阔步走向服务政府（精选6篇）
篇1：阔步走向服务政府
阔步走向“服务政府”
(2004-07-27 06:59:55)
湖北日报记者李先宏 实习生刘恋
从“公章旅行”到“政务超市”
7月6日，汉川市行政服务中心。个体老板杨想群从工作人员手中接过营业执照，连声道谢。
杨想群从北京回到家乡投资50万元开办一家木材加工厂。从他提出申请到办齐所有手续，只用了3天时间。
他高兴地对记者说：“真没想到行政服务中心办事会这么迅速方便。”
像这样的审批事项，在以前少说要十天半个月，多则长达数月，甚至几年。杨想群深有感触地说，那时办事经常是“跑断了腿、磨破了嘴”，还未必办得好。
上世纪90年代，武汉一家企业的危房改造扩建项目，花了两年时间，跑了市、区70多个单位，先后盖了800多个章（次）。老百姓形象地称之为“公章旅行”。
这样的事例至今还让人记忆犹新。除审批事项过多过滥外，一些行政机关在实施行政许可的过程中，很少考虑申请人办事是否方便，申请人常常为一个审批不得不在不同部门之间来回奔波。
传统的行政理念是“政府中心主义”，它简单地将管理方与被管理方对立起来，以为双方只是管制与服从的关系，习惯于“管”字当
头，“罚”字殿后。
行政许可法把便民、服务作为立法中最重要的原则之一，要求政府不仅是管理的政府，更应该是服务的政府、便民的政府，将近年来政府转变作风、改善软环境的服务承诺和便民举措上升为法律规定。“一个窗口对外”、“限时办理”、“统一办理、联合办理、集中办理”，让老百姓办事不再“跑断腿、磨破嘴”。
行政许可法规定，行政许可需要行政机关内设的多个机构办理的，应当确定一个机构统一受理申请，统一送达行政许可决定；行政机关接到申请后不能“一拖了事”，能“拍板”的当场“拍板”，不能当场决定的，行政机关应当自受理行政许可申请之日起20日内做出决定；行政许可申请还可通过信函、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方式提出。“政务超市”通过采取一站式服务和一条龙办公，将行政审批的咨询、受理、协调、服务、审批、收费等事项全部集中在一起办理。
汉川市行政服务中心副主任柳德高介绍，该中心3月1日启动运行，到6月30日止，共受理各种许可事项24299件，办结24045件，按期办结率100%；当天当场办结22733件，最长的15天办结。
据了解，到4月中旬，全省已建成12家市州级、84家县市区级行政服务中心，到年底，我省所有县市将建立“政务超市”。
向审批开刀
开办一个批发市场要112个章；开发一个房地产项目要80多个章；办一个养鸡场要270多个章„„计划经济时代留下的审批项目可
谓五花八门，从黄金首饰的定价到丧葬用品的产销，从39度以上白酒的广告到大学涉外客座教授的聘请，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无处不在。
实现从“管制政府”向“服务政府”的转变，“手术”的第一刀便砍向了行政审批制度。
国务院取消和调整了审批项目1795项，占国务院部门原有审批项目总数的近一半。
我省分两批砍掉57个省直部门审批项目1144项，减幅达51.1%。86个县（市、区）共公布取消了10538项审批事项。经过5轮的行政审批改革，武汉市现有行政审批项目从2000多项减少到228项，成为同类城市中，审批事项最少的城市。武汉市药品监督管理局把原本捏在自己手里的23项审批权削减为5项。在保留的5项审批事项中，有3项许可权由市局下放到区局，市局仅负责“进口药品登记”、“生产第一类医疗器械产品注册”2项审批权。
省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办公室处长笱淮远说，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方向是，凡是可以下放的权力一律下放，凡是可以取消的收费一律取消，凡是可以精简的审批一律精简。
“手术”还未结束。笱淮远介绍，按照行政许可法的要求，对照国务院公布的清理结果，省审改办正在对我省现有的1100余项行政审批项目进行新一轮全面清理审查，确定各部门要保留的审批事项，并向社会公布。凡未公布保留的，不允许继续执行。
“横向砍一刀”
“行政审批事项的提速，还得益于审批环节的减少，有些项目汉川市可以直接审批，不用再跑孝感市和省里了”。柳德高说。
柳德高所说，是指从去年开始我省实行的“强县扩权”改革。去年6月，省委办公厅下发了《关于扩大部分县（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管理权限的通知》，将涵盖计划、经贸、外经贸、国土资源、交通、建设等部门的239项权限，下放至汉川、大冶、老河口、监利、石首、当阳等20个县（市）。
这些下放的权限分为两类：一是除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以外，目前由地级市（州）审批或管理的，改由“扩权”县市自行审批、管理；二是须经市州审核，报省审批的，改由“扩权”县市直接报省审批或审核，报市州备案。
我国的行政审批制度不仅事项多，而且层级也多，手续繁复。一些审批事项须经层层审批。云梦县某项目经县级报市、省两级审批，手续达17项之多，真正批复要等上4至6个月时间。“强县扩权”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一部分。柳德高认为，“如果说减少审批事项是纵向砍一刀，那么扩权等于横向砍一刀，大大减少了审批环节。”
这“横向一刀”砍向了市州级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
据了解，有关部门正在总结“强县扩权”工作，可能下一步的改革动作还要大。
笱淮远说，由“管制政府”到“服务政府”，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必须牢固树立“服务是政府的天职”、“管理就是服务的理念”，这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篇2：阔步走向服务政府
目前，对服务型政府的研究成为一个学术热点。应当肯定，服务型政府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需要继续坚持，但是，真正推广实施的难度也很大。它除要求政府开展更加细致入微的工作外，还需要考虑到种种制度性约束，通盘规划，制定长远的改革战略和策略。
一、服务型政府：
政治还是治政？
改革的目的在于形成一种良好的社会管理体制，实现良好的社会治理。而要实现良好的社会治理，从根本上说，就是要解决好两大问题：政治与治政。
政治学研究表明，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必须是一个合理划分“公共领域”和“ 私人领域”界限的社会。属于公共事务的，纳入公共事务管理的范畴，由公共权力（政府）部门采用法律的、行政的、政策的多重手段去解决。属于私人事务，由私人自己或私人之间（包括个人之间、组织协会之间）通过协商、交易等方式去自行解决。对于“私人领域”的管理可以称作“社会治理”或“治理社会”，属于“政治”的范畴。“公共领域”的管理可以主要地被界定为“政府治理”或“治理政府”，属于“治政”的范畴。前者强调的是“治民”，后者强调的“治官”；前者的目的是要规范公民行为和社会组织行为，保障公民权益，防止暴民政治；后者是要规范政府（包括官员）行为，限制公共权力，防止暴政统治。
从政府改革的角度看，服务型政府意味着政治观念的根本转变：从以统治百姓为核心的政治观念转向以服务百姓为核心的治政观念。前者重在“治民”，限制百姓；而后者重在“治官”，限制政府权力。这一转变与以“控制国家”为内容的民主宪政发展方向并行不悖。基于上述认识，应当把建设服务型政府看作中国政治发展的一项战略目标和任务。因为那不仅符合中国实际的发展路径，而且，从中国的实际考虑，把它作为战略目标，放在与当年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改革一样的位置上，可以通过推动以服务型政府为导向的政府改革，推动中国政治体制变革，促进中国政治发展。
二、政府创新：“形象工程”，还是系统工程？
服务型政府建设不是“形象工程”。建一个“市长信箱”，设两个“局长接待日”，搞三个听政会，弄几个“政府主页”，并不足以打造一个服务型政府。服务型政府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它需要政府理念、制度和行为方式的全面创新。
我们习惯了“政治式的”（治民、管制、服从）思维和行为。现在提出要建设服务型政府，那要求我们培养另外一种“习惯”，那就是“治政式的”思维和行为。这种“治政式的”思维和行为的核心是“治官”，实施的是“管制+自治+自由”的治理模式，强调“服务”而不是“服从”。所以，适应这一革新的理论创新和观念更新是非常必要的。
服务型政府要求摒弃传统的官僚制式的社会管制型政府理念，树立政府部门与社会部门（私人部门和所谓的“第三部门”）携手合作的社会治理理念和公共服务型政府理念。服务型政府的理论基础应该是“民主”+“宪政”+“治理”，它体现的是以民为本、依法治政、共管共治的治国理念。
服务型政府建设还需要在重新界定政府角色和定位的基础上，实现制度创新。在一般的政治学研究中，政府角色被界定如下：在国际社会中，政府是国家主权机关；在政治体系中，政府是政治权力核心；在社会生活中，政府是公共管理机构；在经济生活中，政府是市场秩序监护人；在民间生活中，政府是社会纠纷仲裁者；在私人生活中，政府是公民权益维护者。这样，在制度创新的过程中，政府要恪守维护公共利益的立场和职责，全面推广在国际上行之有效的责任制度、公示制度、听政制度、监督制度。
在具体的政府行为方面，要切实做好几方面的工作。第一，要将诚信政府落在实处，杜绝形象工程和运动式管理，要实实在在办事；政府做事要有系统规划，要有成本效益意识，要有责任观念和明确的问责机制。第二，政府管理要做到有板有眼。服务型政府建设是一件“细活”，它更加关注于管理的细微之处，要求政府工作更加精心细致。1980年代以来西方
国家政府改革的总体方向是缩小政府管辖范围，实行解制改革，其重点不是针对结构问题，而是着眼于管理细节，实现管理操作和过程的精致化。在中国，建设服务型政府虽然受到来自结构方面的制度性约束，但在既有结构条件下还是有大量细致化的工作要做也可做。强调政府要为百姓提供服务，而百姓所直接感受的并不是结构和制度，所认同的也不是政府花了多少钱，办了多大场面，做了多少工程，而是实实在在的生活体验：安全不安全、麻烦不麻烦、便利不便利、冤屈不冤屈。服务型政府就是要遵照结果导向来改造政府。这种结果必须从老百姓的角度去感受、去定义。
新公共管理运动有一个口号，要像企业经营那样去经营政府。我们可以通过比较企业服务与政府服务来检讨政府工作。其实，明白了企业做服务的道理，也就明白了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道理。企业做客户服务，首先要明白它的服务对象是谁，其次要明白这些客户的需求是什么，然后针对不同客户的不同需求，提供专业化的服务。要站在民众的立场上做好政府服务，就要求把百姓分成不同群体，看看政府到底能为他们做什么事情：对城镇居民怎么做？对农民能做什么？对民工能做什么？对学生和教师能做什么？对中小企业能做什么？对于大型企业能做什么？对于社团组织能做什么？对于游客能做什么？对于军人能做什么？依此类推，可以不断深入细化，而且能够让各级政府有积累性地推进地方工作。
三、政府再造：单兵突进，还是双管齐下？
一般认为，政府改革只是政府内部结构调整。因此，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努力方向和工作重点理应放在机构改革、职能调整、人事改革、制度创新等方面。这些工作当然重要。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还有另外一个属于政府之外的工作也非常重要，那就是处于非政府领域的社会自组织的发展。
服务型政府管理模式的实现需要有两个方面的努力：一是改造我们的政府，实现政府解制和减负，让它真的成为一个提供良好公共服务的机构；二是改造我们的社会，鼓励“第三部门”的发展，在能够实现社会自理的领域尽可能实现社会自治，在不能自理的领域，实行政府与社团组织的共管共治。
这里需要明确几个概念。第一，旨在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改革并不仅仅是行政改革，而是政治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真正意义并不是调整政府内部的关系，而是调整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第二，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并不简单意味着政府职能的收缩。针对我们原来的政府模式，简政放权当然是必要的，而且我们也一直在这么做。但问题的关键是，政府放权放给谁，政府放弃的阵地由谁来“占领”。
政治学研究还表明，国家与社会处于双向互动之中，国家的退却和政府职能的收缩是以社会自组织的发展为条件的。因此，在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改革的同时，一定要制订社会发展促进战略，鼓励和推动社会组织的发展。通过各种非政府组织，把分散的公民组织起来，进行利益表达、参与政治生活，实行一定程度的自治（自我管理），既可以提高管理绩效，也可以节省政府开支，减轻政府负担，避免政府直面社会矛盾和冲突而没有回旋余地。
篇3：阔步走向服务政府
一、中国传统治理模式的困境和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的提出
国家治理问题是自有国家以来世界各国共同关注的话题。特别是伴随资本主义发展催生出一系列社会问题, 国家管理的任务越来越繁重, 负担也越来越大。为此, 许多国家的政府都采取积极干预社会生活的方式, 导致政府越来越居于社会的中心地位, 在推动社会发展的同时, 也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传统政府管理模式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按马克斯·韦伯科层制框架建立起来的一种比较适合工业文明时代特点的政府管理模式。然而, 在进入20世纪60年代, 这种模式的继续推行却导致西方各国普遍遭遇政府开支过大、财政危机加重, 经济停滞、效率下降、福利困境和民众不满等社会问题, 作用受到越来越多人的质疑。由此引发美国“新公共行政运动”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以私有化为主要内容的行政改革浪潮, 才有持续至今的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总的脉络是:从70年代围绕重新界定政府和市场关系, 提倡公共服务民营化、市场化;到80年代提出“重塑政府”和“再造政府”;直至进入90年代重新探索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模式, 打出“良好治理”的旗帜, 从善政走向善治, 从政府管理走向政府治理。使当代政府治理呈现出社会化、多元化、人性化和国际化的发展态势。
在中国, 受宗法传统和专制体制长期影响, 国家和政府自古以来就一直凌驾于民众和社会之上。长期官本位导致市场、社会和个人作用都受到制约, 国民也习惯了家长制统治方式, 且世代相传。这种传统在建国后又和权力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结合在一起, 遵循政治与行政不分的一元论和古典官僚制度, 信守政府是国家代表, 主要凭借政府权威, 以政治方式对待行政, 以行政方式对待经济, 导致国家与市场、社会高度合一, 政府本位被强化, 市场受限, 社会缺位, 法治不独立, 人本意识缺失, 公域和私域界限模糊, 个人自由和权利受到忽视, 呈现出高度集权的大包大揽全能型政府特点, 具体说:一是政府垄断了几乎所有公共事务治理。二是重管制轻服务。三是社会和个体需要受到忽视。四是法制没有权威。我国正处在由传统到现代的社会转型时期, 群众需求日益多样化, 公民法治意识和维权意识不断加强, 不可避免产生各种各样的矛盾和冲突, 同时也形成了代表不同利益的多元社会结构。社会各阶层必然要从维护自身利益出发, 对政策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对政府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尤其人与自然关系、人与社会关系、人与自身关系等伴随经济增长却面临严重失衡;区域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干群差距不断扩大;心理危机、价值危机、情感危机及生态安全、食品安全、健康安全、职业安全、人身安全等问题日益突出;民主、法制、公平、自由等越来越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和发展的焦点与诱发因素。特别令人忧虑的是GDP至上发展模式导致一些地方政府与民争利, 民众合法权益受到侵害, 个体极端事件和群体性事件频发。这既是历史积淀和体制不健全的后果, 也反映出以往我们在政府理念上的失当。这一切都说明, 政府事无巨细包揽所有事务已经不合时宜。
从政府起源来说, 政府是从社会中分离出来并凌驾于社会之上的一种公共力量, 这种力量来源于公民权利的让渡, 政府理应按公民意愿为公民提供优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从国家作为单一主体的管理和控制向以国家与社会联动为特征的多元主体协作格局的转变, 无疑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引入“治理”理念, 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 为正确履行政府职能指明了方向, 即进一步简政放权, 放活市场、社会、司法, 最大限度减少中央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 使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 体现了中国政府治理模式在全球化浪潮下的与时俱进。
二、由“善政”走向“善治”:治理视野下的服务型政府建设
政府管理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管理部门从公共利益出发, 运用政治、经济、法律等社会公共权力整合全社会各种资源, 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权威性分配, 更好地提供社会公共服务产品, 以实现公共福祉的一种政府公共治理能力。政府管理的主体都是公共部门, 客体是公共物品, 目的是公共利益, 手段是社会公共权力, 实现方式是制度、体制和机制, 归结为一点就是公共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服务性, 表现就是提供关涉教育、医疗、住房、福利、安全等全社会公众整体利益的各种公共服务, 而且还要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
20世纪70年代以来, 伴随各国政府改革难以真正走出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交替出现的困境, 尤其第三部门兴起和网络技术发展, 打破了以往政府管理的单一性和垄断性的传统管理模式, 现代治理由此而生。治理作为控制手段, 一直与统治和管理交叉使用。全球治理委员会在1995年《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研究报告中给出最具权威性的治理概念, 即治理是各种公共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过程。它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 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认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2]治理不是一整套规则, 而是一个运行过程, 其基础不是控制, 而是协调。既涉及公共部门, 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理论认为, 国家权力中心除政府, 还包括市场和非政府组织, 它们往往通过相互合作解决公共事务, 政府与这些组织之间的关系由传统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变成多元的、上下互动的、相互依存与合作的平等伙伴关系。明显特征是共识、共治、共享, 追求的不是善政意义上的理想政治管理模式, 而是善治意义上的现实政治管理模式。作为一种政治管理过程, 治理和统治都需要权力和权威, 最终目的都是为了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不同在于:治理强调包括政府、私营部门、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等在内的各种主体不断调和相互冲突的目标并自愿采取一致行动, 共同参与公共事务管理, 以达到共同目标的过程, 它是对统治的弥补和深化, 这样的社会控制追求的是超越善政的善治。
“善政”就是某种意义上的“德政”, “善, 德之建也。” (《国语·晋语》) , 意味着“吉祥”和“美好”, “善, 吉也。” (《说文》) 善政是自有国家和政府以来人们期望的理想政治管理模式。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善政逐渐受到了善治的有力挑战。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 基本要素是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回应、有效, 本质特征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 体现的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和最佳状态。善治意味着国家权力向社会的回归, 是一个还权于社会和还政于民的过程, 体现的是国家与社会的新颖的良好合作关系, 离不开政府, 更离不开民众。与之相适应的政府理念自然就是善治意义上的服务型政府。
善治是通过提供优质公共服务实现的, 善治的政府就是服务型政府。只不过善政意义上的服务型政府是建立在传统管制理念基础上的权力主体一元的全能型集权型政府, 而善治意义上的服务型政府是建立在治理理念基础上的权力主体多元的分权型政府。无论统治、管理, 还是治理, 目的其实都是为民众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 只不过理念和方式随时代变迁有所变化。“善”是做对他人有益的事, 也包括服务。“服务”就是服务的提供者为满足他人和集体需求而做的给人带来某种利益或满足感的一种或一系列活动。“服务”是“善”的体现, 二者都是以为他人和社会提供有价值的产品而获得社会认同, 服务提供者和服务接受者只有分工不同, 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利他性是确立服务关系的根本前提。以服务的接受者为导向并受其支配, 具有一定的自愿选择性。善治意义上的服务型政府就是在治理理念指导下, 立足“公民本位”, 按照公民公共意志组建并运行的, 通过国家、政府、市场、法制、社会及公民个人良好合作关系, 以为公民提供最佳公共服务为宗旨并承担服务责任, 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的人民政府。其具体行政行为就是善治的政府行政。具体内容包括:制度供给、资源保护、政策服务、宏观经济稳定、维护市场竞争和实现社会公平等。这样的服务型政府是以公民为本的政府, 价值取向是满足公民需要、尊重公民意愿、重视公民参与。目标方向是实现“善治”意义上公民和社会意愿的最大满足。
我们党一直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是为了治理体系和能力与时俱进, 跟上时代步伐, 实现治理范式的转型升级, 实现治理能力大幅提升, 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各种国家事务的效能”在此前提下, 顺应社会转型和进一步现代化的需要, 就必须正确处理执政党、国家、政府与市场、社会、公民及法制的关系, 不断根据形势和任务的变化调适和改进不合理的体制、机制, 真正实现政府治理方式的现代化转型。
三、走向善治的服务型政府建设总体思路
伴随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和网络时代的到来, 社会上多元思维和声音开始出现, 冲击着旧的僵化和顽固的体制, 促动统治和管理型政府向治理和服务型政府转变, 推动着中国从善政走向善治。
第一, 必须坚持党对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的领导, 同时推进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我们党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和主导力量, 应该而且必须适应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 率先推进以自身建设现代化为旨归的改革和调适, 如此, 才有资格、有能力推动和保证全面改革的不断深化。这不仅因为执政党建设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且因为执政党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前提和保证”“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内涵着党的执政能力现代化”]当然, 强调多元共治离不开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正确领导和主导性政策价值体系, 但也不能代替整个社会多元思维, 为此需要包容性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目的最终还是为了更好地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第二, 创新政府治理方式, 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 这是建立现代政府, 实现政府善治的明确要求。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行使者, 必须确实履行治理社会的基本职能。改革进入深水区后, 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老问题亟待解决, 一些新矛盾不断积累, 尤其网络社会发展给政府治理提出了许多新课题。各种问题交织在一起, 对政府有效治理构成严重挑战。为此, 政府治理必须创新, 努力做到科学治理、依法治理、良好治理和有效治理, 更好地实现全能型政府、管制型政府向有限政府、创新政府、服务型政府转变。实现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公平等方向发展。
第三, 通过转变政府职能, 重塑政府角色以实现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紧紧围绕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 切实转变政府职能, 实现由管制型、集权型、无限型政府向治理型、分权型、有限型政府转变, 从善政走向善治。为此就要加大政府体制改革力度, 最大限度减少中央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 放权给市场、社会、法制、地方和基层, 探索多元共治的市场取向新权力格局。这就要求政府工作人员必须转变观念, 淡化“官本位”, 重视“民本位”, 淡化“管制”, 重视“治理”, 树立服务意识, 践行服务理念, 增长服务本领, 通过提高自身素质以适应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需要。在当前的一些党员干部思想意识中, 并没有很好地把善治理念贯彻于服务型政府建设中, 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 一些地方和部门放权事项的含金量并不高, 行政审批的流程不规范, 放管脱节, 法制不完备, 相关措施不配套。追根溯源, 还是管制理念在作祟。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 以深化行政审批改革为突破口, 简政放权、调整政府机构, 创新行政管理方式, 明确划分了政府与市场、社会和法制的职能, 有效激发了社会各个方面的活力, 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迈出了重要步伐, 为今后经济与社会更好地发展扫清了体制和机制上的障碍。
第四, 创新社会治理, 改进社会治理方式, 促进公民社会和第三部门发展以及公民广泛参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社会管理”改为“社会治理”, 由“管理”到“治理”, 一字之差, 但内涵更丰富。“社会管理”往往强调的是政府自上而下的管控, 而“社会治理”更加突出党委和政府主导下的多元社会主体共同参与、良性互动, 尤其是协商民主和法治方式。这就意味着必须由传统的社会体制向适应治理时代发展需要的现代社会体制转变, 也即通过深化社会体制改革和创新逐步实现国家社会治理的现代化。为此必须加强党委的领导和政府的主导作用, 调动社会各方面广泛参与, 实现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突破口就是放开社会, 还政于民, 大力发展社会组织, 进行社会治理创新, 这又离不开培育成熟的公民意识。政府应对社会组织更多地引导, 较少直接管制和干预, 尽可能让民间组织及公民个人更多承担社会治理责任。同时以网格化管理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 及时反映和协调人民群众各方面、各层次利益诉求。要通过开明的政治使老百姓正确行使宪法赋予的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知情权等合法权利, 真正践行人民当家作主。
第五, 坚持依法治理, 规范权力运行, 正确处理好善治与德治和法制的关系。推进善治意义上的服务型政府建设离不开严密的法制, 然而, 在这方面的法制改革还是相对滞后的, 相关制度也不配套, 例如在取消对商事主体工商登记的前置审批方面, 还是受到许多不合理法律的约束;在市场监管方面的法律法规也是政出多门, 彼此不协调;购买服务的范围和程序都缺乏清晰的制度规定。法制建设跟不上, 相关制度措施不配套、不健全, 必然会妨碍各项改革的深入推进, 影响到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实际效果。善治作为国家治理的一种理想的政治状态, 有赖于法治和德治的有机结合。没有民主和法制不会有真正的善治, 但仅有民主和法治也很难达到善治, 所以, 在走向善治过程中必须注重民主和法治的作用, 民主与法制有机结合的理想状态就是善治。为此就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 同时强化道德约束, 规范社会行为和权力运行, 依法调节利益关系和协调社会关系, 更好地解决社会问题。途径就是通过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实现治理法制化和治理制度化, 以更好地解决权大于法和情大于法的问题, 才能真正从“暗箱操作”走向“透明行政”。
第六, 总结吸收当代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中的最新成果, 借鉴国内外政府改革中的成功经验, 包括运用新科技手段进行政府治理创新的有益尝试。密切跟踪行政体制改革的进展, 推进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一是努力在职能转变与机构改革相结合、简政放权与强化监管服务相结合、创新政府治理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相结合、行政体制改革与转变机关作风相结合等方面取得突破等问题;二是要研究权力下放过程中的明确部门边界、理顺职责关系问题;三是要研究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注重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改革等问题;四是要研究按照市场化改革方向扩大政务公开, 规范权力运行等问题;五是要研究行政审批权下放过程中明确中央地方经济社会事务管理权责和整合财政转移支付等问题;六是要研究推进行政体制改革过程中的协同性、系统性和创新性等问题。通过对以上问题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 有利于彻底变革现有行政模式, 提高政府治理能力, 建设有为政府, 实现政府有效治理的创新和发展。
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政府治理活动是政府、市场与民众共同需要基础上有效互动的制度公共性生成、演进和发展过程, 杠杆是民主法治基础上公民权利的彰显, 政府需要的满足往往要通过满足社会公众需要才能实现。推进善治意义上的服务型政府建设, 就是要通过深化行政体制改革致力于构建现代政府, 为此就要将其纳入积极推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框架之中, 与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目标相衔接, 按照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新思路, 着力创新行政思维、行政方式和行政手段。只有加大行政体制改革的力度, 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 推动善治意义上的服务型政府建设, 打造让人们满意的政府, 才能真正落实和践行“公民本位”, 更好发挥政府服务于民的作用。才能切实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 有效调动社会各方面积极性和创造性, 才能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摘要：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随着我国改革进入深水区和网络时代的到来, 冲击着旧的僵化和顽固的体制, 促使统治和管理型政府向治理和服务型政府转变, 推动着我国从善政走向善治。要有效构建基于治理理念的善治意义上的服务型政府, 我国应坚持党对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的领导, 大力推进党的建设制度改革, 创新政府和社会治理方式, 转变政府职能, 规范权力运行, 并借鉴国内外政府改革中的成功经验, 以大力推动善治意义上的服务型政府建设, 更好发挥政府服务于民的作用。
关键词：善政、善治、治理、服务型政府,建设问题研究
参考文献
[1]韩冬雪.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治理体系[J].阅江学刊, 2014 (3)
[2]王强.政府治理的现代视野[M].北京:中国时代精神出版社, 2010 (200)
[3]江必新.实现非国家治理的现代化[N].人民日报, 2013-12-03
[4]马国钧, 裴国辉.国家治理中的执政党现代化建设[J].理论探讨, 2014 (3)
篇4：即墨国际商贸城阔步走向国际化
深受欧债危机影响的意大利企业急需拓展中国市场，而即墨国际商贸城需要通过国际品牌的引入提升市场品质和档次，双方意愿的相互统一促成了这个项目。
记者走进意大利时尚馆，其具有浓厚欧陆风情的布局风格和时尚典雅的各类商品让人恍如来到了意大利，工艺精致的皮具、造型别致的饰品、芳香四溢的咖啡、时尚浪漫的服装，都是正宗原版的意大利风格。这个2000余平方米展区里展示展销的万余种商品全部来自意大利本土生产企业，是意大利手工业联合总会牵头组织意大利企业落户中国县级市的首个项目。
那么，意大利的众多企业为何会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与即墨这个县级城市“缔结良缘”呢？
“深受欧债危机影响的意大利企业急需拓展中国市场，我们需要通过国际品牌的引入提升市场品质和档次，双方意愿的相互统一促成了这个项目。”即墨国际商贸城市场建设服务中心主任巩志良一针见血地指出。
据了解，意大利是有着辉煌历史的欧洲文明古国，其皮具、皮鞋、服装等商品以做工精细、品质上乘而闻名、畅销世界。自2011年下半年恶化的欧债危机以来，欧美国家经济持续下滑，消费市场不断萎缩，欧美企业纷纷将目光转向消费市场庞大的中国。经济领域的领先一步，往往意味着在今后的发展中能够牢牢把握主动，实现领先发展。为此，从2012年以来，市场建设服务中心就积极主动地与意大利、法国等欧美国家的相关机构对接沟通，探索搭建国际品牌进驻即墨市场的新平台。
国际时尚城将汇集全球时尚名品
国际时尚城将汇聚来自欧洲、北美洲、南美洲、大洋洲的上万种特色商品和时尚名品，涉及珠宝饰品、食品、日用百货、服装鞋帽等十余个大类，全部商品均来自生产国本土。
作为即墨国际商贸城国际化发展战略的一部分，位于即墨小商品新城四层的国际时尚城，将汇聚来自欧洲、北美洲、南美洲、大洋洲的上万种特色商品和时尚名品，涉及珠宝饰品、食品、日用百货、服装鞋帽等十余个大类，全部商品均来自生产国本土。代表商品有：意大利的皮具、皮鞋、服装，巴西的宝石，以色列的钻石，意大利、巴西、以色列、澳大利亚的红酒，韩国、美国、日本、法国、以色列的化妆品和护肤品，巴西、阿根廷的咖啡等。
已经开门迎客的意大利时尚馆，将为国际时尚城的国际化发挥示范引导作用。“对即墨市场来说，意大利时尚馆项目是一个全新的项目，也是一个意义重大的项目。这个项目的落户开业，不但可以大大丰富提升即墨市场的商品种类和经营档次，而且可以将即墨的针织、服装、小商品等特色产品推介到国外，进一步扩大即墨市场的辐射面和影响力，为下步建设国际时尚城创造良好条件。这个项目同时也将为即墨市场带来先进的经营模式、管理方式和营销理念，加快即墨市场的转型升级。”巩志良说。
六大板块托起商贸集聚区
中国即墨国际商贸城建成运营后，将在核心区形成服装市场、小商品新城、四季青国际纺织服装城三大市场板块，周边布局复星集团天贸城、即墨商都、青岛国际服装产业城三大配套板块。
中国即墨国际商贸城规划建设顺利推进。目前，以内部改造和外部扩建为主要内容的服装市场升级改造工程已全部完成，新增市场建筑面积9万平方米，市场的商铺总数达到9000个，全面提升了市场的外部形象和配套功能；建筑面积30万平方米的即墨小商品新城已完成主体工程建设，计划明年8月投入运营。
除此以外，还有众多大项目即将或已经落户：由四季青服装集团、福建石狮服装商会投资72亿元建设的即墨四季青国际纺织服装城一期女装城项目顺利开工，全国最大的综合类民营企业复星集团投资建设的即墨天贸城正在加快推进。另外，总投资80亿元的青岛国际服装产业城、总投资63亿港元的即墨商都等项目都将成为中国即墨国际商贸城的新亮点。
中国即墨国际商贸城建成运营后，将在核心区形成服装市场、小商品新城、四季青国际纺织服装城三大市场板块，周边布局复星集团天贸城、即墨商都、青岛国际服装产业城三大配套板块。这六大板块总投资将超过300亿元，总建筑面积超过600万平方米，实现年交易额超过1000亿元，安置就业人员超过30万人，成为中国北方规模最大、档次最高、带动作用最强的商贸物流聚集区，为全市实施商城、古城、新城三城联动以及特色精品城市、现代产业体系建设乃至即墨经济社会的跨越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未来，中国即墨国际商贸城将着力打造深文化体验、休闲购物、品牌直销等多功能于一体的时尚商业中心，为全国各大商场批发采购提供有力支持，为广大消费者追求时尚、提升生活层次和品位，创造理想的休闲购物天堂，为国内外广大客商提供面向中国、走向世界的广阔发展平台。
四大措施全面实施国际化战略
积极创新招商模式、高起点快速度建设、聘请行业协会指导、实施品牌化国际化战略，是中国即墨国际商贸城规划建设的四大亮点。
2012年，新一届市委、市政府在新一轮发展布局中，作出了规划建设26平方公里的中国即墨国际商贸城的战略部署，计划用3～5年的时间，整合迁建城区范围内布局分散、设施落后的16处市场，着力打造年交易额超千亿元的中国即墨国际商贸城，并着力打造中国北方规模最大、档次最高、带动作用最强的商贸物流聚集区。
这一举措，是即墨市实施特色精品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和“三城联动”战略的重要部分，并被中国商业联合会列入了中国市场“百城万亿”增长计划，这标志着即墨市场商贸业发展进入了加速崛起的新阶段。
积极创新招商模式、高起点快速度建设、聘请行业协会指导、实施品牌化国际化战略，是中国即墨国际商贸城规划建设的四大亮点。
首先，积极创新招商模式。实施“政府主导市场规划、企业参与市场建设、按照投资分配产权、统一市场管理服务”的招商合作模式，既解决建设所需资金规模较大的问题，又引进国际国内领先的规划理念和发展思路。
其次，高起点快速度建设。今年5月2日，小商品新城正式开工建设，四个建筑公司分四个标段同步施工，同步建立激励机制，既比质量又比进度，实现了主体工程东侧11天一层、西侧13天一层的高速度推进，截至9月20日仅仅4个多月的时间，总建筑面积30万平方米的主体工程成功封顶。
第三，聘请行业协会指导。8月8日，中国商业联合会、中华民营企业联合会主办的中国市场“百城万亿”增长计划即墨行暨即墨国际商贸城“千亿”增长计划启动仪式以及2013中国市场产业发展与升级高峰论坛在即墨市成功举行。
第四，实施品牌化、国际化战略。2000平方米的意大利时尚馆于10月16日成功开业，在意大利时尚馆设点销售原装意大利手工产品，标志着国际商贸城的国际化战略实现了实质性突破，走在了全国同类专业市场的前列。目前，市场建设服务中心正在加紧与韩国有关方面的对接沟通，引进建设一个3000平方米的韩国时尚馆正在加快推进，将于年底前投入运营。明年还将在小商品新城设置汇聚欧洲、美洲、大洋洲和日韩等国家特色名品的国际时尚城。
篇5：阔步走向服务政府
关键词：危机管理,公共政策,流程型政府,价值实现
近几年来, SA R S、甲型H 1N 1、汶川地震、玉树地震等一系列的公共危机事件的突发对我国的公共危机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和严峻的挑战。表现为人民群众对公共安全的政策诉求与传统管制型政府政策价值实现之间的矛盾。笔者认为, 政府从管制型政府走向流程型政府, 转变公共政策价值实现的运作机制是解决该组矛盾的必然要求。
一、公共危机管理的政策价值定位与传统管制型政府的不足
公共政策是一个与功能、目的紧密联系, 并最终以实现公共利益为价值旨归的活动过程, 并且其价值定位起点和最终都应当是人民群众的利益。其定位应当包括以下三方面:一, 以满足人民群众在危机事件中的政策诉求的安全价值为己任;二, 确实能够为降低公共危机的破坏性, 提供政策预防和保障的安全价值为旨归;三, 维护政府的合法性。
传统管制型政府存在的不足可以概括为:政府本位为指导理念, 科层制为管理模式, 并以完成任务、追求效率为根本目标。杨宏山指出, 法律法规和公共政策由政府部门拟定或主导, 社会公众缺少有效的政治参与渠道和途径, 相对于政府部门利益而言, 公众利益尤其缺少话语权的底层民众的利益处于弱势地位。1
二、现代流程型政府在公共危机政策价值实现中的转变
公共危机管理过程中, 传统管制型政府在理念追求、信息技术掌握、管理模式、社会参与四个方面都呈现出缺陷, 这些影响着政策价值的实现。笔者认为, 政府走向现代流程型政府即是时代的需要。应当发生如下转变:
1. 政策价值实现方向上发生转向
树立现代流程型政府理念。流程型政府是“社会本位”的政府, 在公共危机事件管理中始终以人民群众为中心。这才是重中之重。
2. 建立健全完善的信息技术系统
有学者指出, “如果公共政策制定的行政体系是人的身体的话, 那么信息就是神经。信息的充分与否, 决定着政府危机管理预案制定的水平和决策者是否能做出正确的决策, 指挥者是否能充分利用各方面的资源。”2必须运用好信息技术, 加强信息数据库的系统开发和建设, 具备精准的专业性、便利的操作性, 高度的共享性、真实性。另一方面实现信息的公开与透明。人们能够基本同步了解危机事件发生的原因和现状, 采取科学措施, 辟除谣言、维护社会稳定。
3. 政策价值实现模式的转变
戴维·奥斯本和特德·盖布勒特别指出要提高政府预见性3, 传统管制型政府的政策价值实现模式是以政府面对危机事件的反映速度和能力为核心特征的。显然这种缺乏预警机制是被动性和滞后性。因而提高政府预见性, 就是要转变, 首先, 完善预警机制的相关法律、法规, 建立规范化;同时能够赋予危机管理主体各种法定权力, 调动各种社会资源。其次, 设立全面、专门的危机管理机构。最后, 建设危机评估系统。
4. 政策价值实现的社会参与主体多元化
危机管理不应只是政府自身的事务, 在组织模式上还需强调多元主体的广泛参与、补充。首先, 流程型政府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应当由传统的唯一力量转变为主导力量, 制定宏观战略、具体计划, 统一调度社会各种资源, 主导整个危机事件的规范、科学的进行, 提升政府可信度。其次, 很多非政府组织所具备的危机管理的专业能力也正是政府所需要的。最后, 将更多的个人纳入公共危机管理体系中来, 增强公民自身的心理素质和自救常识学习, 进而提高社会整体救援体系的成熟度, 并逐渐在实践中使之规范化、制度化, 建立好政府与公民个人之间的沟通桥梁[3]。
参考文献
[1]董克用.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第52页
[2]李明强, 刘洪涛:《我国公共危机管理中公共政策制定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建议——基于5·12汶川大地震的思考》, 《长江论坛》2008年第6期
[3][美]戴维·奥斯本, 特德·盖布勒:《改革政府》[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6, 第202页
篇6：政府购买服务走向PPP
政府购买到底怎么“买”?
《新理财》：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目前局限在地方政府为提供当地的公共服务而做的一些尝试上，缺少一套规范的流程，在购买的过程中，一些问题也暴露出来。例如，北京市亿元购买NGO服务的过程中，出现了财政资金未能及时到位的现象。您是如何看?
孙洁：北京市亿元购买NGO服务的初衷是好的，在北京会议中心举办的资源配置大会，我也参加了。这次北京市政府购买服务的规模和力度都非常值得肯定，但是下一步应尽快将购买公共服务资金纳入年度预算之列。这次的购买实属一次突发事件，比较仓促，也给财政部门造成了一定困扰。因为一旦预算下来，一个萝卜一个坑，再去追加资金，就不是一个常态了。这是实际操作中遇到的一个问题，将来一旦资金纳入预算，就不会再遇到这种问题了^现在这只是一个暂时的问题。
《新理财》：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过程应该本着公平的原则，公开向社会招标，而现在这样的公开竞争并非是个一般原则，很多购买还属于内定，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孙沽：导致这种现象有多种因素，不能一概而论。理论上讲，购买公共服务的资金属于财政资金，应当先纳入预算之列，所采用的购买方式应该通过政府采购的形式，要求公开招标。但现在未能实现的原因有很多：一方面是体制因素导致非政府性、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准人困难，且自身的实力有限，提供服务的水平相对不够，难以参与到竞争当中；另一方面，政府目前没有将购买公共服务明确纳入到《政府采购法》中去，缺少公开招标、公平竞争的法律和制度依据。
《新理财》：下一步要如何解决?
孙洁：《政府采购法》中有明文规定，采购的范围包括货物、工程和服务。但现阶段政府采购过程中所涉及的服务，只局限于服务政府本身的。而我们所谈到的服务，是为民生、为百姓提供的公共服务。所以，下一步可以考虑将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纳入到《政府采购法》范畴内，资金也纳入到政府采购资金预算内，我认为，这是一个大前提。
《新理财》：那么在购买服务的监督上应该注意哪些环节?
孙洁：对公共服务监督，本身是一个很虚的概念，是很难监控的。服务的好与不好，很难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而我们现在能做到的，是在可监控范围内，例如，项目的申报、财务的审批等等，在这些技术上能够实现监控的领域里，尽可能地引入独立的第三方监督管理机制。因为很多涉及到公共服务的项目都具有较强的专业性，一定要保证监督管理者的独立性，否则容易在购买公共服务的过程中滋生腐败。
《新理财》：2010年，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领域里，您看到了哪些进展?
孙洁：在这一年中，很多地方政府都在政府购买服务领域里做出了探索。我之前去无锡、南通、还有上海闵行区进行了实地调研，各地方政府购买的方式各不相同，提供服务的领域也是多种多样，整体效果还都是不错的。北京市今年也大规模的开展了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都取得了一定成果。12月6日民政部在杭州也将举办一届中国与澳大利亚关于购买公共服务的论坛，我也将参加。总得来说，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是政府财政支出改革的一个国际趋势，现在也得到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
PPP模式大势所趋
《新理财》：您刚才提到去上海辩闵行区调研，调研的结果如何呢?
孙沽：上海闵行区在这一点做的相当规范。闵行区在当地发起依照不同服务项目建立志愿者服务队，并且为所有志愿者配套了社区服务卡。服务卡内充100元钱，一共发了1000多张。同时政府又联系了众多商家加盟，志愿者凭卡到指定商家消费，可享受打折优惠。现在已发展到30多家，由于这种尝试非常成功，现在政府新推出的社区服务卡已经不需要再充值了，完全成为r一张打折卡。最初闵行区在做这项尝试的时候，非常担心商家不愿意加入，但实际上有很多商家抢着加盟，积极性非常高，对商业有明显的刺激作用。另一方面，志愿者的积极性也被调动起来，首先感到自己的志愿行为得到了政府的认可和重视，是种荣誉的象征，又能通过社区服务卡享受到实惠。在整个过程当中，政府充当T--个协调者的角色，利用极低的成本，带动了企业与个人的广阔资源，一举多赢。目前闵行区还准备将社区服务卡的功能进一步延伸，使其具备积分的功能。比如，一个志愿者，去养老院义务服务两个小时，折合成一定积分，存入实名制的社区服务卡内。之后待志愿者本人或其亲属需要任何服务的时候，可以利用卡内积分换服务，不需要花一分钱，享受别人的服务。
事实上这种尝试，已经拓宽了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含义，它属于一个新兴的领域，即公私伙伴关系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这种公私伙伴关系是西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主流模式，已经非常普遍To我们国家现在开拓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只是公共财政契约化的一种初期的模式，是一种最基本的方法，而PPP公私伙伴关系则是政府购买服务下一步的延伸和拓展，它能更有效地利用社会资源，发挥更大作用。
《新理财》：能具体解释一下这种公私伙伴关系吗?
孙洁：所谓PPP公私伙伴关系，是指政府部门，也就是公共部门，与民营部门，也就是私人部门之间的一种合作过程。它的目的是让私人部门所掌握的资源参与到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中去，从而实现公共部门的职能，同时，也为私人部门带来利益。
在这个过程中，私人部门的参与应当经过公共部门的同意和许可，而且为了确保私人部门提供公共服务的质量，必须要接受公共部门和群众的监督；与此同时，公共部门为了让私人部门合理参与，也应当保证其实现一定利益、帮助其控制相应的风险等，以保证私人部门愿意去参与公共服务类型的项目。
《新理财》：可以通过那些方法构建公私伙伴关系?