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与城镇居民收入

gdp与城镇居民收入（精选8篇）

篇1：gdp与城镇居民收入

18省下调居民收入增长目标 七成城镇收入将跑不赢GDP

18省下调2014年城乡收入增长目标

七成省份城镇收入没打算跑赢GDP

据《经济参考报》记者统计，截至发稿，已有26省(自治区、直辖市)正式发布了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与去年相比，共计有18个省份下调了城乡居民收入实际增长速度目标。尤其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目标，有18个省份设定的增幅甚至没有超过今年的地区生产总值(G D P)增长目标，约占已发布政府工作报告26省的70%。

除安徽、海南、湖南、吉林、辽宁以外，中国内陆共有26省(自治区、直辖市)确定了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从收入增长指标看，共有15个省份同时下调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目标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目标，另有3个省份下调了其中之一。

从分布区域来看，西部省份下调幅度最大：四川、甘肃均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目标下调了4个百分点，陕西、内蒙古、广西下调了3个百分点。

从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情况看，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目标下调情况更为严重，天津、福建、贵州、西藏4个省份低于当地确定的2014年G D P增长目标，另有上海、广东2个省份将目标确定为“基本同步”，此外还有12个省份确定的目标与G D P增长目标同步。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目标相对更低，则可能与当前的就业形势仍然较为复杂有关。从各省情况来看，只有云南1省下调了城镇登记失业率目标，但是重庆、内蒙古、宁夏、黑龙江4个省份在去年没确定目标的情况下今年提出了城镇登记失业率目标。城乡收入增长目标的下调被认为和当前经济形势可能出现下行密切相关。据统计，在18个下调了城乡居民收入实际增长速度目标的省份中，共计有15个下调了今年的G D P增长目标。

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张永军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现在地方已经认识到不太可能实现原来制定的高增长目标了，所以就纷纷下调增长目标。

海通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姜超表示，去年12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降至9.7%，钢铁、电力等中上游行业增加值增速回落；1月以来发电增速大幅下滑，下调2014年一季度G D P增速预测至7.3%。去年12月货币信贷大幅跳水，其影响将在未来逐渐体现。大幅下调2014年GDP增速预测至7%。

篇2：gdp与城镇居民收入

城镇居民消费支出与收入的典型相关分析

一、城镇居民消费支出与收入结构的典型相关分析 典型相关分析是研究两个随机向量之间相互依赖关系的`有力工具,因此可以利用典型相关分析方法分析各项消费支出同各项收入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本文共采用了16个变量,其中有12个自变量,分别是食品支出、粮食支出、在外用餐支出、衣着支出、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支出、耐用消费品支出、家务服务支出、医疗保障支出、交通通信支出、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居住支出以及杂项商品和服务支出,以表示消费支出结构.另外有4个因变量,即工薪收入、经营性净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以表示收入结构.分别用和的全国30个省市的截面数据进行分析(不包括西藏).

作 者：张宇辉 曹颖琦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经济学院刊 名：经济论坛英文刊名：ECONOMIC TRIBUNE年，卷(期)：“”(10)分类号：F12关键词：

篇3：gdp与城镇居民收入

关键词：居民收入,GDP协同增长,特质分析

一、居民收入与 GDP 相关协同增长特质表现

(一)GDP 的较快增长不断夯实居民收入基础

多年来深圳经济一直保持较快速度发展,直至2011年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人均GDP则由2005年的60801元提升到2013年的123247元,年均增长10.6%。与此同时,深圳居民收入也同步较快增长,深圳居民人均收入由2005年的21494元提高到2012年的40742元,年均增长9.6%。

(二)GDP的总量扩张带来居民收入差距缩小

深圳自创立经济特区后,GDP由最初小渔村的几个亿,变为几十、几百亿、上千亿元的经济特区,总量成直线上升。尤为近3年来,深圳GDP更是以每年1000亿元的增量在扩张,2013年达1.45万亿元,逼近新加坡水平。总量扩张的背后也随之带来居民低收入家庭收入的较快增长,2005-2012年低收入家庭收入年均增速8.9%,明显快于中间20%收入组与最高10%收入组的年均增长,2012年深圳居民高低收入比由2005年的8.69∶1变化为6.57∶1,显示居民收入差距在缩小。

(三)居民收入结构与 GDP 产业增长渐趋协同变化

2005—2012年深圳家庭工资性收入年均增长6.2%,其作为家庭收入的主来源未变,而且占总收入比重由2005年的63.4%提高至2012年的67.8%;家庭财产在GDP分产业增长中的获得不断积累,2012年深圳居民家庭人均财产性收入2573元,比2005年增长200%,年均增长13.4%,占家庭总收入比重由3.8%升为5.7%,这与深圳GDP产业结构增长相一致;2012年深圳居民人均转移性收入4814元,与2005年相比年均增长11.6%,成为居民收入增长亮点。

二、居民收入与GDP相关增长协同性解析

(一)动态相关增长差异

1.居民收入增速一般滞后于GDP增长。

从多年相关数据对比看,深圳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保持同向增长,但人均收入增长一般相对落后于GDP增长。2005—2012年深圳GDP年均增长12.3%,人均GDP年均增长8.3%,而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速6.2%,增速差距分别达6.1个和2.1个百分点。但深圳居民收入与GDP增长的增速呈收敛趋势,同步性逐年增强,至2012年深圳人均收入增长8.6%,其与GDP增长10%的增速差距由2005年的8.1个百分点下降为1.4个百分点,人均GDP的增速差距则由4.6个百分点降为0.4个百分点,差距逐步缩小。

2.居民收入与GDP增长的协同差异仍较大。

通过比对全国各地情况,可发现深圳居民收入与GDP增长的协同性差异。主要表现为区域间的差距:一是与全国全省相比,2013年深圳人均收入与GDP增速差距与全省平均水平基本持平,但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二是与珠三角城市相比,深圳居民收入与GDP增长差距处于中间水平,小于广州、佛山与中山,但略大于珠海与东莞;三是与全国主要大中城市相比,深圳居民收入与GDP增长协同性处中游状态,其增速差距小于广州、厦门、天津、南京与成都等城市,而大于北京、上海、杭州及宁波,其中北京、上海两地2013年的人均收入增速超人均GDP增长。

(二)比例协同增长差异

1.人均收入占人均GDP的比例下降。

若把人均收入占人均GDP的比例称作“GDP含金量”的话,近几年较快增长的深圳GDP含金量在下降,反映出其经济增长内在民生价值减少。2013年深圳单位GDP人均可收入比33.1% ,比2005年下降2.3个百分点。由2005—2012年深圳GDP含金量变动可知,除2009年外深圳GDP含金量呈下降趋势。这表明深圳在获得经济较快增长时,居民并未充分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单位“GDP含金量”不升反降。

2.比较各大中城市“GDP含金量”协同增长差异。

以2011年相关数据为例,深圳“GDP含金量”为33.1%,比广东省低8.2个,比全国低8.3个百分点。在珠三角主要城市中,深圳的GDP含金量仅高于珠海(29.7%)与广州(32%)。在全国主要大中城市中,深圳GDP含金量处于中游位置,排位比2005年下降1位,分别比同属于高收入城市的北京(37.3%)、上海(41.2%)低4.2个和8.1个百分点,比GDP含金量值最高的厦门要低10.7个百分点。这里需指出的是,为全面体现居民对GDP增长分享程度,对含城镇与农村的城市,本文以城镇与农村常住人口比重为权数来估算其整体收入,并以此计算GDP含金量。

(三)劳动报酬相关增长差异

1.劳动报酬增长与劳动生产率差距比较小。

从年均增长考量,2012年深圳全员劳动生产率为167922元,比2005年提高95.5%,年均增长10%;同期,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59010元,比2005年增长81.7%,年均增长8.9%,与劳动生产率增幅仅相差1.1个百分点。2005—2012年深圳劳动生产率与平均工资比率稳定在2.7左右,上下波动幅度不超过0.1。

2.劳动报酬增长内在结构差异显著。

从不同行业间比较看,深圳不同行业劳动生产率、平均工资、劳动生产率对平均工资的比率呈正相关,这得益于近年来资本市场、金融体系以及房地产市场的快速发展,而金融业则是深圳劳动生产率最高行业,2012年深圳全市劳动生产率为120.3万元,为深圳劳动生产率水平最低的“居民服务与其他服务业”类别的16.3倍。

三、多重因素影响居民收入与 GDP 相关增长协同性

(一)“倒挂”人口结构特征显著

1.非户籍人口比重为中国城市之最。

人口“倒挂”是深圳这座城市的突出特征,它深刻影响着居民收入变化。与北京、上海、广州等几个大城市比,深圳2011年年末常住人口1046.74万人,其中非户籍人口778.85万人,比重达74.4%。而同期“北、上、广”3城市非户籍人口比重仅分为36.8%、39.5%与36.1%。

2.非户籍家庭收入相对低下。

据深圳600户住户调查数据显示,2011年深圳市居民人均收入36505元。其中户籍家庭人均收入39075元,而非户籍家庭中的非农家庭人均收入32915元,比户籍家庭收入低15.8%,农户家庭(农民工家庭)人均收入28839元,比户籍家庭收入低26.2%。非户籍家庭收入偏低,主要与其就业结构相关,深圳就业人口中有87%属非户籍,其职业是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的比重占53%,而户籍人口占该比仅为8.7%;非户籍人口为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或者专业技术人员的比重分为2.8%、7%,而户籍人口中相应比例则分为12.3%、31.4%。

(二)初次分配劳动报酬差异

1.各城市居民参与初次分配比重普遍较低。

对深圳人口这么严重“倒挂”的城市,劳动要素在经济利益初次分配体系则处于弱势地位,劳动参与财富分配比例相对不足,出现“与民争利”、“利润侵蚀工薪”等现象。2011年深圳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为43.7%,比2010年上升3.3个百分点。全省从横向比较来看,深圳劳动报酬占比略低于全国、1.2个和1.9个百分点,在“北、上、广、深”4城市中,深圳劳动报酬占比分别比北京、广州低5.5个和0.7个百分点,仅比上海高3.5个百分点。从国际经验来看 , 在1960—2006年间 , 在大部分OECD(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Development,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达国家中处于较高比重水平,其中美国、英国、日本劳动收入占GDP比重均在65%~80%之间波动。当人均GDP达1万美元时,美国、法国、德国与日本的劳动报酬占GDP的平均比重为53.1%。

2.职工平均工资收入增长相对低缓。

以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简称平均工资,下同) 为度量指标,2011年深圳平均工资为55143元,远低于北京的75834元、上海的75591元与广州的57473元的同期水平;2005—2011年深圳平均工资年均增长9.2%,分别比北京、上海两市低5个和4.9个百分点,与广州平均工资增长速度持平;剔除价格因素,深圳平均工资7年间年均实际增长6.9%,比同期GDP年均增速低5.8个百分点。

(三)第三产业就业吸纳不充分且行业工资差距大

1.第三产业载荷劳动力水平仍较低。

2011年深圳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53.5%,较2005年提高6.9个百分点。从劳动力产业分布看,服务业从业人数不足50%,劳动力主要流入劳动密集的第二产业,这一产业吸纳了50.1%的社会从业人员,而其增加值仅占46.4%;从横向比较看,深圳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分别比北京、上海、广州3城市低22.6个、4.5和8个百分点;从对劳动力吸纳度看,北京、上海、广州3城市的劳动力集中分布于服务业,其中北京服务业承载了全社会近3/4的社会从业人员。

2.大量劳动力相对集中于劳动报酬较低的制造业。

通过相关数据分析发现,深圳制造业承载社会从业人员达46.9%,而行业年平均工资水平仅为40813元,比深圳市平均水平低35.1%,与平均工资水平较高的金融业的工资比达1:3.3。深圳制造业企业大部分仍以劳动密集型加工为主,工种技术含量较低、工人劳动技能相对较低,工资水平也相对较低。

(四)处于外向依赖与经济外溢“双重”影响

1.外源性企业结构差异导致收益分配程度低。

较之于北京、上海,尽管开放促进深圳经济快速发展,但过度依赖外资与外贸出口,也成为居民收入增长的阻碍要素。通过分析深圳、上海与北京3城市“2011年规上工业中港澳台与外资企业数量、产值、职工比重及行业平均工资”状况,深圳在规上工业中外源性企业数占48.2%,产值占59.7%,从业人员占64%。而同期深圳港澳台与外资企业平均工资为39030元、49191元,远低于上海的59142元、75481元与北京的88037元、105793元水平。这与3城市外源性企业的产业与行业属性相关,北京、上海外源性企业以总部经济、高端服务业为主,而深圳外源性企业生产经营成果多被以资本收益、品牌收益、利差等多种形式外溢流出,居民能参与成果的分享度低。

2.内生企业参与国际产业链利益分配层次也较低。

深圳进出口贸易连续10多年位居全国第一,但其贸易方式仍以加工贸易为主。2013年深圳货物和服务净流出占GDP比重28.9%,高于北京、上海、广州同期水平,而净流出比重的变动趋势正好与“北、上、广”3地相反,由2005年21.9%提高至2013年28.9%,提高约7个百分点。同时,2013年深圳来、进料加工贸易占出口总额比重达56.5%,一般贸易仅占31.8%。从产业链分工来看,其产品设计与销售等主要盈利环节均由外企所控,仅能获取加工环节低利,深圳这一“两头在外、中间在内”产业链布局导致内生企业在利益分配中处弱势位置,工资增长空间有限。

(五)最终消费率相对较低

1.城市发展中相比偏低的最终消费率。

最终消费率反映由居民与政府消费所构成的最终消费水平,其对经济增长有直接影响。2011年深圳最终消费率为41%,远低于同期北京58.4%、上海56.4%和广州48.4%的水平;与2005年相比,深圳最终消费率仅提高4.7个百分点,其增幅亦低于“北、上、广”3城市,其中居民消费占最终消费比重82.7%,仅比2005年提高1.6个百分点。

2.居民消费性支出增速趋缓。

据深圳600户住户调查数据显示,人均收入实际增速落后于GDP、人均GDP实际增长。2005~2011年深圳人均消费性支出实际年均增长3.8%,比人均收入实际增速低2个百分点,分比GDP、人均GDP增速低8.9个与4.4个百分点。从名义增速看,深圳也落后于北京、上海与广州消费性支出增速。2005—2011年深圳人均消费性支出名义年均增长7.1%,而北京、上海、广州相应为8.8%、10.5%与11.8%。在从居民消费意愿看,深圳消费性支出占人均收入的比重呈逐年下降,2011年深圳市人均消费性支出24080元,居民消费意愿为66%,比2005年下降8个百分点。

四、国际视野下的居民收入与GDP相关增长不协同“陷阱”

以人均GDP为划分标准,美国与日本最早进入高收入阶段。这两个发达国家人均GDP先后于1978年、1981年首达1万美元,1988年、1987年首过2万美元。亚洲“四小龙”则于20世纪80年代、90年代相继步入高收入阶段,其中中国香港早于1988年实现人均GDP超1万美元,并历时5年实现翻番。通过观察各国(地区)不同发展阶段经济增速可知,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后,不同国家(地区)经济增长明显减速,平均下降2~3个百分点,在这一过程中亚洲“四小龙”增速回落显著,结束“两位数”增长。

因各国收入统计口径与匹配数据可得性各不相同,这里仅集中分析数据序列较为完整的中国台湾与美国的居民收入变化情况。在向高收入阶段迈进中,中国台湾居民收入快于GDP增长速度,1980年人均可支配所得为1335美元,1992年达6201美元(同年人均GDP首达1万美元)增长近5倍,剔除价格因素年均实际增长11.4%,比同期GDP年均增速高4.4个百分点。而在1992—2010年的18个年头中,随着中国台湾经济增速回落,居民收入增长也放缓,至2010年中国台湾人均可支配所得为8653美元,年均实际增长1%,比同期GDP增速低3.7个百分点。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与居民收入均保持稳步小幅增长。1970年美国人均家庭收入为3185美元,至1978年达6310美元,实现人均家庭收入翻番,剔除价格因素年均实际增长2.4%,比GDP增速低1.2个百分点;1988年人均GDP首达2万美元时,人均家庭收入为12885美元,为1978年以来年均实际增长1.6%,比同期GDP增长速度低1.3个百分点;至2011年,人均家庭收入为27007美元,1988年以来年均实际增长0.6%,比同期GDP增速(2.5%)低1.9个百分点,增速差距呈扩大趋势。

仔细分析发达国家与地区GDP含金量,均与经济增长趋势紧密相关。这里依然以中国台湾与美国为主要分析对象,中国台湾GDP含金量波动较大,阶段性特征显著。1980—1992年间,在经济持续较快增长的同时,中国台湾GDP含金量呈“先降后上”变化,由1980年56%升至1992年58.4%,而随着经济增长放缓,其GDP含金量由1993年60.7%下降至2010年46.5%,呈明显下降趋势。相对地,美国人均居民收入占人均GDP的比例较为稳定,而相应美国GDP含金量受经济波动影响较少。在1970—1988年间,美国GDP含金量基本维持在62%左右,上下波动幅度不超2个百分点。但美国也经历20世纪80年代末的短暂下降与90年代的持续上升,到2000年又开始逐年下降,至2011年美国GDP含金量为55.9%。

为刻画其他发达国家(地区)GDP含金量变化,这里将使用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作为GDP含金量的替代指标,观察中国香港、韩国、美国与日本1980—2010年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情况,它们的变化主要有3个特征:一是中国香港、韩国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要显著低于美国、日本等老牌发达国家,但该比重的差距在30年间逐步缩小;二是中国香港、韩国的劳动报酬比重波动性相对较大,受短期经济波动因素影响显著;三是在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前,中国香港、韩国劳动报酬比重均呈不同程度上升,其中中国香港1980—1988年劳动报酬比重由45.7%提至47.1%,韩国1980—1995年劳动报酬比重由38.7%提至45.6%。

由发达国家和地区看深圳当今居民收入与GDP增长的协同性,有着很深刻的现实借鉴意义。深圳2007年人均GDP首次超过1万美元跨入高收入阶段,2013年首次超2万美元,接近国际大都市经济发展水平,在此阶段,深圳也应警惕居民收入与GDP增长同样有可能步入协同性放缓“陷阱”。它们对深圳的国际借鉴意义与经验,主要有3点启示:

一是深圳与发达国家和地区GDP含金量(劳动报酬比重)在进入类似高收入阶段后,既有相同经济表现,也有自己的不同情况,深圳GDP增长中的民生含量、居民对经济成果的分享度与亚洲“四小龙”、美国、日本等差距依旧较大。

二是发达国家和地区发展经验表明,在人均GDP达到2万美元后,经济增长速度将出现不同程度回落,此时的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将放缓并落后于GDP增长,考虑到目前深圳居民收入增长已落后于GDP增长,而在2013年实现人均GDP达2万美元后,居民收入增长将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

三是从亚洲“四小龙”发展轨迹来看,深圳若延续承接世界产业链转移、以加工制造业为主、经济外向性较高的经济发展模式,将会加大各类短期、外部因素对深圳居民收入与GDP增长的影响。由此可预判,在未来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因素较多下,深圳要实现居民收入与GDP协同增长的难度将会加大。

五、主要结论

归结本文形成的主要结论:城市经济发展在GDP较快增长的同时,应创新建立经济成果共享机制,适时使GDP增长成为居民收入增长直接动力,当下促进居民收入较快增长,亦成为居民收入与GDP相关协同增长的主要矛盾。为此,提出3条政策建议:

(一)建立稳定工资增长机制

健全完善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注重初次分配效率,维护劳动收入的主体地位。具体建立“三个机制”:一是与劳动生产率、企业经济效益相匹配的工资增长机制;二是最低工资标准动态调整机制;三是劳动者利益协调机制,使之与深圳经济及物价因素相符合相适应。

(二)强化收入分配调节功能

深圳应率先加快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体的社会保障体系,推动公共财政向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领域倾斜;建立政府主导、市场调节、社会充分参与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既要保障户籍人口民生福利,又要兼顾深圳大量非户籍人口尤其是常住人口逐步享受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加强对高收入行业与人群的所得税征管,合理调节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

(三)调整就业结构促收入增长

篇4：gdp与城镇居民收入

关键词：收入结构；收入增长；面板数据；区域差异

一.引言

“十二五”纲要提出“两个同步”法则，即：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总之，收入水平偏低不利于启动有效需求；地区间收入差距的扩大不利于社会稳定本文将收入结构变动与收入波动相结合，首先对2003-2012年两者之间的变化趋势进行分析，由此直观判断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随后借鉴各产业部门对经济增长波动贡献的模型，运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对两者之间的关联性进行实证研究，以期揭示出城镇居民收入与收入结构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并将东中西部三大经济区域进行对比，最后依据实证研究结果，从收入来源和区域差异性角度提出促进城镇居民增收的政策建议。

二.收入结构变动对收入总额影响效果的面板数据分析

2.1模型设定

在进行模型设定的选择过程中，通过借鉴各个产业部门对经济增长变动贡献的模型[13]，本文设定收入函数为y=f（x1，x2，x3，x4，a），式中y表示收入总额，xi（i=1，2，3）表示收入结构中四个部分的收入，分别为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a表示经济环境等因素。对上述收入函数求导可得y′= ∑4i = 1yxix′i+ yaa′，其中x′i表示变量对时间的导数。再将上式两端同时除以y，并将右端的分子和分母同时乘以xi或者a，就可以得到如下等式：y′y=∑4i = 1yxixiyx′ixi + yaaya′a，该公式的左边是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率，标记为Y；公式右端yxixiy表示各部分收入的弹性，在此可以表示为四部分收入增长对居民收入增长的贡献，标记为bi；而x′ixi 表示各个部分收入的增长率，标记为Xi；右端最后的一项可代表经济环境对收入的影响，假设短期内可以视为常数，标记为b0。所以可以用如下的线性回归模型Y=b0+∑4i=1biXi+ε来分析各部分收入对居民收入总额增长的贡献，其中ε为随机扰动项。

2.2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运用 Eviews 软件对这种既有横向截面省市的数据、又有纵向时间序列上的数据进行面板数据估计，通过含有Pool对象的面板结构（Panel）的工作文件来实现的；采集了从2003到2012年我国31个省（市、区）和全国水平的城镇居民平均每人全年家庭收入来源为研究对象，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模型设定中的Y，Xi（i=1，2，3，4）分别为收入总额增长率、工资性收入增长率、经营性收入增长率、财产性收入增长率和转移性收入增长率。

对于包含了时间、个体和指标三个方面信息的面板数据，在进行分析时，要选择合适的模型形式，如果模型形式有误，估计出的结果将与实际经济状态偏离较远，因此首先要选择合适的模型。因此我们先进行冗余固定效应检验，计算F统计量：

F=（S1-S2）（N-1）S2（NT-N-K）～F（N-1，NT-N-K）

其中，S1，S2分别表示混合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估计出的残差平方和，N为截面个体，这里指省份数，为31，K为解释变量的个数，这里为4项收入来源，T为时期数，这里为2003-2012十年。如果F统计量的值大于临界值，则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否则选择混合模型。此外，本文按照东、中、西三大经济区域进行分类，进行区域差异研究。表1模型选择检验结果显示，我国城镇居民收入模型都在1%水平显著拒绝固定效应模型，因此均选择混合模型。

2.3 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基于2003-2012年我国31省（市、区）城镇居民收入总额与收入结构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以及转移性收入的增长率对城镇居民收入总额增长率的影响，并且按照东中西部三大经济区域的划分进行了比较研究。文章采用混合模型，为消除截面异方差的影响，用广义最小二乘法（GLS）对计量方程进行估计，结果显示，F值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方程显著成立，拟合效果较好。

三、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2003-2012年我国31省（市、区）城镇居民收入结构与收入总额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了收入分项（包括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对居民总收入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从总体上看，居民各项收入对总收入作用强度存在显著差异，城镇居民工资性收入是促进总收入增长的最主要影响因素，其次是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财产性收入的增长与总收入增长负相关，说明其增长速度不同步，经营性收入影响效果不显著；东中西部分地区对比结果显示，不同地区不同收入来源和收入总额的关系及影响力度存在显著差异，西部地区与东中部地区相比，财产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与收入增长不同步，但是中东部地区除了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对总收入作用显著外，财产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对总收入均有显著的推动作用，且经营性收入对收入增长的贡献更大，收入结构增长状态相对较为合理，这与西部地区和全国整体有明显差异，这表明西部地区影响了全国整体水平，城镇居民收入水平和收入结构处于一个较低水平。因此，东、中、西部三地区城镇居民的收入结构的合理性依次逐渐降低，均有待于进一步优化和升级，尤其是西部地区亟待改善。上述研究结论表明，我国城镇居民收入结构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制约了收入与经济增长的同步性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提高收入和不再仅仅是总量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收入结构的优化问题。因此，必须采取科学合理的政策措施，在不断提高城镇居民收入的同时，更要重视优化居民收入结构优化与升级。（作者单位：贵州财经大学）

注解

篇5：gdp与城镇居民收入

可支配收入，指居民家庭在支付个人所得税之后，所余下的全部实际现金收入（不包括借贷收入）。

计算公式为：

可支配收入=实际收入－家庭副业生产支出－记帐补贴－个人所得税人均可支配收入即用家庭可支配收入，除以家庭人口。

目前，国家统计局规定的农民纯收入指标，是指农村居民家庭全年总收入中，扣除从事生产和非生产经营费用支出、缴纳税款和上交承包集体任务金额以后剩余的，可直接用于进行生产性、非生产性建设投资、生活消费和积蓄的那一部分收入。它是反映农民家庭实际收入水平的综合性的主要指标。农村居民家庭纯收入包括从事生产和非生产性的经营收入、取自在外人口寄回带回和国家财政救济、各种补贴等非经营性收入；既包括货币收入，又包括自产自用的实物收入，但不包括向银行、信用社和向亲友借入等属于借贷性的收入。

城镇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是指被调查的城镇居民家庭在支付个人所得税、财产税及其他经常性转移支出后所余下的实际收入。

农民纯收入和城镇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区别在于：

从指标的含义上看，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是指城镇居民的实际收入中能用于安排日常生活的收入。它是用以衡量城市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的最重要和最常用的指标。而农民纯收入，则是指农民的总收入扣除相应的各项费用性支出后，归农民所有的收入。这个指标是用来观察农民实际收入水平和农民扩大再生产及改善生活的能力。

从形态构成上看，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只有一种形态，即价值形态。它只是反映城镇居民的现金收入情况。而农民纯收入的实际形态有两种，一种是价值形态，另一种是实物形态，主要是指农民自留的粮食、食油、蔬菜、肉禽蛋等。它不但反映了农民的现金收入情况，也反映了农民的实物收入情况。

从可支配的内容看，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是全部用于安排日常生活的收入。而农民纯收入除了用做生活消费，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要留做追加的生产费基金，用于农民的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另外，从两者所反映的实际收入的角度看，农民纯收入基本上反映了农民收入的真实水平。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中没有包括城市居民在医疗、住房等方面间接得到的福利性收入部分。

篇6：2007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中国数据〕2007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增17.2%--国家统计局长 2008年 1月 24日 星期四 12:06 BJT

路透北京1月24日电---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谢伏瞻周四称,2007年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786元人民币,比上年增长17.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2.2%,加快1.8个百分点.谢伏瞻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称,2007年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140元,比上年增长15.4%,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9.5%,加快2.1个百分点.他并称,从2002年至2007年,这五年是人民群众得到实惠最多的几年,在五年当中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年均扣除物价因素的影响,年均增长9.8%,农村居民的纯收入五年年均增长6.8%.此外,2007年中国财政收入超过5万亿元,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达到22,000多亿元.

篇7：gdp与城镇居民收入

党的十八大以来，灞桥区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城镇居民收入较快增长，消费水平持续提高。

一、城镇居民收入运行情况

（一）居民收入稳定增长，“钱袋子”更为充实

2014-2017年，我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1655元增加到39794元，2017年人均年收入接近四万元，较2014年增加8139元，增长25.7%，年均增加额超过2000元。

1、城镇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十八大以来，灞桥区面对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积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区域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居民收入也呈现出逐年快速增长态势。2017年，灞桥区人均GDP达到66867元，比2014年增长1.39倍，年均增长11.5%。2017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9794元，比2014年增长1.26倍，年均增长7.9%，从增长趋势来看，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实现基本同步，可以说绝大多数城镇居民分享到了经济发展的成果，从经济发展中得到了实惠，基本达到了预期目标。

2、城镇居民收入翻番目标有望提前实现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到2020年城乡居民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经测算，要实现翻番的目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应达到42324元，2017年灞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9794元，距实现翻番的目标还差2530元，但从灞桥经济发展态势及城镇居民增收条件上分析，灞桥城镇居民收入实现数量上的翻番的难度并不大，2018年增速不低于6.4%，便可提前实现翻番的目标。

3、城镇居民收入高于全国、全省、全市平均水平

十八大以来，随着灞桥区域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城乡居民收入始终保持了领先于全国、全省、全市的态势。2017年，我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高于全国、全省、全市平均水平3398元、8984元和1258元，与2014年高出全国、全省、全市平均水平2811元、7289元和940元相比，增收幅度进一步扩大。

2014—2017年全国、省、市、区城镇居民收入

城镇居民收入（元）

年份

全国 全省 全市

灞桥区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8844 31195 33616 36396 24366 26420 28440 30810 30715 33188 35630 38536 31655 34236 36784 39794

（二）居民收入渠道拓宽，收入结构呈现新特点

十八大以来，随着我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一批重大项目实现开工生产，新的居民增收因素不断涌现，收入构成也呈现出新的特点。

1、工资性收入依然是增收的主要动力

2017年，我区城镇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达24876元，比2014年增长了26.1%，年均增长8.0%。工资性收入占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62.5%，比2014年（62.3%）提高了0.2个百分点，依然是居民收入增长的主导力量。我区以促就业稳发展为主要抓手，积极提供就业指导服务，城镇居民失业持续减少。据统计，2017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3.3%，比2014年下降0.08个百分点。最低工资标准、企业工资增长基准线连年提高。2017年，我区最低工资标准由2014年1280元/月，提升至1680/月，增长31.3%，进一步保障了企业职工的收入水平。同时，政策性增资也成为城镇居民增收的重要因素。2014年以来，我区及时落实各项增资政策，提高机关事业单位基层工作津贴及年终奖、车改补贴、取暖费上调等政策，有效促进了城镇居民工资性收入增长。

2、加快推进城市化，居民财产性收入逐步增加

十八大以来，灞桥区建设力度不断加大，城市化进程加快。带动灞桥区居民投资理财意识不断增强，加之金融产品推陈出新、房屋租金价格上涨，灞桥区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增收的渠道日益拓宽。房地产、储蓄性保险、股市、电子理财产品等热门行业已成为居民投资的对象，房屋转让收益、出租房屋特别是商业用房出租的收入、股息、红利成为推动财产性收入的主要动力。2017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财产净收入3635元，是2014年的1.28倍。

3、民生保障力度持续增强，转移净收入较快增长

我区进一步完善惠民政策及社会保障制度，不断提高居民补贴等民生保障政策覆盖率及标准，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由2014年的510元/人/月提高到640元/人/月，增长25.5%。不断加大社会保障及对特殊困难家庭帮扶力度，有力地推动了城镇居民转移净收入增长，2014年到2017年间，退休人员养老金连年上调，带动城镇离退休人员收入水平不断上涨，一系列政策措施的落实，促进了城乡居民家庭转移性收入较快增长。2017年，我区城镇居民人均转移净收入8819元，比2014年增长了33.0%，年均增长10.0%。转移净收入占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由2014年的20.9%提高到22.2%，转移净收入成为我区城镇居民收入的有效支撑。

二、城镇居民消费状况分析

（一）消费水平持续提高，生活质量明显提高

1、消费水平持续提高

十八大以来，我区牢牢把握发展这条主线，灞桥的品质与承载能力不断提升。2017年末全区人口城镇化率达94.94%，城镇化的推进增加了就业岗位，提高了居民收入，也推高了居民消费的热情。2017年灞桥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突破24000元大关，达24813元，比2014年增加5223元，增长26.7%，年均增长8.2%。消费水平持续提高。

2、恩格尔系数持续下降

2017年灞桥城镇居民人均食品烟酒支出6952元，比2014年增长5.5%，年均增长1.8%。食品烟酒支出占消费支出的比重（恩格尔系数）从2014年的33.6%下降至2017年的28.0%，下降5.6个百分点。恩格尔系数的下降，标志着城镇居民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二）消费质量不断优化，消费结构逐步升级

1、食品消费更趋健康

食品烟酒消费小幅提高。自古“民以食为天”，食品烟酒消费在居民生活八大类消费中占比最高，居民生活水平的改善最直观的就是饮食结构和方式的转变，体现在逐步向健康、绿色、环保、营养、快捷等方面转变。我区城镇居民人均用于食品烟酒的支出由2014年的6590元增加到2017年的6952元，增长了5.5%。食品消费更趋健康型高品质。如今，越来越多的城镇居民更加崇尚健康的饮食结构，积极控体重、降三高，绿色食品成为餐桌时尚。2017年城镇居民人均鲜瓜果、蔬菜消费数量分别较2014年增加15.8和29.5公斤，分别增长了25.9%和27.6%。用于肉、蛋、奶等较高质量的食品消费数量也显著增加，人均肉类消费22.2公斤，比2014年增加0.3公斤，增长1.4%，人均蛋类消费13.8公斤，比2014年增加3.7公斤，增长36.2%；人均奶类消费31.5公斤，比2014年增加5.1公斤，增长19.2%。

2、居住消费较快增长

随着灞桥建设发展加快，城市品位和城市格局得到显著提升，灞桥良好的人居环境使城镇居民购房、装修的意愿加强，加上公积金、购房补贴、商转公贷款等一系列的措施和惠民政策相继出台，居住消费支出得到较快增长。2017年，我区城镇居民人均居住支出4306元，比2012年增加1014元，增长30.8%，年均增长9.5%。

3、交通通信稳中有升

十八大以来，我区不断加强出行设施建设，区内几条核心主干道相继建成通车，纺织城客运站、地铁一号线、三号线建成运营，居民出行便捷程度实现质的飞跃，居民出行意愿有了大幅提高，极大地拉动了城镇居民在交通出行方面的消费支出。同时，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固定电话消费量逐步削减，移动电话客户持续增加，居民的手机也由传统的功能机变成了智能手机。方便和快捷的生活使大多数城镇居民的通信消费种类多元化，对于数据流量的需求迅速增加，也增加了通信费用的开支。2014-2017年，我区城镇居民交通通信类支出由2189元增加到3674元，增加1485元，增长67.8%，年均增长18.8%。

4、医疗保健支出大幅增长

2014-2017年间，我区城镇居民的就医环境得到改善，城市优质医疗资源逐步向基层延伸，卫生保健宣传不断深入，城镇居民的健康意识不断加强。人们更加重视日常身体健康的维护以及疾病的治疗，医疗保健品也进了普通居民的家里，“二孩”政策实施后，许多城镇家庭选择生育第二个孩子，这些都使医疗保健消费持续较快速长。2017年，我区城镇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达到2292元，比2014年增加805元，增长54.1%，年均增长15.5%，5、个人发展和享受消费较快增长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不断深入，我区城镇居民收入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已不能满足于仅进行简单的生存物质型消费，用于发展和享受消费比重逐年增加。家长对子女教育的热情逐年高涨，教育培训覆盖面逐渐由中小学生教育扩大至学龄前儿童和成人教育，极大地促进了城镇居民教育支出的增长；电影、健身等逐渐成为日常生活的休闲娱乐方式，区内自驾游成为文教娱乐消费中新的热点，极大地拉动了城镇居民生活消费的增长。2017年，我区城镇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支出3458元，比2014年增加995元，增长40.4%，年均增长12.0%，超出人均生活消费支出3.8个百分点。

三、促进城镇居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的对策建议

按照新时代的发展要求，立足灞桥区区情区况，围绕城镇居民增收目标，提出如下对策和建议。

（一）全力推进经济发展提速增效，全面夯实居民增收基础

没有强大的经济发展实力，居民增收就没有支点，要牢固树立循环发展理念，坚持产业互动，推动融合发展，夯实增收基础。要以做强经济实力为目标，打造产业发展顶梁柱。着力补齐工业短板、优化发展现代服务业、做大做强文化旅游业，努力做大我区国民收入“蛋糕”，使经济增长成为促进居民增收的强大动力，进一步夯实居民增收基础。

（二）积极推动全民创业就业，有效拓宽居民增收渠道

就业是民生之本，是劳动者融入社会、实现价值、分享成果、获得幸福的根本途径。就业更是我区城镇居民收入来源的主要渠道。要认真落实国家促进就业方针政策，建立完善就业服务体系，着力提升就业服务水平。一是建立公共就业服务平台，及时了解区内单位用工需求，多渠道开发就业岗位，建立畅通的就业信息发布渠道，为城乡居民做好就业指导和信息服务，扩大城乡居民就业机会。二是结合区域产业结构调整方向，开展订单式就业培训，大力整合培训资源，面向高校毕业生、城镇失业人员、新失地农民等群体开展各类实用技能培训，提高城乡居民就业能力。三是以鼓励创业创新为根本，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加大小微企业扶持力度，落实扶持创业的各项优惠政策。对创业失败的失业登记人员及时提供各种就业服务，带动全区人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三）加强社会保障支撑力度，筑牢居民收入增收底线。

篇8：gdp与城镇居民收入

关键词：人均GDP,农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乡收入差距,回归分析

引言

珠海市金湾区位于珠海市西部,是2001年4月4日经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的行政区,陆地面积190.3平方公里,下辖三灶、红旗两个镇。建区以来,金湾区经济快速发展,城乡居民生活明显改善。但是,随着人均GDP快速增长,城乡收入差距没有缩小,反而逐步扩大。为什么会出现人均GDP增长越快,城乡收入差距就越大的局面,如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这是本文试图解决的问题。

一、变量和样本

本文选取金湾区人均GDP作为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选取农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乡收入差距作为衡量城乡居民收入状况的指标,选取金湾区建区以来(2001—2013年)的相关统计数据作为样本来进行分析。以人均GDP作为自变量,以农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乡收入差距作为因变量分别建立回归模型,定量分析,确定指标之间的量化关系。

二、定量分析

1.金湾区建区以来(2001—2013年)的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与2001年相比,人均GDP为119 332元,增长4.5倍;农民人均纯收入16 153元,增长2.5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6 375元,增长1.3倍;城乡收入差距20 222元,增长78.9%。数据显示,随着金湾区人均GDP快速增长,城乡收入差距没有缩小,反而不断扩大。

2. 运用SPSS软件,对金湾区建区以来(2001—2013年)的相关统计数据进行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建立线性回归模型。具体过程如下:

首先,相关分析。下页表1是运用SPSS软件进行相关分析的结果,表1显示,金湾区农民人均纯收入与人均GDP的皮尔森系数为0.985,单尾显著性检验的概率p值为0.000,小于0.05,表明两者具有很强的相关性;金湾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GDP的皮尔森系数为0.978,单尾显著性检验的概率p值为0.000,小于0.05,表明两者具有很强的相关性;金湾区城乡收入差距与人均GDP的皮尔森系数为0.953,单尾显著性检验的概率p值为0.000,小于0.05,表明两者具有很强的相关性。

其次,回归分析。下页表2是运用SPSS软件进行回归分析的结果:

从下页表2可以得到:

从下页表2来看,线性回归方程Y1的F检验统计量为356.475,相应的概率p值为0.000,说明回归显著,即系数显著不为0,说明农民人均纯收入与人均GDP存在线性相关关系。R2为0.985接近1,说明线性回归方程Y1对观测值的拟合程度很好。

线性回归方程Y2的F检验统计量为240.478,相应的概率p值为0.000,说明回归显著,即系数显著不为0,说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GDP存在线性相关关系。R2为0.978接近1,说明线性回归方程Y2对观测值的拟合程度很好。

注:**,在0.01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线性回归方程Y3的F检验统计量为109.281,相应的概率p值为0.000,说明回归显著,即系数显著不为0,说明城乡收入差距与人均GDP存在线性相关关系。R2为0.953接近1,说明线性回归方程Y3对观测值的拟合程度很好。

3.综合分析:金湾区人均GDP分别与农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乡收入差距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金湾区人均GDP每提高1元,农民人均纯收入就提高0.103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就提高0.19元、城乡收入差距就提高0.087元。

4.结论:金湾区人均GDP的增长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高都有明显作用,但是其对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高所起的作用更大,导致人均GDP增长越快,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高幅度就比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提高幅度越大,城乡收入差距就越来越大,因此单纯依靠GDP的增长无法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三、城乡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的原因及对策

目前,学术界对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研究有不少成果,其中张克俊(2005)认为,城乡居民人力资本的差距拉大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根本原因[1]。冉幕娟等(2006)通过研究我国各地区的面板数据证明了城乡教育不平等是造成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2]。李实等(2006)认为,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歧视,公共财政资源和社会资源向城镇的过度倾斜导致城乡收入差距越来越大[3]。总之,城乡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的主要原因可以归结为由于体制性因素和政策性因素造成的收入分配不公和资源配置不合理,这个责任应该由政府来承担。因此,建议珠海市金湾区政府采取以下措施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高财政对农民转移支付的比重、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提高农村人口素质和劳动力素质、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加速城市化进程、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城乡第三产业、改善农民进城务工环境、保护进城务工农民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1]张克俊.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分析[J].人口与经济,2005,(6):50-53.

[2]冉幕娟,吴永球,陈永丽.城乡教育不平等与收入差距关系研究[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高等教育版,2006,(1):70-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