街》里的片段，“纽约就没有纽约人，纽约人就是世界人，有了这样的观念，纽约才成了世界金融中心”。得知这一细节后，李成才甚感欣慰，“我们运用摄像机镜头、解说词、音效、电视特技这些讲故事的武器，就是要为决策者提供依据，为实践者提供镜鉴，为大众提供启示”。
以前，他非常鄙视收视率，但从《华尔街》开始，他在乎收视率了。为什么？“你的表达不仅仅是在完成一次个人的释放，你的释放必须得到别人的检验，因为你的释放是给别人看的。我们从事的是表达工作，必须要看表达对象的反应，我们不是在做一件很自恋的事，我们必须在乎别人的表情”。
李成才最喜欢的一本书是《黄河边的中国》，全书以一个个生动的个案研究中国，在拍《大国崛起》时，他从研究中国的几个美国教授的书架上同时发现了这本书。后来，作者曹锦清又写了一本《如何研究中国》，在那本书里，曹先生提出“无论如何要找到中国人可以接受的情感和语言来表达我们认为正确的东西”。
李成才比较推崇《纽约时报》的表达方式，“你很难和它抬杠，因为它都会告诉你，这是‘在当下’、‘在现阶段’的调查结果”。
在李成才的纪录片里，没有斩钉截铁，没有一目了然。“是什么在支撑你如此斩钉截铁的态度？你的逻辑、你的前提、你的假定、你的推理过程，否则你不可以用这样的态度去表达东西，一定要给你的表达留有余地”。
他深刻地理解尊重当下的语境，甚至要尊重部分情感是多么重要，他眼见一些持正确意见的人因为表达的方式与时机不对而撞得头破血流，“不管我们认为多么正确的东西，一定要寻找到大多数中国人可以接受的语言，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表达方式应该是温和的、多元的，我们强调‘之一’”。
受限于制作成本的约束和国际制片的运作缺陷，中国纪录片的呈现总是那么不生动，但这不能妨碍李成才坚持他的追求——主题的故事化，故事的人物化，人物的情节化，情节的细节化。这个自称“对体制的反应特别笨拙，不能得体地、合适地与体制相处”的导演，执着地呈现自己的声音，因为他“要用纪录片这种方式参与国家的变革和社会转型”，“不管是《大国崛起》、《华尔街》、《货币》，还是未来的《好莱坞》、《硅谷》、《财富方向》，这些都是从中国出发，带着中国的疑问，到全世界寻找可供镜鉴的东西”。
篇5：长城的故事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间十多年过去了，孟、姜两家老人为现已长大成人的孟姜女选了个女婿叫范杞梁，选定良辰吉日，准备成亲。天有不测风云，成亲之日，新郎、新娘正要拜堂，突然从门外闯进几个衙役，一拥而上把新郎范杞梁当民夫抓走了。
原来，当时由于秦始皇在全国各地抽调大批民夫修筑长城，日日夜夜拚命干，民夫们被累死、饿死的不计其数，为了加快工程速度，他们又到处抓民夫补充，范杞梁也被发配去充当修长城的民夫了。
篇6：长城的故事的作文
其次，战国秦、赵、燕所筑的长城，是相当科学的，它基本上是利用山川形势险要而建，在山口与平原地区，都建筑高厚的城墙，截断匈奴、东胡骑兵进出之路。除了长城之外，内外制高点还建有烽火台，进行侦察敌情和传递消息，让长城上的驻军作好准备；在交通路口和谷口，都建筑障城，派军驻守，以加强长城的防御能力。在长城以内，每隔一段距离，都修建驻军的大城，并设有迅速传递消息的通讯网，以便统一指挥和互相支援。这条三国长城及其烽火台、障、城等配套建筑，构成了一套完整的军事防御体系。这套军事防御体系是合乎科学的，防卫是有效的。它为后来的军事防御工程提供了样板。蒙恬所筑的秦长城，虽然全系新建，但是很明显，他是在参照战国秦、赵、燕长城建筑的基础上设计的，同时进行了取长补短。例如，他利用山川地形，因其险阻建城筑障。他把长城建于高山之上，尽量利用山脊、峰峦为城，使匈奴骑兵无法越过；尽量利用河流作屏障，尽量把长城建于河流之北，使敌人得不到水源。在丘陵、平原，则筑成高大城墙，或用土石夹筑，或用土夯筑，而把各段长城联结成一条气势雄伟、隔断南北的巨龙。秦长城的烽火台，较三国长城有了改进，都建于长城外开阔的山上，而且根据地形，每隔10里、20里、30里就有一座。障城也有改进，在交通路口或谷口，都修建南北两座障城。驻大部队的城，都建在长城之南，并与长城紧紧相连。可以说，秦长城建筑体系的高度科学性，是战国秦、赵、燕长城建筑体系的继承和发展。
最后，战国秦、赵、燕长城的历史价值，不仅表现了2200多年前中华民族的伟大气魄，而且显示了当时中国人民的高度智慧、不怕苦的精神、高超的军事科学水平、高度的科学文化。
篇7：长城的故事的作文
我们沿着土路，逐渐进入深山老林，趟过若干条小河，它们中间没有桥，只有几块奇形怪状不稳当的石头作为垫脚石。作为一个对于户外活动一窍不通的人来说，真的十分艰难，果然，第一次，我便踩了一脚泥，紧接着，我便一次次的踩进水中，两只脚都湿的透透的，值得套上塑料袋，继续前行。在湿糊糊的鞋里，我们终于到达了长城，长城不像八达岭长城那样修缮的非常好，它只是一小段野长城，由于天灾人祸，它的墙面已经坍塌，有的堵塞了通道，在经过很长时间的手脚并用之后，我们终于道了烽火台，在烽火台上的小窗往外看，连绵的的长城时而坚固，时而松弛，渐渐向远方伸展，在断壁残垣中看向远方，仿佛自己的心胸宽阔了起来。
下了长城，真正的挑战终于来了。我们要走过一个土坡，现在都在下面的峡谷。这个突破有的地方极为陡峭，有的甚至接近直角。当然这对于我来说又是一个大挑战，刚走了没几步，我便摔了一个大屁墩，我只能慢慢的往下爬，细小的沙市不时从脚边滚落，终于我的末日到了，我卡在个地方下不去了，每稍稍动一下，我的落脚点就会摇摇欲坠，有一次我差点跌落山崖，吓得我赶紧叫“妈妈”。妈妈也十分害怕，她死死抓住我，生怕我掉下去，我也不行了，只能呆立在原地，死死抓着这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一个树枝，脚在慢慢往下滑，完了完了，这下子肯定下不去了，不然就此放弃，直接摔下去，也不会有太大的事，顶多把浑身摔青，我想。这时，走在前面的我们班同学小A回过身来，把手伸给我，叫我别慌，我定了定神，终于站稳了，他又告诉我如何踩在下一个落脚点上，踩在哪里，在经过了紧张的几次倒腿后，我哇哇叫着冲向地面，终于下来了，我立马在原地坐下，穿着粗气，擦着汗。
我们又继续往下走，走到有许多光滑大石头的溪流边，溪水不深，但那些光滑的石头却要人命，它们时而横躺，时而竖立，挡住了行人们的道路。此时的我更加困难了，每次过河和跨越石头时，都是同学们把我拉上来的，反正在无数次摔倒和落水中到达终点。
篇8：长城脚下的“森林小屋”
关键词：森林小屋,建筑,别墅
1 引言
在童话故事或者是在我们的梦境中,总是会出现一幢森林中的小屋,这幢小屋处在森林深处,这里没有繁华城市的喧闹,没有诸多世事的烦扰,放眼望去是满满的绿色,耳边也只有溪水的叮咚和优美的鸟语。夏天的午后,我们躺在屋外的躺椅上,阳光透过树叶洒落在身上,斑斑点点,我们呼吸着自然清新的空气,惬意的享受着暖暖的自然阳光。冬天,我们在小屋里围着温暖的火炉全然忘记了屋外冰天雪地的寒冷……
而在现代快节奏的生活中,我们生活在一幢幢高楼竖立的城市“森林”中,听不见鸟叫的优美,看不到花开的惊艳。但我们的内心却总是在渴望着一处位于森林深处的真正的森林小屋,在那样的小屋里放松我们自己去与大自然亲密接触,去重新投入到大自然的怀抱中。当我们去到八达岭“长城脚下的公社”,其中的10号别墅“森林小屋”犹如梦境一样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时候,我们惊呆了,我们看到了童话世界中的森林小屋。
2 森林小屋
“长城脚下的公社”是由SOHO中国有限公司总裁张欣和董事会主席潘石屹投资,约请12位著名建筑师设计和建造的世界前卫建筑工程项目。“长城脚下的公社”位于长城边上的一个8km2的山谷,该项目的主旨是建造一个私人住宅的当代建筑博物馆,并希望通过这个具有试验性的举动,影响中国一代建筑师、开发商和消费者。张欣还因此在意大利威尼斯双年展第八届国际建筑展上获得了“建筑艺术推动大奖”。这是中国首次应邀在威尼斯双年展国际建筑展上展示自己的建筑作品并获大奖。评审团主席赖利在颁奖仪式上说,将一个大奖项授予非建筑专业人士,这在威尼斯双年展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他说,“通过张欣富有创新精神的努力,作品凸显了亚洲12名建筑师在人类住宅设计中表现出的鲜明的当代精神。”
“森林小屋”就是这12座建筑中的一座,由日本著名建筑师古谷诚章设计。这幢别墅处于山谷中的一个斜坡上,周围有高大的树木环绕,有着独特的地理位置(见图1)。古谷诚章在设计中大量的采用了当地的木材,室内木质的地面、楼梯、裸露的木梁以及墙上的木质装饰都为人们营造了一种即使在室内也能感受到森林自然气息的良好氛围。下面就随着我的文字和我一起来漫步在童话梦境似的“森林小屋”之中吧!
3 环境
我们先从“森林小屋”周边的环境说起。“长城脚下的公社”处在八达岭长城脚下的山谷中,整个公社区域与外界的联系就是一条4m左右蜿蜒的路,堪称是世外桃源了。12座建筑并不是紧密的排列在一起,而是分处在不同的地段,各自隐在茂密的森林之中。“森林小屋”处在张永和设计的“土宅”和陈家毅设计的“双兄弟”之间,周围有高大的树木环绕,有着非常独特的地理位置。建筑与不远处的具有二千多年历史的长城遥相呼应,形成了古今的鲜明对比。可是这样的对比在这里是那么的和谐,那么的融洽,丝毫没有突兀的感觉,反而就像是与生俱来的,就像是这样的古今结合本该如此一样。古谷诚章说过:“建筑应该尽可能涵盖各时代的特征和变迁”。在这里,这句话得到了具体的体现。新建的建筑和谐的立于森林之中、处在长城脚下,似乎时光的变迁都已经离它远去。
“森林小屋”依地势而建,根据地势的高低不同,合理的安排了各种功能结构。人在小屋里,无论处在何地(就算是在卫生间也不例外)(见图2),也无论何时抬眼望去,都会看到不一样的景致,室内是错落有致的格局,而室外是绿色的郁郁葱葱。这不仅让我想到了在我国古典园林造景中常用的“人在景中,景随人移”以及“移步换景”等形容词,用在这里却是最为贴切了。据工作人员介绍,在天气晴朗的时候,甚至还可以看到松鼠在外面的树枝上跳跃。只可惜我去的那天刚好是一个阴天,无缘看到这样的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景象了。
4 平面布局
了解了“森林小屋”周边的环境,接下来我们就该看看"森林小屋"的平面布局了。“森林小屋”在平面上呈“L”形,沿着山谷的斜坡而建。“L”形的两翼,一翼落在稍平整的坡面上,布置着大小不同的几个卧房,而另一翼则由混凝土立柱架在斜坡上(见图3),布置着厨房、餐厅以及一个小的休息室,各个功能房间随着地势的高低起伏分布在不同的标高平面上,形成了室内高低错落的布局。
在比较注重建筑外形,争相在建筑外观上标新立异的当代,能很好的处理功能的不同分区,做到功能和形式相辅相成是很不容易的。而古谷诚章就做到了这一点,他很好的处理了不同的功能分区,依据地势使建筑达到了形式和功能的完美结合。
因为“长城脚下的公社”实际是一处高档的酒店,和私人拥有的度假别墅不同,它的住客不是固定的。它可能是由亲戚或朋友一起租用,也可能是陌生人共同租住在一座别墅内,因此就相对更加注重私密性。在独立的客房(卧室)和共用的餐厅、厨房、客厅等之间就应该有相对的分隔,使共用的活动场所不至影响到每个人独立的休息空间。古谷诚章在“森林小屋”的设计中就很好的解决了这点,他把餐厅、厨房以及客厅放在建筑“L”形平面的一翼和前侧,而把卧室放在了建筑的另一翼和后侧,各个空间互不打扰,休息卧室的“静”和公共空间的“动”,一静一动达到了很好的协调。
在室内布局中,最为吸引我注意的当属餐厅前面的小休息厅和另一侧的阳光室了。小休息厅(见图4)位于餐厅之前,"L"形一翼的最前端,可以直通到室外的休息平台。它的标高要比餐厅低1m左右,由餐厅侧面的通道进入,但整个餐厅和休息厅都是通透的,似乎是两个不同的功能分区,但奇妙地共同处在一个大的空间中。餐厅可容纳10多人一起用餐,很适合举办小型的聚会,而它前面的小休息客厅就恰好为大家提供了一个更好的交流和休息的空间。阳光室(见图5)则位于建筑入口的右侧,处在“L”形另一翼的前面,阳光室里只设置了一个长长的“通铺”。据工作人员介绍,设计是采用了我国东北的“火炕”形式,“炕”下本应该是生火以使其保持温暖,但考虑到森林中的防火改为了用电。“通铺”下是木质的地面,而其墙上也是采用了木质的方格网背景,在铺上放着红黄色系的不同的靠垫,阳光透过前面的玻璃洒落在屋内,让我不由得坐下去稍稍享受了一下这样舒适的温暖。
5 材料
说到建筑,不能不提材料,毕竟建筑是由各种材料组建而成的。在当今,生态建筑成为了一大热点,从某一方面说,“森林小屋”可以说是非常“生态”的。在建筑中,古谷诚章就地取材,大量采用了当地的木材进行构建,不仅使建筑更具环保意识,而更使处于建筑中的人犹如毫无阻隔的置身于森林的环抱中。
在建筑中也同时使用了大片的玻璃幕,虽然可以让室内外更显通透,但这样现代科技的成品用在“森林小屋”上却显得不太协调。说到森林中的小屋,给人的映像就应该是和周围环境很好的融合,就像小屋原本就属于森林而不是人为的创建的一样。显然大面积的使用玻璃破坏了这样的感受。据说设计者原来的设计是由玻璃和青砖拼合成长方形的栅栏状的墙面。但不知为何在实际建成后竟然变成了这样的白色边框的玻璃幕墙,给这完美的童话世界带来了一点遗憾。
6 色彩
在“森林小屋”的设计中,我觉得设计者在色彩的运用上是值得一提的。整个建筑的色彩由黄色和白色组成,再加上屋外郁郁葱葱的绿色,共同构成了一个美妙的犹如梦境的世界。在屋外,是满眼的绿色,一条石铺的小路蜿蜒而上,采用混凝土和石头砌筑的基础就坐落在斜坡上,与地面成为一体,就像建筑是在地上长出来的一样。在建筑的外立面上,亦采用了黄色的本色木材作为装饰,更加让人觉得整个建筑原本就是森林的一分子,它坐落在这里似乎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走入屋里,本色木质的地面,由木条构成的背景墙,以及栅栏状的木质楼梯和扶手(见图6),再加上置在“炕”上的红黄色系的靠垫,那种感觉就像是在森林里燃起篝火,给人一种惬意、放松而温暖的感觉。除了黄色以外,整个建筑就是洁白的了,白色的墙面加上深色的大理石地面标示了整个建筑的现代性。
白、黄、绿,构成了整个建筑的色调,再没有多余的色彩,也好似其它的色彩都是多余的一样。宁静、惬意而温暖!
7 结语
面对“森林小屋”,笔者感到了自己文字的苍白无力,很想把自己心里所有的感动都写下来告诉所有的朋友,却发现没有合适的字眼能准确形容我的感动,也无法准确的描述出这一座只在童话世界中才有的给人以心灵温暖的“森林小屋”。在这里,建筑和自然达到了完美的融合。
参考文献
[1]潘石屹.长城脚下的公社[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2]王卓琦,杨伯平,乐嘉龙.别墅建筑设计[M].北京: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2003.
篇9：长城山庄 童话城堡里的中国故事
长城山庄的美不止于外部，内部中式装修也古典而不张扬，一切都显得恰到好处，很有当地百年老店的风范。这家已有着25年历史的中餐老店的经营者是王剑光和陈建霞夫妇，25年来，他们从创业到守业、传承到弘扬，把中餐与中国饮食文化演绎得风生水起。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王剑光毅然辞去国内公务员公职赴荷兰与家人团聚。经过一段时间的辛勤努力和筹划，1989年4月，他倾尽自己的所有积蓄，在阿纳姆市开启了和妻子共同的餐饮之梦——长城山庄。当时只有24岁的王剑光在中国并没有学过厨艺，但敏锐而有经营意识的他知道餐饮要生存和发展，烹饪技术是关键。于是他先后拜了四名上海和北京的特级厨师当老师，虚心向他们学习烹饪技艺。白天他在餐馆工作，晚上回家继续看书查资料、研究菜谱。为了做到万无一失，他每次烧出来的菜，都先请厨房里的员工品尝打分，直到色、香、味都能令人满意，才端上餐桌。
精诚所至，长城山庄的厨艺越来越精湛了，不但中餐做得好，西餐做得也让本地人惊喜。一些当地市民吃了长城山庄的荷兰菜，简直不相信是中国人做出来的，待得到证实之后，才伸出大拇指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称赞道：“味道好极了！”2002年，王剑光获得了世界中国烹饪联合会的最佳厨师奖后，市民们更称道这位首席烹饪厨师主理的“美食长城”。
谈到今天荷兰的餐饮市场，王剑光说：“对于我们在荷兰的华人餐馆来说，市场营销的需求比厨艺提升更显迫切。回顾长城山庄一路走来的25年，能保持客人的认可，不单靠烹饪水平，而是我们有个优秀的厨师团队和管理团队。如今的市场和10多20年前已经不一样了，餐饮业要生存和发展，仅仅靠口味竞争是不够的，品牌也非常重要。一个特色品牌，既要抓住自身的经营特点，又要深知市场的发展状况，在知己知彼中确立经营优势，找准市场定位。品牌并不要求被社会所公认，因为每一家餐馆的客人的消费需求、层次不同，但要被你的客人所信任。”
今天的荷兰中餐表现形式已经丰富多彩，什么是长城山庄特色？它的特色概念已远远超出了传统的色、香、味、形、气的狭义的范畴，不仅仅是一道与众不同的菜肴，或是一项别人没有的服务承诺，更多体现的是一种全方位多元化的经营形态，包括菜品、环境、规模、服务及理念等深层次多内涵的方式，如果要用一个字总结，就是“美”。
在许多海外中餐馆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店家说一些菜肴是为“老外”准备的，中国人是不吃的。试想，自己都不喜欢的菜，能有好的口味和品质保证吗？而长城山庄的口号是“我们只提供我们自己喜欢的菜肴。”就连那份几乎每家中餐馆都有的小馄饨汤，也有它的独到之处。当我临窗而坐，细品着新鲜滑嫩的馄饨，看夕阳的余辉落在汤里的绿葱和几粒剁碎的新鲜红椒上，真是一种曼妙的享受！
厨房和厕所的卫生往往是海外中餐馆最薄弱的环节。长城山庄的厨房不仅干净明亮，而且货品和食材的摆放和储存也遵循标准化。爱干净的荷兰人家最干净的地方是卫生间，而长城山庄的卫生间被客人评为阿纳姆市最好的餐馆卫生间！
餐楼内的墙壁上挂了许多中国的书法字画，有些来用餐的荷兰人总是会特别感兴趣，会向餐楼里的服务员讨教其书画的意义和出处。王剑光夫妇认为，只有让客人了解的中国饮食文化背景，才能体验中餐文化的厚重。他们每次和客人聊天时，总是会向他们讲授一些中国的饮食文化，包括食材、火候以及吃法等中餐的独到之处，来用餐的客人总是喜欢细问菜肴的由来，仿佛每一道中国菜肴都有一个精彩的故事，而这些精彩故事可能就是客人中国情结的开始。
餐楼里悬挂着夫妇俩同荷兰前首相扬·彼得·巴尔克嫩德的合影。一次巴尔克嫩德首相和家人一起来到长城山庄用餐，王剑光亲自为他们点菜后，向他们娓娓讲述了“丁宫保和宫爆鸡丁”的故事。首相听后甚是惊喜，原来中国的菜肴不仅美味可口，还有着如此精彩的故事。长城酒楼的宫爆鸡丁本来就很出名，色泽红润，敖籽亮油，再加上剑光精彩的故事，首相和他的家人们品尝起来就更是津津有味了。据说，首相从此更爱吃中餐了，每次来都会关注地问一问菜的出处或由来，也会主动向同桌的人讲述“丁宫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